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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袁世凯传
作者：金金


出版社：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11月
ISBN：9787806758489
所属分类：图书>传记>政治人物>中国近现代政治人物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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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一个枭雄的传奇人生，解读一个真实的袁世凯


内容推荐：
他曾积极发展实业，统一币制，创立近代化司法和教育制度；他也被称为阴谋家、伪君子、窃国大盗：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且看一个梟雄真实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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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青少年时代

第一节出身世家
　　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县人。祖若父皆显宦，固世家子也。〔日〕佐藤铁治郎《袁世凯》。
　　“世凯字慰亭，为保中之子。生于清咸丰九年。”（《袁世凯轶事》）
　　“大总统袁公世凯，河南项城县人。前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生于县北之张营，因乱徙居营东二十里，筑寨聚处，是曰袁寨。”（《容庵弟子记》卷一）
　　时捻匪出没皖豫间，常游弋寨外，焚掠附近村舍，群儿骇走。公方五龄，家人负之登陴纵观，万众沸腾，略无惧色。其胆识坚定，由天赋也。本生父受臣公保中奉重慈家居，筹办团防，保卫桑梓。《容庵弟子记》卷一。
　　“1859年北洋派开山老祖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县的一个官僚大地主的家庭。他出生前，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发动过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曾经席卷大半个中国；捻军也崛起于淮河流域纵横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省。项城地当豫皖两省之交，正是捻军神出鬼没之地。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正是以镇压捻军起家的清军大头目，袁甲三侄辈保庆、保龄、保恒等也都以‘从军有功’，用人民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真个是：一门鼎盛万民遭灾。袁甲三的另一侄儿袁保中留在家乡办理团练，虽不曾挣得功名，却也不失为地方上的一霸。此人正是袁世凯的生身父亲。”（陶菊隐《袁世凯演义》，中华书局1979年版）
　　“袁甲三，字午桥，河南项城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子保恒，字小午，道光三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清史稿》卷四一八）
　　


第二节青少年时代
　　同治七年冬，笃臣公以道员发往江苏差遣，公侍行。淮安张中丞汝梅留度岁，极爱重公，许其远道。八年，侨寓扬州，复移江宁。《容庵弟子记》卷一。
　　幼失怙，性放诞，不事家人生业，笃好交游，上自骚人侠客，下至屠沽者流，皆相友善。凡乡里有以势凌人者，辄代不平。
　　世凯兄弟六，嫡母刘氏，只生其次兄世敦一人。凯与世昌、世廉、世辅、世彤皆庶出，其兄多恶之。又见其挥霍无度，恐为所累，因与析居，未几而家产荡然，诸兄不齿。日与诸无赖游，生端好事，渐为乡党所不容。〔日〕佐藤铁冶郎《袁世凯》。
　　“公家居多暇，嗜酒，好骑马，日饮数斗，驰骋郊原。”“值考试，又喜为人捉刀，士林有微辞。”“公性任侠，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容庵弟子记》卷一）
　　“当世凯呱呱坠地之日，值洪杨正盛之时，比长，性极猛鸷，且有武力，日与同族之昆季世廉、世敦、世傅嬉。稍有忤，辄别家远行。”（《袁世凯轶事》）
　　“1876年即袁保中死后的第二年，袁世凯在家乡同一于氏女子结婚，次年长子袁克定出生。”“袁世凯虽然生了儿子做了父亲，可是他自己还是个胡地胡天的恶少，家里没人管得住他。结识了一批市井无赖少年，经常带领他们演习行军作战，自己发号施令俨然一世之雄。”（《袁世凯演义》）
　　其胞叔保庆以道员宦江苏、山东等省，颇有战功，老而无子，拟立世凯为嗣，遂往依之，而故态不稍改变。〔日〕佐藤铁冶郎《袁世凯》。
　　“胞叔笃臣公保庆为端敏公甲三从子，从端敏公暨毛文达公昶熙转战皖豫间，年四十无子，爱公，以为嗣。”（《容庵弟子记》卷一）
　　“同治八年，公八龄，从笃臣公宦山东，延师明经王志清授读，颖悟过人。师导游明湖，入铁公祠。从师问铁公事迹，太息流涕。携入剧场，遇演忠孝事迹，乐观不倦，荒唐神鬼，辄屏不视，师大奇之。”（《容庵弟子记》卷一）
　　“袁世凯在弟兄中排行第四，他的叔父袁保庆没有儿子，就把他过继过来做‘一子兼祧’的嗣子，他幼年跟随嗣父到过济南、扬州、南京、上海等处。”（《袁世凯演义》）
　　淮宁令杨某，于考试时虐待生童，世凯闻之，率众挺身与之抗辩。保庆恐其惹祸，命其仍回原籍。适河南地方凶旱，其堂叔保恒倡办赈济，世凯遂襄助之，全活甚众。灾欠之区深感其惠。然好为大言，常侮辱绅耆，恒面责地方官吏过失，以是官吏乡里衔恨切齿，思阴陷之。斯时也，世凯内不容于家族，外不容于官长及乡里云。〔日〕佐藤铁冶郎《袁世凯》。
　　


第三节结识徐世昌
　　徐世昌像徐菊人（世昌）先生昔以孝廉馆汴之项城县署，一日，往游袁氏别墅，阍者阻之。若不闻也者，昂然径入。至仰山堂，是为项城读书所居，时方执卷朗诵。徐进室，向之一揖，项城起立还揖，延之上座，讶问：“客从何处来？”徐详告之。坐谈良久，慷慨论天下事，互相倾服，遂订交，徐返署，对令曰：“吾今识一人，他日必成伟业丰功。”令询何人，徐大声曰：“项城袁世凯也。”《容庵弟子记》卷一。
　　“徐菊人初与袁慰亭相见，二人都少年，袁对徐曰：‘吾可方古何如人？’徐曰：‘诸葛亮。’袁曰：‘何敢比武侯？’且曰：‘公他日功业名望当不在谢安、王导下。’徐曰：‘安石、夷甫何如人？以沙石比珠玉，令人汗颜。’”（《新语林》卷五）
　　


第四节投奔吴长庆与受教张謇
　　时有提督吴长庆，系世凯父执，时统领庆军等营清朝营制，每择统兵官名氏一为统带军队名称。吴名长庆，故其军曰庆军。。世凯既不能容身故里，乃率其党往投吴。吴虽武士而性耽翰墨，广罗海内名流。殿撰张謇时即居吴幕内。吴见袁雄姿英发，卓荦不群，窃喜故人有子，又以其正在英年，遂命与其公子辈同肄业于张謇氏门下。夫世凯之出山也，呼朋引类，谓此去从军定可立功异域。乃仍令其读书，大非来意，然世凯处此莫可奈何之际，只得姑且安之。
　　“他的嗣父袁保庆有一位同寅弟兄，名叫吴长庆，官至提督，镇守山东登州。”“袁世凯同他手下的小兄弟们商议，想仿照薛仁贵投军的故事，打伙儿前往登州投军。1881年，袁率领他们来到登州，找到了庆字营，投刺求见‘吴军门’。”“吴长庆倒不是不关心故人亡子，他同袁保庆一样，认为此应当埋头书城，从科举场中求出路，不应投笔从戎。他身边有一位文案老夫子，名叫张謇，别号季直，当时被看作是个誉满大江南北的才子，因此叫袁跟张謇学习。习文八股，以备乡试应考。”（《袁世凯演义》）
　　且袁携来党伴居于旅邸，费用皆仰给于袁。是既受拘束于师长，又困于经济，日坐愁城，更何能安心向学？始则托故废学，继则以书室为游戏场，遂为张謇氏所不容，告吴以世凯不堪造就。吴氏固古道君子也，视故人之子如己子，培养世凯之心甚热，固请张氏善诱其向学。嗟呼，以意马心猿之袁世凯，使从事于子曰诗云，乌呼可？未几诸种状态皆萌，张謇遂以去就之意告吴曰，如不使袁氏子离书室，只有敬告不敏，辞席之他；如专课公子辈，仍惟命是从。吴因张之坚请，命世凯居外舍，于是袁世凯遂为张謇屏出门墙之外。
　　世凯为张謇所排斥，乃以初意陈吴曰：“世凯性不嗜学，独喜武备，非敢违长者命也。处今竞争世界，非学万人敌不可，岂读书始可立名哉？如公之建伟业，立奇勋，又何尝得力于诗书耶？如蒙俯鉴下忱，虽执鞭亦所心愿。”吴壮其议，心颇嘉许，以袁年龄太幼，碍难位置。
　　“他终日懒洋洋得过且过，无心读书，张謇免不得教训几句他就鼓起铜铃般大眼发火说：‘大丈夫当提三尺剑，立功万里外，岂甘伈伈伣伣老死牖下以腐儒而终其身！’说也奇怪，几句牢骚话却打动了张謇，认为此子心雄志大，终非辕下之驹，原来这位老夫子比袁只大得六岁，也是个有志四方之士，不禁同情地问道：‘你不愿读书却待怎的？’袁索性大放厥词说：‘我袁某人岂是到这里来混饭吃的！既无用武之地何处不可容身？我不久就要远走高飞了。’”（《袁世凯演义》）
　　世凯叔时充旅顺船坞炮台等工程总办，遂往求之，思得若干金加捐官级。其叔又命其回籍读书，袁大失意，不得已取其叔数百金捐升同知。复往见吴，伪称其叔亦然其志，命仍投宇下，吴因予帮办营务委员，令随营学习，以资历练，然终不假以权，第有其名而已。袁经此种种磨砺，一切纨绔恶习去其大半，方针稍变，与吴左右相结纳，遇事多为人排解，而营员中贤袁者甚多。袁遂得安处其营次矣。
　　


第二章 总督朝鲜
　　


第一节壬午之变
　　袁世凯厕身军界，嚆矢于朝鲜壬午之变。壬午变乱之原因，基于日清两国之争点。故欲知世凯事实，须先详日清交涉及朝鲜变乱原起。初，朝鲜一意倚赖中国，抱闭关自守主义，不与他国交通。中国以韩为藩属，凡韩廷一举一动，皆须遥商李鸿章。然清果能赫然振作，修兵备，御外侮，使韩服从，犹有可说。乃内政不修，筹边无备，自顾不遑，夜郎自大。以是日清两国对于朝鲜之意见大相龃龉，由是有二党派起焉，得日本之支持者曰独立派，宗倚赖中国之旨者曰事大派。
　　光绪八年，美利坚派海军统将薛裴尔为全权大臣，驶军舰东渡，要求朝鲜结约通商。以朝鲜内政外交皆受中国干涉，遂先到清国见李鸿章，此美利坚外交手腕也。李鸿章不知其用意，以为美利坚与朝鲜缔约必先通知我，系明认朝鲜为我藩属，遂许之。并请在天津议订草案，一面瞩韩王派大臣金允植到天津，一面为两国拟条约草案，满拟执牛耳主盟，首条即载韩系清之属国。美大臣见此草案，严词拒绝，李鸿章莫可奈何，于美大臣到韩时派水师提督丁汝昌赴韩，强韩于约内声明藩属字样。韩迫于势，于条约外另给美大臣一照会，声明归清藩属。是约不利于韩甚多。
　　“（光绪）八年三月，朝鲜始与美国议约，请莅盟。鸿章奏派道员马建忠、水师统领提督丁汝昌，率威远、扬威、镇海三艘，会美国全权大臣薛裴尔东渡。四月初六日，约成，美使薛裴尔，朝鲜议约官申、金宏集盟于济物浦，汝昌、建忠监之。十四日，陪臣李应浚赍美朝约文并致美国照会呈礼部及北洋大臣代表。”（《清史稿》卷三一三）
　　美约订后，韩人皆衔恨中国，又知中国不足恃，欲离其牢笼而独立者颇不乏人。惟韩王昏庸愚懦，王后闵氏专横且淫乱，朝政大权多出闵氏族。韩王父大院君李罡应者，久为不平，欲清君侧以整朝纲。加以受中国逼迫，结美之屈辱条约，群情大哗，大院君乃阴为煽惑。适韩京因合并军营，短缺饷项，又给军士以不堪之食，七月二十三日兵士啸聚，直入长官私邸，大肆屠戮，闵氏族被害尤众。渐至侵日使馆，日花房公使几被其祸，商民财产亦受侵害。公使逃至济屋浦，遇英船救始得归报政府。
　　“六月，朝鲜大院君李罡应煽乱兵杀执政数人，入王宫，将杀王妃闵氏，胁王及世子不得与朝士通，并焚日本使馆，在朝鲜练兵教师堀本礼造以下七人死焉。日使花房义质走回长崎。”（《清史稿》卷三一三）
　　时清国北洋大臣李鸿章因母丧回籍，代理者为张树声，张闻韩警报，遂飞檄吴长庆带队赴韩，以清韩乱。此袁世凯发现于军界之一大时机也。
　　袁世凯久居吴军，磨砺以须，未获一试，一闻军事，遂向吴报奋勇。而吴军久驻多疲弱，一旦整军，官则借故规避，兵则流窜逃奔，营务处及诸营员均纷纷请假。吴方恨诸人退缩，适世凯有奋勇之请，大嘉其志，遂派为援韩先锋委员，兼带亲兵二百名前驱赴韩。世凯既得权柄，诸党伴亦得所委任，遂长驱赴韩。抵韩即大肆杀戮，知变乱之起点由大院君之煽动，阳为派兵保护，而阴实困之，静候吴全军与丁汝昌水师军舰皆抵韩境，再行发落。
　　“时建忠、汝昌俱回国，鸿章以忧去，张树声署北洋大臣，电令建忠会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三艘东渡观变。二十七日，抵仁川，泊月尾岛，而日本海军少将仁礼景范已乘金刚舰先至。朝鲜臣民惶惧，望中国援兵亟。建忠上书树声，请济师：‘速入王京执逆首，缓则乱深而日人得逞，损国威而失藩封。’汝昌亦内渡请师。”
　　“七月初三日，日兵舰先后来仁川，陆兵亦登岸，分驻仁川、济物浦，花房义质且率师入王京。初七日，中国兵舰威远、日新、泰西、镇东、拱北至，继以南洋二兵轮，凡七艘。盖树声得朝鲜乱耗即以闻，遂命提督吴长庆所部三千人东援，便宜行事，以兵轮济师，是日登岸。十二日，薄王京。十三日，长庆、汝昌、建忠入城往候李罡应，减驺从示坦率，罡应来报谒，遂执之，致之天津，而乱党尚踞肘腋。十六日黎明，营官张光前、吴兆有、何乘鰲掩至城东枉寻里，擒百五十余人，长庆自至泰利里，捕二十余人，乱党平。”（《清史稿》卷三一三）
　　“1882年8月，正当袁世凯在吴长庆军中初露头角的时候，朝鲜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中，被裁的士兵们因欠饷而聚众起义，发动壬午兵变。闵妃逃匿，李罡应乘机再夺政权。事变发生后，朝鲜政府无力应付，请清政府出兵援助。清政府交署理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张树声负责处理。张树声原任两广总督，也是李鸿章手下的一个淮军军阀。此时李鸿章死了母亲。按照规定，官吏如有父母之丧，必须开缺回籍守制，三年服满后才能再启用。由于西太后非常信任李鸿章，所以调任他的亲信部下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署理有一种暂时过渡的性质，随时可以调开，这就说明清政府仍有用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之意。”
　　“张树声决定派兵援助朝鲜国王，调吴长庆所部六营开往汉城，另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战舰三艘前往接应。吴长庆调动人马时，袁世凯自告奋勇，愿为开路先锋，吴就派他组织前敌营务处，命其拨队先行。”
　　“汉城兵变时，日本驻朝公使馆被焚，日本政府借口兴戎，派兵在仁川登陆。不料清军先到汉城。在吴长庆的帮助下恢复了国王李熙的王位。由于朝鲜政变迅速解决，日本侵略者的文章便做不下去了。”（《袁世凯演义》）
　　日本花房公使亦拥陆海军长驱韩京，问罪韩廷。韩许日赔款五十万元，并约设置守备兵二中队保护使馆。当日公使与韩廷谈判时，袁世凯多方侦探，闻日公使与韩廷议结，又得赔款，大为不平。时袁之权力尚不能直达清政府，惟鼓吹吴长庆、丁汝昌辈，羽檄奔驰，以日索赔款于韩廷报告清政府，欲施干涉手段。清政府遂令驻日东京清公使及丁汝昌出为调停，而日国决然不许。袁乃请吴曰，可先将大院君拿问。遂于八月二十六日将大院君拿交丁汝昌水师军舰，送天津交李鸿章审讯。
　　“日使花房义质入王京，以焚馆逐使为言，要挟过当，议不行。义质恶声去，示决绝。朝鲜惧，介建忠留之仁川，以李裕元为全权大臣，金宏集副之，往仁川会议，卒许偿金五十万元，开杨华镇市埠，推广元山、釜山、仁川埠行程地，宿兵王京，凡八条，隐忍成约。自是长庆所部遂留镇朝鲜。”（《清史稿》卷三一三）
　　清兵驻韩，加以袁世凯所带亲兵多其家乡无赖，穷困数年，自以从征属国，遂肆行暴虐，无所不为，韩国几无尺寸干净土矣。故当时各种新闻纸皆纷纷登载，而清御史张幼樵亦上疏弹劾吴长庆，清政府乃命李鸿章责吴治兵不严，令查办营中闲散人员，资遣回国。吴本端谨人，在清国军界颇负时名，既受言官及各报之笔伐，又受政府之申训，遂传集营员，极力整顿。时有参将黄仕林者，从吴军历有年数，颇著功勋。其帐下人向获一民女，颇美丽，拟献黄，为袁帐下人所夺。黄往告袁，袁置不理，黄以是衔袁。适吴集众会商，黄乘隙禀于吴曰：“所有种种不法事，皆袁所带亲兵小队为之也，我曾目睹告袁，竟置不理。”袁闻之隐忍不发，次日率队巡查，适有黄营弁入韩民宅强奸，为袁所获，遂就地正法示众，旋诣吴禀报。而袁所杀者乃黄最亲之私人，黄切齿，持手枪径往袁所。袁诣吴未归，黄愤不遇，毁其室而去。袁从者诣吴营禀报，黄亦至吴营，吴度黄来意不善，令袁暂避。黄至愤不一语，必欲得袁而甘心，虽长官亦无顾忌。嗣吴因调黄移兵他所，与袁隔绝，困始解。越数日，袁有马夫随袁出巡，怀女衣一袭，袁察觉，盘诘由来，言语支吾，即就地枭示。庆军自袁两次重惩后，纪律一振，即袁爪牙辈亦大悚惧，韩境稍安，吴大奖袁能办事云云。
　　光绪九年，中法越事起，将有战争。筹备海防，本欲调吴全军回国，因日国驻韩公使馆有护卫二中队，欲与日国相持，遂调其大半回防，至金州大连湾等要害处。留千五百人驻韩，隐与日抗。然此千五百人须有统率者，吴遂向李鸿章密保袁世凯才能智略，足胜此任。李鸿章准吴所请，派袁为庆军营务处，遂有总辖三军之权。而袁世凯三字，亦遂达于李鸿章之耳中。
　　“就在这一年，法国侵略军在越南向清军开火，中法战争爆发了。”“由于朝鲜形势表面缓和，李鸿章命吴长庆率兵三营回国，驻防金州，留下庆字营的另外三营交给袁世凯统带。改派提督吴兆有办理朝鲜军务，而以袁为会办。”（《袁世凯演义》）
　　吴长庆移师内渡，袁世凯遂为驻韩千五百人之首领，乃大施诡秘方略，内结好于李鸿章，以达其迁升目的。
　　“自李鸿章回任北洋大臣以来，袁就动脑筋，觉得如果能够巴结上这位位尊权高的三朝元老，比在吴长庆手下当一名偏裨小将好得多。于是经常越级言事，或者在密告中说吴长庆的坏话。李鸿章的耳根子素来很软，加上袁又善于逢迎，他就开始重视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而与吴长庆日益疏远。”（《袁世凯演义》）
　　外嗾韩人分党，使事大、独立两派自形畛域，互相倾轧。独立派首领为金玉均、朴永孝等，事大派首领为闵泳翊。袁与闵族多订密切交，闵为袁通消息，凡韩王之一动作无不报知。而韩朝野俊杰之士均以受清压制为恨，其全国人民亦以受清兵之凌驾为苦。惟昏庸之韩王犹豫不决。总之除闵族外，无不欲脱中国而自立。清法衅起，法海军攻福州、台湾，清势甚危，韩欲离中国之谋日彰，袁世凯虽运用诡谋，亦只能探韩王之秘密，奈人心何？袁见事机将败，遂密禀李鸿章，录其原禀于左：
　　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向王前煽动，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而独立。探其本原，由法人衅起，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起衅俄人。欲乘此时机，接引强邻，称雄自主，不受制中国，亦不俯首他邦。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闵泳翊等意见稍歧。似此情形，窃虑三数月后，形迹必影。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殷忧。该国王日事嬉游，不亲朝政，复见异思迁，朝令夕改，近来受人愚弄，似已深信不移。如不设法杜其骛外之心，后患实非浅鲜。卑职谬膺重任，日思维系，不避艰险，竭力图维，初犹譬喻可悟。自中法兵端开后，人心渐歧，举动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卑职日夕焦思，寝兴俱废，大局所关，不敢壅于宪听。近闻台、福两处告警，讹言四起，恐韩人不久必有鬼蜮之谋，益难设想。外署虽与日本不睦，而王之左右咸用其谋，不知伊于胡底也。
　　李得袁禀，即转告清廷。
　　


第二节甲申之乱
　　光绪十年甲申冬，韩京设邮便局，大开祝宴。独立派首领金玉均、朴永孝等，预约党人，乘机举事，并窃通声气于日竹添公使。是日祝宴甫开，而金、朴等羽党齐集，遂杀事大派首领，六大臣同时被戮，韩京大乱。韩王恐怖，照会日竹添公使保护，日公使应韩王请，尽率保护使馆之二中队入宫守卫。袁世凯闻变，遂率兵往袭王宫。以日公使先在宫中，乃致书于日公使，其旨谓应韩民之请，率兵保全王宫，约日公使面商保护方略。书甫入，日公使未暇拆阅，而袁军已先鸣枪。时韩兵守宫门，日兵驻内院，清兵入门，先击毙韩兵数十人，继与日军相接。清众日寡，势不敌，日公使势甚危，韩军携轰雷一具入宫。日军知清兵性贪财物，取时计系轰雷机，袁兵果争取，触机爆发，炸伤多人，毁屋数间，袁兵始不敢前进，日公使乃得乘间出。韩王为袁世凯拥至清营，其富遂大受清兵蹂躏。汉城大乱，日国旅韩商民遇害者四十余人。竹添公使逃至仁川，报知政府。金、朴等仅以身免。甲申之变，在金、朴等不过欲锄灭昏顽误国之臣，使韩自强独立，亦谋国之忠也。讵臆袁擅入王宫，肆行杀戮，致成一大变乱乎？此袁激韩京甲申变乱之大略也。
　　“（光绪）十年，朝鲜维新党乱作。初，朝鲜自立约通商后，国中新进轻躁喜事，号‘维新党’，目政府为‘守旧党’，相水火。维新党首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谋杀执政代之。五人者常游日本，暱日人，至是倚为外援。十月十七日，延中国商务总办及各国公使并朝鲜官饮于邮署，盖英植时总邮政也。是日，驻朝日兵运枪炮弹药入日使馆。及暮，宾皆集，惟日使竹添进一郎不至。酒数行，火起，乱党入，伤其国禁卫大将军闵泳翊，杀朝官数人于座，外宾惊散。夜半，日本兵排门入景祐宫，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直入寝殿，挟其王，谬言中国兵至，矫令速日本入卫。十八日天明，杀其辅国闵台镐、赵宁夏、总管海防闵泳穆、左营使李祖渊、前营使韩圭稷、后营使尹泰骏；而乱党自署官，英植右参政，玉均户曹参判，泳孝前后营使，光范左右营使，载弼前营正领官，遂议废立。”
　　“议未决，而勤王兵起。十九日，朝鲜臣民籥长庆平乱。长庆责日使撤兵，及暮不答。其臣民固请长庆兵赴王宫。及阙，日兵集普通门发枪。长庆疑国王在正宫，恐伤王，未还击，而日兵连发枪毙华兵甚多，乃进战于宫门外。王乘间避至后北关庙，华军侦知之，遂以王归于军，斩洪英植及其徒七人以殉，泳孝、光范、载弼奔日本。日使自焚使署，走济物浦，朝民仇日人益甚。长庆卫其官商妻孥出王京。”（《清史稿》卷三一三）
　　然世凯所以出此暴举者，实大有深意焉。世凯既拥韩王至军营，遂飞电报告李鸿章，转达政府。其作用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录其报告李鸿章之电文于左：
　　十八日晚逆党金玉均、朴永孝等，藉日本兵力，戕杀大臣六人，汉城大乱。臣民纷纷来营禀报，据称日使竹添带兵入宫，国王吉凶奠测，乞求援救。卑职闻报，即派兵前往，并先致函日使，略云应韩臣民之请，派兵保护王宫。劝其将兵队退出，以靖人心，勿受乱党之愚，激成大变。候其复答，自辰至未，该使竟置不理。复饬营弁持名片往询，日兵竟开枪击毙我弁兵各一名。我兵甫入宫门，日兵即放排枪迎击，持战一时之久。幸我将士奋不顾身，拼命攻击，伤亡共十四人，日兵不支，由便门逃出。我军遂入宫搜拿余党。不料日人狠毒，预伏地雷，兵丁误触雷线，炸毙两人，毁殿屋九间。于宫侧庙内寻得韩王，惟乞救护。询问六大臣何罪被杀，推以不知，皆日使与金、朴诸人所为。王不敢居住宫内，乞为设法安置，遂议到营暂住。卑职一面派员访拿乱党，保护宫殿，弹压地方；一面严申军令，有敢擅动臣民一草一木者杀无赦。党首金玉均等，闻已随日使逃窜，余党潜伏，人心惶惶。查此次变乱之原因，系竹添与金、朴等谋使韩王叛我以自立，因此六大臣平素皆恭顺于我，遂先杀之以决王意。窃思数十年来，我国家糜饷劳师，保全藩属，仁至义尽，该国王昏庸暗懦，暮楚朝秦，若不急早图之，后患何堪设想。第思日本既能废琉球，我又何不可废朝鲜改为行省，许各国往来通商，各国必不与我为难。所与我争者日、俄耳。俄不过欲在太平洋得一不冻海口，可虚与饵之；我之海陆军尚可与日本抗衡，日苟与我起衅，尚左券可操。卑职居此日久，密迩东瀛。彼国虽偏小，上下一心，其图谋并吞高丽，形迹已彰。若复数年，羽毛丰满，则难图矣。且此次之变，日本擅自带兵入韩宫，戕杀大臣，其荒谬无礼，亦公法所不容。时哉不可失，惟宪台裁之。
　　李鸿章得袁禀，意颇嘉许，遂密商总理衙门。当时清国电报转折甚多，是电露透，为日东京新闻访事人以重金购得，揭载报端。日国遂开临时阁议，研究此事，预备一切。清政府遂派吴大澂、续燕甫二人为钦差查办大臣，带战舰二艘，驰往朝鲜，欲收改行省之效果。不料日政府已先派井上馨为全权大使，带兵千人，直捣韩京，与韩政府谈判，征收赔款。事平，续、吴始抵韩，见日国与韩廷交涉已定，且探日国尚有数千兵预备续渡，又见报纸遍载袁、李往来函件，知事机已泄。清政府遂密授意与吴、续二人，阳为查办致乱之原因，以了此局。
　　“朝鲜具疏告变，帝命吴大澂为朝鲜办事大臣，续昌副之，赴朝鲜筹善后。日本亦派全权大臣井上馨至朝鲜，有兵舰六艘，并载陆军登济物浦，以五事要朝鲜：一，修书谢罪；二，恤日本被害人十二万元；三，杀太尉林矶之凶手处以极刑；四，建日本新馆，朝鲜出二万元充费；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鲜任建兵房。朝鲜皆听命，成约。”（《清史稿》卷三一三）
　　


第三节中日天津之谈判
　　日政府以清此举虽中止，而袁久驻韩终必为患，于是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西乡从道为副使赴清廷，大旨约请彼此撤退驻兵，并请清查办擅杀日人民之弁兵，共保东亚和局。
　　光绪十一年四月，日全权大使会李鸿章、吴大澂，于天津谈判。李、吴谓日竹添公使不应带兵入宫，擅杀韩大臣。日两全权大使谓袁世凯不应先行开枪，并纵兵妄杀日商民。李、吴袒袁特甚，彼此互辩不屈，议将决裂。逮十八日，清忽变计，容日要求，结彼此撤兵条约，所谓《天津条约》者是也。约内载明互撤驻韩兵，将来遇有派兵事均须先行知照。条约结后，在表面观之，两国感情系已融洽，究之实有不可已之势。盖清始欲用袁谋以图韩，兹不但不能遂欲，而转受人牵制。在日本以清政府欲谋朝鲜，有唇亡齿寒之忧，须臾不能去。故日君臣上下自此益加意提防。两国交际上有此种种触绪，加以朝鲜藩属问题未能解决，遂生出以后之恶感。
　　“（光绪）十一年正月，日本遣其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商务大臣西乡从道来天津，议朝鲜约。帝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副以吴大澂，与议。谕曰：‘日本使臣到津，李鸿章熟悉中外交涉情形，必能妥筹因应。此次朝鲜乱党滋事，提督吴兆有等所办并无不合。前据徐承祖电称，日人欲我惩在朝武弁，断不能曲徇其请。其余商议各节，务当斟酌机宜，与之辩论，随时请旨遵行。’三月，约成，鸿章奏言：‘日使伊藤博文于二月十八日诣行馆会议，当邀同吴大澂、续昌与之接晤。其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臣惟三事之中，惟撤兵一层，尚可酌允。我军隔海远役，本非久计，原拟俟朝乱略定，奏请撤回。而日兵驻扎汉城，名为护卫使馆，今乘其来请，正可乘机令彼撤兵。但日本久认朝鲜为自主之国，不欲中国干涉，其所注意不在暂时之撤防，而在永远之辍戍。若彼此永不派兵驻朝，无事时固可相安，万一朝人或有内乱，强邻或有侵夺，中国即不复能过问，此又不可不熟思审处者也。伊藤于二十七日自拟五条给臣阅看，第一条声明嗣后两国均不得在朝鲜国内派兵设营，其所注重实在于此。臣于其第二条内添注，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或朝鲜有叛乱情事，不在前条之列。伊藤于叛乱一语，坚持不允，遂各不怿而散。旋奉三月初一日电旨：撤兵可允，求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可各派兵，互相知照。至教练兵事一节，亦须言定两国均不派员为要。臣复恪遵旨意，与伊藤再四磋商，始将前议五条改为三条。第一条，议定两国撤兵日期；第二条，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第三条，朝鲜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字斟句酌，点易数四，乃始定议。夫朝廷睠念东藩，日人潜师袭朝，疾雷不及掩耳，故不惜糜饷劳师，越疆远戍。今既有互相知照之约，若将来日本用兵，我得随时为备。即西国侵夺朝鲜土地，我亦可会商派兵互相援助，此皆无碍中国字小之体，而有益于朝鲜大局者也。至议处统将、偿恤难民二节，一非情理，一无证据，本可置之不理。惟伊藤谓此二节不定办法，既无以复君命，更无以息众忿，亦系实情。然我军保护属藩，名正言顺，诚如圣谕谓’提督所办并无不合，断不能曲徇其请’。因念驻朝庆军系臣部曲，姑由臣行文戒饬，以明出自己意，与国无干。譬如子弟与人争斗，其父兄出为调停，固是常情。至伊所呈各口供，谓有华兵杀掠日民情事，难保非彼藉词。但既经其国取有口供，正可就此追查。如查明实有某营某兵上街滋事，确有见证，定照军法严办，以示无私，绝无赔偿可议也。以上两节，即由臣照会伊藤，俾得转圜完案。遂于初四日申刻，彼此齐集公所，将订立专条逐细校对，公同画押盖印，各执一本为据。谨将约本封送军机处进呈御览，恭候批准。臣等禀承朝谟，反覆辩折，幸免陨越。以后彼此照约撤兵，永息争端，俾朝鲜整军经武，徐为自固之谋，并无伤中、日两国和好之谊，庶于全局有裨也。’由是中国戍朝鲜兵遂罢归。”（《清史稿》卷三一三）
　　要而论之，袁世凯当日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速，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日方无从措手。即日军奋然而作，然以当日海陆军论，尚不知鹿死谁手。袁之外交，诚有剽悍之手腕哉。虽然假令清胜而日败，则日本必图恢复；清则战胜而骄，兵备益弛，后此之败，较甲午或更有甚焉。设清败而日胜，是甲午之役移诸十一年前，则清之沈沈酣睡又当旱省也。
　　


第四节李鸿章之保荐
　　《天津条约》定后，两国之兵均于是年七八月间陆续撤退，袁世凯亦随营归国。当束装时，遍交韩之事大派，如执要政之金允檀、金炳始辈，皆与订莫逆交。盖袁之精明狡猾，知清国迩时大局，国内恐难立功，欲求立功，当于异域。故袁虽归，其心仍恋恋朝鲜。及归，一面交李鸿章左右亲信，使道其才智，一面将韩事条陈于李。今择其要事数则于下：
　　（一）韩王昏聩糊涂，最易受人煽惑，又复见异思迁。我国家不派明正大员驻彼监督，久必为日俄所愚，叛我独立。
　　（二）韩之臣民多数皆主独立自主，欲脱我范围。今驻兵全撤，独立派之范围，必日见膨胀。
　　（三）我国家现派驻韩之陈树棠，其名为办理商务委员。东西各国皆有特派公使。以委员对于代表国家之公使，名分相去甚远。遇有外交，进退皆难，且久为各国公使所鄙。虽上国对于属邦，不能同于各国简派驻使，亦当酌派位分稍尊之员，增其权限。且我国家在朝鲜应办之事，实不止于商务，今仅定名为商务委员，是自缩其权力，可否仿照元朝故事，派大臣监国。
　　（四）大院君智谋才略，实胜其子数倍，颇为其国人所尊敬，且深明大义。光绪八年不得已而虏归，兹宜晓以大义，赦其回归，使其父子同心协力，于其国计颇有裨益。
　　李鸿章像袁世凯以上之意见，颇为李鸿章赏识。加以李左右人又多赞袁才略，于是李将袁条陈并附己之意见，达知清政府。政府主政诸人不加断决，嘱李鸿章自行出奏。李以政府既不反对，遂将袁两次在韩功绩并其条陈及大院君赦回与清国有益之旨，奏达清廷。奉旨赏袁世凯以知府用，并加三品衔。
　　“（光绪）十三年，鸿章遵旨筹议朝鲜通使各国体制，奏言：电饬驻扎朝鲜办理交涉通商事宜升用道补用知府袁世凯，转商伊国应派驻扎公使，不必用‘全权’字样。旋于九月二十三日接据袁世凯电禀：准朝鲜外署照称：‘奉国王传教，前派各使久已束装，如候由咨文往返筹商，恐须时日，请先电达北洋大臣筹覆。’并据其国王咨称：‘近年泰西各国屡请派使修聘，诸国幅员权力十倍朝鲜，不可不派大公使。惟派使之初，未谙体制，未先商请中朝，派定后即饬外署知照各国，以备接待。兹忽改派，深恐见疑。仍请准派全权公使前往，待报聘事竣调回，或以参赞等员代理，庶可节省经费；并饬使至西国后，与中国大臣仍恪遵旧制。’等语，辞意甚为逊顺。臣复加筹度，更将有关体制者先为约定三端：一，韩使初至各国，应请由中国大臣挈赴外部；一，遇有宴会交际，应随中国大臣之后；一，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先密商中国大臣核示，并声明此皆属邦分内之体制，与各国无干，各国不得过问。当即电饬袁世凯转达国王照办。兹复准王咨称：‘于十月杪饬驻美公使朴定阳、驻英德俄意法公使赵臣熙先后前往，所定三端并饬遵行。’臣查朝鲜派使往驻泰西，其国原约有遣使互驻之条，遂未先商请中国，遽以全权公使报闻各国。此时虑以改派失信，自是实情。既称遣使后与中朝使臣往来恪遵旧制，臣所定拟三端又经遵行，于属邦事例并无违碍。”（《清史稿》卷三一三）
　　所有赦回李罡应一切事宜，著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妥商具奏。李鸿章得清廷谕旨，遂会商总理衙门，派袁世凯为护送员，赦大院君归国，并密授机宜。袁告大院君曰，汝今得归，皆我于李中堂前力保，慎勿负中堂恩及世凯意。并令大院君盟誓，归国后当令韩王永远臣服。并有种种约束。
　　


第五节护送大院君返国
　　是年秋九月，袁世凯奉清廷命，携赦书送大院君返国，名曰大赦还乡。
　　“是年，释李罡应归国，熙奉表谢恩，贡方物，留抵正贡。”（《清史稿》卷三一三）
　　“袁自与日本开衅，由朝鲜解职归国后，屡上书言朝鲜事，以此于李鸿章。李知其少年浮躁，不学无术，置弗答。时朝鲜王之父大院君被拘留于天津，廷议遣回，袁乃曰与鸿章之左右相结纳，竭力献媚，使揄扬其在朝鲜时之举动，谓为夙孚人望，鸿章笑颔之。既而又重贿鸿章幕客，托为说项，遂以护送大院君回国之事委之。袁临行时，忽请率兵往，鸿章斥曰：‘中国已与日本订约，彼此不得以兵赴朝鲜，尔未闻耶？’袁唯唯，始与大院君乘轮东渡。而朝鲜王妃闵氏深忌大院君，且恶袁。时有洪在义者，曾救妃死，袁乃先使人纳重金于洪，使言于妃，谓抵京时必迎候如礼。妃雅不欲，袁因出所携珠宝、绸缎尽以馈之，妃大悦，始设幕于南门外，以备郊迎。大院君既归，袁留朝鲜十余日，回天津谒李鸿章，自诩其调和朝鲜王室之功。又谓朝鲜欲与俄人相结，请预防之，鸿章以为能，故有派充朝鲜商务委员之事。”（《袁世凯轶事》）
　　呜呼，以国君之父，虏之归之，皆出自他国，已属公理所无，又曰“大赦还乡”，故各国报纸皆以此四字题著为论说，訾议繁兴，韩君臣皆耻之，而王妃尤甚。抵汉城日，王妃使杀壬午变乱所牵涉者三人，以耻大院君。袁世凯送大院君归，其意欲使韩王父子相牵制，以紊其朝纲。韩多变故，清可藉以侵吞，袁之才略亦可藉逞。故先请李鸿章致书韩王曰：袁世凯两次带兵贵邦，扶危定倾，人民信重，大皇帝以其深悉韩之情形，派充护送委员。庶使殿下父子融洽无间，保全天伦云云。至是闻韩杀此三人，遂恫吓其王曰，天恩高厚，赦回太公，皆凯向李中堂前力求。今太公抵国，毒杀三人，不但太公无色，即凯亦无颜对大皇帝与李中堂矣。一旦天威震怒，凯窃为大王忧之。且贵国每岁上书，哀求天恩释放太公，兹如愿赦回，即有此举，匪特大皇帝视大王上书非本意，即各国亦皆耻大王无父子恩。彼昏暗韩王，安能当袁之辩论与其恫吓哉？遂求计于袁。袁告金允植曰，天朝久知韩王不孝，无父即无君，恐将来必调兵至韩。前此派我送太公，即拟留为监国大臣，凯力辞，故未明降谕旨。第命李中堂谕我探王举动。此事我如直陈，即天恩高厚，不加征伐，亦必派大臣监国。即我辞，而国家人材众多，必另简贤员，恐不能如世凯一再包容，为王曲讳也。韩王大恐，使金允植再求袁计。袁密告金曰，王果改过自新，惟有仰体大皇帝与李中堂意旨，请派贤员襄理朝政，非此不明心迹，然亦实于贵国有益。金等揣知袁意，请其王函达李鸿章，称袁驻韩最久，情形熟悉，获益良多，乞李转奏派袁驻韩，俾得将伯之助。袁所谋既遂，又于金允植等口内探得韩之秘事，归报李鸿章，并编陈节略，称此系与韩王及执政诸大臣笔谈，统呈于李。此袁世凯充驻韩办事大臣之原因也。录其呈李笔谈节略，以见袁之作为云。
　　与韩王笔谈札记：
　　李中堂因屡接殿下遣使省问太公，并密恳代奏放还，因感大王孝思纯笃，迭为具情奏恳。兹蒙大皇帝锡类推仁，恩准赦还，全大王仁孝之名。李中堂深谋远虑，恐无知愚人从中播弄，激生事端，选使不才护送东来。名为护送，实则调和贵国家庭之变。不意抵汉（城）未经二日，即闻毒杀一人，大辟二人，俱言为治壬午乱党。闻之骇然，殊有负大皇帝厚泽、李中堂苦心，即区区亦与无光焉。凯明知不才，不能胜任，惟愿宣布皇帝大德、中堂厚意，不料如此爽然失望。询诸执政，均云非干太公，只为治乱党耳。然何以不先不后，而独于太公甫至之日，打草惊蛇耶？太公在李中堂前，自誓归国后绝不干预朝政，惟有杜门谢客，以终余年而已。如今所为，将何以安老者耶？中国当道惟愿朝鲜君臣父子各自相安，庶无东顾之忧，此俱为朝鲜计，岂为中国计耶？凯所以呶呶不休者，为大王伦常大节、君国大计起见，其实与凯何干？愿大王洞鉴此意，俾免他国非笑，后世訾议，则幸甚矣。
　　与朝鲜执政大臣笔谈节略：
　　金允植云，初认穆麟德，尚属明白，有向韩之心，谁知包藏祸心。今春充副使往日本，与俄公使订约，竟敢瞒同行之徐秋堂，与俄公使私结密约。继俄使来韩，自撰一约稿，密呈于王。内载有由俄派教师，教练江华等营兵，并保护韩国自主独立，韩以某地为酬等语。王云可召金允植、徐相雨、金宏集三大臣及俄使入宫，连王共五人，即可议定钤押互换。其用意在先诱王答应，然后挟王命以劫植等画押。事出仓卒，不敢不从。幸穆透于其友，为植侦知，惊骇极矣，遂邀诸大臣入宫谏王。以事关重大，万不可轻许，王亦心异之。穆知事不成，告植云，此朝鲜大利益事，国王何故犹豫？颇有怼色。植以此事太大，何不告政府转商天津？穆曰中国其如俄何？此约若成，韩之幸福无量，岂但中国不敢小视，西洋各国亦不敢轻韩。如不决，恐祸将至。许多恫吓之语。继经植等与俄使三次会谈，俄使色怒。穆又倡言韩每事皆屈于人，而独逞强于俄，殊可怪也。俄不甘休，必至兵连祸结而后已。凯告以俄听穆诡谋，以为朝鲜不娴外交，大施恐吓，即可依从。君须抱定宗旨，牢不可破，俄必以穆言不可听，转交好于韩，此离间之一法也。凯当设法诱穆到天津，求李中堂另派差委，俄方攥兵于英，断无分兵向东之力。且亦明知如此大事，果兴兵，中国必全力助韩。日本共处亚细亚卧榻之旁，岂能容人鼾睡耶？亦必并起而攻。英截其海，土耳其蹑其陆，俄势虽大，必不能敌中英日土四国也。若再以大言相吓，可对以宁亡国亦不允此鬼祟之谋。此事自可收束，无足虑也。
　　以上两笔谈，均袁实在之谈耶？却不敢必。人谓袁铺张失实，于兹可见。李鸿章得袁告韩种种情形，密奏清廷，大略谓韩王暗弱无主，易受人愚，此次为穆麟德所卖，苟非袁世凯向其执政诸大臣开诚布公，晓以利害，即与俄结密约，大局将不堪设想。现韩王虽已猛省，穆麟德为袁诱回天津，而俄人仍施恐吓手段，未肯甘心。韩人不娴外交，遇事无所措手，自移师内渡后，仅有陈树棠驻韩为办理商务委员，与其朝政多隔越。韩果受日、俄之愚，后患不可思议。袁世凯久驻韩京，熟悉情形，两次肃清韩乱，其君臣大相钦佩。此次因袁世凯送大院君归韩，韩念袁从前驻韩获益良多，函称袁世凯离韩数月，如失左右手，请为代奏派袁世凯驻韩襄助一切。查其所请，系出至诚，袁世凯忠亮明敏，心地诚笃，倘准如所请，改为总理办事大臣，现驻韩办理商务委员陈树棠已经期满，应即调回，以袁接充，实于御外抚藩两有裨益。清廷降谕旨著照所请。
　　


第六节驻韩办事大臣
　　光绪十二年，袁世凯奉清廷命，充驻韩办事大臣。由李鸿章致书于韩王曰：
　　前奉琅函，以袁守世凯两次带队贵邦，扶危定倾，为贵君臣所信重，鸿章亦深契许。殿下欲留为将伯之助，已具情奏达天听，奉旨命驻汉城，充办事大臣，兼襄助一切。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以商榷，必于大局有裨。该守素性梗直，夙叨挚爱，遇事尤能尽言，殿下如不以为逆耳之谈，则幸甚矣。（下略）
　　袁世凯此次到韩，较前自大不相侔。既奉清廷简命，又得李鸿章函称襄助一切，凡内治外交紧要事宜，均须与之商榷，俨然监国体制。世凯自命其权力地位，亦在各国驻韩公使之上，遇有各国公使会议筹商事务，则派翻译唐绍仪充代。车马服从亦极丽。至韩宫府行为，外交动作，事无大小，悉加干涉，韩无一事能自主。而又布满腹心，举国执要政者皆阿附之。黜陟大权尽为袁有，甚至韩王欲换一宫内小臣不令袁知，辄日任用小人，必去之而后已。
　　日国闻袁世凯待韩种种行为，大相惊吓，开议数次。热心国事者谓袁此等举动，势将并吞三韩，不可坐视，宜忠告袁世凯，如不听则戎衣相见。老成持重者云，袁既明奉清命，不知此举系清政府之令与否，国家大计，不可轻于一掷，伤东亚和平。且日国甫改官制，内政纷繁，加以经济困难，亦不能轻举，俟默察清韩间关系。于是乃从伊藤侯、井上伯议，结好清国，由政府致书驻日清公使徐氏，联清日两国盟好，同谋韩国进步，以全东亚和平。嘱清政府命驻韩袁世凯就近临东京，与我执政诸臣面商一切。清政府得徐氏报，即电饬袁世凯定期赴东，以敦和好。
　　是年五月，袁抵东京，晤我内阁总理伊藤及诸大臣会商，日国提出忠告十二条，头绪繁多，不及备载。大意劝袁勿损害韩自主权，宜劝韩变法以图自强，日中两国有唇齿谊，宜协力图谋，果韩亡亦非中日幸福，两国苟欲并韩，恐资西洋各国口实，使坐收渔利耳。世凯阳表同情，其心终以韩为清属国，非他国所能干预。日国当时亦无如之何。而袁之专横仍不稍减，卒致韩不能耐，求助于俄，数赴俄使馆密商。俄使欲韩王用国玺书为凭，韩王不得已予以密函，盖用御玺。其大旨在脱清独立。录其致俄使密书于下：
　　密启者，敝邦偏在一隅，虽独立自主，而终未免受辖他国。我大君主深为耻闷，今欲力加振兴，悉改前制，永不受他国辖制，惟不免有所忧忌。敝邦与贵国睦谊尤笃，有唇齿之势，与他国自别。深望贵大臣禀告贵政府协力默允，竭力保护，永远勿违。我大君主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或他国有所未协，望贵国派兵舰相助。期以妥当，实深景仰于贵国也。内务总理大臣沈舜泽，谨致大俄国钦命大臣韦阁下。
　　韩王甫萌是念，袁即侦知，盖王近臣多阴附袁而王不知也。闵泳翊又密报袁。及韩王送密书与俄公使时，袁已函电李鸿章，谓韩王此举不韪。择录李、袁函电数则于下，而袁世凯外交手段于此可见一斑。
　　袁致李鸿章电一：
　　顷得闵泳翊密告，韩王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深以为耻。二十余群小因而附和，蛊惑目深。近派人至俄使韦贝处密约，求俄相助，保护自主独立，与天下各国皆平等，巨文岛亦求俄助韩防英。俄使因而愚之，欲要盖印国玺文凭为证。泳翊苦谏不入，孤掌难鸣，大局将从此决裂等语。泳翊词意追急，求凯电禀钧前，速设法挽回。或已予俄公文，亦未可知。惟韩廷谬妄，至死不悔，忠言难入，乞早筹备，以免落俄之后。
　　袁电二：
　　闵泳翊各语，已详前电。顷又来云，王首倡意，群小附之，蓄意已深，牢不可破。如拂之不但为王所疏，必为群小所害，徒死无益。不如阳顺联俄，阴密通华，庶可扫除群小。有此一变后，或可奠安社稷。求俄保护文凭似已送过，云云。凯管见韩纵送文凭与俄，俄兵未必速来，不如待其联俄之举暴露，先派水师稍载陆军，奉旨迅渡，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次以重兵继渡，俄见我先入韩，已易新君，或可息事。若待俄兵先入，恐难措手。凯庸愚浅陋，无能补救，苟有一得，未敢壅于上闻。
　　袁电三：
　　顷电局陈令面称，有俄使寄该国长电，不知何事，因线断未发。当即招泳翊至，诘问再三。翊云李中堂如告人，翊必先死。中国问罪韩王，我无以对吾君。凯至再开导云，必求中堂秘密，亦不问王罪，不过去群小耳。翊始偷公文附本送来，并呈宪鉴。
　　袁电四：
　　俄久欲在亚洲觅一水师出路，韩有此举，俄喜出望外。而不能甘心者，英与倭耳。可否乞速派大员核办？并密商英使，派水师帮巡洋面，嘱倭不可因华动而妄动。宪意如何办理，乞密示。以便密谋英、倭，联络一气。
　　袁电五：
　　俄使韦贝及韩廷尚不知中国已查觉，意欲待俄兵来，再明告各国，与华平行。窃揣此时俄意，不过愚弄韩人，欲先得一海口，而徐图并吞。如华出其不意，先发速办，则事易了结。迟则俄必纠缠，纵可挽回而韩难完全。明日有倭商船开往烟台，俄前电虽因线未修好，未曾发寄，兹必由烟寄回，调驻亚兵船来仁川，以壮韩胆。现西人纷议俄将有兵来韩，东方不久必有战事。查此语系俄使慰藉韩之群小，以致传出，必无大兵东渡也。
　　李鸿章得袁世凯种种电告，乃密筹对待。一面征兵，一面电嘱驻俄清使刘瑞芬，令密探俄政府举动。并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请代奏清廷。录李鸿章致醇亲王函于左：
　　连接袁守世凯密电，言朝鲜奸党私送信于俄使韦贝，请俄保护。并欲与各国一律平行，如他国有所未协，请俄派兵相助等语。俄使韦贝必将此函电达俄廷，想俄廷未必拒而不受。即此时碍于中国和谊，未便先发，必隐留此案为将来吞并之计。鸿章于此事熟思审处，诚如前日钧谕，既难无题作文，又虑棋著落后。今事虽秘密，机缄已露，碍难迁就。恐非诛乱党、废国君，无以挽回局势。但由中困派兵往办，显系拒俄保护，而各国疑忌更多，口舌愈大。现拟派前管朝鲜电报陈守允颐驰往朝鲜，以查看电线为名，密与袁守世凯及其国大院君李罡应筹商一切。如果李罡应有诛乱党之力，即属其一面正名诛除群小，一面电报北洋，由鸿章相机酌办。仍查照上年日本约款，令徐承祖知照该国外部，再派兵东渡，以资镇慑。应否简派钦使，至废立之事，须俟察看情形，请旨定夺。苟李罡应能自诛乱党，应由袁守密嘱其小心防维，勿伤各国。英、俄、倭闻韩有内乱，必派兵船前往巡护。俄、倭甚或派陆兵登岸，第我兵闻乱即至，先扎王京，彼亦莫如之何，不敢谓我师出无名也。且英、倭必不愿俄人保护，似不至与我为难。俄人虽有不乐之隐，亦不能怪我多事，与我开衅。即或纠缠不已，将来或效巨文岛故事，亦欲占永兴湾，或与中国共立保护之约，然不能使中国此时认奸党一信为保护的据，而步法越后尘也。惟是事机变迁，非可预度，将来能否如鸿章所料，可发可收，诚不敢必。自念北洋兵船不足，饷力艰窘，何敢冒昧从事？尚祈殿下筹划主持。……此时韩信初去，俄信未复，正在人不及防、事未发露之时，尚可由我密为筹措。袁世凯迭次密电，及鸿章与刘芝田电，均另钞奉阅，敬祈酌示机宜，俾有遵循，是所祷盼。再此事关系机密，不得不径陈殿下。总署枢廷王大臣，均乞转到为幸。
　　附李鸿章致驻俄清公使刘芝田电：
　　顷驻朝鲜袁世凯密电，韩政府求俄保护，已送密函请韦贝转达俄廷，允派兵船来助。韩为华数千年属邦，天下皆知，俄华素好，望密探商俄勿受此文，韩无事，尤勿派兵为要。
　　清总理衙门得李鸿章据袁世凯各报，即密奏朝廷。奉清廷旨曰：
　　本日奉懿旨：醇亲王奕儇进呈李鸿章信函各件均悉。此时情事未定，先以整军备俄为主。李鸿章务将调兵事宜赶紧预筹，为朝发夕至之计。先事宜审慎，不可大意。临事宜决断，不可犹疑。一面酌调兵轮赴朝鲜海面，不时操巡，以联声势，并电催陈允颐询问之事有无把握。刘瑞芬诘问外部若何情形？一有确复，即电闻请旨办理。钦此。
　　李鸿章奉旨后，即派丁汝昌水师，及暗雇商船装运陆军前往。袁世凯知事机已动，即明向韩延诘问。韩王本属无脑筋人，一时为袁所逼，乃出此走险之谋。至袁诘问，知事已泄，惊惶失措，父子君臣相顾而泣，概委不知，派诸大臣求袁容量。不知袁久已电达政府，问罪之师已经在道，又知韩王无能，俄政府未必开衅东方，复电李鸿章速其实行。
　　袁电六：
　　韩王使送文凭人蔡贤植逃，而幽害之以灭口。欲抵赖匿凭，以待俄兵。然文凭有韩王国宝，将不知从何抵赖？鬼蜮情形，殊可切齿。此时臣民交哄，举国鼓沸。如有五百兵，必可废王，擒群小解津候讯。查王及妃托俄已深，事必通俄，勾引串谋，愈去愈深，华难胜防。凯本庸愚，谬叨委任，际此非常，瞬息千变，日夜焦急，伏乞宪台密授机宜，庶无陨越。
　　李鸿章连接袁报，兵已首途。兹接袁电，又添四兵舰驰抵仁川，以备乘机举事。时日本各报多载此事，民间大哗。而伊藤、井上诸氏，持静以待动宗旨，盖深知清政府有始鲜终。一切皆已准备，适丁汝昌所带定远舰队触石受损，驰往日长崎石坞修理。而国民深恨清对韩举动恶劣，见清水师兵登岸，聚众杀伤多人。丁遂电禀李鸿章，谓日本群情汹汹，韩事宜慎，不可轻举。于是日清两国杀伤水师军人问题又起。李鸿章前顾后吩，使果废韩王，恐我国必不认可，又因屡询俄政府韩求保护一事，俄皆答以不知。韩又推系小人所为，已拿金镇嘉等治罪。驻俄清公使刘芝田向俄政府极力探询，毫无影响。李鸿章遂密示袁世凯趁风收帆，令韩政府索回与俄使原文，严惩群小，权了此局。而调将惩兵之举，亦遂消灭。袁得李示，阴使韩民怨谤其君，迫韩王索回联俄公文。韩王不得已，往求俄使。俄以此事袁世凯不应干涉，倘再催索，即电俄政府戎衣从事。韩人左右为难，而俄使任中国多方鼓动，佯为不知，中国终无之何，只得因循了结。嗣世凯令韩逐去近臣数人，韩派宰相徐相雨赍国书赴清廷辩诬谢罪，并照会袁世凯，声明韩廷实不知情，设有此事亦小人妄造，实非公文。又启用金允植，其事遂寝。录朝鲜致袁世凯照会于下：
　　为照会事，照得本政府屡蒙贵总理诘问本政府有公文送俄公使求其保护等情。查此事国王暨政府皆不得知，闻之实深惊愕，立即差人向俄公使探索此文凭。该公使只云诧异，并无影响。盘核无从，曷胜焦灼。窃小邦服事上国，蒙皇上字恤，恩同罔极，而小邦感戴亦可质诸神明。不意奸细之类平地构诬，欲兴离间，祸及下邦，下邦不胜惶悚。乃谕本政府将此事实密告贵总理详悉，并由国家派丞相徐相雨携带辩诬书诣天廷谢罪，并乞诸王公大人及北洋大臣核办鉴原，俾小邦伸其诬枉，实为德便。合此先行照会，请烦贵总理查照施行。
　　韩廷照会后，即派丞相徐相雨赍辩诬书赴中国总理衙门及北洋大臣两处谢罪，其大旨亦如给袁之照会。清阅韩书，咸向徐究此事原因。徐恨袁专横，指为袁凭空结撰，韩俄并无影响，又讽袁平日种种暴躁。清廷诸大臣多认袁无事生端。总理王大臣嘱李鸿章另觅妥人接充，速撤袁世凯。幸韩王妃侄闵泳翊偷盗韩廷致俄公使盖印公文副本给袁，袁乃寄呈李鸿章。闵泳翊又逃在天津，求救于李。人证皆在，李鸿章据实函达总理王大臣，为袁辩白。总理王大臣得李书，复以世凯遇事张狂，举动暴躁，嘱李严申训戒。李如所嘱，转知世凯。袁受训诫，兴致大阻，韩间得自由。平心论之，以韩廷谬妄，虽无袁世凯之逼迫，而簧鼓满朝，势必有附俄之谋，不过袁促之使速耳。但袁能造端，即能结果，使其不能实行，不得不称之曰能。袁于此事功过固可相抵。特其功名热中，不明时局，又不得不谓之躁。使当时清国兵力足抗强俄，其谋废朝鲜也固宜。乃当时英侵西藏，法并暹罗，识者几为清忧，有岌岌不能自保之势，而徒拥朝鲜备藩之虚名，并阻挠其进步，自误以误人，殊可笑也。
　　袁世凯结束此事后，并未得功，转受政府斥责，其专横举动亦渐收敛。故光绪十三年至十四年间，日、清、韩三国国际上亦甚和平。但袁虽收敛，不过于韩廷事不多干涉，至与各国公使交际，其初位置自高，势难中落。尤其俄公使以其干涉韩之文凭事衔恨尤甚。各国公使因袁自大，亦多不满意。俄使嗾各国公使开议，举美公使报告美廷，请美廷直达清廷。盖知袁为李鸿章所信任，非动国际交涉，不能使袁去位。美使承认后，各国公使均将袁专横自大之举动函告各国政府。至闵泳翊者，前为袁盗韩王致俄使密书副本，事发闵即逃至清，求李鸿章保护。李不加意，闵衔之切齿，又逃之英，逢人辄告谓密书为袁捏造，欲起两国交涉，从中邀功，故陷我于危，含冤莫白。于是欧洲各报多以袁捏造国家印信，例应治罪。又以袁非公使，无治外法权，故美廷接其公使禀，即电知驻清美公使，向清廷诘问。录美使照会清总理衙门文于左：
　　为照会事，照得本大臣接准本国外部来文。嘱询中国派驻朝鲜袁姓宫系何等职任？闻在该国无论各国驻京大臣有何公事会议，彼均弗肯与议，惟派所用之通使前往。屡有事件，自以为与韩廷相近，与他国大臣不同。其所用官衔，按英文译系办事大臣，本国于此事将有行知本国驻韩大臣之件。故嘱转询中国所派驻韩之员，是否即系办事大臣？抑系二三等钦差？希即照复，查照施行。
　　总理衙门接美公使照会，即函知李鸿章速觅妥人驻韩，撤袁回国，并嘱李代拟答美使照会。李接信即答以袁世凯办事热心，颇有血性，见忌外人，多由于此。极力为袁解免，且谓复美使照会应严词拒绝，美之此举系受俄所嗾使等云云。并代总理衙门拟就照会，录如下：
　　（上略）朝鲜为中国属邦，其国政凡与大局有关系者，则中国不得不派员往驻，就近谘商，以期妥协而防流弊。是以钦奉谕旨特派员驻扎朝鲜，办理事务，原与出使各与国名目均不相同。现派驻朝鲜之袁世凯，即系奉旨饬派者，其职任虽不便显分二等三等公使等职，而其应有之权力，实与驻朝各国公使大臣权位相等。遇事均得平行往还，朝鲜固不得慢待，即现驻朝鲜之各国大臣，亦不得轻视，庶可共敦睦谊。至各国驻朝鲜之公使、总领事等，若有公事会议，自应由中国驻朝之员随时察度办理，其应否前往预议，应听其自行酌办。此本无一定体例，本衙门未便遥度，贵国似不必过问云云。
　　美廷接清总理衙门照复，亦无异说。俄使知此举无效，其谋驱袁之志更切。初有英人某，韩拟聘充顾问官，嗣为袁阻，遂深恨之。至是俄公使怂其回国，运动英廷，诘问清政府。又有向充世凯英文通事清人姚某，以袁苛待，亦甚恨袁，与英人某同至伦敦。姚某与闵泳翊本旧相识，闵时亦至伦敦。姚携有袁手书密信等稿，闵与姚谋，嘱彼为证，请英人某说英执政大臣。闵具冤状，并有袁亲笔密书暨袁通事姚某为证，请转知驻英清公使转达清政府，以雪其冤。清公使不允，闵遂将其事揭载伦敦报纸。英人某又将袁私造韩王国玺密书及闵泳翊诉冤广告，统呈于英外部大臣，嗾外部大臣转告驻英清公使，密达清政府调袁回国。英外部某臣早接驻韩英公使函，言世凯之恶劣，加以闵泳翊逃至英国，英难安置，即将各报汇送驻英清公使转阅。并云闵泳翊逃窜敝国，似国事犯而非国事犯，本部碍难布置。究其情由，实袁陷害。拟请贵大臣密告贵政府调袁去韩，本部送闵归国，实为两便。虽然本部为贵政府设想，事已既往，实难根究，乃一再思之，贵政府可于此时藉故迂袁之官，或以任满调袁回国，均无不可。第此等事本系贵国内政，非外人所能干预，不过贵国与敝国素敦和好，故敢远献萏荛。贵大臣如以不谬，希即转达，贵政府当有权衡也。清公使闻此，似与国体有关，如其所言，直达政府。
　　袁世凯此时横被群情之攻击，其原动力皆由俄使。俄使之意，是恨袁破坏其密谋，势非使袁离韩不能达其目的。时韩倚赖俄亦甚笃，俄使与袁各欲谋增势力范围于韩，其势自难两立。在俄使出此全力，意可逐袁离韩，与韩人重申密约。乃俄使韦贝氏机事不密，其谋多泄，驻英清公使告清政府书未到之先，而东洋已纷纷传说俄韩私结密约，俟袁任满即将实行，为袁侦知。袁又另换一副手腕对待韩、俄。以此次之事若再自行举发，转觉不妥，遂暗使经商东洋之欧人传诵其事，使闻于清政府。上海各英文报亦著为论说，事果闻于清政府。李鸿章遂电告袁世凯密探。录其电文于下：
　　顷外人纷纷传说，俄现与韩立密约，俄允保护韩，韩允予俄利益。岂陆路通商约外又有密约耶？可确查密探。
　　袁世凯接李电谕，时驻韩将届三年。遂乘机复答韩俄密约事，历诉驻韩功绩暨招怒之由，乞李觅员代己。其大旨谓韩廷受俄愚弄，蓄依俄之意已久，密查此事，实有俄员马秋宁来韩议约，继又有俄皇族弟到韩代俄皇签押，其内容如何，无从探访。要之三韩一隅，东有倭人之窥，西有俄人之伺。凯自蒙委任，时凛冰渊，每一思及，寝兴俱废。三年来竭尽愚忱，不计劳怨，惟思顾全大局，所挽回补救者幸尚不少。此凯招尤致怨所由来。韩廷视凯几如目中钉，必拔之而后快，故屡次明陷暗害。幸蒙宪恩烛鉴，不为所动，而凯实时时自危，现届三年期满，惟有叩求速派贤员，来韩瓜代云云。李接袁禀，即据情转达总理衙门，并叙袁驻韩颇任劳怨。节录原函于下：
　　顷接袁世凯禀，以在韩三年届满，请派员更换等情。查阅来禀所言，自是实在情事，兹将原禀抄呈察览。该员素有血性，驻韩三载，能任劳怨，惟少年气锐，初到时间有涉于疏略及过当之处。鸿章一再告诫，近来历练较深，尚能慎重自持。往年两次遣兵定乱，该员身在行间，为彼中士民所信服。旋经派往专驻，遂觉久而愈亲。韩王之心日离，其政亦日紊，该员随时纠正，补救颇多，为韩王及各西员所畏忌，亦正坐此。详绎历陈各节，该员亦以此自危。此时若更换得人，既有成规可循，又可暂释韩王及洋员畏忌之心，或者较易措手。鸿章再三审度，实无其人。（下略）
　　李如右之意达总理衙门，适驻英清公使述英外部大臣函亦到。时总理衙门领袖醇亲王与李鸿章意极融洽，凡外交事件悉依赖李。李亦不敢擅专，遇事必商醇许可乃行，故能和衷共济迩时东西洋多有天津二政府之称。。袁世凯之黜陟，本属总理衙门之权限，醇亲王因李鸿章屡言其才能，故欲撤袁，必商之李。虽有驻英清公使之函，仍是与李熟商，嘱其酌度，可否作为三年期满奏保来京引见，调袁回国，另派妥人。李接信仍不稍动，更代袁历叙被陷原因，深言驻韩得力。节录原函于左：
　　顷奉公函，以黎莼斋函称某大臣所言各节，商及袁世凯任事出力，保奏引见，暂行调回，另派妥慎可靠之员往代等因。莼斋函致敝处，大略相同，彼固不深知此事颠末也。闵泳翊向与袁世凯交好，惟与李罡应世仇。自乙酉秋世凯护送罡应回国，该国王与泳翊至亲，其父子参商太甚，遂疑世凯阴助罡应。泳翊竟捏造废国王起用罡应之说。姚赋秋者，上海人，与德尼素识，往投朝鲜，帮助德尼倾陷袁道。以曾在袁处从事，旋被撵逐，挟嫌诬称有袁道手书为凭，实皆空中楼阁。闵泳翊与袁生隙，在韩自危，于丁亥夏间出奔，径逃香港，不敢归国。鸿章早有所闻，曾密诘袁世凯是否曾有此事，该道指天誓日，忿激不平，请调回津与闵质对。该国王偏信泳翊，又极力庇护，不欲其赴津面质，计无复之，去秋乃有藉词请更派之咨。敝处前三次上书钧署，屡以更派得人为难，袁道暂留为是。若轻信谣诼，而使任使者抱不白之冤，以后稍知自好顾全国体者，孰敢蹈此危机哉？姚赋秋赴英，显系泳翊招之，使播弄于不知颠末之星使，以上闻于左右耳。（中略）鸿章再四审度，驻韩一席，实无有再妥于袁世凯者。尊处如有其人，即乞明示，以便更调。
　　总理衙门接李鸿章复信，其言似有愤意。光绪十五年春，适李鸿章入都陛见，总理衙门遂与熟商袁之去留。李又历表袁功，谓使于四方，不辱君命，除袁之外，尚未见其人也。于是总理衙门承李之意旨，遂以袁世凯驻韩三年，办事得宜，奏请奖叙，仍留韩为钦差大臣。奉清廷谕旨赏以道员升用，并加二品衔，余着照所请。李与总理衙门议妥，即电袁云：
　　顷在京晤邸枢，代达汝能不辱君命，操纵得宜。邸枢亦知汝熟习情形，许为会衔具奏，请奖二品衔升用道，仍留为驻韩钦差。不日当奉明谕。
　　按：袁世凯几番受外界攻击，卒不去韩，转迁升官级，虽袁善运动，而众口铄金，微李鸿章与醇亲王，能不为外界所动者，亦几希矣。
　　


第七节驻韩公使
　　袁世凯历经种种风潮后，卒末去位，而转迁官。虽李鸿章屡屡护持，而谆谆告诫亦随之。自此以后，袁之学识亦大进。其宗旨以和平接物，对于各国公使多极力笼络，大度宽容。至对韩之方针，其干涉仍不稍松，但不轻言废昏君改行省之事。是知侵吞之计不行，乃变而为吸收精神上之权利，举凡电政、邮船、造币、借贷等权利，思一网打尽，后当详叙。又以小智小术哄骗韩王以结其欢，袁世凯可谓能矣。俄公使向不甘心，嗾各公使帮扶，出此全力，仍未能逐袁离韩，于是又函告政府，痛诋袁非。俄外部大臣遂告清公使洪钧氏，转告李鸿章。李接洪函，即电告袁世凯曰：
　　洪使函告云，去腊俄外部大臣向洪言，袁某性情急躁，办事过火，殊欠和平，与韩官及各国公使不睦。韩王每作一事，袁即疑他国怂恿，与俄使亦甚不和，似非所宜。我屡告诫韦贝，不要干预韩事云云。所言汝之毛病甚是，务要痛改。
　　袁世凯接到李之训令，即复电云：
　　齐电敬悉。恪遵痛改。惟凯自去秋叠奉谆诲后，与各国人极力联络，曲意将就，德、英、法、日员均甚相洽。惟美使丹以韩派使事，曾相诘见绌。俄使韦以陆路商约，凯暗持数年，均存憾忌，外虽无间，内终难合。韦去夏请公宴，故缺华旗；上月大婚公宴，凯故张俄旗，示无较。至韦劝韩派使，并托言华使将构衅，请韩派德尼充五国副使，均有证据。且韦阴狡无礼，与德、英、法员亦不睦，俄廷末之闻也。凯惟有懍遵慈诲，倍惩躁急过火等病；仰答恩遇于万一。
　　先是韩修电线，借贷清款，一切电报人员悉由清派。至是拟还清款，请撤回各项人员，袁世凯不许。俄拟修元山线与清线相接，袁又多方阻挠。继与李鸿章、盛宣怀往复函商，以清无资本，始行放弃。
　　是年韩派使臣朴定阳赴美，清政府责其违章，大犯不韪。盖清以韩为藩属，凡韩使臣到他国，须先到清公使馆，由清公使携同谒见他国君主。有关于交涉事件，亦须禀命于清公使。乃朴到美，直赴美廷，故谓违章。袁世凯先则张大其词，迫韩廷撤朴回国，而各国均不承认此举。韩廷屡以是请，清亦不许。即调朴回韩，求清廷宽宥，先商诸袁，袁又不许。谓必照例惩办，方足重体例以整将来。然朴之使美，实韩王所命，韩王以公法所载通使常例，并无先谒他国使馆者，更无携同往见君主之理。韩廷至是实为两难。不惩朴则清不许，惩朴则后此专使各国不愿接待，不得已仍求袁世凯斡旋，并道其难处情形。袁乘机应变，生面别开。录其致李鸿章电文于左，以证明之。
　　韩人素行玩狡，非权术实难有济。凯因假作宪威，必欲严究此事，而凯为韩调护，吞吐间若极难了局，并谆嘱洪谈不可泄。如宪查知，凯罪甚大，不但尊宪体制，并可相机布置。姑待先革朴职，再行究办，似不必遽令政府覆，恐韩以此局已结，数日后又授朴显官，尤损事体，是用一办一托法，方可操纵。至洪云王与妃悔前此疑凯，亦诱凯之术，凯姑作堕其术中，而促其先办朴案，后继以诚，似易为力。惟乞防金明圭伺察，谓凯诱王办朴，王易变卦。是否有当，乞训示，凯因此案棘手，参用谲术，有违训令，无任惶悚。
　　袁世凯用此手段，韩王果受其恫吓，治朴以罢职罪。光绪十六年七月，韩廷照会袁世凯，其文曰：
　　为照复事，照得十五年八月间，叠准贵钦差文函，查究驻美使臣朴定阳违章一案。适值该使抱病经年，未能面核，至延数月，日切惭恧。近来该使病痊，因详加查核，据称各节多涉支吾，概难凭信。惟坚称到美后，实不便遵照定章首端办理，且实值偶病，未能进谒张大臣等语。本政府据查该使至美，即不便遵照，自应电告本政府转启请咨，妥商改定。或进谒张大臣面商归正。敝邦仰荷天朝厚恩，无微不至，必有以妥为变通，全交际而息谣疑。
　　该使何得竟自擅违，并谓有病不进谒张大臣妥商办理，其在事体，岂容若是。已由殿下施以罢职之典。惟本政府约束无素，至生歧议，殊切悚愧。相应照复贵钦差，请烦查照，转禀北洋大臣鉴核。
　　韩廷受袁世凯之愚，治朴违章之罪。继其任者，皆裹足不前，或则藉故规避，或则中道而回，均以朴为前车之鉴。续派者亦然，至数年韩无奉使之人。韩受清廷之迫挟，至此可谓极矣。
　　韩之税关，皆李鸿章派西人征收，其薪工极贵，自数百元以至千元一月者。韩欠各西人之薪饷，积近数万元，财政又为清所把持，不能自主，窘不可言。适有一经理仁川税关之西人，契约届满，韩拟辞去，嘱我国代延英人尼信得。接充，并央尼由伦敦代募国债二百万元，以海关作抵，清偿积累。事已成议，袁世凯侦知，多方阻挠，破坏其议。且倡言韩之海关管理权属于清国，不能抵押。尼诘问韩廷，韩言并无其事。尼遂请韩廷印公债票，携往美利坚代募。袁先电告美使，谓韩廷发印之公债票，恐非出自韩政府，盖向来韩之货币皆用清历，此票独无，必韩有小人伪造。至韩之海关管理权本属清，不能承认其抵押借贷。此电一至，复有何人敢应募耶？至尼折回东洋，向韩诘问，韩因间袁。袁曰，贵国既不练兵，又不筹饷，何故贷此巨款？苟窘急所需，我可轻利代募，免受他人剥削。但须指出实在用项。若无正用而贷国债，窃为贵国不取。他人不计贵国存亡，为王代募，投千所好，凯则不忍为也。韩之募债，实即还清国及各西人之薪工，闻袁之言，亦莫可奈何。
　　是年九月，韩太妃薨。韩与清有一种礼节，凡韩皇族丧，讣告清廷，清派员行吊，韩王须出郊行郊迎天使礼。王思免此礼，先使人商袁世凯，以国库奇窘，无力供应，拟辞吊唁使。袁决然不许。盖袁正欲藉此示清国之威，遂答以上国与藩属，本有休戚相关之谊，所有礼节均载典章，数百年奉行无缺，焉有大丧不吊之理？韩知与袁商无益，乃遣使告讣，就便求清政府，恳辞吊使。政府商之李鸿章，李复电询袁世凯。袁复电云，揣韩此意，非求免唁使，在避郊迎礼。财政支绌固有之，但韩向储接待天使款，现积至数十万。无款实属藉辞，万不可许。在韩恐认藩属，贻各国羞；在我正宜证明藩属之谊。李遂据袁电直答政府。
　　时韩廷以国体所关，每于清施种种难堪之举欲掩饰，以防各困讥诮。而袁遇此等处独不将就。适韩使臣由北京电告清廷谕旨于韩王，有难堪字样。韩王私易数字，交外部备办供应清之吊唁使臣。袁阅谕旨不符，遂电禀李，谓韩告讣使臣擅改谕旨。李达清廷，诘问韩使。韩使请礼部向电局抄底，只字不错，不知系韩王所改。礼部复奏，奉旨责斥曰：李鸿章两电均悉。朝鲜告讣使节录谕旨电其本国，并无改易字句之处。袁世凯遽以不符电告，殊属冒昧。著李鸿章传旨申饬。袁既奉旨申饬，益加意难韩。清吊使至，韩廷预备供应由马山浦登陆。袁谓由马山浦登岸，欲避观瞻，不可。谓必由仁川。韩廷只得屈从。清使臣两人，随从百余员，即此一唁，韩廷费去数十万金。当此国库空虚，以唁吊浮文又费此钜款，亦可悯之甚也。
　　光绪十七年八月，袁世凯嫡母病，请假回籍。将启程，电告李鸿章曰：
　　顷韩王派郑秉夏来称，闻将归省，殊为怅念，未知何日起行，并盼速回。凯答以俟宪咨到，谒辞后行，韩无事可在籍稍久，倘生枝节，或中道折回。请王勿听邪说，务求安静，凯得抵籍展省，亦深铭感。郑又云，如居民知凯去必将骚动，纷逃四乡，请晓谕为要。凯告以不便出示，俟行时韩民来送，当面谕以不久必回云。
　　袁将行，遍谕各关员及电局人员，韩如派人接充，不可交代，言必须俟我回可也。把持之严，亦至于此。至袁应办事，均交唐绍仪代理。
　　是年十一月袁母即逝，因电请李鸿章代奏开缺。李商总理衙门，谓朝鲜交涉重要，袁世凯在彼十年，情形极熟，竟无人可派接充，可否请代奏，赏假百日治丧，假满仍饬迅回差次。现虽由袁派同知唐绍仪暂行代理，不可持久。总理衙门代奏，奉旨允准。袁在籍居丧百日，次年假满回韩。韩王赠奠敬千金，袁一再却之。并电告李鸿章。
　　时韩廷财政支绌，屡募国债，皆为袁阻，至是实不能支。议由我国商借银圆五十万元。将成议，袁回韩，告韩曰利息太重，不可。果需款，可由中国富商代借，利约六七厘。韩诺，袁禀李曰，韩贷他国款，以海关作抵，后患甚多，我宜设法借贷。既可全保护藩属之义，又可固关税管理之权。且有海关作抵，款虽巨亦不蹈空。我若不贷，各国争贷之，贻患方长。李乃准由政府公款内拨银五十万两，嘱袁假华商名为贷主，七厘行息。电复袁，袁告韩，韩知袁谋在吸收其海关管理权，不肯以海关作抵。袁又疑我公使指点，向我国使馆诘问，我使臣置之不理。衰与韩相持甚久不能决。适韩近臣郑秉夏出任转运御吏回韩京，袁使郑秉夏向韩王曲达，展转筹商，其议乃成。袁电告李，又告总理衙门曰：
　　袁世凯电，上月韩转运漕米御史郑秉夏自任回汉，力主贷华款议，迭谏王毋信邪说。王坚持不允由海关抵偿，令郑来商，另筹偿款，凯迭驳拒。顷来称已得请由转运御史出名贷款，仍由外署印押，海关分偿。请饬另具合同草，以便呈王核定云。查韩欠德商债，系运漕船值运员出名，亦无甚妨碍，即另具草交呈云。贷款既成，韩王转感袁甚。盖王素不亲朝政，日嗜玩乐，得此巨款，遂欲购西洋各种玩具。袁投其所好，谓何国之器皿精，何国之价值廉，及清之颐和园现购何物，如何陈设。王遂嘱袁代购，并请指点陈设。于是韩王宫中焕然一新。王由是信袁，倚之如左右手，袁遂乘机吸收韩之各种利益。
　　先是，日国有小蒸汽船两只，行驶韩内河。袁欲夺日利益，要求韩王，由韩、华商人合募资本，组织内河小蒸汽船会社。王即谕外部与袁结约，并包载韩之饷项粮米，许二十五年为期，期内不得再许他国。约成，袁电李鸿章，李告总理衙门曰：
　　袁道电，小轮条规要节内载，同顺泰集华、韩股分，每股百元，限四百股。造小轮四只，作为韩接运局船。仍由同顺泰管理，不由韩节制。往内地各口及运漕换挂韩旗，韩官妥为扩助。每年运韩漕十万包，每包付脚力洋八分。不许再与他国定约接运，限办二十五年各等语。
　　鸿章查系因日本已有小轮行韩内河，故为此约。袁世凯智谋权术，韩入其彀而不知。一意扩张清驻韩之势力范围。录袁致李之密电以证之：
　　顷晤王及世子，情甚殷洽，嘱凯遇事指教，务期中东无稍芥蒂。现深知凯待韩甚厚，已往各事请毋介意，等语。近自两次贷款七十万，韩君臣感悦，凯乘机联络开导，与权贵闵泳骏、泳达、郑秉夏等均善。骏等迭谏王及妃诚事华，信待凯，以图自保。王、妃均渐感悟，倘能久定此见，东方事可望渐顺云。
　　韩王既得西洋各种玩物，乃招优伶数百人于宫中，饮酒纵乐，而军人饷项欠至数月不发。民怨沸腾，加以甲申乱党皆流窜他邦，袁因恫吓王曰，金玉均、朴永孝等阴结日本为外援，韩事岌岌可危，王何不虑及耶？王恐，因问计于袁。袁为画策，使饵以重赏，激近臣诱杀之。王如所教，致有洪钟宇刺金玉均于上海，其事后当详之。
　　光绪十九年，袁世凯驻韩又届三年期满。清廷以袁补浙江省温处道，暂免赴任，仍留驻韩。袁以次如唐绍仪辈，皆得褒奖。是年春，韩境人民怨声鼎沸，全罗道等处聚众数万，揭竿起事，韩廷派兵往剿。兵至则散，兵退则聚，久之兵亦间投于匪。韩王令地方自办团练剿抚，亦袁世凯之画策也。
　　光绪二十年，甲午春二月，韩廷遣宫内臣洪钟宇，由日本计诱金玉均同赴上海，至美租界日本旅馆刺杀之。洪为美界捕房所获。洪本与袁通声气，闻洪刺金成，袁遂代韩电求李鸿章设法救护是恐美领事以洪为妨害租界安宁秩序，不肯交中国。。李鸿章接袁电，遂电谕上海道曰：
　　袁道电，顷韩王遣赵秉稷来告，昨申刻有韩人洪钟宇在沪杀金玉均，洪为租界巡捕获囚。其志可嘉，乞饬沪道设法救护云。金系在韩谋叛首犯，来华正难处置，今被韩人在租界刺杀，罪有应得，可置勿论。外人如有饶舌，宜直告之。
　　上海道接李鸿章电谕，即委上海县往验金尸，向美领事索洪钟宇归案讯办。洪甫出美界，即乘以四人肩舆，并不以凶犯视之。旋与金玉均之尸送交韩。同时有韩人李逸稷、权东寿，亦宫内臣，至我东京谋刺朴永孝，不成。朴遂在我东京地方裁判所控告。司法警察往捕，李、权皆匿于韩公使馆。裁判所向韩公使理索，韩使臣以权、李均为官员，坚执不交。我政府以使馆有治外法权，莫可奈何。适闻金为洪刺，金尸载回，韩仍加以野蛮之剂，裂其尸。并不治洪罪，且将授显职。遂动我国民公愤，拥聚千人至韩公使馆，曳出李、权两人，交裁判所审讯。
　　


第八节东学党之乱
　　是年五月一日阳历。，韩之东学党乱起。东学党之目的，在制官吏横暴。徒起于古阜全罗北道。，啸聚至数万之多，夺全罗道全州。韩廷派京华兵往剿，大败，器械尽为贼劫夺。官兵丧胆，势将及韩京。韩廷畏甚，一面防叛徒北上，一面具文求袁转告清廷调兵助剿。录韩致袁公文于下：
　　照得敝邦全罗道所辖之泰仁、古阜等县，民皆凶悍，性情险谲，素称难治。近月来附串东学教匪，聚众万余人，攻陷县邑十数处，今又北窜陷全州省治。前经遣练军前往剿抚，该匪竟敢拼死拒战，致练军挫败，失去炮械多件。似此凶顽，久之殊为可虑，况现距汉城仅四百数十里，如任其北窜，恐畿辅骚动，所损匪细。而敝邦新练各军现数，仅可护卫都会，且未经战阵，殊难用以殄除凶寇。倘滋蔓日久，其所以贻忧于中朝者尤多。查壬午、甲申敝邦两次内乱，成赖中朝兵士代为勘定。兹拟援案，请烦贵钦差迅即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并可使敝邦各兵将随习军务，为将来捍卫之计。一俟悍匪挫殄，即请撤回，自不敢续请留防，致天兵久劳于外也。并请贵钦差妥速筹助，迅赐施行，以济急迫，至切盼待。
　　袁世凯接韩廷求救文，即转禀知李鸿章。李会同总理衙门具奏清廷。清着李鸿章筹备，迅即调兵助剿。李奉廷谕后，即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劲旅三千，乘招商汽船由牙山登陆。六月七日，清公使汪氏始具清廷出兵之旨，知照日国出兵，盖依《天津条约》也。文内叙为保护属邦起见，日国十数年来与清对韩未解之问题至是遂起，盖日国认朝鲜为自主国，清必认为藩属，以及袁世凯历年在韩扶植清之势力，夺日权利。远因近因，一齐聚集，故尔时日国民均有跃跃欲动之势。清料日国必不能出兵，不知日国历年来整军经武，待之久矣。盖日政府于未接清知会前，六月二日已决定出兵。故清公使照会文内仍称韩为属邦，日外部遂严词拒绝，绝不承认韩为清藩属。日驻韩之大鸟公使时适归日，直乘八重由舰赴韩，本月十日抵韩京，十二日第五师团混成旅团之先锋部队千余人由仁川登岸，直捣韩京屯驻。继又渡马步炮工辎大队，陆续到韩。
　　东学党之乱，不数日即灭。袁世凯见日大兵源源至韩，屡谘商日大鸟公使，谓韩乱已平，依《天津条约》，二国均须撤兵。大鸟公使当时以局势未布，兵尚在途，遂虚与委蛇，而大军续渡仍不稍停。袁恐甚。择录其致李鸿章各电于下。
　　袁电一：
　　前与大鸟约订，华不加兵，日续到兵稍息即回。今卸完船回，兵将久驻。且韩余匪以数百兵可除，何须五千兵久驻？韩人迭以公法条约驳诘，各国员亦迭诘，均不理，惟称护馆，自属狡辩。各洋人亦谓华应预备，未可信日。乞筹备。但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倘见我将大举，或易结束。否则非有所得不能去也。然前言俱食，后言何可信。况日廷意在胁韩，鸟自不能主，且日本图韩蓄意已久，恐非口舌能了。似应先调南北水师迅来严备，事机已迫，乞宪度迅赐施行。
　　袁电二：
　　迭据仁电，日大队陆续来汉。日间以自主革政告说，韩人颇眩惑，盼革政者尤多。察韩人语意，渐有携贰，如日队至汉后，骗吓均易著手。我以空口动韩，恐无济，势已未易挽回。日称扶韩自主，不但韩王及群小乐闻，即各国亦多默许。韩今特拔金嘉镑为内参议，金为附日之尤黠者，韩意已见一斑。
　　袁电三：
　　急电。日续来兵三千余，下岸加千兵来汉，鸟照诘韩系华保护属邦否，限明日复。据称备兵两万，如认属即失和。韩怯贰难持，乞速设法。
　　袁电四：
　　韩忽派金宏集为总理外务大臣，两日未遣人与凯商事，坐鼓中难知。韩意以华不可恃，将派金与日商改政，凯难干预。日在韩专忤华意。凯为使，系一国体，坐视胁凌，具何面目？如大举，应调凯回询情形，妥筹办法。暂不举，亦应调回，派末员仅坐探，徐议后举，庶全国体。日载兵十船，昨由日开，又遣电工数百，分抵釜，决无息和意。乞速示遵。
　　观袁各电，谓事已迫于眉睫，而李鸿章深知当时清之海陆军实不能与我抗，持和平了结主义，其意欲运动各国调停。故袁虽发种种急电，而李终嘱其笼络韩王，延时日以待调停。迨我兵麇集，韩之各要害皆已先得，清只叶志超之军驻牙山绝地。袁见事迫如此，复电告李鸿章曰：
　　日兵万人，分守四路各要害及我陆来路，均置炮埋电。每日由水陆运弹丸雷械甚多，兵帐马厩架备多处。观其举动，不但无撤兵息事意，似将有大兵续至。日蓄谋已久，其志甚奢，倘俄、英以力勒令，或可听；如只调处恐无益，徒误我军机。日虽允不先开衅，然削我属体，夺韩内政，自难坐视。阻之即衅自我开，日既以兵来，定不肯空返，欲寻衅何患无隙？叶军居牙山，势不能接济。日再加兵，显露无忌。应迅派兵，商船全载往鸭绿或平壤下，以待大举。韩既报匪平，我先撤亦无损。且滓约日已先违，我应自行。若以牙军与日续来兵相持，衅端一成，即无归路，乞速裁度。
　　李鸿章接袁世凯电，即转达总理衙门，时清总理衙门亦与李同意。李已运动俄、英等公使抵韩，邀各国驻韩使臣出为调停。先是日大鸟公使迫令韩廷改革，韩王已许诺，至是又行反悔，要求日先撤兵。原韩所以变而食言者，一则听袁大言哄骗，恃清援助；一则依赖欧美干涉。日大鸟公使得驻东京及北京之俄、英等公使出为调停，遂提出与清协力谋韩之改善案五款，交各公使转给袁世凯。如承认，限即日答复。袁得日之五款，遂电告李鸿章曰：
　　顷英、俄使交鸟议略。第一款（一）政府六曹，各尽职守，革揽权旧制，内府不得与闻国政。（二）外交以权重臣掌之。（三）政令去繁从简。（四）并汰地方各邑。（五）汰冗官。（六）破格用人才。（七）禁捐官。（八）增禄俸。（九）禁贿赂。（十）止营私。第二款（一）量出入，昭定制。（二）明会计。（三）定钱制。（四）丈地亩，定租税。（五）减冗费，增正用。（六）设铁路电线。（七）税司由韩自管，不容他国干预。第三款（一）法律宜详明参定。（二）裁判宜公正。第四款（一）兵官宜作养。（二）原兵概裁，量力新练。（三）各处设巡警。第五款（一）各邑分设小学。（二）再推广设中学。（三）生员游历。乞宪核速示。
　　提案五款交袁世凯，数日不复，日公使遂拒绝各国使臣之调停。仍以强硬之态度对韩，责其不信，促其确答，终不得要领。七月二十三日，日公使遂拥混成旅团一部，径赴韩之景福宫，击退卫兵，直入关内。事大派皆出奔，大院君由国王召入朝，与我公使议改革内政事。王允所请，并嘱日驱逐驻屯牙山之清兵。时七月二十五日也。
　　袁世凯见日兵势汹汹，量难了结，而华兵又不来援，遂藉病请假，乞李鸿章准其离韩。其电曰：
　　凯等在汉，日围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力办公，今均逃去。凯病如此，惟有一死。然死何益于国？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
　　右电后，又有唐绍仪致李鸿章电云：
　　现在汉城两署办公，只余二员。今闻南北进兵，均已逃去，无法挽留。仪一人译电办公，已难料理，而袁道病又须照拂，势急情迫。乞速示遵。
　　李鸿章接二电，即为具奏，奉旨允准。李鸿章即电袁云：
　　本日奉旨，袁世凯着准其调回。钦此。希将经手各事交唐绍仪代办，即回津。
　　袁世凯得电，即回天津。自此以后，清韩之关系遂绝，日清战事亦自此始开。
　　


第三章 甲午战争之前后
　　


第一节甲午之役
　　朝乱再起，汝昌欲至济物浦先攻日舰，将启行，总署电柅之。逮日舰纵横海上，海军始集大东沟、鸭绿江口。定远为汝昌座船，战既酣，击沉其西京丸一艘。已，致远弹药尽，被击，总兵邓世昌战死。自是连丧五舰，不复能军。汝昌犹立望楼督战，忽座船炮震，晕而仆，舁以下。汝昌鉴世昌之死，虑诸将以轻生为烈，因定海军惩劝章程，李鸿章上之，著为令。旅顺陷，汝昌渡威海，是时两军相去二百二十余里，朝士争弹之，褫职逮问。鸿章请立功自赎，然兵舰既弱，坐守而已。
　　逾岁，日军陷荣城，分道入卫。汝昌亟以木簰塞东西两口，复虑南岸三台不守、炮资敌，欲毁龙庙嘴台炮，陆军统将戴宗骞电告鸿章，责其通敌误国，不果毁。待援师不至，乃召各统领力战解围。会日暮大风雪，汝昌尽毁缘岸民船，而南北岸已失，日舰入东口猛攻，定远受重伤，汝昌命驶东岸，俄沉焉，军大震，竞向统帅乞生路，汝昌弗顾，自登靖远巡海口。日舰宵入口门，击沉来远、威远，众益恐。道员牛昶炳等相乡泣，集西员计议。马格禄欲以众挟汝昌，德人瑞乃尔潜告曰：“众心已变，不如沉船夷炮台，徒手降，计较得。”汝昌从之，令诸将同时沉船，不应，遂以船降，而自饮药死，于是威海师熸焉。《清史稿》卷四六二。
　　“抗争之动作，实由日大鸟少将所率之混成旅团发于龙山本营至牙山。自七月二十五日开始，在牙山冲丰岛附近，日舰队遇清舰。清突炮击日舰，日舰队应战破之。日陆军亦于成欢驿大破清兵。往驻牙山之清兵遂逃之平壤，日军尾之。见清兵全挂方布一片于枪之刺刀上而逃，其色非白非黄，日军人多不解其意。即捉俘虏而诘之，始知清人知败北挂白旗乞降之例，以白旗无觅处，遂代以包足白布。清兵之弱，于此可见。”
　　“日军三路进攻，由平壤直捣盖平，由旅顺陷牛庄、营口，辽东全部皆为日有。海军自击沉丁汝昌四舰后，黄海上之管制权亦均属日。翌年攻陷威海卫，丁汝昌乞降，仰药自尽。山东半岛亦为日有。”（〔日〕佐藤铁治郎《袁世凯》


第一章第六节）
　　时日谋攻台湾及澎湖列岛，又任小松宫彰仁亲王为大总督，将大举而北冲清京。清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诣马关议和。此日清战争之概略也。
　　“初，鸿章筹海防十余年，练军简器，外人震其名，谓非用师逾十万，不能攻旅顺，取天津、威海。故俄、法之警，皆知有备而退。至是，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初败于牙山，继败于平壤，日本乘胜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夺我兵舰，海军覆丧殆尽。于是议者交咎鸿章，褫其职，以王文韶代督直隶，命鸿章往日本议和。二十一年二月，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议，多要挟。鸿章遇刺伤面，创甚，而言论自若，气不少衰。日皇遣使慰问谢罪，卒以此结约解兵。会订条款十二，割台湾畀之，日本悉交还侵地。”（《清史稿》卷四一一）
　　“1895年4月，清政府派李鸿章到马关，与日本政府所派全权代表伊藤博文讲和。李鸿章与伊藤本是老对手。十年前的天津会议，李鸿章虽然吃了一场哑巴亏，但他跟伊藤形式上还是平起平坐，对等会谈。此时就不同了：一个是战胜国的全权大臣，一个是败兵之将；一个漫天讨价，一个哑口无言。谈判陷于僵局时，日本方面忽然跳出来一个冒失鬼，对准李鸿章打了一枪，打得他血流满面，这才激起了世界舆论的公忿，一致谴责日本不配称为当代法治之国。日本政府慌了手脚，不得不在形式上作出某些让步，与清政府订立了《马关条约》。”
　　“条约签定后，有人替李鸿章脸上贴金，说什么这位忍辱负重的老中堂，用了自己的鲜血，换来战胜国的宽大条件。这个条件究竟宽大到什么程度呢？请看，清政府在条约里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割让了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在中国内地加辟了沙市、重庆、杭州、苏州四个通商口岸；中国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开设工厂；允许日本船只在中国内河自由航行。中国赔偿日本战费二亿两，按照中国四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摊派半两银子。此外还有不少苛细项目，就不必一一列举了。”（《袁世凯演义》）
　　


第二节李鸿藻举荐
　　袁世凯由韩归清，郁郁不自得，深怨李鸿章不用其谋，大不以李为然。虽有热血满腔，而大势已去。时清有太傅李鸿藻，为袁父执。袁往谒，痛陈时事。
　　“李鸿藻，字兰孙，直隶高阳人。咸丰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清史稿》卷四三六）
　　訾李鸿章旧制之军队腐败，道我军训练之精，并自言驻韩功绩。李重其才，遂向督办军务恭亲王前道袁韬略。恭亲王乃派袁充前敌营务处。时宋庆等已败至田庄台，望风而逃。清营旧制，营务处本无事之名目，加以前敌诸统将官职多大于袁数倍。清之政界，素以位高为尊，才能非所计也。咸轻视袁。依当时清军队之溃弱状态，及军械饷需之情形，虽任袁世凯以重职，亦无能为也。不特一袁世凯，即千百袁世凯又何从补救？故袁虽在前敌，亦无所设施。及日清和议成，清之兵队解散，袁世凯仍旧赋闲。李鸿章自此遂成全国之公敌，欲食其肉寝其皮者颇不乏人，即素知李之西太后亦为众口所惑，李遂去位。而袁世凯更无栖止矣。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日清和议成后，清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及陆奥宗光坐谈。李谓人材难得。伊藤问李曰：“袁世凯现任何事？”李曰：“小差事无足重轻。”伊曰：“以袁世凯之才，仅任无足重轻小事，无怪无人才也。”李之书记遂记入李日记中。岂知一语闲谈，遂影响于袁世凯者不浅。
　　“有人传说，马关议和时，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曾向李鸿章问及袁世凯的近况，于是又有人替袁捧场，说什么‘日本人如此重视袁世凯，可见此人必有非常之才’。以上这些话题，在北京广泛流传，于是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藻、荣禄等也都称赞袁世凯‘通晓戎机，才堪大用’。随后清政府降旨叫袁留在北京，听候督办军务处差委。”（《袁世凯演义》）
　　


第三节徘徊京津之间
　　袁世凯自日清战后随营解散，徘徊于京津之间，无所事事。适李鸿章马关议约回，李书记辈编李与伊藤、陆奥之谈词以闻，清各报亦多载李日记。清之朝野上下睹我伊藤氏答李鸿章之言，皆以袁世凯为一时人杰。于是袁世凯三字遂振振有声，留心人才者咸欲一睹其人。
　　袁知负时名，遂干当道名公，希有建白。
　　清方大挫之后，二三老臣为国求贤，于两宫前保荐袁之才略。旋奉旨召见，详询时事，袁奏对多中肯要。自负必可得志，即旁观亦谓袁必邀异数。不料召见后即交军务处差遣，袁大为失望。由是日奔走于王公之门，亦无效果，久之军事已毕，军务处亦不能存立，尚有何差可任？袁心灰意阻，加以数月来奔走酬应，支绌异常，债负累累。时西洋人贸迁中国，尚不甚久，尝以言语不通，情形不熟，多雇用清人为经理。业洋行者又须运动官场，方能发达，凡充西人洋行经理者，清人曰买办。清所需军装器械，皆仰给外人，盖不善制造故也，即今尚然。充买办者常居间收利，有暴富至数百万者。袁世凯以不能迁官，即求治富，颇羡买办业。适有西人欲开军装洋行于天津，拟聘熟习官场人为买办，盖知清此次之败，海军战舰、陆军军装器械全数告尽，势必再置。置则必须仰给外人。西人以有大利可图，故争先恐后设行以图招揽。袁欲应聘充买办，奈须保证金数万元，时两袖空空，无从措手。
　　


第四节受诏督练新军
　　先是袁充前敌营务处时，与奉天举人王英楷结莫逆交。王本巨富，其人为野蛮中之最开化者。与袁畅谈时事，两情相洽，引为同调，至是途穷路迫，遂将其志愿作书告王，乞其援助。王得袁书，遂挟重金北上，晤袁于天津。责袁曰：“君何不志甚也？”袁曰：“欧人国务大臣退位后，以充当工商业会社经理为荣，君何责我不志也？”王曰：“是乃自谋其本国之生业，有独立性质。若买办者，乃外人雇佣，君又不通西语，且买办手段在奔走官场，狗苟蝇营，皆非君所能。君盛名倾中外，方王师败绩，正朝廷梦醒之时，君不思乘时兴起，大展长才，乃欲谋此奴隶事，非不志而何？”袁曰：“区区微名，虽达当轴，奈不用何？”王曰：“当此时世，虽有经天纬地之才，徒以空言诘纳，焉能成事？君其继以金钱，敢必有济。”袁曰：“奈赤手何？”王曰：“君如以鄙言可采，当代谋以成君伟业。”袁曰：“惟命是从。”于是王英楷侦知袁从人中有河间赵姓者，与阉宦李莲英系属戚谊，王付以资，授以意，嘱其入都代袁结纳李氏。李以袁本各大臣保荐之人才，简在帝心，舟行顺水，遂满应之，嘱赵告袁静候时机可也。自此以后，宫庭动静，大臣奏对，皆随时密报袁知。数月后适清两宫命筹饷练新军，袁得报，遂密遣人告李莲英曰：“兵事我所最稔，子曷为我图之。”李乘机说西太后，西太后于召见大臣时，遂问：“袁世凯知兵否？”拟命其与聂士成各练三十营劲旅，各大臣均赞成旨意，遂诏命袁督练新军。
　　“方袁世凯之为军务处差委也，奔走权门，所费不赀，而事率无效，床头金尽，遂灰仕进之心。因忆关外旧友奉天举人王英楷者，巨富也，欲向之告贷，以作外商之买办。事为英楷所知，悯其穷，即赴天津劝袁，以资购大官，己愿为之助。袁乃遣人赴京师，以巨万之金结纳于慈禧太后之宠嬖李莲英，由是宫庭之动静，大官之对奏，皆由李莲英密告。不久，而任北洋练兵大臣矣。”（《袁世凯轶事》）
　　


第四章 练兵大臣之时期
　　


第一节小站练兵
　　袁世凯自得练兵大臣后，知清国政界非金钱不能济事。既入其途，必行其术，于是广结交游，凡政界当大权负时名者，皆相结纳。时北洋大臣系浙江仁和县王文韶。袁至天津，于王之三公子并其诸幕友，皆曲意联络，至在津现任、候补各道员，亦多订金兰。然后乃选将募才，择天津小站地方为驻屯所。向知清国军队弊端百出，特先改营制，次订规则，均井井有条。惟清国精通军学者甚少，必须藉材异地。有某某等国闻清练新军，争先运动清总理衙门及军务处，为代延教习，欲揽清军教练权。总理衙门等多不明此术，遂商之袁世凯。袁颇习外交，痛陈用外国人之弊，力主不可。继由袁自延普鲁士兵目充总教练，结雇佣契约，且极严密。其重要须恪遵营规，受统将管辖，如违命令及契约，虽所规定之期未满，可以随时辞退。故袁虽用外人，终不受挟制。
　　“袁氏之练军也，能与士卒同甘苦，故士乐为用，而武卫右军遂为诸军之冠，英国海军提督勃拉斯福特氏亟称之。其时姜桂题、杨荣泰、龚元友、吴长纯、徐邦杰、任永清、段祺瑞、梁华殿诸将皆隶其麾下，而冯国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何宗莲、马龙标、雷震春、王英楷、吴风岭、赵国贤、田中玉、孟思远、陆建章、曹锟、张勋、段芝贵等为其偏裨。人才既众，兵力尤强，而康氏召外兵之谋，所由来也。”（《袁世凯轶事》）
　　“1895年11月，皇族奕、奕会同军机大臣奏请改革军制，并建议先在天津成立一支‘新建陆军’，保举袁世凯负责督练，奉旨报可。于是这位年方37岁的红道台，成了清政府建立新军的创始人之一。”
　　“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此时李鸿章已调离直隶总督，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王文韶。练兵地点在天津东南约七十里的新农镇，这是天津与大沽口间的一个小站。所以袁所练的兵有‘北洋派’之称，而‘小站练兵’也就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名词。”（《袁世凯演义》）
　　按：此类事皆袁识见过人处。袁世凯平生作用，练兵为赫赫之一端，特色甚多，兹不具论。特择录其募兵规则以见一斑。袁向知清军旧习，多老弱残疾，滥竽充数，故严订募兵之资格。其募兵资格如下：
　　（一）年限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一）力限平托一百斤以外。（一）身限官裁尺四尺八寸以上。（一）步限每一时行二十里以外。（一）取具邻右保结。（一）报名家口住址。（一）曾吸食洋烟者不收。（一）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一）五官不全，足手软弱，体质多病及有目疾者不收。
　　清国绿营旧制，每兵一名月仅给饷银三两三钱。加以种种克扣，不敷军人用度，视饷为可有可无。其军人多赖窝赌架娼为生计，遂订优给军饷。其募兵饷章如下：
　　（一）中选待齐以前，发小口粮，每日大钱百文。（一）募齐开差后，小口粮每日发大钱百五十文，头目二百文。有能粗通文义者，口粮照头目例。（一）到营正头目每月饷银五两五钱，副头目五两，正兵四两五钱，伙夫三两五钱，长夫三两。米价在内，柴价在外。
　　清国募兵，往往于未成伍之先，即酿成变故，袁谓严订刑律。其募兵律令如下：（一）强奸民女者斩。（一）擅取民物者斩。（一）聚众哄斗为首者斩。（一）沿途逃亡者斩。（一）强买民物者插耳箭。
　　兵律既定，遂募兵成伍，一切皆仿照东西各国兵制，一洗清国营伍旧习。时清之朝野上下，开通寥寥其人，见袁所为或者骇异，或者腹诽，甚或明加指摘。训练未久即生种种谣言。加以袁重用天津武备学堂及山海关营兵学堂之学生，往日之所谓统领、提督者既经遣散，无术营生，又不屑投袁门下。而袁虽兼用旧日勇敢将士，奈选择太苛，卒使此辈布散流言，多方运动。翌年即有御史上弹章，谓袁世凯虚糜国帑，训练新军形同儿戏。盖顽固辈从未见操演训练之法则，故皆目为儿戏，少见多怪亦至于此，清国办事之难，于此亦可见一斑。未几又有参袁肆意杀戮，视民命如弁毛，军心涣散，其军恐不可用。当此之时，袁虽有李莲英在西太后前为调护，奈诸大臣为众口所惑，不知袁究竟若何，多不敢赞一词。袁经诸御史之弹劾，虽不获究，其实亦栗栗可危。
　　荣禄像迨直隶总督换满洲人荣禄，荣系西太后至戚，又素稔袁之才能，袁遂大施其运动手段，拜荣门下，倚为泰山。荣思袁以道员充练兵大臣，似属望轻任重，至资物议，适直隶臬司出缺，荣遂保袁补授。尔时清国议论，多谓袁补臬司，运动费用去十数万金，不仅荣与都中当道，及荣左右人亦皆有贿遗。袁此后隆隆直上，皆基于此。暮夜馈金，无实据之可稽，不能必其有无，要之在清之官场，亦甚无怪事也。
　　“荣禄，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
　　“荣禄以庠生赏主事，隶工部，晋员外郎。出为直隶候补道。光绪二十年，祝嘏留京，再授步军统领。日本构衅，恭亲王、庆亲王督办军务，荣禄参其事。和议成，疏荐温处道袁世凯练新军，是曰‘新建陆军’。授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疏请益练新军，而调甘肃提督董福祥军入卫京师。”（《清史稿》卷四三七）
　　


第二节戊戌变法前后
　　袁既补直隶臬司后，事荣甚恭，亦若前此之事李。不料西太后退居颐和园娱老，归政于光绪帝，袁之内援李莲英遂无权可施。适戊戌会试，有广东南海县志士康有为者，以举人公车上书，邀光绪帝之优容异数，赏康军机章京。政无巨细悉以谘之。数月间百废俱举，全球皆侧目注视，谓中国将来必有所振作。
　　康有为像
　　“康有为，字广厦，号更生，原名祖诒，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用工部主事。少从朱次琦游，博通经史，好公羊家言，言孔子改制，倡以孔子纪年，尊孔保教，先聚徒讲学。入都上万言书，议变法，给事中余联沅劾以惑世诬民，非圣无法，请焚所著书。中日议款，有为集各省公车上书，请拒和、迁都、变法，格不达。复独上书，由都察院代递，上览而善之，命录存备省览。再请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议新制，别设法律等局以行新政，均下总署议。二十四年，有为立保国会于京师，尚书李端棻，学士徐致靖、张百熙，给事中高燮曾等，先后疏荐有为才，至是始召对。有为极陈：‘四夷交侵，覆亡无日，非维新变旧，不能自强。变法须统筹全局而行之，遍及用人行政。’上叹曰：‘奈掣肘何？’有为曰：‘就皇上现有之权，行可变之事，扼要以图，亦足救国。唯大臣守旧，当广召小臣，破格擢用；并请下哀痛之诏，收拾人心。’上皆韪之。自辰入，至日昃始退，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专擢言事。旋召侍读杨锐、中书林旭、主事刘光第、知府谭嗣同参预新政。有为连条议以进，于是诏定科举新章，罢四书文，改试策论，立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兴农学，奖新书新器，改各省书院为学校，许士民上书言事，谕变法。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及各省与总督同城之巡抚，河道总督，粮道、盐道，并议开懋勤殿，定制度，改元易服，南巡迁都。”
　　“上虽亲政，遇事仍承太后意旨，久感外侮，思变法图强，用有为言，三月维新，中外震仰。”（《清史稿》卷四七三）
　　袁亦欣然向慕，奈与康素无一面，不能通其悃愫。适袁书记生举人阮忠枢，时亦以公车入都，袁遂以慕康之意告阮，嘱其遇机代达。康自上书得意后，遂邀集举人中之声服素著者组织保皇会，有合会中资格、又赞成其宗旨者，皆收为会员。阮忠枢方以无门可入，莫由通居停主人之款曲，至此遂浼同会试举人为之绍介，附入保皇会，结纳于康，徐将袁慕康之忱达知。康以袁兵权在握，其人又勇敢有为，甚愿结纳，亦嘱阮达其心慕之忱。两方面皆由阮绍介，函牍往来，情意甚洽，遂结金兰之契。
　　光绪帝既得康有为，言听计从，变法图强，凡能有裨新政赞成变法者，皆不次超迁厥后因此而殃及其身者，如刘光第、康广仁六人是，惟袁世凯幸免。。尔时袁得候补侍郎，并得专折奏事之旨。原旨录下：
　　上谕：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忠勇勤奋，校练认真。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惟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钦此。
　　戊戌变政之主动力，系出自康有为。而康仅得军机章京，至阿附康者转得显荣爵位，颇郁郁不自乐。加以尚书许应骥、御史文悌先后数上弹章参劾，康有为自知为在朝诸臣所不容，此有截句云“未必汉庭容贾谊，恐妨江夏杀祢衡”。康于此时知群臣之力不足破坏其谋，群臣之言亦不能动光绪帝之听，能挟制光绪帝者惟西太后耳，深恐群臣以蛊惑光绪帝者蛊惑西太后，则大事去矣。故康以欲立非常事业，非鼓动光绪帝大义灭亲不可；欲行非常之事，又非藉兵力不能成功。而统兵将帅敢为非常者惟袁世凯。康有为遂有谋及袁世凯之思想。其时之说有三，试分甲乙丙并言于左：
　　（甲）说康有为自以变政为主动者，他人随而附和之，均得显荣爵位，实有不甘。以光绪帝幼弱可欺，窥窃神器，其思想为人所不及料。一面平空结撰，密告光绪帝，谓由西太后内监处探来消息，后将害帝，另立某贝子为帝；一面假传光绪帝密谕，召袁世凯，命其带兵三千入都围颐和园，杀西太后。袁问有皇帝诏书否？康答面奉口诏。袁曰我须面君。康阻之。袁知康伪传上意，阳许从容计议，阴急报知荣禄，遂破其谋。
　　（乙）说光绪帝密诏康有为入内，泣告以太后不久将行废立，命康设法救护。康有为叩头流血，对以臣当牺牲此身，保皇上万全。帝又谕康宜自保，勿久居危地。于是康与帝密谋，藉往上海办报为名，脱离虎口。帝遂授康以亲笔诏书，其大意命其联合疆臣及统兵大将，起义勤王。康得天子手诏，遂与袁世凯图谋。袁主缓图，约俟秋揉，两宫巡幸天津，乘机举事。康主急行，欲袁世凯即日带兵起事，两人虽同谋而意见各歧。袁为个人禄位计，恐康事败累己，阴泄其谋，康事遂败。
　　（丙）说谓康有为早蓄阴谋，嗾光绪帝下诏，于是年秋侍西太后至天津举行大蔸之典，乘机起事。兼以康所设之保皇会旨趣，有保光绪不保大清之语，为顽固党与裁黜之官员藉口，密陈于太后，请复垂帘训政，太后许之。李莲英密告袁世凯。袁以曾入康党，往来函牍甚多，恐为所累，遂往谒荣禄，密陈与康曾通往来，近见其种种妄谬，其人心地叵测，恐有不轨之谋。荣亦闻有种种传说，深以为虑，袁言正触其萦绪。荣遂嘱袁入都，密侦康有为之举动。康之为人本无一定宗旨，时又郁郁不自得，袁以利害探之。康不知袁之来意，遂信口而谈，谓皇上曾谕我与君密谋弑太后，去维新之阻力，事成予不次之超迁。我因向未与君晤面，未敢造次相谋。今君果具此热心，愿先报知皇上。袁曰须得皇帝手诏，方为名正言顺。康曰事宜慎密，当瞩弟广仁见皇上图之时康广仁在上书房教光绪帝英文。。迁延三日，袁以不能久留北京，向康追问消息。康以既已许袁乞皇上手诏，无手诏似不能取信于袁，度谋诸皇上势不能得，只有伪造皇上手书付袁。袁得书不赴寓所，直至火车站，搭车奔天津，密报荣禄，并呈伪手诏。康有为予袁手诏后，见袁行色匆匆，知事不妥，旋往访袁，已无踪迹。遂追至天津，遇袁途次。康呼之，袁乘肩舆，佯为未闻。康知袁必有诡秘之谋，即乘汽车至塘沽，搭汽船往上海。故康有为之行，康广仁亦不知其去向。荣禄得袁之密报，遂持伪手诏直赴颐和园见西太后。后得荣之密告并诏书，即起驾，直造光绪帝之寝宫。帝已卧，后就床前责之曰，尔与康有为干得好事！我自热河遭肃顺等之叛，以迄于今，不知几何艰难险阻。迨又抚养尔成人，方谓可以自立，撤帘归政，我有何罪？尔与康有为谋杀我。帝闻是语，如平空之降霹雳，碰头泣对实不知情。后遂掷手诏于帝前曰尔可自看。帝百口莫辩。于是遂下诏拿康有为，而康已抵太平洋海中，惟获康广仁及刘光第等六人，刑于市。
　　以上三说，甲说见《民报》，广东某诋排康党之著论。而康党之机关报于此一说不稍辩白，似乎默认。乙说见《戊戌政变记》，丙说见中国当时香港、上海各报。虽各有异同，而康有为为袁世凯之破坏则一也。按诸甲说，袁世凯是大有功于皇室。按诸乙说，袁世凯系光绪帝与康有为之公敌。按诸丙说，袁世凯以机变之术，速康有为之败。仆于此三说颇滋疑义，不能解释。后当于光绪帝与袁世凯关系章详细言之。
　　戊戌八月之变，康有为流窜他邦，清廷惟株连其党，西太后复垂帘训政。
　　“以抑格言路，首违诏旨，尽夺礼部尚书、侍郎职。旧臣疑惧，群起指责有为，御史文悌复痛劾之。上先命有为督办官报，复促出京。”（《清史稿》卷四三七）
　　召荣禄入政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着袁世凯暂行护理。
　　


第三节护理北洋大臣之时期
　　袁世凯以新进之候补侍郎，望浅资轻，辄护理首领之总督，其时流言四起，谓袁与康同谋，且尔时抄康南海会馆邸寓，得袁与康密信甚多。康党皆株连，朝廷所以不罪袁者，以其兵权在握，防其变乱也。故令护直督以羁之，俟徐撤其兵权，遣散其军队，再治其罪，而袁若未闻也。但此语传至军中，兵以将被裁撤，众心惶惶。袁令其执法营务处下令悬赏，有拿获造谣言惑乱军心者，赏银五百两；知情不举者同罪。旋即将此种谣说禀告荣禄。荣以朝内方生变端，风波未息，宜安军心。遂奏请于西太后曰，皇上前用康逆之谋，曾下幸津校阅之诏，兹宜收回成命。以该军等操演勤劳，赏银若干，以安军心。清廷遂下诏云：
　　前经降旨，择于九月初五日，朕恭奉（中略）皇太后慈舆启銮，先赴南苑，再往天津，以次阅操。第本年节令较早，现在天气渐寒。朕侍奉慈躬，允宜璇宫颐养，以卫兴居。所有巡幸天津之处，著即停止。惟念国家讲求武备，本期亲临校阅，鼓舞戎行。近畿各军业已次第预备，该官兵等平日操演，不惮勤劳，朕心良深轸念。（中略）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著赏银四千两，（中略）以示体恤。该侍郎等仍当督率将士，随时认真训练，总期纪律严明，缓急足恃，毋负朝廷整军经武之至意。钦此。
　　袁奉旨后即具折谢恩，领赏分给将士，并安军心。其谢恩折云：
　　窃臣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钦奉上谕云云。（中略）跪聆之下，钦感莫名。当即恭设香案，率领将士望阙叩头谢恩。伏念臣猥以樗材，忝司兰锜，枕戈矢志，愧无尺寸之微劳；负弩前驱，恭待銮舆之巡阅。兹复钦承玉诏，崇护璇闱，聿隆孝养之心，暂缓大搜之典。九重端拱，弥殷瞻天仰圣之思；万众铭恩，远过挟扩投胶之乐。皇仁共沐，列校腾欢。臣惟有益励戎行，精求武备，督率将士，随时认真训练。务期兵皆可用，饷不虚糜，以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袁世凯护理直督虽无多日，而凡事均尚认真，不存五日京兆之心。时有福靖兵轮在海洋遭风，遇难员弁，袁为奏请抚恤，其遗族均感称袁德。北京虽人心惶惶，天津尚平静。迨裕禄到任，袁仍回小站练兵。然袁此时亦一危险境也。录其交卸折于下：
　　（上略）窃查新任督臣裕禄于八月二十日行抵天津，接印任事，臣即于是日交卸。伏查臣所部新建陆军，现驻小站一带，拱卫畿疆，是臣专责，巡缉操防，在均关重要。臣拟即驰回防所，督饬将领暨臣营武备各员司教习，认真训练课导，精益求精，以期储备将材，悉成劲旅。搜卒补乘，敢忘绸缪未雨之谋；秣马厉兵，冀收袍泽同仇之效。
　　当时中国之论袁者，仍以向与康同谋不轨，朝廷虽暂不究，终必发作。是年十月，袁世凯忽奉旨陛见。当袁入都时，咸谓袁恐不能生还矣，而袁之左右及其军中亦皆惶惶。计袁于是月二十三日抵都，二十四日召见。二十五日奉谕旨云：
　　候补侍郎袁世凯，著在西苑门内骑马，并乘坐船只拖床。钦此。
　　召见后袁仍安然回营，论者谓系荣禄力保，不然恐难免祸云。
　　清光绪二十五年春，荣禄疏称新建陆军经袁世凯勤加训练，现届三年期满，颇著成效，请准奖励。奉旨云：荣禄奏新建陆军训练三年，著有成效，请将出力员弁择尤褒奖一折。新建陆军经候补侍郎袁世凯悉心擘画，按照泰西操法，训练精勤，现在已历三年，确有成效。该侍郎勤明果毅，办事认真，深堪嘉尚。袁世凯着交部从优议叙，所有该军得力员弁，着荣禄传知该侍郎，准其择尤酌保。
　　袁世凯自得交部从优议叙，于五月初九日奉旨：
　　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着袁世凯补授。钦此。
　　时光绪帝忧闷成疾，不亲朝政。袁之迁升，皆西太后之旨意斯时也即康有为在新加坡倡言西太后监皇上于瀛台，享以玻璃粉者也。。
　　袁得补侍郎，即具折谢恩云：
　　奏为叩谢大恩，恭折仰祈慈鉴事：窃臣伏读邸钞，（中略）白天闻命，伏地增惭，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讫。伏念臣一介庸愚，毫无知识，昔奉使于海外，叨拜监司；继典兵于畿南，谬陈臬事。愧乏涓埃之报，叠邀高厚之恩。超迁远过乎寻常，班列遽跻诸卿贰。实形尘忝，时切冰兢。兹复渥荷温纶，真除水部，职考工而六官幸附，稽阙法而九府兼司。自顾辁材，膺斯宠遇，鹈濡益忧其不称，鳌戴弥觉其难胜。惟有趋叩宫门，跪聆慈训，瞻天仰圣，稍纾依恋于九重；竭力殚心，冀答生成于万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谨缮折具奏，叩谢天恩，伏乞皇太后圣鉴。
　　按：时人见袁之谢恩疏，谓其目无皇上。不知袁仍有谢光绪帝一疏。兹并录于左：
　　奏为叩谢天恩，恭折仰祈圣鉴事：（中略）伏念臣中州下士，才识凡庸。浙水分巡，愧无坠露轻尘之报；畿疆陈臬，常懔素餐赤芾之讥。未建寸功，谬膺内转。一心兢业，五夜惭惶。兹复钦奉温纶，祗承特简，率百工而兴作，忝职司空，台六府以交修，兼综圜法。凡此宠荣之叠被，惧怍捣昧所能胜。臣惟有趋诣阙廷，叩求训诲，仰聆天语，冀稍宽陨越之愆；俯励冰心，当奋勖从公之志。所有徼臣感激下忱，谨缮折具陈，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
　　


第四节巡抚山东
　　西太后此次临朝，内倚李莲英，外任荣禄。李、荣两人皆与袁有密切关系。故袁慈眷极隆，其权亦日渐澎涨。是年冬山东拳匪倡乱，巡抚毓贤被御史弹劾，荣禄遂保袁世凯办事悉合机宜，才堪大用，得署理山东巡抚。奉旨曰：
　　毓贤着来京陛见。山东巡抚著袁世凯署理，即行来京请训。钦此。
　　溯袁世凯自戊戌秋至此，仅期年耳，由臬司开府畿疆，可谓不次之迁，而在袁犹有未洽意者。袁世凯练新兵煞费苦心，一旦移交他人，势必变更，使数载经营尽归乌有。西太后与荣禄亦虑及此，故著袁来京请训，时于新建陆军并未派人接统，俟与袁面商。袁召见时，西太后问新建陆军归何人统率合宜？袁对以数年来如何训兵，如何练将，如何选械，皆中国从来所未有，虽不敢称劲旅，但所有军队，均可与东西各国相比较。近常有外国兵官到臣营看操，亦皆啧啧称赞。惟旧日统兵大员，多不以臣之训练为然，接统之人，臣实不敢妄拟。臣之部下虽有一二精通兵学之员，亦皆望浅资轻，难胜巨任。盖将不得人，有用之兵皆为无用，臣数年心血固无足重轻，但数百万国帑似宜珍惜。袁奏对后即往谒荣禄，谓山东土匪猖獗，又加以义和拳邪术惑民，势诚可虑。本省防营皆老弱不堪，如准将新建陆军带往山东，既可剿灭土匪，又可随时训练，实一举而两善备焉。否则世凯实不忍舍此数年训练之师，坐令废弛也。愿仍司练兵事，并详言历年训练之苦衷与新军之大可恃，中堂若见世凯所著之兵书，便得其详细矣。荣遂转奏西太后，于是遂准袁带队赴任，以资训练。是袁既任疆寄，复绾兵符，盖以一身而兼两任矣。
　　袁世凯奉命后，遂由小站拔队直赴山东巡抚新任，舳舻千里，顺流而东。
　　“今请先述其任东抚时之秘史，彼署理山东巡抚之日，正鲁省义和团滋蔓之时。先是前抚毓贤夙仇视外人，遇有交涉案件发生，不问事理曲直一意持强硬态度，袒民而抑外族。语云：‘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鲁省民风强悍，而无意识之徒十居八九，久之遂演成排外之举动。初，山东堂邑本有八卦教，旧名曰：‘义和会’，素精拳术，其派分二系，曰坎字拳，曰乾字拳，盖为林清与离卦教之余孽。教中无分老幼尊卑，悉以师弟、师兄称之。彼自谓熟练一种柔术，凡枪炮、刀戟皆所弗惧，以故四方无赖子弟，失业游民，悉归附之，于是声势益大，当李秉衡抚鲁时，震惊其名，曾招其党从。入署见两党魁各手持红灯一，叩之故，彼自言此红灯为教主二目，光线所及，枪炮弗能举火。李信之，厚赉有加。及毓贤莅任，循萧规曹随成例，与义和团深相纳，其宠遇尤过李也。适义和团戕杀临清教堂神父一案，毓贤为御史弹劾罢官。世凯趁间请于荣禄，保荐接任其事。西后以世凯破坏康梁阴谋曾有功于己也，乃许之。世凯又请挈小站训练新军俱住，后可其请，遂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将兵而抵济南。”（《袁世凯轶事》）
　　当袁告荣禄表其练兵方略，有兵书一语，茉奏西太后极言袁训练之精，皆取法西洋，非他人所能及，其所著兵书甚详。又格外说得热闹，西太后闻之，亦甚好听，遂诏命袁世凯进呈兵书。
　　论袁世凯之训练，不过初具规模，其所著之《练兵要则》，于兵事上各种方略亦不过得其大概。虽然当中国军事幼稚时代，创始改良谈何容易？能得其大要，微袁世凯尚无其选。苟能从此研究，是亦未可限量。袁世凯之《练兵要则》，成于光绪二十五年，迄今将近十年，使当时上下一心，力求进步，不难与世界各国齐驱并驾。惜哉清国人凡事皆浅尝辄止，亦不仅军事一端也。以向无学术之袁世凯，竟能立说著书，发明军事，虽不尽亲手制造，然主动者袁也。考中国发明科学，编辑成书发行问世，在迩时除侯官严几道译英文著述外，当推袁世凯为首屈。严几道系本成说翻译，袁世凯犹独标新意，虽其说不甚精究，要为中国军事改良进步之起点，袁世凯亦居然清国之著述家也。
　　考中国军队改用枪炮，嚆矢于李鸿章之长胜军。然能道枪炮之源流，应用之利害，本本源源见于著作者，则仅见于袁世凯之《练兵要则》。若尔则袁世凯者，又为清国发明军学家也。
　　袁世凯奉诏后，即具疏呈进兵书，录其原折于下：
　　奏为遵旨进呈练兵图册，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在德州途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某日奉上谕，着将该军平日训练情形详悉陈奏，并将各种操法绘图贴说，进呈备览。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等因，承准此。仰见我皇太后皇上轸念时艰，精求武备，并蒙指授方略，训诲周详。跪诵之余，莫名钦佩。伏念臣一介书生，不谙军旅，缺乏兼人之众，并无殊众之才，前由督办军务处王大臣联名疏举，以臣知兵。钦奉谕旨，饬以仿照洋操，严加训练。受命以来，夙夜竞惕，深惧上负恩遇，下玷戎行，勉策驽庸，力图报称。窃以为治兵之道，纪律为先，而技艺亦在所当重。纪律存乎训诫，技艺资乎练习。臣抵军之始，即与将士申明约束，务期痛除积习，恪守背规。将则训以忠勇廉洁之大闲，兵则训以恭顺勤奋之要义，使皆知奉法循理，以端其志而正其趋。至于技艺则由浅入深，循序递进，始练以步伐身手各法，次练以布阵变化诸方，再练以行军、驻扎、攻守、调度之道，此则步炮马工各队之所同也。若夫步队以起伏分合为主，炮队以攻坚挫锐为期，马队以出奇驰骤为能，工程队以尽地利备军资为事，则又在乎各致其精。臣训练三年，懔遵圣谕，实事求是。并承王大臣遇事指示，又赖诸将士勖勉从公，现在悉心体察，觉技艺日渐娴熟，尚不至相形而见绌，纪律成知遵守，当可望相与以有成。惟是各国讲武已久，将弁之学术阅历似较我为优。而中土民气最驯，士卒之奉公耐劳亦非彼所及。但使就我之众，练我之兵，实按战阵之规，作平时操练之式，即以操练之法，备异日战阵之需，自然劲旅能成，缓急足恃。臣殚竭心力，与诸将士孜孜讲习者，要不外本战法以为操法，庶使兵皆归于实用，冀可仰副圣朝经武整军之至意。但臣学术囿于粗疏，智识限于浅陋，日夜经营，稍具规模，而区区报效之心实不止此，谨将臣军平日训练各条详细汇辑。语不雅驯，惟期核实。并督选兵学素优之同知段祺瑞、直隶州知州冯国璋、守备王世珍等，将各项操法绘图立说，计共造成清册十二本，阵图一本，图说清单一件，一并恭呈御览。所有遵旨进呈练兵图册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袁世凯既进呈后，遂将所著兵书名曰《练兵要则》，发行问世。
　　袁之抚山东也，其所办之事，当分寻常、重要以说明之。寻常事如河工吏治，概言之则“剔除积弊，实事求是”，足以当之。为此言者，固疆臣应尽之职务，纪之似无意趣。且此八字恒见于中国公牍，实行甚难，敷衍则易，大都有名无实，直中国官场之口头禅耳。然以此概袁寻常之办事可也，以其尚能实践，非若中国官场人，仅托此八字虚名以欺人耳。
　　


第五节义和拳之乱与中外战衅之起
　　重要事则办拳匪，对外交两端最为卓著。及袁后任直督，为外人所钦佩，鼎鼎大名亦赖此两事。要而论之，拳匪者，不过国民蠢动耳。外交者，清政府已许德意志胶济间建筑铁路权，不过人民惑于迷信，从而阻挠。总此两事均由民智闭塞，始有此无意识之举。有地方教民之责者，但能解散之，开导之，即无难了，结矣。若在开化之邦，本属平淡已极，特较之中国督抚，以钻营为能，以粉饰为工，以颂祷太平为事者，而袁独能防大患于未萌，息风潮于既起，洵庸中矫矫，铁中铮铮者耳。
　　义和拳本无知恩民，惑于邪说。当时巡抚毓贤不独不知禁止，并提倡之，放纵之，风靡一时而整延全境。一经袁世凯以训练之师数十营，分屯各州县，匪众自望风而息影矣。盖袁自光绪已亥冬到任，至次年庚子春即报拳匪肃清。二月十四日即奉清廷谕旨云：“上谕贵州巡抚著邓华熙调补。毓贤着调补山西巡抚。山东巡抚著袁世凯补授。钦此。”
　　阻修胶济铁路，绅宦士庶，悉力为敌。袁用两种手段，对绅宦则开诚布公，告以利害；对民则挟之以成。时有莠民欲藉端生事，袁悬千金赏，擒为首者处以法。其事遂寝，德人甚感之。义和拳及土匪经袁剿办后，本境不能存身，遂流窜直隶。直隶地方官始亦严加禁止。庚子四月间，曾见直督裕禄出示云“义和拳，是邪教，尔屠民，当知晓，子弟犯，责父兄”。观此亦似知义和拳之本末。
　　“裕禄，字寿山，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湖北巡抚崇纶子。以刑部笔帖式历官郎中。出为热河兵备道，累迁安徽布政使。光绪二十四年，召为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徵荣禄入枢廷，遂代之督直隶。义和拳起山东，入直境。初，义和会源出八卦教乾坎二系，聚党直、鲁间，为临清郜生文余孽，后称团，专仇教。裕禄初颇持正论，主剿，捕其酋姚洛奇置之法。逾岁，开州传举烽，言匪复至，擒渠率斩以徇。居无何，毓贤抚山东，纵匪，匪散入河间、深、冀，而裕禄承风指，忽主抚。袁世凯方将武卫军，语裕禄：‘盍不请严旨捕治？’裕禄曰：‘拳民无他伎，缓则自消，激则生变。且此委璅事，何烦渎天听邪？’已而毓贤去，世凯代之，自兴兵疾击，以故匪不敢近山东，而纷纷入畿疆矣。”（《清史稿》卷四六五）
　　其后董福祥助之，端郡王深信其术，刚毅随声附和，而清廷当道诸人多为迷惑，信为神拳，遂大起排外主义。溯义和拳倡乱原因，系由民教相仇。
　　民教所以相仇，由地方官遇民教讼事不敢凭公判断，是非颠倒。群情汹汹，卒致民怨沸腾。而义和拳起，托名助清灭洋为宗旨，鱼书篝火，煽惑蚩蚩群起揭竿，云集响应，其势遂不可向迩矣。
　　端郡王所以利用义和拳者，又由皇位之继统问题而起。盖清之同治帝崩无嗣，按诸统系，应立咸丰帝之弟醇亲王子端郡王。西太后以醇亲王之妃是其亲妹，有手足关系，遂立光绪帝，端郡王衔恨已久。至是虽立端王之子溥隽为光绪帝皇太子，兼祧同治帝，而不使之摄政。适端王代庆王之位，当政府之要，遂思利用义和拳与董福祥以扶植其势力，事成则夺回皇位。故端王在西太后前，极称董福祥直今之黄天霸也事后美国报纸论清廷握大政之满洲人以及王公大臣，其平日本领，不过豢养二三瞽者，讲演几部无稽小说，在其胸中脑中耳。语虽太苛，以之赠端郡王与刚毅，亦确论也。。义和拳之事迹，详见于中国各种著述，兹不赘叙。择录当时清廷之敕旨数则，及直督裕禄保义和拳之奏疏，以明当时之形势，兼证袁世凯所处之地位诚不易也。
　　谕旨一：
　　裕禄奏，洋人启衅，猝起兵端，连日接仗获胜一折，览奏实深喜慰。我华与各国和好有年，乃因民教相仇之故，竟至决裂，恃其坚甲利兵，攻我大沽口炮台，又由紫竹林分路出战。经裕禄四处分应，经我义民竭力相助，以血肉之躯与枪炮相薄。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等日，击坏兵轮两艘，杀敌不少。众志成城，民心既固，民气亦扬。所有助战之义和团人民，不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饷，甚至髫龄童子亦复执干戈以卫社稷，此皆仰托祖宗之昭鉴，神圣之护持，使该团民万众一心，有此勇义。着先行传旨嘉奖，余俟事定后再行加恩。尔团民等惟当同心戮力，御侮效忠，始终勿懈，朕有厚望焉。
　　谕旨二：
　　现在中外已开战衅，直隶天津地方义和团会同官军助战获胜，业经降旨嘉奖。此等义民，所在皆有，各督抚如能招集成团，藉御外侮，必能得力。如何办法，迅速复奏。沿海沿江各省尤宜急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通谕知之。
　　谕旨三：
　　现在中外开衅，业经谕令各督抚招集义和团民，藉御外侮。各省现有快枪快炮，仅能供防营之用，着各督抚将军分饬各营旗，将旧存枪炮刀矛各种军械赶紧修理，并添造子药，酌带专件，以备民团领用，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谕旨四：
　　前因兵勇改用洋操，以至服饰一切均用洋式，贻误匪浅。当经谕令各省一律仍归旧制。惟恐各省或因改练业已成军，惮于纷更，仍沿用洋装洋号，将来必致为害。着再申谕各路统兵大臣，务即悉数更换，统归中国旧日兵勇服饰。是为至要。
　　裕禄附奏片保义和拳头目疏：
　　再，各属义和团民先后来津，随同打仗。兹有静海县独流镇团总张德成，带同所部五千人，于本月初二日到津，谒见奴才。察看其人，年力正强，志趣向上，现饬择地驻扎，听候调遣，并酌给军火粮食。除候立有功绩，另行奏奖外，理合附片具奏。此次各团总，如静海之营福田、韩以礼，文霸之王德成，均尚可用。合并陈明。
　　观以上各上谕，一则曰童子能执干戈御外侮，社稷祖宗之福。一则曰义民所在皆有，令各督抚招集成团，必能得力。观裕禄前出禁拳匪之告示，后上保拳匪之奏折，先后判若两人。其所以然者，恪遵廷谕也。然有此种种敕旨，为中国之疆臣者真难于设施矣。而袁世凯适当义和拳发起之地，其难更有甚焉。虽然，尤不仅此也。京津拳匪蜂起，山东亦闻风相应。袁所练之各军队皆分扎各州县，屯驻防范。忽奉廷谕云：
　　袁世凯着率领所部，迅速来京勤王。（中略）此旨著裕禄转传，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袁之军队，自训练以来，皆取法外洋，服饰器械，以至号令一切，毫未沿用清军旧制。时山东人民见袁军人，辄呼曰“二毛子”以其衣服短小似洋装也。。至是欲其全行改变，岂仓卒所能办？袁世凯之难，其一也。煌煌谕旨，命其北上勤王，不去则显违明诏，以臣子而不赴君父之难，岂君主专制政体之所能容？去则以数千兵焉能当八强国之劲旅？且袁为义和拳之公敌，时正恶焰嚣张，绝不能为若辈所容。明明步许景澄、聂士成之后尘，同归于尽。其难二也。
　　故当庚子五六月间，为袁世凯生平最困难最危险之境遇。而袁虽奉到廷谕，仍诿以军报不通，藉故延宕。其左右人有为之忧者，告以利害，袁若罔闻。斯时京律一带，哄传袁为汉奸，欲据山东而自立，袁亦若未闻也。加以裕禄受义和拳之愚，捏造战捷，并夺回大沽皆义和拳、红灯照之神力，均信为真，电告袁世凯，嘱其转告东南各督抚。袁接此种军报辄付一炬。当此时也，不仅顽固党不知袁之作为，即袁之左右亦不知袁之用意。凡由北避乱至山东之官绅，莫不劝袁勤王，袁概置之不理。惟剿灭山东之拳匪不稍懈怠。
　　至六月中旬，各国联军齐集，天津危在旦夕。裕禄不得已，遣道员陈以培至山东乞师。袁谓陈曰：“寿帅以义和拳神术广大，今何至此？既要山东出兵，又何不请旨施行？且亦宜先行通知，使我可预备一切。现上谕禁止军队洋装，以未接明谕，不敢擅改。果尔，我所练新军皆属洋装，焉能北上？”陈知其一意支吾，不得已效申包胥乞师故事。袁曰：“公勿尔，山东旧制营兵，只夏辛酉十营，当派其北上赴援。”
　　实则此时云、贵、四川勤王之师，均已北上，有一战而北者，有不战而溃者。山东与京、津最为密迩，岂有未接上谕之理耶？
　　


第六节八国联军之入京
　　陈去后，袁阴嘱夏辛酉缓进，切勿直捣天津。夏行至中途，津、京并陷，两宫出奔。袁遂飞檄夏辛酉，迅率所部赴山西护驾。津、京陷后，八国联军屯驻北京，两宫奔至太原。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兼充议和全权大臣。袁世凯知两宫所在，即派员解银二十万两，方物数种，至行在叩请圣安。当时北方数省均受义和拳蹂躏，糜烂不堪，惟山东一片干净土。清廷得与东南各省通消息者，皆赖山东传递。袁世凯得议和之旨后，遂派提督姜桂题率兵北上，剿办义和拳之余孽。于是清之朝野上下又咸谓袁世凯为能臣。
　　“秋七月己酉，外兵据北仓。庚戌，陷杨村。壬子，授李鸿章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停战。外兵袭蔡村。癸丑，李秉衡战于蔡村，败绩。外兵进占河西坞。丙辰，李秉衡战败于张家湾，死之。丁巳，外兵陷通州。命刚毅帮办武卫军事。己未，德、奥、美、法、英、意、日、俄八国联兵陷京师。庚申，上奉皇太后如太原，行在贯市。壬戌，次怀来。命荣禄、徐桐、崇绮留京办事。癸亥，广东布政使岑春煊率兵入卫，遂命扈跸。甲子，次沙城堡。懿旨命岑春煊督理前路粮台。丁丑，次鸡鸣驿，下诏罪己，兼诫中外群臣。壬申，次天镇。诏奕劻还京，会李鸿章议和。乙亥，次大同。命刘坤一、张之洞会议和局。以载漪为军机大臣。”
　　八国联军践踏下的北京“十二月丁未，诏议变法，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大臣、直省督抚参酌中西政要，条举以闻。癸亥，下诏自责。以当时委曲苦衷示天下。并诫中外诸臣激发忠诚，去私心，破积习，力图振作。”
　　“二十七年辛丑，行在西安。己巳，诏立督办政务处，奕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并为督理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
　　“八月甲午朔，以回銮有日，遣官告祭西岳、中岳。跸路所经名山大川、古帝王陵寝、先儒名臣祠墓，并由疆吏遣官致祭。癸丑，诏以变法图强示天下，并以刘坤一、张之洞条奏命各疆吏举要通筹。丁巳，车驾发西安。己未，升允奏临潼知县夏良材误供应，请褫职。皇太后命从轻议。升允自请处分，原之。九月己酉，命王文韶署全权大臣，袁世凯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清史稿》卷二四）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事起，载漪等信其术，言于太后，谓为义民，纵令入京师，击杀德意志使者克林德及日本使馆书记，围使馆。德意志、澳大利亚、比利时、日斯巴尼亚、美利坚、法兰西、英吉利、意大利、日本、荷兰、俄罗斯十国之师来侵。七月，逼京师。太后率上出自德胜门，道宣化、大同。八月，驻太原。九月，至西安。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总督李鸿章与各国议和。二十七年，各国约成。八月，上奉太后发西安。十月，驻开封。时端郡王载漪以庇义和拳得罪废，溥俊以公衔出宫。十一月，还京师。上仍居瀛台养疴。太后屡下诏：‘母子一心，励行新政。’三十二年七月，下诏预备立宪。”（《清史稿》卷二一四）
　　清光绪二十七年夏五月，袁世凯生母终于山东巡抚任所，遂上疏恳请开缺，回籍终制。疏上，奉廷谕云：
　　袁世凯电奏恳请回籍营葬，情词哀切，具见孝思。惟山东地方关系全局，该抚势难一日暂离。务当勉抑哀思，用资坐镇。一俟大局定后，再行赏假回籍营葬。该抚之母教有义方，朝廷甚为褒许。该抚更当感激奋发，移孝作忠，共济时艰，以副倚任。钦此。
　　袁接右之电谕后，复上疏续恳。奉谕云：
　　袁世凯现丁降服忧，理应守制。惟山东地方伏莽尚多，交涉尤关紧要。袁世凯抚东以来，办理一切，均臻妥协，正赖该抚统筹全局，以济时艰。袁世凯着赏假百日，即在抚署穿孝，假满后改为署理，照常办事，用副委任。山东巡抚着胡廷干暂行护理，遇有要事，仍着商同袁世凯妥为筹办。钦此。
　　是年秋九月，清直隶总督李鸿章薨于北京。八国和约甫定，惟俄之东三省退兵问题尚未解决。俄清之另约亦甫提议。李鸿章遗折力保袁世凯才堪代己。是月二十七日，由山西行在电传谕旨云：
　　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著袁世凯署理。未到任以前，著周馥暂行护理。钦此。
　　袁世凯奉谕后，仍以母丧在身，疏请收回成命。诏旨不许，且促其迅速就道。盖自李鸿章薨后，一班顽固党皆以两宫回京，恐有不测者。先是清国向各国求和，派李鸿章督直为议和全权大臣。李由广东抵上海，晤某国全权大臣，告李鸿章曰，清之皇位属满洲人，而满人多无学识，屡酿野蛮之祸。今有倡议废其统系者，以公代之。其有意乎？李以双手掩其耳，示不敢闻也。其后各国全权大臣在北京会议，某使复申前议，复有某国全权大臣首出难之。盖某国欲媚满人，以占领东三省也。此议虽成子虚，然东洋各报纸已纷纷载之，早闻于西太后之耳。至是清廷上下议论纷歧，西太后行止旁皇，凡事皆取决于袁世凯及岑春煊矣。
　　


第五章 调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时期
　　兼北洋大臣之时期
　　


第一节复促练兵
　　袁既奉旨催促，遂由东北上。节录其接印视事奏疏于下：
　　（上略）臣于本月十一日自济南束装就道，星驰北上，十六日行抵高阳途次，准护督臣周馥将钦差大臣关防、直隶总督关防、长芦盐印信各一颗，并王命旗牌文卷等件。（中略）赍送前来。臣于十七日恭设香案，遥望行在叩头谢恩，敬谨接收。即于是日驰诣保定省城，到任视事。伏查直隶居天下封疆之首，北洋当各国交际之冲，在平时且措手为难，至今日尤仔肩倍重。臣驽庸自顾，蚊负堪虞。惟有殚竭血诚，勖勉夙夜，举凡军务洋务，以及地方善后更新各要政，次第规画，切实经营，知公家之利无不为，酬高厚之恩于万一。
　　袁莅任后，一面与各国议撤兵事，一面密请两宫回銮，并嘱李莲英转禀西太后，回京可保万全。于是回銮之意遂决。复下诏云：
　　现在时局渐定，回京有期。袁世凯共保东南疆土，尽心筹画，卓著勋劳，白应同膺懋赏，署直隶总督袁世凯，著赏加太子少保衔。钦此。
　　袁得诏，知回銮有期，督修跸路。路成，遂往迎銮。十一月十五日申刻，遇清之两宫于顺德途次，当即召见，温慰良殷。时两宫之视袁世凯与岑春煊如左右手。是月二十五日下诏云：
　　署直隶总督袁世凯，山西巡抚岑春煊，着加恩赏穿黄马褂，并在紫禁城内骑马。钦此。
　　两宫回銮后，安然无事，联军亦退出北京，复睹太平景象。西太后之信任袁世凯，及眷注之隆，得君之专，为从来疆臣所未有。是年十二月二日，复下诏云：
　　现值时局大定，亟宜整顿路矿，以开利源。着仍派王文韶充督办路矿大臣，加派翟鸿机充会办大臣，张翼帮同办理。其关内外铁路事宜，改派袁世凯接收督办，胡熵芬会同办理。务各认真筹画，实事求是，以保利权。钦此。
　　是月初七日又下诏云：
　　袁世凯着参预政务事宜。钦此。
　　联军退出，义和拳又有死灰复燃之机。然中国之朝野上下，经一番挫折，长一番知识，一切要政皆任袁所为，并无阻力。至西太后之于袁，无不言听计从。乃袁以伏莽未靖，非兵不能镇慑，于是上练兵疏。袁此次练兵，其学问又进一步，居然仿文明征兵之制度，清廷许之。
　　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春二月，袁以母丧未葬，疏恳终制营葬，疏云：
　　窃臣于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山东巡抚任内丁本生母忧。经一再渎陈愚悃，恳请开缺守制，并回籍营葬。叠奉温谕，赏假百日，即在抚署穿孝，假满后改为署理，并允俟大局定后再行赏假回籍营葬。天语煌煌，仁至义尽。既廑念地方之重，策励优加；复曲体臣子之私，矜怜无已。圣恩高厚，帱载同深，臣复何辞，敢违明诏。勉抑哀痛，忍泣效忠，冀俟时局稍平，再申前请。不图甫经销假，忽奉九月二十七日上谕，（中略）眷注愈隆，任寄愈重，益惊惭于非分，弥蹋窘以难安。当复披沥愚诚，仰恳收回成命。诏旨弗许，敦促就道。时方多事，义难固辞，遂以素缤，玷辱高位，负咎衔恤，迁延至今。伏念臣薄植庸材，本无经济，叨承宠遇，叠沐殊施，碎骨糜躯，不足云报。夙夜自警，感激驰驱，但有为国尽瘁之心，从无瞻顾艮难之念。惟是忠孝大闲，名教攸关，不有其亲，即不可以为子；不可为子，尚安能以事君。昔曾国藩剿贼江西，寇氛正炽，律以金革毋避之义，宜可墨绖从戎，然一闻讣丁忧，尚且抗疏再三坚求终制。胡林翼起复视事，然奏明出都办贼，以军事为己任，公文悉由督臣主持。彭玉麟以咸丰二年丁母忧，未及终丧，出而讨贼，同治七年请补守制。疏称士大夫出处进退，关系风俗之盛衰。又谓天下之乱，多在士大夫之进无礼而退无义。李鸿章身任北洋，其母病殁，正值海防吃紧之际，然犹奔丧营葬，两次回籍。臣之驽下，略无才望可比诸贤，而于亲丧自尽之忱，方寸萦回，末由自解。溯自上年遭罹大故，即荷圣慈曲加慰留，虽经赏假治丧，臣究未尝一日离乎官所。既而奉命北上，仓猝成行。惟时臣母停榇山东，仅由臣同母兄世廉等扶侍回里，臣并未得匍匐奔送。方今窀穸未安，先灵未妥，慎终之事缺略尚多。追念劬劳，抱憾何极。况臣体素羸弱，忧患余生，益多疾病，气血亏损，肝脾两伤，头晕心悸，不时间作。自揣精力实不足再任巨艰。徒以世局纷纭，臣又屡奉移孝作忠之谕，不敢以私废公，干冒不韪，栗栗恐惧。兹幸仰赖皇太后皇上忧勤所积，默挽天心，銮舆复返乎京都，宗社永绥于磐石，中夕卜修和，遐迩悦豫，太平之象，拭目可期。皆非臣愚所能赞助，有臣不见其多，无臣亦不患其少。矧中兴大业，缔造方新，正当悖叙彝伦，明示中外。而督臣职司风化，直境地领畿疆，尤为百官所具瞻，实系四方之观听。如以衔忧患病、疚以不祥之身，长此觋颜充位，下重微臣贪位忘亲之咎，上负圣朝孝治天下之隆。内而惭疚百端，外而指摘交集。即使勉强从事，恐措施失当，贻误滋多，是于国家实为丝毫无补之人，而于微臣徒有一息难安之隐。进与退皆失其据，忠与孝两溃其防。臣心益悲，臣罪更甚。且臣接阅家书，拟于秋初举行葬事，屈计启窆之期转瞬即至。而卜地修圹以及一切附棺之需，安厝之仪，均须预先审度经营，方足以昭详慎而免率略。惟有吁恳天恩，俯加原谅，准开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署任，俾臣回籍终制营葬，稍安愚拙之分，曲全母子之情，用赎罪愆，藉宽清议。臣今年甫四十有四，居庐之日有限，报国之日方长，一俟大事出完，即当泥首宫门，力图报效。决不敢自等废弃，仰负生成，蝼蚁微忱，号泣上诉，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疏上，清廷以伏莽未靖、天津未收，谕云：
　　袁世凯奏恳请回籍终制营葬一折览奏，情词恳挚，具见孝思。值此时局多艰，直隶地方紧要，办理交涉及善后一切事宜，正赖该署督悉心筹画，宏济艰难。所请回籍营葬之处，著俟秋间查看情形，再行赏假。该署督务当仰体朝廷倚畀之意，移孝作忠，力图报称，用副委任。钦此。
　　是年春二月，直隶威县土匪起事，广宗县匪首景廷宾亦聚众万人。时清以俄约事欲商袁世凯，遂藉扈銮谒陵为名，召袁入京与枢府密商。袁闻变未果行。
　　


第二节广宗县之乱
　　广宗县之乱，袁派清河道袁大化，大顺广道庞鸿书，候补道倪嗣冲，陆军统领知府段祺瑞等率兵剿抚。擒景廷宾刑于市，余党解散。遂报肃清，并请奖各员。是役自起事至靖事，仅阅月。论者谓袁张大其词，其军人多妄杀无辜，希图褒奖。又谓景廷宾本属良民，因该县令魏祖德纳捐，无力输将，聚众抵抗，并非叛党。比有御史弹劾，廷旨交袁查明复奏，无稍隐护。初魏未到任时，景即聚众数百。该令请兵弹压，兵至则匪散。袁以该县妄报撤任，以魏祖德代之。魏到任以赔修教堂无款，欲卖学田，众绅力阻。嗣又欲按亩摊捐，均未实行。景即藉抗捐为名，联合威县、巨鹿等处匪众，揭竿啸聚，数日间集众数万。又以魏办理不善，奏参革职以了此局。嗣后袁以将士用命，剿抚兼施，旬月间擒散数万众，不求有功反为得过，将来无从措手，遂反复思之，西太后慈眷虽隆，而政府无援，终难任事，盖深知清廷积习然也。乃一面明白复奏，一面藉扈跸入都运动云。
　　袁于三月入都，觐见后即往谒庆亲王。时荣禄已死，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庆亲王当轴，梁鼎芬参袁。袁世凯三谒不得见，甚恐，即此时也。
　　按：袁以参预政务大臣之资格，奉诏入都，与枢府密计要事，庆亲王为枢府领袖，谓为三谒不得见，其孰信之？顽固党好狂吠，信然。但是时袁之直督尚未补实，乱后王公多贫乏，谓袁馈以重贿，为补缺之赠敬，或可信也。袁世凯晤庆王后，情意甚洽。庆为人长厚，俄约一事，袁密授机宜，庆颇然之。迨袁扈跸东陵回，五月初四日遂奉谕云：“袁世凯著补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钦此。”
　　当此时任直督者，其势实非易易。而袁世凯赖抚山东之资望，各国颇重视之，故与各国交涉，尚不棘手。而袁折冲于樽俎问，亦尚无遗诮。迨至七月，袁与各国统兵官议实行接收天津，昔天津之为联军占领也，照战时公法，归统兵官管理。至是均遵公法退出，所有中国国家财产，以及临时收入各款，及地方之管理权，概行交袁收理。袁将一切收清，遂具疏申报清廷云：
　　窃臣查天津交还一案，应由臣率同在津文武地方各官前往接收。当经檄饬文武各员弁先期赴津，于七月初五日与各国驻津都统及各执事司员业经晤面。各都统接见均甚欢，任华官在天津地方部署一切，并准各委员至该都统署考查各司员所办之事。查天津自各国创设都统衙门治理地面，自天津全县以逮宁河县境、塘沽、北塘沿海各处，均归管辖。该都统署内划分八股办事：一总文案，一汉文案，一巡捕，一河巡捕，一发审，一库务，一工程局，一卫生局。其外复划分四段，一城北段，一城南段，一军粮城段，一塘沽段。每股均备派员分司其事，此各国在津治理地方之大略也。现既议定接收，所有各股均经臣预先遴员接替，并将臣前在保定募练之巡警队两千人，预调来津接办。其各国原设之华捕一千余人，亦暂行酌留，免其流落滋事。复在附近津城二十里内，按东西南北及四隅，分设保甲局八处，每局派文武员弁各一人，统带马步巡丁稽查匪类。其二十里外，则分拨营队，扼要屯扎。海口及附近铁路各处，酌派水陆巡警队分布弹压。以上各项，均饬由唐绍仪等先期筹商，布置就绪，议明于十二日一律任事。臣于十一日陛辞请训后，十二日带兵乘火车启行，有印度一队在京火车站排列相送。午刻驶至天津，各国都统均至车站迎迓，派有华捕一队站班，另派华捕作为护兵。臣当即带同文武各员，径赴该都统署，将所有地段及官家各产，一一接收，并由各都统当面呈交各件，一会议目录，一财务簿，一银款票据，一各案犯卷宗，一各工程卷宗，一各合同底卷。其出入款项，除各都统支用外，计实存银十八万五千余两，洋银四万余元。均留备地方各项善后工程之需，由臣与各都统签字画押。彼此交割完竣，各都统肆筵设席，款劳如礼，致敬尽欢。即将都统衙门裁撤，各联军巡捕队一律开拔离津。该都统等复至臣处告别，臣即于是晚延请各都统暨各司员宴会酬酢，雍容樽俎，藉圃邦交。此臣驰抵天津接收地方之大概情形也。复查天津自归各国辖治，迄今已阅两年。深宫时廑宵旰之忧，编氓日切云霓之望。兹章仰赖朝廷德化，感动远人，是以各国敦尚信义，如期归还。臣莅津之日，绅商士庶夹道欢迎，成以重见汉官威仪为幸。而市麈阛闾，多有升举国旗，悬结灯彩，以志庆贺者。中外辑和，四民欣悦，实足仰纾宸廑。惟天津为南北通衢，五方杂处，宿奸藏蠹，良莠不齐。现虽收回地面，而应办善后各事纷如，稍一不慎，弊端立见，虽不免贻人口实，措理良非易易。臣惟有督饬所属文武各员，酌度机宜，妥筹办理。并拟趁此变乱之后，将从前各项积习痛予刷除，务期弊去利兴，庶以仰副圣朝整顿地方至意。
　　袁世凯接收天津后，大局初为布置，以生母葬期在迩，疏恳赏假两月，回籍营葬。奉旨云：
　　袁世凯着赏假四十日回籍营葬。该督之母刘氏，教有义方，加恩赐祭一坛，著河南巡抚派员前往致祭。钦此。
　　


第三节母丧归籍
　　袁世凯奉旨后，遂具疏谢恩，启程回籍。疏云：
　　伏念臣自遭大故，叠次陈情，仰蒙温言慰勉，糜躯莫报，刻骨难忘。溯臣母弃养以来，备沐饰终之典，义方教子，九州共闻天语之褒；封诰荣亲，一品特极朝班之贵。凡此恩施之渥沛，均非梦想所敢期。兹以卜兆之届时，复荷恩纶之下逮，深宫垂眷，备及岁时飨祭之周详；慈母承恩，永为宗族交游之光宠。在圣人孝治天下，礼莫大乎尊亲；在微臣身有自来，感尤深于生我。子孙世世，荷高天厚地之隆施；寒食年年，奉清酌庶馐以告献。虽恩荣之备至，惭报称之无由。臣惟有谨将应办事件从速清厘，克日束装，戴星就道。故乡千里，履霜露而倍觉怆凄；帝陛九重，恋阙廷而敢有濡滞。一俟葬亲之事毕，从此报国之日长。
　　袁回籍，随带官员、仆从及护卫兵队至数百人。盖袁自出山以来，迄今为第二次还乡。或谓袁昔丁嫡母忧回籍，曾受乡里侮辱，即矢题桥之志。故此次格外铺张，炫耀乡里。夫以现任堂堂之总督，奉命葬亲，在官场已属应接不暇，又加以袁好张煌，遂使直豫两省簪缨之辈，袍笏联翩，肩摩毂击矣。时北京有《公益报》，曾著有衣锦还乡论以讽之，遂触袁之怒，其记者皆被捕，《公益报》亦消灭。
　　中国虽有多妻之习俗，而嫡庶之界限亦极严重。袁氏家风，尤重礼法。世凯本为嫡兄辈所轻，其仲兄世敦，人极严厉，袁初甚畏之，凡事皆须请命于其兄，不敢稍越范围。世凯此番回籍，官居极品，领袖封疆，既荷天语之褒，又赐祭祀，为袁氏从来未有之殊荣。一切丧葬礼节，世凯多不禀命于兄，有所僭越。其仲兄常援嫡庶之制以限之，世凯置若罔闻，世敦难之益力。初其兄命地师为世凯生母卜地祖茔侧，世凯以非吉壤，又另延地师卜择他处安葬，由是手足遂参商云。
　　袁世凯葬亲既毕，遂绕道长江一带地方，回直隶本任。盖袁此时虽总封圻，而于东南各督抚皆无一面。自温处道至总督北洋，仅数年间耳。南省各督抚如张之洞者，皆资深望重，其所以不识袁者，由袁迁升太速之故。或谓袁特枉道江南，系联络各督抚也。当袁世凯回籍，北洋大臣交直隶藩司吴重熹护理。袁世凯回津，疏陈接回印绶，即奉谕云：
　　袁世凯着派充督办商务大臣，与张之洞会同办理。并会议各国商约事宜。钦此。
　　十一月初九日又奉谕云：
　　现在八旗挑选兵丁，已逾万人。著派魁斌、溥伦、桂春、景沣、荣庆、铁良于所挑人数内，再行挑选四千人。并著姜桂题随同遴选。所挑之人数，先派三千人交袁世凯认真训练，期成劲旅。其未经挑入之兵丁，如有尚堪充选者，着一并记名，俟著有成效，再行轮次分派前往，俾资练习。钦此。
　　袁得训练八旗兵丁之旨，即请训入都陛见。召对之顷，面陈无兵不能立国，各省绿营除湖北一省外，仍多旧制，徒糜国帑，非各省通力合作不可。此时西太后视其为股肱心腹，言无不听。遂下诏云：
　　练兵之道，最忌纷歧。曾经迭次降旨，饬各省督抚整顿兵制，期归一律。乃近来各省奏报仍多搪塞，绝少切实办法，殊难望有成效。查北洋、湖北训练新军颇具规模，自应逐渐推广。所有河南、山东、山西各省，著速即选派将弁头目，赴北洋学习操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湖北学习操练。成后即发回各原省，令其管带新兵，认真训练，以资得力而期画一。每年由湖北、北洋请旨简派人员，分往校阅，按其优劣严加甄别，用副朝廷整饬武备、实事求是之至意。其详细章程，着袁世凯、张之洞妥议会奏，请旨遵行。钦此。
　　是月二十七日又奉谕云：
　　正阳门工程，着派袁世凯、陈璧核实查估修理。钦此。
　　十月十七日又奉谕云：
　　前因电务为军国要政，应归官办。已谕令袁世凯、张之洞筹还商股，将各电局悉数收回，候派大员经理。着即派袁世凯为督办大臣，直隶市政使吴重熹，着开缺以侍郎候补，派为驻沪会办大臣。该局改为官办之后，其原有商股不愿领回者，仍准照旧合股。朝廷于维持政体之中，仍寓体恤商情之意。该大臣等务当通筹全局，认真办理，将从前积弊一律剔除，以期上下交益。钦此。
　　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春正月，奉廷谕云：
　　三载考绩，为国家激扬大典。京内外满汉诸臣，有能恪供职守，劳绩最著者，允宜特加甄叙，以示优异。兹当京察届期，吏部开单奏请，朕详加披阅。（中略）直隶总督袁世凯，（中略）尽心规画，劳怨不辞，均着交部议叙。钦此。
　　是年三月二十五日又奉谕云：
　　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前据政务处议复，载振奏请设商部，业经降旨允准。兹着派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例则。俟商律编成奏定后，即行特简大员，开办商部。其应如何提倡工艺，鼓舞商情，一切事宜均着载振等悉心妥议，请旨施行。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致启弊端。保护维持，尤应不遗余力。庶几商务振兴，蒸蒸日上，阜民财而培邦本，有厚望焉。钦此。
　　是年十月，京师特设练兵处。又奉谕云：
　　前因各直省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迭经降旨饬各督抚认真讲求训练，以期画一。乃历时既久，尚少成效。必须于京师特设总汇之处，随时考查督练，以期整齐而重戎政。着派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近在北洋，着派充会办练兵大臣，并着铁良襄同办理。该王大臣等受恩深重，务当任劳任怨，认真筹办，以副朝廷力图自强之至意。其应办事宜，着该王大臣等随时妥议具奏。钦此。
　　以上所记袁世凯叠荷恩施，专差兼责，万绪千头，知遇若此，又不得不为袁幸也。
　　


第六章总揽清国要政之时期
　　


第一节任事之繁
　　袁世凯在专制政体之下，得君若此，可称罕有。秉笔至此，直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而袁世凯当时任事之繁，亦可想见。试列举其责任于下：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兼管长芦盐政，一督办关内外铁路。一参预政务大臣，一督办商务大臣并会议各国商约，一督办芦汉铁路公司事宜，一督练八旗兵丁，一督修正阳门工程，一督办电政大臣，一会订商律大臣，一会办练兵大臣。以上十一种，莫非任大责重之事。铁路、商务、练兵、电政，各有专门。参政务，订商律，又不仅专门学识，尤须通中外情形，明社会习惯。凡此种种，以一人而能胜任愉快者，敢一言定之日，不但袁世凯无此才略，即东西各国，旷古及今亦无其人。
　　袁世凯自叠奉恩纶，频加差委，自知力难兼顾，遂上疏恳辞。疏上，奉谕云：
　　袁世凯奏差务太繁，请酌开去各项兼差一折。前因庶务殷繁，以该督向来办事认真，特加倚任，先后派充商务、铁路、电政大臣，并会订商约、商律各事宜，及督修正阳门工程。兹据奏称兼差太繁，力难兼顾，自属实情。除商约尚须续议，铁路时有交涉事件，均关重要，着毋庸开去。电政甫归官办，一切正资整顿，仍着该督督办。至商务、商律，现已设立商部，即着责成该部详议妥定。正阳门工程，着陈璧就近督饬。俾该督于应办各串专心经理，以示体恤。将此传谕知之。钦此。
　　袁奉谕后，复上疏云：
　　窃臣云云，（中略）仰蒙宸训周详，嘉矜备至，跪聆之下，感悚万分。查商约、铁路、电政三项差使，既未蒙允开去，臣不敢以此烦读宸听。惟臣近日体察情形，会办练兵一差，事宜繁重，更有非臣所能兼顾者。反复审计，深虞陨越，不得不沥陈于圣明之前。伏维臣才庸识暗，资浅望轻，粗读文书，未谙韬略。渥蒙殊遇，谬领兼圻，顾分循渥，已难胜任。徒以遭时多故，受恩至深，明知弗克负荷，不敢意存规避。特过多功少，夙夜惭惶。乃者朝廷念时局之艰危，图自强之至计，特于京师设立练兵处，随时考查督练，以期各直省军制操法悉归一律。仰见皇太后皇上惩毖多难，锐意振兴，国势安危，在此一举。薄海钦仰，罔不振奋。而臣猥以驽下，奉命授为会办大臣，罔不殚竭血诚，勉思报称于万一。第思责任重大，才力实有所不胜，头绪纷繁，智虑不能遍及。虽属创举，为向来所未有，则物情易骇，势处两难。欲认真整顿，则窒碍多端。疆臣本为统辖营伍之人，而练兵处实有纠查军政之责，以统辖与纠查而并诸一身，则又未免易启嫌疑。纵使悉泯偏私，一秉大公而任怨任劳，亦岂能尽如人意？毁誉之来，固不必计；措理之难，讵弗自知。况臣以北洋冲要，常居天津，既不能分身驻京，又不能专心经理。而兹事体大，不容膜视，使因循以贻误，臣何以对朝廷？使粉饰以塞责，臣何以对清夜？臣非不知现在时势为危急存亡之秋，整顿练兵为固圃保邦之计。及今为之，已嫌补牢之晚。受恩如臣，曷容卸责而不为？特无如称职甚难，求效匪易，糜躯原不足惜，覆饰何以自安。即谓圣明在上，格外优容，而扪心内省，讵敢欺饰。臣并非矜辞让之小节，博谦退之美名，实因力薄材轻，责艰任巨，恐丝毫无补，转令丛脞滋多。与其偾误于将来，曷若陈明于此曰。合无吁恳天恩俞允，将臣会办练兵大臣一差开去，俾臣之事权稍轻，免臣之愆尤日集。是朝廷之保全臣者愈大，而臣之勉报朝廷者亦愈不敢宽。感戴慈施，永永无极。
　　疏上，又奉谕云：
　　袁世凯奏请开去会办练兵差使一折，现在时事艰难，练兵为当务之急。前有旨派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宜，以袁世凯近在北洋，派令会办，原以该督于兵事夙所讲求，特加委任。惟当任怨任劳，挽回积习，认真整顿，毋稍推诿。所有练兵一切事宜，着随时会商庆亲王妥筹办理，以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所请开去会办练兵差使之处，着毋庸议。钦此。
　　清廷加此种种大权于袁世凯者，要亦不过令其高掌远蹠，若事事认真，则难矣。兹将袁处此时所行之政策，略言数端于下。
　　


第二节“北洋”新政
　　袁世凯兼差虽多，究竟直督是其专责。而袁设施措置，亦以地方事为重。计袁所举之政策，首推裁撤书差、额定工食为极要。当时中国州县书差，有一县自数百人至千余及二千余人者，名为白役，以无工食故，即名曰白役。至书吏则恃舞文弄法为生计，差役则赖讹索诈骗以营生。积习既久，民不聊生。袁洞鉴此弊，首自天津县创办征收讼费，额定工食。时中国文化尚弱，社会不知司法、立法、行政之谓何。
　　初，张之洞亦知此害，曾条陈政府，拟裁书吏，雇读书安分者充当书手，募勇丁以充差役。卒以无款可筹，徒为空谈。而袁竟敢作敢为，而又明征讼费为工食，隐含文明裁判所之义。创办伊始，群起流言，谓从前官吏索贿，尚知避讳，今则当堂要钱，成何政体？绅衿士庶，众口沸腾，即有御史具折参劾。时清延任袁之专，非区区弹劾所能动，虽有弹章亦皆留中不发。袁则决然行之，不问其他。特加考验，分别去留，共用百名。差役之积习过深者悉数遣散。壮勇六十名，皂役四十名，此外不许另用散役一人。勇役均改穿号衣，悬挂腰牌，俾民间易于识别。应需用工食银两，酌收讼费，按月开支。讼费画分三等，上户限交制钱十吊，中户八吊，下户六吊，令理曲者当堂交纳，贫户酌量免缴。和息案交钱十六吊。遇有控追欠债，统按追出之数酌提一成，作为公费。并将限定数目悬示晓谕，俾众周知，以免额外需索。民间乐于去弊，且有定额，莫不甘心输纳，交口称便。自上年八月试办起，以迄今日，官无废事，役无贪索，民无扰累，业已著有成效。
　　中国官场陋习，凡小吏明送大吏者，另有一种贿赂，名曰陋规。三节两寿，视缺之肥瘠为轻重。相习成风，至为定例。袁以此风不除，吏治不能起色。而道府等官俸给甚微，难供眷瞻，专恃州县陋规。于是拟增俸给，裁去陋规，议定章程，具折奏闻。疏云：
　　奏为整顿吏治，现将道府厅州所有各项陋规，一律酌改公费，以端仕习而维政体，恭折仰祈圣鉴事：窃维国家设官，大小相维，非第以辨等威，亦所有以示防检。故民受治于官，而官之小者又递受治于长官。长官不能正己以率属，斯下僚益务媚上而剥民，求其弊绝风清，必不可得。传曰官之失德，宠赂章也。近世仕习日坏，吏治日偷，其贿赂潜通者，或当慑于公，益怵于人言，而不能公然婪索。具有明目张胆，昌言不讳，与之而俨为成例，取之而不觉其非者，则莫如收受陋规一事。查直隶道府并四路厅六直隶州，均有表率僚吏、考核属员之责，然惟直隶州尚有粮赋平余，其道府厅除廉俸外别无进款，禄入既甚微薄，而办公用度又甚浩繁，乃不得不取给于属吏。于是订为规则，到任有费，节寿有费，查灾查保甲有费，甚或车马薪水莫不有费。此等风气，大抵各省皆然，非仅直隶有之。虽相沿已久。不同暮夜苞苴，但平时既受陋规，即遇事不无瞻顾。设一旦见有不肖之属吏，为上司者欲破除情面，据实纠参，或往往为其下所挟持，不克径行其志。吏治之敝，所由来也。当此修明内政之时，必以整顿官方为当务之急。然平情而论，又必须先有养人之廉，而后可以止人之贪。使举所有陋规扫荡而廓清之，而不筹给办公之费，则一切应用之款均无所出，势难责其治理地方。现以国帑空虚，诚不能另增公费，莫如姑就旧有之陋规，作化私为公之一法。臣通饬道府厅州各将每年应得属员规费，据实开报，和盘托出，即按其向来所得之多寡，明定等差，酌给公费。拟定大顺广道月支银一千两，清河道月支银九百两，通永道月支银七百两，天津道月支银六百两，口北道月支银五百两，霸昌道月支银三百五十两，保定、永平、河间各府均月支银六百两，天津、正定、顺德、大名、广平、宣化各府，均月支银五百两。东路厅月支银二百五十两，南路厅月支银一百三十两，北路厅月支银一百一十两，西路厅月支银一百两。赵州、冀州、深州均月支银一百两。遵化州、易州、定州均月支银五十两。其各州县仍将向来应出节寿等项，一律径解司库，不加耗费，另款存储。道府厅州应支公费，按月赴司库请领，不准折扣，闰月不计。司库统计出入，如有不敷，另筹弥补。自此定章以后，道府厅州不准与所属州县有分毫私相授受之事，倘敢巧立名目，藉端敛派，及不肖州县设计馈献，尝试逢迎，均准随时据实禀揭。查实后按赃私例严参治罪。其別经发觉者，与受同科。如此一转移间，化暧昧为光明，廉吏既不病难为，墨吏更无所藉手。长官不必有额外之需索，自可洁己以正人；下僚不敢作非分而钻营，相与奉公而勤职。庶几大法小廉，而吏治可期蒸蒸日上。臣为端仕习而维政体起见，除咨顺天府府尹外，理合恭折具陈。
　　清军绿营防勇，向属有名无实。盖由饷项不足以养瞻，其兵丁多以窝赌架娼为生计。甚至暗通盗贼，坐地分赃，不但不能保卫地方，反为害民之蠹。袁亦上疏裁撤，移此饷项充办警察费。
　　清人迷信佛教，庵观寺院财产甚富，多为无用僧道所盘踞。袁世凯又上疏着改庙宇为学堂，收庙产为学堂经费。驱逐僧尼，招募学生，广行教育，化无用为有用。
　　直隶地方自遭拳匪乱后，民贫土瘠，凋敝不堪，至是百废待举，筹款为艰。而中国国家素无信用，自昭信股票有借无偿之后，民间更不敢再放债于国家。袁以款无可筹，只得仿照公债例，招募公债。遂妥订归还章程，疏请特颁明谕，取信于民。疏云：
　　查外洋各国，遇有军国要需，率皆临时募债，不分本国外国，而踊跃输将，常逾定额，固由国民急公好义使然。而最要关键，尤在上下相孚，绝不失信。中国历来办理公债，半由官吏，不务远图，鲜克践言，以致民闻公债，辄多观望不前。即或勉集巨资，亦率视为报效，不敢希冀偿还，只求取便一时，而于国民维系之机相去甚远。利国便民之政，转为误国病民之阶，臣诚私心痛之。今欲开募债票，宜自公家严守信实，俾民间便利通行，方足以挽浇风而示天下。然示信之道，非可空言，又宜预筹的款，备偿本息，无论何项，不得挪用。又准其交纳本省库款关税各项，随时皆可兑用。信如四时，令如流水，既易筹集，尤便推行。在国家无利源外溢之虞，在商民得子母流通之益，维持民心，恢张国力，皆在此举。经臣详酌中外章程，以取信便民为宗旨，就本次筹款，岁可得银一百二十万两，计可贷公债银四百八十万两，以一年按七厘付息，逐年递加一厘，分六年还清。以所筹之的款，备付本息，有盈无绌。其期限、数目、章程暨筹定款项，另缮清单，恭呈御览。抑臣更有请者，此事系属创行，计在久远，一或蹉跌，继后为难。中国积习，往往始事者备极艰辛，而当新旧代易之交，辄鲜后先规随之美。不以率由定章为难，即以推卸责任为事，号令不行，官民不信，断由于此。此项公债票，如蒙俞允试办，拟请降旨作为永远定案。并责成臣暨布政使、盐运使并继任之督臣等，倘有违改定章，失信于民者，照误国病民论，予以应得之罪。庶天下士庶知朝廷于公债一项实力信行，断无愆改，方足以俾助国用，收集利权。
　　疏上，奉廷谕云：
　　袁世凯奏拟试办直隶公债票一折，外洋各国遇有军国要需，临时募债，无不闻风踊跃。独中国办理公债，辄多观望不前。良由官吏不能践言，民信未孚所致。兹据该督奏称，开募债票，以取信使用为宗旨，洵为扼要。所陈筹有的款，按年付息，分年还本，发给票据，准其交纳本省库款关税各项，并随处皆可兑用。拟具章程，尚属周妥，着即准其试办。仍责成直隶总督暨藩运两司，无论现任接任各员，一体认真经理，实力信行。经此次奏准之后，作为永远定案，断无改易，倘该官吏违章失信，仍蹈前辙，或启弊端，定行从严治罪，决不姑宽。钦此。
　　以上数端，乃袁世凯政策中最显著者。然此数种弊害，诚中国切肤之痛，袁世凯能骤然改除，亦人所难能也。
　　时北洋新政，实有可观，袁即具疏奏闻，两宫亦甚欣悦。下诏奖袁办理之善，通饬各省一律仿行。于是各省有派员来直考察者，有派学生来直肄业者。而北洋新政遂啧啧称道于各行省。至于中国警察制度之施行，陆军之改良，科学之输入，固当排袁世凯为首功。以此三端为袁功业之最显者。
　　北洋政治锢习驱除，袁遂思大兴科学，凡具有科学知识，皆优奖重用，学者皆闻风兴起。明时局者，知空疏文字无益社会，弃举业入学堂，并游学外国者亦日渐发达。而日国教育家亦多热心，以中国来游学者多年华老大，使必循序渐进，则时不我容，于是特设法律政治速成科，择科学之精华，授中国之学生。袁亦极力提倡。厥后北京进士馆诸人，以及各省候补道府，更有清贵如殿撰夏同龢，尊贵如蒙古亲王，皆至日邦就学。其极盛时有四万人之多，于是中国之文化，遂大有勃兴之气象焉。
　　


第三节主张立宪
　　尔时留学日邦者，多数皆鼓吹中国立宪。袁世凯亦赞成其说。而孙文之党派又鼓吹种族革命，其风甚炽，清政府忧之。袁陛见入都，两宫问袁抑制革命风潮之策。袁乃陈各国宪政之善，当此时会，非行宪政不能免革命之风潮。故其时有五大臣考察列邦宪政之命。及五大臣归国，皇族中最开通之泽公，遂疏称立宪政体利国利民，惟不利于官。其余四大臣亦皆以立宪为然。而顽固党反对甚力，两宫为众论所惑，又召袁入都决议。袁力排众论，主张立宪，谓非此不能图强。两宫之意乃决。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秋七月十三日，遂颁预备立宪之诏，翌日又命袁世凯等会议改订官制。诏曰：
　　昨已有旨宣布立宪之预备，饬令先行厘定官制，事关重要。必当酌古准今，上稽本朝法度之精，旁参列邦规制之善，折衷至当，纤细无遗，庶几推行尽利。着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载振、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陆润庠、寿耆、袁世凯公同编纂。该大臣等务当共矢公忠，摒除成见，悉心妥订。并着端方、张之洞、升允、锡良、周馥、岑春煊选派司道各员来京，随同参议。并着派庆亲王奕劻、孙家鼐、瞿鸿机总司核定，候旨遵行，以昭郑重。钦此。
　　预备立宪之诏既颁，彼顽固党人益肆口雌黄。于是梁鼎芬暨诸台谏皆交章劾袁，有谓其谋为不轨者，有谓其权高迈主者，有谓其天下兵权在握者。相传劾袁之疏多至数十份，两宫皆留中不发，特命庆亲王示意于袁上疏辞去兼差，以息浮言。袁将宫制议定，遂回天津，疏辞各项兼差。疏上，奉旨云：“该督办事均尚妥协，现定改订官制，各专责成。着照所请开去各项兼差。钦此。”
　　先是，昨年十二月二十一三日。袁世凯曾上疏恳辞兼差，奉诏慰留。兹并录迩时诏旨于下，以资考证。旨云：
　　袁世凯奏请开去兼差一折，现在时事艰难，正资整顿。该督公忠夙著，任事实心，仍着统筹兼顾，妥为经理，以副委任，毋庸固辞。钦此。
　　观以上两诏旨，相距仅数月，一留一准。一则曰公忠夙著，任事实心；一则曰办事均尚妥协，何其迥不相侔也？究其原因，虽由顽固党之诋排，亦由袁之自取。盖袁此次辞差疏间有牢骚语。夫倡立宪即应辞兼差，乃为惟一之宗旨，至辞兼差而语涉牢骚，则人疑为揽权也固宜。且袁系首倡立宪之人，权限不分，乌能立宪？顽固党所以藉口者，皆职是故也。袁之不学无术于斯略见。或谓此种奏疏多出自其书记辈之手，虽然，使袁左右有人，亦何至于此也。
　　袁世凯本具有坚忍性质，虽迭经挫折，屡负毁谤，其宗旨仍不稍变。自辞差后，遂一意经营地方新政。首创审判厅，次立自治会，皆由天津试办为起点。其他一切立宪应预备事宜，无不首任其难，不辞劳怨。乃其左右之人则不然，审判自治，皆属在地方之范围，自应委任于府县，而凌福彭辈不知新政之谓何，乌能胜任？特迫于袁之命令，不得不立一名目，以欺蔽人之耳目。故袁虽雷厉风行，终不过敷衍塞责，至袁甫去任，其所创之各项新政，即败坏不堪言状，实由于用人不当，遂断送于三五小人之手。至袁所位置之人才，惟花天酒地，纳贿循私，无所不至，人皆谓今不如昔。岂知创办之初，即有名目而无精神，故至今百弊丛生，现象之坏，不堪设想矣。嗟乎袁世凯有办事之热心，无知人之能力，是又不得不为袁惜，更不得不为袁咎也。
　　


第四节兄弟之隙
　　袁自倡立宪后，圣眷即不逮从前，两宫之意，非恶其倡立宪，实为众口所煽惑也。众口所以能煽惑两宫之听者，又基于袁胞弟世彤之恶作剧。欲知其兄弟嫌隙之原因，须先说明袁世彤之轶事。
　　世彤系世凯之同母弟。彤为人放诞不羁，文字秀雅，常鄙视世凯。彤喜作狭邪游，闻上海为天下繁盛之区，遂携资往游。楚馆秦楼，夜游几遍，久之金尽囊空，遂为无赖于所卖。盖尔时上海有名妓胡宝玉者，丰姿绰约，领袖群芳，与彤最为密迩。又有某贵公子，腰缠十万，觅玉寻香。而诸无赖献佛借花，做出风流骗局，嗾宝玉与某公子伪践三生之约，藉索万金之资，而某亦如愿相偿。方拟买屋藏娇，彼人面桃花遂不知何处去矣。即赴英廨指控世彤与胡宝玉及诸无赖子。英廨巡柿即往拿彤与宝玉等，时诸无赖早已蛇惊兔逸，惟彤与宝玉尚交颈比翼于温柔乡中。而巡捕无情，遂将此酣睡鸳鸯双双扛去矣。事详载于当时《申报》，并注明袁世彤系袁世凯胞弟。时上海道聂缉规与世凯有旧，遂谕谳员为世彤解脱，专罪宝玉。世凯闻之，遂禀知其母，使深责世彤，兄弟间遂成嫌隙。会世凯练兵小站，彤请从事，凯畏人言，不便位置军中。凯兄世廉，时充聂士成全军营务处，遂荐之聂军，俾廉可就近教导。聂会世凯意，遂派世廉帮办营务。
　　后胡宝玉多方营谋，亦得解脱。闻彤在直隶，寻踪而至，求天津候补知县龚某代通消息，重圆旧梦。彤闻信即至，龚亦与焉。据龚告人云，宝玉虽罹讼祸，对世彤绝无怨言，晤面时惟叙离踪，情好逾昔。其来意系因自嗟老大，厌倦风尘，志在从彤以终。彤既重逢宝玉，而雪泥鸿爪，遂勾留于七二沽头，不忍舍去。嗣为世凯所闻，遂嘱世廉代彤辞差，以母命召彤至小站。彤见其母，历陈宝玉之志，并赞其贤淑，求母命世凯给数千金，藉完此局。世凯闻宝玉向有夏姬之妖，且年长于彤，力主不可，足亦忧弟意也。乃彤愿不遂，无颜复见宝玉，遂作书与宝玉长辞，驰回原籍。宝玉得彤书，眷念故人，抑郁成疾，未几而一缕香魂遂长归于杨太真虚无缥缈山矣。彤闻玉耗，感深知己，赋悼玉诗百韵以哀之，当时曾闻人传诵，惜未留稿。
　　宝玉既死，彤以为生平遗恨，衔世凯切齿，即拟终老林泉。昔袁任封圻，彤并末一至任所。当世凯之抚山东也，值拳匪肇乱，京津谣传袁将盘踞山东为己有。彤遂上书于豫抚景星，请转告荣禄，谓世凯行为，素不与闻。倘将来欺君枉法，请免株连。景知其兄弟参商，并未转达。至是闻交章弹袁，复上书于政府，并致书于世凯，劝其改行。书载《大公报》，顽固党即引为口实，列入奏章。清廷以袁胞弟竟有是言，亦为所动，故于撤袁兼差后，犹以为虑，又调袁内用。
　　


第七章 军机大臣及外部尚书之时期
　　外部尚书之时期
　　


第一节军机大臣及外部尚书
　　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秋七月二十七日廷谕：“外务部尚书着袁世凯补授。钦此。”同日又奉谕云：“大学士张之洞，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均着补授军机大臣。钦此。”
　　袁世凯奉诏后，即具疏恳辞，并密求庆王代为设法转圜，朝命不许。袁此次恳辞，实出于至诚。何也？盖自表面观之，以总督入枢府，系属超迁，且转瞬即可大拜，位极人臣。而袁所以不愿内用者有三，一自知国文甚浅，枢密往往拟旨，实有不能。二以北洋一席，咫尺天颜，其权柄不减于军机。且其经营数载之新政，彼时具有端倪，不忍弃置。三则军机分位虽尊，禄俸甚微。袁虽久任北洋，而其宦囊不但无余裕，且有亏累。有此种种原因，故辞之甚力。
　　清廷意旨，一则以众口呶呶，袁世凯究竟居心若何，不能窥察。调归内用，方可钳制。又以安徽有徐锡麟之变，云南有河口之乱，革命风潮日炽，非实行立宪不能以节乱萌。立宪为袁所主倡，调其当枢府之要，加一老成持重张之洞协同助理，袁亦不能专擅。此清廷调袁内用之大旨也。
　　袁既坚辞不获，庆亲王不但不为挽回，且劝勉甚殷，惟有勉为其难。而种种困难，只有设法对待。国文甚浅，则延其旧书记辈为之辅助。北洋一席，则力保其门人杨士骧接代，约定长芦盐政以及直督应有之漏卮，仍归袁弥补在任时之亏累。但杨逢人辄作是语云。袁当枢府要冲，杨虽反复无常，尚不敢显违原约。惟北洋一切新政，虽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间，已属有退化无进步，而杨士骧接手之后，又偏置私人，遂腐败不堪言状矣。噫嘻，后来不类，诚非袁世凯初意所能料者也。
　　


第二节阮忠枢、张一麐事略
　　袁既入军机，多倚赖其书记阮忠枢、张一麐二氏为左右手。通常事则倚阮，新政则赖张。欲明袁在军机大臣时代之事实，不可不先明阮、张两氏之概略。
　　阮忠枢自袁在小站练兵即充书记，其人虽无大才具，品尚可取，在少年时代亦颇好事。自为袁绍介入康党后，深自愧悔，历随袁由山东迁直隶至入军机，尚无劣迹为人所指。迨后洋烟之癖甚大，故除为袁述文外，亦无暇涉及他事。论者谓阮忠枢尚不失读书本色。
　　张一麐之为人，无所不为，不可思议。初袁本不重任，仅充督署书写员。迨光绪三十一、二年，袁世凯因留学我邦之学生鼓吹，遂有提倡立宪之思想。张有弟名一鹏，亦留学日邦，时以条陈寄张，嘱转陈袁，为他日进身之计。麐遂据为己有，又润之以康、梁著述，投袁之好，自命为新学家，同人多鄙薄之。及观其述文多东抄西袭，毫无根据。袁世凯遂为麐所愚，以其实有心得，凡新政一切，皆命一麐拟稿。嗣一鹏亦来北洋，麐多转乞其弟。于此又不可不略述一鹏之劣迹。
　　一鹏学问固优于一麐，至其为人，则小人之尤者。窥其外表似端谨士，而心地之奸毒实不堪问。有一种阴险绝技，常陷人于危，令人不测者。有道其留学日邦时，印伪报纸，造捏名禀，陷害知府李丙吉一事。其手段之离奇，用心之狠毒，有笔墨所不能形容者。迨后李丙吉侦知底蕴，屡控不直，盖皆为一麐阴抑其禀，使不能上达。李丙吉惟有咄咄呼冤，吞声忍气，投效至奉天。赵尔巽悯之，委以财政局差使。后赵陛见至北京，庆亲王问赵，新政何不仿照北洋办理？赵曰我虽不善办新政，幸东三省尚不似北洋之暗无天日，盖指此也。一麐招一鹏来北洋，本拟引入袁幕，因恐劣迹败露，为袁所知，转与己不便，意遂中上。一鹏之为人，无利不往，即麐有笔墨事属之，苟不予以相当之酬谢，亦不肯为。遇事招摇，兄若弟朋比为奸，其声名遂狼藉矣。
　　一麐既得袁之任用，遂补天津同知。一鹏以主事分法部。兄弟定约，麐每岁津贴鹏千金，遇新政事即由电话招鹏来津。至是袁世凯忽调内用，杨士骧署理北洋，麐、鹏两人之种种劣迹，杨知甚晰。麐知督幕必不能容，而同知一缺又极清苦，且一离袁所即不能狐假虎威，遂求从袁入都云。
　　袁自入军机后，两宫眷注较前尚无大异，而一般顽固党排诋甚力，袁之热心遂渐退缩。加以张一麐时蛊以模棱两可之说，其意多退然自阻。以退思铭其室，事事谦让，见者多以为袁学术大进。窃谓不然，凡为大臣者，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固贤人学问，然岂支持中国危局之大臣所宜哉？故于此目袁为退化时也。袁在军机年余，殊碌碌无所表现。惟关北洋事则甚注意。奈杨士骧本风流名士，其平日不可少之功课，惟是一局围棋，两枝二簧，三杯烧酒，四圈麻将。而又内外宠俱全，日夜宣劳，更何有须臾之暇以料及新政哉？且其心本不以为然，因顾全禄位，不得不存其表面。或谓袁每闻天津新政失败，辄嗟叹再三，由是英雄气短，遂实行模棱两可之主义，即于首倡立宪之大问题，亦只好随波逐流，虎头蛇尾矣。
　　


第三节“立宪”之议定
　　袁任军机大臣，其重要事，惟订立宪年限之问题。立宪年限，袁本主速行。当在北洋尝与人言曰：“人苟实事求是，三年之久，何事不可预备？”其主三年立宪，固早有成见矣。及入军机后，朝命决此问题，袁遂谋之一麐，命其创稿，筹画预备事件。麐又谋诸一鹏，鹏时方欲迎合某尚书意旨，某尚书谓人民程度甚低，非期之十年不可，痛诋袁为躁进。又谓欲速则不达。鹏遂承某尚书之意曰，袁本不知立宪为何物，一切皆倚赖其兄，其兄又非赖彼不可，此事必能使袁从公，遂代麐创稿。后诸大臣协议，袁出稿与某尚书相同，遂以上闻，于是遂有十年预备之诏。北京报纸遂著为论，其主笔者为汪康年，谓袁前后如两人，并隐讽麐、鹏之鬼蜮。麐遂嗾袁令某厅禁止京报出版，即此事也。时北京知其事者，谓袁为皇上之枢密顾问，麐又为袁世凯之顾问，一鹏又为一麐之顾问。多称张一鹏为第三级顾问官。此等绝大问题，竟败坏于一二宵小辈，是不得不为袁慨也。
　　清光绪三十四年，春正月初一日奉廷谕：“袁世凯着加恩赏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钦此。”
　　是年秋七月，清光绪帝患亏损症，日渐增剧，至十月病势危笃。西太后亦患痢疾。遂诏群臣议继统事，袁世凯辈不赞一词，后意甚急，根问再四，袁对候庆亲王由陵回京，臣等协议再行上奏。后怒甚，命拟旨，著留养醇亲王之子于宫中。
　　


第四节两宫之宾天
　　冬十月二十二日，清光绪帝崩。西太后懿旨，命宣统皇帝入承大统。醇亲王为监国摄政王。令宣统皇帝为同治帝继嗣，兼祧光绪帝。当时北京谣说纷纷，宫闱秘密亦不详载。是月二十四日，西太后晏驾，时光绪帝崩后二日也。两宫先后宾天，宣统皇帝入承大统，登极礼成于十一月十六日。
　　慈禧太后像
　　“光绪三十四年冬十月壬申，上疾甚。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在宫中教养，复命载沣监国为摄政王。癸酉，上疾大渐，崩于瀛台涵元殿，年三十有八。遗诏摄政王载沣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皇太后懿旨，命嗣皇帝承继穆宗为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宣统元年正月己酉，上尊谥曰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庙号德宗，葬崇陵。”（《清史稿》卷二四）
　　“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徵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太后有疾。上疾益增剧。壬申，太后命授醇亲王载沣摄政王。癸酉，上崩于瀛台。太后定策立宣统皇帝，即日尊为太皇太后。甲戌，太后崩，年七十四，葬定陵隆福寺。二年五月，御史潘敦俨因岁旱上言，请更定谥号，谓：‘后崩在穆宗升遐百日内，道路传闻，或称伤悲致疾，或云绝粒霣生，奇节不彰，何以慰在天之灵？何以副兆民之望？’太后以其言无据，斥为谬妄，夺官。五年三月，合葬惠陵，上谥。宣统加谥，曰孝哲嘉顺淑慎贤明恭端宪天彰圣毅皇后。”（《清史稿》卷二一四）
　　“十月二十二日，德宗晏驾，遂以宣统帝入承大统。公虑孝钦后年高，且皇族中颇有争竞继统者，主幼国危，必生变乱，倡议以醇亲王载沣监国。二十四日，孝钦后遽崩，于是公与二三老成从容定策，匕匕无惊，中外咸深叹服。公感悼孝钦后知遇，拟矣大丧事竣，亦即告退，乃未及上书陈情，而局势忽变。”（《容庵弟子记》卷四）
　　当时清国朝野之议论，多以西太后宾天，袁世凯必有奇祸，众口同声。某日袁退朝稍迟，忽传袁已杖毙。与袁有关系者，麇集袁寓探问，北洋公所车马络绎不绝，未几袁归，始各散去，时大有草木皆兵之势。
　　


第八章 免官与复出
　　


第一节免官之诏
　　十二月十一日，果奉免官之诏云：“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钦此。”
　　免官有诏，时袁尚在朝房，早有所闻似不仅免官。内阁值日官捧诏告袁曰，皇上有旨，袁颓然色变。未及读诏，张之洞自内出，告袁曰，上以公足疾，命回籍养疴。袁读诏毕，连呼曰天恩高厚，天恩高厚。袁回寓后，张一麐遂藉故逃避。袁之仆从见张逃，亦皆惶惶。或谓自免官诏下，袁之寓所风声鹤唳，处处惊惶，若不知祸之终极矣。翌早袁入朝谢恩讫，即乘快车至天津。有英人海鲁君与袁同车，曾作《车中纪事》，译录数语于下：
　　（上略）头等车内仅三数人，予觅一近暖气处坐定。旋来一人，衣素服，发毛参参，随从甚多。坐处与余相对。见其仆辈置似新闻类一束于其旁，其人遂翻阅。两点二十五分车过丰台，阅有四十分钟，其人端坐未行动。旋有仆人又置似酒类一樽于几上。车上之仆均事之甚谨。余察其人举动异于常人，以英语询车中检票人，知为清国军机大臣袁世凯。四点三十分，车至老龙头，袁下汽车，即乘一华丽马车往西行去云。
　　袁到天津，先至德国饭店。饭后至杨士骧衙门，住署后花园。其眷属于是日晚车亦到天津，住德国饭店。十三日早车，袁世凯复回北京，其眷属于午车亦回京。闻其来天津，一则与杨士骧有密商事件，一则支取银行存款，汇往河南。至其眷属来津，实因惶恐所致。袁去后杨士骧遍戒从人，切不可云袁住署内，岂知其仆从多逢人辄告云。袁回京后，于十四日清晨即携全眷回籍。闻其时不特随从无多，送行者亦寥寥。是后都中谣说不一，或谓将籍没其家产，或谓祸仍不止此，或谓袁所练之兵将暴动。袁本多子，然多幼稚无知，闻此谣说，茫无头绪，甚有逃而隐匿者。其景象亦甚可悯。
　　或谓袁事败，有问张何故逃避者？张谓袁宅内藏有快枪数百枝，设被籍出，其祸尚堪问乎？我辈月得若千金，系以心血与文字换来，无他感情，焉能与彼共祸？问其知袁宅中藏此利器何用，张曰乌知其心？噫，人情冷暖，固世人之常态，如张一鹏之兄弟，又罕有其俦者也。
　　以上所记袁世凯免官时之事实，系据当时之访探。而中国最有价值之《时报》，论袁世凯事则大异其旨趣。玆择录《时报》所记新闻二则于下，以资参考：
　　（一）“摄政王斥袁之意，于初十日前已决，庆邸知不可挽，故自初十日即请假不入内，至昨日始销假。十一日召见，独世、张两军机。王出所拟罢袁谕旨，令张视之，张大惊，为袁缓颊。王曰尔勿预此事，但视谕旨妥否，酌改可也。谕旨原文本有指斥袁罪处，张为删去之。”
　　（二）“袁世凯开缺后，自知罪状暴露，乃逃至天津。（中略）后知摄政王宽大。张、那两军机同保其无事，即于是夜返京。向人犹称被某侍御参劾，亏空北洋官款三百万两，故至天津调查账目，以防后难。或又称恐有暗杀之者，故深防之。其实彼畏罪逃匿之迹，彰彰不可掩也。故此次之许其归田者，在袁实为莫大之宽典云云。”
　　“袁去官原因，咸谓为请派大使一案，此犹表面上论点，实则受张之洞之中伤也。初，袁、张感情极恶，其能两相保全位置者，一则圣眷独隆；一则资格独老也。及两宫崩驾，宣统继位，载澧素重张为人，事事必与之商榷。适袁辞职表章至，王乃取决于张。张素谂项城机诈手段远出己上，并立枢府久之，恐受其倾轧，不如为先发制人之计，以去其后虑。于是历言项城跋扈状，王不能容物，聆张语欲杀之。张谓王甫监国，遽杀大臣，恐不足塞朝野士夫之口，弗若如其请而罢之，再图翦除良策。王然其说，遂有十二月十一日之上论。外间谓为请派大使以黜之者，尚非破的之论也。”（《袁世凯轶事》）
　　


第二节安阳“隐居”
　　十一日，诏回籍养疴。公因项城旧宅，不敷居住，前在卫辉城外，购屋数十楹，即日契眷南行。宣统元年，春夏之交，公游览苏门百泉之胜，此地为宋邵尧夫、明孙夏峰两先生讲学之所，前清乾隆朝曾经驻跸。岁久，离宫别馆，鞠为茂草，惟清晖阁岿然尚存。公与徐世昌捐资修缮，旧僚闻风，争醵金协助。年余工竣，水木明瑟，亭馆幽深，俨然世外桃源焉。
　　五月，移居彰徳府北门外之洹上村。津门何氏先营别墅于此，公爱其朗敞宏静，前临洹水，右拥行山，土脉华滋，宜耕宜稼，遂购居焉。宅有小院，草创伊始，公莳花种竹，叠石睿池，点缀林亭，题名曰“养寿园”。公兄清泉公以偏废，自徐州道告归汴，公迎住西院，为延医调治，每值风曜暄和，兄弟扶杖同游，听莺钓鱼，颇极壎篪之乐。常弄舟小池，清泉公垂纶，公持篙立船尾。有好事者流传照相，遐迩请索，几无虚日。公生平一无嗜好，衣饰饮馔，初不请求。居官时，终日治事，僚属进见，则口与接谈，手仍批判。最恶贪渎之吏，劾治必严，其律己则甚洁也。归田后，出孝钦后所赐金，改缮亭馆，与宾僚赋诗为乐。其次子公子克文梓《圭塘唱和集》行世。所谓圭塘者，即公宅前横渡洹流之桥名也。公子十二人，长次两公子已出仕，三公子克良以下均在家塾读书，公延请中西名师，晨夕督课，功过赏罚，皆有定程。二年冬，清泉公捐馆，公痛雁行摧折，抑抑不欢者累月。时朝局纷如乱麻，明达之士，已知大乱将起，朝士多邀公出山，公默不应。三年八月二十日，公五十三岁诞辰，亲友治觞为公上寿，强而后可。不知鄂军起义，烽火照江，已先一夕，警报纷传矣。《容庵弟子记》卷四。
　　“袁既罢官，本欲归项城旧里，嗣因故宅不适居住，乃迁于彰德，出宦囊大兴土木。是地前临洹水，右抱行山，风景绝佳，不啻世外桃源也。每当风日暄和，袁偕其从兄世廉、弟世传扶杖河干，小步踯躅，或披蓑垂纶，俨然一退隐高士。有谓其在京供职之将领及军卒，凡与项城有密切关系者，皆托故辞职或退伍，陆续潜来彰德依袁。袁诘其故，则皆曰：‘吾侪向隶宫保麾下，感恩戴德，沦浃骨髓，然尔时似淡焉相忘。至公去后，继公而抚驭吾侪者，终不及公之深入人心。吾侪殆如孺子之失瞻依，公今放逐归里，吾侪安忍贪微秩而远睽颜色乎？’言已泣下，盖项城自小站练兵时，其对于部曲悉以权术的恩泽及人，以故士卒咸倾心效命。虽转任直督外，尚暇时恒招若辈温语抚循，故若辈心中第知有‘袁宫保’三字，并不知满清君主及国家也。袁闻众语，辄叹曰：‘尔曹既至，姑安之。’于是加以优待，凡将领薪资，咸按照其服务时支给，至兵士饷糈，亦如数予之。或拨田数亩，令其耕种，即以所得租金养赡其妻子。而从前司掌交牍者，亦闻风来归袁，咸畀以私家之记室，统计每月所需约三万余金，即于长芦余款匿报之二百万金项下取给焉。识者，可以知其蓄意矣。”（《袁世凯轶事》）
　　“袁世凯被载沣赶下台去，叫他回籍养疴。他并没回到原籍项城县，而是在河南卫辉府停下来，次年夏天再迁往彰德府。”
　　袁世凯在养寿园“彰德在太行山脚下，是京汉路经过的地方，交通十分便利。袁在城外洹上村筑有精舍，门前洹水流过，他架一小桥以通往来，题名曰‘圭塘’。他此时还不过五十来岁，却倚老卖老自称‘洹上老人’。他经常跟一批亲朋幕僚饮酒赋诗，刻有《圭塘唱和集》。有一天，他化装为渔翁，披上一件蓑衣，泛舟于烟波缥缈之中，特意拍了一张照片。他还作了一首诗，题曰《烟蓑雨笠一渔翁》，和者不乏其人。他把这张照片和诗集分赠给北京亲友。这些琐琐生活，看起来似乎无关宏旨，可是袁并不长于作诗，为什么下台后忽然要做起诗人来，还要拍摄这张怪模怪样的照片赠给亲友，当然别有深意。”
　　“他下台的时候，清政府派有武弁一人‘随身保护’。他知道他身后的这条影子是朝廷派来监视他的，因此特别加以款待，平日大鱼大肉，年节多加犒赏。这位武弁受了许多好处，在打报告时少不得美言几句，说他如何安于隐居生活，如何感激天恩，等等。袁觉得这样做还是不够的，于是又变戏法，一会儿装诗人，一会儿又装渔翁，以示闲云野鹤之身，并无政治野心。其实，这个大野心家无时无刻不在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他跟庆亲王奕、北洋军各级将领以及英国公使朱尔典等人的关系，始终保持不断。他的老朋友徐世昌以及谋臣策士杨士琦、杨度之流，经常跟他暗通消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在北京农工商部挂了一个右参议的官衔，事实上是他的‘驻京办事处长’。他家中设有电报房，经常跟各省督抚通电往来。他身边还豢养着一批幕僚清客，明里陪他饮酒赋诗，暗中替他出谋划策。”（《袁世凯演义》）
　　


第三节复出
　　民国纪元前一年，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军起，清总督瑞澂逃，海内纷纷响应，清廷震骇。因庆王、徐世昌保荐，再起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水陆诸师进攻。
　　初以北洋劲旅克汉阳，而同时民军亦克南京，各省或反正或独立。清廷见事急，乃下罪己诏，罢皇族内阁，以袁为内阁大臣。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当然要派兵去讨伐。派什么军队好呢？摄政王载沣所统率的禁卫军，既非久经训练之师，又要留在京城保驾。当时能够迅速调动而又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只有北洋军。派谁去做统帅呢？有人建议启用袁世凯，理由是北洋军是在他的手里建成的，派他去督师，可收‘指挥若定’之效。”
　　“就在这时候，英国公使朱尔典在北京大放空气说，袁世凯是当代精通军事的大员，而北洋军又是他一手练成的，必须启用他才能指挥如意，否则夜长梦多，只恐前途不妙。美国公使嘉乐恒也在公使团会议上，主张促使清政府启用袁。同时，奕在朝廷里面敲边鼓，认为朱尔典等人的意见值得考虑。载沣本来是个胆小鬼，自己不敢作主，向隆裕太后请旨定夺。可是，隆裕不比西太后，遇事畏首畏尾，拿不出主意来。她召开御前会议，征求满族王公的意见。奕在会议上又极口称赞袁世凯忠心耿耿，才足戡乱。10月14日，清政府下诏启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叫他会同荫昌指挥前方各军。”
　　“袁向清政府提出六个条件，归纳起来只有三个：‘要早日实行君主立宪，要用和平手段麻痹革命党，要把全部兵权交给他。’清政府‘10月27日，命袁世凯以湖广总督兼任钦差大臣，节制前方各军。’”
　　“袁受命为钦差大臣的这一天，冯国璋下了鼓励士气的总攻击令。第二天，第二镇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率部沿铁路线向刘家庙反攻。在此以前，清政府所属建威、江元等舰已向革命军投降，由刘家庙江面开回汉口江面停泊，但是革命军既未派人接收，也无妥善处置，它们便又自动地开往武汉下游，对时局采取了观望的态度。此时受了清政府的运动，又开回丹水池江面，配合北洋军反攻，军舰上的炮弹打在革命军的侧翼和后方，使革命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地位。同时，革命军前敌指挥张景良受敌人收买，放火焚烧军火库，军心因而动摇，革命军接连放弃刘家庙、大智门等阵地，28日退守汉口市区。”（《袁世凯演义》）
　　


第九章 辛亥革命之前后
　　


第一节南北之对立
　　袁世凯复出后，宣布其政见如下见辛亥年十月十一十二两日《时报》。：
　　中国数百年来号称专制，其实即专制亦不完全，致民人不知尊敬政府，民人亦不明白政府应担责任。现在所以鼓动民人，而民人乐从者，无非曰不纳税、无政府耳，此亦由国无责任政府，数百年于兹之故。
　　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
　　除上所陈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见，学界、军界、绅界、商界奋发议论，若任其处处各为一小团体，则意见不能融洽，或且发生瓜分之祸！
　　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行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之计！
　　余爱中国之民，较之共和党人主持急进者，有过之无不及。故我所兢兢者，在改革之实行。明知所担责任宏大，顾余非为名誉权利起见，但欲为中国恢复秩序，意在有益于中国，使无波折耳。故余仍望和议有成。凡民人意在保全中国者，务使其各党满意，恢复和平，建设一坚固之政府。余知国民意见明通，当不愿目睹其本国之破坏，故欲进共和党人与之筹议方略，使终战局，破除各种情意暌隔，而将从前种种不便于民者，一概除去。至各省纷纷独立，余观之与和议亦不甚暌离，当时政府之权力，既不能行于各省省会，其省会中必有数人宣布近于独立之政体，其实非全然独立，有数省，权尚在保守派之手，则迹近中立耳。其题目在推翻专制，其目的在保治安，保护人民财产，愈言共和，愈见中立。故余拟召集各省之人民，以研究此中国究应为何等政体之大问题。
　　此问题既如此重大，故凡事应心平意和论之，不可靠一时之热忱。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
　　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险。余愿进步党人思邦国应至若何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
　　余之志愿既如是宏大，必有误解余意者，或且受四方之攻击，事非不知之，顾余必不因稍受波折，遂更变余最高应尽之职。盖余之作为，盖为完全保护中国免于分裂计也。
　　袁氏非有革命思想者，不仅无革命思想，且反对革命；其乘时而起，主张君主立宪，“留存本朝皇帝”，非忠于清，其意盖别有所在，证于其后之行事可知。当时《时报》载有《袁世凯之隐衷》一则云见辛亥年十一月十日《时报》。：
　　袁世凯之隐衷。北京诸大老对于共和政体，颇有愿表同情者，所不能解决然者，惟一班穷老旗员，恐废却君主，伊辈之饮啄，即尔断绝，是以不免惶恐。然表面亦无反对之迹，以彼本无反对之能力也。袁世凯惧第一期之大统领为他人所得，而又无能为毛遂之谋，故于各方面密遣心腹，竭力运动，已则扬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宜于今日之中国。实则一俟运动成熟，遂尔实行，其所以反对共和者，意固别有所在。而载涛、良弼辈，亦将此等阴谋，早已窥破，暗斗之机，于是更炽矣。袁初到北京，即向人云：内阁大臣三年一任，为期太迫，恐于政治不能多所举措。识者莫不嗤之。今于共和前途，如是作梗，推其心，殆欲将万世一系之专制君主易为袁姓而始快意也者。以袁氏生平之历史，对于满清，惟知弄权植势；于属吏，则专以贪黩不识字之流为爪牙；至于民事，则除却捕党人、遏民气、敛财肥己而外无所能云。
　　观此，袁之不见信于当时已可知。
　　方民清两军停战言和，袁氏并无诚意。辛亥十一月十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直隶、奉天、山东、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十七省代表会于南京，始建临时共和政府，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元年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正式成立。袁投箸而起，声言南北协约，以君主立宪为前提，而唐、伍两全权擅用共和政体，逾其职权；且协约未决，南人先组织政府，公选大总统，有悖协约本旨。遂罢唐绍仪全权，自任交涉之事，往来反复，徒驳片言只字，而不入本题。世凯一面又使清廷出内帑备战，又假太后旨胁亲贵报效军需，然世凯非真欲与民军较优劣，亦非真有爱于清廷，共和之必成非不知，清帝退位，又其所甚愿，顾其复梁鼎芬书云：
　　（上略）仆以衰病之躯，息影洹上，杜门却扫，于今三年，私冀抱瓮灌园，长为老农以没世。遭遇时变，夺我烟霞，诏旨敦迫，急于星火，坚辞再四，迄不获请，扶疾就道，仓猝誓师，军事未终，寻综阁务，艰巨投遗，非所夙期，自维绵薄，曷克负荷？所谓责孱夫以举鼎，策驽马使绝尘，惴惴于心，若赏深谷。第念先朝顾托之重，时局祸变之深，不敢偷安，勉当大任。受事以来，跼天踏地，人心尽去，既瓦解而土崩，库储已空，将釜悬而炊绝。内之则主少国危，方孤立于众谤群疑之地；外之则交疏援寡，群欲逞其因利顺便之思，正不徒共和独立之响言日盈，炸弹手枪之恫喝，咸与为仇己也。险象环生，棘手万状，怀忧茹愤，谁可告言。惟有益坚尽瘁之初心，勉竭鄙力所能至，奋此愚忠，战彼群魔；但求皇统之能保存，领土之不破碎，免瓜分之惨，纾种灭之忧。慄倦寸私，惟在于此，成败利钝，非所逆睹，知我罪我，付之千秋。一俟大局稍安，国事粗定，便当敬避贤路，翩然挂冠。成都之桑，东陵之瓜，足娱此生，庶毕乃愿。执事忠肝贯金石，古谊若龟鉴，行见翌赞明廷，辅世进化，致富强，兴太平，自有莫大之事业。在仆敬当为国与民馨香祝之，而断非仆之衰朽，所敢自任者矣。（下略）
　　又，其时袁每对人云：“余深荷国恩，虽时势至此，岂忍负孤儿寡妇乎？”其容貌，其言语，其态度，粹然一爱新觉罗之大忠臣。然此仅以眩宗社党之耳目，其实养其实力以临大敌，志固窃有所伺也。时岑春煊致电袁世凯云：
　　北京内阁袁总理鉴：今日国民多数均以共和为目的，朝廷既有召国会决政体之谕，自系采取多数。我皇上之从民所欲，不私天下，以尧舜之心为心，为海内外所共见。民军感于朝廷礼让为国，罢战息民，故亦众口一辞，必以尊崇皇室为报，上下相交，各尽其道，为世界历史开未有之局，诚吾国之光荣也。唐使南来，国民咸以平和有望，列强忠告，企盼尤殷。春煊养疴沪上，蒿目时艰，念公为国为民，必能主持定议；不图撤回和使，重启战端！皇上不以君位自私，而公必反遏其德意，国民以人道为重，而公必自逞其兵威，从此战祸相寻，永无恢复和平之望，生灵涂炭，同就沦亡，上贻主忧，下益民祸，谁尸其咎？惟公一人！道路传言，方谓民军选定总统，公因失望，遽反所为，春煊实不愿以疑贤者也。总之，为皇室计，为国民计，惟有恪守唐使议定条款，从速取决国会，早定大计，庶几上安下全，举国蒙福，春煊亦得偷安林下，则受赐良多矣。事机危迫，敢贡苔荛，伏维鉴察！岑春煊，哿。见《时报》元年一月十日。
　　当时革命军人对于袁氏深致疑怀者，固不乏人，光复军总司令兼吴淞军政分府李燮和上孙大总统书，论和战之局宜早定云见一年一月十九日《时报》。：
　　（上略）一月以来，最足为失机误事之尤者，莫如议和一事。夫和有何可议者，民主君主，两言而决耳，岂有调停之余地。战亦何可议者，北伐北伐，闻之耳熟矣，卒无事实之进行。坐是抢攘月余，势成坐困，老师匮财，攘权夺利，凡种种不良之现象，皆缘是以生。若天下之大局不定，河山之歌舞依然，我恐洪氏末年之覆辙，将于今日复蹈之也。夫袁氏之不足恃，岂待今日而后知之？
　　溯彼一生之历史，不过一反复无常之小人耳。甲午中东之役，戊戌之政变，庚子之拳乱，合之此次之事交，凡国中经一次之扰乱者，即于彼增加一绝大之势力。彼盖乘时窃势，舞术自恣之人耳，安知所谓尽力民国，又安知所谓效忠满廷？凡其竭智尽技，纵横捭阖而为之者，无非为彼个人之计。夫为个人者，但思乘时窥便，以弋个人之利益，而无丝毫公众之利益置其眼中，故其所为，恒不可以常情测度，岂惟不可以常情测度，即彼身居局中者，亦无从测度己身之所为。何则？彼以术驭人，而不悟彼乃为术所驭也！故袁氏者，断不可恃者也。恃袁氏无异恃袁氏之术。袁氏之术，乃其所以自欺欺人者也。彼自身且不可恃，独奈何欲率天下之人，以赖袁氏之术乎？故今日者，必须去依赖袁氏之心，而后可以议战。以神圣庄严之大总统，奉之于袁氏足下，而袁氏蹴尔而不屑，宁非神州男子之奇辱耶？顾犹有持慎重之说者，以为战限延长，非吾民之福，南人北伐，非地势所宜。燮和独以凡事之可以平和解决者，则以平和解决之，凡事之不能以平和解决者，则战争者，所以促进平和，而断非扰乱平和之具！假令两军相持不决，前途之平和，可希冀乎？不能希冀，而犹欲假和议之美名，以涂饰天下人之耳目，吾未见其可也。
　　今日之所恃者，在能战耳，在能战而后能和耳。若夫抢攘纷扰于不和不战、忽和忽战之间，则人心之恐怖，靡有已时，商业之壅滞，犹如昔日，岂必杀人流血，而后为损失耶！况夫相持愈久，则外交之枝节愈多，此次各国，所以取不干涉主义者，尊重人道耳，敬畏舆论耳，非有爱我之心也。我内部而稍有可乘，彼必不肯牺牲自国之利益，以曲徇我为事。今俄之于蒙古，其明征矣。是故无论自对内对外言之，民主君主之解决，宜速而不宜迟。而其解决之手段，不外于平和与武力二者。然就今日之时势观之，断非平和可以解决，则徒讲一时弥缝之策，希冀战留守南京时期的黄兴争之不再开者，名虽尊重人道，实则违背人道。何则？以其迁延愈久而损失愈大也。故今日之战，为人道而战，决非破坏人道之举也。
　　近者议和屡有破裂之势，然袁氏犹时出其诡计，或谓派梁士诒莅沪，或传派唐绍仪续议，无非欲以迷离惝恍之手段，以懈我已固之人心，而支持其破碎之残局。幸我国民幡然知袁氏之侮我，于是有誓师北伐之举。燮和不才，今已秣马厉兵，从诸君子后，若公犹迟疑不决，当机不断，或且误听袁氏再求和议之举，则误我神州大局，沦胥我炎黄冑裔者，公将不能辞其咎矣！
　　至于南军北伐，泥于历史之见者，徒以西北可以制东南，而东南不能制西北，遂谓地利实然，恐徒劳而无功。不知汉高起于丰沛，明太起于濠泗，在历史上已有其事。矧夫此次倡义，非徒恃兵力也，尤在人心趋向。东南之人，趋向共和，固已成为事实，即西北之人，其表面虽仍服从满洲，其精神早已趋向民国。其尚持君主顽见者，不过少数顽迷之官僚派耳。北方义士，无拳无勇，困于专制之积威，兵力之蹂躏，方且屡蹶屡起，以为我南方民军之响应，而我顾对岸观火，若秦、越人之视肥瘠，其谬者且倡为南北分治之论，以离间我南北人之心，破坏我神州之统一。呜呼！其何以对我北方同胞矣。且夫混一南北，建设共和国家者，亦视夫我国民之决心何如耳。我国民若无此决心，则虽已破坏之各省，不必其能建设，若其有此决心，则我谓天下之事，何事不可以期成？区区北虏，又奚足当我入之一撼者，呜呼！国家之基础，建于国民心理之上，我国民而畏难苟安之国民，不欲收混一之功，则亦已耳；不然者，以武汉一隅，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今日乃以十六省之疆土，而受制于贼虏，此燮和所大惑不解者也。夫武、汉之事，起于国民之决心，今日之北伐，亦诉之于国民之决心而已。而所以日讨国民而训之儆之者，则公之职务也。此所谓急定和战之局势者一也。（下略）
　　二十七日《时事新报》载袁幕友有密电至南京，通告大总统及江苏都督，其大意谓：
　　若南方能举袁氏为全国大总统，则彼此当息干戈，永归于好，而袁氏亦必尽力迫胁清帝退位，誓守共和，为民国谋幸福。但如南方不允所请，则彼等当为袁氏效死力，决不迁就，以示衅由我启，战彼无罪云云。
　　二十八日《时事新报》译载《大陆报》北京电云：
　　一月二十七日初九日。电：孙总统电致各国公使，历述近时议和情形，并将和议中梗一端归咎于袁世凯氏。略谓：“本总统甚愿让位于袁，而袁已允照办，岂知袁忽欲令南京临时政府立即解散，此则为民国所万难照办者。盖民国之愿让步，为共和，非为袁氏也！袁若愿尽力共和，则今日仍愿相让。”当袁氏闻民国愿举为总统之消息后，即一变其保清之态度，而力主清帝退位，至前此所议之国民大会一节，亦复尽行抹却。既而知民国必欲其实行赞成共和，而决不肯贸然相让，堕其诡计，则袁氏又复变态矣！盖袁氏之意，实欲使北京政府、民国政府并行解散，俾得以一人而独揽大权也云云。
　　同日又载孙大总统宣布袁世凯罪状之特电云：
　　孙总统因袁世凯于议和之事，始终失信，于昨日致电伍代表，略言：此次议和，屡次展期，原欲以平和之手段，达到共和之目的。不意袁世凯始则取消唐绍仪之全权代表，继又不承认唐绍仪于正式会议时所签允之选举国民议会以议决国体之法。复于清帝退位问题，业经彼此往返电商多日，忽然电称并未与伍代表商及等语。似此种种失信，为全国军民所共愤。况民国既许以最优之礼对待清帝及清皇室；今以袁世凯一人阻力之故，致令共和之目的不能速达，又令清帝不能享逊让之美名，则袁世凯不特为民国之蠹，且实为清帝之仇。此次停战之期届满，民国万不允再行展期，若因而再启兵衅，全唯袁世凯是咎！举国军民，均欲灭袁氏而后朝食云云。
　　上则宣布袁氏罪状之特电，虽三十一日经总统府秘书处更正，然不能遂认为无来历也。
　　


第二节清帝之退位与孙中山之引退
　　溥仪与其父摄政王载沣合影洎《优待清室条件》颁布，袁以清帝溥仪退位，电告临时政府，并宣布政见，略谓：
　　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下略）
　　至是临时大总统践誓引退，提出辞职书于参议院，并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其文如下：
　　今日本人总统提出辞职，要求改选贤能。选举之事，原国民公权，本总统实无容啄之地。惟使伍代表电北京，有约以“清帝实行退位，袁世凯君宣布政见，赞成共和，即当推让”。提议于贵院，亦表同情。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
　　孙大总统辞职时，附有办法三条：
　　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
　　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
　　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
　　


第三节临时大总统之当选
　　洎二月十四日，孙大总统复亲莅参议院，陈述详细情形，院议可决。二月十五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袁世凯以十七票当选。至是袁初步之目的已达，而南北建都之争议起。二月廿一日，袁氏复孙大总统电云：
　　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各省都督、各军队长鉴：清帝辞位，自应速谋统一，以定危局，此时间不容发，实为惟一要图。民国存亡，胥关于是。顷接孙大总统电开，提出辞表，推荐鄙人，属速来宁，并举人电知临时政府，畀以镇安北方全权各等因，黄陆军总长暨各军队长电招鄙人赴宁等因，世凯德薄能鲜，何敢肩此重任。南行之愿，真电业已声明，然暂时羁绊在此，实为北方危机隐伏，全国半数之生命财产，万难恝置，并非由清帝委任也。孙大总统来电所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极为正确。现在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一层，无足再论，然总未遽组织者，特虑南北意见因此而生，统一愈难，实非国家之福。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北而南，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走，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单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当未接收以前，仍当竭智尽愚，暂维秩序。总之，共和既定之后，当以爱国为前提，决不欲以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歧之局，致资渔人分裂之祸。已请唐君绍仪代达此意，赴宁协商，特以区区之怀，电达聪听，惟亮察之为幸。袁世凯，咸。
　　又致孙大总统电见二月廿一日《时报》。：
　　南京孙大总统鉴：昨上两电计达。前奉尊电，惭悚万状。现在国体初定，隐患方多，凡在国民，均应共效绵薄，惟自揣才力，实难胜此重大之责任，兹乃辱荷参议院正式选举。窃思公以伟略创始于前，而凯乃以轻材承乏于后，实深愧汗！凯之私愿，始终以国利民福为归，当兹危急存亡之际，国民既以公义相责难，凯敢不勉尽公仆义务。惟前陈为难各节，均系实在情形。素承厚爱，谨披沥详陈，务希涵亮。俟专使到京，再行函商一切。专使何人？并何日启程？乞先电示为盼。肃复。袁世凯，铣。
　　当参议院选出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即派遣专使蔡元培、汪兆铭等赴北京欢迎袁世凯来南京就职。袁氏固凭藉北洋势力，不欲南行者，用杨度计，嗾令第三镇曹锟所部于二月二十九日晚在北京哗变，焚烧东安门外及前门外一带，兵匪抢掠达旦，商民被害千余家。翌日而天津、保定驻军，亦相继而起。于是袁氏即借口北方大局，不得不赖己坐镇，而食南京就职之前言。
　　蔡、汪等亦为所欺，且电南京为之解说。并于三月二日，连电临时政府及参议院，速筹善策，以满北方人民之望。于是参议院决办法六条，允袁世凯于北京就职：
　　一、参议院电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就职。
　　二、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
　　三、参议院接到宣誓之后，即复电认为就职，并通告全国。
　　四、袁大总统既受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之姓名，电知参议院，求其同意。
　　五、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交代事宜。
　　六、孙大总统于交代之日，始行解职。
　　袁世凯得电后，遵照参议院办法，于三月十日在北京行正式受任礼。先于八日电传誓词于参议院。其复电如下：
　　南京参议院公鉴：麻电悉。所议六条，一切认可。凯以薄德，忝承推举，勉任公仆义务，谨照三月初六日参议院议决，照第二条办法，电达宣誓。下开宣誓词，请代公布。其文曰：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大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初八日，袁世凯。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
　　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与他的僚属在外务部合影  参议院亦有电答袁大总统词见三月十一日《时报》。：
　　北京袁大总统鉴：电达誓词敬悉。谨照本院三月初六日议决办法之第三条，认大总统为受职，一面通告全国，并致辞于大总统之前，其文曰：维中华民国元年三月九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莅任。本院代表全国，欢呼迎祝而致之辞曰：共和肇基，群治待理，仰公才望，畀以太阿。筚路蓝缕，孙公既开其先，发扬光大，我公宜善其后。四百兆同胞公意之所托，二亿里山河大命之所寄，苟有陨越，沦胥随之！况军兴以来，四民辍业，满目疮痍，六师暴露，八府匮竭，转危为安，劳公敷施。本院代表国民，尤不得不拳拳敦勉者：《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伦比宪法，其守之维谨！勿逆舆情，勿邻专断，勿押非德，勿登非才！凡我共和国五大民族有不至诚爱敬，皇天后土，实式凭之！谨致大总统玺绶，俾公令出惟行，崇为符信，钦念哉！参议院，佳。
　　袁世凯既就职，临时政府迁至北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十一日由孙大总统公布，袁氏即依据以组织临时政府焉。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三月三十一日，袁总统颁训勉军人令云：
　　现在政府成立，全国统一，揆厥原因，多由我陆海军人同心戮力，一致进行之功。自今以后，破坏之局既终，建设之事方始，所有我陆海军人，热诚爱国，同赞共和，自以捍卫国民为天职。益民出饷以养兵，兵出力以卫民，惟军人有自尊自重之风，斯国民有相敬相亲之意。我军人栉风沐雨，劳勚□□，见民间之困苦流离，讵不恻然于心，引为己责？分为军民，义犹兄弟，将欲维持现状，希望太平，必能服从统一命令，保持地方秩序，以巩固民国之丕基，始垂历史之荣誉。其有违犯纪律，扰乱治安，或假借名义，动摇国体者，必与爱国军人共弃之！本大总统生长兵间，习知甘苦，徒以肇基伊始，日昃不遑，愧未能躬莅戎行，拊循士卒，望传告各该官长目兵，嘉奖慰问，并将此意普为训勉，咸各恪遵。
　　四月二十九日，袁氏出席参议院，有演说词，并录下：
　　袁世凯在参议院之演说词民国元年四月廿九日。：
　　世凯忝承五大民族推举，夙夜祗惧，恐不能胜，谨掬诚悃，敬告我国民：在志气高远者，谅必以世凯莅任伊始，必有宏大之议，以一新闻听，然审时度势，未敢以语此也。古今立国之道，惟在整饬纪纲，修明法度，使内外相系，强弱相安，乃可巩固国基，争存宇内。迩来兵事扰攘，四民失业，公私交困，已达极点。而士卒多昧服从之谊，人民鲜知公共之益，空谈者偏于理想，营私者多牟权利，循此不变，必将纪纲废坠，法度荡然，欲保障人民之生命财产而不可得，尚敢侈言铺张乎？世凯向持锐进主义，不甘以畏难保守自居，数十年苦心经营，当为诸君所共见共谅。但现值改革之后，亟当维持秩序，利用厚生，建设从稳健入手，措置以实事为归。譬如建造巨室，须将基础审慎测量，择工选料，层层稳固，处处坚实，非可徒侈外观，虚事粉刷，然后广厦落成，方能历久不敝。倘以孟浪潦草出之，恐墙壁未立，而倾覆随之，其损失何可胜言。
　　是以必须根本完固，再行急起直追，则观成可操左券矣！百废得兴，要在财政。去岁度支预算，虽云入不敷出，然尚亏称有二百六十余兆两之岁入。半年以来，工商荒废，税入锐减，外债暂不能偿。近以改良政治，必须输入外资。故先定整顿财政大纲，增加财政信用。每年应还借款赔款本息约五千万两，借款多以关税作抵，亦有以厘金作抵者；赔款以关税及盐课作抵。速与有约之国商议加税，一面废去厘金及减少出口税。每年海关常关所入，可由四千四百万两，增至六千余万两，可抵支前项外债而有余。至铁路及他项借款，另以铁路及他项进款偿还，不足则由盐款拨补。尚有各省所借外债，其总数约一千余万两。又去冬欠交庚子赔款一千二百余万两，均归入组织新政府，即用大借款项下速为偿还。建设行政所需，应迅速成立预算，以定支用大借款标准。目前先发出暂时短期库帑券，以济急需。此项库帑券，由将来大借款归还。此事极为要著，舍此无他法可恢复财政信用。仿照新法整理盐政，可增盐课五千万两。清理田赋，剔胥役之积弊，轻人民之负担，未经升科之地，搜集专门人才重新测量，酌定税章。改良国币，划一圜法，为财政最要关键，即必迅速施行。我国财政专门人员尚少，又乏经验，将来庶政俱举，亦须借用异才，以资先导而备顾问。
　　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故分设农林、工商两部，以尽协助提倡之义，凡学校生徒，尤宜趋重实业，以培国本。吾国实业尚在幼稚时代，质言之，中华实农国也，垦荒、森林、畜牧、渔业、茶桑富藏于地，类多未辟菁华，愿我国民无从空中讨生活，须从脚底下着想。即以矿产言之，急须更改矿章，务从便民，力主宽大，以利通行。且商律与度量衡，亦应迅速妥订实行。
　　近日军队复杂，数逾常额几倍，消耗过巨，闾阎何以堪此？已饬财政、陆军两部实行收束之方。人民信教自由，举凡各教，均一视大同，毫无偏倚，不论其信教与否，亦不论其信仰何教，均须互相尊重，悉泯猜疑，冀享幸福。我国民习惯积重，急切难趋大同。教育尚未普及，改革尚多疑沮。军人缺乏精神，训练当探本原。法律亦未完备，法权仍多放弃。交通未能畅达，风气难期划一。均当与国务员随时筹商，力求进行。迩来外人对我态度，类皆和平中正，藉示赞助之诚，固征世界之文明，更感友邦之睦谊。凡我国民，务当深明此义，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为重。凡从前缔结之条约，切实遵守，其已缔约而未办之事，迅速举办。从数千百年专制之后，一跃而跻共和，宜吾国民之色然而喜也。然世凯深以吾国之未进步为忧也，深望我国民常处于不足，勿夸张自满也，深望以公诚推与，勿互相猜忌也。四万万心惟一心，国乃强。
　　此次特任国务总理唐君与各部总长，皆一时济变之才，世凯正资倚任，共支大局，愿国民深信之，赞助之！
　　


第十章 二次革命之时期
　　


第一节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
　　袁世凯组成的“内阁”国务总理熊希龄原南京临时政府之让政权予袁世凯，实由于事势之牵制。袁就总统职后，一切设施，多由己意，主采用“总统制”，以便于大权独揽。然内阁制系依据《临时约法》者，故国务总理唐绍仪毅然主张内阁制，设国务会议，以为执行职权之枢纽。袁既与唐内阁意见不融洽，争权不得，渐与民党不睦。又以每发一议、出一令，必经国务院通过，方能有效，且时复驳回，深苦之。而国务总理唐绍仪因与袁为旧交，恒严辞抗辩，不肯稍让，因益忌之。会事有不经国务院，径发令，唐大愤，拂袖出京。蔡元培、王宠惠、熊希龄、宋教仁、王正廷亦相率去职。
　　时国人对于袁氏，已滋不信，观于元年六月廿七日《时报》所载袁总统解释谣言之原电可知。电录下：
　　鄂黎副总统各省都督鉴：世凯束发受书，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风，以为历代治道之隆污，罔不系乎公私之两念。洎乎中岁，略识外情，目睹法、美共和之良规，谓为深合天下为公之古训。客岁武昌起义，各省景从，遂使二千余年专制之旧邦，一跃而为共和政体！世凯以衰朽之年，躬兹盛举，私愿从此退休田里，共享升平；乃荷国民委托之殷，膺兹重任。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乃近日以来，各省无识之徒，捏造讹言，谣惑观听，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惧。其用心如何，姑置不问，大抵出于误解者半，出于故意者亦半。民国成立，迄今半年，外之列强承认，尚无端倪，内之各省秩序，亦未回复，危机一发，稍纵即逝。世凯膺兹艰巨，自不得不力为支持，冀挽狂澜，乃当事者虽极委曲以求全，而局外者终难开怀以相谅！殊不思世凯既负国民之委托，则天下兴亡，安能漠视？倘明知不可为而复虚与委蛇，致民国前途于不可收拾，纵人不我责，自问何以对同胞？区区此心，可质天日！但使内省不怍，亦复遑恤其他。惟当此艰难缔造之秋，岂容有彼此猜嫌之隐，用是重为宣布！凡我国民，当以救国为前提，则自能见其大，万不宜轻听悠悠之口，徒为扰乱之阶。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坏，借端荧惑，不顾大局，则世凯亦惟有从国民之公意，与天下共弃之！事关大局，不敢不披沥素志，解释嫌疑。知我罪我，付之公论。特此宣告，维祈亮鉴！世凯叩。
　　1912年3月29日，中华民国首任内阁部分阁员合影唐内阁既倒，袁命陆徵祥为国务总理，陆标榜用人以才不论党，自谓“超然内阁”。乃陆至参议院发布政见时，语不及政，刺刺谈交际事，议员大哗，提出弹劾其失职案。袁为极力疏通，后虽勉强成立内阁，终不满意于参议院。陆亦知难而退，称病入医院，不理政务。袁乃以赵秉钧为国务总理。时党见分歧，各党又不相能。七月九日袁通令劝告政党云：
　　民国肇造，政党勃兴，我国民政治之思想，发达已有明征，较诸从前帝政时代，人民不知参政权之宝贵者，何止一日千里，环球各国，皆恃政党与政府相须为用，但党派虽多，莫不以爱国为前提，而非参以各人之意见。我国政党，方在萌芽，其发起之领袖，亦皆一时人杰，抱高尚之理想，本无丝毫利己之心，政见容有参差，心地皆类纯洁。惟徒党既盛，统系或歧，两党相持，言论不无激烈，深恐迁流所极，因个人之利害，忘国事之艰难。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蠲除成见，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若乃怀挟阴私，激成意气，习非胜是，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以国家为孤注，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揆诸经营缔造之初心，其将何以自解？兴言及此，忧从中来，凡我国民，务念阅墙御侮之忠言，怀同室操戈之大戒，折衷真理，互相提携，忍此小嫌，同扶大局，本大总统有厚望焉！
　　


第二节孙中山、黄兴黄兴，原名轸，改名兴，字克强，一字廑年，号庆午、竞午。辛亥革命时期，以字黄克强闻名当时，与孙中山常被时人以“孙黄”并称。北上后之八大政纲
　　八月下旬，孙中山、黄克强先后北上，意在调和各派党见。九月二十九日《时报》载有总统府秘书厅通告八大政纲文：
　　1913年3月，孙中山由日本回国，
　　与黄兴等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付时局之办法  中华革命党党员誓约民国统一，寒暑一更，庶政进行，每多濡缓，欲为根本之解决，必先有确定之方针。大总统劳心焦思，几废寝食，久欲联合各政党魁杰，捐人我之见，商榷救济之方。适孙中山、黄克强两先生先后莅京，过从欢洽，从容讨论，殆无虚日。因协定内政大纲八条，质诸国务院诸公，亦翕然无间。乃以电询武昌黎副总统，征其同意，旋得复电，深表赞成。其大纲八条如左：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此八条者，作为国民、共和两党首领与总揽政务之大总统之协定政策可也。各国元首与各政党首领，互相提携，商定政见，本有先例，从此进行标准，如车有辙，如舟有舵，无旁挠，无中阻，以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中华民国庶有豸乎！
　　陆、赵两阁，本皆承袁意而组成，实为一具形机关。赵尤为袁之私人，既任总理，将唐绍仪所设之国务会议径移至总统府。国务院形式上虽有会议，实权已操于总统府，内阁制之精神，完全丧失，盖无形中已变为总统制矣。
　　


第三节宋教仁之遇刺
　　袁席北洋军队实力，攫，临时大总统而有之，任用多其本系，其势甚张。袁性愎专断，与民党水火。至是益欲集权于一人，施用暗杀手段，去其政敌。前农林总长宋教仁素主张政党内阁，于长江各省宣传，并反对五国银行借款进行，袁益忌恨，三月二十日，买使狙击之于上海，殒焉。凶犯武士英被获，词连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等，舆论集矢政府。
　　国会选举揭晓后，国民党以多数党成为执政党，全国各方面一致预测宋教仁将被推为内阁总理。
　　1913年3月21日，宋教仁由上海启程往北京，参加国会的开幕典礼。刚上火车的时候，突然有人对准他放了一枪，击中了腰部。宋大叫一声，随即倒地。到车站送行的国民党人黄兴、陈英士、廖仲恺、于右任等急忙把宋扶上汽车，送往附近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急治。当晚动手术，在宋的右腰钳出子弹一颗，发现弹头有毒，伤势十分严重。半夜里宋从昏迷中醒转来，睁开眼睛问道：“我的朋友呢？”留在医院的黄兴抢步上前喂了他一口开水，连声问道：“怎么样，怎么样？”他一面喘着气一面断断续续地说：“现在外患日深，库伦形势险恶。我本来打算到北京和其他地方去，调和南北意见，以便一致对外。可是……”他说到这里，感到伤口剧痛难忍，他勉力支撑着喊道：“快拿笔墨来，替我写上，我要发一个电报给袁世凯！”
　　黄兴急忙拿过纸笔来，照他口中所念的词句写道：“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
　　此后宋又陷入昏迷状态，延至22日上午4时身亡，年仅32岁。他是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所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出紧急通告，叫全体党员“一律臂缠黑纱为宋先生服宋教仁遗影丧”。孙中山在东京接到噩耗，于25日匆匆赶回上海，参加治丧典礼，并亲笔撰写挽联如下：“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这是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政治大血案。过去彭家珍刺死良弼，周符麟暗杀吴禄贞，黎元洪勾结袁世凯杀害张振武，都曾震动一时，但都不及这次血案影响之大。这是因为，这次血案的被害人是国民党的领袖之一，此时国民党与北洋派明争暗斗，“武力统一”与“二次革命”之说甚嚣尘上，而这位国民党领袖又是一个主张调和南北的温和派，此番被人暗杀，可能引起又一次南北战争。因此全国人心惶惶，预感大祸将临。
　　此案发生后，全国各方面纷纷揣测，这件政治谋杀案究竟是谁主使的呢？袁世凯是惯于用暗杀手段对付政敌的老手，可能是他主使的。但是，国民党已经公开表示拥护他为正式总统，宋教仁又是主张与他继续合作的中坚分子，杀一宋教仁而与国民党破裂，南北统一之局也将不保，对袁有何好处？从这一点看来，此案又不像是袁所主使的。
　　仅仅隔了一天，这个问题的答案就非常清楚地摆出来了。
　　3月23日，有一个做古董生意的河南人王阿发，跑到四马路中央巡捕房自行投案。他说：“十天以前，我在文元坊应桂馨的家里兜售古董。他给我一张照片，叫我下手暗杀此人，许我事成之后酬洋一千元。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生意人，没有干过杀人勾当，所以一口拒绝了。今天看见报上登出来的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桂馨叫我暗杀的人，所以特来投案说明。”
　　宋案幕后指使国务总理赵秉钧捕房根据报告，立即派眼线去跟踪应桂馨，当天在湖北路迎春坊二十八号妓女胡翡云家找到，当场予以逮捕。第二天，捕房派人搜查文元坊应宅，又在那里捉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矮子，并搜出五响手枪一支，应桂馨与现任内阁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二人电报往来的密电码以及其他有关证件多起。这些证件充分说明：行凶的主谋犯不是别人，正是现任大总统袁世凯、现任内阁总理赵秉钧；教唆犯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组织行凶者是上海大流氓应桂馨，直接杀人者是失业军人武士英。
　　证件的主要部分有下面几个文件：
　　（1）民国二年（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桂馨密函一件，上面写着：“密电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外附密电码一本，上注“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
　　（2）2月2日应桂馨致赵秉钧“应密冬电”一件，内称：“民党（国民党）主宋（教仁）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3）2月1日、2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函两件，上面写着：“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价值。”“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洪称应）应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
　　（4）2月4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函一件，上面写着：“冬电（2月2日应的电报）到赵处，即交兄（洪自称）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
　　（5）2月22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函一件，上面写着：“来函应的函件。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智庵，赵秉钧号。已将应密本交来，纯归兄一人经理。”
　　（6）3月13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电，内称：“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7）3月14日应桂馨致洪述祖密电，内称：“梁山匪魁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
　　（8）3月21日应桂馨致洪述祖密电，内称：“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
　　证据确凿不移地说明：袁世凯决定要暗杀他的政敌宋教仁，叫特务头子赵秉钧去执行。赵手下有个秘书叫洪述祖，跟上海流氓帮会有往来，赵叫他物色一个流氓去办这件事情。洪找到了大流氓应桂馨，许以厚利，叫他执行暗杀任务。通过洪的介绍，赵发下密电码一本，与应直接通电联系。随后赵察觉到直接通电容易暴露，便又叫洪到上海向应说明，以后由洪居间联系。洪回到北京后，一面写信催应从速动手，这就是密函中所讲的要“做一篇激烈文章”，一面向袁汇报情况，袁许以事成之后以勋位为酬。
　　宋教仁遇刺前，宋案幕后指使赵秉钧给刺客的手令密件  洪述祖并非无名之辈。清朝末年，他做过直隶候补道，跟唐绍仪拉上了交情。袁任内阁总理大臣时，通过唐的介绍，他上了一道秘密条陈，主张袁在清政府与革命军之间玩弄两面手法，以便从中取利。袁虽没有直接表示，可是心中暗暗赞许。后来唐组织内阁时，派他为内务部秘书，此后他便成为内务总长赵秉钧身边的一个谋士，有时也能直接跟袁交谈。
　　应桂馨又名夔丞，是上海流氓帮会的大头目之一。辛亥革命初期，中部同盟会联络会党军警起义，他投机混进了革命阵营，陈其美任为沪军都督府谍报处处长。沪军都督府撤销后，转入江苏都督府任江苏巡查长。他自称“中国共进会会长”，吹嘘全国共进会会员在1亿人以上，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武士英是山西人，年22岁，就是在应桂馨家中被捕的那个矮子。他在云南当过营长，因军队被裁流浪到上海来，加入了共进会，成了应桂馨的门下食客。
　　此案发生后，只有一两天工夫，就把全部内幕揭穿，人证俱获，铁案如山，全国人民无不为之骇然。原来当今大总统是这样一个货色，他手中持有两件法宝：一件是黄金，一件是白刃。他对付一切政治敌人总不离乎这两手：要么用金钱收买过来，要么用武器暗杀掉。他曾经用金钱和高官厚禄收买宋教仁而无效，就决定用另一手来对付他。
　　这篇文章做得如此不干不净，闹得通国皆知，袁做贼心虚，不得不假惺惺地下了一道缉凶命令，讲什么“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还装腔作势地说了些“暗杀之风，万不可长，尤乖人道”的鬼话。他知道单靠一纸命令不能杜人之口，于是又派工商总长刘揆一以吊丧为名到上海，竭力解释宋案与他无关，千万不要误会。刘与黄兴、宋教仁都是华兴会的老同志。他到上海后，黄兴和国民党人骂他做官心热，变节求荣，他只得灰溜溜地回北京去了。由于全国人民口诛笔伐，袁、赵二人心慌意乱，便又做了一篇空中楼阁的文章，企图转移视线。3月26日，国务院通电全国称：“据应夔丞23日函称，上海发现一种监督政府、政党之裁判机关，其宣告文内列有宋教仁、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等罪状，于3月9日开审，先判处宋教仁以死刑，于20日执行。”这篇文章请出梁启超、汪荣宝这些不相干的人做陪客，又把杀人主谋犯混在一起，其目的是要使人们相信上海果真有这样一个杀人机关，这个机关不仅与国民党为敌，也与其他各政党为敌，不仅与政党为敌，也与政府为敌。
　　这篇文章也仍然无济于事，反而招来更大的反感。在这种千夫所指的情况下，即使平日杀人不眨眼的大特务赵秉钧，也不免心惊肉跳，坐立不安。他一面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他跟宋教仁如何要好，外间谣言之来，真不知从何说起；一面向袁辞职。毕竟袁比他更加狡狯，认为此时辞职反而证明心中有鬼，因此劝他说：“不妨告个假儿，我叫芝泉代替你的职务。”于是赵改辞职为请假，袁派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内阁总理。（《袁世凯演义》）
　　


第四节以段祺瑞为总理
　　四月二十六日，袁又擅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定善后大借款英金二千五百万镑条约，以客卿监督盐政，未经国会通过。国民益怨政府之倒行逆施，弁髦《约法》，反对之声，如潮而起。五月一日，赵秉钧辞职，袁乃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袁既专制自为，且得巨款供其设置，阴谋益得循已定之步骤而渐进。侦知南方各省将起而相抗，于是先发制人，北洋劲旅，陆续南下，先后免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三都督职。五月廿四日《时报》载北京专电“表总统令传语国民党人”云：
　　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语时有梁士诒、段芝贵、曾彝进三人在座，梁嘱曾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谓：即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云云。（下略）
　　五月二十九日，《时报》载袁与《大陆报》访员之谈论一则，颇可与袁日后行事相对照，兹录下：
　　日前《大陆报》访员弥勒君访袁总统于三海，问答之间，颇关紧要，而于政治一方面，尤为注意。弥君先询治国政策，袁总统谓第一步须组织正式政府，使国家日见强盛，而以和平政策对付列强。又询问主张何种政体？袁总统谓自以共和政体为主张！盖共和既已告成，而又欲适用他种政体，其愚孰甚！弥君又问，近有人评论总统并不实心赞成共和，拟复君主旧制，有是事乎？袁总统谓予知此种谣传，自不能免；然既为公仆，岂能逃诽谤乎！此种问题，当留之以待后人之解决。余既为民国办事，必当尽余之能力，以求民国之成功！倘有破坏之危险，决非自余而生，必由于一般暴徒，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弥君又问，有人谓总统欲仿效拿破仑信乎？袁笑谓余欲为华盛顿，非拿破仑也！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弥君又询问，现在中国最要之事为何？袁谓对内对外均以和平，此为最要之事。弥君又问，第一须改革者为何事？袁总统谓改良币制，订定赋税规则，开拓国内富源，俾人民得以日见昌盛。人民昌盛是为立国之本。弥君又询问，此次反对中央，欲为第二次革命之情形。袁谓此种人已有革命习惯，无建设思想，无实地经验，不识中国大势之真象。然人民必不助其所为。大概此种人可分为两种：第一种已得政府酬报或官职而不满意者；第二种尚未得政府酬报或官职者。弥君又询问，总统对于国会之希望？袁总统谓国会议员，均由人民选举，以助正式政府成立。余甚愿国会助余早日建设政府云。
　　


第五节起兵之讨袁
　　七月十二日，江西都督李烈钧起兵讨袁，军于湖口。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相继宣布独立。然袁先有准备，军事布置与其能力，非满清之窳弱可比；而讨袁军起过迟，坐失时机，揭橥所在，不及排满与推翻专制之易于鼓动；又各省各自为谋，不能统一，而民党内部黄克强氏每事与中山先生左；民众则叠遭战祸，疮痍未复，厌乱已深；袁氏心迹尚未大显，未为一般民众所窥，民党信誉，亦有使民众怀疑之处，故讨袁军以六七省之地，数十万之众，不二月而为袁氏所底定焉。
　　李烈钧像
　　袁世凯觊觎非分，总理洞烛其隐，且以闽、粤势处海边，袁氏鞭长莫及，乃密令发动讨袁。两省以内部整理未就，旦有图取都督而代之者，未即动。又命湘省发难，谭延闿亦以种种不易情形报告之。总理乃派张继、马君武、邵元冲、白逾桓四人到赣授意，声罪讨袁。时袁世凯以余有欢迎总理莅赣之举，乃先派大员赴赣游说，且曰：“赴北京与袁世凯一晤，当以二百万元为寿，并晋给勋一位，”余不为动，且斥之曰：“余思建勋业于国家，岂丑类所得诱饵！”袁见不能利诱，嫉忌颇甚，欲去余尤急。余亦烛其奸思摆脱，乃卸江西都督之任。当张继等来时，余虑即时发动，世人或且以恋位见疑，乃先赴海上一行，面谒总理请示机宜，并会商与各省切取联络。诸友亦以为然。时江西省议会及全省人民均义愤填膺，余乃召集全省各高级官作一切准备。遂由九江乘轮赴沪，面受方略。后于民国二年七月十二日到赣之湖口，湖口水巡总监何子奇舣船待余，乃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召集原驻湖口及随行高级官开一紧急会议。众推省议员杨赓笙[字咽（水）<冰>撰讨袁文（附件一）］，移时立就，并发出对外通电（附件二）及对党团公启（附件三），并令要塞鸣炮致贺。
　　讨袁军既宣布成立，乃在湖口召集师长刘世均、旅长何文斌、水巡总监何子奇、机关炮队长卓仁机、团长周璧阶、吴安伯等会议，决定宣布独立，通电各属与人民约法三章：“一、誓诛民贼袁世凯，二、巩固共和政体，三、保障中外人民生命财产。”并组织总司令部，设总司令一人，副司令二人，参谋总长一人，副二人。军法部长一人，下置三科；财政部长一人，下置三科；内政部长一人，下置六科；外务部长一人，下置四科；邮电部长一人，下置二科；军医部长一人，下置三科；军政署长一人，其组织另定之。
　　是时江西都督已由省议会公举欧阳武继任，讨袁军宣布独立后，省方亦表赞同，并布告人民（附件四），俾众周知。江西民气益加振奋矣。
　　部署初定，忽接要塞电话报告，谓江面到有楚字军舰四艘，对湖口作示威状。闻者颇惊异。顾余以为当援皖、援鄂时，对海军一二舰队曾尽友谊之援助，黄锤英、汤芗铭共事亦颇久，当不致有他敌，不欲示以防御。未几该舰等即向九江驶去。
　　自九江发动讨袁，数日即有战事。北军派李纯统兵至赣，旅长林虎与之战于瑞昌、德安间。初大破之，旋以北军械精粮足，次第增援，乃不敌。团长周壁阶以攻夺九江金鸡坡炮台死之。周为云南讲武堂优秀学生，由川间关随余，“出师未捷身先死”，滋可痛也（后由杨赓笙召集地方贤达，为周立墓于湖口）。又有余邦宪者，亦以团长阵亡。余勇浔湖之战，陷于不利，乃率所部退驻吴城，命炮兵营长刘凌扼守望夫亭，复命师长方声涛指挥一切。日盼湘、粤援军，然久不至。而北军陆海军均抵湖口，向吴城进。先以民船一艘伪装难民数十人迫近吴城，状似难民者俱跪船首作哀求状，刘凌为其所诳，未发炮。移时接近望夫亭，则伏兵登陆矣。方声涛挥刀斩数人，而吴城遂陷。
　　时有满载援军之两船，不知去向，余派小轮两艘遍江寻觅获之，命随余船行。复命讲武堂教官穆恩堂（山东人，亦日本同学）扼守鞋山，退却中之各军始获从容布置。余勉殿后，再为守南昌之计。比抵南昌而樵舍告急，城门复闭而不开，以电话告知宪兵司令廖伯琅，若少迟延开城，必予以严厉之处置；一面命第一营官兵越城而上，余始得入城。至都督府，廖伯琅逃赣州，守兵知其事乃捕获之电告余，余复电令解南昌法办。乃解至时，余已去，卒为李纯所杀。宗旨不定者，结果如此，可叹也。其时各高级官多已散去，财政司长魏斯灵亦携眷远走，不知去向（初有献周瑜印肴，篆文铜质，斑斓可观，余以此系国家至宝，不敢据为私有，当即交财政司保管。是时魏即逃去，该印亦不知落何人手矣）。是日接樵舍守军电话索浮桥，余命团长万勋搜集材料负架设之。责翌日竣事，而北军已到牛行附近矣。有邓祖禹者，奉余命统率江西内河各小轮，整顿成绩颇佳，兹乃密嘱其准备快轮两艘，待余予寺步门外。余见李纯军势方张，湘、粤援军又久不至，而赣军苦战弹尽力疲，适湘督谭延闿来电劝赴湘省，并有“微服过宋，古有明训”之语，而何子奇、李明扬、卓仁机等亦劫行，余乃命分乘邓祖禹所备之各轮离南昌。遥见北军炮兵在牛行排列，向南昌发射，空炸点非过高即过低，故随行诸人均获无恙。船符不久即达樟树镇。谭督派来之援军，此时始到萍乡。有唐蟒者（号桂良，与维新时六君子同时遇难之唐才常之长公子也），见余后表示湘省当扃及同党意见，而援军亦次第到，余嘱停萍乡待命，乃惜桂良赴袁州。因一路援军四集，秩序欠佳，余立持镇静。比抵袁州，刮益甚，时有不肖士兵在街市劫掠者。人民捆一人至，立时围观者二三千人，视余如何处置。余授意内卫队布置警戒之法，复命内卫队长钱义成将犯兵押送余前，跪俟处决。余以举义讨贼而有贼民之兵，既怜且恨，然为纪律计，余乃自拔手枪，命犯兵前行。不数步，犯兵跪子地，语余曰：“都督请就在此地受法。”余颔首，乃发二枪毙之。围观者皆欢呼，余频点首谢之。遂拔队行，翌日至萍乡。
　　萍乡人民闻李都督到，咸企踵欲一见。余学书剑无成，讨袁又失败，无以慰人民，而人民爱戴若此，实可愧也。旋乘火车至长秒。有谭都督派来代表，请余乘舆到一较大之洋房，代表曰：“此日本领事馆也。”余曰：“奚为至此？”彼曰：“谭、程两公即来。”余随入馆休息，领事与馆中诸人均极殷勤。少时都督谭延闿与军政司长程潜，先后来谈，慰勉备至。余谢其盛意，并曰：“袁贼想称帝殆梦耳！吾党同志此次虽失败，仍当共同努力，将袁等歼灭之也。”二公去，余乃乘领事馆所备之汽船赴大冶。日本驻大冶之办事人员，招待亦殷勤。次日乘煤船启碇，桂良与偕。过九江，船长告余：“将过金鸡坡炮台，请公忍耐一时。”乃将余匿彼衣箱内，余始知伍员囊载而出昭关事不虚也。行未一时，过湖口，船长又语余曰：“将过湖口炮台，此处为公发难之地，台兵均旧人，当无意外。”旋请余出，犹见鞋山及附近各处。至马当，船长曰：“此江西第一门户，然炮位已移去，过此以往，船行江面可无顾虑。”
　　遂与桂良同进船长室谢其盛意，船长亦谦让不遑。至第三日已至黄浦，出海向日本前进矣。惟余虽脱险赴日，然因是役被通缉者，计有杨赓笙，胡廷銮，涂树霖、李儒修，王镇寰等；被捕殉难者，尚有徐秀钧诸先烈；而被捕系狱者，有姜伯彰、何犹兴、吴安伯、杨翘新诸同志，直至袁逆自毙始先后恢复自由云。
　　


第六节诸般之禁令
　　袁既消灭国民党在各省之武力，以冯国璋驻南京，段祺瑞驻湖北，龙济光驻广东，监视各省；长江流域诸省，尽为北洋军人所有，势成统于一尊。
　　七月二十七日，《时报》载有七月二十二日临时大总统命令云：
　　本总统受国民付托之重，承乏令职，于兹经年，国基甫定，百废未兴，乱耗发生。本大总统不能消祸未萌，致酿此变，震扰闾阎，循责返躬，负疚何极。一年以来，国中待治极殷，而政府措施，不足以孚众望，此不待国民督责，即返诸本大总统之良知，亦岂能一日即安者。虽然政象不振之原因，原于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者固半，由于各方面形格势禁者亦半。谨述甘苦，为国民一言：夫用人实行政之本，而国务院为大政所从出。
　　本大总统为国择能，尤深兢业，遵据《约法》，必须求同意于议院，议院果清白乃心，博商共济，则物色一国最高之才，使荷一国最重之任，善后之业，或尚惧难；乃自党见既纷，意存掣肘，提出否认，至再至三。夫贤才之士，孰不爱惜羽毛，未受任而先已见摈，则延揽益难为力，降格以求，实势所逼，踌躇满志，事安可期？且施政程功，在明黜陟，一度政府成立，疏通动需数月，求才则几熏丹穴，共事则若抚娇儿，稍有责难，动言引退，别提以图补缺，通过艰于登天。挽留且难，遑论黜斥？既不愿常以无政府贻笑万国，自不敢妄以大甄别施诸百僚，纪纲无自修明，政本安能澄肃？至于各部司员，半经伟人荐拔，本大总统求才若渴，固愿礼罗，各部总长，爱屋及乌，亦难固拒，弹冠相踵，滥竽日多！政务丛脞，当局者又责无可辞，仕途浊昏，挟功者亦宜分咎，中央艰窘，既已若是，其在地方抑又甚焉！最初都督总领军民，率以光复元勋，遂乃真除受事，等汉牧之就拜，类唐藩之留后，威令本自不行，功过安从责课？厥后亟筹分治，民政别置长官；而乃简命朝颁，拒电夕告。本大总统因循瞻顾，咎固难辞，顾亦尝再四思维，实不愿漫然变置。
　　夫人既有自私土地之心，岂肯复为顾全大局之计？削藩召乱，移镇生变，往代常闻，取鉴非远，本大总统以民国新造，疮痍未苏，诚不愿炎汉七国之难，复见于今，庶几日本西南之师，皆以幸免，俯心迁就，职此之由。而一省擅命，诸方效尤。赏罚有所不行，政绩安从考核？况复上自诸司，下逮州县，可恃党籍为奥援，胁长官而自署，尽人皆革命元勋，辄有功民国。人言庞杂，进易退难。甚则土棍或作议员，剧盗尽成将校。以兹图治，宁异面墙？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廓清无状，私衷固所怀惭，作俑以始，继者独无分谤。
　　至于治国大经，理财为要。自前清之末叶，久岁入之不敷。一年以来，原有赋税，地方节节截留，中央征解无几；而善后之费日增，旧债之期更迫。乃成利用感情之弱点，倡为无责之游谈；国税则屡征而屡抗，外债则旋赞而旋否。借风作浪，节外生枝，以党略为前提，置国命于孤注。稍尽急公之职，辄蒙专擅之讥，责无从负，政何自行？况国家既采法治主义，庶政皆藉法律以行；而国会纷争，议案丛脞，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国家作用，一日不能滞停，政府措施，触处动成违法。以云责任，更安取哉？
　　凡此诸端，略述一二，其他百举，循类可推。本大总统非敢陈诉艰窘，希图诿卸，亦愿我国民知积重之势，非旦夕所能骤回。而转圜之机，在各方皆宜有责。今欲济此时艰，勤求治道，条理虽多，本原惟一：首在规复政令之纪纲，建行国家之威信！此本苟拨，他复何丽？本大总统昔以仁柔姑息，延兹厉阶；今当以勇猛精勤，赎彼前慝。叛党欲破坏民国，惟本大总统责当保之；叛党欲涂炭生灵，惟本大总统责当拯之。垂涕伐罪，指心质天。纪纲所系，威信所关，虽怀痛悼，其安得已。当此千钧一发之会，或亦除旧布新之机。方将集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则拯坠日于虞渊，完漏舟于骇浪，虽云甚艰，何遽无术？所赖国人共宏大愿。本大总统老矣，六十老翁，复何所求？顾断不忍五千年神明古国，颠覆自我！但使一息尚存，亦不许谋覆国家之凶徒以自恣。冀与邦人诸友，含辛茹苦，冒险犯难，奠此国基。他日作共和幸民，扶杖山谷，以观治化，庶遂初志，敢告有众。此令。
　　又令云：
　　湖口、徐州等处暴徒倡乱，政府为整肃纪纲，维持国本起见，不得不以兵力戡定，迭经先后布告。本大总统躬承国民付托之重，值此变出非常，荡平内乱，责无旁贷。耿耿此心，当为我国民所共谅，各友邦所悉知。惟恐传闻之异词，或以方针之未定，国民以姑息养奸相责备，外商以身命财产为隐忧，若不明白宣告，使我全国人民咸知顺逆从违之所在，各外商共悉镇乱靖暴之有方，其何以靖人心而昭大信？为此通令，条举三端：
　　一、该暴徒等勾煽叛兵，僭窃土地，擅行宣布独立，破坏民国之统一，扰害地方之治安，此等行为，实为乱党，政府不得不依照国家法律，以兵备警戒，是用兵定乱，为行使《约法》上之统治权，民国政府，当然有此责任。
　　二、各国商民之通商传教，载在条约，凡有乱警地方，该地司令官，均应照约实力保护，务使各外国人之身命财产，不致因乱事稍受危险。嗣后各该地方之外国人，所有身命财产，如因镇压变乱，而直接受有损失者，民国政府必完全负其责任。
　　三、乱党到处勾结，如有本国人与之订立一切契约，而影响可以及于国家或一地方者，无论用何种方法，及何种名义，民国政府绝不承认。
　　以上三端，自本令发布以后，应由各该地司令官通行布告。仍着外交总长行文驻京各国公使查照，以副友邦热诚赞助之雅怀，而示本大总统除暴安良之至意。此令。
　　八月二日《时报》又载袁总统通令云：
　　政党行动，首重法律，近来赣、粵、沪、宁凶徒构乱，逆首黄兴、陈其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皆国民党干事，从逆者亦多国民党党员，究竟该党是否通谋，抑仅黄、陈、李、柏等私人行动，态度不明，人言啧啧。现值戒严时期，着警备地域司令官传讯该党干事人员，如果不予逆谋，限三日内自行宣布，并将籍该党叛逆一律除名，政府自当照常保护，若其声言助乱，或藉词搪塞，是以政党名义为内乱机关，法律具在，决不能为该党假借也云云。
　　至是袁以为中国可以武力统一，政治可以独裁，种种非法行动，毅然为之而不顾。辛亥革命所成之事业，仅存“中华民国”四字矣！
　　


第七节国会之开幕
　　民国二年一月，袁遂发布正式国会召集令，所有当选之参议院众议院议员，均限于三月以内，齐集北京。四月八日，两院议员于众议院行国会第一次开幕礼。国务总理及外交、陆军、海军、司法、农林、交通各总长均莅会。袁世凯亦派秘书梁士诒赍致颂词如左：
　　1913年4月8日，国会开幕
　　中华民国二年四月八日，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四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声庆幸！念我共和民国，由于四万万人民心理所缔造，正式国会，亦本于四万万人民心理所结合。则国家主权，当然归之国民全体。但自民国成立，迄今一年，所谓国民直接委任之机关，事实上尚未完全。今日国会诸议员，系国民直接选举，即系国民直接委任，从此共和国之实体，藉以表现，统治权之运用，亦赖以完满进行。诸君子皆识时俊杰，必能各抒谠论，为国忠谋。从此中华民国之邦基，益加巩固，五大族人民之幸福，日见臻进，同心协力，以造成至强大之民国；使五色国旗，常照耀于神州大陆，是则世凯与诸君子所私心祈祷者也。谨至颂曰，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
　　国会既成立，又依《临时约法》所规定，于前时之参议员，同日行解散礼。五月一日，参众两院从事议长选举：参议院选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众议院选汤化龙为议长，陈国祥为副议长。由是而全国喁喁待望之第一次国会乃出现，然距元年三月公布《临时约法》，已一年余矣。
　　


第八节正式大总统之产生
　　1913年10月6日，袁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国会既开，先制宪法，以便依宪法而选举正式大总统。然宪法产出，需时甚久，若长此无正式负责之元首，对内对外，均属不便；遂有“先举总统，后定宪法”之说。二年九月十二日，开参众两院联合会，议决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先制定宪法中《总统选举法》一部，循各国通例，以宪法会议名义宣布。十月六日，由两院组织选举会，袁遣军人到会，强迫投票，议员咸不得自由；院外有袁氏左右所买嘱号称“公民团”者数万人，整齐严肃如军伍，包围众议院数十匝，迫即日选出所属望之总统，否则斫选举人不能出议院一步。选举人不得不俯首听命，忍饿终日，以行选举。直至袁世凯当选之声传出，公民始高呼大总统万岁，振旅而返。是日计投票三次，前两次袁得票虽多，然不满法定之数；第三次就第二次得票最多之袁世凯、黎元洪二人行决议，袁乃被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十月十日就职，其莅任宣言书如下：
　　余不才，忝居政界数十年，向持稳健主义，以为立国大本，在修明法度，整饬纪纲，而后应时势之所宜，合人群而进化。故历办革新诸政，凡足以开风气者，必一一图之。但余取渐进而不取急进，以国家人民之重，未可作孤注之一掷，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泽，尤不可使斫丧无余也！戊申以后，归田课耕，不复与闻政事，生平救国之志，已如过眼烟云。乃武汉事起，为时势所迫，身当其冲，大惧吾国吾民之无以生存，而思减少其痛苦。后清帝逊位，共和告成，以五大族之不弃，推为临时大总统。此种政体，吾国四千年前已有雏形，本无足异，乃事权牵掣，无可进行，夙夜彷徨，难安寝馈。然且忍之又忍，希望和平。乃本年七月间，少数暴民，破坏统一，倾覆国家，此东亚初生之民国，惴惴焉将不保。余为救国救民计，不得已而用兵。幸人心厌乱，将士用命，不及两月，内乱敉平。极思解职归田，长享共和幸福，而国民会议群相推举，各友邦又以余被选之日，为承认之期，何敢高蹈鸣谦，以致摇动国基，负我父老子弟之期望。盖余亦国民一分子，耿耿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以勉就兹职。今将以余极诚恳亲爱之意，与我国民一言之。
　　西儒恒言，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今将使吾民一跃而进为共和国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辅道德之用。余历访法美各国学问家，而得共和定义曰：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此种守法习惯，必积久养成，如起居之有时，饮食之有节，而后为法治国。吾国民性最驯，惟薄于守法之习惯。余望国民共守本国法律，习之既久，则道德日高，而不自知矣！
　　又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大多数之公意，在安居乐业，改革以后，人民受种种激刺，言之惨然！余日望人民恢复元气，不敢行一扰民之政，而无术以预防暴民，致良民不免受其荼毒，是余所引为憾事者也。余愿极力设法使人民真享共和幸福，以达于乐利主义之目的。
　　国民生计日蹙，迫于饥寒。露民之尤狡者，利用此等贫民，驱之死地，可悯之至。欲国之长治久安，必使人人皆有生计。而欲达此目的，则必趋重于农工商。余闻文明头等人物，往往愿为实业家。吾国天时地利，不让诸强，徒以垦牧不讲，工艺不良，矿产林渔，弃货于地，无凭贸易，出口日减。譬诸富人藏窖，而日曰忧贫。余愿全国人民，注意实业。以期利用厚生，根本自固。
　　虽然实业之不发达厥有二因：一在教育之幼稚；一在资本之缺少。无论何项实业，皆与科学相关，理化之不知，汽电之不讲，人方以学战、以商战，我则墨守旧法，迷信空谈。余愿国民输入外国文明教育，即政治法律等学，亦皆有实际而无空言。余对于教育之观念如是。
　　实业非资本不办，以吾国地质之膏腴，物力之丰富，岂得谓贫？生人所需，不出衣食住之属，金钱其筹码耳。但金钱不足，无以为兑换之资，缺少金钱，犹缺少筹码。故欲备一切实业之开办，资本不得不仰诸富有筹码之乡邻。迨地利既辟，无旷土，无游民，所借资本，子母相生，除偿还本利外，尚有赢余，比诸藏窖而忧贫者何如？故愿吾国输入外国资本，以振兴本国实业。
　　夫输入外国文明与其资本，是国家主义，而实世界主义。世界文明之极，无非以己之有余，济人之不足，使社会各得其所，几无国界可言。孔子喜言大同，吾国现行共和，则闭关时代之旧思想，必当扫除净绝。
　　凡我国民，既守本国自定之法律，尤须知万国共同之法律。与各国往来，事事文明对待，万不可有歧视外人之意见，致生障碍，而背公理。迩来各国对我政策，皆主和平中正，遇事诸多赞助，固征世界之文明，尤感友邦之睦谊。凡我国民，务当深明此义，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为重。本大总统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凡我国民，当知此为国际上当然之理；盖我有真心和好之证据，乃能以礼往来也，余之所以告国民者，此其大略也。而又重言以申明者，仍不外道德二字。道德范围广大，圣贤千万语而不能尽其词，余所能领会者，约言之，则忠信笃敬而已。
　　忠之本义，忠于一国，非忠于一人也，人人以国为本位，勿以一身一家为本位，乃能屈小己以利大群，其要在轻权利重义务，不以一己之权利，妨害国家之大局，而义务心出焉！是谓忠。
　　孔子云：“民无信不立。”文明各国，有以诈欺行为诮人者，其受辱若挞之于市朝。华盛顿幼时，受其父教，即不作诳语。吾国向重信义，近来人心不古，习为俯张，立身且难，何况立国？前清曾国藩云：“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故无论对内对外，必种以信。
　　何为笃？文明各国，保存国粹，虽一名一物，惟恐或失，不害其进化之速也。吾国向以名教为大防，经四千年之胚胎变化，自有不可磨灭者存。乃或偏于理想，毁弃一切，不做实事，专说大话，未得外国之一长，先拋本国之所有，天性浇薄，传染成风，木之不存，叶将焉附？故救之以笃。何谓敬？有恒心然后有恒业；人而无恒，则有事时犯一乱字，无事时犯一偷字，职业所在，惰气乘之。万事败坏于悠忽之中，而无人负责，徒劳旁观嘲讽之语；而己之分内事，转漠然不察。始知古人敬事二字，有味乎其言之也！故去傲去惰，必以敬。
　　以上忠信笃敬四字，余矢与国民共勉之！日诵于心，勿去于口，盖是非善恶，为立国之大方针。民之好恶，虽不尽同，而是非善恶，必有标准。大致奉公守法者则为是为善，越礼犯义者则为非为恶。余愿国人有辨别心。人亦有言，文明日进，则由俭入奢，是已。若以贫弱不堪之国，不学他人之文明，而惟学其奢华，是以病夫与壮士斗也！近岁以来，国民生活程度日高，而富力降而愈下。国奢示俭，古人言之。余愿国民于道德中尤注意于俭德。
　　总而言之，法律与道德同时并进，则共和之国度，乃稳固而不摇。至国防问题，吾国正在休养生息之时，尚非武力竞争之时。惟余所切切于心者，海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义务，以保护人民为天职，各将领谁不知之？而此二者，颇为近日风潮所鼓荡，未能完全收效，是余统率之责，有未尽也。此后当于精神教育十分注意，以对于人民。
　　余故以最诚挚亲爱之意，申告于国民曰：余一日在职，必一日负责！顾中华民国者，四万万人之中华民国也。兄弟睦，则家之福；全国之人同心同德，则国必兴。余以此祝我中华民国焉。
　　


第九节对宪法会议之干涉与反对
　　时两院议员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于天坛，议决草案十一章一百十二条，提交宪法会议审议。袁世凯恐宪法不利于己，遂争宪法公布权，谓“所有之法令，均须经大总统公布，始能有效”。十月十六日，大总统提出增修《约法》案于众议院，全文云：
　　为咨行事。查《临时约法》，原为临时政府而设，自公布施行以来，于兹已二十阅月矣，其于国家之根本组织，固系因《约法》施行之结果而粗具规模；然于国家之政治刷新，要亦因《约法》施行之结果而横生障碍。综计临时期内，政府左支右绌于上，国民疾首蹙额于下。而关于内治外交诸大问题，利害卒以相悬，得失仅以相等。驯至国势日削，政务日隳，而我四万万同胞之憔悴于水深火热之中者且日甚。凡此种种，无一非缘《约法》之束缚驰骤而来。昨今两年，各省行政长官之所慷慨建议，各政团之所反复研求，各报纸之所朝夕鼓吹，大率主张以修改《约法》一端为国家救亡之上策。其时本大总统衡量事变，默察现情，非不知舆论集矢《约法》，几于异。同声，顾迟迟未敢附和此议者，诚以民国肇造，大局未宁，设竟猝以增修《约法》为请，在热心改良政治者，固能谅提案之苦衷，而蓄意倾覆国家者，或将以提案为借口。是百方隐忍，无论任用国务员之如何困难，任用外交公使之如何困难，制定官制官规之如何困难，缔结条约之如何困难，以及发布保持公安防御灾患各命令，暨有紧急之需用，而欲为临时财政处分之如何困难，本大总统俱不惜以一身当困难事实之冲，所有竭蹶情形，谅为国民所共见。
　　夫以吾国幅员之广漠，人户之众多，交通之隔绝，革命而还，元气凋丧，欲持急起直追之策，以谋闾阎一日之安，纵遇事假以便宜，犹恐有所未逮，何况《临时约法》限制过苛，因而前参议员干涉太甚，即无内扰外患之交迫，必且穷年累月莫为功，此稍知吾国内情者，亦能悉其病根之所以发生，而亟思有以挽救之者也。本年四月，国会成立，方冀宪法之制定，不久可以告成，《约法》之施行，为期当属无几，本大总统年来棘地荆天之痛苦，或可于临时政府之将终，随我国民洪水猛兽之奇灾以俱澹。乃国会常会期满，宪法猝难议行，而先举总统，后定宪法之议一倡，不旬日间，遂有国民选举会之出现。本大总统衰朽无能，又承国民推重，谬膺中华民国第一次正式大总统之寄，继续而为公仆，揆诸救国救民之素志，固亦不敢告劳。惟查宪法会议议定之大总统之职权，在宪法未制定以前，暂依《临时约法》关于临时大总统之规定等语，推立法者特设此项附则之意，不过以为大总统之职权，在国法上，须有一定，目前宪法尚未产出，暂依《约法》规定，本大总统亦认为必要，而不敢非难。然而《临时约法》之良否，究为政治良否之所关，本大总统证以二十阅月之经验，凡从《约法》上所生障碍，均有种种事实可凭。窃谓正式政府之所以别于临时政府者，非第有一正式之大总统，遂可为中华民国国际上之美观而已也，必其政治刷新，确有以厌足吾民之望，而后可以收拾乱极思治之人心。顾政治之能刷新与否，必自增修《约法》始；盖《约法》上行政首长之职任不完，则事实上总揽政务之统一无望；故本大总统之愚，以为《临时约法》


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各规定，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苟此种种之困难，其痛苦若仅及于本大总统之一人一身，又何难以补苴弥缝之术，相与周旋，无如我国民喁喁望治之殷，且各挟其身命财产之重，以求保障于藐躬。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本大总统无状，尸位以至今日，万万不敢再博维持《约法》之虚名，致我国民之哀哀无告者，且身受施行《约法》之实祸。查《临时约法》第五十五条所定大总统有提议增修《约法》之权，兹特于受任伊始，将《约法》内应行增加修正之处，汇提一增修案，并逐条附具理由，俾资讨论。除《约法》公布在前，按照后颁法律须即酌加修正者，如各条内之临时字样，应请删除，参议院字样，应请改为国会字样，暨其余事实，业已变更，应行删除各条各项，由国会并案议决外，相应将提出增修《约法》案，另缮清单，咨行贵院查照，事关紧急，并希从速议决见复可也。
　　此案提出后，国会置之不议。二十二日，乃派施愚、顾鳌、饶孟任、黎渊、方枢、程树德、孔昭焱、余棨昌等八人干涉宪法会议，其咨文云：
　　为咨行事。查《国会组织法》载民国宪法案由民国议会起草及议定，迭经民国议会组织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暨特开宪法会议。本大总统深维我中华民国开创之苦，建设之难。对于关系国家根本之宪法案，甚望可以早日告成，以期共和政治之发达。惟查《临时约法》载明大总统有增修《约法》之权；诚以宪法成立，执行之责在大总统，宪法未制定以前，《约法》效力，原与宪法相等，其所以予大总统此项特权者，盖非是则国权运用，易涉偏倚。且国家之治乱兴亡，每与根本大法为消息。大总统既为代表政府总揽政务之国家元首，于关系国家治乱兴亡之大法，若不能有一定之意思表示，使议法者得所折衷，则由国家根本大法所发生之危险，势必酝酿于无形，甚或补救之无术，是岂国家制定根本大法之本意哉。
　　本大总统前膺临时大总统之任，一年有余，行政甘苦，知之较悉，国民疾苦，察之较真，现在既居大总统之职，将来即负执行民国议会所拟宪法之责，苟见有执行困难及影响于国家治乱兴亡之处，势未敢自已于言，况共和成立，本大总统幸得周旋其间，今既承国民推举，负此重任。而对于民国根本组织之宪法大典，设有所知而不言，或言之而不尽，殊非忠于民国之素志。兹本大总统谨以至诚，对于民国宪法有所陈述，特饬国务院派遣委员施愚、顾鳌、饶孟任、黎渊、方枢、程树德、孔昭焱、余棨昌前往，代达本大总统之意见。嗣后贵会开议时，或开宪法起草委员会，或开宪法审议会，均希先期知照国务院，以便该委员等随时出席陈述，相应咨明贵会，请烦查照可也。
　　此所派八委员者，旋诣宪法起草委员会，要求出席。宪法会议以该会议性质与两院不同，大总统对于该会议，既无提案权，自无特派员出席说明之理由。起草委员会亦以政府委员出席宪法起草会议，无法律根据，且宪法起草规则所规定，除两院议员外，其他机关人员，不但不能出席，即旁听亦有所不能。遂以此理由，拒绝政府委员。于是袁于二十五日通电各省军民长官，反对宪法草案，谓“民党议员，干犯行政，欲图国会专制”。其全文云：
　　制定宪法，关系民国存亡，应如何审议精详，力求完善，乃国民党人破坏者多，始则托名政党，为虎作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事实俱在，无可讳言。此次宪法起草委员会，该党议员居其多数，闻其所拟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特举其最要者，先约略言之。立宪精神，以分权为原则，临时政府一年以内，内阁三易，屡陷于无政府地位，皆误于议会之有国务员同意权，此必须废除者。今草案第十一条，国务总理之任命，须经众议院同意；四十三条，众议院对于国务院，得为不信任之决议时，须免其职云云，比较《临时约法》，弊害尤甚。各部总长，虽准自由任命，然弹劾之外，又入不信任投票一条，必使各部行政，事事仰承意旨，否则国务员即不违法，议员喜怒任意，可投不信任之票。众议院员数五百九十六人，以过半数列席计之，但有一百五十人表决，即应免职，是国务员随时可以推翻，行政权全在众议员少数人手，直成为国会专制矣。自爱有为之士，其孰肯投身政界乎？各部各省行政之务，范围甚广，行政官依其施行之法，均得有适当之处分，今草案第八十七条，法院依法律受理民事刑事又其他一切诉讼云云。今不按遵《约法》，另设平政院，使行政诉讼，亦隶法院，行政官无行政处分之权，法院得掣行政官之肘，立宪政体，果如是乎？国会闭会期间，设国会委员会，美国两院规则内有之，而宪法并无明文。今草案


第五章规定国会委员会，由参众两院选出四十人共同组织之，议事以委员三分二以上列席，列席员三分二以上同意决之，而其规定职权：一咨请开国会临时会；一闭会期内国务总理出缺时，任命署理，须得委员同意；一发布紧急命令，须经委员议决；一财政紧急处分，须经委员议决。此不特侵夺政府应有之特权，而仅仅四十委员，但得二十余人列席，与十八人之同意，便可操纵一切。试问能否代表两院意见？以少数人专制多数人，此尤蔑侮立法之甚者也。
　　文武官吏，大总统应有任命权；今草案第一百八九两条，审计院以参议院选举之审计员组织之，审计院长由审计员互选之云云。审计员专以议员组织，则政府编制预算之权，亦同虚设；而审计又不用事前监督，政府直无运用之余地，国家岁入岁出，对于国会有预算之提交，决算之报告，既予以监督之权，岂宜干预法人，层层束缚，以掣政府之肘？
　　综其流弊，将使行政一部，仅为国会所属品，直是消灭行政独立之权。近来各省省议员掣肘行政，已成习惯，倘再令照国会专制办法，将尽天下文武官吏，皆附属于百十议员之下，是无政府也！值此建设时代，内乱外患，险象环生，各行政官力负责任，急起直追，犹虞不及，若反消灭行政一部独立之权，势非亡国灭种不止。此种草案，既有人主持于前，自必有人构成于后，设非藉此以遂其破坏倾覆之谋，何至于国势民情，梦梦若是？征诸人民心理，既不谓然，即各国法律家，亦多訾驳。
　　本大总统忝受付托之重，坚持保国救民之宗旨，确见及此等违背共和政体之宪法，影响于国家治乱兴亡者极大，何敢默而不言？《临时约法》，大总统有提议修改约法之权。又美国议定宪法时，华盛顿充独立殖民地代表第二联合会议议长，虽寡所提议，而国民三十万人出众议院一人之规定，实华盛顿所主张。法国制定宪法时，马卖马洪被选为正式大总统，命外务大臣布罗利向国民会议提出宪法草案，即为法国现行之原案。此法、美二国，第一任大总统与闻宪法之事，具有先例可援用，特派员前赴国会陈述意见，以尽我保国救民之微忱。
　　草案内谬点甚多，一面已约集中外法家，公同讨论，仍当随时续告。各该文武长官，同为国民一分子，且各负保卫治安之责，对于国家根本大法，利害与共，亦未便知而不言！务望逐条研究讨论，于电到五日内迅速条陈电复，以凭采择。
　　


第十节解散国民党与取消国民党党籍之国会议员各省长官，故多属袁氏私党，均主张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及宪法草案。十一月四日，袁遂藉“二次革命”为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将国民党议员资格剥夺，追缴证书会章。被追缴者共四百三十八人。
　　其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籍之国会议员命令如下：
　　据警备司令官汇呈，查获乱党首魁李烈钧等与乱党议员徐秀钧等往来穆密、鸿密各电数十件。本大总统逐加披阅，震怒殊深！此次内乱，该国民党本部与该国民党议员，潜相构煽，李烈钧、黄兴等乃敢于据地称兵，蹂躏及于东南各省，我国民生命财产，横遭屠掠，种种惨酷情形，事后追思，犹觉心悸，而推原祸始，实属罪有所归。综该逆等往来密电，最为国民所痛心疾首者，厥有数端：一、该各电内称李逆烈钧为联合七省攻守同盟之议，是显以民国政府为敌国；二、中央派兵驻鄂，纯为保卫地方起见，乃该各电内称国民党本部对于此举极为注意，已派员与黄兴接洽，并电李烈钧速防要塞，以备对待，是显以民国国军为敌兵；三、该各电既促李逆烈钧以先发制人，机不可失，并称黄联宁、皖，孙联桂、粵，宁为根据，速立政府，是显欲破坏民国之统一而不恤；四、各该电既谓内讧迭起，外人出而调停，南北分据，指日可定，是显欲引起列强之干涉而后快。凡此乱谋，该逆电内均有与该党本部接洽，及该党议员一致进行并意见相同各等语。勾结既固，于是李逆烈钧先后接济该党本部巨款，动辄数万，复特别津贴该党国会议员以厚资，是该党党员及该党议员，但知构乱，以便其私，早已置国家危亡国民痛苦于度外，乱国残民，于斯为极！
　　本大总统受国民付托之重，既据发现该国民党本部与该党议员勾结为乱各重情，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计，应饬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迅将该国民党京师本部立予解散，仍通行各戒严地域司令官、各都督、民政长转饬各该地方警察厅长及该管地方官，凡国民党所设机关，不拘为支部、分部、交通部及其他名称，凡现未解散者，限令到三日内，一律勒令解散。嗣后再有以国民党名义，发行印刷物品、公开演说或秘密集会者，均属乱党，应即一体拿办，毋稍宽纵！至该国民党国会议员，既受李逆烈钧等特别津贴之款，为数甚多，原电又有与李逆烈钧一致进行之约，似此阳窃建设国家之高位，阴预倾覆国家之乱谋，实已自行取消其《国会组织法》上所称之议员资格。若听其长此假借名义，诚恐生心好乱者有触即发，共和前途之危险，宁可胜言？况若辈早不以法律上之合格议员自待，应饬该警备司令官督饬京师警察厅查明，自江西湖口地方倡乱之日起，凡国会议员之隶籍该国民党者，一律追缴议员证书徽章，一面由内务总长从速令行各该选举总监督暨选举监督，分别查取本届合法之参议院众议院议员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务使我庄严神圣之国会，不再为助长内乱者所挟持，以期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该党以外之议员，热诚爱国者颇不乏人，当知去害群，即所以扶正气，决不致怀疑误会，藉端附和，以自蹈曲庇乱党之嫌。该国民党议员等回籍以后，但能湔除自新，不与乱党为缘，则参政之日月，仍属甚长，共和之幸福，不难共享也！除将据呈查获乱党各证据另行布告外，仰该管各官吏一体遵照！
　　


第十一节议员、参议院之质问与国务院之答复自此国会遂无开会之希望。全国人民，咸谓政府非法，不应摧残民意机关；即政府派之议员，亦不赞成此种非法命令，提出质问书，兹并录下：
　　众议院质问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影响及于国会书：
　　民国不能一日无国会，国会议员不能由政府取消，此世界共和国之通义，立宪政治之大经也。近阅报载，大总统十一月四日命令解散国民党，并追缴隶籍该党国会议员证书、徽章。夫该党本部与南方乱党勾结，政府依法律委任，以行政命令解散不法之结社，凡我国民，无不认为正当。独是国民党与隶籍国民党之议员，在法律本属两事，其处分自不能从同。假令议员而与乱党通谋，确有证据，勿论隶何党籍，均得按法惩治，否则确与乱事无涉，即隶国民党籍，亦不能牵连取消。盖党自党而议员自议员，二者性质不侔，即不能并为一谈。查《议院法》第八条，议员于开会后发现不合资格之疑义时，各院议员得陈请本院审查，由院议决，选举十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审查之。据此，议员资格之疑义，其审查权属之两院，院法规定，彰彰可证。今政府以隶籍国民党之议员，早不以法律上合格之议员自居为理由，岂非以政府而审查议员资格，侵害国会法定之权限乎？至于追缴证书、徽章，直以命令取消议员，细按《约法》，大总统无此特权，不识政府毅然出此，根据何种法律？此不能不怀疑者一也。
　　十一月四日命令之结果，国民党议员被取消者三百余人，次日又追加百余人，遂过议员总额之半，两院均不能开会。查议员中有已早脱该党党籍，改入他党，或素称稳健，曾通电反对赣乱者，亦一同取消，政府确为惩治内乱嫌疑耶？则应检查证据，分别提交法院审判，不得以概括办法，良莠不分，致令国会人数不足，使不蒙解散之名，而受解散之实也！近复报纸纷传政府将组织行政委员会，修改《国会组织法》，改组国会，此种传说是否属实，姑不具论，究竟政府方针，对于民国是否有国会之必要？对于国会是否以法律为正当之解决？此不能不怀疑者二也。
　　议员等对于国民党，素深恶绝，当南方无事，政府敷衍伟人之时，于彼破坏主张，无不严厉攻击。及湖口乱起，天下震动，亦曾连名通电，声罪致讨。今政府以去害群扶正气为前提，实与议员等素志符合，唯去之之方，是否适法？扶之之道，是否诚心？群怀疑虑，势难缄默，兹依议院法第四十条提出质问，应请政府于三日内明白答复。民国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提出者：邓毓怡、韩增庆、张云阁、刘景沂、王锡泉、耿兆栋、张滋大、孙洪伊、李家桢、贾容熙、王振垚、张则林、张敬之、王双岐、常堉璋、王荫棠、焉泮春、张嗣良、曾有翼、范殿栋、莫德惠、王玉琦、齐耀碹、杨荣春、田美峰、陈耀先、孟照汉、陈士髦、朱继之、吴涑、姚文枬、谢翊元、徐兰墅、陈经熔、邵长熔、陈义、孙炽昌、王汝圻、陈允中、董增儒、孙光圻、蒋凤梧、凌文渊、汪秉忠、许植材、张埙、王多辅、何雯、戴声教、汪彭年、吴日法、江谦、陶熔、彭昌福、宁继恭、黄象熙、黄懋鑫、葛庄、曾有澜、郭同、李国珍、吴宗慈、黄裳吉、陈友青、陈黼宸、蔡汝霖、张世桢、朱文劭、王烈、虞廷恺、杨树璜、曹振懋、陈蓉光、陈承箕、连贤基、刘崇佑、黄荃、林辂存、杨士鹏、陈堃、邱国翰、王笃成、范熙壬、黄肇河、张伯烈、李尧年、郑德元、刘万里、覃寿公、汤化龙、陈邦燮、查李华、冯振骥、汪哕鸾、彭汉遗、时功玖、郑万瞻、张则川、程崇信、张宏铨、曹瀛、周庆恩、郭广恩、董毓梅、侯延爽、李元亮、阎与可、张玉庚、王之簑、周祖澜、周树标、耿春宴、任曜墀、张善兴、梁文渊、于元芳、王广瀚、贺升平、张协灿、郭涵、郭光麟、韩胪云、张坤、金焘、侯元耀、梁善济、刘祖尧、康慎微、谷思慎、王兆离、郭自修、贾缵结、李增秋、斐清源、王国祜、侯效儒、祁连元、杨润身、段维新、继孚、张万龄、刘伦、米家骥、罗润业、秦肃三、李文熙、黄璋、余绍琴、周泽、张瑾雯、刘纬、廖希贤、郭成炊、黄云鹏、傅鸿铨、蒲殿俊、萧湘、王枢、萧晋荣、陈绳虬、严天骏、陈祖基、牟琳、陈太龙、王乃昌、程大璋、陈光勋、沈河清、符诗熔、杜成熔、孙世杰、陈廷策、万贤臣、刘尚衡、阿昌阿、富勒珲、熙钰、林长民、张国溶、汪震东、吴渊、唐宝锷、蔡汇东、花力旦、楞住布、颗录、薛大可、方贞、康士铎、阿旺根敦、一喜托美、石凤岐、王戎。
　　参议院质问政府以命令取消议员资格致两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书二年十二月三日。：
　　中国以数千年君主专制之国，不旬月而国建共和，政取立宪，揆之国情民度，固未必尽适合也，深识者亦恒窃窃忧之。顾忧之而仍皆敬谨将慎、黾勉维系者，良以建国于列强环视之秋，变政于民力凋敝之日，一之为甚，何堪再摘？今之民主立宪国，未尽可以图存，而不民主不立宪，则其亡可立而待！所以举国上下，矢志一致，勉赴前途，而不敢轻语其他者，此也。乃者政府发号施令，往往轶出法律范围，与人民以口实，而议员代表人民督政立法，又未能尽惬于人心，政局摇荡，疑慑百出，此诚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漂摇不定之日也。所幸邦本犹存，《约法》无恙，三权分立，机关厘然。其行事纵未能尽如人心，而国民更事既多，亦既忍而安之，并无所反对也。但使政府与议会依法循分，各就轨道，则自今以后，国是大定，宪法告成，纳民轨物，合力建设，则国不患无治安富强之日。乃不谓事出非常，变生意外，前月初四日，政府忽有追缴议员证书、徽章之命令，并以暴力禁阻议员到院，其数多至四百余人。令下之日，举国惶骇，人心骚动，两院因不足法定人数，至今一月不得开会。此事于民国国体政体有重大关系，大总统令出府中，用意或别有所在，而法有明文，国务员辅弼总统，列名之署，其于此令不能不负责任。兹仅依《约法》第十九条第九款、《议院法》第四十条，提出质问书于国务员，并依《议院法》第四十条，限政府三日内答复。
　　立宪国家，立法行政，各有专司，而行政权力，能为直接发动，立法机关，虽为代表人民，恐未必事事如政府意旨，即难保不遭行政权之迫压，以此之故，各国皆于宪法及《议院法》特定保护议员之专条。我国仿此，故于《约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议员院内言论及表决，对院外不负责任。更于《议院法》第八条，规定惟院内得审查议员资格。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规定惩戒事件，必付审查，经院议决定，方能除名。盖所以防院外势力之侵入，保护议员言论身体之自由，俾得完全实行其职务也。今《约法》未废，院法施行不由议院，政府擅以命令取消议员，果依何种法律？此需明白答复者一也。
　　在政府以为所取消者，系国民党籍之议员，而国民党则与谋乱有关。不知党中少数谋乱之分子，即可涉及于政党，而既对于机关下处分，则非其个人更与谋乱有关，不能同时并及于党员，而况其为议员乎？且法贵持平，罪需有证，政府既认该党议员与谋乱有关，则依《约法》第二十六条，亦可执行逮捕，送交司法，审明定罪，议院决不曲庇乱党，得罪全国。乃政府不依法逮捕，则此项议员，决非内乱，既非内乱，而暗行取消，禁此到院，则政府此种行为何所根据？所谓谋乱者又何以证明？此需明白答复者二也。
　　尤可怪者，政府以命令取消议员，致使两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乃令内务总长速行令各该选举总监督暨选举监督，分别查取本届合法之参众两院议员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是被政府追缴徽章证书被禁阻到院之议员，其资格为已消灭。不知议员资格之消灭，除死亡及辞职得许可者外，其他除名一端，无论为由于院外判决，为有罪之结果，或由院内之惩戒处分，依《议院法》第七十八条，皆必要经院议决定，议长宣告其候补者之得以递补到院；依《议院法》第十三条，议员有缺额时，由院通知国务院，依《议员选举法》以各该候补当选人递补之。今此项被命令取消之议员，既未经院内除名之手续，法律上决难承认为议员出缺，即政府未得两院通知传来之候补当选人，亦决无从如额递补。《议院法》经大总统公布施行，政府与国会皆应遵守。国会而承认以命令取消之议员为资格消灭为非法，候补议员可以递补国会为违法，政府不依院议决定，以命令除议员之名，并令候补者如额递补是否为合法？此需明白答复者三也。
　　政府既以命令取消议员，而又不明其为有罪无罪，且直认为资格消灭，令候补者递补，是虽对于议员之问题，然使此令有效，则今后无论议员犯罪与否，政府皆可随时以命令取消，皆可随意令候补者递补，是国会即为不存在，而《约法》、《院法》一齐被破坏矣！今两院因暴力禁阻议员到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已一月于兹。议案山积，不能整理，宪法草成，不能开议，中俄条约签押，不得与闻，大政方针宣布，不得过问，议员被取消者，畏暴力不敢到院，候补者不合法，不能加入，机关虽在，开会无日。政府如以为民国犹应有国会也，其速取消前令，彼此相见以法律，否则以为国会掣政府之肘，妨大政方针之实行，则政体如何，无关存亡，尽可任意所为。乃计不出此，既以非法使议会永无开会之日，而又畏首畏尾，不欲居破坏国会之名，究竟奚所取义？是何居心？此需明白答复者四也。
　　议员被选举而来，幸不在取消之列，欲履行职务而开会不能，欲行辞职又无以报告于国民，《约法》犹在，政体未更，且不欲政府之用意，终不与国人以共闻共见也，故提出质问。惟政府其速答复！
　　提出者：张其密、藉忠寅、孙乃祥、陈瀛洲、苏毓芳、高鸿恩、赵学臣、辛汉、解树强、朱甲昌、王家裹、张嘈、张烈、陈洪道、李兆年、方圣徵、黄树荣、董昆瀛、刘成禺、彭介石、郑江灏、唐仰怀、萧承弼、丁世峄、李槃、贾济川、陈铭鉴、岳云韬、钟允谐、宋梓、马良弼、马维麟、梁登瀛、廉炳华、李溶、刘隽佺、何多才、赵时钦、饶应铭、周择、吴莲炬、王湘、陈善、李文治、姚华、李耀忠、吴作棻、徐承锦、黄元操、张金鉴、刘光旭、周学源、陈光焘、鄂博葛台、刘丕元、车林桑都布、唐古色、刘新桂、龚焕辰、傅谐、厦仲阿旺益喜。
　　附国务院答复书十二月二十三日。：
　　径启者：接准参议院咨开。查《参议院法》


第九章质问第四十条，议员质问政府时，得以二十人以上之连署提出质问书，由各院转咨政府限期答复。根据本院议员张其密等依法提出关于政府以命令取消议员资格，致两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质问书一件，相应咨达贵院查照，务希于三日内答复。
　　复准众议院咨开。《议院法》第四十条，议员质问政府时，得以二十人以上之连署提出质问，由各院转咨政府，限期答复等语。兹由本院议员邓毓怡等一百九十四人提出关于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质问书一件，相应咨请大总统查照，即希政府答复各等因到院。
　　查《议院法》第四十条提出质问书之规定，系根于《约法》第十九条暨《国会组织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而来。质而言之，议院质问权之行使，应以《约法》暨《国会组织法》为主，《议院法》为从。盖一则属于根本法之性质，一则属于普通法之性质，以普道法之规定，补充根本法之所无则可，以普通法之规定，变更根本法之所有则不可。依《约法》第十九条暨《国会组织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质问权为议院职权之一，非议员职权之一，其义甚明，故质问权之行使，无论《议院法》有如何连署之规定，虽不必经由院议公决，要不能不经由议院提出，是以议员迭次依《议院法》而提出质问书，均于议院有《国会组织法》第十五条所定，总议员过半数之出席，得以开议时，由议长于开议日期报告文件之际提出报告，此执行《国会组织法》暨《议院法分之通例，实为两院所现行，断未有不经此项手续，而可以滥行质问者也。兹来咨既称两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则议院所有之质问权，当然因不能开会之结果，而不能提出。若谓《议院法》第四十条之规定，仅以得二十人以上之连署为限，此外均属自由，则必本条无提出由院转咨之明文而后可。本条既明明规定提出质问书，应由各院转咨矣，则《议院法》所称之各院，应即为《国会组织法》第二条所称各议员组织之院，暨第三条所称各议员组织之院。该两条所称之院，欲行使《约法》第十九条、《国会组织法》第十四条之质问权，其质问书应于有《国会组织法》第十五条总议员过半数之出席，得以开议时提出。盖咨称质问书，系规定提出于各院，非规定提出于各议长也。若不于此时提出，则不能以不足行使议院职权之各院，率行转咨，此为《约法》、《国会组织法》、《议院法》相互间之精神所寄，未便以不能开会之少数议员，而可意为出入于其间也。
　　查两院议长，业于十一月十三日，以两院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议，不得已于十一月十四日起，停发议事日程等语。通告有案，此次质问书之提出，在议院议长通告停发议事日程之后，既已停发议事日程，何能提出质问书？且查当日提出质问书之情形，系发生于两院现有议员之谈话会，以法律规定所无之谈话会，而提出属于法律上议院职权之质问书，实为《约法》、《国会组织法》、《议院法》规定所未特许。
　　政府为尊重国会起见，对于不足法定人数之议员，非法所提出之质问书，应不负法律上答复之义务。惟查各该质问书，于追缴隶籍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及令内务总长分别查取本届合法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各节，不无所疑，不能不略为说明，以免误会。
　　查十一月四日大总统命令，曾声明此举系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起见，并将详细情形布告国民。盖以议员多数而为构成内乱之举，系属变出非常，不特《议院法》未规定处理明文，即各国亦无此先例，大总统于危急存亡之秋，为拯溺救焚之计，是非心迹，昭然天壤，事关国家治乱，何能执常例以相绳。所以令下之日，据东南各省都督、民政长来电，均谓市民欢呼，额手相庆。议员张其密等所称举国惶骇，人心骚动，系属危言耸听，殊乖情实。且现已由内务总长核定调查候补当选人画一办法，令行各省依法办理。议员郑毓怡等所称对于民国是否有国会之必要，尤属因误滋疑。
　　总之，前奉大总统命令，业已郑重声明，务使我庄严神圣之国会，不再为助长内乱者所挟持，以期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等因。各议员果能深体此意，怀疑之点，当然释然。除函答参议院议长外，相应函请贵议长转达贵院现有各议员查照可也。
　　


第十一章 洪宪帝制之时期
　　


第一节帝制之先声
　　初袁世凯与国会不睦，于民国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派李经羲、张国淦等组织中央政治会议。此执行国会之御用机关成立，袁氏乃随心所欲。而仰承袁意之各省军民长官，复电陈所谓“救国大计”，请袁氏解散残余之议员。三年一月十日，由政治会议议复，认各省长官所请理由正当。于是袁世凯即以命令宣布停止两院现有议员，国会遂完全解散。
　　二月三日，又停办各地方自治会，其令曰：
　　地方自治，所以辅佐官治，振兴公益。东西各国，市政愈昌明者，则其地方亦愈蕃滋。吾国古来，乡遂州党之制，啬夫乡老之称，聿启良规，允臻上理。要皆辨等位以进行，决非离官制而独立，为社会谋康宁，决非私人攘权利。乃近来迭据甘肃、山东、山西、湖北、河南、直隶、安徽等省民政长电呈，佥以各属自治会，良莠不齐，平时把持财政，抵抗税捐，干预词讼，妨碍行政，请取消改组等语，业经先后照准在案。兹又续据热河都统姜桂题电称：承德县头沟乡议事会私设法庭，非刑考讯。湖南都督汤芗铭电称：湘省各级自治机关密布，党徒暗中勾结，当乱党叛变，各会职员跳荡涛张，或托伪命，自任中坚；且平时弁髦法令，鱼肉乡民，无所不至，请即行解散，以清乱源。山东民政长田文烈等电称：栖霞县乡民因上下两级自治会平日私受诉讼，滥用刑罚，集怨酿变，聚众围城，业已派队弹压。吉林民政长齐耀琳呈称：长春县议事会，议长议决不按法定人数，违反省行政长官命令，把持税务，非法苛捐，冒支兼薪，并对于外交重事，公然侮辱。贵州民政长戴戡电称：黔省自治机关由多数暴民专制，动称民权，不知国法，非廓清更始，庶政终无清肃之时。浙江民政长屈映光电称：浙省自治会侵权违法，屡形自扰，请停止进行，另订办法，各等情。
　　本大总统深惟致治之道，贵在无扰，革命以来，吾民两丁困厄，满目疮痍，每一念及，怒焉如捣。似此藐法乱纪之各自治机关，若再听其盘踞把持，滋为厉价，吏治何由而饬，民生何由得安？着各省民政长通令各属，将各地方现设之各级自治会，立予停办！所有各该会经管财产、文牍及另设事务、捐务公所等项，由各该知事接收保管。会员中如有侵蚀公款公物者，应彻底清查，按律惩办。其从前由各该会擅行苛派之琐细杂捐，诸凡不正当之收入，并着各该知事详细晰查报内务部，酌量核定。至于自治不良，固由流品滥杂，亦由从前立法未善，级数太繁，区域太广，有以致之。着内务部迅将自治制度重新厘订，务以养成自治人才，巩固市政基础为根本之救治，庶符选贤举能之古旨，渐进民治大同之盛轨。其自治制未颁定以前，各该地方官尤宜慎选公正士绅，委任助理。自治会员中，亦不乏贤达宿望，并宜虚衷延访，勤求民隐，不得误会操切，致违本大总统惩除豪暴，保佑善良之本意！
　　二月四日，又交政治会议议决解散省议会案，其令曰：
　　据各省都督民政长电称：各省议会成立，瞬及一年，于应议政事，不审事机之得失，不究义理之是非，不权利害之重轻，不顾公家之成败，惟知怀挟私意，壹以党见为前提。甚且为湖口肇乱之际，创省会联合之名，以沪上为中心，作南风之导火，转相联络，胥动浮言，事实彰明，无可为讳。有识者洁身远去，谨厚者缄默相安。议论纷纭，物情骇诧。而一省之政治，半破坏于冥冥之中。推求其故，盖缘选举之初，国民党势力实占优胜，他党与之角逐，一变而演成党派之竞争。于是博取选民资格者，遂皆出于党人，而不由于民选。虽其中富于学知，能持大体者固不乏人，而以扩张党势，攘夺权利为宗旨，百计运动而成者，则比比皆是。根本既误，结果不良。现自国民党议员奉令取消以来，去者得避害马败群之谤，留者仍蒙薰莸同器之嫌，议会之声誉一亏，万众之信仰全失！微论缺额省分，当选递补，调查备极繁难；即令本年常会期间，议席均能足额，而推测人民心理，利国福民之希冀，全堕空虚。一般舆论，佥谓地方议会，非根本解决，收效无期，与其敷衍目前，不如暂行解散。所有各省省议会议员，似应一律停止职务；一面迅将组织方法，详为厘定，以便另行召集。请将所陈各节，发交政治委员会议决等语。该都督等所陈各节，自系实情，应如所请，交政治会议公同议决，呈候核夺施行。
　　二月二十八日，乃正式下令宣布解散各省省议会。
　　当二年七月下旬，熊希龄继段祺瑞组阁，以国会为援，得各派之拥护；首欲划清总统与国务院之权限，冀造成法治国，是时称为“人才内阁”。及袁取消国民党议员、解散国会、各省议会及地方自治，熊颇不满意。熊主废省，又遭政治会议之反对，遂于三年二月十二日辞职。梁启超、汪大燮等皆同去焉。
　　《约法会议组织条例》既于一月二十六日颁布，三月十八日，会议遂开幕，孙毓筠为议长，施愚为副。袁氏致颂词云：
　　中华民国三年三月十八日，约法会议正式成立，行开会仪式，此实全国政治刷新之机，亦即五大民族人民幸福增进之初步也。查《临时约法》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各省都督指任参议员所议决，无论冠以临时之名，必不适用于正式政府也；即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证以种种往事之经验，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痛苦者，盖两载于兹矣！琴瑟不调，改弦更张，属在今日，斯为急务。前据政治会议一再讨论，佥以宜特设造法机关，名曰“约法会议”，经定期选举，组织告成。诸君富于学识经验，声望素著，其于吾国民情国势，必有灼见真知，而能谋福利以为根本之解决者。况共和国家，所藉以巩固者惟宪法，方今吾国宪法，既因事实上之障碍，而猝难发生，若长守此不良《约法》以施行，恐根本错误，百变横生，民国前途危险不可名状。故本大总统对于此次增修《约法》，固信诸君发抒伟论，必有良好之结果；尤愿诸君宝贵时日，能为积极之进行也。谨致颂曰：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国民万岁！
　　袁固极反对责任内阁，而主张总统制者，时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而悉窜海外，国内并和机关，亦已陆续被消灭。于是修改约法，实现总统制，并延长任期，又复订定《治安警察法》，以钳制人民言论集会之自由。中央集权，元首独裁，完全告成，袁益随心所欲，一呼百诺矣。当约法会议未开幕前，袁时言总统制之利，谓“现制总统、总长、都督为三级制，共有三总，殊多滞隔！”汪荣宝以使比谒辞，临别乞言，“请勿行总统制，而行总统内阁制，以该制实令总统当冲。今日办事难满人意，若行此制，殊多不利”等语。袁谓：“不然！往年本行内阁制，而只闻有讨袁，不闻有讨陆讨段！”约法会议经过四十余日，修正完毕。五月一日，由袁公布，并宣布增修《约法》之经过，其布告如下：
　　《中华民国约法》业经约法会议议决，咨由本大总统公布。查增修《约法》之议，发端于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咨交国会未议，是年十二月间，据前兼领湖北都督事黎元洪等以救国大计为请，本大总统乃以增修《约法》程序一再咨询政治会议，迭据开会全体议决，既主张特设造法机关于前，复力请召集约法会议于后，所有组织条例之颁行，议员选举之筹备，至本年三月十八日，而我国民所引领而望之约法会议遂以告成。计自提议增修，以迄约法会议成立，历时几六阅月之久。中央政府竭诚擘画于上，选举监督实力奉行于下，其维持约法，不敢轻于改造之苦衷，我国民爱国既有同情，当时计已共谅，顾此犹为约法会议成立时代之情形也。迨约法会议开会后，本大总统依照《临时约法》原有增修提案之权，惟为尊重造法机关起见，以为事关救国大计，与其径提草案，恐滋千虑一失之嫌，何若胪举大纲，冀收广益集思之效。爰于本年三月二十日，以增修《约法》大纲案咨交约法会议。
　　原咨内开：约法会议，为中华民国特设之遣法机关，其职权首在议决增修《约法》案。增修《约法》，事关民国建设根本大计，前经一再咨询政治会议议决，乃克次第施行。本大总统尊重国宪之苦心，纯出于与民更始之诚意。现在约法会议，业已召集开会，改良根本大法，自应急起直追，以慰国人之望。查增修《约法》案，本大总统曾于民国二年十月，咨行国会提议，原咨内称：查《临时约法》，原为临时政府而设，自公布施行以来，于兹已二十阅月，凡从约法上所生障碍，均有事实可凭。本大总统以为《临时约法》，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本大总统无状尸位以至今日，万万不敢再博维持现状之虚名，致吾国民之哀哀无告者，且身受施行《约法》之实祸。特于受任伊始，将《约法》内应行增加修正之处，汇提一增修案，并逐条附具理由，俾资讨论，事关紧急，希速议决见复等因。咨达国会以后，展转迁延，迟迟不议，悬案以至今日，而时局艰危，又非四五月前之比。本大总统内审吾国之现情，外察世界之趋势，窃以为民国草创，根本大法，虽不能不取法于共和先进诸国，而事事削足适履，究其实，或将以利吾国者始，而害吾国者终，福吾民者求，而祸吾民者应。治乱兴亡，各国宪史，具有前车；民国初基，敢忘殷鉴？故为目前建设国家计，根本法上之关系，宜有两种时期，盖增修《约法》为一时期，制定宪法又为一时期。质言之：则施行《约法》为一时期，而施行宪法，当别为一时期也。增修《约法》与施行《约法》，既应别为一时期，则第一要义之所在，当知施行《约法》，为国家开创时代之所有事，即与施行宪法为国家守成时代之所有事者，截然不同。夫以吾国领土之广，人民之众，国家之财政，人民之生计，复日趋于困穷；加以纪纲废坠，法制凌杂，行政之秩序，既纷若乱丝，地方之情形，尤危若累卵。积以上种种险象，几于不可终日。而溯厥由来，仍无非《约法》上行政权薄弱之所致。惟事关改造国家根本大法，未便以本大总统一得之愚，拘束众议。约法会议议员诸君，或深通治术，或学有专长，代表人民，依法膺选，以视南京参议院议员之由少数各省长官仓卒指任者，其慎重苟简，相去倍蓰，必能外瞻内瞩，因民国开创时代之所宜，折衷至当。勒为成规，俾政府与国民共相遵守。相应依照《临时约法》之规定，将增修大纲汇案提出，咨请约法会议开会讨论。如荷赞同此项增修约法案，即由约法会议起草议决，事关紧急，尚希速议见复等因。此本大总统汇提增修约法大纲之情形也。
　　四月三十日，接准约法会议咨复文开：准大总统咨交增修《约法》大纲案，历叙《临时约法》亟须增修之理由，复列举增修之纲要，并声明如荷赞同，即由约法会议起草议决等因。本会议当将大总统提出增修《约法》大纲案，列入议事日程，开会讨论，决定先付审查，由议长依照议事规则，指任议员马良、那彦图、严复、王揖唐、王劭廉、邓熔、王丕熙、傅增湘、许世英、李湛阳、陈瀛州、关冕钧、庄蕴宽、赵惟熙、曾彝进等十五人为审查员。审查会迭次讨论结果，对于增修《约法》大纲，一致赞成，具书报告。本会议即经开会讨论，审查报告成立后，复由议长依照议事规则，指任议员施愚、顾鳌、黎渊、程树德、邓熔、王世激、夏寿田等七人为起草员。旋准咨开，拟将优待等条件增入约法，确定效力等因，亦经开会讨论，并由议长依照议事规则，指任议员宝熙、那彦图、阿旺根、敦江曲达、结噶拉增、夏寿田、刘心源、贾耕、严天骏、王世澄、王祖同、王树枬、梁士诒、秋桐豫、邵章等十五人为审查员，审查报告到会，决定并案起草。草案提出后，本会议当将《中华民国约法》增修案提交大会讨论，大体决定仍付审查。续由议长依照议事规则，指任议员严复、王揖唐、梁士诒、曾彝进、许世英、陈瀛州、龙建章、朱文劭、张国溶、王印川、李榘、舒礼鉴、汪涵、王学曾、张其铿等十五人为审查员，迭次详悉审查，分别修正，具书报告。接开读会，计议定《中华民国约法》都十章，共六十八条。于中华民国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依照议事规则之规定，开三读会，即于是日全体议决。
　　查《约法会议组织条例》第十七条，载约法会议议决事件，咨由大总统公布等语，兹合将本会议议决之《中华民国约法》全文，咨请大总统公布，并撮举此次本会议全体议员对于增修《约法》之意见，掬诚为我大总统反复言之。夫国法者，社会心理之所胚胎，而社会共同之心理，又纯由一国之历史地理风俗习惯所铸造而成，制定国法而与一国之历史地理风俗习惯过相违反，则华雨箕风之未协，势将南辕北辙而无功。由是之故，所以世界国家，无论国体有何异同，而其根本法绝未有能与他国勉强一致者。君主国家无论矣，即同为共和国，而法之宪法不与葡同，美之宪法不与墨同。何者？其沿革异也。以同处一洲之国，削足适履，尚且不能，而况于远隔万里，其历史地理风俗习惯迥不相侔者乎？我中华民国自《临时约法》施行以来，障碍环生，未遑枚举，虽对人关系之说，无实据之可凭，而违反国民共同之心理，则实无可为讳。今于情见势绌之余，为亡羊补牢之举，痛定思痛，岂容再误？故本会议此次增修约法主旨所在，不外力谋国权之统一，以期巩固国家之基础。但求于统治组织无所变更，而于统治作用，则必求适合于国情国势，不敢附和苟同。盖《中华民国约法》之增修，实应表示国家制度之特性，非可剿袭成文，数典而忘其祖也！
　　查中国有历史数千年，治乱兴亡之迹，代各不同；然无论何种时期，其国家之能治与不能治，率视政权之能一与不能一以为衡。是以《春秋》著大一统之文，孟子垂定于一之训，微言大义，深入人心，此与最近世纪宪法学家所揭之统治权惟一不可分之原则，实为先后同符。历稽史乘，断未有政权能一，而其国不治，亦未有政权不一，而其国不乱且亡者！方今共和成立，国体变更，而细察政权之转移，实出于因而不出于创，故虽易帝国为民国，然一般人民心理，仍责望于政府者独重，而责望于议会者尚轻。使为国之元首而无权，即有权而不能完全无缺，则政权无由集中，群情因之涣散，恐为大乱所由生。此以历史证之，而知应含有特性者也。
　　世界各共和国，其幅员皆不及我国之广大，盖地狭则治之也易，地广则治之也难。中国横亘东亚方二万万里，而且五族各异其性，南北各异其宜，若无一强有力之政府为之提挈，全局各自为政，不相统一，势必内部之破裂，妨及国际之和平。此以地理证之，而知其应含有特性者也。且共和成立，开自古未有之创局，建设未遑，飘摇风雨，纲解纽绝，无可遵循。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即遇事过为审顾，已有稍纵即逝之虞，若设法牵掣多方，将不免立见危亡之祸。乃《临时约法》于立法权极力扩张，行政权极力缩减，束缚驰骤，使政策不得遂行，卒之筑室道谋，徒滋纷扰，贻害全国，坐失事机。
　　夫国家处开创之时，当多难之际，与其以挽救之责，委之于人民，委之于议会，其收效缓而难，不如得一强有力之政府以挽回之，其收效速而易，所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也。况人民政治知识尚在幼稚时代，欲其运用议院政治，窃恐转致乱亡，此以现在时势及风俗习惯证之，而知其应含有特性者也。
　　本会议基此理论，勒为成文，以统治权之不可分割也，于是设总揽机关；以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也，于是以总揽统治权，属之于国家元首；以重大总统之权，而又不能无所限制也，于是有对于全体国民负责之规定；以国势至今，非由大总统以行政职权急起直追，无以救危亡也，于是凡可以掣行政之肘，如官制官规之须经院议任命，国务员、外交员以及普通缔结条约之须得同意等项，皆与删除。凡可以为行政之助者，如紧急命令、紧急财政处分等，悉与增加。以国权脆弱，亟宜注重军防也，于是特定陆海军之统率及编制权，以扬国威而崇兵备；以共和建设，来日方长，非策励殊勋，不克宏济艰难也，于是设各项特别荣典，以符优待而劝有功；以大总统之职责既重，必须有审议政务机关，以备咨询也，于是有参政院之设，以维持共和立宪之精神。至于优待条件，为统治权移转所关，亦民国国家之所由成立，确定效力，尤属当然。其余增捐各节，均系普通立法之例，既无特殊之精神，即无论述之必要。
　　总之，我国改建共和政体，既有种种特别情形，势必施行特别制度，而后可以图国家之长治久安，当为国内外有识者所公认。本会议议员等目击披荆斩棘之艰难，身亲火热水深之痛苦，窃以为改造民国根本大法，首在力求实利，而不在徒饰美观；首在为多数人谋幸福，而不在与少数人言感情。救国但出于至诚，毁誉实不敢计及。是以此次增修约法之结果，名以隆大总统之权，即实以重大总统之责。
　　夫民国成立，三载于兹矣，徒以制度不良，以致一筹莫展。民德之坠落，民生之憔悴，实为见不忍见，闻不忍闻。顾我人民犹忍死须臾，而不敢稍涉怨尤者，盖深谅我大总统恫煉在抱，苟遇可以藉手之时，必有拯溺救焚之计。今者《约法》改订，障碍已除，政治刷新，正在今日。苟利国家之事计，无不猛进励行。查民国元年，大总统就职宣言，曾经郑重声明，不使帝政复活，皇天后土，实鉴苦心！此后关于政务进行，但能挚总揽之实权，企国家于强盛，应请大总统远觇国势，俯察舆情，毋庸自远嫌疑，稍涉顾忌，此尤本会议于《约法》增修后，馨香祷祝而为我四万万同胞请命不遑者也。相应咨请查照施行等因。此约法会议咨复议决约法，暨撮举增修意见之情形也。
　　查约法会议对于《中华民国约法》之起草议决，反复讨论，历时四旬，来咨所称，我国改建共和政体，既有种种特别情形，势必施行特别制度，而后可以图国家之长治久安，当为识者所公认等语，远谋硕画，敢不拜嘉。本大总统以耋老无能之日月，处民国建设之时期，责任虽有所难宽，职权窃虞其过重。惟事关国家根本大法，究非一人所敢自私，亦非本大总统所敢滥用，兹既议决公布，本大总统谨当率我百职有司，恪守勿渝！誓于施行《约法》期内，使我中华民国之国基愈以巩固，国权愈以恢张。一俟宪法制定，国会告成，他日者由开创以达守成，积极以企我国家于强盛之域，俾得同享共和之幸福，斯则本大总统所昕夕祈望者也！特此布告。
　　《约法》乃庶政之本，今既更改，则一切设施，自随之而变。废国务院，而于总统府设政事堂，以徐世昌为国务卿，杨士琦为左丞，钱能训为右丞。未几，又设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五月二十四日，停止政治、约法两会议；公布《参政院组织法》，以参政院代行立法。六月，改各省都督为将军，民政长亦改为巡按使。
　　


第二节“二十一条”之签署
　　时欧战爆发，日本乘列强有事西方，不暇东顾之际，肆其暴戾，逞其野心，破坏我中立，山东交涉以起。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提出无理要求二十一条件，迫袁承认。五月七日又致最后通牒，并限四十八小时答复，须完全应允，否则自由行动。时袁阴谋称帝，专心对内，无力御外，且愿联日以为援。日本早觊得其隐，有以助成帝制为承认之交换条件之说。袁既屈于武力，乃不顾民意，于九日答复。既未经国会通过，我国亦誓不承认也。
　　曹汝霖于五月十日致陆宗舆一函见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311～312页。，述日使致送最后通牒及中国忍辱接受之经过情形，甚为详尽。中有一节记八日袁召集大会，报告经过曰：
　　此次日人乘欧战方殷，欺我国积弱之时，提出苛酷条款，经外部与日使交涉，历时三月有余，会议至二十余次，始终委曲求全，冀达和平解决之目的。但日本不谅，强词夺理，终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理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今日本最后通牒，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交还中国。其在南满内地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我警察法令，及课税与中国人一律。以上各节，比初案挽回已多。于我之主权内政及列国成约，虽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满、安奉之展期，南满方面之利权损失已巨。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英朱使关切中国，情殊可感。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语云：无敌国外患国恒亡。1915年5月25日，“二十一条”签署时中日双方代表合影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十日，袁有密谕与百僚云：
　　立国今日，非自强无以图存，而强弱之分，悉由人事。日本前在闭关时代，其学术政治与中国无殊。自明治维新以来，上下一心，步武西法，乘时而动，发愤为雄，四十余年，所惨淡经营者，无非求达其东亚大帝国之政略。当合并朝鲜之时，现在首相大偎重信已自命为中国将来之统监；盖其兼营并进之图，远交近攻之策，处心积虑，殊非一朝。究其致强之由，则以国民教育为根本，而明耻教战，即寓于教育之中。故人人以当兵为义务，以战死为殊荣。就其近年军事言之，征发陆军，可达百万，海军战舰，已逾六十万吨，席其方张之势，日思拓地殖民。彼为刀俎，我为鱼肉，实逼处此，岌岌可危，厝火积薪，早成险象。前清末造，政失其纲，泄沓成风，人无远虑，加以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各私其家，何知卫国？迨至武昌起义，举朝失措，列疆响应，瓦解土崩。日本浪人，利用此机，秘计阴谋，无所不至；我人民之生命财产，间接直接而受损失者，不可胜计。苍赤何辜，言之流涕！幸而天佑中国，祸乱削乎，予得以衰病余生，底定全局，殊出强邻意料之外。回忆当日，万险环生，至今心悸。
　　国事初定，欧战发生，关系于均势者甚大。日本利欧战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军队所至，四境骚然。官吏见侮之横，居民被祸之惨，笔不能罄，耳不忍闻。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
　　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予见此四条，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以予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具此决心，饬外交部人员坚持磋商，此外凡损失权利较重者，均须逐字斟酌，竭力挽回。乃日人利用我国乱党，各处滋扰，而又散布谣言，鼓惑各国，分遣大枝陆军，直趋奉天之沈阳、山东之济南，海军亦时在渤海出没游弋。因之举国恐惶，全球震动，不知其用意之所在。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终始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愤惭交集。
　　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有进行，断无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恃，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几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钵心神，力图振作。倘仍复悠忽，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
　　天幸未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予老矣，救国舍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缓须臾，不致亲见灭亡。顾此林林之众，齿少于予者，决不能免，而子孙更无论矣！予为此奇痛之言，万不愿予言之竟中。诚以存亡呼吸，断非予一手足之烈，所可转旋，持危扶颠，端资群策。我国官吏，积习太深，不肖者竟敢假公济私，庸谨者亦多玩物丧志，敌国外患，莫不动心，文恬武嬉，几成风气。因循敷衍，病在不仁；发墨针育，期有起色。所望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协力成功，同官为僚，交相勖勉，苟利于国，生死以之。其有亲民之责者，尤当随时设法劝导人民，使蚩蚩者氓，咸晓然于各国之大势，国民之义务。但能治人者事事以循名责实为归，受治者人人以视国如家为志，能由此道，则中国可强，我人民及身与子孙可免亡国之痛，此则予所独居深念寝馈不忘者！但坚忍始可图成，虚骄足以害事，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熳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今之言革命者动称排满，试思满洲以一二百万人入主中国，国祚尚近三百年，我汉族以四万万人，如不能久主其国，人必视我汉族为天生受役之性质，无人类自立之资格，讵非奇耻！我汉族皆神明之冑裔，诘以斯言，能甘心忍受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知亡，庶可不亡，凡百职司，其密志之！此谕。
　　国势如此，而袁欲帝制自为，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民国二三年际，北京曾流行共和不适中国国情之论调，其背后有人主使，自不待言。至是袁召各省将军入京，先行交换意见。顾欲擒故纵，袁之假惺惺，一如民国以来军阀之内战，其势已一触即发。
　　时袁祭天祀孔，大事复旧。遗老既多非议共和，政客尤怂恿君宪。八月，总统府顾问美人古德诺为周自齐所（？），竟倡言宪政不适中国。希荣固宠之士，议论骚然矣！
　　


第三节筹安会之成立
　　杨度、孙毓筠等六人，旋即发起筹安会，其宣言如下：
　　我国辛亥革命之时，国中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故自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政府正式递嬗之交，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图，祸将无已。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国，如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犹鲁卫、芬尼什拉等，莫不始于党争，终成战祸。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酿大乱。其最筹安会“六君子”之首杨度扰攘者，莫如墨西哥，自爹亚士逊位之后，干戈迄无宁岁，各党党魁，拥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劫掠屠戮，无所不至；卒至五总统并立，陷国家于无政府之惨象。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家，以彼例我，岂非前车之鉴乎？
　　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著明，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我民忠告；而我国人士，乃反委心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将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所见，以尽切磋之义，并以贡献于国民。国中远识之士，鉴其愚诚，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中国幸甚！发起人：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
　　筹安会宣告成立，发出启事，略谓：
　　本会自发起后，所有与各界接洽商办之事，至为繁重，几于日不暇给，欲照寻常党会手续，俟会员人数众多，再行宣告成立，实有迫不及待之势。现由本会同人先行议定简章，并照章推定理事长、副理事长，暂时处理会务，以便进行。经推定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为理事。当日通告各会员，略谓：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事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例如中国数千年，何以有君主而无民主？又如清末革命之结果，何以不成君主而成民主？又如共和实行以后，究竟利害孰多？又如世界共和国家，何以有治有乱？诸如此类，皆在应行讨论之例，然讨论范围，亦仅以此类为限。至此范围以外各事，本会概不涉及，以此为至严之界限。
　　同日通电各省将军、巡阅使、巡按使、都统、护军使、各省城商会、上海、汉。商会云：
　　（中略、见宣言）本会之立，特以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是非、事实利害为讨论之范围。至范围以外各事，本会概不涉及，以此为至严之界限。将以讨论所得，贡之国民云云。
　　在民国共和政府之下，而容此等非法机关存在，是诚奇迹！盖古今中外，无有人在本国法权之下，而集会结社，公然讨论本国国体者，更未有昌言推翻本国现有之国体，谋植其他国体而不触禁令者。八月十七日《申报》载北京电云：
　　有人谒袁总统，问应否干涉筹安会？袁答近数年来，此项言论，耳闻已热，永不措意，自因欧战及墨西哥屡次改变，遂激触中外注意新造民国利害。予所居地位，只知民主政体之组织，不应别有主张。且帝王总统，均非所愿恋，汶上秋水，无时去怀！无论研究者作何主张，于余个人固无嫌疑可虑。余及国人均有身家产业子孙亲族，人情切已，自当研究所以永保安全之法，予既受国民付托，何敢以非所愿非所恋二者之嫌疑，而强加干涉？又另一方面人云：袁意谓此日如不任令学者舆论自由研究此项问题，则有一部分人主张颇力，摇撼国体，不如以此缓和其空气。
　　二十七日《申报》又载北京电云：
　　据可恃消息云：政府刻接各省来电，询问政府对于筹安会之态度。政府复电，谓筹安会乃绩学之士所组织，所研究君主制与民主制之优劣，不涉政治，苟不扰乱国家治安，则政府未便干涉云。……
　　九月三日又载《字林报》二十九日北京通信论述筹安会近事云：
　　筹安会及赞成筹安会之主义者，谓恢复帝制，大有益于中国。其所持之最大理由，则谓中国帝制沿传已久，华人政治程度不高，不足以解共和，且不能得其益。再中国自建共和以来，制度常不完备，如民选国会之不适当是已。国家行政，反因国会而不能进行，故袁总统不得已遂下解散国会之令。今新制既不适用，何若改用旧制之为愈乎！此筹安会诸人之言也。惟欲得践帝位适当之人，其事颇难。袁氏为今日中国之元首，且似为中国惟一之人才，就事势言之，有作皇帝资格者舍袁而谁？但袁氏有誓言，且有自幼倾向共和之语，今可竟为皇帝乎？袁曾自言曰否否。第背誓失信，世之伟人，曾有为之者，袁或将忘却前言而一为之乎？华人果欲奉袁为皇帝与否，是为疑问之点，陆军必拥戴袁氏，决无可疑，而官场之大多数亦必效陆军之所为，盖高官厚爵，皆从袁氏而来也。
　　惟学界商界及一般老百姓，对于此事将具何种观念乎？余知其观念与袁氏自言者必同：盖以为此事办不到也。若辈尚忆得袁之誓言，袁之自幼倾向共和一语，及袁之矢忠清室之事。曾有人谓余曰：“袁若登帝位，则大背中国之道德。然恃兵力以握大权之袁氏，若有陆军听其指挥，则道德问题或不足以萦袁氏之念也。且抱道德观念之国人，或政界以外注重政治之少数人，亦不敢起与袁氏为难，苟有之，则陆军将迅速扑灭之矣。所可虑者革命党耳。党人近虽潜伏，然非根株尽绝，粤、湘两省，蠢蠢欲动；香港、上海两处，不绝党人之踪迹；日本一带，党羽尤多。若辈言及袁氏，辄目眦欲裂。其所议论，诚未便发表于报章。目下革党势力薄弱，其宗旨不为人所信任，实属咎由自取，然亦未可因其势败，而遽存革党不足虑之心，若辈未尝不可乘时因势，而起抗袁为帝之师；于是国内治安，将为之扰乱。袁之陆军固可荡平之，但兴师乎乱，将发生不利于今日中国之种种恶果矣！”
　　赞成帝制者，又有一理由谓：“帝制实行，则元首嗣继之问题即可解决。今袁在实际上为终身总统，石室金匮中藏候补总统者三人之名，一旦总统缺席，则选三人中之一人以继之。惟此三人者皆无强大势力，恐届时握兵权者将有争夺大权之事。若袁为皇帝，有自择其子以继其后之权，则国家可无握兵权者互夺宝位之危。”主张帝制者之言若是。华人愿有候补者三人之一以为总统，或愿袁氏之长子以为皇帝，此固华人所应自决之问题。惟继位问题之所使人忧虑者，则因今日政府绝无制度可言也。今之政府，即个人独断专行之政府！袁氏轻轻扫去国会，另定一种宪法以合其宜，今之宪法，若袁氏不以为宜，则随时可以取消。袁之仇人，或死或降，新税施行，悉出己意，政事之良窳，由袁氏自负责任。在外人视之，苟袁氏一旦不测，则现有之行政机杼，悉将倾覆而无遗，此为独夫政府之恶果！故主张帝制者，有以袁氏为皇帝，以袁子为储君，父逝子继，俾行政之责任，有所归属之语。但吾人所不可忘者，袁氏已为公认政体之元首，袁氏不用此政体，而反破坏之！袁若由总统而为皇帝，谁敢信其必采宪法政体，如主张帝制者所言乎？吾人知其必仍专制不逊于前，即有所谓国会者，亦必为袁氏个人之国会，存亡系于袁氏个人之意。若袁氏果有召集国会之心，则以君主国名义召集国会，何若以民主国名义召集国会之为名正言顺，于事更事便利耶？推论此事之根由，实因袁氏欲在国中培植绝大势力，以决继位问题。但若袁氏为总统时，既不能达其希望，则作皇帝时，又乌能达其希望耶？此事千言万语，讨论不穷，然其结论则一，即择定之继位者必为新握重权之人，或为常集权力行政统一之领袖；若仅决定继袁氏者抑为总统或为皇帝，则无益焉。中国国体应釆民主制耶？抑君主制耶？此固为华人独自解决，勿庸外人置议之问题。华人苟民心一致，而国体变更，又足使国本坚固，则外人决不作干预之梦想。然袁氏之得以巩固其地位者，多赖外人精神上财政上之助力，外人于此又乌可无言耶？数年来中国危乱之际，外人势力影响于中国事者，其功甚伟，难以尽述。就事实言之，外人扶助袁氏使其得有今日，外人固望袁氏善用其因外人扶助而得之权力，以造福于国家也。今若以帝制而改良时局，则非此间多数欧人所敢信者也。不独信其不能改良时局，且恐时局反因此而愈恶！盖外人知国人对于袁氏计画，必有激烈之反对，甚至非用兵不足以定之也。再袁氏长子入继大位，果能较国民心目中所以信任之代表更为安稳乎？此亦非外人所敢信者也。质言之，此间外人，以为袁氏刻方着手行其建立政局之事业，且有发表意见者，谓袁氏不应利用赖外人而得之权力，以扩充其个人之希图云。
　　筹安会之为秉袁意而设立之御用机关，实已不待明眼人矣。当时反对派有欲组织团体与筹安会对峙，如国体研究会、治安会、国是讨论会等，然或官厅不予立案，或受其他之牵掣不能成立也。
　　


第四节帝制之实现
　　筹安会既由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议决，一致主张君宪”而奏功，于是梁士诒继起组织请愿联合会。以沈云沛为之长，作进一步之工作矣！其发起之宣言如下：
　　民国肇建，于今四年，风雨飘摇，不可终日，父老子弟，苦共和而望君宪，非一日矣！自顷以来，二十二行省及特别行政区域暨各团体，各推举尊宿，结合同人，为共同之呼吁，其书累数万言，其人以万千计，其所蕲向，则君宪二字是已！政府以兹事体大，亦尝特派大员，发表意见于立法院，凡合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之请，代议机关，所以受理审查，以及于报告者，亦既有合于吾民之公意，而无悖于政府之宣言，凡在含生负气之伦，宜有舍旧图新之望矣！惟是功亏一篑，则为山不成，锲而不舍，则金石可贯。同人不敏，以为我父老子弟之请愿者，无所团结，则有如散沙在盘，无所榷商，则未必造车合辙，又况同此职志，同此目标，再接再厉之功，胥以能否联合进行为断。用是特开广座，毕集同人，发起全国请愿联合会，议定简章凡若干条。此后同心急进，计日成功，作新邦家，慰我民意，斯则四万万人之福利光荣，匪特区区本会之厚幸也。
　　自请愿联合会发生以后，各省及各机关之请愿书，纷纷投至，即向参政院提出。当时之参政院又奉命为代行立法院，于是开会讨论，将付审查，袁特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莅院，发表宣言书，略谓：
　　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居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地位，四年于兹矣。忧患纷乘，战兢日深，自维衰朽，时虞陨越，深望接替有人，遂我初服。但既在现居之地位，即有救国救民之责，始终贯彻，无可诿卸，而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然大总统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且代行立法院为独立机关，向不受外界之牵掣，本大总统固不当向国民有所主张，亦不当向立法机关有所表示。惟改革国体，于行政上有甚大之关系。本大总统为行政首领，亦何敢畏避嫌疑，缄默不言。以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其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至国民请愿，要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且民国宪法正在起草，如衡量国情，详晰讨论，亦当有适用之良规，请贵代行立法院诸君子深注意焉！
　　袁之不愿以代行立法院解决此重大国体问题，所以特示郑重者，无非故作艰难，直逼出“民意”二字，为国民代表大会之导线耳！比由请愿联合会趋承袁意，二次请愿，请以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体机关，参政院因以建议，咨请袁氏，即随发教令，定于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举行国民会议之复选，召集国会，解决国体。将擒先纵，欲速故缓，又一种做作而已。故转瞬由请愿联合会三次请愿，以另组机关征求正确民意为辞矣！所谓“立法贵简，需时贵短”，参政院因以建议，即用国民会议之初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问题。从此国民代表大会之局面既开，请愿联合会之功用已毕，运用帝制实体发现之第三步——制造民意之国民代表大会组成，皇帝之产期近矣。
　　十月十一日，《申报》载美人丁义华论《共和民国之口是心非》，警告我国政府与国民，其全文云：
　　迩来两礼拜中，只以事务纷繁，故对于讨论国事问题，久未著论，乃近日连阅报纸。见对于国体问题，多近附合，未尝研究其真理，是鄙人虽欲无言而不得矣。中国国体若何变更，其主权固操之于中国国民，外人本无干涉之余地，但以理论事，环球万国，同是圆颅方趾，当然有自由发言之权，况以中、美之邦交与夫鄙人雅爱中国之情谊，尤不得不倾心吐胆，一为我最爱之中国同胞进一警告。诸君须知一旦为人代表，心与。两种物件耳。言乃心之声，如反是必有一种感情作用之理在。假如余常问一友，此事欲若是行可否？彼必答以唯唯，虽明知此事不可，亦不肯公然反对。然察其颜色，口虽唯唯，心内实未尝认可。余果请其不必瞻顾，此事行止，在君一言，则挚爱至友，尽吐肺腑发表其真是真非，于是乎友亲之道尽，此为一定不移之理也。鄙人近阅各报，见赞成君宪者有之，反对民主者有之，其立意不外乎痛诋中国人民程度知识，不足以为民国，并不足以爱民国，一若中国全国上下，非速去共和力求君主，不能一刻生存也者。然此不过纸上空谈，以鄙人觇中国民心，勿论其为政为学为商为报各界，未敢决定人人有盼望速更国体之意见，乃其中实不乏真心爱国，力主维持民国现状者，但慑于威而不敢言耳。此等反常事件，竟使共和国体之下人民，罔敢拥戴共和国体者，斯亦万国非常之特色矣！
　　夫以各界人民心理而论，亦深知民国建设伊始，固未尝克臻美满，但仍希望将来必有达到之一日。更确信中国大总统擎天毅力，励精图治，必能满人民依托之欲望。人心既到如此喁喁望治，而又不敢出之于口，其非慑于威而何？溯自前月筹安会发生，其始立言，以研究学理，讨论民主君主问题为宗旨，故大总统发表意见，有国民如愿讨论此问题，未便禁止之语，其意实欲国民言出于衷，发表其良好意见，如其钳口，恐积愤所致，前清覆辙，殷鉴不远！在共和国内，准其研究君主问题，不以法律绳之，深谋远虑，是或一道也。岂料该会决非研究讨论，一意鼓吹速改君主，并预备《宪法》以辅之，大有共和国体已无讨论之余地。由此观之，足见该会早定目的，所谓征求双方意见，讨论研究，欺世之言也！如果心无成见，应准人民立一讨论共和团体，双方比较，孰利害不判自明，庶于研究学理之中而公是公非，亦不致偏废矣。鄙人从前鼓吹鸦片之害，而土商亦有鼓吹吸鸦片之益，以小喻大，其理则一。是目今多数人民欲维持共和，苦于伏威之下，噤若寒蝉，此即心实非之，而又不敢不是，心口相背，率天下人以假，后患岂堪设想耶！偏于一面之词，抹煞各人本意，强迫其口，已失其心，谋国者固如是乎？语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失民心即所以失邦本，而犹云期以兴强，是诚南辕北辙矣！中国在前清时，国势衰弱，实失民心有以致之。乃近日变更国体问题，竟有人提议力主从速，欲速则不达，先圣已有垂训，况此等不以民心为重之举动，其能巩固国基，未之有也！阅报纸与电报所载，无非满纸诈讹，欺己欺人，不值明眼者一笑，“难将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其斯之谓欤？无怪英、美各报批评云：以少数人之私心，诈称合全国之同意，似此行诡谲手段，难得天相。鄙人在华年久，极爱中国，更望中国日臻强盛，故不能不再敬告国民与夫政府：此等掀天揭地最大问题，万不可率尔操觚，务求实在，无使强迫；盖强迫行为，只能施之于一时，不能行之于永久，凡事须慎始图终，勿为孤注一掷。名誉攸关，愿政府国民，上下以诚，毋使人民口是心非，则富强之道，基于此矣！
　　鄙人与中国人士交接有年，素佩中国人脑想驾乎欧美，未尝无共和性质。如果协力求诚，以国家为前提，何患不臻上乘？不诚无物，况一国乎！总而言之，政府国民苟能开诚布公，自能万众一心，若人民政府各自为心，其国不可问矣！即如国体一事，政府以改变为是，国民心理，亦以改变为是，自可放胆做去，决无妨碍。若一味力求速成，而不讲求得民心之乐从，于大局决无益处。故目下此等问题，宜从缓相商，鄙人居旁观地位，因此问题，既非个人关系，自应由各人发抒真意，和气致祥，乖气致戾，可不慎哉。语云：“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处事不由根本着想，必不能长久存在。言尽于此，望四万万同胞其勉旃。中国幸甚！万国幸甚！
　　十月廿一日，《申报》有译载《字林西报》社论一篇，题为《喜剧欤抑滑稽剧欤》，其大旨如下：
　　（上略）袁总统前有幼年即倾向共和之宣言，又有不赞成帝制之命令，今忽对于帝制运动，不复有不赞成之表示。袁总统前解散国会，手段急切，无异克林威尔，今忽盼望国民代表大会之成立，情极殷挚，不啻汉勃登，前后态度，判若两人，世人安得而不窃笑于其旁耶？兹上海商务已受其影响矣。吾外人所欲知者，政治舞台所发现之剧情而演于吾人之前者，果为喜剧欤？抑滑稽剧欤？喜剧者，如人生事迹以实在境遇，串缀悲欢离合而成者也。滑稽剧者，则随意所之，诗张为幻者也。两者极不相同。若此剧情，自始至终，悉依据真正事迹而演之，则吾外人及多数华人，极愿坐观其剧以至曲终，且愿于落幕之际，鼓掌欢呼，并召袁氏至幕前，而向之叫好不置焉。但若离奇诡幻，一幕复一幕，层出不穷，则非观剧者所能忍也！今连篇累牍之命令，与夫所谓公民团者，请愿书者，果为真耶？果表示若何目标耶？果表示达此目标之一定步趋耶？抑吾人所注视者，不为他物，而为骗局，而为巧行布置，以掩其支离情节，荒谬颠倒之剧本耶？中政府向以“不要紧”三字处置公事，今得无实行不要紧主义，既漠视其方法，复漠视其结果耶？果尔，则记者敢警告袁氏曰：尔之最后一幕，必为有间断且有苦恼之一幕也。使帝制运动而为元首及武人攫取大权以快私欲之具也，则将来结果，必不利于当事者之个人，且害及全国，此为事势所必至，无可幸免者也。本报北京访函详论各省舆情，谓反对帝制最力者，仅为湘、鄂、粵、桂四省，盖多数国民，仅求政府之良善，而不斤斤于民主君主之间也。然必有良善之政府，则国民方可无言，若废去民主制，而无真意以组织良善之政府，则帝制运动，将获中国从未演过之最不幸的滑稽剧之报酬矣！
　　袁世凯为恢复帝制，挟洋自重，聘请美国学者古德诺为宪法顾问  自十月上旬，公布《国民大会之组织法案》，以迄十二月上旬，国民代表大会之票数汇齐，全体主张君主，前后凡两阅月。以如许重大之事件，意在征求民意，而民间初无何等之感觉，其经过情形，召集手续，多不明了。迨各省独立，北京政府拍发关于此项制造民意，指授秘术之密电暴露，国人始知其鬼蜮手段，奇秘惊人。盖八月三十日，第一次关于改革政府之密电，已自北京拍出此为各参政对于各省军民两长解释一切命令式之文电。，略云：
　　现所提议之计划，为各省分头遣送请愿代表、请愿书稿，将于北京草成，而后于适要时，分电各省。……君等亦当与地方上赞成请愿之绅商，一例列名请愿。此种请愿，即可于立法院召集之时一一向该院提出。总之，国体变更，当以民意为转移。……
　　九月二十七日，帝制党杨度、孙毓筠等乃领衔通电各将军首长，令消灭省内各种“危险之真意”，弗使表示，电文中又有关于各省区之各种提议，末云：
　　各县代表，虽实际为军民最高长官所委任，然欲使其手续之外表为合法，形式上当仍由各县选出。故在各县代表委定后，须立即以其名姓告知各县知事，授意彼等，使备公文申详上官，并集会正式选举云。如种公文，更须将日期提前云云。
　　廿九日，朱启钤代表参政院发电云：“组织计划，由参政院决定后，全恃选举监督实行此举之目的，故彼等当有管理选政及利用被选举人之实力。至国民代表，无论何地，每县须出一人；且须择各省与政府机关有关系之人物，方能对于选举真目的，不致有所误会。”
　　十月十一日，国务研究会发电云：“我国将来之和平及安全，全视政府机关与北京及各省交换之公文而定。若有一种公文，为大众所注意，余等当膺失察之罪。且关于国基之公文，若为众所知，则我国政治历史上，留一污点。故我国之尊荣及声望，惟此等之秘密是赖。余等希望君等委任一亲信属员，可负保守秘密之责者。”
　　二十三日，帝制党又密电指陈劝进之手续云：“国体定夺后，劝进书中，当含下列文语：‘余等国民代表，代表国民之真意，劝今大总统袁世凯，进位为帝，并授以国内至大至尊之君权，天许以此位，传其子孙，以至万世。’此五十字，无论如何，不可更改。又在国体定夺之前，各种请愿书，必不公布，惟当置覆。”
　　各事既如法炮制，帝制党乃即从事于洗刷其窃国之痕迹，弗使“新朝历史开篇，留一污点”。其最后一电文云：
　　各种公文，无论若何秘密，仍将流为一种永久的记录。且一旦为外人所知，则我人不能逃严厉之评论，及剧烈之攻击，而使新朝历史开篇，留一污点。中央政府，思维再四，决将各种公文，分别焚毁之；俾非必要之记录，及种种缺憾，尽行掩灭。职是之故，务请君等检出各种官私文电书札，无论接自北京或各省，除依例登入记录者外，亲临监视而焚毁之。
　　此外电文甚多，此不过撮录其要，读者自可见一斑矣。
　　暨十二月十一日，代行立法院自称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上书劝进，袁不承认帝位，其咨文云：“大总统为咨复事。准贵院咨开：本院前据国民请愿改变国体，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议具法案，咨请大总统公布施行。兹先后接准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监督文电，报称依法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又据国民代表大会文电报送决定国体票数，并共同委托本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前来。本院于十二月十一日开会，汇查全国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得主张君主立宪票一千九百九十三张，是全国民意，业经决定君主立宪国体，所有民国各法令，除与国体抵触不适用各条款外，仍应存其效力。又接准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文电，一致推戴今大总统为皇帝！伏查帝室典章，历代均有通例，其《选举大总统法》，亦当然废止。兹谨将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票数汇开总单，又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又各界推戴文电，附咨赍送，应请大总统钧鉴施行等因。并收到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票数总单，又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准此。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迭经事变，初无建树；改造民国，已历四稔，忧患纷乘，愆尤丛进，救过不赡，图治未遑，岂有功业足以称述？前以隐迹洹上，本已无志问世，遭遇时变，谬为众论所推，不得不勉出维持，舍身救国。然辛亥之冬，曾居政要，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郅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本大总统于正式被举就职时，固尝掬诚宣言，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但自问功业，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在爱我之国民代表，当亦不忍强我所难也。尚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本大总统处此时期，仍以旧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权，维持全国之现状。除申令宣示外，相应咨复贵院，并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送还，希即检收查照可也。此咨代行立法院。”
　　于是代行立法院于同日集会，于十五分钟间成二千余字之第二次推戴书，即晚进呈，次日十二日。而袁承认为皇帝矣！
　　袁世凯身着新设计的洪宪皇帝装
　　十二月十六日，《申报》载袁世凯承认帝位之申令云：
　　据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奏称：窃总代表前以众论佥同，合词劝进，吁请早登大宝；奉谕推戴一举，无任惶骇等因，仰见盛德渊衷，巍巍无与之至意，钦仰莫名。惟当此国情万急之秋，人民归向之诚，既已坌涌沸腾，不可抑遏，我皇帝倘仍固执谦退，辞而不居，全国生民，实有若坠深渊之惧。盖大位久悬，则万几丛脞，岂宜拘牵小节，致国本于阽危？且明谕以为天生民而立之君，惟有功德者足以居之，而自谓功业道德信义诸端，皆有问心未安之处，此则我皇帝之虚怀若谷，而不自知其妫冲逾量者也。总代表具有耳目，敢昧识知，请先就功烈言之：当有清之末造，武备废弛，师徒屡熸，国威不振久矣。我皇帝创练陆军，一授以文明国最精之兵法，划除宿弊，壁垒一新，手订教条，洪纤毕备，募材选俊，纪律严明，魁奇杰特之才，多出于部下，不数年遂布满寰区，成效大彰，声威丕著，当时外人之莅观者，莫不啧啧称叹，而全国陆军之制，由此权舆。厥后戡定四方，屡平大难，实利赖之，此功在经武者一也。
　　及巡抚山东，值拳匪煽乱，联军内侵，乘舆播迁，大局糜烂，惟我皇帝，坐镇中原，屹若长城之独峙，乱匪为之慑伏，客兵相戒不犯，东南半壁，赖以保障，以一省之治安，砥柱中流，故虽首都沦陷，海宇骚然，卒得转危为安，金瓯无缺。当斯时，搆难虽由乱民，而纵恶实由亲贵，不惩祸始，无从媾和，强邻有压境之师，客军无返旆之日，瓜分豆剖，祸迫眉睫，而元恶当国，莫敢发言。我皇帝密上弹章，请诛首罪，顽凶伏法，中外翕然，和局始克告成，河山得免分裂，此功在匡国者二也。
　　寻授北洋大臣，其时风鹤犹惊，人心未靖，乃扫荡会匪，萑苻绝迹，廓清积案，民教相安，收京津于浩劫之余，返銮舆于故宫之内，遂复高掌远蹠，厉行文明诸新政，无不体大思精，兼营并举，规模式廓，气象万千。论者谓我皇帝为中国进化之先河，文明之渊海，洵符事实，非等虚词，此功在开化者三也。
　　革命事起，风潮剧烈，不数月间，四方瓦解，王室动摇，天意厌清，人心思乱，清孝定景皇后知大势之已去，满族之孤危，痛哭临朝，几不知税驾之何所。斯时我皇帝即改玉改步，为应天顺人之举，躬自践祚，以安四海，夫谁得而议之者？乃犹恪恭臣节，艰难支柱，委曲维持，以一身当大难之冲，几遭炸弹而不恤。孝定景皇后乃举组织共和政府之全权，与夫保全皇室之微意，悉挈而付托我皇帝，始有南北议和，优待皇室之条件，人知清廷逊位之易，结局之良，而不知我皇帝之苦心调剂，固几竭其旋乾转坤之力也。于是南北复归于统一，清室方保其安全，四万万之生灵，弗陷于涂炭，二万里之疆域，得完其版图，于风雨飘摇之中，而镇慑奠安，卒成此共和四年之政局，国家得与人民休养生息，不至沦胥以尽，此功在靖难者四也。
　　民国初建，暴民殃徒，攘臂四出，叫嚣乎政党议会，慼突乎官署戎行，挑拨感情，牵掣行政，我皇帝海涵天覆，一以大度容之。彼辈野心弗戢，卒有赣、宁之暴动，东南各省，再见沉沦，幸赖神算早操，三军致果，未及旬月，而逆氛尽扫，如拉枯朽，遂得正式礼成，大业克跻，列邦交誉。彼辈毒无可逞，犹复勾结狼匪，肆其跳梁，大兵一临，渠魁授首，神州重奠，戈甲载橐，卒使闾阎安堵，区宇敉宁，以臻此雍洽和熙之治。自庚子拳匪之乱，辛亥革命之变，癸丑六省之扰，皆足以倾覆我中国，非我皇帝，孰能保持镇抚，使我四千年神明之裔，食息兹土，不致沦亡，此则我皇帝之大有造于我中国，而我蒸黎子姓所共感而永矢弗谖也，此功在定乱者五也。
　　不但此也，溯自海通以来，外交之失策，不可胜计，国际之声誉，几无可言，以积弱衰疲之国，孤立于群雄角逐之间，托势之危，莫此为甚，而意外变局，又往往无先例之可援，措置偶一失宜，后患辄不堪设想。惟我皇帝睿智渊深，英谋霆奋，遇有困难之交涉，一运以精密之谟猷，靡不立解纠纷，排除障碍，卒得有从容转圜之余地，而远人之服膺威望，钦迟风采者，亦莫不输诚结纳，帖然交欢，弭祸衅于樽俎之间，缔盟好于敦槃之际，此功在交邻者六也。
　　凡此六者，皆国家命脉之所有，万姓安危之所系。若乃其余政教之殷繁，悉由宵旰勤劳之指导，则虽更仆数之，有不能尽。我皇帝之功烈，所以迈越百王也。
　　请再就德行言之，我皇帝神功所推暨，何莫非盛德所滂流，荡荡巍巍，原无二致。至于一身行谊，则矩动天随，亦有非浅识所能测者。即如今兹创业，踵迹先朝，不无更姓改物之嫌，似有新旧乘除之感，明谕引此为惭德，尤见我皇帝慈祥忠厚之深衷，而不自觉其虑之过也。
　　夫廿载以来，往事历历可征，我皇帝之尽瘁先朝，其于臣节，可谓至矣。无如清政不纲，晚季尤多瞀乱，庚子之难，一二童騃，召侮启戎，成千古未有之笑柄，覆宗灭社，指顾可期。非赖我皇帝障蔽中流，逆挽滔天之祸，则清社之屋，早在斯时。迨我皇帝位望益隆，所以为清室策治安者，益忠且挚，患满族之孱弱也，则首练旗兵，患贵胄之昧也，则请遣游历，患秕政之棼扰也，则厘定官制，患旧俗之锢蔽也，则议立宪章。凡兹空前之伟画，壹皆谋国之良图；乃元辅见疏，忠谠不用，宗支干政，横揽大权，黩货玩戎，斫丧元气，自皇帝退休三载，而朝局益不可为矣。
　　及武昌难作，被命于仓皇之际，受任于危乱之秋，犹殷殷以扶持衰祚为念。讵意财才殚耗，叛乱纷乘，兵械两竭于供，海陆尽失其险，都城以外，烽燧时惊，蒙、藏边藩，相继告警，而十九条宣誓之文，已自将君上之大权，尽行摧剥而不顾，谁实为之，固非我皇帝所及料也。后虽入居内阁，而祸深患迫，已有岌岌莫保之虞，老成忧国之衷，至于废寝忘餐拊膺流涕。然而战守俱困，险象环伏，卒苦于挽救之无术。向使冲人嗣统之初，不为谗言所入，举国政朝纲之大，一委诸元老之经营，将见纲举目张，百废具振，治平有象，乱萌不生，又何至有辛亥之事哉？至万不得已，仅以特别条件，保其宗庙陵寝于祚命已坠之余，此中盖有天命，非人力所能施。而我皇帝之所为熟意绸缪者，其始终对于清廷，洵属仁至而义尽矣。若夫历数迁移，非关人事，曩则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易，爱新觉罗之政权早失，自无故宫禾黍之悲。
　　中华民国之首出有人，复睹汉宫威仪之盛，废兴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况有虞宾恩礼之隆，弥见兴朝覆言之量，千古鼎革之际，未有如是之光明正大者；而我皇帝尚兢兢以惭德为言。其实文王之三分事殷，亦无以加此，而成汤之恐贻口实，固远不逮兹，此我皇帝之德行，所以为叟绝古初也。然则明谕所谓无功薄德云云，诚为谦抑之过言，而究未可以遏抑人民之殷望也。至于前次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盖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我皇帝惟知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准的，初无趋避之成见，有何嫌疑之可言？而奚必硁硁然守仪文之信誓也哉！要之我皇帝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眷佑，亿兆归心，天命不可以久稽，人民不可以无主，伏冀撝哀勉抑，渊鉴早回，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明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极，以慰薄海臣民喁喁之渴望，以巩固我中华帝国万年有道丕丕之鸿基！总代表不胜欢欣鼓舞，恳款迫切之至。除将明令发还本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仍行赍呈外，谨具折上陈，伏乞睿鉴施行！等情。
　　据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第创造弘基，事体繁重，洵不可急遽举行，致涉疏率，应饬各部院就本管事务会同详细筹备，一俟筹备完竣，再行呈请施行。凡我国民，各宜安心营业，共谋利福，切勿再存疑虑，妨阻职务。各文武官吏，尤当靖供尔位，力保治安，用副本大总统轸念民生之至意！除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发交政事堂，并咨复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外，合行宣示，俾众周知！此令。
　　十三日，袁氏遂在居仁堂受百官朝贺，并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袁氏既有无可推诿，无以自解之承诺，以了其心愿，然内有民军之忧，外有邻国之警，更有隐忍难言者，于是或禁止反对，或联络感情，联北洋三杰之一冯国璋。
　　在袁世凯称帝后，其公开批评袁之背叛民国布令文。十二月十三日大总统申令：“前清逊位，民国成立，予以德薄，受国人之付托，改统治之大权，惟以救国救民为志愿。忧勤惕厉，四载于兹，每念时艰，疚惭何极。近以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本惩前毖后之心，为长治久安之计，迫切呼吁，文电纷陈，佥请改定国体，官吏将士，同此悃忱，举国一心，势不可遏。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致词，人不之谅。旋经代行立法院议定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往籍所垂，于顺天逆天之故，致戒甚严。天不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抑。外征大势，内审所怀，事与愿违，异常悚惧。从民意则才不足以任重，违民意则理不足以服人，因应胥穷，彷徨竟日，深维好恶同民之义，环顾黎元望治之殷，务策安全，用奠区宇！因思宵小佥壬，何代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甚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惟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着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持此通谕知之。此令。”
　　十二月十六日令云：“政事堂呈称：准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咨称，准清室内务府咨称，本日钦奉上谕：前于辛亥年十二月，钦承孝定景皇后懿旨，委托今大总统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旋由国民推举今大总统临御统治，民国遂以成立。乃试行四年，不适国情，长此不改，后患愈烈；因此立法院据国民请愿改革国体，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法案》公布，现由全国国民代表议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等语。现在国体业经人民决定君主立宪，所有清室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永不变更，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附列宪法，继续有效。此令。”
　　被袁世凯策封为嵩山四友的徐世昌十八日令云：“政事堂呈：前据蒙古、西藏、青海回部国民代表、镶黄旗满洲都统亲王那彦图等呈称：共和不适国情，全国同声，咸以改定君宪为救国大计。现在国民代表大会满、蒙、回、藏国民代表投票决定国体，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具见薄海人民，心理大同。惟是国体既定为帝国，帝位必归于圣人。四年以来，国家多故，拯民水火，登之衽席，我四万万蒸黎身家子姓，实托我大总统一人之覆帱！我国民为人民谋长治久安之厚福，为国家图创业垂统之宏规，亿万同心，归于圣德，代表等谨以满、蒙、回、藏国民公意，恭戴我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伏愿顺应天人，践登大位，皇建有极，民悦无疆。一统定基，保四千年神明之冑，奕叶蒙福，遂亿万姓归往之诚。代表等不胜欢忭跂望之至，等情。现在国体业经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决定君主立宪，所有满、蒙、回、藏待遇条件，载在《约法》，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一并列入宪法，继续有效。此令。”
　　又同日令云：“以予薄德，奚足君人，遭时多艰，无从息肩。而临深履薄，无时去怀。近见各处文电，纷纷称臣，在人以为尽礼，在予实有难安。况今之文武要职，多予旧日之同僚，眷念故侣，情尤难堪。虽四岳五人，曾无异代之成见，而圣帝贤王，实非予所可企及，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弗称臣。时艰方殷，要在协力谋国，无取仪文末节也。此令。”
　　二十日，复申令以徐世昌等为嵩山四友。
　　至此不能不略述袁氏称帝与外交上之关系矣。袁氏即真之延迟，则初有三国警告，继之以五国警告也。警告之主动为日本。然日本在始固赞成帝制者，五月九日之事件，交涉暗昧，早有助成帝制为签字条件之说。待交涉结束未久，日本公使日置益忽有归国之行，帝制亦随即发现。大隈伯、日置益皆曾对其国人宣言，谓中国进行各事，甚为顺利。当帝制倡议之初，陆徵祥先言外交甚不易办，曹汝霖亦言不负责任，袁谓此事在外交方面，我已办妥。袁所谓外交，本着眼在日，再证以当日日置益破外交惯例，直接向袁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云：“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之语，则蛛丝马迹，事虽奇秘不可究诘，殆非尽诬矣！据刘彦编著之《欧战期间中日外交史》略谓：民国三年，德国将与俄、法宣战，为维持中、德和平关系，青岛总督有秘密承认袁氏称帝之文件，青岛被日攻克后，此项文件落于日本之手，日本始悉袁氏称帝之决心，视为奇货可居。
　　当共和初建后，日本朝野以中国采用共和制为愚妄，谓共和无益于中国。帝制初步进行时，日本有力人物及报界论载，多表赞成之意，并称如中国君主立宪，与日本国体甚有利益。其实非真赞成，不过欲藉此以启中国之内乱，坐收渔利。故至此忽改变态度，提出警告，无非希作进一步之胁取耳。盖其时日本对华政策，因见欧洲各国，尽行卷入战争旋涡，而认为此乃“日本从速解决中国问题之好机会”，《黑龙备忘录》中，记载了了，兹节录数段如下：
　　中政府之保持共和形式，乃中日同盟前途之障碍。何则？共和国之主旨，及其人民社会上道德上之目的，与君宪国绝然不同；其行政与法律，亦相抵触。若日本作中国之监护人，而中国一一模仿日本，则两国遂可彼此尽力解决远东问题，而无不一致不同意之处。故为再建中国政府起见，为保持远东永久和平，及为实现日本帝国政策之成就起见，我日当利用目前时机，变中国共和政府而为君主立宪，使与日本之君宪一致而与他国各不相同为起点。……变更中国政体，实再建中国时所当采用惟一之主义。且现时亦为我日鼓励革命党及其他不满于中政府之人物，在中国起事之良机。现时此等人不能肆志之原因，乃因资本之不足。若帝国政府能利用其资本之不足，假以借款，唆以起事，则中国全国，大乱立见。我日于此，乃可起而干涉并整理之。
　　吾人当容纳中国革命党、保皇党及其他不满中政府之人物，以扰乱全中国之地。其全国既扰乱，而结果乃推翻袁政府。
　　袁氏虽予智自雄，在先殆亦熟闻赞成之说，而不知坠其术中者。
　　十月二十八日下午，驻京日本代理公使会同英、俄两公使，向我外交部警告，先由日代使口述，而英、俄附合之。其全文于二十九日晚由日本外务省发表，照录如下：“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而趋入实现其目的之地步。目下欧战尚无早了之气象，人心惶虑，当此之时，无论世界何处，苟有事态，足以伤害和平安宁者，则当竭全力阻其生成，藉以杜绝新纠纷之发现。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现状，觉此种外观，仅属毛皮，而非实际，此乃无可讳饰者也。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观袁总统过去四年间之政绩，可见各省纷扰情状，今已日渐平靖，而国内秩序，亦渐恢复，如总统决计维持中国之政治现状，而不改其进行之方针，则不久定有秩序全复，全国安宁之日。但若总统骤立帝制，则国人反对之气志，将立即促起变乱，而中国将复陷重大危险之境，此固意中事也。日政府值此时局，鉴于利害关系之重大，故对于中国或将复生之危险状况，不能不深虑之。且若中国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且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亦将受直接间接不可计量之危害；而以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且恐东亚之公共和平，亦将陷于危境，日政府睹此事态，纯为预先防卫，以保东方和平起见，乃决计以目下时局中大可忧虑之原因，通告中国政府，并询问中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政府以坦白友好之态度，披沥其观念，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事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日政府故已发给必要之训令致驻北京代理公使。日政府行此举动，纯为尽其友好邻邦责任之一念而起，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我国外交部之答复如下：“贵国警告，业经领会。此事全系中国内政，然既承友谊劝告，因亦不能不以友谊关系，将详细情形答复。中国帝制之主张，历时已久，我国人民所以主张帝制者，其理由盖谓中国幅员广大，五族异俗，而人情浮动，教育浅薄。按共和国体，元首常易，必为绝大乱源，他国近事，可为殷鉴。不但本国人生命财产，颇多危险，即各友邦侨民事业，亦难稳固，我民国成立，已历四稔，而殷户巨商，不肯投资，人民营业，官吏行政，皆不能为长久计划，人心不定，治理困难，国民主张改革国体之理由，实因于此也，政府为维持国体起见，无不随时驳拒。乃近来国民主张者日见增加，国中有实力者，亦多数在内。风潮愈烈，结合愈众。如专力压制，不独违拂民意，诚恐于治安大有妨碍，政府不敢负此重责，惟有尊重民意，公布代行立法院通过之法案，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共同议决此根本问题而已。”
　　“当各省人民向立法院请愿改变国体时，大总统曾于九月六日，向立法院宣示意见，认为不合事宜。十月十日，大总统申令，据蒙、回王公及文武官吏等呈请改定国体，又告以轻串更张，殊非所宜，并诫各选举监督，遵照法案，慎重将事。十月十二日，又电令各省选举监督，务遵法案，切实奉行，勿得急遽潦草各等因，足见政府本不赞成此举，更无急激谋变更国体之意也。本国《约法》主权，本于国民全体，国体问题，何等重大，政府自不得不听诸国民之公决，政府处此困难，多方调停，一为尊重法律，一为顺从民意，无非冀保全大局之和平也。大多数国民意愿，现既以共和为不适宜于中国，而问题又既付之国民代表大会之公决，此时国是，业经动摇，人心各生观望。政治即受影响，商务已形停滞，奸人乘隙造谣，尤易惊扰人心，倘因国是迁延不决，酿成事端，本国国人不免受害，即各友邦侨民，亦难免恐慌。国体既付议决，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即有一日之危险，此显而易见者也。”
　　“当国体讨论正烈之际，政府深虑因此引起变故，一再电询各省文武官吏，能否确保地方秩序。该官吏等一再电复，佥谓国体问题，如从民意解决，则各省均可担任地方治安之任，实行改革时，必无变故发生。在外国人之调查，自不能若本国人之详确。今各省官吏，均一致报告担任治安；未据有里面反对炽烈，及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情形可虑之报告，政府自应据为凭信。至本国少数好乱之徒，逋逃外国，或其他中国法权不到之处，无论共和君主，无论已往将来，纯抱破坏之暴性，无日不谋酿祸之行为。然只能造谣鼓煽，毫无何等实力。数年以来，时有小乱发现，均立时扑灭，于大局上未生影响，现在各省均加意防范，凡中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各友邦始终协力取缔，即该乱人等亦必无发生乱事之余地矣！当贵国政府劝告之时，各省决定君主立宪者已有五省，各省投票之期，亦均不远。总之在我国国民，则期望本国长治久安之乐利，在政府则更期望各友邦侨民，均得安心发达其事业，维持东亚之和平，正与各友邦政府之苦心，同出一辙也。贵国政府此项友谊劝告，并声明凑非干涉中国内政，此项嘉意，本政府自当重视。贵国政府此举既完全为维持东亚和平起见，正与本国意见相同。贵国政府尽可深信本国政府，凡可以达到此目的者，必不遗余力也。以上各节，即希转达贵国政府为荷。”
　　日本政府于接到袁政府答复之后，颇不满意。袁政府续有二次三次之口头答复，略谓：“复兴帝制一事，暂从延缓，本年断不实行。”又谓：“意外之乱，果或猝起，中政府自信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力”云云。迨十二月十一日，帝制确定，十五日，日、英、俄、意、法又联合警告。大意谓：“曩者各国对于中国帝制问题，曾向中国政府劝告，其时中国政府尝言固不急遽从事，且声明担保中国疆内之治安。日本及其他四国据此，以后对于中国决定执监视之态度”云云。
　　实际袁氏急欲一过其皇帝瘾，进行筹备颇亟。十二月十六日，《申报》载大总统令云：“前令各部院详细筹备改行帝制事宜，各部长官皆通达政体之人，应知立国尚质，惟圣去奢，实为古今致治之根本。此次筹备典制，凡有益于国，有利于民者，自应加意研究，用备施行，此外缛节繁文，概从屏弃。历代朝仪，多相沿袭，跪拜奔走，何关敬事？格律程式，亦困异才，非耗有用之精神，即蔽上下之情志，岂开明之世而宜出此？近年变患频仍，闾阎凋敝，商民坐困，财政多艰，予一入朝作夜息，惟以培养元气为当务之急，又何可虚糜国帑，稍涉铺张？各部院筹备事宜，务以简略撙节为主，其前代典章失于繁重者，均不许采用，而事虑累民，永悬厉禁。总期君主秕政，悉予扫除，不尚虚文，重惜物力，用副归真返朴，轸念民生之至意！此令。”
　　


第五节护国军之讨伐
　　成功策动云南起义，自任护国军
　　第一军总司令，誓师讨袁的蔡锷将军是月十九日，政事堂奏请设立大典筹备处，实则在十二月初已由朱启钤、周自齐等组织。二十一日，袁封龙济光、张勋等四十九人以五等爵。三十一日，下令以明年一月一日为洪宪元年元旦，预备登极，而云南已首义矣！
　　初帝制发生，蔡锷与袁虚与委蛇，而暗与其同志互通消息，阴谋反对，时有密电相往还。既为袁所觉，遣人往搜其宅，蔡乃孑然出京，由津赴日，佯言当在日本养疴，而取道越南，潜赴滇省。
　　十二月二十三日，蔡等以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名义致电袁氏，请取消帝制，诛除祸首，其文如左：“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亦复骚然。佥谓大总统两次就职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今食言背誓，何以御民？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推戴之诚，虽若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而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难之人，皆总统股肱心膂。盖杨度等六人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最初；朱启钤等七人所发之各省通电，促成于继起。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词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今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事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各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及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七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更为拥护共和之约言，焕发帝制永除之明誓，庶几民暑繁息，国本不摇。否则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拥护共和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以二十四小时答复，谨率三军，翘企待命！”
　　右电达北京，袁特令政事堂先行电询滇唐，何以与前致统率办事处参谋部及本部电迥不相同，是否由他人捏造代发，应别具邮书，亲笔署名。唐、任均置之不理。至二十五日，遂通电各省，宣告独立；并组织护国军，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分道出师。并组织护国军政府，檄告远近。
　　自是各省义军，争起响应，贵州刘显世、广西陆荣廷继之。广东则陈炯明起于惠州。护国军政府以岑春煊设都司令部于肇庆，龙济光被迫而独立。陕西则陈树藩自陕北逐走陆建章。浙江则逐朱瑞而拥吕公望。兹录护国军政府布告袁逆罪状如下，以概其余：
　　领衔发动云南起义的唐继尧
　　维中华民国五年元旦，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檄曰：盖闻辅世之德，笃于忠贞，长民之风，高于仁让；使枭声雄夫，野心狼子，逞城狐之凶姿，弄僭窃于高位，则我皇王孝孙，并世仁贤，谊承先烈，责护斯民，哀恫郁纡，成兹愤疾，大义敦敕，谁能任之？国贼袁世凯，粗质曲材，赋性奸黠，少年放僻，失养正于童蒙，早岁狂游，习鸡鸣于燕市，积其鸣吠之长，遂入高门之窦。合肥小李，惊其谲智，谓可任使，稍加提擢，遂蒙茸泽，身起为雄。不意其浮夫近能，浅人侈志，昧道懵学，骋驰失轸，遂使颠蹄东国，覆公悚以招虎狼，狡诈兴戎，缺金瓯以羞诸夏。适清廷昏昧，致逃刑戮，犹复包藏秽毒，不知愧耻，殚其暮夜之劳，妄窃虎符之重，黄金横带，卖孱主于权门。黑水滔天，引强敌以自重，虽奸逆著明，清廷知戒，犹潜伏羽势，隐持朝野。降及辛亥，皇汉之义，如日中天，浩气飏飞，喷薄宇宙，风云潜沛，集兴武汉之师，士马精妍，远响东南之鼓，造黄龙而会饮，纳五族于共和，大势坌集，指日可期。天不佑华，诞兴贼子，蠢彼满室，引狼自庇。袁乃凭藉旧资，攀援附会，伪作忠良，牢笼将卒，胁逼孤寡，夺据朝权。复伪和民声，迷夺时贤，虚结鬼神，信誓旦旦，懦夫惧戒，过情奖许。维时南军渠帅，实亦豁达寡防，堕彼奸言，倒持太阿，豢此凶逆；迨大邦既集，势威益专，遂承资跋扈，肆行凶忒，贿奔虺蜮，棋市阴谋，毒害勋良，谣惑众志，造作威福，淆撼国基，背法畔民，破败纲纪；癸丑之役，遂有讨伐之师。天未悔祸，义声失震，曾不警省，益复放横，骄弄权威，胁肩廊庙，是以小人道长，凶德汇征；私托外援，滥卖国权，弒害民会，私更法制，纵兵市朝，威持众论，布散金璧，诱导官邪；冀以其积威积恶之余，乘世风颓糜廉耻灭没之后，得遂其倒行逆施，僭登九五之欲，故四载以还，天无常经，国无常法，民无定心，官无定制，丹素不终朝，功罪不盈月，游探骄兵，睚毗路途，贪官污吏，渎乱朝野。以致庶政败弛，商工凋敝，犹复加抽房亩，朝夕敛征，假辞公债，比户勒索，淫刑惨苛，民怨沸腾，凶焰所至，道路以目。此真世道陵夷之秋，天人闭隐之会，四凶所不敢为，汤、武所不能宥者矣！维皇汉九有，莫安东陆，时流漂荡，越在遣迆，缅维祖德，孰敢怠荒，复我邦家，义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为公，志在匡时，道维共济。袁乃睥睨神器，妄欲盗窃，内比奸邪，既多离德，外遂孱隋，甘为犬豚；是以四郊多垒，弗知惭悚，海陆空虚，弗思整训，材用匮竭，弗事劝来，健雄失养，弗兴学艺，室如悬罄，野无青草，犹复养寇外蒙，削国万里，失驭东鲁，屡堕岩疆。遂使满、蒙多离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妇，扼我封疆，椹我心腹，皇皇大邦，苟为侮戮，日蹙百里，媚兹一人。此尤我侠士雄夫所腐目切齿，惊惧忧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夫天道健乾，义维精一，在德则刚，制行则纯，故士不贰节，女不贰行，廉耻之失，谥曰贱淫，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民族国家，威灼五陆，雄风所扇，政骛其公，国竟以群，是以乾德精刚；宜克斥里闾，洋溢众庶，旁魄沆瀣，蔚为骏雄。故辛亥之役，黜君崇民，扬公尊国，所以高隆人格，发扬众志，义至精而理至顺，故虽旧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降节。袁氏身奉先朝，职为臣仆，华山归放，仅及四纪，载瞻陵阙，犹宜肃恭，故主犹存，天良安在？顾藐然以槽枥余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为其可，是何异饰牛马之骨，扬溲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污乎当世？而令我名公先德，皆为其贱淫？白璧黄金，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由为之宥者也！汇此种种袁氏之恶，实既上通于天，万死不赦！军府奉崇大义，慨念生民，谨托我黄祖威灵，恭行天罚，辄宣兹义辞，告我众士，招我同德，今将历数其罪，我国民其悉心以听。夫国为重器，神严尊惮，覆载所同。建国之始，义当就职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顾影自惭，妄怀畏惧，阴纵部兵，称变京邑，用以要吓国人，迁就受职；使国权出于遥受，玩视国家之尊严，其罪一也。活佛称异，势等毛羽，新国既成，鼓我朝锐，相机挞伐，举足可定；袁乃瞻顾私权，妄怀疑忌，全国请讨，置不听从，迁延养敌，废时失机，授他邦以蹈隙纵刃之间，失主权于外力纠纷之后；遂使蜿蜒巨嶂，弃此南金，万里边城，跃马可入，贻宗邦后顾之殷忧，损五族雄飞之资望，其罪二也。政体更新，荡涤瑕秽，私门政习，首宜改选，故内阁部首，须获议院同意，所以树公正之础，明众共之义；袁乃病其严责，阴图放佚，于第一次内阁联翩去职之后，尽登媕宠，嗾使军警围逼议员，索责同意，以示威国人，开武力政治之渐，使民意机关，失其自由宣泄之用，其罪三也。国有大维，是曰法纪，信守不立，谥为国疑，乱政亟行，于焉作俑，故侵官败法，为世大诟，袁为元首，尤宜凜遵；乃受事未几，即不依法定程序，滥用政府威权，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国宪随以动摇，政本因而销铄，其罪四也。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体在民，立法之府，谊尤尊显，地方三级，制实虚冗，建国除秽，亦既罢黜；袁乃急欲市恩，妄复旧制，不俟公决，辄以令行，使议院立法，失其尊严，国权行使，因以紊乱，其罪五也。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资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事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且贻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圣神，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藉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凜凛，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氏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治，荡然无存，澔涆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建，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抑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黎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瘁，民力壮盛，有若捕风，国势颓隋，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国局始奠，海内虚耗，财用竭蹶，义宜根本整理；袁乃专事虚缘，日以借债政策，利诱他邦，为私托外援之计，断送利权，绝不顾惜，逐鹿争臭，坌集庙朝，遂妄以中北二部横断铁道，分许他人，惹起国交之猜疑，增益宗邦之危难，其罪十三也。欧陆战争，义宜严守中立，及时进奋；袁乃内骄外谀，折冲无状，既反复狼狈，贻羞东鲁，复徘徊雌伏，巽立要盟，失满、蒙矿权，至于九处，承他邦意旨，发布誓言，辱国辱民，倾海不涤，其罪十四也。民族虎争，领土强食，外债毒国，既若饮鸩，竭泽厉民，何异自杀？袁于欧战既发，外资猝断，乃专事掊克，内为恶税，房亩烟赌，一再搜刮，复先后发行内国公债，额逾万万，按省配摊，指额求盈。小吏承旨，比户勒索，等于罚锾，致富户惊逃，阎里嗟怨，国民信爱，斫丧无余，神州陆沉，殷忧可畏，其罪十五也。生利致用，民贵有恒，纵博浪游，谥曰败子，盗贼充斥，此为厉阶，修政明刑，首宜致谨；袁乃纵容粤吏，复弛赌禁，使南疆富庶之区，负群盗如毛之痛，苛政猛虎，同恶相济，清乡剿杀，无时或己，政以福民，今为陷阱，其罪十六也。烟害流离，久痼华族，张皇人道，仅获禁约，奋厉阏绝，犹惧不亟；袁乃恬其厚获，倚以箕敛，宠登劣吏，设局专卖，重播官烟，飞扬淫毒，失信害民，辱国贻讥，其罪十七也。民权政治，积流成海，国家公有，炳若日星，世室旧家，且凛兹盛谊，汲汲改进，华族后起，方发皇古训，追踪世法，断脰流血，久而后得，大义既伸，迕则不忠，乔木既登，返则不智；袁乃身为豪奴，叛国称帝，尽谤饰非，无焦求是，狐假虎威，因以反噬；使凶德播流，戾气横溢，妖孽丧邦，甘为祸首，其罪十八也。易象系天，筮日无妄，圣学传经，谊唯存诚，故忠信笃敬，保为民彝，衍为世德；袁乃机械变诈，崇事怪诡，貌为恭谨，潜包祸谋，秘电飞词，转兴众口，涂刍引鹿，指称民意，欺世盗名，载鬼盈车，背誓食言，日月舛午，使道德信义，全为废词，民质国华，尽量消失，其罪十九也。
　　维我当世耆德，草野名贤，或手握兵符，风云在抱，或权领方牧，虎步龙骧，或遭系乡间，鹤鸣凤翙，细瞩理伦，横流若此，起瞻家国，悲悯何如？凡属衣冠之伦，幸及斯文未丧，等是一家之主，胡堪义愤填膺，谯彼昏逆，洵应发指，修我矛戟，盍赋同仇。书到，都府勋耆，便合众兴师，郡邑子弟，各整戎马，选尔车徒，同我六师，随集义麾，共扶社稷！崑苍山下，谁非黄帝子孙？逐鹿原中，会洗蚩尤兵甲。军府则总摄机宜，折冲外内，张皇国是，为兹要约曰：凡属中华民国之国民，其恪遵成宪，翊卫共和，誓除国贼，义一。改造中央政府，由军府召集正式国会，更选元首，以代表中华民国，义二。罢除一切阴谋政治所发生，不经国会，违反民意之法律，与国人更始，义三。发挥民权政治之精神，实行代议制度，尊重各级地方议会之权能，期策进民力，求上下一心，全力外应之效，义四。采用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组织活泼有为之地方政府，以观摩新治，维护国基，义五。建此五义，奉以纲维，普天率土，罔或贰忒。军府则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内外官吏，粤若军民，受事公朝，皆为同德，义师所指，戮在一人，元恶既除，勿有所问。其有党恶朋奸，甘为逆羽，杀无赦！抗颜行，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如律令，布告天下，迄于满、蒙、回、藏、青海、伊犁之域。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都督唐继尧、第一军司令官蔡锷、第二军司令官李烈钧。
　　京、津《泰晤士报》社论有《袁世凯之前途危险》一文云：“（上略）回忆去岁八月，帝制运动方兴之际，吾人曾为文以发表意见曰：使以君主代共和，而于现在或将来发生内乱，或总统称帝，必须流血而后有成，则吾人不能不请总统一追念其就任宣誓所云：‘谨以至诚遵守宪法，尽大总统之职务’之辞矣！总统苟守此宣誓，乃可告无罪于国民。若谓袁氏称帝，无人反对，即可举民国二年十月十日对两院议员、内阁人员、外交人员，所宣之誓，弃而不守，必至流血反对君主无疑也。吾故谓袁氏惟一自重之法，即在遵守与民约束之词。当斯时，果将帝制运动完全停止进行，或展缓至较适之机会，亦未为晚。乃袁世凯竟任其进行，虽以总统之身，本负禁阻之责任，亦复充耳不闻，更使其专顾私利之贪鄙下吏，操运动之中枢，与选举之重柄，及经友邦公私劝告，语以事势太危，又举各省之虚构表文及假伪选举之最后民意，以为辩护。虽日、英各国之劝告，未免失之过迟，然谓现在西南部之变，实根劝告而生，无理取闹，抑何可笑？夫使中国人民果真一致主张君主，如捏造者所言，则纵有外国劝告，或少数革党，亦何能为力？质言之，则现在气势方张之滇、黔事变，乃根于南方不信任及厌恶袁世凯所生，亦由于人民为伪造民意所欺骗。盖彼固不愿以世凯为帝，始终未尝请袁世凯为帝。从今而后，谓袁世凯因一致民意而称帝之谎说，可一概消灭矣。今行贿劝诱，与夫调和等种种方法，既用之滇中共和党而失败，北京政府于是诉诸武力，以为解决国体之法。以愚所见，即使袁世凯因此而终获胜利，国内国外，亦将发生极悲之感觉。查推倒清室，建设民国而后，各订约友邦，亦几及两年，然后正式承认；袁氏果必主张变革，其承认之期，当较前为更长，可预言矣。总而言之，无论胜败如何，袁世凯之威望必落。今日者，正吾人渴望中国元首得保其威望之日也，而事竟如此，吾人对于袁氏，不识取劝进之时机以自保威望，能勿致其惋惜耶！夫使袁氏当是之际，不受帝位而坚辞，吾知袁对内对外之威望，定较今日而益高也。而竟不然，以致沦陷于力争帝位之地位，虽常人对于袁氏，未尝不望其保有威权，以成中国现在之最大政治家，但因奉袁为帝，以致再发内乱，能勿觉其为值太大，而于国家无所裨益耶？”
　　自云南独立之讯至，袁即褫免唐、任、蔡官职爵位，一面谋以武力压服。二十九日申令云：“据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奏称：近者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等，拥兵谋乱，通电各省，举动离奇，词旨唐、任等意存反侧，或被乱人迫胁，故有此前后矛盾之词。自知一己主张，与全国民意相反，故必将国民代表所决，一概加以诋诬，不与承认，以避违反国民公意之罪。不知君主立宪，既经国民公决，铁案如山，无可稍易，举国上下，皆无反对之余地！若以一二人私意，遂可任意违反，推翻不认，此后国家，将凭何者以为是非取舍之标准？无可为准，任听人人各逞其私，更复何能成国？癸丑孙、黄之乱，亦于议会依法举定之元首而肆其反抗，但逞个人私图，蔑视人民公意，行动于法律之外，终为国民所弃。以昔例今，事同一律。法制拘束，本不便于犯上作乱之徒，然国家舍兹，何以立国？今唐、任等行动，直为违背全国民意，并即违背云南民意，自全国视之，直为国民公敌，此其大罪二也！三曰诬蔑元首。按唐、任等通电指斥元首之词，有食言背誓，何以御民，应请明誓拥护共和等语。共和元首之即位，例有守法之誓词，载在《约法》，所誓者何，誓遵民意所定者也，以共和国之元首，一切应以民意为从违，此义推之古今中外，无不可通。设民意欲共和，而元首仍欲帝制，是谓叛民。反之而民意欲帝制，元首仍欲共和，亦为叛民。设使国民代表大会未经决定君宪之先，而元首即行帝制，又或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仍采共和，而元首偏欲独行帝制，则全国国民，皆可以违誓相责，何待唐、任诸人？乃今日之事不然，当国人讨论国体之初，不过论共和之利害，并未拟议推戴之人，此学者之常情，即元首亦不能目为谋叛，而施其禁令。皇帝当日且曾为变更国体不合事宜之宣言，然此不过个人意见之表明，亦无由妄行其权以左右民意也。迨至代表决定，举国推戴，又以信誓在前，辞让勿允，明令煌煌，可以按颂。以理论之，共和元首之机关，既为国民所不采，而一切法令，又经国民总代表声明，须与国体不抵触者乃为有效。是则《约法》所载大总统以及即位誓词，皆在无效之列，不过用固有之名义，以维持秩序而已。此时元首求所见信于国民者，应即宣誓不再维持共和，方为恪遵民意。设以机关仪式之誓词，再用之于今日，国民其谓之何？此本至浅之理，至常之事，特因唐、任等蔑视民意，故将与今日民意相反之誓词，引以力重，又不敢谓民意可违背也。故必先诬民意之非真，乃进而诬为一人之意，以遂其动摇国本，糜烂大局之谋。夫共和元首，国民已有相当之敬礼，何况今日名分已定，天泽懔然，正宜严君臣上下之分，生乱臣贼子之惧，去共和之余毒，复古国之精神，使此后海宇晏安，定于一统，君子有怀刑之戒，庶人有敬上之忱，庶与此次国民拨乱求治之心，乃能无背。若如前之孙、黄，今之唐、任辈，猖狂恣肆，动辄以推翻元首为词，名为拥护共和，实即为共和不适国情之一大证。幸而天福中国，国民觉悟，设不早改，则墨西哥五总统并立之事，决不免于中国之将来，流毒所贻，不知伊于胡底。即以唐、任一事为鉴，万不可再留共和名义，以为随时煽惑之资；必宜永远铲除，绝其萌蘖！唐、任此次诬蔑元首，藉以倡乱，应以大不敬论，此其大罪三也！唐继尧、任可澄等具此三大罪，应请立予宣布罪状，克日出兵致讨，以翦凶顽而固邦国！本院为此依《约法》第三十一条第七款提出建议，奏乞施行等情。”
　　“又据各省将军、巡阅使、巡按使、都统、护军使及各路统兵人员先后来电，咸称唐继尧、任可澄、蔡锷通电煽乱，请加惩办各等语。唐继尧、任可澄两次劝进、吁请早正大位，情词肫恳，二十一日以前，迭次电称滇境虽有乱党秘密煽惑，现在防范甚严，决不致发生事变。乃未逾数日，遽变初衷。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任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由应得，开武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均着即行褫职，并夺去本官及爵位勋章，听候查办！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此令。”
　　五年一月五日，又有申令各省长官晓谕人民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藐藐之躬，举数万万人之生命财产，赖一人以保护之，数万万人之知识能力，赖一人以发育之，此人所谓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者，责任何等重大。古称神农憔悴，大禹胼胝，忧劳过于平民，诚非虚语。矧在今日，为竞存时代，为君之难，百倍于古，倘视南面为尊荣之地，元首为权利所归，是于立君本意及君之责任，全未体会，即此一念，必致误国殃民，灾及其身而后已。民国成立以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各趋于权利之极端，为非分之希望，或逞强力，或饰巧言，百计经营，务偿厥志，几若朝持魁柄，夕正首邱，亦所心愿。其次即暂据一隅，犹足慰情聊胜。至于何以抚辑人民，何以统治军族，何以因应国交，概不之思，其暴烈分子，行同盗贼，惟利是图，固无论矣。即号为有政治思想者，但凭心理之偏倚，不顾事实之利害，凿空向壁，大言炎炎，按之毫无实际。夫美锦尚不可以学制，顾可以亿万生灵，供其轻心试验乎？回溯以往四年，此辈多入政界，底蕴毕宣，绝少表见，一误再误，害中于国。推原其故，由于此辈但知居高之尊贵，而不知应事之艰难，权利是争，责任不负，鼎折覆悚，势所必然。予昔养疴洹上，无心问世，不幸全国崩解，环球震动，遂毅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支持四载，困苦备尝，真不知尊位之有何乐。何如国民仰望甚切，责备甚严，同为国民，敢自暇逸？责任所在，尽力以为，不惜一身，只知爱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明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断不可以谋国。然果使中有杰出之才，可以治国保民，为人民所信仰，极愿听其为之，予得释此难巨之仔肩，讵非幸事。然能安大局，环顾何人，为智愚所共见。人民无罪，未可举全国之重，任人试验，实逼处此，无从诿卸。国民深悉暴民狂徒之心理，终必惨烈相争，倘有墨、卜之变，必为越、韩之续，故谋改国体，冀可长治久安，文电交驰，情词迫切，无非出于爱国之真诚。乃有蔡锷之流，权利熏心，造谣煽乱，非不知人民状况，时局之艰危，但思侥倖一逞，偿其大欲，即涂炭生灵，倾覆祖国，亦所不顾。抑知国之不存，权利何有？此等举动，早为国民所预料，幸而发觉尚早，不难随时消灭。各省官民，佥谓国体既经全国人民代表开会决定，一致赞成君宪，并同戴一尊，根本大计，岂可朝令夕改，断无再事讨论之余地，吁请早登大位，速戡反侧，同深义愤，万口一谭。予以薄德，既受国民之推戴，将吏之尊视，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苟为逆首，惟有执法从事，以谢国民。着各省文武长官剀切出示晓谕人民，分别顺逆，各爱身家，勿受煽惑，自贻伊戚。各省长官，皆能力保治安，军人尤深明大义，均任守卫地方之责，务望各以爱国勤勉，恪尽厥职，用副予视民如伤，谆谆诰诫之至意。此令。”
　　同日，又申令近滇各省，严筹防剿，并派曹锟率师进扎云：
　　前据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奏称：唐继尧、任可澄拥兵谋乱，声罪请讨。又据各省将吏先后电称：蔡锷等通电煽动，请加惩办等语，当时疑其另有别项情节，先将唐继尧、任可澄、蔡锷褫职夺官，听候查办。嗣据各路边报，蔡锷纠合乱党，潜赴云南，诱胁该省长官及一部分军人，谋叛国家，破坏统一，宣言独立，遣兵窥川，稍拂逆谋，横遭残害，妄自尊大，擅立官府，人民多数反对，饮泣吞声，不能抗其威力。又任意造谣，传播远近，妄称某省已与联合，某国另有阴谋，非诈欺惑众，即挑拨感情，呓语谎言，全无事实。各省军民，皆服从政令，拱卫国家，各友邦又皆希望和平，敦睦邦交，决非该逆等所得诬蔑。当滇变肇端，政府及各省将吏，驰电劝诰，苦口热心，积牍盈尺，而该逆等别有肺肠，悍然不顾，以全体国民决定之法案，该逆等竟敢以少数之奸人，违反举国之民意，于政府之正论，同僚之忠告，置若罔闻，丧心病狂，至此已极。该逆等或发起改变国体，或劝进，一再赞同，为日几何，先后迥异，变诈反复，匪夷所思。自古国家初造，频有狡黠之徒，包藏祸心，托词谋变；而如该逆等之阴险叵测，好乱性成者，亦不多见。至滇省人民，初无叛心，军士亦多知大义，且边陲贫瘠，生计奇艰，兵仅万余，饷难月给，指日瓦解，初何足虑。国家轸念滇省军民，极不愿遽兴师旅，惟该逆等倚恃险远，任意鸱张，使其盘踞稍久，必致苦我黎庶，掠及邻封，贻大局之忧危，启意外之牵涉，权衡轻重，不敢务为姑容，竟废国法。着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毋稍疏忽，并派虎威将军曹锟督率各师，扼要进扎，听候调用。该省之变，罪在倡乱数人，凡系胁从，但能悔悟，均免追究，如有始终守正，不肯附乱者，定予褒奖。所有滇省人民，多系良善，尤为妥为抚恤，勿令失所，用副予讨罪安民之王意。此令。
　　二十五日，又申令将军及统兵大员进剿滇军云：“迭据四川将军陈宦电称：蔡锷等率领叛军，侵犯川边，宜宾县及燕子坡、横江一带防营八百余人，被叛兵以大队突来围包攻击各等语。查蔡锷等反复变诈，入滇煽乱，当经褫夺官职，听候查办，冀其或能悔悟；乃竟率领叛兵，袭攻官军，甘心作乱，扰害治安，未便再事姑容，着附近各将军及统兵大员分途进剿，以保地方而奠生灵。此令。”
　　而无奈所派遣入川之军，败于蔡锷。外交又遭诘问，文书改元，使馆皆却还外交部不受。一月一日既未登极，又屡改其期，至二月二十三日，袁有明示延缓登极之令：“近据各文武官吏、国民代表以及各项团体、个人名义，吁请早登大位，文电络绎，无日无之，在爱国者，亟为久安长治之计，而当局者，应负度势审时之责。现值滇黔倡乱，犹惊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致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政之藉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特此通令知之。此令。”
　　至此尚须补述延缓登极之另一重要缘原，则五国警告之来，袁知虽为五国联合，日本实为原动力，遂谋挽回日本之感情，冀得外交上之援助，拟牺牲某项权利，为日本承认帝制之交换条件，先与日公使商议，日使电告本国政府，得其承诺，袁氏遂以祝贺日皇即位大典名义，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特使，拟即启行。日公使特于一月十四日晚，招请周使等饯宴，席间表示日本政府十分欢迎之意。周定十七日启行，而随员则已早日先行。及十六日，日公使忽至外交部，谓奉本国训令，俄国大使将至东京，不便迎接中国特使，且避两国间各种误解起见，请中国特使延期启行。此耗一来，袁氏之威望丧尽！及滇、黔事起，日使诘问：“贵国政府前言实行帝制，国内断无骚扰，今云、贵之事，何时可平？又其他各省，是否能保无变动？”是时袁又探悉日本招集宗社党于满洲，举勤王军之计划。各省既先后动摇，出师屡遭挠败，外论尤迫蹙，始悟向以为外交无问题，莫予为难者，实存心捣乱，大上其当。国内外情势既变，遂知帝制难成。
　　


第六节帝制之撤销
　　三月二十二日，袁遂撤销帝制，废“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复焚毁关于帝制之公文，凡八百数十件；又自称为大总统，以徐世昌为国务卿。其申令如下：
　　政事堂奉申令：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倘有墨、葡之争，必为越、缅之续，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吏士庶，同此悃忱，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予更无讨论之余地。然终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以表素怀。乃该院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始以筹备为词，藉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凡劝进之文，均不许呈递。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俟转圜。予忧患余生，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知。辛亥事起，谬为众论所推，勉出维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国，不知其他。中国数千年来史册所载，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让之诚，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为权利思想，性情隔阂，酿为厉阶。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致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屈己从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转陈推戴事件，予仍认为不合事宜，著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诚，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涤虑，息事宁人。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方今闾阎困苦，纲纪凌夷，吏治不修，真才未进，言念及此，中夜以忧。长此因循，将何以国？嗣后文武百官，务当痛除积习，黾尽图功。凡应兴应革诸大端，各尽职守，实力进行，毋托空言，毋存私见。予惟以综合名实，信赏必罚，为制治之大纲，我将吏军民尚其共体兹意！此令。
　　国务卿徐世昌
　　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梁启超（左）与两广护国军都司令岑春煊（右）在一起  “会议决定：一、撤销承认帝位案，取消洪宪年号；二、召开代行立法院参政院的临时会，以便取得取消帝制的法律根据；三、以徐世昌为国务卿，陆征祥退为外交总长；四、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以代久未到职的冯国璋；五、请黎、徐、段三人联名电劝西南护国军停战议和，如果他们同意，拟任蔡锷为陆军总长，戴戡为内务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熊希龄为财政总长，以满足进步党人的政治欲望。”
　　“22日袁发表申令，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命令说：‘民国肇造，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时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至上年时异势迁，几不可遏……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士吏庶，同此悃忱……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责备弥周，无可委避，始以筹备为词，借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议从缓……予忧患之余，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闻。不意辛亥事起，勉出维持，力支全局……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职之忱，而一部分之人又疑为权利思想……实予不德，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现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各省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而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招，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
　　“这个申令出自张一的手笔。这篇文章通篇都把进行帝制的责任归之于人，而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毫无权利思想，‘入山惟恐不深’的遁世主义者。这个申令把帝制派说成是‘爱国忧时之士’，而反对帝制者似乎是‘扰乱地方’，‘危及国家’的罪人。这个申令把撤销帝位作为一切问题的结束，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所有叛国罪行，从此一笔勾销。这个申令还向护国军亮了一下刀子，这是根据杨士琦的意见，如果护国军逼人太甚，连总统也不让他再做下去，那就可以继续用兵，让护国军知道他毕竟是不可侮的。这个申令通篇自称为‘予’，仍是皇帝下诏的口吻。袁却提起笔来亲自加了‘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的一句，把大总统这个字样又从命令中复活起来。这是他由皇帝再变总统的画龙点睛之笔。”
　　“袁自承认帝位起到撤销承认帝位止，一共做了83天的关门皇帝、短命皇帝。”（《袁世凯演义》）
　　原徐世昌之为国务卿，乃袁氏于退一步后仍欲保持总统位置之政治手腕，故同时用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三人名义，向护国军出面调停。四月四日，并改政事堂为国务院。而护国军方面，非袁氏退位，不允罢战。徐世昌见办事棘手，知难而退。袁乃以段祺瑞为总理，仍思有以转圜。而康有为、张謇、汤化龙、伍廷芳、唐绍仪及南方独立各督，均迫袁下野。江苏将军冯国璋，举足轻重，希有所利，南京会议，对袁亦空气一变。时袁一面又私议承借美款，募集内债，存心叵测。搆和既不易见于事实，全国益深危疑。五月二十九日，袁乃宣布《帝制议案始末》，图卸叛国责任，其命令如下：
　　大总统告令：据海军总长刘冠雄巡洋回京面称，帝制议案撤销后，群言淆乱，谣诼繁兴，好事者借端煽惑，庞杂支离，请将关于帝制议案始末，明白宣布，以释群疑等语。本大总统前于本年三月二十一日特发明令，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并以菲躬薄德，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引咎自责，不欲多言。乃近来反对之徒，往往造言离奇，全昧事实，在污蔑一人名誉颠倒是非之害小，而鼓动全国风潮，妨害安宁之害大，不得不将事实始末，明白叙述，宣布全国，以息谣煽，而维治安。
　　查上年各省区公民及满、蒙、回、藏公民王公等，先后赴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以本大总统之权限，虽不当向国民及立法院有所主张表示，然于维持共和国体，实为当尽之职分，是以特派政事堂右丞杨士琦代莅立法院宣言，以为改革国体，不合事宜，至国民请愿，不外巩固国基，振兴国势，民国宪法，正在起草，衡量国情，详晰讨论，当有适用之良规，是本大总统于国民之请愿，实欲纳诸宪法范围以内。制定宪法程序，既根于民国《约法》，则国体自在维持之中。旋经立法院据各省区公民及满、蒙、回、藏公民王公等请愿书，建议政府，或提前召集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以为根本解决。本大总统咨复，以决定宪法为国民会议职权，俟复选报竣，召集开会，以征正确民意；盖犹是以民国宪法为范围之本意也。立法院复据全国请愿联合会、全匡公民代表团等再行请愿，开会议决，按《约法》


第一章第八条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并议定《组织法》，咨请公布施行。查立法院原咨称：本大总统咨复，办法已定，不敢轻易变更，特以尊重民意，重付院议，佥谓民心之向背，为国体取舍之相本，该院议决投票，标题赞成或反对，各代表本有自由之权，是立法院为尊重民意而建立此项法案，本大总统自当如议公布，其时满、蒙各王公及各省区文武官吏等，仍请速定君主立宪，情词挚切，迫不及待。本大总统又以改革国体，事端重大，轻率更张，殊非事宜，但《约法》所载，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解决国体，自应听之国民，惟令以督饬所属，维持秩序，静候国民之最后解决。是本大总统不肯轻听急迫之请求，而兢兢以正确民意为从违，尊重国民主权之心，固可大白于天下。且迭有明令电谕，严诫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监督等遵照法案，慎重将事，勿得急遽潦草，致生流弊，并特派大理院院长董康、肃政史蔡宝善、夏寅官、傅增湘、麦秩严稽查国民代表选举不合法格者，更正取消。本大总统尊重民意，务求正确，杜渐防微，尤无所不至。迨国民代表大会报送决定国体票数，全体主张君主立宪，又由各国民代表全体推戴本大总统以帝位，并委托立法院为总代表，吁请正位前来。本大总统以《约法》内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在国体自无讨论之余地，惟于推戴一举，自问功业本无足述，道德不能无惭；又以民国初建，本人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于信义无可自解，特将推戴书送还，并令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而在本大总统则仍以原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权，维持全国之现状，此不愿以帝位自居之心，昭然可见。
　　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不谅鄙诚，迫谓无功薄德，为谦抑之过言，又谓当日誓词，根于元首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而变迁，迫切吁请，使本大总统无可诿避，只得以创造宏基，事体繁重，不可急遽进行，致涉疏率，饬令各部院详细筹备，筹备完竣，再请施行。本大总统所以藉词筹备，不即正位者，盖始终于辞让初衷，未尝稍变也。本大总统以诚待物，凡各官吏之推戴，容有不出于本衷，各党派之主张，容不免于偏执，及各监督之办理选举，各代表之投票解决，容有未臻妥善完备之处，然在当时惟见情词敦挚，众口同词，本大总统既不敢预存逆忆之心，实亦无从洞察其他意。即今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
　　滇黔兵起，本大总统内疚不遑，虽参政院议决用兵，而国军但守川、湘，未尝穷兵以逞，且悯念人民，寝馈难安，何堪以救国救民之初心，竟资争利争权之藉口？而吁请正位，文电纷驰，特降令不许呈递，并令提前召集立法院，冀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期转圜。继念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是以毅然明令宣示将承认帝制之案，即行取消，筹备事宜，立即停止。事实本末，略具于斯，原案具有，可以复按。除将各省区军民长官迭请改变国体暨先后推戴并请早登大位各文电另行刊布外，特此宣布，咸共闻知！此令。
　　国务卿段祺瑞
　　其时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其书如下：“爱国同胞平，吾侪之大敌，叛国之元凶，已于本月二十二日正式发令取消帝制矣！斯固吾国民之威力，义军之声势，各省将军之暗助，及东西各友邦之公论，迫之使不得不然。表面观之，亦若可喜，然而国家之根本问题，未解决也，腹心大患，未除去也，帝制派之人物，犹萧然自若也，官僚党之势力，犹弥漫全国也，如虎如狼之逆旅，犹骚扰未已也，谋帝未成，又退而谋窃总统也，民权未伸，而国宪未彰也，伪共和假立宪之活剧，瞬将复演于今日也，四次五次革命流血之惨祸，犹循环演进，而未可料也！呜呼国民，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畜疽，实为乱基，苟且偷一时之安，因循误百年之计！国民国民！叛逆之徒，不与共天，调和之说，实同饮鸩。欲民国而长治久安乎？非有真共和国家之精神不可！如何而表示真共和之精神？必自今日于国法上能裁判袁世凯之罪案始！夫民国国家者，五大族四万万人共有之国家也，彼袁世凯何物，乃敢以一匹夫，手提国命，欲称帝则称帝，欲称总统则又称总统，进退裕如，傲睨自若，堂堂国民，芸芸总总，如牛如马，俯首受勒，不敢驶驻，抑何卑怯无耻而不勇也？外人之诃吾国民曰‘有奴性’，今袁世凯叛国，罪状显然，万目睽睽，东西具瞻，义师声讨，名正言顺，已下三巴，奄有南服，长江动摇，山、陕震撼，桴鼓急进，指顾功成。倘犹许其有调停之余地，以一纸空文，取消帝制，惑其狡辩，遽尔罢兵，国民靦颜，仍复戴之以为总统，则是卑陋龌龊之奴隶性更大表暴于世界，国民人格道德，堕落千丈，腾笑五洲，蒙羞万古？欧人之斥犹太遗民曰‘怯狗’者，将旋踵而以斥我矣！且吾民亦何所取，复眷恋于袁世凯，乃不忍蹙之使穷，迫之使退，而絷之以尽于法也？袁世凯试政四年，其所表见者惟苛捐重敛，只以自肥，授爵封官，无非植党，媚之者登九天，逆之者下九狱，爱憎惟己，生杀自专，不知有国民，不知有议会，不知有《约法》，不知有公论，昏霾塞天，毒瘴满地，野蛮横暴，自拟天骄。国民国民！问曾有一事愜意，而足以贷其死乎？窃尝论之，吾国近三十年来，文明进化之大障碍物，厥惟袁氏一人！乃若甲午之败衅，戊戌之政变，庚子之骚乱，辛亥之和议，癸丑之用兵，及今之三次革命，无一不与袁氏有直接间接互相发生之关系！苟不及时铲除之，诚恐国亡种奴之惨剧，必编排于彼昏之手！曲终人散，山河夕阳，吊故国之蚯墟，挥遗民之涕泪，虽指天斫地，痛言袁贼，尔时晚矣！况今袁氏诡谋称帝，伪令煌煌，变更国体，既已窃取帝国之皇冠，则早叛离民国之总统。而称臣具奏，皇帝陛下，种种伪逆之字样，改元封爵，置监立储，种种叛乱之行为，尤昭昭在人耳目。迄义旗一麾，四海响应，情窘势蹙，迫而变计，忽然取消帝制，仍冀僭称总统，国人非聋非哑，岂无听睹？《约法》具在，约文俨然，此等卑鄙恶劣狡猾无赖之伎俩，显于国宪，何能重辱吾民？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且彼所谓取消者，不过取消其名号，实未取消其地位，盘据新宫，指挥旧属，暂示退让，以杀国人之愤怒，而缓各省之响应，一旦事过境迁，故态复作，仍谋帝制，谁能担保？故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公民等惧国家之其亡，念匹夫之有责，睹兹横流，安忍缄默？按照《约法》第四十二条，应由副总统黎元洪君代行民国大总统职权！挽救危机，维持大局，不患无人，我国民速宜椎鼓进兵，各方响动，迫令退位，执付法庭，永绝乱根，而维国本。庶几国民人格，进跃于欧、美文化之邦，政海风潮，砥定于共和新造之国，好乱者国有常刑，野心家悬为殷鉴，国人勉旃，前途幸福！陕西井勿幕、范辅，湖北彭养光、曹亚伯，安徽方汉城、高亚东，江西李鲲、俞原、陈大浩，山西李素、吴映光，河南夏述唐、郑耀午，云南陈昌言、赵维藩，贵州朱英、王继仁，广东吴光鉴、徐达、卓誉善，广西萧焕荣、廖楷，浙江宋左林、陈逸，江苏诸翔、张东荪，直隶段谛真、张万里，奉天祁心澄、吴世泰，湖南龙璋、邹介藩、刘鸷东，山东吴作舟、尤起凡，福建雷家驹、包鸿生，甘肃李得珍、高尚志，四川陈可均、马继如。”
　　


第十二章 去世及身后之论评
　　


第一节去世
　　袁自南方独立，内政、外交、军事之纷扰，已昼夜焦虑，体力不支，帝制失败，更羞愤万状，迨其亲信川督陈宦、湘督汤芗铭反戈独立之报至，遂以忧愤死！遗令云：“民国成立，五载于兹。本大总统忝膺国民付托之重，徒以德薄能鲜，心余力拙，于救国救民之素愿，愧未能发摅万一。溯自就任以来，昼作夜息，殚勤擘画，虽国基未固，民困未苏，应革应兴，万端待理；而赖我官吏将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宁，列强邦交，克臻辑治，抚衷稍慰，怀疚仍多。方期及时引退，得以休养林泉，遂我初服；不意感疾，寝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人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忠厚仁明，必能宏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补本大总统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
　　袁世凯去世后，继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前排右四）
　　与副总统冯国璋（前排右三）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前排右五）等军政要员合影是令为袁氏左右所拟，希望推戴黎副总统继位，以便保留势位，实与袁氏无关。一年来轰动之帝制活剧，遂于此告终！
　　是役也，穷一国之力，以从事于不可得之数，身败名裂为天下笑戮，亦可哀矣！袁氏既死，本《约法》以副总统黎元洪为大总统，七日就职，民国虽复活，而北洋军人四分五裂，天下事益不可为矣！
　　“6月6日下午，政府公报发表：‘袁大总统于本日上午10时40分，以尿毒病薨逝，停柩居仁堂。遗令以副总统继位。’同日发表袁的遗令。”（《袁世凯演义》）
　　


第二节身后之论评
　　袁世凯之大投机，辛亥革命造成其个人之野心与地位，癸丑之役，削平异己，于是即进而易共和为帝制，终于不蹶不止。论者谓袁氏称帝之罪小，而以金钱销铄人心之罪大，顾以金钱销铄人心，原欲达其称帝之目的，言虽近于倒果为因，然实为有识之士所深痛。盖袁氏倒行逆施，丧权辱国，竭全国之财源，以逞一人之物欲，固无论矣。至其坠国人之操守，使四维溃，嚣风张，民欲横决，隐患贻传，乃至开无穷之恶例，酿此后之凌夷，纪纲不振，积渐有自，太息痛恨，谁为桓灵乎？！
　　民国五年十二月，《申报》载辛博森《论中国退化之由来》，中有一节云：“溯自三年半以前，国会方始诞生之日，世人对于中国民主政治之前途，期望方殷，袁世凯竟利用签订善后大借款，得五强国之赞许，推倒国会之势力，而实行专制，此种外交，使中国政治趋于墨西哥之下！外人方鼓掌颂为明达者之所为，是何异授人以利刃，力辟所司之机关而使之运行耶？自一千八百六十年之祸作以来，外人绝未尝以明达之眼光观察中国，其待中国之淡漠残刻，殆无与为匹。迨中国共和成立，外人莞尔而笑，盖非以推倒腐朽之满清故，而实以中国抗御外入侵略之能力消灭故也。彼尝展示华人，苟中国得存立为国家，实惟幸事。”
　　其意盖指往日日本战费赔款之外，又益以庚子赔款之重负，使中国颠蹶若干时日不能振拔之目的已达，而袁氏所为，又皆为饮鸩止渴之自杀政策也。
　　袁氏与民国之关系綦大，其事业罪案，当时与盖棺后之论述甚多，洪宪帝制取消后，袁尚恋栈，各方劝退，冀免流血。伍廷芳致书袁氏，略云：
　　（上略）……试问袁大总统莅任四年，有何功德于民否？为何人民怨望若此？各省吏治未见整顿，仅于设官分治，稍事更张，并不实行德政，贪官污吏，依旧暴敛横征，只知募债加捐，花样百出，商民怨声载道。近复允开三省烟禁，辱国病民。今更听从筹安会诸人谋复帝制，设大典筹备处，以万民之膏血，博一己之尊荣，逼令将士倒戈，四民解体，影响全国，几成一局残棋，谓前清政治不良，谁料于今尤甚。（中略）盖当时组织共和之际，原欲改良政治，兴旺中华，不使专制再行发现，纵不能蒸蒸日上，或可较前清稍胜一筹，试问今日较前清如何？频年四方不靖，内讧外患，相逼而来，即观敝省一隅，海盗横行，掳人勒赎，数见不鲜，糜烂地方，目不忍睹，此皆由政治未能改良也。我公雄谋伟略，胆量过人，欲假武力以治天下，虽治乱世用重典，前人亦有是言，然必有实惠以加于民，乃能心悦而诚服。况今二十世纪时代，较前我国闭关时代，大有不同，若泥古法以治民，未免胶柱鼓瑟。盖用于古时则可，用于今时则不可，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也。（中略）我公槃槃大才，海内共仰，特于共和政体，微形隔膜，缘我公仅到朝鲜一国，未曾遍历东西洋，未亲见各友邦文明政治，又不谙外国语言文字，所寓目者惟翻译等数书籍而已，以致无从着手，亦何怪公之不能实行共和耶？（下略）
　　康南海致袁前后二书，亟录如下：
　　康有为劝袁世凯退位书：
　　慰亭总统老弟大鉴：两年来，承公笃念故人，礼隆三聘，频电咨访，累劳存问，令仆丧毕，必至京师，猥以居庐，莫酬厚意。今当大变，不忍三缄，栋折榱坏，侨将压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惟明公垂察焉。自筹安会发生，举国骚然，吾窃谓今之纷纷者，皆似锁国闭关之所为，皆未闻立国之根本，又未筹对外之情势者也。夫以今中国之岌岌也，苟能救国而富强之，则为共和总统可也，用帝制亦可也，吾向以为共和、立宪、帝制，皆药方也，药方无美恶，以能愈病为良方，治体无美恶，以能强国为善治。若公能富强自立，则虽反共和而称帝，若拿破仑然，国人方望之不暇。若不能自立，则国且危殆，总统亦不能保，复何纷纷焉？
　　自公为总统以来，政权专制，过于皇帝，以共和之国，而可以无国会无议员，虽德帝不能比焉，威权之盛，可谓极矣。然外蒙、西藏万里割弃，青岛战争，山东蹂躏，及十五款之忍辱，举国震惊，至第五项之后商，共忧奴虏。中国之危至矣，人心之怨甚矣！方当欧战至酣，列强日夜所摩厉者武事也，忽闻公改行帝制，日夕所筹备者典礼也，行事太反，内外震骇，遂召五国干涉，一再警告，及遣大使东贺加冕大典，道路传闻，谓于割第五项军政、财政、警政、兵工厂外，尚割吉林全省及渤海全疆，以易帝位，未知然否？然以堂堂万里之中国元首，称帝则称帝耳，不称帝则不称帝耳，虽古詈莽、操，然力能自立，安有听命于人如臣仆者哉！且公即降辱屈身，忍弃中国，祈请外邻，求称帝号，若晋之石敬塘之于契丹，若梁萧謦之于周，若南唐李煜之于宋，然强邻必察民意，可以义动，不可以利诱也。今既见拒大使，辱益甚矣，且名为贺使，必无拒理，今之被拒，益为鬻国以易帝之证，而国民益怒矣！假令受使结约有效，若法之待安南，若英之待埃及，或要索称臣，或名归保护，则全国军队长官，必皆派监督顾问，或派驻防之兵，或收财政之权，至是则国实已亡矣，虚留帝号，何能自娱？然公或者以求伸于四万万人之上，而甘屈于强国之下，能屈辱为之，而国民忧亡，必大愤怒，即诸将亦恐惧国亡而怒，不然，亦忧强国之派监军或顾问，或易而代之，彼诸将自知权位之不保，必不肯从公为降虏也，则必斩木揭竿，胜、广遍地矣。幸而见拒，中国尚得为中国耳。
　　然数月以来，举国之民，士农工商，贩夫竖妇，莫不含愤怀怒，党人日夕布谋，将士扼腕痛恨。顷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已遭剧死，海军之肇和兵舰，亦已内变，广东既乱，滇、黔独立，分兵两道入川、楚，破叙攻泸，遂争重庆，全川骚然。辰、沅继矣，湖南大震，武昌、长沙兵变继告，长江将响应之，蒙古并起，而山西、归化、绥远，亦相继沦陷，陕乱日剧，则拊北京之背，他变将作，外人将承之为交战团矣。公以军队为可恃乎？昔者滇、黔，岂非赞成帝制者哉，而今何若？今闻四川之陈宦，实与滇军交通，而贵州朝为助饷，夕即宣布自立，恐各省军队，皆类此耳，广西即可见矣。公自问有何德及彼，以何名分范彼，而能使彼听命尽忠耶？吾闻郑汝成告人曰：“帝制事吾不以为然，但无如何耳。”郑汝成者，公所谓忠臣亲臣，赠以破格之封侯者，然乃若此，可以推全国诸将之心矣。公以封号为笼诸将之心耶？闻各省诸将受封，多不受贺，或不受称，而云南唐、任，且即起兵焉。且公在清末，亦受侯爵，何能因是感激而足救清祚哉？若军既含怒，同时倒戈，于前数年突厥摩诃末废帝见之，吾时游突厥所亲睹者矣，然突厥尚远，公未之见。辛亥之秋，武昌起兵，不两月而十四省响应，清室遂迁，夫岂无百万军队哉？而奚为土崩瓦解也？此公所躬亲其役者也。
　　夫以清室三百年之深根固蒂，然人心既变，不能待三月而亡。公为政仅四年耳，恩泽未能一二下逮也，适当时艰，赋税日重，聚敛搜括，刮尽民脂，有司不善，奉行苛暴，无所不至，加比款千万，五国之巨款二万万，四年之间，外债多于前清，国民负担日重，然无一兴利之事。以盐为中国大利而税之，今全归之于外，以烟为中国之大害而禁之，今返卖之于官。近者公债之新法日出，甚至名为救国储金，欺诱苦工而取之，以供加冕之用，故兵急财尽。人咸疑交通、中国两银行亏空，人争起款，不信伪币，其势将倒。国会既停，选举既废，自治局撤，私立参政院代民立法，则失共和之体，天下岂有号称共和而无议员者？士怒深矣。如水旱游臻，盗贼满野，民无以为生，民怒甚矣。即无筹安会事，尚恐大变之来；而公之左右谐媚者，欲攀附以取富贵，蔽惑聪听，日告公者，必谓天下皆已治已安。人心莫不爱戴，密告长吏，令其妄报，伪行选举，冒称民意，令公不知民怒之极深，遂至生今日之大变。汉朱浮曰：“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力见仇者所快。”昔孙权为曹操劝进，操曰：“是儿欲踞吾于炉火之上耳。”今诸吏之拥戴公者，十居八九，闻皆迫于不得已，畏惧暗杀，非出诚心，举朝面从心违，退有后言，或者亦踞公于炉火之上，假此令公倾覆耳。贾谊所谓寝于积薪之上，而火其下，火未及燃，则谓之安。以公之明，且不察焉。且使今日仍如古者闭关之时，则公为诸将拥戴，如宋太祖焉，然犹未可。盖古之称帝者，固由力取，不必有德，然必积久坚固而后为之。然以曹孟德手定天下之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高欢、高澄有世济其美之才，皆为政数十年，举国臣民为其卵育；然尚徘徊逡巡，不敢遽加帝号。五代诸主，旦夕称帝，即岁月不保。然此皆闭关之世；若如石敬塘者，借外力而立，亦即为外虏而亡矣！夫共和非必善而宜于中国也，然公为手造共和之人，自两次即总统位，宣布《约法》，信誓旦旦，涣汗大号，皆曰吾力保共和，誓不为帝，于裘治平之请为帝，于宋育仁之言复辟，则皆以法严治之，中外之人，耳熟能详，至于今日，翩其反而，此外人因以大疑，而国民莫不反唇者也。
　　遍考地球古今万国之共和国，自拿破仑叔侄外，未有总统而敢改为帝者。美洲为共和国者凡二十，日寻干戈矣，然皆争总统耳，未有欲为帝者，更未有争为帝者也。中世意大利及德国诸市府之总统，未有敢为王者，即罗马之奥古士多，威定全国，实行帝权，亦兼用诸官职号，未敢用帝王之称。后世袭用恺撒、奥古士多者，以前代总统之名，为元首之号，行之三百年，至君士但丁迁都海峡，避去元老院之议，然后恺撒之号，传于后世，今乃力王者之称，即今德、奥尊号是也。恺撒为罗马总统，有手平法国，强安罗马之大功，有人进王者之月桂冠者，恺撒试戴之，其义儿渤尼斯即手弑之。近世墨总统爹亚士手平墨乱，七任总统，置三百年之墨乱于泰山之安，饬以欧、美之治，其文治武功，欧、美人莫不推为近今第一。吾游墨时，曾以殊礼待我，虽号为专制，然尚未废国会也，更未敢称帝号也。然第八任总统，迟不退让，遂使马爹罗振臂一呼，爹亚士遂夜出走，以其百战之雄，搏战之余，仅以身免。易曰：“亢龙有悔，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故也。”向使恺撒、爹亚士知亢龙之悔，识退让之机，则身名俱泰，照耀天壤，惜其聪明才武，而忍俊不禁，贪而不止，遂至身死名裂，一至于此！况才望功德，远不及恺撒、爹亚士，而所求过于爹亚士者哉？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已辱已殆矣，尚冒进不止，昔人所谓钟鸣漏尽，夜行不休，日暮途远，倒行逆施，则不止辱殆而已，必如恺撒而后已。求如爹亚士之能逃出，不可得矣！以公之明，何不思之？
　　且今公之心腹亲旧，宰相若徐世昌、唐绍仪，大将若段祺瑞，亲旧若张謇、费树蔚，皆纷纷远引。其他黎元洪、熊希龄、赵尔巽、李经羲、周树模、孙宝琦、汪大燮、罗文幹、马昶、汤化龙、梁启超、韩国钧、俞明震等，纷纷挂冠，其余群僚，尚不足计也。朝宇皆空，槐棘无人，即强留率退一二人，或畏死复来，然人心大可见矣。今所余在公左右一二谋议者，皆负罪畏死，怀抱异心，其余皆庸佞之徒，只供奔走而已。以此之人心，以此之人才，当承平继统之时，犹不能支，而谓可当内讧外拒，中外大变之世乎？昔公之练兵小站也，仆预推毂焉，今公用以威定天下，恃小站时心膂诸将，遍布中外也，然忠贞若王士珍，自辛亥玉步之后，即已拂衣高蹈，今虽强率而出，闻其在陆军部上奏，于臣字必加涂抹，实与张勋之强劲同焉，虽受恩私室，然实心清朝者也。
　　其沉毅若段祺瑞，以公之设模范团而夺兵柄也，乃自疑而辞去。近者频遭刺客，日欲出亡。若蔡锷兼资文武，举滇来归，而久投闲散，近且居宅无端被搜，因以恐惧，远走举兵。故公之心腹旧将，皆有自危之心，即有倒戈之志。盖以赵秉钧之忠而鸩死，以尹昌衡之壮而久囚，以黎元洪之公而久幽，若冯国璋、张勋、陈宦、汤芗铭、朱瑞、龙济光、陆荣廷，皆公之股肱，藉以坐镇南方者，乃闻宵小作间谍者，以造言生事，为希荣邀功计，谓诸将互相联合，各有异志，果遂频调重兵南下以防之，或曰遣刺客以杀之，致令诸将信而被疑，忠而见谤。即今张作霖、张绍曾，亦有嫌疑，则必鉴于赵秉钧、段祺瑞、尹昌衡之危迫，益生携贰耳。今各省诸将，暂为公用者，有奉、陕、豫、徽耳，然师旅之长，亦难一心。然则谁非蔡锷、唐继尧、刘显世、任可澄者？但观望待时耳。且夫各省将军师长，率多段、冯、张、王四人部下，咸受卵翼于诸师，而未有隶于公，其与明公恩义本浅，今主帅见猜，则部将生疑，咸恐不保，令之远征，诸将即不倒戈，谁肯为公出死力者？且公戎旅有几？不以遣征西南，则以防卫西北，所余军队，不过三数千众，保卫都畿，万难他遣，则可以持久？万一有变，更以何师剿之？顷闻模范团拱卫军有变，诛戮无数。夫模范团拱卫军，公之心腹千城也，然犹如此，则腹心难作，防不胜防。若各省内外联合，公更何以为计？辛亥之祸，鱼烂瓦解，可为殷鉴，窃为公危之！
　　近有新华宫内变，益令骇耸，以明公之族人，亲臣之爱子，警长之要官，且犹如此；袁英及公之二十年旧仆句克明，亦咸思剖刃于公，其他内史为公侍从近臣，亦多有同谋者，然则公之近臣亲臣若此者，正不知凡几，皆包藏祸心，旦夕伺发，互相交通，密相容匿，公宵夕寝处，何以为安？朝夕饔餐，何以为食？门庭侍卫，左右仆役，何以为用？朝觐召对，引见臣僚，何以为信？天怒人怨，众叛亲离至此，公自思之，应亦为骨变心警，毛发耸竖，无一刻为安者矣。昔王莽之末，亲若王涉，国师若刘歆，宰相若董忠，皆谋杀之。且以宋文帝之明，而死于元凶劭之亲。以明穆宗之正，而丧于韩金莲之手。他若董卓死于吕布，王世充死于宇文化及，仇雠起于闺闼，猛兽发于辇毂，枯木朽株，尽为难矣。公虽若王莽之忧不能食，李林甫之夜必移床，何以防之？昔宰相杨再思谓：“一日作天子，死可无憾”，果以叛诛。昔人谓左手据天下之图，而右手以匕首搭其胸，虽愚夫不为也。今天下汹汹，民生流血，百业停废，皆为公一人耳。南望川、楚，惨痛何极。夫公奄宅天下四年矣，至今薄海驿骚，乃欲望统一于内国愤起，外警迭来之时，平定于银行将倒内外将变之后，必无是理矣。故欲有所望，则必无可望也。常人仕宦至出将入相，亦终有归老之时，假令公四年前污病，不幸溘逝，已极人生之望矣。况公起布衣而更将相，身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总统，今又称制改元，衮冕御玺，而临轩百僚，奏臣陪位，已数阅月，亦足自娱矣；又过求之，恐有大患矣，公自审其才，上比曾、左、李诸公，应远逊之，而地位乃为羿浞、王莽，势变之险如此，尚不急流勇退，择地而蹈，徘徊依恋，不早引去，是自求祸也。易曰：“天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今公对清室，则近篡位为不顺，对民国则反共和为不信，故致天怒人怨，不助不祐，不吉不利，公之近状，必无幸免矣。然则与其为国人之兵迫而退位，何若公自行高蹈之为宜耶？以公之明，宁待再计乎？今仆为中国计，为公计，有三策焉。闻公昔有誓言，已买田宅于伦敦，若黄袍强加，则在汶上，此诚高蹈之节，远识之至也。若公禅让权位，遁迹海外，啸歌伦敦，漫游欧、美，旷观天地山海之大，娱游其士女文物之美，岂徒为旷古之高蹈，肆志之奇乐，亦安中国，保声名之至计也，为公子孙室家计，无以逾此。今既为左右所误，谬受大位，遂致内乱外拒，威信隳矣。然今为公计，为中国计，仍无以易此。明哲保身，当机立断，策之上也。次则大布明令，保守前盟，维持共和，严责劝进文武僚吏之相误，选举伪冒民意之相欺，引咎罪己，立除帝制，削去年号，尽解暴敛，罢兵息民，用以靖国民之怒，塞邻好之言，或可保身救亡，然大宝不可妄干，天下不能轻动！今者民心已失，外侮已深，义旅已起，不能中止，虽欲退保总统之位，或无效矣。虽欲言和，徒见笑取辱耳，必不可得矣。惟公审之！若仍逆天下之民心，拒列强之责言，忘誓背信，强行冒险，不除帝制，不革年号，聊以自娱，则诸将云起，内变飙发，虽有善者，爱莫能助，虽欲出走，无路可逃，王莽之渐台，董卓之郿坞，为公末路！此为下策。以公之明何择焉？公之安危，在于今日，决于此举，及今为之，犹可及也，过是欲为之，亦不可得矣。悔思仆一言，则无能为计矣。
　　往者外论有拥戴仆为总统之事，此诚有之，然仆力拒，亦与癸丑之夏同也。仆一书生耳，终日以读书为乐，懒于接客，畏览公牍，癖耽书画，雅好山水，自以为南面王之乐，无以比之，而甚畏事权也。仆自释褐入部时，未尝一到署，但忧国危，不得已而发狂言，亦如今日耳。当戊戌时，仆毗赞大政，推毂大僚者十余人，而己身未尝受一官，上意命入军机，亦未尝受。前年某大党势焰弥一国，戴吾为党魁，且欲推为总理，吾亦力拒不受，且嘱党人切勿投票相举，此皆公所知也。夫五声繁会，人之所好，而墨子非乐，疡痈秽恶，人之所畏，而刘邕嗜痂，人之性各有所述，非能强也，况今艰难之时乎？猥以虚名日被，后生捋扯，所谓元忠肉甘，徒供猎人之罗网而已。谣言无已，后必仍多，以公之明，想能洞之。故拥戴仆为将来总统者，仆视为凶危而力拒之。其推戴公以帝制者，亦为至险，望公亦力消除之。仆之不可受总统，犹公之不可受帝号改元年一也。我惟不为总统，故敢以规公亦并谢去，运有荣悴，时有穷通，惟我与公，正可互相劝勉也。
　　追昔强学之会，饮酒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惟吾与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感旧欷獻，今诚不忍见公之危，而中国从公而亡也。传曰：“忠言逆耳，药石也。”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仆度左右之人，明知阽危，不敢逆耳，窃恃羊裘之故人，廿余年之交旧，当中国之颠危，虑执事之倾覆，日夕私忧，颛颛愚计，敢备药笼，救公急疾。吾闻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今推戴公者，姑息之美疢也。传曰：“美疢不如药石。”惟智者能预见事机，惟善人能虚受善言。不胜冒昧屏营之至，惟公图之，佇闻明诲。北风多厉，春色维新，为国自爱。
　　康有为再与袁世凯促退位远游书：
　　慰亭前总统大鉴：昔以天下滔滔，生灵涂炭，中国危殆，为公一人，故妄竭款愚，奉规执事，承公俯采中策，销帝制，去年号。然广西即起，义师仍怒，公虽屈意言和，徒招辱而无成，果如仆言。于是广东之义旗同揭，江、浙之鼙鼓并兴，不日不月，义师将遍于全国。凡此诸将，皆公恃之以为腹心爪牙，拥成帝制者也；而今争先倒戈，皆如仆言。更闻拱卫军内变，诛戮至百余人，是谓腹心内变，又皆如仆言。然则公何恃而不恐乎？为公之窃帝号以自娱也，自筹安会至今半年矣，举国商贾停贸易，农辍耕，工罢作，士废学，川、楚血战，死人如麻，兵之所处，荆棘不生，疫疠并作，兵之所过，掠劫淫虏，人民走避，死者之家，老母寡妻弱子无托，疾病穷饿，转死沟壑，又不知若干人也。以每日计之，全国之出产货殖，日不知失几千万也，人命之死亡，日不知几十万也。其余一切长吏游士人民，发信发电，阅报聚谈，费尽日力而讲求者，皆为公退位一事，其糜尽全国人之力心力于无用之地，虽考历不能算之也。呜呼！当欧战延长之际，乃吾国内治岌岌之日，借以立国延命者，在此时乎！若使举国四万万人，上下各用其力，明其政法，治其作业，半年以来，所值岂可算数；不意为公一人之自娱，大乱沸腾，令中国损害无极，一至于斯也！今姑勿论，民国之有总统者，曰：“伯理玺天德”，公司司事亦名之，其职同云尔，不可则去。
　　总统为国民公仆，违于法律，则审院可以革之。然若公手两改《约法》，永废国会，而自置参政院立法院，自定任期十年，专卖土地人民于强邻，卒乃自改帝制，复何法律之可言？国民之挟共和法律以责公者，太迂愚不解事，早为公之所大笑，公岂不曰予岂有法理？辛亥之季，不过我自欲为帝耳！故特借革命以去清室，假共和以取天下，汝等滔滔，在我裈中。共和吾造之，吾废之，如戏法者之反复手，而指挥白黑蚁队云尔，岂能有分毫动公之中哉。故使公之人心兵力财力，犹有一线之希望，可以保全权位，公亦勿退位可也。闻美款借到，公议大募兵，赶制械，以背城借一；惟今美款不成，既全国人士，皆将陈兵仗义，大声疾呼，以逐戮公，闻公亦有退位之议，则公亦知难而退矣。然又闻别有奇谋，公将复立虚名，而自为总理大臣，则可骇矣。
　　昔在辛亥之冬，公为总理大臣时，清室允行《十九条宪法》，君主已无分毫之权。（中略）公若于此时奉行《十九条宪法》，然后理财练兵，兴物质，励教育，至于今日之欧战之时，中国已国富兵强，民安物阜，奠国基于磐石矣，虽进规外略，龙骧虎步，无不可矣。则公之功业，光昭日月，公之相位，亦可久长，如英之小彼得，十九年可也。如格兰司顿之为相，三十年可也。其权与帝王等，其尊与总统等，而又无任期，岂不美哉。无如公有妄窃帝号之心，遂乃伪行共和之体，而阴厉专制之政，于是得天下而失之！夫公既由总理而总统，由总统而皇帝，大典筹备，亦既举国称臣，尊无二上矣。今乃由皇帝而自降为总统，又由总统欲自降为总理大臣，得毋辱乎？公在辛亥之至安时，而不为总统，在今日之至危，而不惮屈辱，乃为总理乎？外托虚君共和之名，内握全国大权之实，假偶神而为庙祝，挟天子以令诸侯，公之推拍梡断，与时宛转，计岂不善，无如公之诡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公居高丽时，欲与日战，则伪托俄使意，以诳中朝。公为总理，将禅位矣，乃日日口言君宪，以欺清室。公为总统，则日言誓守共和，以欺国民。公将为帝制，则日伪托民意推戴，以欺天下。公愚天下之惯技，既无一不售，以至为帝矣。今又日言开国会，复省议局，设责任内阁，人皆目笑之。益今则败德无信，暴露天下，无论亲疏，必不见售，不特南军含愤积怒，义师必不容公之在位，即北方旧部，亦恧然有耻，岂复能戴公为执政乎？公今无事多用权术，无论如何，徒召天下之兵，促举国之急进攻耳。昔创虚君共和之说，乃专以防总统之专制如公者，假使当时国民不激于感情，而采用吾言，则安有今者天下血战之惨哉。今公犹假托于美名高义以自揽之，以退为进，冀将来之渐复大权，则仆之创说，决不愿为公假借也。方今天怒人怨、众叛亲离之秋，药线四伏，祸发眉睫，切身之灾，间不容发，前两月之书，请公退位远游，而公不用仆言，及今欲逃匿海外，亦已难矣！事实大变，迥非昔此，今乃不为身命之忧，而尚欲退为总理大臣之异想；自古几见曾为皇帝，举国称臣者，而能退为宰相者乎？张邦昌曾行之，然卒伏其辜矣！公何不鉴焉？且又闻公至不得已，必须退位时，犹欲引清室之例，立条约为保身命财产子孙坟墓计。嗟夫！公岂不知天下怨读言之深乎？公四年之移国大盗，岂能比有清三百年之天子乎？公以条约为可恃乎？试闻条约所藉为何而信之乎？公许清室之岁供四百万，公何尝能践约？且年来事事欲悖约而削之，国人皆欲食君之肉，寝君之皮，一时即有条约，其后他党为政，终亦毁之耳。公岂可信条约而托以身命财产子孙坟墓乎？且夫天下古今，为帝不成，舍出奔外，岂有退步者。以吾所闻欧、美之事，凡帝王总统以革命败者，莫不奔逃外国，古事繁多，不克具引。今之葡萄牙废王，尚居英国，墨之总统爹亚士，居于法国，波之总统居汝牙，败后亦居法国，德之汉那话王居于奥国，巴西之废王，革命后居于葡萄牙，此皆至近易考者也。公速携眷属于孙，游于海外，睹其风物之美，士女之娱，其乐尚胜于皇帝总统万万。刘禅曰：“此间乐不思蜀。”于今乃是实情！吾奔亡海外十余年，亦复乐其风土，徒以忧故国，念老亲，乃为归计耳。若欲行乐，则岂如瑞士、巴黎者乎？（中略）嗟夫！慰亭行矣，毋及后事。诗曰：“毋逝我梁，毋发我苟，我躬不阅，遑恤我后。”从此中国之事，与公无与，亦与袁氏无与，依照《约法》，共和国制设副总统者，如总统有故，则以副总统代之，则自有黎宋卿在，无劳公托。若仆昔之言虚君共和者，不过忧总统之必复专制，既专制也，将复生乱，如今姑备陈英、意、比之法，以告国民，为中国之保险公司云尔，聊以广备空言一说，以听国民采用，非谓其必行也，皆与公无与也，幸毋假藉吾言，损改吾说，吾不任受也。嗟夫！公以顾命之大臣而篡位，以共和之总统而僭帝，以中华之民主而专卖中华之国土，屠毒无限之生灵，国人科公之罪，谓虽三家磔蚩尤，千刀剖王莽，尚谓不足蔽辜，但吾以为文明之法，罪人不孥，枯骨不毁耳。公早行一日，国民早安一日，时日曷丧，及汝偕亡，公若行也，以子孙坟墓为念，公有托于仆，仆亦可与南方义师商而力任之。公之旧人唐少川布告天下，言庚子拳匪之祸，乃发诸于公，壬子兵变之祸，亦主持于公，外论纷纷，为谓公将行而弃其毒，至今京师生非常之惨变，遂至迁徙纷纭，京、津扰扰，以公之智，岂为此乎？望念子孙坟墓，稍留去思，毋多事，毋多言，束行装，苦自爱！
　　洪宪盗国，世人颇有右袁氏者，或谓误于左右，或谓克定欲为皇子，其实皆不足以言袁心事；盖大奸大窃，其貌每大忠大信，袁氏固欲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者，然即使无“使余无以自解”之言，证于其四年之柄政政绩，国人果能被其久欺乎？五年六月十一日《申报》载《项城帝制思想之息壤》云：
　　项城病革时，涕泣向徐世昌言，帝制已事，皆为人蒙蔽云云，世人睹此，或谓恢复帝制，原非项城本意，其实个中真相，固不尔尔；盖恢复帝制之一事，当辛亥革命时，项城已意念及之，且与外人谈论及之！当时义旗高举，全国鼎沸，英人莫礼逊博士曾与袁项城谈话，并将一切情形于当年十一月廿日致电伦敦《泰晤士报》，今照译如下，读之当知项城早有在中国恢复帝制之思想矣。
　　文云：今日下午，余得与袁世凯畅谈，袁氏身体壮健，且有胆识，自知当前之大任，关系至重，惟立意重建稳固之政府，以救国家之危亡。袁氏既抱此目的，遂居间力谋保留清室，建设有限君主政体，盖惧清室一旦推倒，内部紊乱，或陷于无政府之境，则外人财产生命，必有危险，若外人因此起而干涉，将不免瓜分之祸也。袁氏谓余云：现革党已有纷争之象，各省之目的，大相悬殊，北方之意见，于南方不能融洽。余谓中国革命之起。乃所以反抗主权之损失，朝廷之腐败，致国家屡召祸灾，革军实谋增加巩固国家人民之势力，非欲使国家分崩也。袁氏闻余言，复称彼深惧民主国之不能稳固及溃裂瓜分之祸，欲保存清室，剥夺其实权，使仅存虚名，则国家之安全，方能确保。余谓吾人须论事实，今日中国各重要行省，皆已决绝，若保存清室，则万无调和之余地，现在必要之事实，无过于此！且清室不适于统治国家，大不惬人民之意，若保存之，则势不能谋统一全国，必至陷国家于分崩之境。袁氏谓此种意见似未必当，余（袁）曾详细考查中国情形，在退隐三年之中，尤为注意。余深信国民中有十分之七，仍系守旧分子，愿拥戴旧皇室，进步一派，不过占十分之三耳。若今次革命推倒清室，将来守旧党必又起而革命，谋恢复帝制，似此国中扰乱不已，人人将受其害，数十年间，中国将无太平之日矣！余（莫）谓如英国之有限君主政体，本为人所希冀之政体，惟英国之君主为可靠之人，而满清则大不可靠，此彰明较著，不能置辩之事实也。袁氏云：皇室断不自食其十月三十日之诺言，且星期五日，摄政王将赴社稷坛宣誓皇上必忠守其诺言云云。
　　余嗣论及昨日电告之举动，即皇室退至热河，召集国会，决定中国将来应采何种政体，或有限君主，或民主政体是也。袁氏谓此种计画，已有人条陈，多数明达之人，皆极力赞助，不能轻忽置之，前星期以来，彼已时时审虑，刻仍正斟酌。惟刻皇室未及时而去，致生惧扰，或不免流血之惨也。余当时颇欲问萨镇冰所统兵舰，已全数悬挂革命旗帜，图攻汉。清军一事，摄政王对此有所感惧否，惟卒未诘问此事。袁氏旋复以戊戌政变事告余，此事前次袁氏曾作书致我，自为辩护，谓其举动，纯出忠君爱国之诚云云。
　　当时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有《吊袁世凯警告中华民国》一文，饶有意味。大隈为有名之侵华野心家，其玩弄袁氏之术尤丑恶，顾此其所言，自不失为金玉之言也。兹录《东方杂志》十三卷八号之节译文如次：自云南革命事起，为期不过四五月。以此短促之期间，而竟现困疲之态，足以知华人生活方法，无有忍耐忧患之力。所谓华人之生活方法若何？其安乐主义是也。袁氏自得志为中国元首，安处深宫之中，卫队数万，侍妾十余，纵帝王之豪奢，极人间之奉养，一言以蔽之，则安乐主义而已。夫安乐主义，堕落主义也。肉体既习于安乐，则道德智能，百凡颓废，不复有任重处危之力。故大难一发，而憔悴抑郁，以病以死，凡以此也。袁氏年仅五十有八，与德皇威廉，齿正相若。彼德皇之困难，远出袁氏之上，兵临四境，已垂二年，驰驱千军万马之场，出入弹林硝烟之地，不特毫无困疲之色，而精神志气，益复发扬。以视袁氏之一败涂地，殆不可同日而语。则信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说，为不可易也。
　　中国多年之恶俗，经此次小变，又获一痛切之教训。使华人果有志革新，则不可不追惩往失，力祛积弊。盖安乐主义之流毒，不徒使百体废弛，精力委靡，而贿赂公行，赋税苛暴，其害中于道德政事国家人民者，不可胜计。人人以安乐为先务，于爱国爱民之念，悉皆抛弃无遗，虽乱亡即在目前，亦有所不恤。为中国国民者，乌可以不醒此大梦也哉？
　　其次则中国国民性，又有好修饰文字之弊。袁氏颁布命令，往往好用华美之文词，以自文饰。非援用古圣昔贤之格言，则侈陈爱国爱民之苦衷。在言者恬然不以为耻，见者亦夷然不以为怪，此盖习惯使然，尤为中国可恐之一事！盖重文字而轻实行，则凡古圣先贤之所垂训，经史集传之所记述，皆不免为悦耳目娱心志之具，无复有感化世人之能力。甚且躬蹈万恶，仍可假文字以欺人！以如是之民族，而欲求存于世界竞争剧烈之场，不可得也。
　　袁氏为中华民国之大总统，蔑视《约法》，自制宪章，伪造民意，帝制自为，冀得遂其非分之望；及云南一呼，全国响应，卒于惊怖忧愤以死。迹其致败之由，盖不外耽于逸乐及修饰文字之二事。然此固中国数千年之习惯使然，袁氏不悟其非，转欲藉此以求侥幸，遂致一败而不可收拾。今者袁氏死矣。虽然，袁氏之死。非仅袁氏一人死生之问题，实中国全国国运兴亡之大问题也，中华民国可不知所自省哉？
　　人有恒言，时势造英雄，今日中国之现状，诚为安危荣辱紧要之关键。吾人甚望有拨乱反正之豪杰，生于其间，振数千年衰颓之国家，以为亚细亚洲光宠。今其人不可见，而徒见滔滔者莫非为安乐主义之潮流所播荡，宁不可伤？夫贪婪卑污，乃中国古圣贤所哓音瘏舌，谆谆垂戒。今观中国疆吏，大都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吸人民之脂膏，饱一己之囊橐。盖上有奢侈虚饰之元首，斯下有贪婪卑污之官吏，循此不变，乱亡可计日而待！所愿今后中国之政治家，躬行实践，以身作则，尚节俭而黜奢华，敦诚朴而矫虚伪，庶民风可以丕变，国基可以永固，则袁氏者，未始非中国万世之炯鉴，而其死诚乃中国之大幸也。
　　吾爱中国者也。吾之爱中国，固非利害之问题，盖发于中心自有所不容已也。中国人今后所亟宜猛省者，此种安乐主义之生活方法，果否为人类之自然？果否适于生存竞争？而不然者，则中国国民固不免为劣等，固不免为天演所淘汰！使中国国民而甘居劣等，甘为天演所淘汰也，则亦已矣。若犹有奋发之心，则今日者，非天正迫汝自觉而置汝于危机之下乎？
　　忆前文已论袁氏固非无才无能，其智术，其心力，亦过常人；顾无道德以为体，学识以为用，思想落伍，遂使其一切行事，多人歧途，卒至祸中于生民，流毒于后世！民国十五年十月十日，《申报》载蕉鹿客《十年前洪宪纪元之回想》一文，论叙史实，语重心长，节录其中，用殿我文：
　　（上略）辛亥之际，革命甫成，南中孙文，得南京临时大总统之任，虽其革命家，未必即有行政建设之经验，一新耳目之党人，未必即足以合流于中国数千百年之官治。而纪元已易，正朔重颁，未始不可以方新之机，促未来之治；而袁乃隐有所制，必其自居。当日挟北洋派战败之余威，以外凌党人，内欺清室，缘饰自售。南中固不知自奋，亦复为息事更张之计，而袁遂以继统闻。维时极有欲其南下就职，以脱去北方之巢窟者，而曹锟遂受意兵变于大栅栏，以泥其行。京华负贩，至今追想，迄莫能忘。
　　迨至大选，遂又以临时而正式为元首。在此际革故鼎新，人多朝气，内而台阁，多属名流；外而封疆，多属首义，一时物议，庶几长此可以久安，目前可以图治。即以财政、政治、军事诸端言之，亦由繁就简，大致预算，庶几就范。顾袁以与民党失和，有所消长，遂以宋案而起癸丑之役。夫民党之不为袁用，固其分也。而袁必欲翦伐灭遗，似国非公器，人惟独尊，等异党如敌国，岂卧榻宜他睡。一方又挟北洋派，以相团结，长驱驰骤，以开北洋军阀占领各直省之先河；盖饵诸将以功利，而不屑毁造成民国之党人。在党人者，固或自行不义，物腐虫生，为袁所得乘其隙；而袁之不以国家为重，不以协恭为戒，转致毒于异己之心，以造成中国兵连祸结之局，罪无可恕，亦复彰彰！夫革命正反清之常，宜图休息。北洋派者断送满清之军政于数十年之中，自革命役成，亦正宜少戢羽翼。而袁则反其常，以复卵翼之，以复造此乱离之因果，视南方如征服之区，迨兵力所至，幸而获胜，中国庶几全被征服矣；而袁乃更视国家为易与，以渐渐即于帝制之途。夫同为国人，国人动极思静，舍一部分之民党，不甘征服，亦或者可泯南北之界限，俾征服之将领，得其正轨，循为政治，亦未始不可苟安。而诸将者，初藉袁之力，以得其地盘，亦正复对袁，不无寅畏之思。则袁虽征伐民党于前，亦尚得统治国家于后，人民舍其革命平等真正民意之口头禅，亦未始不可以歆飨报功，俾得安居托庇于袁狄克推多制度之下。孰知大谬不然，而复有称帝之思，内聚奸人诡士，日夜驰骤，好货利者，则量给以货利，但得数十百元，已足招致劝进之名册，累累篇牍。好虚名者，则崇之以虚名，而非驴非马之官制，若上中下大夫，一纸公文，亦足导人心至于虚罔罪眚之途。其不可幸干者，则临之以斧钺，组织暗杀之队，而阴有其魁，论级行赏，以某地之某机关，动其部属，而开幸险穷杀之心理之行为。货财之不继，则密谋举债，而利源以日塞，停兑国钞，而金融为紊乱，奋其淫威，而国家社会之人心之政治制度，乃一一毁灭，以致于勿遗瓦砾，其反反常之贻毒，并复为后来之人所师资，所取法，而辗转乃又及于今日，蛛丝马迹，谁阶之厉耶？
　　更有对列邦也，明知此反反常之事，为举世言政治有信守之国家所勿许，则又阏支墨顿，别为巧计，而不外动之以货利，其卒也，国际无信义道德之可言，敦槃之际，已有内定协调之痕迹，而举世所奔走号呼之廿一条，亦于此际，阴图承认，遽为容纳。闻之当日周旋台阁者曰：其恭递条文之日，递文者足恭而语，一手上文书，即嗫嚅曰：“请大总统高升”，袁氏笑纳其呈，頫首而退。此其情形之一卑一亢，一则以自满，似正朔之颁，将须次子域外；一则以自喜，似乘此机会，不劳而获，所得者夥颐夥颐，其余之莫可穷诘者称是。而四年之末，律历将颁，复不得同意，于是内外歧称，为天下笑，而国家外交之对等精神，与罔私干禄之陪臣体节，两俱失之，示弱天下。袁虽首领已腐，后来者遂难为力争之理，以创其恶例；狡者为便私之计，亦复袭其故智。若临城之赔款，则段亦躬受之，而易得执政之称矣！至于直省将领，直视之如列藩，不惜又以货利饵人，而使称臣事顺。
　　夫北洋诸将，固自认袁氏之代起为正统，而尚少有寅畏之心者也，至此袁不惜屈躬以求，则诸将者自复攘臂以起，此我求童蒙，不嫌尾大，并其正位之后，何为治体者，尚勿遑自恤，而但谋足成其事，以不惜贻祸于将许矣。故聚财者厚自丰殖，而勿之禁也，且益之以货利。政治以操守为典要，袁不惜讽人以坠其操守，水之就下，甚于决川！方革命初元之际，人人有自祓之心，故或尚甘于清贫；及堤防一溃，而军阀遂放纵至不可收拾。张勋方镇徐州，以其有故主之思，则所以牢笼之者益至，于其生日，则遣伶祝嘏，特颁荣爵，声色之端，遂渐极乎人欲。而自此以还，遂成惯习，以俭养廉之说，更复夷灭而不存。张勋者，以其骄恣之娱，卒亦俯首，此于复辟，显见寇仇，亦复以极欲者易其节守。张之行止，无当于论评，而节守之坠，则袁实尸之！此其开先例，毁人心，贻祸奕翼，以造成今日罪大恶极之军阀，使国民之迄莫得少苏生息者，又袁之惠流也。一方以本身代表北洋，攘取国家，使诸将臣服，而生北洋正统之谬论，徐、冯、段以来，亦正用此谬点以自矜。一方使军阀萌列藩罔替之想，使国民均为被征服者，而军阀骄恣之罪，遂至今莫可得逭。其结果也，陆荣廷于领饷之后，遽应西南；陈宦于俯跪称臣，领川任后，亦一电来请退位。此其时也，袁之声色均废，于电文译呈之后，汗流浃背，目眩头晕，其愚为可怜，而其情亦为可悯！八月十三曰，朝露易晞，迷梦未醒，形骸土木，于其本人者，以罪当罚，无所足言，而所开之恶例，所遗之祸毒，乃至今令国民茹苦含辛，以为忍受者，十年于兹！而货利声色之摇动人心，夷灭至理，使邪僻者萌依附之思，奸黠者售罔营之诈，而因此以造成无数之恶因，政客簧鼓也，军人干政也，北洋正统也，匪夷所思之事，一一留真绘影，以至于十年，而洗此十年之积毒，正恐更假十年，亦不足为力矣！
　　语云：“以人为鉴，可知得失。”洪宪之得失，无待于蓍龟，而鉴者或尚昧之，或故犯之，少凜然之戒，惧覆辙之愆，非必即图有更张民国之事实，而辄或引其所开之恶例以自便，此为读政治史者所不可不知！会以十年回顾，深刻大书，欲国人知症结之所在，而引以为戒，俾国家者于反常之后，得少安于反常之中，而不可更有反反常之举措，以夺此垂毙之民之生机，而所谓反反常者，不必在于帝制之自为，而在于举措宜戒之一切恶例，则庶几正规可循，殷鉴不远，未必语于富强，亦足即于苟安。即此苟安之中，使国民者得延其喘息，而从政者使足以少留泽溉，俾有余晷，以斡旋于列强，以起衰而振弱，容有豸乎。（下略）附录我的父亲袁世凯  附录我的父亲袁世凯
　　袁静雪
　　我的父亲袁世凯，生平事迹已有许多书刊记述，但是他的个人生活，他的家庭及他在家中的一些活动，外人或者不易弄清。我是他的第三个女儿，应该在这些方面提供情况，以便让世人更全面地认识他。下面将要谈到的，有的是我听父亲说的，有的是我听母亲们、哥哥们说的，有的则是我个人所经历和目睹的。不过，我父亲于1916年死去的时候，我只有17岁，加之我们那样一个封建家庭对我们管束得很严，使得我与外界的接触很少，因此我的所见所闻是很有限的。也由于这个原因我的叙述不可能完整、系统。而且事隔多年，仅凭个人追忆，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在叙述的时候，倘要涉及一些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多费笔墨就显得累赘，所以或是从略，或一笔带过。
　　家世和青少年时代
　　我的父亲袁世凯，字慰亭，别号容庵，清咸丰九年阴历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生于河南省项城县的袁寨。他是我祖父袁保中的第四个儿子。我们家是按规定的字来排辈份的，从我祖父起，按“保、世、克、家”4个字往下排。我祖父袁保中是县里的大绅士，一生没有做过官。当捻军在河南活动的时候，他曾和县里的乡绅们一道办过团防。我的叔祖袁保庆曾随同袁甲三清朝剿捻名将。保中、保庆都是他的侄子。办过团练，还在河南、安徽一带攻打过捻军，最后的官阶是江南盐法道。
　　我父亲的兄弟姐妹，一共9人。除了我的大伯世敦是嫡出的以外，其余兄弟5人、姐妹3人都是庶出。我父亲的生母是刘氏。在我父亲出生的当月，我的叔祖母——保庆的妻子牛氏，也生了一个儿子，但生下不久就死去了。我祖母刘氏在生了我父亲以后，奶水很缺。可是牛氏的奶水却极其充足，因此就由她把我父亲接过喂奶。我父亲小时候很逗牛氏的喜爱，牛氏对他视同己出。后来，由于我叔祖父的妻妾都没有再生养，所以我父亲就过继给他，作为他的嗣子。
　　我的伯叔们，除了三伯世廉做官以外，其余的都在家当绅士，没有外出做过什么事。后来，我祖母刘氏死在天津。当时我父亲任直隶总督。他请了假，搬运灵柩回转项城安葬。但是我的大伯世敦，认为刘氏不过是一位庶母，所以不准埋入祖坟正穴，只准她附葬在坟所的地边。这本来是合乎那个时代的“礼仪”的。可是我父亲却和他争执了很多次，由于大伯坚决不答应，最后只得另买了新坟地安葬。从这以后，我父亲和大伯世敦就不再往来，还由于这个原因，以后就定居彰德的洹上村，不再回项城老家，直到我父亲做了总统，他们老兄弟俩还是不相闻问的。
　　当我父亲8岁的时候，他嗣父保庆到山东候补。我父亲第一次离开了家乡，随着嗣母牛氏前往济南。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入家塾读书。开蒙老师是王志清。后来，他的嗣父调任江南盐法道，他也就和嗣母随着到了南京。他人极聪明，但是不肯好好念书，经常外出玩耍，喜欢打拳、骑马、下棋、赌博。他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喜欢骑着马四处游玩，南京的名胜如清凉山、雨花台、莫愁湖等地，都是他任意驰骋的好所在。也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能够自如地控制那些不驯服的烈马。我父亲后来的弃文习武，不能不说是与此有关。
　　他的嗣父有一个很得宠的姨太太，叫做金玉，是和牛氏不和的。我父亲当时年纪虽小，却能够在这两个人中间设法调和。因此，牛氏和金玉都非常喜欢他，并且还在他们丈夫面前，掩盖他那不好读书、不务正业的种种行为。后来他的嗣父死在南京，他才随着嗣母牛氏又回到了项城故乡，那时候他已经15岁了。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父亲始终跟随着他的从叔父袁保恒他是袁甲三的长子。。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在我父亲回到项城的第二年，袁保恒从西北回来了。他看到我父亲的相貌，听到我父亲那善于应对的口才，非常喜欢。那时候他正在西北帮着左宗棠办理军务，因此就把我父亲带到西北去了。后来，他调到北京，再调到河南开封帮办赈务，都让我父亲跟在他的身边。他的想法是：我父亲如果长久住在项城，容易见闻寡陋，不如跟他在一起，一方面可以扩大眼界；另一方面还可以督促我父亲用功读书。在北京的时候，他曾经请了几个比较有名望的人教我父亲学做文章，学做诗，学写字。但是，我父亲依然不肯好好地用功，特别是对当时的八股文不感兴趣。他所喜欢的，却是老师们所禁止阅读的四书、五经以外的一些书籍。他读书的成绩虽然不很好，可是他从叔父让他办理一些事务的时候，却突出地显示了他的才能。
　　过了不久，袁保恒在开封病死，我的父亲再次回到了项城。那时候，由于他喜欢多事和好出风头，所以虽然他自己的文章做得并不好，却联合了一些读书人，组织了一个文社。这个文社所需用的一些房屋和必需的费用，都由他一人负责筹办。大家就由于这个缘故，公推他为文社的负责人。因此邻近各县的许多读书人，都知道了他的姓名。当时，徐世昌正在淮宁县署里做着塾师，在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就专程来拜访。两个人见面畅谈，极其融洽。特别是他们对于反对八股文的意见，完全一致。后来，徐世昌准备进京应试，我父亲晓得他的盘费不足，就资助了他一些钱。使得他顺利地前往北京。这便是我父亲和徐世昌订交的开始。
　　在这期间，我父亲曾先后应过两次“童子试”，都没有考中。他盛怒之下，就把过去所做的诗文完全烧毁。后来，他在直隶总督任上，曾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会衔奏请停止科举。这个害人的科举制度，也就由此而被废除。我父亲以后经常谈论这件事，他认为这是他这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他说，他是从小就痛恨这种科举制度的。
　　但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大家公认科举是读书人的惟一出路。他既然没有考中，为了谋取一个进身之阶，就不得不另想其他办法。他所想的办法是：捐官。他的生母刘氏、嗣母牛氏，看到他有这个想法，就拿出她们自己的私房钱，帮助他进京谋事。可是他到北京，却把那捐官的正事搁在脑后，一味地讲吃、讲穿、讲玩乐。有一些腥赌害人的人，看到他孤身一人，认为可欺，便合伙引诱他去赌博，把他所带的钱都赢去。他官既没有捐成，钱又输个净尽，正在落魄无聊的时候，恰巧遇见了已经考中了进士、做着京官的徐世昌。徐向他问明究竟，便资助他回转项城。后来，我父亲从来不准家里人在平时赌钱，大概就是由于他本人受了这次教训的缘故吧。
　　从戎发迹
　　我父亲22岁回到项城。这时候他对于科举一途既已绝望，捐官的事情又成泡影，于是决定弃文就武，到山东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
　　在此以前，他曾到上海谋事。上海当时是最繁华的地方，他一方面想领略一下这里的风光，另一方面也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谋事的机会总要比较多些。但是，他营谋了一个时期，始终没有成就。那时候，他一个人住在旅店里，感到寂寞，就去逛妓院。由此结识了一个苏州籍的名妓沈氏。这就是他后来所娶的大姨太太。他们两个见面以后，情好日密。沈氏劝他及早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并且资助他盘费，鼓励他早日成行。行前，沈氏备酒送行。席间对他说明，在他去以后，她立刻就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他努力功名，不要相负。我父亲听了以后，也就指天誓日，洒泪而别。后来，他随吴长庆到了朝鲜，果然把她接了去，做他的姨太太。
　　当他由上海前往山东的时候，无意间在旅途中遇见了阮忠枢。由于他们同行同宿了几天，因此互相结识。通过交谈，他知道阮忠枢将进京应试。他也将自己的家世和现在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阮忠枢，阮又帮助他一些川资，然后才依依作别。别后，我父亲径直到了山东登州，向吴长庆投效。那时候他已经是22岁。有的人说，我父亲到山东投军时，曾冒昧地携带了他父亲的旧部几十个人一同前往投效，因而吴长庆对他的印象很不好。这种说法，大概是不确实的。要知道，他由项城老家出来以后，是经由上海前往山东的。这么多的人，如果和他一道绕道，他在举目无亲的上海是无法安置这些人的；何况他本人还先后受过沈氏和阮忠枢的接济，他又怎么能够有余钱供给这些人的食用呢？
　　我父亲自从到了庆军，对于军队上的一切事情特别有兴趣。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循着这个途径干下去，以便为自己将来的建功立业打下基础。因此，他事事留心，不辞劳苦，从而渐渐地取得了吴长庆的好感。
　　有一次是旧历年，营中循例放假3天。大批的士兵们有的在街市上闲逛，有的就在营中聚赌。那些士兵赌着赌着，偶然一语不合，就互相争吵起来，最后竟发展到彼此开枪的地步。事情越闹越大，双方各有几十人参与。他们互相射击，互不相让，因此双方都有一些人负伤。正在这营中秩序无法维护的时候，我父亲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想到各营营官大部分已经回家过年，如果不立刻设法制止，那么闹来闹去，事情就无法收拾。他当时灵机一动，假传统领的命令，带领一些亲兵赶到出事的地方。把事情真相查明以后，他立即把为首肇事的人就地正法。这场纠纷就此平定下去。事后，他向吴长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且就自己“专擅杀人”一事向吴请罪。吴长庆不但不责怪他，反而奖许他的临机应变之才，叫他为营务处帮办。
　　过了不久，朝鲜发生内乱，清廷于光绪8年1882年。派吴长庆率领全军入朝。我父亲也随军前往。从此，他就前后在朝鲜住了12年。
　　庆军进入朝鲜后，纪律很不好，不但任意抢劫朝鲜居民的衣服食物，甚至还时常有强奸民女的事情发生。朝鲜人民对此感到万分痛苦。这时，驻在朝鲜的日本方面的人员，对庆军军纪败坏的情形也异常不满。我父亲认为这种情况如果再继续下去，必将招致朝鲜人民的反抗，同时也会引起日本方面对我们的轻视，结果“救援”朝鲜的使命势必难以完成。因此，他便向吴长庆建议，一定要严加整顿。可是吴长庆却认为孤军远征，身处异国，如果操之过急，怕酿成其他变故，不易收拾。我父亲一再向吴说明利害，同时自愿担负这个责任。吴长庆终于同意了他的建议，并提升他为营务处总办，专门负责整顿军纪。他奉命以后，首先从各营抽调一批比较优秀的官兵，组成一支执法稽查队。他亲自率领，日夜巡查，遇到那扰害朝鲜人民的士兵，立刻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同时他还让执法稽查队的官兵回到本来所属的各营，分头宣传说明。从此，营中纪律就出现了一片严整的气象。
　　在吴长庆驻军朝鲜期间，我父亲曾奉命替朝鲜国王编练过一支亲军，名为“镇抚军”。此外，他还经常代替吴长庆出面，和日本、帝俄等国的使节办理外交方面的事情。后来，吴长庆的军队先后撤出朝鲜，我父亲仍然留在那里。他的名义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直到中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他才奉命归国。他在朝鲜的这一段经历，博得了“非唯知兵，且谙外交”的好名声，为以后他在小站练兵以及后来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据他以后说起，当他准备回国的时候，忽然得到了一个秘密的情报，说是朝鲜的东学党打算在他回国的途中派人谋杀他。他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便化了装，改变了回国的路线。就这样，他才得以安然脱险。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我父亲便接受了“训练新建陆军”的命令，这就是一般所知道的“小站练兵”。他在经办这个差使的时候，深深地知道：当时官场中的惯例，仅有朝中大员对他的推荐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走内线。恰巧他从前在旅途中结识的阮忠枢，这时候正在李莲英的弟弟家里处馆。这个李莲英弟弟的家，实际上也就是李莲英的家。我父亲就通过这个关系和李莲英拉上了交情。等到醇王、庆王会同军机大臣保举他来训练新军的时候，西太后很快地就批准了。这件事，李莲英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我父亲是没有受过军事教育的，但是他自从投效吴长庆的庆军以后，对军事上的事情处处留心。他一方面细心钻研有关操典、战术一类的军事书籍；另一方面，不论部队出操或是野外演习，他都跟着观看。他所以这样做，表面上说是监督查考，实际上却是跟着学习。他觉得“这比起做文章来，到底容易多了”。就这样，他渐渐地由外行成为内行。据他自己说，他对小站练兵时期的各级军官和幕僚，甚至棚头弁目，几乎都能认出他们的面目，叫出他们的姓名，并且还能大致了解他们每个人的心性脾气以及他们的长处、缺点。他还特别注意抓住发放饷银的事。为了杜绝过去军营中惯有的一些毛病，如吃空额、冒领等等，在每月发放饷银的时候，他一定亲自点名，按名发给。就由于他这样地认真办事，因而他所练的新军，在当时是享有盛名的。
　　在他后来任军机大臣的时候，张之洞是和他一起同在军机上的。张之洞也是一个热心编练新军的人。有一次在闲谈中，张和我父亲问起练兵的秘决。我父亲说：“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服从就吃刀。”有人说，他在小站练兵的时候，利用金钱和地位进行收买，所以当时的官兵们都对他有这样的看法：他是大家的衣食父母，只有听命于他，才能升官发财。
　　他笼络人心的方法，还有另外的一套。上面所谈到的阮忠枢，那时候正在他那里当文案。他们两人是老朋友，他对阮是另眼相看的。有一天，阮忠枢向我父亲说，他在天津某妓院里认识了一个叫做小玉的妓女，他们两人感情很好，想纳小玉为妾。我父亲当即说，这是有碍军誉的事情，严正地当面驳斥了。阮忠枢觉得，这既是关系军誉的大事，长官不准，也就只好作罢。过了不久，我父亲说是到天津有公事，邀阮忠枢一同前往。下车后，天色已晚，我父亲便邀他先去看一个朋友。他们走进一个院门，看到屋子里铺设得异常华丽，堂上红烛高烧，并且还摆着一桌很丰盛的酒席。及至进入里屋，便见一个丫头一面喊着“新姑爷到啦”，一面从屋里搀扶出一个新娘打扮的俏丽佳人。阮忠枢当时不明所以，真个是如入五里雾中，及至细细一看，才知道便是自己所要娶的那个小玉。原来，我父亲在阮忠枢和他商议之后，就秘密地派人给小玉赎身。等到把事情办理妥帖了，他才引阮忠枢一同前来。从此，阮忠枢更加忠实地给我父亲效劳，一直到洪宪帝制时期，还是始终如一的。
　　后来，在戊戌维新的第二年，我父亲升任山东巡抚。据他以后说起，他在山东巡抚任上，一共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剿办山东境内的所谓“拳匪”；另一件是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期“保境安民”。除此之外，他为了了解山东全省各府、州县官民的情况，时常派人出去分头密查。他在派员密查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先派一个人去，接着再派另一个人还是到同一个地点查同一件事情。这两个人都对他直接负责，彼此之间谁也不知道还另有一个人在做着工作。如果这两个人所查的结果，互不相同，他就还照以前的办法另外再派两个人分头去查，然后再把这次所查的结果和上次的互相对照。对查报实在的给以奖励，对那谎报不实的给予处罚。以后他在直隶总督任上，也还是经常使用这种方法。他后来常对我们说：“做一个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够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一个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他每次说这种话的时候，一定要举出上面的那个方法为例。看起来，他对于那样的做法，是感到得意。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李鸿章病死了。我父亲奉命继李鸿章之后，由山东巡抚升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现在只准备谈一谈他在这个时期的两件事。一件是，清廷认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我父亲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期，共保东南疆土，勋劳卓著，同晋太子少保衔。太子少保本来是一个空衔，但在封建王朝得到这个头衔，是很荣耀的。我父亲特别喜欢这个头衔。他最喜欢人们称呼他为“袁宫保”。所以我们家的佣人们，在他没有做总统以前，是一直称呼他“宫保”的。另一件，是大哥袁克定告诉我们的。当西太后和光绪帝“回銮”以后，由于宫内被外国军队住过一个时期，遭到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宫殿里的陈设，绝大部分都被抢走或毁坏了，因此西太后在我父亲“陛见”的时候，要他赶紧筹集款项来置办这些物品。当时直隶省内的很多地方还没有恢复正常秩序，就是向人民摊派，也是缓不济急。他为了迎合慈禧，除了已经设法筹措了一些款子外，还邀集了藩、臬、司、道等官前来商议。他说他要暂时借用他们的私人款项来垫办，以后再陆续归还。可是这些人不但不肯解囊，反而向他诉起穷来。我父亲一见如此，只得暂时作罢。接着，他便不动声色地派一个人和天津的几个大票号如蔚长厚钱庄等接洽，说是要把一些公款存在他们票号里，问他们利钱能给多少？他们回答，最高只能到8厘。这个人一面假称听说别的票号里的利钱比这个数字要多一些，一面仍然同票号里的人继续磋磨。票号里人为了取信于他，就先后把账簿拿出来，并将某官署或是某官个人的存款数字以及利息多少，一一指给他看。这个人就把各个有关的个人存款数字，一共约有100余万两，一一记清，回复了我父亲。过了一两天，我父亲又把上面这些人请来，和他们说了大致经过，然后说：“这些票号的掌柜实在太可恶，他们竟敢冒用诸公的名义来招摇撞骗。为了惩诫他们，我已经把这些冒名顶替的存款暂时借用了。”
　　我父亲自从投奔吴长庆，得到他的提携以后一直一帆风顺，飞黄腾达。他在清朝最后的一个官阶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西太后和光绪帝相继死去，皇位由醇王载沣的儿子溥仪继承，载沣监国摄政。有一天，庆王奕匡力向我父亲透露说，载沣将要有不利于他的举动，最好赶快躲避一下。这时候，杨士聪他是当时直隶总督杨士骧和后来我父亲倚如左右手的杨士琦两个人的八弟。正做着京津铁路督办，便在夜间护送我父亲到了天津，住在法租界利顺德饭店。我父亲原想由天津逃往日本。可是，我父亲的门生杨士骧得到消息以后，立刻派他的儿子两次到顺德饭店说明利害，劝我父亲回京，他自己却避嫌没有出面。我父亲接受了杨士骧的建议，这才又回到了北京。
　　彰德“隐居”
　　我父亲回到北京以后不久，就接到了让他“回籍养疴”的命令。这时，他内心的恐惧，才慢慢地缓和下来。当时彰德的住宅正由我大哥袁克定监工修缮改建，尚未完工。我父亲便带了第五、第七两个姨太太由北京先到河南辉县暂住。我们家里的人原来也是非常恐慌的，除了北京锡拉胡同的住宅里留有一些人看家以外，大部分人都逃到了天津，借住在梁宝生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的家里。我父亲到了辉县，最初真是“闭门思过”，后来才渐渐活动起来。直到1909年5月间，彰德北关外洹上村的住宅大致修好，我父亲才让人把所有家眷接来一同搬入新居，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
　　我父亲的隐居生活，是有着他的长期打算的。我父亲在洹上村的住宅，原是天津某人修造的别墅，洹水流过它的前面。这所别墅原有的房子并不很多，大哥所监工修建的，只是我们家里人所必需居住的一部分房屋，还有很多工程都是在我父亲搬进去以后才陆继完成的。首先在住宅外面修了高大的院墙，院墙周围还修筑了几个炮楼。当时的地方当局，还派两营马队叫做马一营、马二营。驻在那里护卫着，看起来仿佛是一个寨子似的。在这个“寨子”里，修建了一些“群房”，部分男佣人的家眷就住在里面。此外，还开辟了菜园、瓜园、果木园、桑园等各种园子，也饲养了猪、羊、鸡、鸭之类的家畜家禽，以备全家上下日常食用。我们的住宅有很多的四合院，它们另有一道墙围绕着。他整修了一座花园，取名“养寿园”。他雇人在养寿园里叠石为山，栽种了很多花草和桃、杏、枣等果木树；还把洹水引进园里，开凿了一个大水池，池里种植了一些荷、菱之类，养殖了很多活鱼。我父亲喜欢吃的熏鱼，是二姨太太的拿手菜，她就常常养蟹，每个人都用高粱米和芝麻来喂养自己所有的螃蟹。等到秋深蟹肥的时候，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自己捕来自己吃。池内还修有一座水心亭，必须坐船才能到达亭上。每年夏季或月圆的时候，我父亲常和全家人划船过去，在那里吃饭赏月。他有的时候独自和我的生母三姨太太荡舟赏月。我母亲会弹七弦琴。这个时候，他对着皎洁的月光，听着悠扬的琴音，是十分高兴的。有的时候他俩一边下围棋，偶然一语不合，也会闹起气来。有一次我母亲竟气得把棋盘、棋子都扔到水里了。
　　我家当时上下人口是很多的。为了筹措这么多人的日常生活用品，我父亲早就在彰德置买了不少田地，因此粮食是不成问题的。那时候，园里又饲养了家畜、家禽、活鱼，因此副食也就供应无缺。园子里产的瓜果等，还可以卖到市上换回钱来。他甚至在南方请来了一些蚕娘和纺纱娘这些人也都住在宅子外面的“群房”里。，让她们养蚕和缫丝。缫出来的丝，就送到他在彰德所办的纺纱厂里织成绸缎出售。他时常带着家里人去看她们喂蚕、缫丝。同时，也让各房自己喂蚕，自己缫丝，所得的丝价就归各房自己支配。家里还用了一个姓葛的采买，每天总要进城采办一次，每隔两、三个月，还要专程到天津、上海购买那些彰德买不到的吃、穿、用的东西。葛在去天津、上海之前，总是逐一向各房问明需要买些什么。这时，各房就开列清单，交他办理。所有需用的款项，都是由账房支付的。
　　这里要着重谈谈我父亲的所谓“隐居”生活。他每天起床后，就和我三伯世廉当时因病由徐州道解职后前来彰德，住在宅子里的西院，后来病重身死，我五叔又搬来同住。下棋谈心。有时他就独自到花园内钓鱼。他曾照有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在渔舟上静坐垂钓的相片，以表示他超然世外。遇到亲戚来看望他的时候，也时常和他们下棋来消磨时光。他有时还把河南坠子和“柳子戏”的艺人叫来演唱。在过年的时候，总有他的一些“北洋”老部下来给他拜年；同时，住在项城老家里的我六叔等人，也来洹上和他共度佳节。这时候，他就叫人传北京京剧界的名角，如谭鑫培、王瑶卿、王惠芳、杨小朵、德君如等来唱“堂会”。这种“堂会”戏，在他和正妻于氏过寿的时候，也同样是“传”来唱过的。
　　记得有一天，大概是在宣统三年1911年。，正是川汉铁路国有事件刚刚爆发的时候，端方他是我父亲的把兄弟。奉旨南下查办。端方特地前来彰德和我父亲面谈，我父亲当晚还放映电影来招待他。他们谈话的内容，自然是保密的。他们在这次会面中订下了儿女们的两门亲事：一个是，二姐仲祯许给端方的侄子；另一个是，端方的长女许给五哥克权。后来，端方、端锦两人同时在四川资州被杀身死。端方弟兄4人的家眷都改成汉人装束逃难到彰德来。他们匆匆前来，人数很多，只得暂时在各房挤着住，以后才先后离去。
　　我父亲在做官的时候很少做诗，但回彰德以后，有时也和前来访问的友人们互相唱和。他曾把这些唱和的诗句，编为《圭塘唱和诗集》，圭塘是洹水上的桥名。记得在诗集里有这样几首：
　　次王介艇丈游养寿园韵
　　乍赋归来句林栖旧雨存
　　卅年醒尘梦半亩辟荒园
　　雕倦青云路鱼浮绿水源
　　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
　　和江都史济道女史月下游养寿园诗
　　曾来此地作劳人满目林泉气势新
　　墙外太行横若障门前洹水喜为邻
　　风烟万里苍茫绕波浪千层激荡频
　　寄语长安诸旧侣素衣蚤浣帝京尘
　　登楼
　　楼下级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晚阴看月
　　棹艇捞明月逃蟾沉水底
　　搔头欲问天月隐烟云里
　　自题渔舟写真二首
　　（其一）
　　身世萧然百不愁烟蓑雨笠一渔舟
　　钓丝终日牵红蓼好友同盟只白鸥
　　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钓鱼却有恩仇
　　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休
　　（其二）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他的诗确实做得不算好，但是从诗里却可以看出一些自负和不甘寂寞的复杂心情。如“素衣蚤浣帝京尘”、“吞钩鱼却有恩仇”、“搔头欲问天，月隐烟云里”等诗句，表达了他对清廷不满的情绪。又如“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等句，却深深地道出了他待时而动的心机，表明了他在彰德隐居的实质。
　　事实上，他也的确不是一个逃避红尘、澹泊名利的隐士。他虽然身居乡村，却时常有一些朝野要人来看望他，询问他对于当时某些事情的看法。像上面所说的端方，就是这些要人之中的一个。那时，他每天要接到很多从各方面发来的信件和电报。为了处理这些信、电，他每天上午要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办理“公务”，他设置了一个电报房，从而能够更迅速地和各方面加强联系。他向各方面伸出了触角，等待着再起的时机。
　　东山再起
　　辛亥革命爆发，我父亲终于得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时候，清廷为了镇压在武昌起义的革命军队，派了陆军部大臣荫昌带领冯国璋、段祺瑞率北洋军两镇南下“讨伐”。当荫昌和冯国璋经由京汉铁路南下的时候，都曾先后在彰德下车来看望我父亲，并且征求他对于国事的意见。我父亲当时对荫昌表示：“久居乡野，对国事未敢置辞。”可是对他的老部下冯国璋，却指示了“慢慢走，等等看”的六字方针。冯国璋确实是依照他的指示来执行的。因此，北洋军队虽然已经陆续南下，但并不积极行动，也不认真听从指挥。这就使得那身居总司令的荫昌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清廷在万分不得已的情况下，先是起用我父亲为湖广总督，他不肯就任。后来又召回荫昌，改派我父亲为钦差大臣，节制调遣水陆各军，他仍然不肯就任。最后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他这时如愿以偿，才答允出山。
　　在他和清廷讨价还价的时候，他和各方面的信、电往返，更加频繁了。电报房中嗒嗒之声终日不断。朝野要人来看望他的也就更多了。我们那时候年纪还小，虽然不知道来的都是些什么人，但是远远看到一些男佣人们穿梭似地来往传报，我父亲几乎整天都在“办公”和会客，我们意识到他是忙碌极了。这时候，听说他的老朋友，当时的内阁大臣徐世昌也来劝他出山了。那时候三姨太太的住房紧靠着另一个院子里的厢房。我父亲就在这厢房里办公和会客。这两排房屋，虽然不是一个院子，但后窗户却是紧对着的。我们在夜里三、四点钟一觉醒来，总是望见那边的厢房里电灯还亮着，还仿佛听见那边有说话的声音。
　　最后，我父亲决意出山。全家上下听说以后非常高兴。在他临走的头一天晚上，全家团聚在一起吃饭。他看到大家那样欢乐却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不要太高兴了，我是不愿意出去的。这次出去了，怕的是不能够好好回来啊！”话虽如此说，他却毕竟是东山再起了。
　　在他出发以后，有一天，我们家里忽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吴是同盟会的秘密成员，负责联络北方清军起义。要派人杀害我们全家。这时候，全家上下惊慌万分，毫无办法。我们小姐妹更被吓得手足无措。二姐曾天真地对我说：“要是真来杀我们，我们就顶着花盆藏到花园的池子里去，他们自然就找不到我们了。”不久又传来消息，说吴禄贞在石家庄车站遇刺身亡。在这次事件之后，我父亲考虑到，今后我家如果还住在彰德，未必不再发生同样事件，就让我们全家分批搬到天津。当时我们在天津是分别住在几个地方的：我娘和大哥住在德租界，大姨太太和二哥住在意租界，其余的二、三、五、六、八、九6个姨太太和我们小兄弟姐妹们都住在英租界小白楼“矿物局”。住下不久，全家又按我父亲的指示，分批搬到北京，住在石大人胡同外务部民国时期改名为外交部，石大人胡同也改名为外交部街。内。记得当时第一批来就和他同住的是五、六、八、九4个姨太太和二姐同我姐妹2人。
　　当我们到达北京的时候，正是我父亲介于清皇室和南京政府之间居中折冲的时候。有一天，他乘坐双套马车由宫里回家，在走到东华门大街将近东口的时候，忽然有人从当时有名的饭馆“东兴楼”的楼上扔下3颗炸弹。其中的两颗当时爆炸，除了我父亲的顶马旧时达官贵人出行，前有一、二人骑马先导，称为顶马。袁振标当场被炸死以外，还有另一顶马杜保和双套马车的两马，都被炸成了重伤。杜的伤势很重，过了不久就死去。另外一颗炸弹扔到“东兴楼”下便道上自来水龙头旁边的水坑里去了，没有爆炸。那两匹马被炸伤以后便如飞地奔驰起来，车上的马夫虽然紧紧地勒缰绳，也勒不住它们，只得任着这两匹伤马飞快地跑，一直到它们回到石大人胡同外务部门口方才站住。这两匹马因为受伤过重，终于死去了。我父亲侥幸，当场既没有受伤，又平平安安地回到官邸。因此，他在见我们之后，只简单地说了一下当时的情况，接着便哈哈地笑了起来。据跟随我父亲出去的男佣人事后谈起，当时那两匹马都被炸伤了肚子，伤势很重，如果立时都死在“东兴楼”门前，宫保的性命是会发生危险的。
　　在这次刺杀事件发生后的不多时间，我们就听得有人来说，当场捕获了5个“凶手”。据说，都是孙中山派来的革命党人。同时，还在“东兴楼”楼上发现了另外两颗炸弹，都是用蒲包装着的，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扔去罢了。我父亲在这次事件中虽然并未受伤，但以后对清皇室的交涉，都让他的助手代他办理，他本人却从此不再出门了。第二天，又有人在外务部的门口扔了一颗炸弹，当场并没有炸伤什么人，只是我父亲的办公室窗户上的玻璃受爆炸声浪的冲击，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小纹。他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此后就听从家里人的劝告，搬到地窖子里办公去了。有一天，我听得母亲惊慌地说了一句：“招儿二哥克文的小名。又惹祸了！”原来是，二哥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竟自把刺杀我父亲、原来要判处死刑的凶手，给放走了一两个人。可是我父亲对于这件事并没有深究。
　　清王朝的“宣统皇帝”宣布退位以后，南京政府派了蔡元培等5人为“迎袁专使”，前来北京迎接我父亲南下，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城内又发生了第三镇兵变的事件。兵变的借口是反对我父亲离开北京。事后听说这次兵变的把戏，是我大哥串通第三镇统制曹锟搞起来的。我父亲事先并不知道。但是，不管怎样，我父亲终于在南京政府的妥协下，在北京宣誓就职。
　　从总统到皇帝梦的幻灭
　　当我父亲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以后，又过了一个时期，清皇室让出了中南海。我们又从当时所住的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现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宿舍。搬进了中南海。我父亲自从住进了中南海，就没有再出过新华门一步。这是因为“东兴楼”门前的爆炸案件使得他余悸犹存。而且，大约在我们搬进中南海后不久，府内也发生了一次意外事件，说是有一个人把炸弹扔进海里，并未爆炸。这更使得他不敢轻易外出。说他不敢轻易外出，是因为我和我父亲同住在居仁堂楼上，如果他有事外出，一定要传车，传侍卫的人，还要换衣服，这些我不会不知道。可以这样说，我父亲是活着进的新华门，直到死后才被抬着出了这个门。
　　我父亲在中南海内先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接着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后来又自称“中华帝国洪宪皇帝”。现在分别谈谈在这3个阶段里有关他的一些情况。
　　我父亲当时一直居住在居仁堂内，有人说他当时住在怀仁堂，是错误的。他办公室，设在居仁堂楼下东头的一间大房间里。楼下的西部，是他会客、开会以及吃饭的所在。另外，在居仁堂的前院，还有一处叫做“大圆镜中”的房子，也是他会客的地方。他什么地方会什么样的客，是按着来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关系来区别对待的。例如，一般生客在“大圆镜中”，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部，最熟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如果来客比较有身份，那么，会见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他接见张作霖却是个例外。张作霖是当时的27师师长，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遇，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会见了他。当时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4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话的时候不时地注视离他座位很近的这4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后，晓得他是爱上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我父亲在送走张作霖以后，一路笑着上楼，说明了赠表的经过，并笑着对我们说：“他真是没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给他了。”说完了，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
　　我父亲的卧室，是居仁堂楼上的东头的一个大房间。他最喜欢二姐和我，就让我俩住在楼上西头的一个房间里。我家其他人的住处，也是经过他安排指定的。大致的情况是：我娘于氏是和二姨太太、大哥夫妇、还有大哥的姨奶奶和他的孩子们以及四哥夫妇都住在福禄居；大姨太太、三姨太太和二哥夫妇三哥夫妇，还有一部分小弟妹们，住在字廊后边的4个院子里；五、六、八、九4个姨太太和她们的孩子们都住在居仁堂后边的一所楼上。这个楼和居仁堂的楼上，是有天桥可通的。
　　我父亲在做大总统期间，每逢阳历新年，一定要在怀仁堂招待外宾。宴会后，总要有北京京剧界的名艺人来唱“堂会”。那一天，他穿着蓝色的总统服，头上戴着插有白缨的蓝色鸭舌帽，胸佩勋章，斜系大绶。我和二姐当时都也有“总统小姐”的礼服：上身是大红绣牡丹的外褂，里面衬着“和尚领”，系带子的淡青色绸衬衣，下面是淡青色绸裙子，红色缎子高跟鞋。这种礼服的样式，到底是什么人规定的，那就说不清了。
　　我父亲从什么时候起想要当“中华帝国”的大皇帝？有关这一事件的酝酿和发展过程，我们是知道得比较晚的。这是由于他凡是涉及到政治上的大事，向来对我们守口如瓶，加以我们被深深地闭锁在中南海内，所有府外的情况，我们了解得极少。但我们也自有其有利条件，那就是，在和大哥、二哥的闲谈的时候，他们有时会露出一鳞半爪，使我们能比较简单地晓得某一个事件的经过。我父亲要称帝这件事，由于大哥在政治上有野心，所以一向讳莫如深。他怕过早暴露，会给自己多树敌人。至于二哥，他是一个不愿过问政治的“名士派”，又和我是同母兄妹，因此，他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在我晓得这个消息后，渐渐发觉全家上下的精神面貌，确实和以往有所不同，仿佛将要发生什么大事似的。
　　我父亲在这一阶段里的表现，也自然不同往常。他有的时候似乎很高兴，有的时候又非常不高兴。比如说，他在晚间上楼以后，二姐和我去看他，如果他心里高兴，就会有说有笑，有时说得高兴，还会和以前一样地哈哈大笑起来。有一次，我俩在叫了他一声“爸爸”以后，他温和地对我俩说：“你俩要好好念书，好好学习规矩礼法，将来要当公主啦！”有的时候，在我俩叫了一声以后，他却简简单单只“嗯”地应了一声，说上一句：“去玩吧！”这时候，我们便意识到，爸爸又在不高兴了。另外，我俩有的时候还听到伺候他的丫头对别的佣人说：“总统男女佣人对他的称呼是：当他做总统以前，称他为”宫保“；及至做总统以后，就称为”总统“。洪宪帝制时期，也未更改。今天又有气，大家小心点！”真的，在这天吃饭的时候，他一定是板着面孔，鼻子里有时发出一声叹息似的“嗯”声，并且一边吃，一边嫌菜做得不好，在闹脾气。这时候，就是他所最宠爱的五姨太太也要看个合适的当口，才敢淡淡地解释一两句。但是，她的解释，也同样要碰我父亲的钉子。他这种态度的转变，大概是和外间对于帝制反映有关的。
　　我父亲的生活习惯，在这个时期里也同样有所改变。我们觉得，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从容，而是比较紧张。他做大总统的时候，经常是晚间九时上楼，到了这个时候，却深夜还在办公和会客，以至我俩姐妹虽和他同住一个楼上，可是常常很晚了还不见他上来。因此，他那逗我们说笑玩耍的事情，就成为很少有的了。
　　他虽是这样日夜紧张忙碌，可是并不能阻止那内外交攻的情势向他逼来。首先是，蔡锷在云南发动了起义，组成护国军。紧接着日本帝国主义也改变了原来的赞成帝制的态度。这些已经是够使他恼火的了，家庭间因此而惹起的纷争，就使得他更加恼火。其中最突出的是“立太子”的问题。大哥克定以前在彰德车站骑马的时候把一条腿摔坏了，左手也连带着受了伤他左手的手心没有厚皮，所以经常戴着一只手套。。因此，我父亲说他“六根不全”，将来怎么能够“君临万民”。他曾露出这样的口风：要在二哥、五哥二人之中，择一立为“太子”。二哥人极聪明，有才气，我父亲常常夸奖他“有天才”。五哥待人诚恳，学问也不错，我父亲也同样很喜欢他。当时的“大典筹备处”曾给各个弟兄每人做了一身“皇子服”。有一天，四哥、五哥、六弟、七弟、八弟5个人，在“新华宫”洪宪称帝以后，我父亲命令把中南海的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内，各自穿着“皇子服”，合着拍了一张照。大家一看，五哥那一套上的金花式样和其他弟兄的有所不同这张照片，现在还在我处保存。，只有二哥的那一套是和五哥的相同。这反映了我父亲的用意所在。在这两人之中，二哥年长，又不时替我父亲外出办事，颇得我父亲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我父亲对他有所偏爱，因为他既是三姨太太的长子，又是过继给大姨太太而为她所溺爱的一个爱子。因此，二哥将要被立为“太子”的呼声更高。大哥听得了这个消息，便扬言说：“如果大爷大哥称呼我父亲为”大爷“原因不明。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杀了！”因此，“新华宫”内闹得人心惶惶。有一天，我特地把大哥所说的话告诉了父亲，并且和他说：“咱们家要闹‘血滴子’了！”我父亲听了以后，只简单地说了“胡说”两个字，并没有什么其他表示。但是雍正夺位的惨剧，到底不能不使他无动于衷。
　　“立太子”的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原因是二哥的呼声虽然最高，但五哥的“皇子服”毕竟也有那不同式样的金花。五哥是二姨太太的长子，如果五哥立为“太子”，二姨太太就是未来皇帝的母亲，也就是未来的“皇太后”了。而五姨太太想到自己既是我父亲身边最宠的人，自然也就希冀着那样的尊位降临到自己身上。因此，她就时时在我父亲身旁嘀嘀咕咕，要求立她的长子——老六为“太子”。这个情况，不但伺候我父亲的丫头流露过一言半语，就是我也听到五姨太太在我父亲面前称赞老六的种种好处。我父亲处在这内外夹攻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使他不越加恼火呢！但是，使他更加恼火的，还是假版《顺天时报》的暴露。
　　《顺天时报》是当时在北京销行数量比较多的日本人所办的汉文报纸。我父亲平时在公余之暇，总是专门看它。这大概由于它是日本人办的报。可是，也就因为这个缘由，才使他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欺骗而毫不自知。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班人是否就是所谓“六君子”那一班人，那就不得而知了。搞出来的。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亲这个丫头是一个老妈子的孩子，是自由身子，所以准许她隔一些时候回家探望一次。，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便让她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了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找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找二哥，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父亲说明。他接着便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大哥给人的印象是，平素最能孝敬父母，所以他在我父亲面前的信用也最好。我父亲时常让他代表自己和各方面联系。可是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扳，从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看起来，我父亲对于帝制前途的不甚美妙，已经是有所觉察了。
　　就在这个时候，家里的几个小些的姨太太，还不知道我父亲当时处境的困难，竟因为“妃”，“嫔”的名称和他当面争执，以致使得他更加一分烦恼。事情的经过是：在他决定了帝制以后，我娘于氏当然就是“正宫娘娘”，至于那几个姨太太，我父亲曾口头封过：大、二、三、五，4个姨太太都为“妃”；六、八、九，3个姨太太都为“嫔”四姨太太、七姨太太这时已死。。这种封法，那3个小些的姨太太是不满意的。可巧在元宵节的晚上，很多人都聚在居仁堂楼下在等着吃元宵那时我父亲和我们家里人都仍然把汤圆叫做元宵。有人把外间叫做汤圆的说法告诉了我父亲，他还说：“袁，元两字，音同字不同，有什么可忌讳的。”等到元宵端来，我父亲一边先坐在桌旁吃，一边还叫大家坐下同吃。这时候，六姨太太首先嘀咕起来，说是如果我父亲不封她为“妃”，她就要带着孩子回到彰德去住。接着，八姨太太、九姨太太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五姨太太当时在旁解劝着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当妃子，爱管我叫什么就叫什么。”可是那3个人却依然在呶呶不休。我父亲看到了这种情况，把筷子一撂，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就走回办公室去了，接着，过了没有几天，便下令缓办帝制，撤销了“大典筹备处”。
　　这个时候，国内的情况是：一方面，蔡锷所率领的护国军，很快地占领了四川南部的一些地方。接着贵州和广西也先后宣布了独立，陆荣廷并自任为两广护国军总司令，因之护国军的声势大振。另一方面，我父亲所掌握的北洋，这个时候也开始分化，特别是他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冯国璋，一个是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一个则不再那么恭顺地服从我父亲的命令，并且联合了江西、浙江、山东、湖南4省的将军，准备发出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电报。我父亲看到大势已去，只得亲自邀请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3人到中南海来共同举行取消帝制的紧急会议。关于取消帝制的电稿，已经拟好准备拍发了，忽然我父亲又叫把电稿拿了回来。徐世昌、段祺瑞听到了这个消息，赶忙又第二次来到中南海问我父亲，为什么又撤回这个通电？是不是不愿意这样办了？我父亲当时只说：“我要改动里头几个字。”随着也就交出去拍发了。看来，我父亲本来或许是起了反悔之意，及至再一考虑，却是除掉这样做以外，别无其他出路。正好徐、段二人又来催问，于是借辞掩饰，就此下台。但是，从此他就忧愤成疾，终于身死。
　　我父亲是有迷信思想的。他既相信批八字，也相信风水之说。有人给我父亲批过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还听得说，我们项城老家的坟地，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相配，主我家应该出一代帝王。这些说法，无疑地也会使我父亲的思想受到影响。他之所以“洪宪称帝”，未始不是想借此来“应天承运”吧。
　　这期间冯国璋的态度是值得一谈的。冯国璋从小站练兵起就跟随着我父亲做事，后来经过我父亲的不断提拔，到了民国初年，直做到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雄踞东南，手握重兵，成了我父亲手下的一员大将。有一天，我父亲在晚间上楼后，看见几个姨太太和我俩正在他的卧室里闲谈，便和我们说：“今天冯华甫来了。”我不知道华甫是冯国璋的字，就问：“冯华甫是谁？”我父亲在说明了以后，接着问我俩：“你们应当叫他什么？”二姐迟迟疑疑地说：“叫世哥。”我父亲笑着说：“不是世哥，是四哥。”由这一称呼看来，我父亲对于冯国璋是怎样看待，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里还应当插叙一下冯国璋和我们老师周砥结婚的一段故事。周砥，字道如，家住在天津并不是天津人。，曾教过二姐和我读汉文，及至我们搬进了中南海，她虽然已经不在字廊的专馆里担任课程，却由于她和三姨太太相处得很好，所以仍然常来常往。她是一个老姑娘，曾经声明过不再嫁人。那时候，冯国璋断了弦，他原想再要一个姨太太，所以就叫他的儿子到北方来物色。谁知他的儿子错会了意，竟自和周家说定了。当他回到南京复命的时候，冯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娶太太做什么。”因此不肯应允。周老师的弟妇周四太太平素和六姨太太最好，就到北京来转求我父亲从中说合，这才定局。随后，由我父亲代为置办妆奁，并派我的姓武的保姆作为陪嫁的老妈，此外，还派了男佣人护送着周老师到南京和冯国璋结婚。结婚以后，周老师有时回到北京来，还把我家当娘家走动，我们也都改了称呼，叫她“四姐”。
　　还在洪宪帝制没有公开的时候，有一次，冯国璋由南京来谒见我父亲，顺便问一问外传称帝这件事的究竟。我父亲听他的口气，知道他是来劝阻的，对他说：“我的身体很不好，几个儿子又都不成器，我哪里有这种心思呢！”就这么把他的嘴给堵住了。我父亲在当晚上楼以后，连声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
　　帝制公开以后，冯国璋感到自己受了欺骗。我父亲死后，曾听到一个很可靠的人说，冯国璋对于我父亲的“洪宪称帝”，始终是嫌怨很深的。有的人说，当我父亲最后处在绝境的时候，冯国璋经过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等人的疏通，幡然变计，仍然承认我父亲继续做总统，以维护“北洋派”的大局。这种说法是不确实的。
　　附带在这里谈一下曾在彰德教过我们的杨令老师的态度。她也是不赞成帝制的。有一次，她到府里来，说起洪宪帝制的事，便对我说：“既然共和了，又闹什么君主，恐怕非闹出漏子来不可！”她在当时是很有名望的。她的态度如此，似乎可以代表一部分人对这件事的看法，从而也可以知道我父亲称帝的不得人心。
　　在我父亲“洪宪称帝”的时候，我们家庭中对此也有不同的反应。我娘最高兴。她说她要当“娘娘”了。有一天，“大典筹备处”把做成的“皇女服”送了进来，二姐和我是经我父亲口头上封为“公主”的，但是“公主服”还没有做好，我娘便叫从二姐起都穿上“皇女服”，陪着她一起照相。这天，五、六、七、八、九妹，还有大哥的两个女儿，共7个人，都穿上了新装，惟有我是不赞成帝制的，偏偏不肯穿着照相。很多人劝我，我母亲还吓唬我，我不听，最后只得由我穿了便服了事。拍照的时候，我娘居中稳坐，众“皇女”左右簇拥着，看起来，花团锦簇，好不得意。那几个姨太太之中，除了上面已经谈过的六、八、九3个人有过争“妃”的问题和五姨太太有过争六哥为“太子”的事情以外，其他的人从来没有什么异议。看来，她们对于我父亲的称帝一事，都是表示赞同的。
　　在我们家里，最热衷于这件事的是大哥。他之所以这样热衷，是为了要当“太子”，要做“嗣皇帝”。他虽然残废，却还是野心勃勃。因此，他宁肯冒着“欺父误国”的罪名，造出假版的《顺天时报》，也因此他能不顾手足的情分，竟然扬言要杀那将被立为“太子”的二哥。原先我父亲历来对他信任，他是嫡出，根据宗法制度中所谓“立嫡立长”的说法，他认为“太子”一席应当是他的，所以他竟然私自铸刻了“大皇子印”的金印。有些善于拍马的人给他写信。就称他为“大皇子殿下”。他也居之不辞。他还培植他自己的私人势力，和当时的“筹安六君子”以及一些政客们常有往来，为的是让这些人为他效力，也正是如此。例如，他的把兄弟杨士琦杨是我父亲的心腹，当时担任着政事堂左丞。，还有杨度、沈云沛、薛大可等人，就在我父亲面前嘀嘀咕咕，说他“嫡出当立”。总之，大哥是一个在政治上有野心的人，所以他就最热衷于帝制。
　　二哥的态度，就和他迥然不同。二哥是一个旧时代里十足的浪漫才子型的人物。他从不爱过问政治上的事情，所以，一经听到那“太子”的称号将要落在自己的头上，并且还听说大哥因此而要杀害他，他内心是极其痛苦的。他曾和我商量过，如果我父亲一旦登极，我们就私自逃往英国去留学。不料这个消息，被大、三两个姨太太听到了，便先后把二哥叫到面前，又哭又劝，使得他想走不敢走。他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做了一首题目是《明志》而实际上是讽谏我父亲的诗：
　　乍著微绵强自胜，荒台古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往，云起苍崖梦欲腾。
　　几向远林闻怨笛，独临虚室转明镫。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我父亲称帝以前，北京城内曾出现了很多请愿团，其中有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由于二哥平素爱和这些人来往，就有人说是二哥弄出来的。其实这也是大哥串通外头一些人搞出来的把戏。
　　在我父亲的女儿当中，我算是惟一不赞成帝制的人。上面谈过，我揭发了假版的《顺天时报》，不肯穿着“皇女服”照相，曾和二哥私议着要逃往英国留学。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我在政治上有什么独到见解，但是我爱好自由，不愿意受那更进一步的束缚。我在当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我们本来就在‘馍饭监狱’（音谐”模范监狱“）里，每天起来扛着3大件指念书、吃饭、睡觉。，要是做了‘皇帝’，那还受得了吗！”我不愿意学习那“公主”、“皇女”们学习礼节。记得“大典筹备处”为了教导“公主”、“皇女”们学习礼节，专派了两个女师大的毕业生，一个姓鹿，一个姓杨，前来做示范性的讲解，我们就随着她们的讲解一次又一次地演习。一般说来，关于行礼、言谈等等的所有礼节，大体上仿照的是清宫里的那一套。例如：每天早晨向我父亲请安的时候，要像过去旗装妇女那样一次请3个安，计进了门请一个，往前走几步再请一个，最后到了我父亲面前再请一个。需要磕头的时候，要两腿同时跪下再磕。彼此说话的时候，要先问“您好”，还要问“您昨晚上睡得好”。对于这些繁文缛节，我是学习一次，哭闹一次。可是，在当时我父亲已经登上皇帝宝座的情况下，要想不学是行不通的。幸亏这个学习由于当时政局的变化，没有继续多少日子就停止了。
　　为了筹备帝制，还有一个大典筹备处。大典筹备处是什么时候成立，又是什么时候撤销的，我们不清楚。一次听二哥说，和他常在一起的他的朋友郭葆昌郭是当时总统府的庶务司丞，我们一般人都知道他。他会照相，我们在中南海内所照的照片，都是他和二哥两个人分着照的。后来在我父亲死后成立的“恭办丧礼处”里也有他。奉大典筹备处的命令，到江西景德镇去烧洪宪彩瓷去了。我们从这时候起，才知道还有大典筹备处这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是朱启钤。听说早在它还没有公开的时候，就已经在那里准备我父亲“登极”以后所该办理的一些事情了。例如“中华帝国”大皇帝的年号“洪宪”，便是大典筹备处依照我父亲的意思规定下来的。又如上面所谈到的“皇子服”、“皇女服”的式样，也是这个机构订定的。我父亲的“龙袍”是已经做成了的，只是没有公开，因而我们都没有看见过。我娘的“娘娘服”也同样是做成了的，只是由于“妃嫔服”还没有做好，所以也没有拿进来。后来，在我父亲死了以后，这套“娘娘服”实在无法交代，我娘又坚决不肯要它，最后只得把它放在“烧活”里一同烧化了。
　　现在让我们了解一下已经送了进来的“皇子服”和“皇女服”的式样吧。“皇女服”的样式是：上身是对襟、宽袖的黄缎褂子，上面绣着凤凰、牡丹、云彩、潮水和红色的太阳，所绣的这些都鲜明地在缎子上凸了出来。衣裳上镶着的领子，同样也绣着小的凤凰和牡丹。那样子，就像京剧里旦角行当所穿的“霞帔”似的。下身是黄缎裙子，也在上面绣着和上衣一样的花样。里面还有水红色绸子的衬衣，衬衣上面镶着白色绸子的“和尚领”。“公主服”虽然由于尚未做好而没有送进来，但是听说那样子和“皇女服”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所不同的是上衣、裙子都比“皇女服”的多绣了两只凤，裙子前短后长，“公主”们走动时裙子的后摆能轻轻地拂地。看来，这又是从古代外国贵族妇女那里学来的样式了。“公主鞋”是红色缎面绣花的所谓“朱履”。鞋的前端微微向上翘着，样子好像现在朝鲜妇女所穿的鞋。
　　“皇子服”又叫“金花服”，是仿照英国宫廷内的式样用黑色呢子缝制的由于当时正值冬季，所以用的是黑色呢子，其他季节该用什么样的料子那就不得而知了。。上身采用了西洋大礼服的样式：前身仅及腹部以上胸部以下，后身长过臀部，胸襟上满是一横排一横排凸起的金绣，既不开缝也不系钮扣。下身是西装裤，两侧各绣有一条金线。帽子扁扁的，样式和土耳其式帽子相仿佛，上面饰有一大溜黄色的绒毛。前面已经谈过，四哥等5个人曾经穿着“皇子服”合影。合影时，他们身上还佩着金色的绶带，绶带下端悬着佩刀。所有这些，各人都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是胸前部分的金花，五哥和二哥的是麦穗形的，其他弟兄的是牡丹花形的；还有帽子上的绒毛，五哥和二哥的是从前到后长长的一大溜，其他弟兄的则没有他们的那么多、那么长。听说，所有上面已经做成了的服装，都是由当时最大的绸缎店“瑞蚨祥”承做的。
　　一妻九妾
　　我父亲的家庭情况，可以说是旧时代里封建家庭的一个典型，他有1妻9妾，17个儿子和15个女儿。此外，还有几个儿媳和一些孙子、孙女。家中还有管事的、账房、男女教师、中西医生、厨役、裁缝、花匠以及男女佣人，跑上房的和跑各房的老妈、丫头等等，总计有几百个人。这么多的人一切都要以我父亲为中心，服从他的命令，听凭他的摆布。他们的荣辱沉浮，全由我父亲一人决定。他的家庭主要成员——1妻9妾的命运，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们之中有的是宠擅专房，有的被打入冷宫。这些人的命运，完全由他个人的好恶来决定。至于他的好恶，到底有些什么标准，那就很难说了。
　　他的原配于氏，就是因为偶然的一句话，弄得他不高兴，以至牢记在心，从此冷淡相待，成了一个主妇“牌位”。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她是河南省乡间人。她的娘家在乡间虽是一个有钱的人家，但是她却没有读过书，不认识什么字，也不大懂得什么规矩和礼节。我父亲和她结婚的头一两年里，感情还好。有一天，我父亲看到她经常喜欢系一条红色绣花缎子的裤带，就和她开玩笑说：“看你打扮的样子就像个马班子河南人称呼妓女为”马班子“。。”她并不认为这只是夫妇之间的一句玩笑话，却反而讥讽地说：“我不是马班子，我有姥姥家。”她说的这句“我有姥姥家”的话，意思是说她是有娘家的人，也就是说她是一个明媒正娶的大太太，而不是没有娘家人的姨太太。我父亲由于自己的生母正是一个姨太太，因此认为这是她有意揭他的短处，一怒之下，从此不再和她同房。所以她在生了大哥克定以后，也就没有再生其他子女。我父亲做官以后，一直把她撂在项城乡下。后来我父亲在山东巡抚任内派人迎接我的祖母刘氏，她才随我祖母一道来到济南任所。自从我父亲把她接到任上直至后来到了北京，我父亲始终只是在名义上承认她是家庭中的主妇。他既不让她管家，也不和她同居。实际上，使她成了一个主妇“牌位”。不过，我父亲表面上对她还是客气，就是到了中南海以后，他也总是按着历来的习惯，隔个3天、5天，就到她房中坐一会儿。他俩在见面的时候，我父亲一定先问一句：“太太，你好！”她也一定回答一句：“大人妻妾们一直称呼我父亲为大人，直到洪宪帝制时期也未更改。，你好！”接着，再随意谈上几句生活上的闲话，就结束了这照例的一次会见。
　　有一次是阳历年，各国公使和夫人先后来到总统府给总统贺年，随后还照例要给总统夫人贺年。她平常在家庭中虽是一个主妇“牌位”，但在这样的外交仪节中，我父亲还是不能不让她上前的。这一天，她穿着红外褂、红裙的礼服，接受外宾们的祝贺。不料正在仪式进行当中，忽有某一国的公使走上一步，到她面前，要和她行握手礼。她当时不明所以，大为惊慌，立刻把身子一偏，口里发出“嗯”的一声，将双手缩回背后去了。这时候，公使一看总统夫人神色有变，动作不同寻常，不由得僵在那里，最后只好同着公使夫人匆匆退了出去。我父亲听到这些情况，就规定以后凡遇接待宾客，需要她出场的时候，就让二姐、二哥和我陪同出场，由我们在旁代为照料问答，不让她自己再说一句话，也不让她再有什么特殊动作，以免再出现其他笑话。从此，每逢遇到这种场面，她就更是一块地道的“牌位”了。
　　我父亲在前后两个阶段里所最宠爱的是大姨太太和五姨太太。前一阶段里宠爱的是大姨太太苏州名妓沈氏。由于她在我父亲落魄无聊的时候对他有过恩情，所以我父亲在朝鲜做官期间，就把她接到朝鲜，把她当做“太太”看待。我父亲不但让她管家，还把带到朝鲜去的大哥克定交给她抚养。所以从大哥以下，所有的我们兄弟姐妹们都称呼她为“亲妈”。“亲妈”这种叫法，是仅次于“娘”的一种称呼。我父亲竟让自己的儿女们这样叫她，也就可以看出他对她的宠爱之深了。在当时的一些外交场合中，她同样是以我父亲的“太太”的身份出现。在她的手里，我父亲还娶进二、三、四3个姨太太。事情是这样：我父亲原定娶朝鲜李王妃的妹妹金氏一人为妾。可是，在金氏嫁过来的时候，还带来两个陪嫁的姑娘，李氏和吴氏。我父亲就一并收她们为姨太太，并按她们年龄的大小，排定李氏为二姨太太，金氏为三姨太太，吴氏为四姨太太。还因为这3个人都是在大姨太太手里娶进来的，所以我父亲就让大姨太太担负教导她们的责任。直到我父亲回国在他升任山东巡抚的时候，才把我娘由项城老家接到济南任所，也才把她那块“假太太”的招牌给摘掉。
　　过了不久，我父亲又娶来了在后一个阶段里最能得到他的欢心的五姨太太。五姨太太杨氏，天津杨柳青人，是一个出身于小户人家的女子。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是我父亲对她却特别宠爱。这主要是由于我父亲既赏识她管理家务的才能，又欢喜她口巧心灵，遇事有决断。从此，我父亲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可以既不操心，也不过问。无论是该吃什么，该穿什么，或是该换什么衣服，该做什么东西，都交给她一手经营，就是我父亲的贵重财物也同样交由她收藏保管。我父亲不仅让她照管自己生活上的一切，还让她管理整个家务，管理各房的女佣人和丫头，管理我们兄弟姐妹们，还管理六、八、九3个姨太太。由于我父亲很能听从她的意见，所以不论是谁，只要不服从她的约束，她就可以随时告诉我父亲，由我父亲出面解决。因此，全家上下都因为我父亲的缘故而对她抱有畏惧的心理，就是我娘于氏也不例外。
　　上面已经谈过，我父亲在朝鲜原定娶金氏一人为妾，可是金氏本人却认为是嫁过来做我父亲的“正室”的。不料，过门以后她不但不是“正室”，她的陪嫁过来的两个姑娘反倒被我父亲一并收为姨太太。同时在她的头上，还有一个我父亲当做“太太”来看待的大姨太太。她当时才是一个16岁的女孩子。在那样的环境里，她除了逆来顺受以外，不可能有什么其他出路，因此心情是痛苦的。由于精神苦闷的重压，使她成为一个性格古怪的的人。一方面，似乎脾气很好，对家里所有的人都很和气，也从不和人争长论短；另一方面，在不高兴的时候，却会因为偶然的原因，一语不合闹起气来，甚至闹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例如，像前面已经谈过的，她就是因为一言不合，居然把和我父亲对坐下棋的时候所用的棋盘、棋子，都给扔到水里去了。又有一次，她和五姨太太在中南海内一处座落里对着喝酒。大约两人都喝得有些醉意了，不知道为了几句什么话，两个人吵起嘴来。先是动口，接着就动了手，直打得不可开交。幸亏有的佣人报告了我父亲，等到他大声喝止以后，两人才算罢休。她虽是有些醉意，但五姨太太是我父亲当时最宠爱的人，这一点她还是能够意识到的。她是在五姨太太历来的欺压下，忍无可忍，这次为了几句闲话便不顾任何后果地拼起命来。她这种古怪脾气，也表现在对儿女和丫头们的责打上。她还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所以对待女儿就比对待儿子更厉害一些。她有时毒打起丫头来，那就更加厉害了。
　　她皮肤很白，浓黑的头发长长地从头顶一直披拂到脚下，看起来是很美丽的。但是，她神情木然，似乎永远没有高兴的时候。她不但对待儿女没有什么亲热的表示，就是我父亲有时候到她屋里去，她也是板板地对坐在那里。有的时候，我父亲说到高兴去处，她虽然也陪着一笑，但笑过之后，立刻把笑容敛住，于是她的脸上就再也看不出丝毫笑意。她在过年、过节和她自己生日的时候，总要暗暗地哭一场。她嫁到我家以后，从没有回过娘家，娘家的人也从来没有来看过她。有一次，六姨太太的母亲和哥哥从江苏扬州老家来看望六姨太太。这两个客人，既要给我父亲和我娘磕头，还不能和我家的人平起平坐，这大概就是她不愿意娘家人来看望她的缘故吧。对于娘家过去的情况，她更不愿多说。在中南海的时候，她并不是每天都到居仁堂去的。但是，我父亲见到有什么好吃的，或是她所喜欢吃的东西，总是时常叫佣人请她同吃。此外，我父亲对于她无论在礼貌词色间，或是物质待遇上，都比较其他姨太太要特殊一些。这或者是我父亲于心有愧，才借此来弥补他的罪过吧！
　　她在死前的头一天里，对我二哥说了两件事：一件事，在她过门以后不久，大姨太太借对她教导和管束的名义，对她进行虐待。有一次，大姨太太把她绑在桌子腿上毒打。由于她的左腿被打得过分厉害，受了内伤，以至于临死的时候还经常疼痛，并且还不能伸直。另一件是，她的父母原来也认为她是嫁给我父亲做“正室”的，及至过门以后，才知道她不但是一个姨太太，并且还把她和两个陪嫁的姑娘排在一起，成了个三姨太太，自然已经十分痛心。后来，她又要随着父亲离开朝鲜，更是加倍的伤感。特别是她的母亲看到自己的爱女迢迢千里地到一个陌生异地去。今后自然很少再有见面的机会，因此悲痛和思念的情感，就交织在这个老人的心中。有一天，她母亲在精神恍惚的情况下，仿佛也就投井自杀了。她父亲既痛心于女儿的遭遇，又看到老妻因为女儿的缘故竟至自寻短见，当时悲痛得吐了很多血，3天后也就身死了。她在说完第二个故事以后，又对我二哥说，她所以不愿意在这以前说起这件事，是为了免得暴露我父亲生前所做的错事，由这一点看来，她算得是“用心亦良苦矣”。
　　除了上面谈过的这几个姨太太以外，我父亲在后一阶段里，还陆续“置办”了几个姨太太。六姨太太叶氏，七姨太太张氏，都是做直隶总督的时候“置办”的。八姨太太郭氏，是他做军机大臣的时候“置办”的。九姨太太刘氏，是他在彰德隐居的时候“置办”的。他“置办”这么多的姨太太，完全为了自己的享乐。这里只谈谈六姨太太的“置办”过程，便可以看出他的荒唐了。
　　我父亲在直隶总督任上，曾派二哥到南京替他办一件什么事。由于二哥生性好在外面玩乐，所以公余之暇，就常到钓鱼巷一带走走，因此结识了后来六姨太太。两人一见倾心，互相订了嫁娶的盟约。在二哥临行的时候，她赠给二哥一张照片留作纪念。依照我们家的规矩，儿女从远道归来，是要向父母磕头“请安”的。二哥返津复命，正在磕头的时候，不料这张照片却从他身上失落下来。我父亲看到了这种情况，就指着地上连声问：“是什么，是什么？”当时二哥还没有结婚，自然不敢在父亲面前透露自己的荒唐行为。他情急智生，就说是他在南边给我父亲物色了一个很好看的姑娘，现在带回来的这张照片，为的是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父亲一看这张照片的倩影，果然很美丽，就连声说：“好！好！”接着便派了向来给他做这种差使的符殿青带了银钱将她接了回来。那六姨太太原是和二哥有着嫁娶之约的，现在看到是袁家派了人来接，很自然地便想到二哥身上，便也收拾行装，欣然北上。没有想到在“洞房花烛夜”，却发现她意想中的翩翩少年，竟变成了一个满嘴胡须的老者，她那哀怨之情，想也不会少于我的母亲吧！
　　四姨太太吴氏和七姨太太张氏，都是我们还没有搬到中南海之前死去的。四姨太太是因为“月子病”死去的。当时我父亲正在直隶总督的任上。有的人说，我父亲在临死以前，曾掐死了一个姨太太，有的小说还特别指明是四姨太太，那是不确实的。七姨太太没有生过子女，依照我家的规矩，是应该叫做“姑娘”的。但由于我父亲对她的宠爱，一切给予姨太太的待遇，所以全家上下也都称呼她为七姨太太。当我父亲奉命“回籍养疴”时，他曾带着她由北京到河南辉县暂住，就在那个时候她因病死在辉县了。
　　音容举止和起居饮食
　　我父亲生就一副五短身材。我们曾看到过他做直隶总督时的一张照片，从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候他已经比较胖了，到了中南海，比以前更胖了些。由于他好武，所以无论是站着或坐着，总是挺直了腰的，就是坐在沙发上和人谈话的时候，也直着腰。当然，靠着沙发背坐着的时候是有的，但也是直着腰在靠着，从来没有看到他斜歪在那里的时候。他在坐下的时候，总是一边由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一边用手摸着胡子，然后慢慢地就座。他坐下以后，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由于他腿比较短，所以在坐的时候，总是两腿垂直，仿佛“蹲档骑马”的姿势，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他保留着比较重的河南乡音。在谈话的时候，他总是和人一面交谈，一面却不时地用手摸着他的胡子，并且时常“啥”啊“啥”的。他说话的神情很严肃，语气斩钉截铁，从不絮絮叨叨。他有一个口头语是：“嗯，你懂不懂？”每当他和人谈话到了一个段落的时候，总要用上这个口头语。这不过表示他“重言以申明之”。使得听的人不至于忽略他所谈的内容罢了。但是，有人认为这是我父亲对人轻慢的表示，这倒真是冤枉了他。他和人交谈的时候，嘴里总离不开雪茄烟，走路的时候也是如此。他走路的时候，有一些左右轻微地摇摆，手里一定拿着一根下端镶有铁包头的藤手杖。这根藤手杖，仿佛不是我父亲借它来支撑自己的身体，而是故意用它来敲地似的，随着他走路的声音，总是另外听得见这根藤手杖梆、梆敲地的声音。我们知道，我父亲所以要随身带着这根下端镶有铁包头的藤手杖，是有防身之意的。
　　他平常很少有笑容，和人谈话的时候，同样很少看到他又说又笑，就是他遇到或是谈到什么极其可笑的事情，也总是哈哈一笑就完。笑完了，在他脸上就再也找不到些微笑意了。有一次，黎元洪副总统的夫人来看望他和我娘，这才看见他带着笑容和黎夫人问答的神态，但这只不过是“偶一为之”的例外。可是他又很少生气，也很少看见他脸上有愁容。除了管教儿子有时生气，甚至于气到用皮鞭子或是棍子责打儿子以外，他对于男女佣人，自己从来没有责打过。他们做错了事，他最多只是骂上一声“混蛋”；真的气极了，也只是把一声“混蛋”，变成“混蛋加三级”，便算了事。那些“跑上房的”当这个差使的，都是年龄在十四五岁以下的男孩子，他们都是一些老佣人的儿子或孙子，一过了这个年龄，便调出去做别的事了。，如果谁犯了重大错误，他也只是叫管事的申明善或符殿青把“跑上房的”带了出去，用皮鞭子责打10下、20下，以示惩罚，他自己却从不动手打人。至于他的僚属或部下，他对待他们都很客气，很少看到他厉声厉色的神气。但凡和他接触过的人，没有一个不对他抱着恐惧的心理。可以说，我父亲是有着“不怒而威”的神态的。有的人说，他坐在那里，像一只老虎。这当然是一种附会的说法。但是他的双眼，如果圆睁起来，确实令人感到有些“杀气”，这大概是人们对他心怀恐惧的道理吧！
　　我父亲的起居饮食，一年四季是有一套刻板规矩的。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盥漱，6时半吃早点。早点总是吃一大海碗的鸡丝汤面，7时“下去”由于当时住在居仁堂楼上，所以称上楼、下楼为“上来”、“下去”。，他缓步下去的时候，总是拿着那根藤手杖。这时人们就听得梆、梆、梆的声音，最后又听得他发出一声“哦”像咳嗽而又不是咳嗽，这才算完成了他下楼的“仪注”。我曾经问过他：“爸爸为什么要‘哦’呀？”他回答说：“要这样才好。”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大概是为了表示他的到来，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下楼后，就到办公室办公或会客。11时半他吃午饭。他所用的碗、筷、碟，都比其他人用的大些、长些，所吃的菜，不但花样经久不变，而且摆放的位置也从不变换。例如，他最爱吃清蒸鸭子，那么，在入冬以后，就每顿必有这个菜，位置一定摆在桌子的中央。又如，肉丝炒韭黄摆在东边，红烧肉摆在西边，那么，只要不换这两个菜，位置就固定在一东一西。他吃鸭子的时候，用象牙筷子把鸭皮一掀，一转两转，就能把鸭皮掀下一大块来，手法是异常熟练的。他还爱吃我母亲做的高丽白菜。做法是：剥去一棵白菜外边的菜叶，将它的嫩心切成4段，每段的中间夹上梨丝、萝卜丝、葱丝、姜丝。他从不爱吃咸菜、酱菜之类，因此饭桌上就永远看不到这类小菜碟；有的只是二姨太太做给他吃的熏鱼，到了冬季还有上面所说的高丽白菜。至于所吃的主食，也是经久不变的，每顿除了馒头和米饭以外，一定要准备好几种稀饭，大米的、小米的和掺玉米糁的，夏天还多加一种绿豆糊糊。这是一种河南人的饭食，用磨碎的绿豆熬成糊糊。吃午饭的时候，如果没有外客，除了当值的姨太太姨太太当值的办法当在下面谈到。及我和二姐陪同他吃饭外，有时也叫别的姨太太来陪吃。她们来的时候，总要带自己房里做的一两样有特色的好菜来同吃。
　　午饭后，他上楼睡约1小时，下午2时起床，又下楼办公或会客。5时以后，他就离开办公室和姨太太们及小弟弟、小妹妹们到中南海各处去散步，有时候也骑一骑马或划一划船。每逢他出来的时候，是要“净园”的。比如说，他今天要到瀛台去看看，那么，在他没出来以前约1个小时，就有人按传下来的话，吹着哨子，沿途四处知会，叫人们事先回避。这是因为在总统府内办事的职员、杂役人数多，怕他们无意中“惊了驾”而定的规矩，这个规矩，并不是进中南海的时候才开始的。他在彰德隐居的时候，那个养寿园的规模并不很大，但是每逢他去散步或垂钓，也是要“净园”的。因此，当我父亲带着我们一些人出了居仁堂的时候，只觉得满园静寂，悄无人声，各处都呈现出空荡荡的一派肃静景象。至于随着我父亲出来的，除了我们家里的人以外，他只许可那一些扬州籍的丫头、老妈划船时，也是由他们划的。和几个“跑上房的”在房听候差遣，其他的任何外人是都要“回避”的。
　　他大约7时吃晚饭，春、秋、冬3季仍在居仁堂，夏季改在稻香村这是一个能够放眼观赏中南海内景致的所在，房子上面铺着稻草，门口挂着葫芦，似乎带着一些农村风味，冬天有时也在这里吃烤肉赏雪。，跟他外出游园散步的人们，也就和他一起同吃晚饭。星期日的晚饭，就和平常日子不一样了。这天晚上是全家在一起吃的，我娘也来。除了大厨房供应的菜以外，各房姨太太也都带来各房自做的拿手好菜。有的时候还叫外面饭馆的厨师前来做菜，如烤全羊、烤小猪、烤鸭……等等。烤全羊是叫前门外正阳楼的厨师来做的。星期日吃饭的时候，他的神情不像平时那样严肃。他和全家随意说笑，也和小弟弟、小妹妹们逗着玩。这时，哥哥们也都“解放”了，也敢参加说笑，一改他们平常那种畏惧拘谨的不自然神态。他每晚9时归寝，在“上来”的时候，当差的必先高声报告：“总统上来啦！”然后他就用和早上“下去”时同样的“仪注”，上楼就寝。
　　我父亲夜间休息，并不到各姨太太房里去，而是姨太太轮流去“值宿”。轮到哪一个姨太太当值的时候，就由她本房的女佣人、丫头们把她的卧具和零星用具搬到居仁堂楼上东间我父亲的卧室里去。那时大、二、三3个姨太太都已经不和他同居了，轮值的只有五、六、八、九4个姨太太。这4个姨太太，每人轮流值1个星期。其中只有九姨太太由于年纪轻，有时伺候得不如他的意，因而还不到1个星期，我父亲就让她搬了回去，另行调换别的姨太太。
　　他在夜间休息的时候，虽是采取姨太太轮流值宿的办法，但一到第二天早晨却依然要五姨太太到他身边来伺候一切。当然，五姨太太值宿时，就接着在他身边伺候了。这位五姨太太平时对人极为严肃，但是每天早晨见到我父亲的时候，却总是笑吟吟地叫一声“大人”，然后再去招呼我父亲的吃穿一切。其他的几个小些的姨太太也同样称呼我父亲为“大人”，也同样地照料我父亲穿衣、吃饭以及其他琐事，却不能像五姨太太那样合他的意。此外，他许可在他身边伺候的，还有几个扬州籍的丫头。因此，有关他惹花拈草的行为，就风言风语地传了出来。但以事涉猥亵，这里不多谈。
　　在中南海，除了我娘于氏个人有一个厨房外，我父亲和所有姨太太们、少奶奶们的饭食，都有一个大厨房供应。为了分清内外界限，大厨房设了几个转桶。每当早、午、晚开饭、开点心的时候，就由各房“跑上房的”拿着提盒到大厨房说明取哪一房的饭食、点心，大厨房的人们就把应该供应那一房的东西，放在转桶里转出来，然后再由他们用提盒提回去。各房的午饭、晚饭都是4菜1汤。各个姨太太又各自有自己的小厨房，做菜的都是各房的女佣人。当各房的小弟弟、小妹妹生日的时候，照例头一天吃饺子，当天吃面炸酱、打卤两种。。包饺子的办法是：由大厨房将面和馅送到一间指定的大屋子里，由各房女佣人前来包好拿走，自行煮食。当我父亲看到饭桌上摆上饺子或是卤、酱时，必要问一句：“这是谁的生日啊？”
　　当时除了大厨房以外，还另有西餐厨房。但是我父亲只爱吃西餐厨师做的洋点心，并不喜欢吃什么西菜，也不喜欢用什么刀叉。有的时候让做鲍鱼汤，都叫西餐厨房用菜碗盛来喝，既不用汤盘，也不用汤匙。这个西餐厨房，我父亲很少用它，倒是我大哥、二哥请客时还用得多一些。
　　穿戴装束和习惯嗜好
　　我父亲的起居饮食，固然有一套刻板的方式，就是他的装束、习惯、嗜好，也同样是一成不变的。他在前清做官的时候，除了上朝要穿袍褂以外，到家就换上黑色制服。他这种喜欢穿着短装的习惯早已形成，在彰德隐居时是如此，在中南海的时候也是如此，洪宪帝制时期也未改变，只有在祭祀祖先的时候改穿袍子、马褂。他在夏天穿一套羽纱制服，冬天换穿黑呢制服。制服的样式都是矮立领，4个暗兜。他所戴的帽子，夏天是“巴拿马”草帽，冬天是四周吊着貂皮、中间露出黑绒平顶的黑绒皮帽。帽子前面正中镶着1块宝石。他所穿的鞋，夏天是黑色皮鞋，冬天是黑色短筒皮靴。靴内衬有羊皮，靴的两旁嵌有两块马蹄形的松紧带。他由于有轻微的风寒病，所以不愿意穿新做的皮鞋、皮靴。他是从来不穿绸衣服的。他的衬衣裤夏天是洋纱小裤褂，到了严冬天气，除了绒小裤褂以外，外穿厚驼绒坎肩1件，厚毛线对襟上衣1件，皮小袄1件，厚毛绒裤1条。这时外面的黑呢制服也就换成皮的了。不论吃点心还是吃饭，他都是穿着整整齐齐。居仁堂内烧有暖气，温度本来很高，他又穿着这么多的衣服，自然遍体出汗。因此，在吃完东西以后，往往是腾腾的热气笼罩了他的头部，那样子，好像是刚从浴室里出来似的。
　　他沿着上嘴唇留着沿口胡子，胡子末梢都突过嘴唇。他吃东西的速度比一般人都快，用大海碗吃面条，几口就可以吃完。他在喝汤或喝稀饭的时候，往往弄得胡子、衣服都沾上汁沥。他又从不用手绢，遇着他擦鼻涕的时候，如果无人在旁伺候，他就用袖子一擦了事。所以，他的衣服上就有很多这些东西的痕迹，看起来很不雅观。为了他的仪容，姨太太们就得把毛巾沾湿，帮他擦拭干净，他自己从不动手的。他比大家吃得快，吃完了有时就和大家谈些闲话，说笑一会。等到大家都吃完了，他才站起来。有时候就一会儿也不等，吃完以后，立刻就走。
　　他所住的居仁堂，是安装着卫生设备的，但是他除了每年过年时洗一次澡以外，其余时间从不洗澡。每到炎夏酷暑，汗自然很多，他却从不自己洗，而是让姨太太们给他擦背，就是他的下身也同样是让她们给擦的。他也从不用洋恭桶，却用一个定做的木马桶。这个马桶比一般的要高，他坐在上面，就仿佛坐在一个凳子上似的。
　　有一次，我问他：“爸爸，为什么不上澡房去？”他笑着回答说：“那个味儿不好。”澡房里的恭桶可以抽水，他反认为气味不好，用马桶却认为没有气味，这真是奇怪的逻辑。
　　他平时不喝酒，只是逢年过节喝点绍兴酒。他嘴里经常衔着雪茄烟，却从来不抽水烟、旱烟、香烟。特别是鸦片烟，那真是他深恶痛绝的东西。他在小站练兵时，有一天独自一人出外巡查，恰恰在一个营盘里发现了一个小军官在偷偷地抽鸦片烟。这个小军官一见我父亲闯了进来，手里的烟枪没有来得及放下，吓得浑身发抖，立刻翻身下地，跪着求饶。我父亲顿时大怒，亲自用腰刀把他的首级割了下来。可我们家里，大姨太太、三姨太太、二哥、三哥等，后来都抽上了瘾。但这些人都是偷偷地抽，绝不敢让他知道一点风声。外间传说他有“阿芙蓉”癖，有的小说甚至还说他每顿要抽8口神仙烟，那实在是无稽之谈。他爱吃药，中药是参茸等滋补之品。他常常一把一把地将人参、鹿茸放在嘴里嚼着吃。西药只吃苏打片之类帮助消化之药。此外，当时还雇用着两个奶妈，他每天就吃这两个奶妈挤出的奶。就中医的医理说来，人参、鹿茸、人奶，都是热性的补品，他却成年累月地在吃，日子长了，是不会不影响他的健康的。
　　他喜欢缠足的女人，他所娶的太太和姨太太，除了朝鲜籍的二、三、四姨太太是天足外，其余都是缠足的。特别是他喜爱的五姨太太，其得宠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她有一双缠得很小的“金莲”。二、三、四姨太太都是天足，她们嫁到我们家里的时候，又都已经成年，要想缠足已经不行了，只得仿照从前京剧中的花旦、武旦角色“踩寸子”的办法，做出缠足的样子来取悦于他。其中，四姨太太死在他直隶总督任上，算是少受了一些罪，二、三两位姨太太，却一直到他死，双足才得离开“寸子”。但是，她们刚刚离开“寸子”的时候，却反而不会走路了。
　　封建家规
　　我父亲整个家庭的家务，主要是由被他宠爱的某个姨太太来经管的。至于我娘于氏，只是个主妇“牌位”，当然很少过问家务。就是他自己也同样是很少过问的。经管家务的姨太太，每每狐假虎威擅权凌虐他人，但是身受其害的人们，却由于我父亲在给她撑腰而不敢抗拒，不敢声张。
　　我父亲规定了这样一个家规：新进门的姨太太要服从早进门的姨太太的管束，所有礼法仪节、起居言谈，都要有老的随时教导指点，新的丝毫不得违拗。所谓早进门的，老的姨太太，实际上就是那个管家的姨太太。前一阶段时间里大姨太太对二、三、四3个姨太太的管教，以及后一阶段时间里五姨太太对六、八、九3个姨太太的管教，都是依照我父亲定的这个家规来办事的。
　　大姨太太由于骤然间来了3个对手，要分享我父亲对她的宠爱，当然内心很有些醋意。因此，她表面上说是教导和管束她们，实际上却是借着“教规矩”的名义来虐待她们。这3个朝鲜籍的姨太太一旦来到我们这样一个陌生的封建家庭里，说话既不利落，又不懂得那一套封建礼法，自然就给了大姨太太很多借口。因此，大姨太太便乘我父亲不在家的机会，常常无事生非，非打即骂，有的时候甚至还罚她们跪砖头。我母亲左腿的残疾就是我父亲所定的这个家规的后果。
　　按说，几个人被责打得那么厉害，我父亲不可能听不到一点半点，可是他却认为他所定的家规是不能改变的。因此，五姨太太也就仍然能假借家规的名义，以教导和指点为名，对于六、八、九3个姨太太非打即骂，特别是九姨太太年纪轻，进门的日子浅，又不懂得什么规矩礼节，所以，她遭受五姨太太的虐待也就最厉害。有一次，五姨太太竟然把她的头打破了。
　　我父亲在处理家务的时候，还出现过这样不合理的情况。有一次，我在专馆里把石笔研成粉末，先撒在讲桌下面，使得前来上课的董老师当场滑倒，这种不尊敬老师的行为，本来是极其严重的。但是，我父亲听到五姨太太的报告后，只把我叫了过去，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要是不好好念书，以后就不给你饭吃！”这个时候我母亲也得到了这个消息，便把我叫回自己屋里，重重地责打起来。我父亲不但不认为她管教自己的女儿是正当的，反而很严肃地向她说：“以后你再敢这样打她，我也照样打你。”
　　我父亲对于儿女的管教，虽是比较马虎，但他对于所谓“男女之防”，还是非常重视的。他的几个姨太太和一切儿女，在进入了中南海以后，他从不让再出中南海的大门。由于二姐和我多次要求大哥带我们出去玩一趟，大哥无法，才偷偷地把我们带到他在外边的住处——锡拉胡同去了一趟。我们这绝无仅有的一次外出，往返所坐的汽车，是撂下车帘的。在大哥那里听京剧名艺人王瑶卿、王蕙芳等人的清唱，也是隔屋子听的。这固然都是大哥的安排，但由此可以看出我父亲家规的严厉。就是在彰德老家、在中南海内，他也不准我们任意闲步。二姐和我要从所住的居仁堂到我娘所住的福禄居去，一来一往，都必须坐人力车。这个人力车，无论冬夏都支着篷，我们坐上去以后，还必须放下车帘。伺候我们这些人的，也只有丫头和老妈，我们所见到的男性，除了自己家里的兄弟以外，就只有一些跑上房的男孩子。这和清宫里除了太监以外看不到别的男性的情况，又有什么区别呢！
　　除此之外，我父亲还在家庭里的称呼方面以及区别姨太太的身份方面，都仍然沿袭着我们袁家的一些不成文的传统家规。比如说：我们兄弟姐妹们对大夫人都叫“娘”，对自己的生母叫“妈”，对别的姨太太就在“妈”前面冠一个数目字，如五姨太太称为“五妈”。对大姨太太叫“亲妈”是例外，但那是经我父亲特许的。对那没有生过子女的，就冠上她的本姓，称为“姑娘”，如“张姑娘”、“李姑娘”。姨太太对大夫人叫“太太”。大夫人对姨太太也是冠上一个数目字，如六姨太太就叫做“六姨太”；对那些还没生育儿女的，也是冠上她的本姓，叫做“×姑娘”，在生了儿女以后，才称做“姨太太”。七姨太太是个例外，但那又是经过我父亲特许的。姨太太生了儿女，在满月时，由大夫人发给大红裙子和外褂。当我母亲生二哥克文的时候，由于我父亲准许把二哥过继给大姨太太，所以她们两人同时穿上了大红裙子和外褂。至于生了女儿的姨太太，就只能发给水红裙子和外褂。姨太太的娘家人，从来不准当作亲戚来往，就是有人来看望，也是把来人当作“下人”来看待的。
　　我父亲对待儿女的婚姻，当他和所谓知己之交在私室密谈时，往往一两句话就决定了儿女们的终身大事。例如像上面已经谈过的二姐和五哥的婚事，就是在他和端方密谈时定下的。虽然二姐对于这门亲事非常不满，可是又不敢向父亲说明。因此，有时她只好偷偷地哭泣。我父亲知道了以后心中不免后悔，但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女儿悔婚，后来二姐坚决悔婚，那是在我父亲死之后了。
　　我父亲对于儿女们的婚事，有时很明显地是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的。当然，他的所谓知己之交的朋友，其中的很多人都同样是大官僚，他们彼此之间结为儿女姻亲，不可讳言的是想在政治上帮助提携。他自己的九子克久聘定了黎元洪的女儿，以他向来的关系说来，无疑地是抱有政治上的目的的。另外他在做大总统的时候，还准备把我许配给清逊帝溥仪，他的这一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里谈一下我们家里关于这件事的一些反应以及我所表示的反抗。
　　关于我父亲是怎样向清室提出来的，我们事先都不知道。他向清室提出以后，有一天，大哥向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三妹，我把你送到宫里去当娘娘好不好？”我听了大为不满，哭闹起来，一直闹到我父亲的面前。我父亲问明情由，便把大哥说了一顿。后来，他见我一直还在哭闹，就又有意识地说了一句：“以后我非把你送礼不行。”我听了，更是不依，就哭着说：“我又不是家里的鼻烟壶，爱送给谁就送给谁。你要把我送礼，我死也不去。”说完以后，扭头就走向一旁，不停地哭泣着。我父亲听了反倒哈哈大笑起来。这个时候，九姨太太在旁边说：“你看她这个样子，孩子不听话还行吗？你还哈哈笑呢！”我父亲接着说道：“就为的是逗她那犯混的样子好玩。她理智高，斗志强，要是个男孩子就好了。我们家的男孩子，没有一个像她那样有勇气的！”当时五姨太太就说：“别的孩子都叫你给吓破了胆了，所以谁也不敢这样。你看她这样的不听话，谁将来娶了去，谁倒霉。”我父亲笑了起来，说：“那也不见得。”
　　我父亲在提出这门亲事的时候，已经是在自己决定要做皇帝之后了。他既不准备让溥仪复辟，当然他就没有必要在事先取得“国丈”的地位。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可能是，他鉴于在清帝退位的时候自己玩的手段，很惹起一些皇族的不满。因而借此来缓和一下矛盾，从而使他们在自己称帝的时候，不至于公开表示异议。这件婚事最后没有成功，原因可能是清室不肯“俯就”，也可能是由于我的积极反抗。
　　但是，我父亲对于二哥的婚事，却是另一种方式。我父亲在直隶总督任上，有一年他领着二哥由天津到北京颐和园给西太后拜寿。那时二哥已经七八岁了。西太后接见了他们父子，她看到了二哥那很聪明的样子，非常喜欢，就提出来要把她娘家的侄女配给二哥为妻。我父亲当时“奏明”我二哥从小已经定了婚，这才作罢，实际上，二哥是没有定过婚的。因此，我父亲在回天津以后，为了避免自己的“欺君之罪”，就暗暗四处托人为二哥说亲。当时的条件是，只要姑娘本人好，至于娘家的门第、贫富都可以不必理论，就这样定下了刘家的姑娘。刘家很穷，所以陪送的一切东西，都是由我们家代办的。亲事说定了以后，接着便在天津署内举行了婚礼，这样，我父亲才算把和西太后所说的谎话给圆上了。
　　现在，谈一下我父亲所定的从姨太太以下的月费的数目。各房姨太太的月费是80元到100元。原来是，每生一个孩子，加给月费3元，到了中南海后改为加6元。二姐姐和我特殊，月费都是30元。每月月费由“账房”按着房头包好，由“管事的”申明善分送。除此之外，当姨太太们需要购买一些特别的东西如衣料、首饰等等的时候，总是用一张白纸条写上需用的款数，请我父亲在条上批示，然后再由“账房”将款送来。这种特殊费用，她们总要等到我父亲高兴的时候，才敢拿出条子请他批示，不然是会碰钉子的。还有另一种要钱方式，那就是买好东西，开好了账单，请我父亲在账单上批了“照付”后，再送交“账房”取款。一般说，这种账单的款数都是比较小的。
　　我父亲所用的“管事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申明善，一个是符殿青。两个人都兼着“账房”的职务。申明善小名狗子，从十一二岁起就在我们家当差，人极聪明能干，很能得我父亲的信任。符殿青除了兼管“账房”以外，还专门担任着替我父亲“置办”姨太太和丫头的任务。像上面所谈过的六、七、八、九4个姨太太和在我身边伺候的几个扬州籍丫头，便都是由他在各地“置办”来的。此外，他还兼管传戏。我父亲在彰德隐居及以后在中南海的时期，每次唱堂会，都是派他一手办理的。除此之外，我父亲在居仁堂楼下办公和会客的时候，随身在房伺候的一共是4个人，申明善也算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申明善的弟弟申明德和何致祥、马其昌3人。替我父亲总管北京、天津两地房产的是袁乃宽字绍明，是我父亲后认的本家。。管理彰德地产的是徐天成。
　　我们称呼男佣人为“老伙”。前在东华门大街被炸死的袁振标是我们家的老佣人，我们都叫“袁伙”，称呼女佣人为“干”，如张干、李干。多年的老佣人，如果死了，在禀了我父亲之后，按他当差的年限“赏”给丧葬费和抚恤费。如果这个人另有功劳，那么，我父亲就不但要给他全家的用度，并且还让他的家属跟在一起住着，以便有所照应。在礼节上，对他们也是很特殊的。按照我家的规矩，一个老佣人可以和我娘平起平坐，可是儿媳们却必须在一旁站着。至于那些买来的丫头，如果岁数大了，一般地说，都是通知她家里人把她领走。有那实在不愿意领走或是丫头本人不愿意走的，就暂时仍然留住，以后遇有合适的对象，就由我家把她陪送出去。
　　专馆和他对子女的教育
　　我父亲对于儿女的教育，主要的是采用专馆家塾。教育的办法。这个办法，从他在天津做直隶总督时就已经开始采用了。当时只有女馆，所请的老师也是女的。设女馆的用意只是让他的几个姨太太读些书，我们大一些的姐妹们跟着认识些字罢了。后来，他在军机大臣任上住在北京锡拉胡同的时候，和以后被罢职住在彰德时，也都只设女馆。至于四哥、五哥、六弟，当时都留在天津读书。他们有的时候也回到北京或彰德住上一个短时期，然后再回天津。直到我家搬入了中南海，才分别成立了两个专馆。
　　两个专馆的规模以及课程安排，都和一般学校没有什么差别。这就等于在自己家里成立了两个学校。我父亲为了教育子女所付出的财力和物力，也算得是不在少数的了。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到专馆去检查过儿女们的功课。以女馆为例，他从来没有把女教师请到他的办公室和她们研究一下关于教学上的事情。逢年过节，女老师前来给他拜年、拜节，他总是“挡驾”不见的。他在四哥、五哥、六弟前来请安的时候，经常嘱咐他们要好好念书，也对二姐和我说过同样的话。可是他既没有当面考核过儿女们的功课，也没有对儿女们说过应当怎样念书才算是好。
　　下面简单地谈一下关于这两个专馆的情况。
　　当时的男馆，设在北海五龙亭北土山上的一片房子里，是否就是现在的中央文史馆的馆址，已不能指认了。它像当时一般学校那样设有汉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体操等课程。各门课程都请专门的老师来讲授。其中比较有名的汉文老师有严修、方地山、董宾吉等人。教英文的是一位外国人。当时在馆读书的男生，共计四、五、六、七、八、九、十弟兄7人。依照专馆的规定，不论老师和学生，都必须住在馆里，并专有一个厨房供应他们的伙食。也用了一些男佣人，做摇铃、打扫教室和馆内杂役等事情。同时，还用了一些人专门伺候老师和学生，由于四哥、五哥都结了婚，先后搬回了中南海，只在上课的时间才到专馆里来，成了“走读生”。当时总管男馆事务的，是经我父亲指定的严修老师。严字范孙，天津人，是一个有名的学者。
　　女馆设在中南海字廊后面假山上的一个院落里。它也同样是按学校的设置来办理的。每天上下午，一共上8节课。上午8至12时上4堂。下午1至5时再上4堂。每堂课的上课时间是50分钟。课程和男馆不同的是没有体操。所请的老师，都是天津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计有教汉文的杨蕴中、董文英。教算术的是唐尹昭，教历史的是朱绍仪……等等。英文是请了一位英国姑娘苏小姐来担任的。汉文又分门别类的讲授。例如，杨教的是古文，课本是《古文观止》；董教的是《四书》。教室内，同样设有讲台、讲桌和课桌、课椅，就外观上看，是和一般学校的情况完全相同的。
　　当时在女馆上学的，有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等姐妹9人，还有大哥的头两个女儿，五、六、八、九4个姨太太。那时候，还有我二伯家里的一个大姐正在中南海内，所以也同在这个馆里读书。女馆里按照文化程度，分为第一、第二、第三3个班，第一班有二姐和我，大哥的两个女儿，五、六两个姨太太和二伯家的大姐，一共7个人，第三班则是一些小妹妹们了。专馆里也规定了考试制度，计有大考、小考两种。小考在暑假前举行，大考在年假前举行，也同样记分数，定名次。每次考试的第一名是有奖励的。二姐和我的功课在第一班里是最好的，每次考试都是我俩轮流得第一。因此，在考试的前夕，我父亲总要问问我俩，这次如果考了第一名，要些什么东西。假如我真的名列第一并在考前说是要一架新式铜床的话，那么，名次一定，新式铜床便也抬到我屋里来了。我们姐妹姑侄是有学名的。对那4个姨太太，老师们在课堂里叫她们“姨太太”自然不便，因此，我父亲便分别给她们起了名字，五姨太太叫做志学，六姨太太叫做勉学，八姨太太叫做潜学，九姨太太叫做勤学。
　　女馆的女老师们，也住在专馆里，也专有一个厨房供应她们的伙食，专用了一些女佣人来伺候她们。她们的月薪，大约是每人100元。这样一些物质待遇，在当时说来，算是很优厚的了。但是，她们却有一大苦恼，那就是虽然没有任何明文规定来限制她们的自由，实际她们的行动却大大的不自由。在总统府里，我们姐妹和丫头、老妈们尚且不那么自由自在地任意闲步，何况那些女老师！请假外出，本来是允许的。但是外出的时候，要开一种条子，既要有专人送出府门，回来时，也还要有专人在府门迎接，才能进得来。因此，这些女老师们为了避免进出的麻烦，除非有特别紧要的事情才出去外，不管什么样的佳节良辰，都在那小天地里熬，惟有等待寒假、暑假的到来，才能得到解放，走出总统府。
　　我们女生是不住在女馆里的。学生每天上学的时候，总要带着自己的丫头或是老妈，有的小妹妹还要带着奶妈，以便随时得到伺候和照料。学生们在教室里上课，这些随从们就坐在教室外的廊子里，等待各自的主人随时来吩咐她们些什么。教室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上着课，某姨太太忽然站起来说“杨先生，我请一会儿假”，接着她便走出了教室，向自己的丫头问“总统吃的饺子预备好了没有”，或是再吩咐一些别的问话，然后再回到教室继续听讲。也可能在同一堂上，别的姨太太也同样来上那么一套。请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师们怎么能够讲好，学生们又怎么能够专心！
　　女馆同样规定学生要和老师一起吃午饭。但是，那几个姨太太有的要回到居仁堂陪着我父亲吃饭，有的要回到自已屋里单吃。二姐和我也不能经常地和老师们一同进食。
　　就我父亲设专馆的本意说来，不但希望儿女们从这里学到封建社会所需的“学问”，同时还希望儿女们在和老师的日常接触中潜移默化地学习一些同样是封建社会里所需要的进退应付的规矩礼节。但是，根据当时的男馆、女馆的情况来看，由于我父亲不得其法，所以它们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我父亲对于教育子女，除了用专馆以外，就只有一味地严厉了，尤其是对儿子们，有时甚至用皮鞭或木棍抽打。在彰德，有一次四哥偷偷地跑到养寿园里的水池内捞鱼，正在捞得高兴的时候，猛然听得岸上“哦”的一声，似乎是我父亲的声音，他赶忙跑了上来，却是五哥在假装着捉弄他。第二天他又去捞鱼，同样地又听得“哦”的声音，他认为一定是五哥搞的鬼，便喊了一声：“好你个老小子！”不料，这次却真是我父亲带着一些人来散步了。当时我父亲就叫丫头把四哥从水边拉了上来，不容分说，用棍子打了一顿。因为四哥克良不爱读书，又娶了唱戏的孙宜卿做姨奶奶，所以我父亲最不喜欢他，挺大的人，有时也要挨打。
　　弟兄们对我父亲非常害怕，在他面前就只有一味地驯顺。他们每天照例要向父亲请安，每天都几乎照公式问答。在中南海，大哥、二哥、三哥每天都是在我父亲吃午饭以前，大约上午11点多一点，到居仁堂去给他请安。当他们进屋之前，男佣人先高声传报：“×爷来啦！”这时，他们必须得到父亲的许可，才能进去。他们进门以后，先是叫一声“爸爸”，然后鞠一躬，站在一旁，温声问道：“爸爸！吃得好！睡得好！”接着就恭恭敬敬地垂手低头，静候问话。我父亲对大、二、三哥，总是问：“这几天干些什么？”对四、五、六哥，总是问：“念书了没有？要好好念书！”每天都是这样。在这以后，有时也问问他们生活上的情况，有时也问一些他想问的别的问题，有时却什么也不问，只说“去吧”两个字来结束。这每天一次的照例会见，在他说完了“去吧”以后，这几个弟兄依然要向他再鞠躬，倒退着蹭几步，然后才敢转身出门。
　　至于父亲对待少奶奶的请安，那就更加可笑了。大约在每天上午11点左右的时候，有一个“跑上房的”分头到各少奶奶处告诉一声“总统快吃饭啦”。这时，她们就分别前来。在叫了一声之后，同样的问一句：“爸爸！吃得好！睡得好！”我父亲对她们是更没有什么话可以说的了，只简单地说上4个字：“好啦，去吧！”就算完事。因此，在他们彼此之间，谈不上有什么父子之情，天伦之乐，只是走走形式罢了。
　　当大哥、二哥、三哥每天来请安的时候，我父亲往往就让他们陪着一同吃午饭。但是，这3个人怕拘束，是不愿意留在那里吃饭的。有一次二哥陪着他同吃，在二哥吃得很饱的时候，我父亲又递给他一个热馒头。古礼有云：“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依照这个说法，二哥是不敢说不吃的，但是他又真的吃饱了。这怎么办呢？他一面假装掰着吃，一面把所掰的馒头块偷偷地往袖筒里装，结果胳膊竟被热馒头烫掉了一块皮。
　　我父亲对儿子的管教，既是这样的严厉，儿子们又都受过专馆教育，后来五、六、七3兄弟还曾先后到英国留学，九弟、十弟、十一弟、十二弟也先后到美国留学，是应该成为出众的人才的。但是，在那样家庭的影响下，他们念书既没有得到比较出色的成绩，以后也没有成为什么“人才”。
　　我父亲对于女儿的管教，是比较马虎的。这是由于他认为女儿到头来总是人家的人，在父母面前的日子不多，所以他是有着“女儿为重”的思想的。这一思想，也表现在他对儿女们的称呼上。例如，大哥克定的小名叫做“小记儿”，二哥克文的小名叫做“招儿”，就是在他们结婚以后，我父亲和我娘于氏也还是叫他们小名的。至于女儿，我父亲却从不许叫她们的小名。小的姐妹们叫老几、小几，如老十二、小十三，年纪大些的则称为姑娘，如二姑娘、三姑娘。无论我父亲和我娘以及各个姨太太都是这样称呼她们，就是她们自己的生母也不例外。也就由于他有“女儿为重”的思想，所以对女儿的管教，主要交给她们自己的妈妈负责，他是不大过问的。特别是二姐和我，他是最喜欢的两个爱女，所以就让我们和他同住居仁堂。当我俩已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有时遇着他高兴，还要把我俩抱在腿上。我父亲有时还给我们讲故事，有时故意把十几块或上百块银元先藏在他卧室里一个不大容易被发现的地方，然后叫我俩进房去找，谁找着了就赏给谁。一般是，我们找过几个地方后就能找到，也有“手到擒来”的时候；有时着着实实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我们父亲就用各种说法或是暗示来启发我们，最后还是能够找到的。还有，在冬季里，每顿饭总有一个火锅子。我父亲在舀汤的时候，有时把勺里的余沥带进火锅，有时甚至把鼻涕也带进去了，因此我总是在他吃汤之前，先舀出一碗来单吃。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也知道我的用意何在，却丝毫不以为怪，只当没有这事似的。由以上这几件事来看，他对女儿们，特别是对二姐和我，与对男孩子的“严厉”管教，可以说截然不同，甚至是“娇纵”或是马虎了。
　　过年的繁文缛节
　　除夕的晚饭，也就是所谓的团圆饭，摆在居仁堂的楼下。由于全家大小人口过多，所以采取中菜西吃的办法。这个时候，我父亲也破例喝一些绍兴酒，并和大家随意谈笑，大家也同样随意吃喝笑乐，似乎是比上面所谈过的星期日晚饭那一顿要随便得多。吃过了团圆饭，接着大家便给我父亲和我娘辞岁，行的是叩拜大礼，次序是：姨太太们先行，兄弟们拜，姐妹们拜，嫂子们拜，侄儿侄女们拜，最后是男女佣人分成多起，一起一起的来拜。辞岁后抓彩，彩里有各种糕点和糖果，也有各种玩具和应时当令的春节用品。小孩子们抓到什么就拿走什么，因此，他们在这个时候是极其活跃和高兴的。我父亲平时不准家里人赌博，在抓彩以后，他却首先带着各个姨太太、二姐和我在一起推牌九。他总是500元一底，输完了事。如果实在输不完，他也听凭我和二姐俩一次一次地借端抢走，因此，历年的这场赌博，都是我俩成了最后的胜利者。我们家从除夕起既然由我父亲带头对赌博开了戒，那么各房的人们也就此来彼往地聚在一起赌博，特别是男女佣人们更是兴高彩烈地大赌起来，直到正月初五日才告终止。
　　我们家过年是这样的热闹、高兴，但是，有一年却在中南海福禄居东边的一个院落里，出现了一个与此完全相反的景象。那就是，大姐在出嫁以后，曾经回到中南海来过了一个年。按照我们家的“规矩”，她是不能和我们一道吃团圆饭的，同时还不准她看娘家的灯。据说，如果娘家的灯被她看了去，娘家那兴旺的气派便会衰落下去，因此把她所住的那个院子里的电线也剪断了。她是点着蜡烛过除夕的。在同一个中南海里，一边是灯火辉煌，一边是冷冷清清。这个忌讳是多么的不合理，但是我父亲却偏偏照办不疑。
　　除夕夜，我们家各个屋里都要点上守岁蜡烛，各个院里也都要烧上香，撒上芝麻秸。我父亲的卧房里，则要撒上很多“铜子”，他自己还往地上撒一些“洋钱”。一般人都知道，在院子里撒上芝麻秸，为的是谐着踩“岁”的音，取个“除旧”的吉利。至于我父亲在屋里撒上铜子、洋钱，那是不可能踩“碎”的，这种做法的用意何在，我们至今也弄不明白。
　　我们家从正月初一到初五不准扫地。据说是为了避免把“财气”扫出去。可是在这几天里，伺候我父亲的丫头仍在扫他卧房的地，只是不动那铜子、洋钱罢了。在除夕的晚上，我们家从我娘以下，所有女眷和女佣人，都要带上一朵绢制的石榴花，到了初一天刚亮的时候，就纷纷把这花扔到院子里去。这大概也是一种“除旧”的意思吧。
　　还有，在除夕的晚上，各房的小孩子和男女佣人们，都能得很多份压岁钱。这是我父亲、我娘、各个姨太太分别赏给的。
　　初一以前，我娘和各个姨太太，还有我们大一些的兄弟姐妹们，都预先查一查“皇历”，看一看这一天的喜神、财神在哪一方。在这一天早晨第一次出门的时候，或是要迎喜神，或是要迎财神，便对着那神所在的方向走出门去。但是门的方向又是固定的，因此，有时要斜侧着身体出门。我父亲每逢看到这个情景，总不由地哈哈大笑起来。初一那天。我们全家准于早6时集合在居仁堂的楼下，7时在院子里摆上供桌，陈列三牲，先行祭天，接着便到“祖先堂”祭祖。这以后，全家大小都再次集合到居仁堂给我父亲和我娘拜年。叩拜的次序完全和辞岁一样。在初五以前，我们全家只是自己的家里人在欢度春节，一般的亲友是不来拜年的。特别是亲友的女眷，就一定要过初五才能登门。当我父亲在彰德隐居的时候，每逢过年，住在项城老家的一些伯、叔、兄、弟们，在年前，一过腊月二十，就先后来到彰德了。至于姑太太们，虽是自已家里的人，要来也必须过了初五以后。
　　当时，黎元洪副总统的夫人、小姐以及各部总长的夫人等等，一过了初五，便先后到中南海给我父亲和我娘拜年。这个时候，我父亲总是让符殿青传京剧界的名艺人来唱堂会戏。我父亲虽然在天津和北京住了很多年，但是他却不很懂戏。请他点戏，他总是爱点闹剧中的“浣花溪”。我娘总爱点一出“四老爷打面缸”。我父亲恰好排行在四，又有着和戏中老爷相类似的癖好，这就很容易使人们发笑。听戏的时候，除了我娘，女眷们都在廊檐底下坐着。我父亲为了严“男女之防”，叫人在廊檐的外面挂上极细的珠帘子，因此听起戏来是非常气闷的。
　　内外交攻，气恼成病而死
　　我父亲很少患病，精神和体力一向很好。摄政王载沣在把他罢职的时候，说他“现患足疾，步行维艰”，命令他“回籍养疴”，这不过是除掉他的一种借口罢了。其实他腿上只有点轻微的风寒病，并不是真有不能走路的大毛病。他到了中南海以后，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病的不能下床，不能办公。府里虽有中西医生一共4个人当时府里的中医是刘大夫和我们本家的一位袁大叔，西医是王仲琴和一位黄大夫，我们都叫他们为医官。，但是我父亲从来不相信西医，也从不请中医给他诊脉开方。所以这几个医生只是给府里的人看看病，在我父亲那里，可以说是“无处用武”的。我父亲平时对于重要的文电，向来是亲自批阅的。他的记忆力相当强，办公会客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倦容，应该说他的精力是够旺盛的。
　　上面已经谈过，1916年的元宵节，他正在吃元宵的时候，忽然六、八、九3个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称和他面争，他长叹了一口气，说了一番话以后，便走向办公室去了。从这以后，他就吃不下东西去，觉得食量渐减，精神不振，慢慢地就恹恹成病。有的人说，他的病一定是气裹着食所致。其实，他的“洪宪称帝”遭到了国人的普遍反对。他在内外夹攻的情势下，精神上的压力是他致病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虽是请了中医诊治，吃着中药，但这心病是药力所不及的。及至他看到大势已去，明令撤销帝制，原还想仍然保住总统职位，但是他当时已是处于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境地。到最后，连他最信任的四川将军陈宦他是大哥的把兄弟。、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先后通电宣布独立，这真是对他的沉重打击。他这时羞愤交加，又恨又怕，就再也支撑不住，以至身死。
　　他在有病以后，虽然吃着中药，却还是下楼办公或会客。直到旧历四月中旬以后，病势渐渐加重，才不再下楼，但他在楼上卧室，仍旧下床坐着看公文，有的时候还会见重要的来客。他病得最严重的时刻，不过四五天。就在这个时候，三嫂偷偷地割了股上的一块肉，熬成了一小碗汤，让我送给他喝。我父亲看到了碗内一块肉，一面问“是什么？”一面或者已经意识到那是有人在割股了，就连说：“不喝！不喝！”我无奈，只得把它端开去。有的人说，大哥曾在这时割过股，那一定是由于三嫂的割股而传错了的。
　　他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结石症，最初的症状是小便困难。这个时候，如果住院导尿或开刀，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他一向坚信中医，从不肯找西医来诊视。到了最后几天，不能吃，不能尿，尿毒慢慢地在全身蔓延开来。那时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时刻，但是他的神志始终清醒如常。家里的人看到他的病况严重，中医已经束手无策，但又不相信西医。这时候，大哥坚决主张改请西医。他人别无良策，就商经我父亲的同意，由大哥亲自请法国医生贝希叶来府诊治。贝希叶大夫说，这个病需要住院动手术取出结石，但是我父亲不肯到医院里去。根据当时的病情，到医院去也实有困难。于是就决定先行导尿，以解除当前的痛苦。我们看到，贝希叶大夫在我父亲的后脊梁扎了一针，接着便用了5个玻璃火罐在后腰部位往外导尿，但导出来的并不是尿，而是血水可能是夹杂着血的尿。。当时在场的人都很惊慌，可是我父亲并没有看到导出来的究竟是些什么。他呻吟了一声，似乎是很痛苦。到了黄昏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够危险的了，却又认为或者还不至于死，所以就叫人把段祺瑞和徐世昌找了来，把大总统印交给徐世昌，并且和他两人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啦。”从此以后，我父亲才渐渐地昏迷不醒。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旧历五月初六日公历6月6日。的早晨6时，就死去了，终年58岁。由于他始终是清醒的昏迷不醒的时间不到12个小时。，并且可能认为不会就死，所以既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也没有对后事做任何安排。有的人说，大哥信任西医，二哥竭力反对，相持不决，以致不救。还有人说，我父亲死亡前数日，早已人事不醒。这些说法是不确实的。
　　在我父亲病情最严重的时刻，家里人很着急。二哥就埋怨大哥说：“全是你害得爸爸这样！”二哥的意思是，大哥为了想当“太子”，想做“嗣皇帝”，所以纠合了外边一班人搞假版《顺天时报》来蒙蔽我父亲，才使得他一败涂地，病势越来越重。其他的人认为二哥说得对，也都同声地埋怨大哥。偏偏贝希叶大夫又是大哥亲自请去的，偏偏我父亲就因为贝希叶大夫为他导尿，竟导出血来，以致从此一瞑不视，所以外边就有了大哥害死我父亲的谣传。大哥在政治上有野心是毋庸讳言的，但是要说我父亲的搞帝制，完全是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影响，那也是很不全面的。大哥无论在威望、在实力方面，也都不能和我父亲相比。这是他必定能够估计到的情况。他当然明白，只有我父亲在世，他或者还有“父死子继”的希望帝制虽已失败，如果我父亲仍能保持住总统的职位，那么，在修正总统选举法里，是有着“总统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传贤传子，全由现任总统决定”的规定。大哥对于这项规定，当然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我父亲死去，他又凭借什么爬上民国元首的宝座？所以说，这只是一种谣传罢了。
　　我父亲刚死，我娘就在旁边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数落着说：“你一辈子对不起我，弄了这么多姨太太，又养了这么多的孩子，你死了都丢给我，叫我怎么办哪！”哭了又说，说了又哭，弄得当时在场的人谁也不好说话。二哥看看局面很僵，就带领着姨太太们所生的弟弟、妹妹们跪在她的面前，要求她“赐”大家死，以免累赘了她。大哥一看局面这么僵，如果再继续闹下去，势必闹得不得下台，就出来一方面给弟弟、妹妹们赔礼说好话，另方面又劝我娘不要再闹，才算了事。可是五姨太太却在我父亲死后的当天晚上，趁着全家忙乱的时刻，叫佣人把我父亲的铁柜抬到了她的屋里，甚至连墙上挂的大钟也摘走了。这两桩事情使大家感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马上就要在我家里出现了。
　　接着，外间又有着我父亲是自杀身死的谣传，所以死后没有立刻入殓，暂时停放在居仁堂的楼下，等候着我五叔、六叔的到来。那时天气正热，虽然在尸体的周围摆上了很多冰块，身上还放了很多香菜，但还是不能阻止尸体臭味向外发散。正在我们兄弟姐妹依照“礼法”，跪在灵旁举哀，全家上下忙乱一团的时候，忽然一个丫头飞跑着来报：“三姨太太吃了东西了！”骤然间听到这个消息，大家自然是更加忙乱。幸亏待了不久，有人来说：“大夫来看过了，三姨太太吃的东西已经吐出来了。”大家这才把心放下。这件事情，很自然地加深了全家上下那“树倒猢狲散”的感觉。我母亲则因此留下了吐血的病根，后来终因吐血身死。
　　到了第二天，不但我父亲的尸体向外散发臭味，而且他的嘴角也流出了血。同时，他的肚子更膨胀起来他病得最严重的时刻，不过四五天。在这以前，始终没有断饮食。。直到我五叔、六叔先后从彰德、项城赶来，我父亲的尸体才入殓，这是他死后的第三天旧历五月初八日。。入殓的时候，穿的是祭天的礼服，头上是平天冠那上面有着日、月、星一类的装饰品，还有一串所谓“旒”的东西。，脚上是朱履，身上穿的是什么，现在已记不起来了。那年很热，他又是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入殓的，因此，除了他的尸体还在继续散发着臭味以外，他那原来就比较胖的躯体，到此时也就更加胖肿起来，因而死前刚刚做好的所谓“十二辰”的阴沉木棺材我父亲生前，有人送给他两块上好的阴沉板，木质极轻，香味极浓，在他病重时才加工做成。里竟放不进去。实在无法，只得把这个加工定做的棺材抬了回去，另换了一个普通的阴沉木棺材。入殓后，棺材抬到居仁堂正厅存放，布设了灵堂。我们家从我娘以次，各个姨太太以至我们子女们都半跪半坐地在灵旁两侧的草垫子上守灵。特别是子女们，到了晚间，还要留在灵旁，不准回房，因此，大家只好在草垫子上轮流休息，轮流守灵。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段祺瑞要带兵围困总统府，杀死我们全家。大家一听非常惊慌。大哥、二哥赶紧去问个究竟。段祺瑞为了证明他绝无此意，就让他的太太张氏她是张芾的女儿。张芾死后，仅仅留下一妻一女，家境很贫寒。我父亲看到她们这种无依无靠的情形，就把她母女2人接到自己任上。当时，张的女儿正在吃奶。从这以后，她们就始终住在我们家里。我父亲和我娘还把这个女儿认做是自己的大女儿，后来我们也就把她叫做大姐。其后经我父亲介绍，嫁给了段祺瑞。在她过门之后，虽然她的母亲也跟了过去，但认我家为娘家，来往是极其密切的。她每次回到我们家，对我父亲和我娘，仍然是爸爸、娘的叫的很亲热，我们也把段祺瑞叫做姐夫。带着他们的儿女前来守灵，并且让他们住在府里，以示无他。段祺瑞本人也天天来看望和照料，只是不在府里住罢了。我们家里的人，由于这场虚惊，心中更是留下了暗淡不安的阴影。
　　归葬彰德
　　我父亲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被派来承办大丧典礼，在怀仁堂左近设立了“恭办丧礼处”。另外，经国务会议议决，由政府指拨银币50万元，充作丧葬经费。其间，所有有关丧事的重大事项，都要由恭办丧礼处随时请示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以后才能办理。当时丧礼处实际办事的大总管是袁乃宽，和我们家里人往返联系的也是他。真正做具体工作的是郭葆昌、童杰童是当时总统府庶务司的人，以前的大典筹备处里也有他。。
　　在我父亲死后的十几天，我们家就会同恭办丧礼处把他灵柩从北京移往彰德，停放在洹上村的住宅内。我们全家也随着灵柩回到了彰德。按旧时代的一般习惯说来，我父亲死后在中南海停灵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这是由于当时政府的催促，还是由于受了段祺瑞要带兵杀死我们全家这一谣传的影响，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当我父亲的灵柩还停在北京的时候，恭办丧礼处就已经派人到彰德查勘了墓地。接着，当时的政府又派了河南巡抚使田文烈经理墓地的建筑工作。最后决定墓址在离我们洹上村的住宅约有二里的太平庄，这已经是在灵柩移在彰德之后了。那时候，恭办丧礼处已经撤销，由田文烈主持的“董理墓地工程处”已经成立。原来由这个工程处计划招商修筑的坟墓，打算用混凝土修成一个类似城门洞样子的“穹室”，另外还要修上隧道、石门和石墙。修成后大约很像一个小型的地下宫殿。后来，由于当时的时局很不平静，我们家里人都主张死者“入土为安”，这才在原来勘定的墓址，先示个砖圹，然后于当年旧历八月二十四日安葬。安葬以后，仍然由这个工程处继续招商施工，一直到1918年6月方才完成。
　　墓地完工以后的情况，大致是这样：到了墓地，迎面首先看见的是很大的一座绿琉璃瓦顶的石碑楼，接着便是左右对称的石柱、石马、石虎、石狮、石人等。再走过一座碑亭，便是所谓“飨堂院”了。这个飧堂院，有大门、有围墙。墙里修建了七开间的飧堂，取名叫做景仁堂。景仁堂的两边还修建了东西配房。景仁堂内，除了供奉我父亲的“神位”以外，还陈列了我父亲生前惯用的家具器物，其中从硬木的书桌、书柜、办公椅、一直到硬木的西式床、洗脸台、小便柜等等，无一不备，甚至于连托盘、醋酱碟，都一一陈列齐全了。过了景仁堂，再经过一道铁门，便是我父亲的灵墓。上面已经谈过，在安葬的时候，由于时间过于紧迫，不能按原定的计划修筑，只是造成一个砖圹。后来，大家认为砖圹既不能持久，也不甚安全，这才决定在这砖圹的外面，加修一层洋灰钢筋的套墙。在地面上还修了一座三层的墓台。记得第一层的尺寸是：南北长28丈，东西长25丈5尺，高9尺。这个墓台规模之大，由此可以想见。
　　我父亲的墓地，一共占地将近140亩。墓园之中，除了上述这些建筑以外，墓地四周还种植了很多松、柏、梅、槐，其中的一部分，是由我们家移种的。按照河南的旧俗，凡是树木苍郁的地方，都可以叫做林。因此，他的墓地也由政府明令规定叫做袁公林。袁公林设有一个管理员，由我们家推荐委任。管理员以下，还雇用了司事、打扫夫、夫头等十几个人。另外，还典了祭田10顷，就用这些祭田的收入充作日常费用。为了监督收支款项，并且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个袁公林，还成立了个袁公林董理社。每年推出几个人轮流值年，主持和管理袁公林的各项事务。
　　我父亲的丧葬费用，原是当时由政府拨款50万元来承办一切的。在北京办丧事用了将近9万元，其后的移灵，以后的墓地建筑和典置祭田等项，还需用50万元左右。核计收支，相差很多，所以我父亲生前的旧属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8人联名发出公启，请求当时的内外要人解囊相助。从当时的大总统起，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还有护军使，、镇守使、师长等等都有捐赠。他们捐款的数目，绝大多数是1万元，最少的是2000元，总计共收到捐款25万余元，这才算结束了我父亲的丧事和葬礼。
　　树倒猢狲散
　　我们家里的人在我父亲安葬后不久就分家了。大哥克定，因系嫡出长子，独分40万元，其余庶出的儿子，每人各分12万元。他们所分的钱数，除了现金以外，还有折合银元数字的股票包括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自来水公司等股票。在内。我约略记得，他们弟兄每人还分得10条金子，这是否也包括上述的钱数以内，因事隔多年，已记不甚清了。女儿们每人只给嫁妆费8000元。我娘和各个姨太太都不另分钱，各随她们所生的儿子一同过活。当分家的时候，我父亲生前的贵重衣物，大部分都没有了。上面曾经谈过，五姨太太在我父亲死后的当天晚上，曾偷偷地叫人把我父亲的铁柜抬到她的屋里去。我父亲在世的时候，生活上的一切，后来都由她一手经管，是否还有类似偷走铁柜的其他情况，那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分家的时候，按着房头，每房分了一只皮箱，箱内只盛半箱衣服，那还都是我父亲生前穿过的。每个箱子里都放有一件皮衣，有的是皮袍，有的是皮斗篷。我母亲分得的那一件，却是极其陈旧的了。
　　我父亲生前所置的房产，向来是由袁乃宽负责管理的。据袁乃宽说，只有北京、天津房产各几处。北京城内，计有锡拉胡同两所，炒豆胡同一所。北京郊区，有海淀挂甲屯房产一所。在天津，计有英租界小白楼“矿务局”一个大楼，这是我父亲东山再起的时候，我们由彰德搬到天津所住的那个地方。还有河北地纬路房产一所，便是二哥后来在津所住过的那一处。这些房产，是他弟兄在以后才分的。至于到底是怎样个分法，我们姐妹们谁也没有过问了。袁乃宽所说的房产情况，大家认为这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但是，管房产的人既没有这么说，我父亲又没有留下什么遗嘱，最后只得罢休。我父亲还在彰德置有地产，是派由徐天成管理的，这些地产是怎样分的，现在也记不清楚了。
　　分家以后，这就到了真正“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过了不久，大、二、三、五、六、八6个姨太太先后带了自已的子女搬往天津居住。我娘在彰德住了两年多，后来也移住天津。九姨太太先还住在彰德，最后也搬到北京去住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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