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福利小说网(www.fltxt.com)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如果喜欢,请支持正版.福利小说网提供各种全本小说TXT,pdf,epub,kindle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香门第【白鹰魅影】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 书名：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 作者：易中天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1-1 ISBN：9787533941437 所属分类：图书>历史>历史普及读物>中国古代史 编辑推荐： ★第十一卷《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三国归晋，儒家受冷遇、新思潮激荡；唯美的时代里，真实、自由而漂亮地活着成了风尚标，中华文明展现出异样的丰彩。 ★《易中天中华史》前九卷《祖先》《国家》《奠基者》《青春志》《从春秋到战国》《百家争鸣》《秦并天下》《汉武的帝国》《两汉两罗马》《三国纪》上市后备受读者欢迎，再度掀起“全民读史”风潮，已经成为本年度口碑**的历史畅销书系列。 中华民族到了关键的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审视“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明白“未来世界中的责任担当”，也才能看清文明的意志，找到中华的位置。这就是《易中天中华史》的任务。 跟随36卷《易中天中华史》，我们将进行一场历史寻根之旅，体验夏的质朴、商的绚烂、周的儒雅、汉的强悍、唐的四海为家八方来朝，品味宋的纤细、元的空灵，直至明的世俗，清的官腔。当旅程结束时，我们或将明白：什么是中华根、中华梦、中华魂。 内容介绍： 爱美，清谈，酗酒，嗑药，男人女性化，这是怎样的风度？ 漂亮又丑陋，清高又贪婪，潇洒又势利，高雅又庸俗，真实又虚伪，这是怎样的时代？ 江山易主，中原逐鹿，衣冠南渡，五胡入华，这是怎样的变故？ 畸形的独立，病态的自由，虚无的真实，脆弱的美，这是怎样的追求？ 中华的历史为什么注定有此一劫？魏晋在历史上的地位究竟如何？这些难解之谜留给我们的启迪又是什么？ 作者简介： 易中天，1947年生于长沙，曾任教于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现居江南某镇，潜心写作“中华史”。在易中天看来，《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谱”，《资治通鉴》则是可供统治者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正因为如此，他认为汗牛充栋的各类中华史，大多没有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因此他将在直觉、逻辑和证据的基础上，书写人们“不知道和想知道”的历史。 已出版作品：《易中天文集》（1-16卷），《易中天中华史》（总序、1-12卷）。 ================= 第一章 时代 　　魏之亡 　　作为晋王朝的实际开创者和缔造者，司马懿的隐忍功夫堪称一流。他能像蛇一样躲藏在草丛中，一旦发起攻击，几乎无人能够抵挡。 一切重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一般地说都会出现两次，这是黑格尔告诉我们的。而且，正如后来马克思之所补充：第一次是作为悲剧，第二次是作为笑剧。 　　魏晋的改朝换代就是如此。 　　公元220年，曹丕逼汉献帝让位，这是第一次。不到半个世纪，司马炎又逼魏元帝禅让，这是第二次。曹丕当然想不到他的王朝如此短命，故伎重演的司马炎也没想到他的帝国不但年头不长，还荒唐可笑之极。 　　司马懿就更想不到。 　　后来被追尊为宣皇帝的司马懿，是晋王朝的实际开创者和缔造者。也许，这应该归结为他特别有心计，也特别有耐心。从进入政界到夺取政权，他前后用了四十三年的时间，历经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代君主，终于把曹家的“房产”据为己有，只留下一道过户的手续。 　　这是一个怎样的人？ 　　司马懿出身于高级士族，高祖是东汉的将军，曾祖和祖父都是郡的太守，父亲司马防则官居京兆尹（首都地区长官）。曹操初入仕途就能出任洛阳北部尉（首都北城区公安局长）一职，便是由于司马防的推荐。 　　对此，曹操一直感恩在心。后来，当了魏王的曹操设宴款待司马防，又旧话重提。曹操说：请司马公看看，孤王现在还可以再当一个县尉吗？ 　　司马防说：老夫推荐时，大王当个县尉正合适。 　　曹操哈哈大笑。 　　司马防的回答十分得体，也实事求是。四十二年前的曹操年方二十，由于被举为孝廉而任郎官（储备官）。从宫廷外放到地方，当然只能担任副县级的公安局长。 　　实际上，直到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六年后，司马家族仍未必看好这位政坛新秀。曹操征召司马懿到府中任职，司马防的这位次子便拒不受聘。他声称自己得了风瘫病，宁肯长期卧床也不就任。 　　这样一拖就是七年。到赤壁之战那年，曹操给了司马懿两个选择：要么进朝廷，要么进监狱。司马懿的病装不下去，只好加入曹政府。他不但在曹操那里展示出自己的才华，在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的时代，更成为皇帝的得力助手，魏帝国独一无二的谋略家。 　　因此，当曹叡病重需要托孤时，他想到了司马懿。 　　当时司马懿已官居太尉（最高军事长官），刚刚消灭了自称燕王的公孙渊，将辽东收入魏帝国的版图，正准备屯兵镇守关中，曹叡的诏书却三日五至。司马懿星夜兼程赶回洛阳，与大将军曹爽共受遗命辅佐新帝曹芳。 　　曹魏之亡，也开始有了征兆。 　　事实上，曹叡的托孤有气无力。孙策托孤于张昭时说得斩钉截铁：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刘备托孤于诸葛亮时也说得不留余地：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曹叡呢？眼泪汪汪地看着八岁的曹芳，一句硬话都说不出。 　　结果，被授权可以自行其是的忠心耿耿，被当面叮嘱托以后事的夺了政权。 　　另一位顾命大臣曹爽也托非其人。此公原本既无才干又无战功，是魏明帝临终前一时糊涂，才突击提拔为大将军的。然而曹爽却自命不凡，一心想要排挤司马懿，办法则是让曹芳下诏将司马懿由太尉转任太傅。 　　这是典型的明升暗降。 　　没错，太傅地位崇高，却没有实权。 　　司马懿当然清楚这一点。他也很清楚，自己的力量尚不足以与曹爽抗衡，干掉此人只能乘其不备。于是，在周旋了几年以后，司马懿第二次装病。 　　装病是有经验的。上一次装风瘫病，曹操派人去假装行刺，司马懿躺在床上纹丝不动。这一回当然是风瘫病顺理成章地复发，司马懿的演技也更上层楼。 　　演出是在司马懿的太傅府，观众则是曹爽派去的新任荆州刺史李胜。李胜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司马懿的双手已经接不住婢女递过来的衣服，喝粥的时候粥水全都洒在前胸，还把李胜要去的荆州听成是并州。 　　李胜只好纠正说：下属要去的是荆州。 　　司马懿却说：去并州委屈你了。并州接近胡地，千万好自为之。今后你我只怕难得一见，如何是好？ 　　李胜又说：是荆州，不是并州。 　　司马懿这才若有所悟地说：是荆州吗？老夫不大听得清楚你的话。很好，很好！在荆州是可以建功立业的。我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就拜托你了。 　　说完，泪流满面，声音哽咽。 　　李胜回去报告曹爽，曹爽很放心。 　　司马懿却在暗中加紧准备。装病两年半以后，他趁曹爽陪同皇帝外出之机突然发动兵变，一举消灭了强大的对手。曹爽先被罢官，后被灭族，兄弟和同党也被一网打尽，其中就有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之一何晏。 　　曹爽的无药可救也在此案中暴露无遗。兵变时，司马懿屯兵洛水，曹爽屯兵伊水；司马懿占领了洛阳，皇帝却在曹爽手中。因此有人建议，挟持天子到许县，然后命令各地军队勤王，完全可以对抗司马懿。 　　然而曹爽却拒绝了这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放弃抵抗向司马懿投降，还把司马懿弹劾自己的奏章交给了皇帝。曹爽说，司马公不过是要夺权而已，给他就是。我做不了大将军，还可以做大富翁嘛！ 　　志大才疏的曹爽哪里想得到，司马懿的阴险狡猾和心狠手辣举世无双。在曹爽还有抵抗力量时，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处理仅止于罢官。甚至在曹爽被软禁在家时，他还假惺惺地派人送粮送肉。然而，当曹爽等人“谋反”的证据收集齐全以后，又怎么样呢？满门抄斩。 　　曹家人，根本不是司马懿的对手。 　　小皇帝曹芳就更是傀儡。 　　然而就连这个傀儡，也在司马懿去世三年后被他的儿子司马师废掉，成为魏帝的是十四岁的曹髦。六年后，不甘心做傀儡的曹髦也被杀死，魏帝换成十五岁的曹奂。这就是魏元帝，也是曹魏的最后一个皇帝。 　　曹芳、曹髦、曹奂，史称“三少帝”。 　　司马懿政变成功后，三少帝的时代就变成了司马家族的时代。司马懿，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相继把持朝政十六年。立国总共只有短短四十六年的魏，倒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并不姓曹。 　　剩下的事情就是办手续。 　　于是，司马昭先是册封晋公，然后升格为晋王。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八月，司马昭卒，子司马炎继位。十二月，魏元帝禅让，司马炎称帝，是为晋武帝。 　　所有这些程序都跟曹魏代汉一模一样，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东汉的傀儡皇帝只有一个，曹魏则有好几个；曹家只用两代人就偷天换日，司马家族则用了三代四人。 　　这简直就像是报应。 　　历史往往是公平的，报应也接踵而来。司马炎死后仅仅一年，祸乱就迅速爆发。他的儿子被废又被立，被立又被杀，他的王朝则四分五裂万劫不复，而且篡夺皇位颠覆政权分裂国家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血亲。 　　晋之乱　　祸乱的根源是司马炎自己埋下的。 　　这个说法，晋武帝的在天之灵恐怕很难接受，因为他的本来愿望是长治久安。他甚至把曹魏的灭亡看作前车之鉴，称帝之初就进行了制度的改革。但可惜他错了。 　　司马炎错在哪里？ 　　恢复封建。 　　西周创立的封建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之后，秦汉两代实行的都是郡县制，只有西汉初年实行郡县与封建并存的郡国制。结果，异姓王造反，同姓王叛乱。帝国的统治者从高祖到武帝花了将近百年的工夫，才算摆平江湖消除隐患（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 　　此后，帝国不再封建。 　　当然，封王封侯的事仍然有。不过，汉只封侯，魏才封王。而且即便封王，也是虚封，只有东汉末年曹操的魏公和魏王是实封。结果怎么样呢？代汉自立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因此，曹丕称帝之后，所封的国王都只有王爵，没有王土和王臣。或者说，诸王名义上有封国，却没有治权，也没有兵权。他们不能建立自己的政府，统率自己的军队，也不能参与朝政。 　　曹魏的国王，实际上是被软禁在封国。 　　结果又怎么样呢？司马家族篡魏的时候，曹家的那些国王们一点忙都帮不上，魏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司马炎认为，这就是魏亡的经验教训。 　　因此，他决定反其道而行之。 　　就在称帝的当年，司马炎封皇族二十七人为王，每个王国都有自己的军队。其中大国三军，兵五千人；次国二军，兵三千人；小国一军，兵一千五百人。国王不但可以割据一方，还可以入朝执政，成为宰辅。 　　异姓的士族则封为公侯，也是实封。他们不但有封国和官属，郡公、郡侯和县侯还有军队。也就是说，国王也好公侯也罢，都是实力派。司马炎认为，只有让他们掌握了实力，才能够担负起保卫中央的责任。而且，既然他们都从帝国那里获得了利益，就应该担负起责任。 　　然而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八王之乱。 　　这是晋武帝司马炎去世一年后爆发，历时十六年之久的政治动乱和骨肉相残。原本危机四伏的西晋王朝也在这动乱中变得虚弱至极，最后亡于外敌的入侵。不过，引爆这颗炸弹的却不是那些国王，而是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贾南风。 　　贾南风是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司马集团死党贾充和郭槐的女儿。贾充阴险狡诈，郭槐嫉妒霸道，贾南风则兼而有之。碰巧她的丈夫又忠厚得近乎无能甚至弱智，因此这位贾皇后想不弄出些动静来都难。 　　可惜贾皇后的野心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掌握朝政的是杨太后的父亲杨骏。杨骏父女出身于华阴杨氏，祖上是东汉名臣杨震，门第极高。晋武帝司马炎与这样的名门望族联姻，正是为了提高皇家的清望。在他看来，只要皇族和士族同心协力，就能形成辅佐帝室的两翼。 　　但是抱歉，他又错了。实际情况是：皇族与士族互不买账，贾皇后则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矛盾。晋惠帝继位后第二年三月，她就召司马炎的第五个儿子楚王司马玮（读如伟）入朝，杀了太傅杨骏，废了杨太后，辅政大臣则变成司马懿的第四个儿子汝南王司马亮。 　　这当然不是贾皇后的本来愿望。于是，三个月后，她就命令杀死了杨骏的楚王司马玮，以谋反的罪名杀了汝南王司马亮，然后又以矫诏的罪名杀了司马玮。司马玮杀了士族又杀皇族，自己也被杀，士族的代表和皇族的代表都变成了冤鬼，借刀杀人的贾皇后则掌握了政权。 　　贾南风志得意满。 　　然而司马家族的阴谋家和野心家更是层出不穷。因此九年后，这个女人也被废被杀，罪名是谋杀太子司马遹（读如遇）。司马遹是惠帝司马衷与谢淑媛的儿子，当然为贾皇后所不能容，于是被罗织罪名，诬为谋反，废为平民。但他后来被杀，则是由于赵王司马伦的密谋。 　　赵王司马伦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原本是贾皇后的党羽。然而他怂恿贾皇后杀太子，却是为了自己夺权。因此太子一死，他就以复仇的名义起兵进宫废了贾皇后。之后又干脆废了晋惠帝，自己做起皇帝来。 　　这下子别人不干了。 　　首先发难的是司马炎之侄、齐王司马冏（读如窘）。同时起兵响应的，则有司马炎的第十六个儿子、成都王司马颖，司马炎的堂弟、河间王司马颙（读如庸之阳平），司马炎的第六个儿子、长沙王司马乂（读如义）。结果，司马伦兵败被杀，晋惠帝司马衷复辟。 　　政权，又落到齐王司马冏手里。 　　司马冏原本也是司马伦的党羽。司马伦废贾皇后，进宫动手的就是他。当时司马冏带兵百人长驱直入，当着皇帝的面一刀就杀了贾皇后的外甥贾谧（读如密）。 　　贾皇后问：你来干什么？ 　　司马冏答：有诏抓捕皇后。 　　贾皇后说：诏书都是我发出的，你奉谁的诏？ 　　司马冏不回答。 　　贾皇后又问：起事的是谁？ 　　司马冏答：赵王。 　　贾皇后说：绳子拴在了狗尾巴上，当然是这结果。 　　可惜，她并没有后悔药可吃。 　　贾皇后的党羽废了贾皇后，司马伦的党羽杀了司马伦，可见政治斗争中不会有永远的朋友，靠阴谋和杀戮起家的西晋皇室则天性贪婪狠毒。因此，司马冏执政不久便被同伙长沙王司马乂所杀，也不奇怪。 　　杀了司马冏的司马乂，同样遭到了讨伐。另外两个当年的同伙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同时起兵并围困洛阳，孤立无援的司马乂则在京师被捕。束手就擒的他被送往对方军中，并被司马颖的部下杀死。 　　抓捕司马乂的，是东海王司马越。 　　司马越是司马炎的堂弟，也是“八王之乱”中的第八个王。前面五个（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都死了，后面就是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与东海王司马越的战争。 　　战争几经反复。最后的结果，是司马越反攻胜利，司马颖兵败被杀。战后，司马颙也被谋杀，晋惠帝司马衷则被毒死，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 　　五年后，司马越卒，洛阳被外敌攻陷，晋怀帝司马炽被俘。两年后，太子司马业于长安称帝，是为晋愍帝。又过了三年，晋愍帝向入侵的外敌投降，西晋亡。 　　从晋武帝司马炎篡魏，到西晋灭亡，共五十一年。从八王之乱起，到西晋灭亡，二十五年。从八王之乱终，到西晋灭亡，十年。可见西晋其实亡于内讧，外敌入侵只不过推了一把，这就是司马炎遭到的报应。 　　攻陷洛阳和长安，从而宣告西晋王朝灭亡的，是一个匈奴人建立的政权。此后，北部中国就变成了少数民族的天下，晋皇室则偏安江左，是为东晋。 　　五胡十六国的时代开始了。 　　五胡入中华　　五胡十六国是一团乱麻。 　　乱是肯定的。这个历史时期起于西晋惠帝，止于南朝刘宋，历时一百三十六年。其间建立的政权，则其实有十九到二十个。他们有的先后兴替，有的同时并存。最多的时候，竟有八个政权在中国北方并立了九到十年。 　　政权的建立者则多为少数民族，包括匈奴、羯（读如竭）、鲜卑、氐（读如低）、羌，合称“五胡”。其中，鲜卑人建立的政权最多，七个。其次为氐人，四个。再次为匈奴人，三个。羯人和羌人，各一个。另外还有四个小政权是汉人建立的，共二十国。不算仇池和北魏，十八国。称为“十六国”，则是没有计算冉魏和西燕。 　　十八国名单如下： 　　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记住这些国名和人名，但很清楚所谓“十六国”基本上都在北方；而从下面的地图则不难看出，这一现象为什么会被称为“五胡乱华”。 　　没错，晋王朝的半壁江山已然丢失，而且丢得实在“不是地方”：关中地区本为周文明的发祥地，长安和洛阳更是秦、汉、魏、晋四朝帝都所在，不折不扣的华夏正宗。现在统统变成了“胡天胡地”，岂非“乱我中华”？ 这确实让许多人痛心疾首。我们知道，汉民族的前身是华夏族，而华夏族的根据地在中原。周成王时期青铜器何尊上的“中国”甚至指的就是洛阳，这可是“中国”二字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洛阳落入胡族之手，其严重性绝不亚于罗马帝国失去了罗马。 　　何况华夏民族一直有一种观念：居中国则为正宗，为正宗则治天下（详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第三卷《奠基者》）。夏、商、周、秦、汉、魏、晋，都是。现在胡人“居中国”了，是不是该做天子、治天下？ 　　胡人认为应该，汉人认为不该。 　　持这种观点的汉人代表当数刘琨。刘琨是中原沦陷之际坚持“敌后抗战”的西晋将领，曾试图策反敌方匈奴人的羯族部将石勒，给出的理由居然是：你们胡人反正做不了天子，不如到我们晋朝来做一个名臣。 　　石勒用名马和珍宝客客气气地打发了使者。他写给刘琨的回信说：将军是汉人，理当效忠于晋朝。我石勒却本是夷狄，贵国的事恐怕爱莫能助。 　　刘琨碰了钉子，石勒则做了皇帝。 　　石勒并非五胡在中国北方称帝的第一人，第一个是匈奴人刘渊，国号叫汉。他甚至宣称自己就是大汉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因为冒顿单于是刘邦的女婿，后世单于跟汉皇帝就是表兄弟。兄终弟及，大汉帝统当然由他承接。 　　可惜刘渊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他的国号后来也被侄儿兼养子改成了赵，史称前赵。羯人石勒建立的国家也叫赵，史称后赵。前赵是被后赵灭的，后赵是被冉魏灭的，冉魏是被前燕灭的，前燕是被前秦灭的。灭了前燕以后，中国北方就暂时是前秦的了。 　　前秦是氐人的政权，前燕则是鲜卑人的。因此五胡十六国前半段的主角就是：匈奴（前赵）、羯（后赵）、鲜卑（前燕）、氐（前秦），以及前秦衰落时异军突起的羌（后秦），汉人的冉魏则昙花一现。至于后半段，当然是鲜卑人的，他们建立的北魏甚至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 　　谁说“夷狄”不能为王？ 　　当然能。独霸天下，显然只是汉人的一厢情愿和自作多情。事实上，自从匈奴刘渊打开了缺口，中国北方在长达两个半世纪内就是少数民族的历史舞台。就连最后统一全中国的，也是北方胡汉混血的隋和唐。 　　这就是事实，也就是历史。 　　事实上，把胡人看做可欺辱的劣等民族，这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文化偏见。更何况所谓“五胡”，也并非从遥远的异国他乡突如其来杀进中国的。他们早就居住在中国境内，并与汉人混杂甚至混血。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已是华人（Chinese），奈何以“异类”视之？ 　　然而汉民族毕竟代表着先进的文化，于是事情的结果竟是这样：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对汉人的歧视和压迫忍无可忍；另方面，他们对汉文明和汉制度却心悦诚服地敬佩和向往。因此，胡人进入中原地区称王建国之后，并没有打算实施“胡化”，而是反过来将自己“汉化”。 　　汉化早就开始了。 　　率先汉化的是匈奴。因为从东汉光武帝时代起，他们就开始持续南迁，并在黄河的河套地区沿长城一线扎下了营盘，充当着汉帝国的戍边者和同盟军。这一过程到西晋已历时二百多年，匈奴哪里可能还是胡人？刘渊声称他有权得到汉王朝的祖业，并非全无道理。 　　建立后赵的羯，建立前秦的氐，建立后秦的羌，汉化程度深浅不一，对汉文化的热情却不亚于匈奴，前秦皇帝苻坚甚至堪称汉学家。他曾经不无自得地说：朕一月而三临太学，周公和孔子的传统总算不会在朕这里中断。 　　但，力度最大的还是鲜卑。 　　或者说，鲜卑拓跋氏的北魏。 　　北魏的故事已不在魏晋，而在南北朝，因此只能从长计议。可以肯定的是，北魏的汉化彻底而全面。孝文帝拓跋宏甚至下令禁止胡服和鲜卑语，把贵族们的鲜卑姓氏统统改为汉姓（比如拓跋改为元），还命令六位皇弟跟自己一样娶汉族高官之女为妻，堪称“全盘汉化”。 　　结果是只用了短短三十年，这个民族就融入了汉族之中；而被南方汉族逐渐淡忘的某些文化传统，则在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羯、氐、羌、鲜卑那里薪尽火传（以上所述均请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这就不能叫“五胡乱华”，而该叫“五胡入华”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少数民族的融入，一个以汉民族为多数人的新民族才得以诞生，中华历史上的“第二帝国”（隋唐）也才得以建立。只不过，他们谁都不知道，当时欧洲也在发生民族大迁徙，大批日耳曼蛮族涌入罗马帝国，罗马文明面临的命运和选择几乎跟中华一模一样。 　　当然，这是后话。 　　谁的东晋　　公元318年也许是划时代的。前一年，西晋最后一个皇帝被杀。这一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位，是为东晋元帝。下一年，匈奴“汉国”皇帝刘曜更改国号，是为前赵；羯族将领石勒称王建国，是为后赵。 　　从此，东晋据有江南，前赵据有关中，后赵据有关东，南方和北方都换了主人或主角。 　　北方是胡族做主，南方是士族当家。 　　胡族和士族，是书写这段历史的两支笔。 　　南方成为士族的天下并不奇怪，因为东晋的第一个皇帝司马睿并没有多少政治资本。他能够建立流亡政府并登上帝位，完全依靠士族的拥戴和支持。更幸运的是，这些士族还有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作为主持人。 　　他就是王导。 　　王导出身名门望族，琅邪人（琅邪读如郎牙，也写作琅琊，在今山东省临沂市），跟原本是琅邪王的司马睿是老朋友，东晋帝业其实出自他的深谋远虑。王导很早就看出中国将乱，便劝司马睿谋得安东将军职位，渡江移镇建邺（晋愍帝时改名建康），为将来做准备。 　　事实证明王导很有远见。九年后，西晋果然灭亡。北方士族没了故乡，南方士族没了中央。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都举足轻重的大族纷纷南下（史称“衣冠南渡”），流亡的难民云集建邺（建康），建邺成为另一个洛阳。 　　司马睿的称帝，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初来乍到的司马睿却没什么威望。北方士族对他没有信心，南方士族对他心存疑虑，就连司马睿自己也觉得寄人篱下，颇有些惴惴不安。 　　做工作的又是王导。 　　王导很清楚，中原必将沦陷，晋室不可复兴，唯一的出路是偏安江左，与北方胡族划江而治。如此，或许还能保住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华夏文明的薪尽火传。 　　这就需要有一个司马家族的人来当皇帝，也需要南北士族的通力合作。有了前者，才能维持“华夏正宗”的名分；有了后者，新政权才不至于是空中楼阁。 　　可惜这很难。北方士族视江东为“蛮夷之地”，视南人为“亡国之余”（孙吴政权的残渣余孽）；南方士族则把北方士族看作入侵者，痛恨他们侵犯自己的地盘和利益。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关键。 　　为此，王导殚精竭虑。他甚至学会了说吴语，不像其他北方士族那样坚持只说洛阳话。他又发明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相当于北方豪门在江东的特区和领地。这就兼顾了双方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争取到了南方士族领袖的支持。 　　比如顾荣。 　　顾荣出身吴郡四大家族，祖父顾雍是孙权的丞相。由于王导的努力，顾荣率先向司马睿表示拥戴和支持，而且两人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 　　司马睿说：寄居在别人的国土上，很是惭愧。 　　顾荣则跪下来回答说：王者以天下为家，请陛下不必对迁都一事过于在意。 　　这其实就是一种默契了。司马睿代表新政权和北方侨居士族承认江东的真正主人是当地土著，顾荣则代表江东土著士族承认司马政权是华夏正宗，并与之合作。从此南北一团和气，东晋和南朝的基业也由此奠定。 　　王导成功了。 　　显然，没有王导，就没有东晋。 　　对此，司马睿心知肚明。因此登基之日，他竟然一再邀请王导跟他同坐御床，接受百官朝贺。王导只好谦恭地推辞说：如果太阳与万物同辉，臣下将如何瞻仰？ 　　司马睿这才作罢。 　　不过，王导没有与东晋皇帝并尊，晋帝也无法与王家争权。东晋初年，行政权在王导手里，军事权则由王导的堂兄王敦掌握。王导内执朝政，王敦外掌兵符，实际权力绝不在皇室之下，时人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究竟是谁家的，岂非一目了然？ 　　实际上，君臣共治是东晋一朝的特色，只不过这个王朝只有半壁江山，参与政治的权臣也不仅王导一家。准确地说，东晋政治是高级士族轮流坐庄，权威和影响最大的则是四大家族（以执掌朝政先后为序）：　　王氏：王导； 　　庾氏：庾亮； 　　桓氏：桓温； 　　谢氏：谢安。 　　旧时王谢堂前燕，即此之谓。 　　的确，对东晋政权贡献最大的，就是王导和谢安。王导开创了基业，谢安则保卫了它。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大举出兵，以压倒优势进攻东晋。执政的谢安以弟弟谢石为统帅，侄子谢玄为先锋，御敌于国门之外，并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一举击败了苻坚的进攻。 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意义非凡。当时，北方沦入胡族之手，南方也并未彻底汉化。汉民族和汉文化以江东为壁垒，可谓命悬一线。因此，谢安、谢石和谢玄的胜利，便不但挽救了东晋王朝，也挽救了华夏文明。 　　君臣共治，岂非很好？ 　　可惜，东晋政治虽有“虚君共和”的意味，却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晋元帝和他的后代不甘心大权旁落，权臣中也不乏阴谋家和野心家。王敦和桓温就企图篡位，桓温的小儿子桓玄则终于称帝。毕竟，魏晋两朝皆因“禅让”立国，司马家族也没法不让人模仿他们的祖宗。 　　因此东晋政治之乱并不亚于西晋，只不过西晋是皇室与皇室斗，东晋是皇室与权臣争。权臣士族之间（如王导和庾亮、桓温和殷浩），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高级士族与低级士族、世家大族与寒门庶族，也都矛盾重重。 　　结果是什么呢？ 　　动乱频繁。淝水之战前，有王敦之乱、苏峻之乱，以及桓温未遂的篡位图谋。淝水之战后，则有孙恩之乱、桓玄之乱、卢循之乱。苏峻之乱时，建康宫阙被焚毁；桓玄之乱时，国号被改为楚。至于内战，当然更在所难免。 　　东晋并不安宁。 　　最后的结果，是政权落入庶族出身的刘裕之手，而且把魏代汉、晋代魏的程序也走了一遍。公元420年（元熙二年），晋恭帝司马德文让位于宋王刘裕。东晋终于在内乱中灭亡，共一百零四年，十一帝。 　　刘裕的新王朝国号宋，史称“刘宋”，以区别于后来既有北又有南的“赵宋”。刘裕自己，则为南朝宋武帝。他称帝十九年后，北魏灭亡北凉，魏晋十六国时代终，南北朝时代始（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全线崩溃　　从曹魏代东汉，到北魏灭北凉，历史上的“魏晋十六国”共计二百一十九年。加上董卓入京后、曹丕称帝前的东汉之末，刚好二百五十年。如果用最简单的词语来描述这两个半世纪，那就只有一个字—— 乱。 　　乱的同时，是腐败。 　　腐败几乎是两晋王朝的天性。有一次，晋武帝司马炎问大臣刘毅：爱卿愿意把朕比作汉代的哪个皇帝？ 　　刘毅答：桓帝、灵帝。 　　晋武帝大惊失色：这也太过分了吧？ 　　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这样看，陛下还不如他们。 　　晋武帝只好解嘲说：他们可没有你这样的直臣。 　　刘毅说的是实话。西晋王朝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也是腐朽的。史家曾这样描述说：当时的士族，做人以行同禽兽为通达，谋职以不走正道为才能，当官以不负责任为高尚。官场中充满奔走之士，朝廷里不见让贤之人。所有人都只有两个目标：一是名，二是利。 　　高级士族如此，寒门庶族亦然。 　　比如贾充。 　　贾充就是导致“八王之乱”的那位贾皇后的父亲，他自己的父亲则是贾逵。贾逵是坚决捍卫曹魏政权的。当时甚至有传闻说，司马懿就是因为梦见贾逵变成了厉鬼，才吓得一命呜呼，可见贾逵立场之坚定，之鲜明。 　　然而贾充却成为司马家族的帮凶，小皇帝曹髦就死在他的手里。当时曹髦因为不满大权旁落，率领亲兵攻打司马昭的相府，相府的兵丁并无一人胆敢上前。贾充却大喝一声说：相公养兵千日，不就是为了用在此时吗？ 　　于是曹髦被杀。 　　这当然是极其严重的罪行，无论儒家伦理和帝国法律都不能容忍。因此，当司马昭召集会议讨论善后时，大臣陈泰就明确表示：只有腰斩贾充，或许还能平息民愤。 　　司马昭问：还有第二方案吗？ 　　陈泰说：这是最好的，没有其次。 　　司马昭当然不会采纳。他的办法，是另外找了一个替罪羊。他们父子，对贾充其实感恩戴德，否则贾南风也当不了皇后。实际上，贾充帮了司马昭的大忙：他做了司马昭想做的事，又让这家伙保住了脸上的假面具。 　　没错，忠孝仁义的儒家面具。 　　假面具是老早就戴上的。从司马懿到司马炎，这个家族一直都重礼重孝。司马昭去世后，司马炎甚至不顾大臣劝阻，坚持三年之丧。他说：朕本儒生，以礼传家，岂能因为做了天子就忘了本色？ 　　这可真是别出心裁。作为国家元首，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行过此礼。司马炎坚持这样做，无非为了标榜自己是纯正的儒家、地道的士族。 　　然而这位“纯儒”却十分好色，他后宫的女人甚至多达上万，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跟谁上床，只好坐一辆羊车在宫里转，羊停在哪儿就进哪间房。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则用竹叶插窗，盐水洒地，希望羊能走向她的房门。 　　不以为然的，只有胡芳。 　　胡芳是征南将军胡奋的女儿，被晋武帝司马炎册封为贵嫔。这位将门虎女并不认为皇帝有什么了不起，入宫后竟号啕大哭，跟司马炎做游戏也寸步不让。 　　司马炎大怒：你真是个将种！ 　　胡芳却反唇相讥：北伐公孙渊，西拒诸葛亮，这样的人不是将种又是什么？ 　　据说，司马炎竟满脸惭愧。 　　司马炎确实应该惭愧，但不是因为司马懿曾经担任过军职，而是因为他和他王朝的虚伪。这个靠阴谋诡计和巧取豪夺建立的帝国，可谓集贪婪、奢侈、残忍、狡诈、荒淫于一身，高高举起的却是儒家伦理的道德旗帜。 　　旗帜是必需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旗帜上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则是为了与曹魏相区别。曹操是坚持“法家寒族路线”的，诸葛亮也一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卷《三国纪》）。士族儒家的司马政权当然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他们的立国之本。 　　然而实际上的作为又如何呢？弑君篡位是不忠，废黜太后是不孝，骨肉相残是不悌，滥杀无辜是不仁，争权夺利是不义，丧权辱国是无能。请问，儒家伦理安在哉？但只见：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结果又是什么呢？ 　　中华帝国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 　　支柱就是儒家学说。独尊儒术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它已经成为汉民族的魂魄所系，也维系了两汉三百多年的稳定，怎么说倒就倒了呢？ 　　除了司马家族的口是心非，儒学本身也有问题。 　　问题出在儒学变成了官学（正式称谓叫经学）。官学是有权威性的，也是有政治性的。这两条都决定了儒学必将失去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生命活力，走向神化、僵化、教条化，变成让人讨厌的东西。 　　事实正是如此。 　　两汉经学的特点，一是繁琐迂腐，二是妖妄荒唐。或者说，咬文嚼字，装神弄鬼。比方说，五个字的经文，可以写出两三万字的注解。普普通通一句话，可以看出神秘兮兮的微言大义。请问这还是学术、还是思想吗？ 　　当然不是。 　　因此，两汉经学发展到后来，就连统治者（比如王莽和刘秀）都感到厌烦，更不用说真正有头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于是进入魏晋以后，上流社会便“家弃章句（抛弃儒学），人重异术（以非儒家的异端邪说为时尚）”，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以燎原之势席卷天下。 　　首先兴起的是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标志性成果，玄学家主张的则是清谈或玄谈。顾名思义，其特征并不难想见：远离政治，回避现实，无关道德，蔑视俗务，只关心高深玄远的理论问题，向往超凡脱俗的高雅生活。 　　这是一种真正理性和思辨的纯粹哲学。 　　如此哲学，对于重伦理、重政治、重现实的儒学当然是强烈的冲击，何况还有佛学推波助澜。东汉时传入的佛学也是“夷狄”的文化，而且比“五胡”更不“中国”，却受到知识界和统治者的普遍欢迎，岂非改天换地？ 　　佛学是外来文化，玄学则是内部反对派。儒学遭此内外夹攻，实际上已无招架之力。没有了这根精神支柱，两汉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精神世界也只能全线崩溃。 　　没错，这是一个无望的时代。国土四分五裂，政权频繁更迭，时局瞬息万变，战火连绵不绝，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安全感，包括那些皇帝在内。 　　魏晋之乱，首先在人心。 　　乱世出英雄，也出思想。事实上，正如有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才有百家争鸣；有汉末以后的腐朽溃烂，也才有魏晋风度。不同的是，百家争鸣备受推崇，魏晋风度却褒贬不一。其中奥秘，则正是需要我们去探索的。 　　 第二章 人物 　　英雄与奸贼 　　身败名裂的王敦是东晋第一叛臣，也是东晋第一英雄。他的气焰嚣张，他的飞扬跋扈，他的镇定自若，他的睥睨一切，都让后人极为向往。 沉默良久之后，许劭回答了曹操的问题。 　　这时的曹操还是年轻人，许劭则早已是东汉末年著名的评论家，每个月的初一都会对当时的人物发表评论，叫“月旦评”（大年初一叫元旦，每月初一叫月旦）。被许劭点评过的立即名闻天下，难怪曹操要去见他。 　　然而身为名士的许劭，却看不起这个出身宦官家庭的小伙子。曹操则使出浑身解数，用近乎耍无赖的办法逼许劭表态。万般无奈之下，许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据说，曹操竟欢天喜地而去。 　　曹操当然要高兴的。因为这时他还籍籍无名，甚至被人鄙视，只有太尉桥玄对他另眼相看，认定他是将来安定天下的人。就连曹操去见许劭，也是桥玄的建议。 　　其实桥玄也有点评，而且与许劭相似：　　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 　　这个故事在当时肯定广为流传，而且有各种版本。但最为后世认同的，是这样十个字：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从此，奸雄二字，就成了曹操的标签。 　　标签显然从桥玄和许劭的说法演变而来。他们都使用了两个词：奸贼，英雄，合起来就是奸雄。 　　然而三个版本的意思却不相同。按照第一种和第二种说法，曹操活在治世就会害人，活在乱世反倒对了。第三种说法则相反，尽管这个说法据说也是许劭的。 　　没必要弄清楚哪一个版本是最原始和最正宗的，因为无论哪种都承认曹操不是寻常人等。实际上在汉末魏晋时期，英雄与奸雄或者枭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英雄”这个词也是有明确定义的：　　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 　　很清楚：英和雄是一回事，即卓异突出，只不过植物中最优秀的叫英，动物中最杰出的叫雄。这就像群和众是一回事，只不过动物叫群，人类叫众。所以一个人，像花儿一样漂亮就叫英俊，像虎豹一样强劲就叫雄姿。 　　于是，人们便把原本用于动植物的“英雄”一词挪用到人物，并给出以下定义：　　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 　　显然，英，就是才华出众（如英才），或天赋过人（如英气），或青春焕发（如英年）；雄，则是大无畏的（如雄霸），或强有力的（如雄风），或极威武的（如雄赳赳）。据此，曹操当然是英雄。他自己这么认为，别人也这样看。 　　有一次，匈奴派使节来华。 　　这时曹操已是魏王，却因其貌不扬而自惭形秽，便让崔琰代为接见，自己扮作卫士握刀站在一旁。事后，曹操派人去问使节：你对魏王的印象怎么样？ 　　使节说：魏王（指崔琰）仪表堂堂。但他坐榻旁边那个“捉刀人”（指曹操），才是真正的英雄。 　　曹操听说，便把那使节暗杀了。 　　此事的可靠性不妨存疑，体现出的观念却无疑属于那个时代。第一，英雄是引人注目的。第二，一个人是不是英雄，无关乎外貌，也无关乎道德，只关乎气质。 　　曹操当然有此气质。 　　实际上，东汉魏晋所谓“英雄”并非道德评价，而是气质判断，或事实判断。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禀赋非凡英气逼人，哪怕只不过能把事情闹大，就是英雄。 　　所以，董卓也是英雄，刘备就更是。 　　刘备是被诸葛亮和曹操都认作英雄的，曹操甚至认为天下英雄只有他们哥俩。据说，曹操说这话时，刘备正跟他一起吃饭，竟当场吓得掉了汤勺和筷子。 　　鲁肃则称刘备为“天下枭雄”。其实在汉末和魏晋人的眼里，枭雄、奸雄都是英雄。他们在意的不是前面那个字，而是后面这个非常男性的字—— 雄。 　　没错，英雄也可以简称为雄。 　　谁是英杰谁为雄？这是汉末魏晋时期人们十分关注的，因为那是一个乱世。乱世出英雄。也只有英雄，才能在乱世一显身手，大展宏图。 　　关注的背后，是社会的认可与尊崇。 　　这是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我们知道，两汉推崇的是功业，汉代风云人物也都是与功业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张骞通西域，卫青平匈奴，司马迁写《史记》，公孙弘设博士。没有这些功业，他们就没有价值，也不被世俗所承认。 　　魏晋却不以成败论英雄。只要有英雄之志，哪怕未能如愿或功败垂成，也照样能得到人们的敬重。 　　比如祖逖（读如替）和刘琨。 　　祖逖和刘琨都是在西晋覆灭之际挺身而出的，也都以驱除胡族兴复神州为己任。祖逖甚至在北渡长江船至中流之时，豪气干云地敲着船楫朗声发誓：我祖逖如不能收复中原，那就让我有如这滚滚东去的江水，不再回来！ 　　这就是所谓的“击楫中流”。 　　同样广为流传的是“闻鸡起舞”的故事。有一次，二十四岁的祖逖半夜听到鸡叫，便叫醒同样年轻的刘琨：这是上天在激励我们呀！于是一起到屋外舞剑。 　　闻鸡起舞和击楫中流的故事，后来成为中国人励志的常规教材，祖逖和刘琨的事业反倒是鲜为人知的。事实上他们俩都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祖逖忧愤而死，刘琨被人冤杀，却像出师未捷的诸葛亮一样让人怀念。 　　人物比功业更重要，这是一个转变。 　　与此同时，对人物的追捧也由圣贤而英雄。圣贤都是道德楷模，英雄则未必。董卓不用说，曹操和袁绍年轻时也近乎无恶不作。他们俩甚至在参加婚礼的时候故意制造混乱，趁机去偷人家的新娘子。然而这样的故事却被人们津津乐道，并没有人因此而认为他们不是英雄。 　　实际上魏晋时期英雄的概念与道德无关。刘琨原本便是风流才子，喜欢声色犬马，祖逖的行为则几近劫匪，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忠君爱国和建功立业。同样，他们把天下大乱看作扬名立万的大好时机，因半夜鸡叫而惊喜，也不奇怪，尽管这惊喜难免“幸灾乐祸”之嫌。 　　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了：道德评判退隐，个人价值彰显。吸引眼球颠倒众生的，不再是功业、节操、学问，而是气质、才情、风神。或者说，正因为怀疑和否定了外在权威，才有了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所以，英雄可以同时是奸贼。 　　比如王敦。 　　叛臣王敦　　王敦最后是身败名裂了的。 　　跟堂弟王导一样，王敦也是东晋王朝的实际缔造者和保卫者。想当年，司马睿初到建康毫无威望，是王导设计让他在三月三日上巳节坐轿子出行，自己和王敦等文武百官骑高头大马前呼后拥，一下子就镇住了持观望态度的江东大族，司马睿后来的称帝也才有了社会基础。 　　此后，王导内执朝政，王敦外掌兵符，行政权和军事权都掌握在王氏家族手里，晋元帝司马睿不过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时人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 　　这就是王导创立的君臣共治模式。 　　可惜对于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满意的只有王导，王敦和司马睿都不满意。王敦桀骜不驯专横跋扈，司马睿则不甘大权旁落，试图利用他人的力量来钳制王家，结果是手握重兵镇守荆州的王敦不想谋反也得谋反。 　　于是，司马睿称帝四年后，王敦便反于武昌（今湖北鄂州），并很快攻入建康。司马睿重用的人死的死，降的降，逃亡的逃亡，朝政完全落入王敦之手。元帝本人则几至皇位不保，并在当年忧愤而死。 　　据正史记载，司马睿在一败涂地之后，根本就不敢以君臣大义谴责王敦，只能一面脱下戎装，一面嘀嘀咕咕地说：想要位子，我回琅邪就是，何必让老百姓受苦？ 　　东晋皇帝之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晋元帝死后，继位的是晋明帝司马绍。明帝和王敦都磨刀霍霍，必欲置对方于死地。最后，王敦之乱因其病逝而告终。他的势力被东晋王朝的政府军剿灭，本人的尸体也被挖出，脑袋还被砍下来挂在浮桥上示众。 　　王敦岂非不得善终？ 　　当然是。而且按照儒家伦理，他也是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然而在魏晋，王敦受到的却是由衷的敬佩。 　　王敦死后二十三年，征西大将军桓温攻进成都，灭亡了五胡十六国之一的成汉。这位胜利者在成汉宫中大宴宾客，蜀中士绅也悉数到场。桓温为人原本豪爽，此刻更是雄姿英发语惊四座，以至于散席之后众人还回味无穷。 　　大家都说：桓大将军真是当代英雄！ 　　一位王敦过去的部下却不以为然。他说：那是因为你们没见过王大将军！ 　　实际上就连桓温对王敦也钦佩有加，尽管他并不认为自己在王敦之下。但当他路过王敦墓前时，仍充满崇敬发自内心地大声呼喊：可儿！可儿！ 　　可儿，就是称心如意之人。 　　很难想象这是对一个“逆贼”的评价，而且据说这评价在王敦活着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流行。 　　那么，王敦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大丈夫。 　　后来执掌了东晋军事大权的王敦，出道似乎比堂弟王导要早。他很早就来到了西晋的首都洛阳，并成为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在“八王之乱”中，王敦散尽家财，还把公主的婢女配给将士，从而深受爱戴。王导为司马睿经营帝业时要拉王敦入伙，并非没有道理。 　　不过谁都想不到，出身名门望族的王敦在京城却被看作乡巴佬。因为他不会说洛阳话，也不懂豪门的规矩，更不擅长琴棋书画。他甚至闹了不少笑话，其中之一，是在公主那里上厕所时，把塞鼻子用的干枣和洗手用的澡豆都吃了，结果公主的婢女无不掩口而笑。 　　王敦却既在意也不在意。 　　有一次，晋武帝与社会贤达聚会讨论音乐，王敦坐在旁边一句话也插不上，便自告奋勇要求击鼓。晋武帝见他脸色难看，也就下令将鼓和鼓槌放在他的面前。 　　王敦一甩袖子站了起来。 　　这一通鼓打得漂亮至极。那急速和谐的音节，那豪迈激越的气势，那旁若无人的神情，都让人叹为观止。乡巴佬所受的窝囊气，也在这敲击中宣泄一尽。 　　听众给出的评价则是两个字：雄爽。 　　雄爽即大气。 　　王敦确实是大气的。正是这种雄霸之气，使他虽被看作乡巴佬，却出入豪门而无愧色。当时，洛阳最富的人是石崇，石崇家的厕所里常常站着十几个婢女，客人上厕所都要由她们伺候着换衣服，许多害羞的人只好憋着。只有王敦不但照去，换衣服时还一脸的傲慢。 　　于是婢女们交头接耳说：此人必能做贼！ 　　婢女们的直觉并没错。事实上，石崇的排场是让人非常不舒服的，也是有震慑力的，但这种炫耀却因为王敦的泰然处之变得一文不值。这就比在皇帝的宴会上表演鼓乐还要震撼，因为镇定自若比一显身手难得多。 　　炫富的暴发户，也永远比不上能做贼的英雄。 　　前面两个故事都发生在西晋时期，也就是王敦刚出道的时候。也许正是从那时起，他就获得了“可儿”的称号。至于王敦的自我评价，则是“高朗疏率”，也就是高尚、爽朗、疏放、率真，可谓自视甚高。 　　然而王敦的个人魅力，似乎也正在于此。他确实是睥睨一切的，也没有什么能够让他恋恋不舍。有人曾经对他说，过于频繁的性生活不利于健康，你现在身体就很虚弱。王敦说：是这样吗？很容易的啦！于是打开后门让那些女人统统出走，爱上哪儿就上哪儿。 　　这其实也够狠。 　　对自己都能下手的，对别人也不会有同情心。有一次洛阳巨富王恺（一说石崇）宴请王敦和王导兄弟，特地安排了美女敬酒。客人如果不能一饮而尽，就杀了那敬酒的美人。因此王导虽不胜酒力，也只好勉为其难。王敦却在连杀三人之后，依然滴酒不沾，而且泰然自若。 　　王导实在看不下去，便责备王敦。王敦却满不在乎地回答：他杀自家人，关你什么事！ 　　这样的人，当然能做贼，而且是窃国大盗。 　　实际上王敦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君临天下，最大的遗憾则是未能称帝，因此临终前特地交代嗣子：我死之后你先即位，设置了朝廷和百官之后再给我发丧。 　　可惜王敦的这位嗣子并不中用也无主见。他听从谋士的建议，把王敦的尸体席裹涂蜡埋在议事厅中，然后日夜纵酒淫乐，以为这样就能稳定军心，可以坐等前方传来的好消息，结果等来的却是全军覆没。嗣子和他的生父被沉入长江，王敦则被开棺戮尸，差一点死无葬身之地。 　　一代英雄或枭雄或奸雄，就落得这个下场。 　　这，大概是王敦始料未及的吧？ 　　事实上，王敦的理想至少是做曹操。他担任东晋大将军时最喜欢的诗，就是曹操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据说，他在吟诵这诗时，会用玉如意去敲击玉唾壶，以至于壶口都被敲破。 　　王敦没想到的，王导也想不到。王导大约是想做周公或者诸葛亮的，尽管他的抱负要小得多。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有谋逆之心。然而王敦却闹出了惊天大案，而王导与王敦的关系则无论如何都无法撇清。 　　那么，此刻的王导又在哪里？ 　　政客王导　　王导带领子弟族人在宫门外待罪。 　　这是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的正月，王敦以讨伐奸臣的名义反于武昌，晋元帝司马睿也针锋相对地下诏要御驾亲征讨伐王敦。双方的战争一触即发，里外不是人的王导除了待罪宫门也别无选择。 　　不少人都替他捏把汗。 　　司马睿却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接见了王导，并让他穿上朝服。诚惶诚恐的王导跪下来磕头谢罪说：乱臣贼子历代都有，没想到竟出在臣的家族。 　　元帝则以最高礼遇回答王导。他光着脚走下御座，握着王导的手叫着他的字说：茂弘，这是什么话！朕还要把千里江山都托付给你呢！ 　　王导渡过了难关。 　　从此，他成为东晋官场的不倒翁。元帝驾崩后，王导又辅佐了明帝和成帝，是不折不扣的三朝元老。 　　原因当然首先是政治上的。两晋原本是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偏安江左的东晋更必须依靠世家大族，王导代表的琅邪王氏当然不容小看。但王导的稳坐钓台，却不能不归结为他特别会做人，也特别会做官。 　　与王敦的跋扈相反，王导的为人要随和得多，也周全得多。有一次，他同时接待数百客人，却很快就发现一位临海来的和几个胡人落落寡欢。于是王导走到临海那人跟前说：您一出来，临海可就没人了。 　　那人很高兴。 　　王导又走到胡人跟前，用他们信仰的佛教礼仪弹着手指打招呼说：兰阇（阇读如舌，兰阇为梵语音译，意为清静无烦恼）！兰阇！胡人都笑了起来。 　　结果，四座皆欢。 　　后来甚至有人说，任何人与王导交往，哪怕只是初次见面，感觉也像老朋友。 　　这样的公关大师，自然也是调和矛盾的高手。王敦第二次作乱时，明帝曾下令拆除朱雀门外的浮桥。然而负责此事的丹阳尹温峤（读如叫）不但没有执行，上殿以后也不谢罪，还索要酒肉。明帝龙颜大怒，殿堂之上气氛非常紧张，所有人都战战兢兢，不敢多说一句。 　　打圆场的又是王导。 　　王导是最后上殿的。他一进来就发现事情不对，也立即就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于是便光着脚下地请罪说：天威有如雷霆，竟然使得温峤没有机会谢罪了。 　　这个说法让温峤和明帝都有了台阶。温峤立即乘势下拜谢罪，明帝的脸上也多云转晴。局面如此得到扭转，实在是只有王导才能做到的。 　　事实上，善于化解矛盾，也是东晋皇帝不得不倚重王导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那个半身不遂的帝国实在是矛盾重重。权臣与权臣，士族与士族，都不消停。没有王导这样一个和事佬从中斡旋，他们的皇位其实坐不稳。 　　王导也很清楚自己的角色，因此把政权的稳定放到了第一位。他在以丞相之职兼任扬州刺史时，曾经派人到各郡督察。这些按察官员回到建康后，便集体向王导汇报各处郡守的优劣短长，只有顾和一言不发。 　　顾和是顾荣的族子，他的意见王导当然很重视。 　　王导问：老弟听说了些什么？ 　　顾和说：明公身为首辅，应该网漏吞舟，怎么能靠收集风言风语和小道消息而行明察之政呢？ 　　王导恍然大悟，原来这才是江东世家大族的心里话和政治诉求。他也很明白，作为外来政权，对江东本土的事情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他对顾和连连称善，弄得那些认真负责的官员甚感无趣。 　　此后王导秉承的原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在晚年甚至什么都不过问，只管画诺。王导这样叹息说：大家都说我糊涂，总有一天你们会怀念这糊涂。 　　这就不是政治家，只能叫政客了。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在于：前者多少有些理想，后者却只有现实。那么请问：王导有理想吗？没有。 　　但，王导大事不糊涂。 　　有一次，北方名士在长江边聚会。当时风和日丽，江水滔滔，天地之间充满诗情画意。这时，座中一人却喟然叹息说：风景还是一样的好，只是黄河换成了长江。 　　所有人都哭了起来。 　　王导却沉下脸来义正词严地说：我等正当同心协力报效朝廷收复中原，岂能像囚徒一样哭哭啼啼！ 　　此言一出，所有人又都收泪道歉。 　　这事往往被看作王导光彩夺目的一笔，却其实同样出于现实的考虑。事实上，北方士族刚刚南下时，既没有信心也没有信念；而稳定人心鼓舞士气的唯一办法，是高举政治正确的旗帜。所以，王导必须喊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至于中原能否收复，却未必是他真正想知道的。 　　他只知道，东晋王朝必须保住。 　　因此，当司马睿要动摇国本时，他不能不管。 　　国本就是太子，这时的太子是司马绍。司马睿由于宠爱郑妃，便想废掉司马绍，改立郑妃的儿子司马昱（读如玉）。他甚至把诏书都写好了，却不知道如何才能万无一失地昭告天下，因为赞成这方案的只有一个人。 　　孤独的皇帝甚至没有勇气面对强大的反对派。他想出的办法，居然是让王导等人先到东厢配殿休息，然后偷偷摸摸把诏书交给那个赞成者，再让群臣接受既成事实。 　　然而王导一眼就看穿了司马睿的如意算盘。他一把拨开引导他去东厢配殿的人，径直走到皇帝御座前，恭敬而强硬地问道：不知陛下为何要召见臣等？ 　　司马睿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一声不吭从怀里掏出更换太子的诏书，撕得粉碎后扔向王导。 　　皇储的人选，就这样定了下来。 　　后来，司马绍继承了皇位，是为晋明帝。 　　司马绍这皇位来得并不容易，因为当年王敦也曾经想要废掉他。因此，司马绍对王家人难免有戒备、有警惕甚至有怨恨，尽管阻止了王敦的仍然是王导。 　　也因此，当司马绍接见王导和温峤时，便非常蹊跷地向温峤提问：我们家何以能够得天下？ 　　温峤没想到会有此一问，当场愣在那里。 　　王导却一点都不温良恭俭让了。他毫不客气地说：温峤少不更事，还是让老臣来为陛下陈述。 　　于是王导掰起指头，从司马懿开始，将司马家族如何排除异己，威逼皇室，结党营私，篡位夺权，一五一十从容道来。一身冷汗的司马绍魂飞魄散，他把脸贴在御床上弱弱地说：诚如相公所言，国运岂能长久？ 　　呵呵，和事佬王导也有枭雄的一面。 　　王导的这堂历史课，自然有倚老卖老，教训晋明帝不可胡来的意味。但晋明帝悟出的问题，却恐怕是连王导也想不到的。是啊，东晋这个先天不足来历不明又偏安一隅的脆弱王朝，国运能够长久吗？ 　　抱歉，这就只有天知道了。因为东晋王朝的那些权臣和勋贵，几乎没谁是寺庙里的菩提树。 　　比如桓温。 　　枭雄桓温　　无论如何，桓温都是不可不说也值得一说的。这不仅因为他的权势和功业，更因为他那句惊世骇俗的名言：就算不能流芳百世，难道还不能遗臭万年？ 　　这是怎样的人物！ 　　桓温是两晋名臣桓彝的儿子，据说生下来不满周岁便被温峤一眼看出非同寻常，因此以温峤之姓命名为温。后来，又因为庾亮之弟庾翼的推荐成为晋明帝的女婿，从此扶摇直上，简直就是王敦的翻版。 　　然而桓温对人们把他比作王敦是不满意的，他更欣赏的是刘琨。北伐前秦时，桓温偶遇当年刘琨府上的歌女，这个老女人一见桓温就眼泪夺眶而出。桓温问她为什么，老女人答：看见将军就像看见了刘司空（刘琨）。 　　桓温非常高兴，便重整衣冠，让老女人再看。 　　这下子老女人看出差别来了。她说：脸皮像，可惜薄了点；眼睛像，可惜小了点；胡须像，可惜红了点；身材像，可惜短了点；声音像，可惜有点娘娘腔。 　　据说，桓温因此郁闷了好几天。 　　此事虽然见于正史，却其实可疑。因为桓温的长相是胡须像刺猬毛，眉骨像紫石棱，属于孙权和司马懿一类的人物。这样的人，说起话来怎么会是娘娘腔？ 　　那么，桓温的这一相貌特征可靠吗？ 　　可靠。因为作此描述的是刘惔（读如谈）。 　　刘惔也是晋明帝的女婿，而且跟桓温是好朋友，他的描述应该不会错。更何况刘惔虽然是清谈家，基本上不务正业，看人却是极其准确的，看问题也相当透彻。桓温西征讨伐成汉，朝中大臣都不看好，只有刘惔认定必胜。给出的理由是：此人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哪怕是游戏。 　　桓温后来的尾大不掉，当然也在刘惔意料之中。 　　这是晋穆帝时期的事。此刻的东晋王朝，早已不是王导时代的样子。晋明帝司马绍去世后，五岁的晋成帝司马衍继位，朝政实际上落入庾太后哥哥庾亮之手。庾亮是要加强中央集权的，因此与地方势力冲突严重，终于酿成苏峻之乱，东晋王朝也差一点就万劫不复。 　　更麻烦的是，苏峻之乱虽然被平定，庾亮却从中央变成了地方。他和他的弟弟庾翼先后担任荆州刺史达十一年之久，等于占有了东晋的半壁江山。因此，庾翼去世后谁来接替这个职位，就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 　　三岁的晋穆帝当然回答不了，执政的会稽王司马昱也是清谈家，何况这事本来就是难题。荆州北面是强胡，西边是劲蜀，派个忠厚老实能力差的去当刺史，抵挡不住那些蛮族；继续交给庾家人，又不放心。 　　最后，朝廷选择了桓温。 　　刘惔却说：有了桓温，荆州倒是不会沦入敌手；但是有了荆州，桓温可就没人管得住了。 　　结果，不幸而言中。 　　事实上，桓温的野心就是从担任荆州刺史之后开始膨胀的，只不过这野心也可以说是雄心。因为桓温的矛头并不像王敦那样指向建康，而是指向胡人。灭亡成汉后，他又征前秦、败姚襄、伐前燕，兵临长安，军进洛阳，取得了东晋有史以来的最大胜利。 　　对此，朝廷的态度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实际上，自从成汉被灭，朝廷就起了戒心。桓温的军事行动每每不被批准，无能之辈则一再被启用。结果这些家伙兵败如山倒，收复中原的大业就这样坐失良机。 　　桓温后来的北伐，其实是孤军作战。 　　想当时桓温心里一定充满悲愤。军进洛阳时，他站在旗舰的船楼上眺望北国，曾非常感慨地说：中原沦陷，大好河山丢失，某些人是应该负责任的！ 　　这恐怕是话里有话。 　　然而东晋朝廷宁可不要中原，也不愿意桓温成功，这就注定了他的事业只能功败垂成。伐前燕时，桓温的部队高歌挺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枋头（今河南浚县），结果却铩羽而归，还差一点就全军覆没。 　　枋头之败让桓温威名顿挫，六十之年更让他感到时不我待。宁可遗臭万年也要功成名就的桓温，决定把一肚子气都出到天子身上，并借此机会震慑天下。 　　没错，桓温要废立皇帝。 　　当时的皇帝是司马奕。此公即位十年谨言慎行，并无过错，便只能在私生活方面做文章。桓温的办法是指控司马奕性无能，所生三子都是野种。无法做亲子鉴定的皇帝百口莫辩，只能由着他以太后的名义把自己废掉。 　　新皇帝是会稽王司马昱，是为简文帝。 　　简文帝就是差一点被司马睿立为太子的那个人。他也是清谈家，而且学识渊博，气度非凡，口碑极佳，就连桓温都每每感叹：朝廷中竟有这样的人物！ 　　可惜桓温废立皇帝并不是为了讨论哲学，简文帝也只好打起精神与之周旋。好在桓温虽然跋扈，却总算知书达理恪守礼节，简文帝也就多少能够维持皇帝的尊严。 　　其实，桓温对简文帝也是有所忌惮的。毕竟，简文帝是开国皇帝司马睿的儿子，又历任穆帝、哀帝和废帝三朝宰辅，何况之前两人的关系也不错。有一次，官职还是抚军将军的简文帝与桓温一起上朝，竟执意要让桓温走在前面。桓温只好说：伯也执殳（读如书），为王前驱。 　　简文帝则说：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两句话都出自《诗经》。桓温比简文帝年长一些，因此以“伯”（哥哥）自称，但表示仍不过是王的马前卒。简文帝则暗示无论官职年龄是大是小，大家都会追随桓公。 　　不难想象，当时两人定是会心一笑。 　　可惜这样的好日子再无可能，只不过内心深处的剑拔弩张仍必须表现为温文尔雅，否则就不是魏晋风度。因此平时不善言辞的桓温为了对废立一事进行解释，竟精心准备了数百字的发言稿，然后才去见简文帝。 　　简文帝却不听他解释，只管流泪。 　　桓温也居然乱了方寸，一句话都说不出。 　　然而枭雄并不会因为别人的眼泪就停止行动。为了排除异己夺取军权，桓温仍然提出要废掉担任太宰的武陵王司马晞（读如希），后来又要杀了他们全家。简文帝批准了前一项要求，却无论如何不肯杀人。他的批文说：此言已为朕所不忍，又岂能再付诸行动？ 　　桓温又上表坚持。 　　简文帝再次批复：如果桓公认为晋的国运还久，请奉前诏执行。如果认为我朝气数已尽，朕逊位让贤就是。 　　据说，桓温接诏，竟汗流浃背。 　　如此这般地相持七八个月后，简文帝驾崩，时年五十三岁。晋人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庙号太宗。 　　一年后，桓温也驾鹤西去，享年六十二岁。他被追赠为丞相，谥号宣武。但他盼望已久的九锡，却依然没能在临终前等来。九锡是皇帝赐给权臣的九种器物，王莽、曹操和司马昭都是加了九锡的，桓温则未能如愿。 　　东晋王朝却转危为安，后来还出现了一派新气象。淝水之战的胜利，就是在桓温去世十年后取得的。但这并不是因为简文帝，而是因为谢安。 　　宰相谢安　　谢安是东晋的救星。 　　桓温废立皇帝以后，也像当年的王敦一样回到了自己的军事基地。这些枭雄是绝不会待在京城的。辅佐简文帝并料理后事的，便主要是吏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桓温如果想发动政变，就得先拿下他们两个。 　　于是，桓温设下了鸿门宴。 　　桓温是在简文帝去世后半年来建康的。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只知道他原本希望简文帝临终前禅让皇位，而且认为这一愿望落空是谢安和王坦之从中作梗。 　　因此，当桓温召见他俩时，京城里便人心惶惶，王坦之更是心惊胆战不知所措。谢安却镇定自若地对他说：我们去！我朝的生死存亡，就在此一行！ 　　桓温与谢安终于相见。 　　实际上桓温一直都很欣赏谢安。谢安二次出山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就是桓温手下的司马（中下级军官）。桓温甚至曾这样评价谢安：安石（谢安字）是不可以轻贱和凌辱的，因为他的自处之道无人能及。 　　这一次，谢安也没有让桓温失望。他一步一步走上台阶趋前就席，从容不迫地将帐下的卫士看了一遍，然后不慌不忙地问桓温：谢安听说，诸侯有道，守在四邻，不知明公为什么要在墙壁间埋伏这么些人？ 　　桓温笑了。他说：那也是不得已。 　　说完，桓温下令撤走了甲兵，然后跟谢安开怀畅饮高谈阔论。这样住了几天以后，他又回到了驻地。 　　谢安和东晋，也都躲过一劫。 　　其实桓温的野心不能实现，谢安是做了手脚的。后来桓温病重时，曾再三催促朝廷给他加九锡，朝廷也不得不表示同意。然而文秘起草的诏书，谢安总是不满意。结果改了又改，写了又写，拖到桓温去世也没能发出。 　　改朝换代的事，就这样泡了汤。 　　那么，谢安是什么来历，他又何以能够如此？ 　　在南下的士人中，谢家并非一流的大族，然而谢安的名气却很大。他四岁时就被桓温的父亲桓彝视为神童，后来也深受王导的赏识。只不过他对政治似乎没有兴趣，当了一个小官后，很快就称病辞职隐居东山，与王羲之等名流来来往往，游山玩水时还不忘带着妓女。 　　对此，当时还是宰相的简文帝曾发表评论说：安石既然与民同乐，那就必须与民同忧，不怕他不出山。 　　不出简文帝所料，谢安终于再次出仕，从此留下“东山再起”的成语。不过他的东山再起，是在社会各界呼声很高以后，因此有人不无嘲讽地问他：老兄高卧东山不肯出仕，弄得人们都说“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现在安石出山了，请问苍生又该拿安石怎么办？ 　　谢安笑而不答。 　　然而舆论却似乎并不肯放过谢安。当时有人送给桓温一些草药，其中一种根名远志，叶名小草。桓温就拿起来问谢安：为什么它会有两个名字呢？ 　　谢安愣住。 　　座中一人却应声而答：待在地下（隐居）的时候就叫远志，出头露面（做官）了就叫小草呗！ 　　谢安很狼狈。 　　桓温却看着谢安笑。他说：这个解释不错，而且很有意思！嗯，嗯，很有意思！ 　　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其中有时代精神。 　　实际上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不装。所以，像桓温那样公然宣称宁可遗臭万年，也不虚度一生，是真实可爱的。像谢安这样硬要“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反倒有装模作样、沽名钓誉、待价而沽之嫌。 　　于是就连谢安的雅量，也被怀疑为做秀。 　　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大举出兵，以压倒性优势进攻东晋，与谢安的弟弟谢石、侄子谢玄大战于淝水。谁都知道，这是决定东晋王朝命运和前途的战争。然而捷报传来时，谢安却在下棋。而且看了一眼后，继续下棋。 　　客人沉不住气了，问谢安出了什么事。 　　谢安这才淡淡地说：小儿辈大破贼。 　　这当然是雅量非凡，然而正史却另有记载：客人走了以后，谢安狂奔进屋，结果连鞋跟都折断了。 　　后面这一幕，才是真实的。 　　事实上雅量并非谢安的本色。小时候，他曾经去找名士王蒙辩论，王蒙对他的评价就是“咄咄逼人”。可见谢安骨子里其实跋扈，超凡脱俗和淡泊宁静是装出来的。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是后天的修养或修为。 　　但即便如此，却仍然可贵，因为当时的天下需要这样一位人物来做政治领袖。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像当年的王导一样，让面临倾覆的王朝转危为安。 　　这样看，王导和谢安，又堪称政治家。 　　至少，也是高明的政客。 　　的确，谢安和王导不乏相通之处，他们也都懂得“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道理。谢安执政时，正遇到士兵和奴仆因不堪压迫剥削大量逃亡，而且大多就近逃到南塘一带的船中。谢安却否决了大搜捕的提议。他说：如果连这些人都不能包容，那么京都还叫京都吗？ 　　有此一说，谢安便堪称真宰相。 　　这也是王导和谢安执政时，矛盾重重的东晋政界相对和睦的原因之一。实际上，谢安是懂政治的，也是很会做人的。有一次，谢家人聚会，正好天上下起了大雪。谢安便兴致勃勃地问：白雪纷纷何所似？ 　　侄儿谢朗答：撒盐空中差可拟。 　　侄女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 　　谢安哈哈大笑。 　　谁都看得出，谢道韫的回答远胜于谢朗，然而谢安却只是开怀大笑，并不加以点评。这就既表示了对侄女道韫的由衷赞赏，又给侄儿谢朗留足了面子。 　　家为国之本。能齐家的，也会治国。 　　实际上，谢安被公认为做宰相的材料，正是从一件小事看出。隐居东山时，他和朋友们一起出海，海上却突然起了风浪。船夫见谢安神情闲适，便继续前进，结果风浪越来越大而众人喧哗不安。直到这时，谢安才不紧不慢地说：要不然我们回去？ 　　大家都说：回去！回去！ 　　谢安这才让船夫掉头。 　　于是舆论认为，如此器量，足以镇安朝野。 　　镇安朝野，正是公众对谢安的期许，也是时代对他的要求。谢安则不负众望，以他镇定从容甚至不失安闲的精神风貌，让东晋这只大船躲过了风浪。 　　显然，这里面的关键词就是器量。器量，也是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在东汉末年开始流行的新词。它甚至比纯洁更重要。一个人，如果器量不足，再纯洁也只是清澈的山泉。相反，哪怕污浊一点，也是汪洋大海。 　　谢安也许就是这样。或者说，他希望能够这样。至少在这个时期的政治人物中，他最能代表魏晋风度，尽管真正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另有其人。 　　那就让我们再回到汉魏。 　　 第三章 精神 　　名士派 　　作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嵇康以他的生命为代价，维护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从而赢得了永远的尊崇和敬重。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那年，嵇康五岁。 　　嵇康是魏晋名士的精神领袖，也是那个时期的重要人物。他跟诸葛亮之间，难道会有什么关系？ 　　当然没有，只不过都很漂亮。诸葛亮身长八尺（一米八四），嵇康七尺八寸；诸葛亮“容貌甚伟”，嵇康“风姿特秀”。不难想象，那是相当引人注目的。 　　实际上出山之前的诸葛亮，是一位飘逸不群的翩翩美少年。他耕田，未必是为了谋生；他读书，只不过观其大略。他最喜欢的，或许并不是挑灯夜读，也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在清晨和夜晚抱膝长啸于山林。 　　这是什么样的风度？ 　　魏晋风度。 　　的确，魏晋风度实际上开始于汉末，标志之一便是啸的流行。啸，就是双唇收紧努起，让气流从舌尖吹出，大约相当于吹口哨。也可以用手指夹住嘴唇，或者将手指插入口中，发出的声音会更加尖锐响亮。 　　原则上说，啸是要有环境和条件的，而且一般在深山幽谷之间，茂林修竹之下，登高望远之际，心旷神怡之时。这样的啸，是一种自我陶冶和自我沉醉，也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当然高雅至极。 　　因此，啸，便成了魏晋名士的身份标志之一。 　　名士中最擅长啸的是阮籍，他的啸声据说可以传出数百步远。有一次，阮籍在苏门山遇到一位名叫孙登的得道高人。无论阮籍跟他谈什么，他都抱膝闭目养神，阮籍只好长啸而去。走到半山腰，却听见啸声远远传来，有如龙吟凤鸣，群山响应。回头一望，正是孙登。 　　这样看，诸葛亮抱膝长啸时，岂非神仙似的人物？ 　　正是。 　　不过，诸葛亮终于走进了滚滚红尘，魏晋的那些名士们也未必真能超然物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很少有比魏晋时期更加身不由己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无时不有，名士们夹在当中其实左右为难。他们也大多并不敢公然对抗，能够寄托情怀的就只有啸。 　　比如阮籍。 　　阮籍跟他的朋友嵇康一样，在魏末的政治斗争中是倾向于曹家的。不过嵇康对司马氏公开持不合作态度，阮籍却不敢。司马昭加九锡的劝进表，就是由他起草的。尽管为了躲避这件事，他曾经喝得酩酊大醉。 　　然而阮籍依然希望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更不愿意被看作司马昭的普通僚属。他的办法是借酒装疯，在司马昭的宴席上傲然长啸。这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在大庭广众下面对尊者而啸，是非常傲慢无礼的行为；而宴席上的其他人，又无不正襟危坐庄严肃穆。 　　司马昭却默许了阮籍的猖狂。这不仅因为他对阮籍原本有所偏袒，也因为名士们的放肆已为社会见惯不怪。后来谢安的哥哥谢奕，虽然在桓温担任荆州刺史时做了他帐下的司马，宴席上却同样是披头散发想啸就啸。桓温哭笑不得，只好说谢奕是自己的“体制外司马”。 　　没想到谢奕比阮籍还过分。他不但啸，还发酒疯，而且桓温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最后桓温只好躲进老婆南康长公主屋里，公主则不无讥讽地说：稀客呀！如果没有那位狂司马，我都没机会见到夫君了！ 　　请问这叫什么做派？ 　　名士的做派。有此做派的，就叫名士派。 　　什么是名士？名士原本指名满天下的士人，这是战国时期就有的。但以士族中的精英为名士，并成为社会群体和流行概念，是在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后，社会舆论以各种名目为士人做排行榜（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榜上有名的就是名士。 　　后来，排行榜不做了，品评人物则成为风尚，许劭就是这方面的名家。他不愿意对曹操做点评，恐怕也因为曹操实在不能算作名士。但称曹操为英雄，却意义重大。 　　实际上汉末魏晋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就是两类人物：英雄和名士。前者以曹操、刘备、祖逖、刘琨、王敦、桓温为代表，后者的典型则有孔融、阮籍和嵇康。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没错，名士与英雄不乏相通之处。至少，他们的内心深处都充满了骄傲，也都不同于流俗。名士们固然放浪形骸，纵情任性，蔑视凡尘，不拘礼节，英雄们又何尝把礼教和社会舆论真正放在眼里？桓温读《高士传》，看到某“道德楷模”的故事时，竟厌恶得把书都扔掉了。 　　但，他们的角色并不一样。 　　英雄是有可能创造历史的，尽管历史未必都由英雄来创造，以英雄自许的却往往以此为己任。在他们看来，成就大业原本前缘命定，夺取天下则不过囊中取物。因此英雄们大多豪气干云，充满自信，不惮于把自己的本色甚至野心展露出来，此之谓“英雄气”。 　　名士却多半只有派头。因为名士并不能创造历史，只能书写或点评，还未必能够由着他们来。于是名士的骄傲和自信，就只能表现为个人风采和人生态度。比方说，风流倜傥，超凡脱俗，恃才傲物，卓尔不群。 　　也许这就是区别：英雄气，名士派；英雄本色，名士风流。当然，英雄也好，名士也罢，都得是真的。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风流不是寻花问柳，尽管未必不寻不问。它更多的是指一种风度和标格，因此一定要表现为派头。东晋的王恭就说，做名士并不难，只要无所事事，痛饮酒，熟读《离骚》就可以了。这其实就是风流。 　　仰天长啸，则是派头之一种。 　　毫无疑问，风流既然是风度，那就一定是风尚，也就一定会变化。大体上说，汉末重气节，魏时喜放荡，东晋尚超脱。魏晋之际的名士，不但要啸，要饮酒，有的还要服药。这种药叫五石散，吃了以后皮肤发热容易擦伤，所以只能穿宽松的旧衣服，身上也会长虱子。 　　于是，一边抓着虱子，一边高谈阔论，就成为名士的一种派头，叫“扪虱而谈”。后来成为前秦皇帝苻坚之谋臣的王猛，就以此闻名于世。而这样一种满不在乎，表现出来的则正是狂傲的态度，以及不羁的人格。 　　不过东晋以后，名士的狂傲便渐渐收敛了，他们更崇尚的是玄远的清谈。王导、桓温、谢安和简文帝，也都是个中高手，名士开始与统治者打成一片。 　　何况清谈之所重，是高深的义理、敏捷的才思、优雅的姿态、动听的谈吐，讲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而且绝不涉及时政，也不会触犯权贵。在这种场合，大约是听不到啸声，也不会有人发酒疯的。 　　东晋与汉魏，岂非颇为不同？ 　　这当然有原因。 　　事实上，相对英雄，名士只能算作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公权力，也没有枪杆子，只有满腹经纶再加上一肚子的牢骚，以及自命不凡的唇枪舌剑。可惜批判的武器敌不过武器的批判，帝国也并不希望它的臣民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主张。坚持狂傲和不羁，付出的将是生命的代价。 　　嵇康就是。 　　嵇康之死　　嵇康被杀那年，四十岁。 　　已经无法确知这是哪一天的事情，只知道当时出了太阳。嵇康看了看地上的影子，知道离行刑的时间还早，便让人取来琴，演奏了一曲《广陵散》。他说，过去有人要跟我学这支曲子，我没答应他，现在成为绝响了。 　　说完，从容就戮。 　　嵇康死后，普天之下的士人无不为之痛惜，据说就连司马昭也感到后悔。 　　那么，嵇康为什么会被杀？ 　　直接的原因是得罪了钟会。 　　钟会出身高级士族，父亲钟繇（读如姚）是曹魏的开国元勋，官居太傅，位列三公，而且是小楷的创始人，书法艺术的鼻祖之一。在这样一个家庭成长的钟会，天资机敏聪慧，更兼才艺超群，年纪轻轻就声名鹊起。 　　然而钟会对嵇康却似乎心存敬畏。他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想拿给嵇康看，却又不敢面交。在户外犹豫徘徊多时以后，钟会将论文扔入嵇康院中，掉头就跑。 　　这里面其实有政治原因。钟会要讨论的哲学问题，就像“文革”后检验真理标准的辩论，实际上代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就是曹魏主张的法家庶族和司马集团主张的儒家士族。钟会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是站在司马集团这一边的。他不敢见嵇康，很可能是怯战。 　　因此，当他自以为有底气时，就再次来见嵇康。 　　想来钟会为这次见面做足了准备。他甚至邀请了当时各界的社会名流，穿着名贵的衣服，驾着豪华的马车，宾从如云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地一同前往。 　　嵇康却在打铁。 　　现在看来，嵇康的打铁，就像诸葛亮耕田，刘备编织工艺品，未必是为了谋生，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情趣或政治态度。他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树，嵇康便在树下打铁。拉风箱的，则是为《庄子》作注的著名哲学家向秀。 　　向秀和嵇康，都不理睬钟会。 　　很没意思地等了一阵子后，钟会悻悻而去。 　　嵇康这才开口：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嵇康继续打铁。可惜他这种日子过不了太久，因为钟会已经下定决心要他的性命。 　　正好这时发生了一桩冤案。嵇康朋友吕安的妻子被哥哥吕巽（读如迅）设计奸污，吕巽却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诬陷吕安不孝。嵇康为了证明吕安的清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结果和吕安一起被捕入狱。 　　钟会报复的机会来了。他趁机向司马昭大进谗言，声称像嵇康这样的“卧龙”绝不能再留在民间。最后嵇康和吕安都被杀害，罪名是散布错误言论。 　　这当然是典型的以言治罪，却并不是第一次，曹操杀孔融就是如此。据称，孔融曾说：父于子并无恩，因为父亲当时原本是满足性欲。母于子也无爱，因为十月怀胎就像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于是曹操以“不孝”的罪名将孔融杀掉，连他儿子都没放过。 　　说起来此事实在颇具讽刺意义。因为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曹操则是主张唯才是举，无妨不仁不孝的。看来曹操的用心除了故意羞辱孔融，还要趁机打儒家士族路线一耳光：孔子的嫡孙都不孝，儒家伦理靠谱吗？ 　　嵇康的情况却不同。 　　实际上，孔融是否散布过不孝的言论，并无证据。判决书上指认的证人是祢衡，而祢衡早被黄祖杀害，可谓死无对证。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非议商汤、周武，鄙薄周公、孔子），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证据，就是嵇康的代表作《声无哀乐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 　　表面上看，《声无哀乐论》只是一篇美学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嵇康提出了一个类似于19世纪奥地利美学家汉斯立克的观点：音乐只是美的形式，与情感无关。 　　这，又怎么犯了忌讳呢？ 　　因为与儒家思想相冲突。儒家美学认为，音乐是情感的表现。通过音乐，可以看出人心的向背，也可以陶冶性情敦风化俗。因此，音乐可以也应该为现实政治服务，统治阶级则无妨利用音乐来实施治理，是为“乐教”。 　　乐教和礼教相辅相成，共同组成礼乐文明。嵇康主张音乐只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就是反对司马集团的儒家士族路线，当然为司马昭等人所不能容。 　　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公开表示不合作。 　　跟年轻时的谢安一样，嵇康很不愿意做官。只不过谢安终于东山再起，嵇康却当真归隐山林。与之神交的，是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据说，他们七个人曾作“竹林之游”，世人称之为“竹林七贤”。 　　其实竹林七贤并不是组织或团体，就连所谓竹林是否确有其地都很可疑。七个人的命运、性格甚至人品也各不相同。王戎是有名的吝啬鬼，山涛则加入了司马集团，并在调离尚书吏部郎岗位时，推荐嵇康接替自己。 　　嵇康断然拒绝，并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 　　巨源，是山涛的字。 　　绝交原本是朋友之间的事，并不关乎政治。然而嵇康宣布与山涛绝交，却是为了表明政治态度。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友情依然存在，嵇康还在临死前把儿子嵇绍托付给了山涛。他说：有巨源伯伯在，你不会成为孤儿。 　　所以，这封信其实是写给司马昭他们看的。 　　换句话说，与山涛绝交，就是与当局公开决裂。 　　这就已经让司马昭不快，何况嵇康的态度和语气更是堪称恶劣。他陈述自己不愿做官的理由居然是：爱睡懒觉不能早起；有警卫员和秘书跟进跟出不好玩；开会办公要正襟危坐，不能抓虱子；不喜欢看写公文；不爱参加婚礼和追悼会；讨厌跟俗人做同事；不想多费脑子。 　　呵呵，这简直是拿官场开涮。 　　更为严重的是，嵇康明确亮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旗号，而且声称不会改变观点，只能辞官不做。这当然是挑衅。据说，读完这封信，司马昭震怒。 　　钟会得志，不过“逢彼之怒”而已。 　　对此，嵇康其实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信中说，自己的毛病，是刚直倔强，嫉恶如仇，直言不讳，而且遇事便会发作，完全管不住自己。 　　嵇康并非没有自知之明。 　　实际上嵇康也没打算管住自己。也许在他看来，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是比生命更加宝贵的。一个人，如果活得窝窝囊囊，战战兢兢，有话不能说，有屁不能放，还要在权贵面前唯唯诺诺，那还不如死了好！ 　　也许吧，也许。 　　然而嵇康之死，对士林的震撼相当之大。当年拉风箱的向秀，就在嵇康死后投靠了司马昭。司马昭问：先生不是要学尧舜时期的那些隐士吗？怎么会在这里？ 　　向秀却回答：他们哪里值得羡慕！ 　　司马昭大为满意。 　　这不难理解。毕竟，多数人还是怕死的，包括阮籍。 　　阮籍之醉　　阮籍几乎是泡在酒坛子里度过一生的。 　　这并不奇怪，因为饮酒是魏晋名士的标志之一，要酒不要命的故事也层出不穷。比如有个名叫毕卓的，跟山涛一样官居尚书吏部郎，只不过是东晋的。某天晚上，他嗅到隔壁官署有酒香，竟翻墙过去偷酒，还拉着抓他的巡夜人一起喝。最后，这位老兄终因酗酒而被免官。 　　阮籍就聪明得多。他的办法，是向司马昭申请去做步兵校尉，因为步兵校尉官署的酒特别好。司马昭当然立马批准，阮籍也因此而被称为“阮步兵”。 　　比阮籍更像酒鬼的则是刘伶。他常常让仆人扛着锄头跟在身后，自己带一壶酒坐在鹿车上边走边喝，并对那仆人说：我醉死在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 　　辛弃疾词“醉后何妨死便埋”，说的就是刘伶。 　　实在看不下去的刘太太便劝他戒酒。 　　刘伶说：很好！不过我管不住自己，得请神帮忙。 　　太太也只好备酒备肉祭神。 　　刘伶却跪下来祷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命。一饮一斛（读如胡，十斗），五斗去病。女人的话，怎么能听？于是趁机大吃大喝，直到烂醉如泥。 　　酒鬼总是能找到说法的，刘伶也一样。 　　这让人想起了刘昶（读如厂，刘昶字公荣），此公的特点是跟什么人都能在一起喝酒。他的说法是：遇到比我强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我差的，不好意思不喝。如果遇到跟我差不多的，那就更得喝了。 　　不过，阮籍和王戎却另有说法。他们说：遇到比公荣强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公荣差的，也不好意思不喝。只有遇到公荣本人，可以不跟他喝。结果，在阮籍和王戎那里，刘昶一杯酒都喝不上，但谈笑风生如旧。 　　刘伶和刘昶这样的，大约是纯粹的爱酒，阮籍的酗酒则恐怕另有原因。一个可供参考的史实是：司马昭想跟阮籍联姻，阮籍却连续大醉两个月，此事只好作罢。 　　于是，到司马昭加九锡，需要有人写劝进表时，阮籍便故伎重演。可惜这回大家都不放过他，阮籍被叫醒后也马上就一气呵成，写了一篇文词清壮的锦绣文章。众人看过以后，都说是神来之笔。 　　如此神笔，恐怕是早有准备的吧？也许，阮籍的打算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酒也就醒了。他可不想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真把脑袋变成酒壶。婚姻是私事，司马昭也不好意思硬来。加九锡是公务，阮籍岂敢搪塞？ 　　这样看，他其实从来就没真醉过。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司马昭也给了阮籍最大限度的宽容甚至袒护。阮籍在居丧期间饮酒吃肉被人弹劾，司马昭却替他辩解说：你看他悲痛得都没有人形了，为什么不能跟他分忧？身体有病而饮酒，是符合礼制的嘛！ 　　然而阮籍哪里是身体有病？他的病在心里。实际上阮籍跟嵇康一样，对司马昭他们借礼教之名行谋篡之实是心怀不满的，对那些礼俗之士也极为蔑视。因此，阮籍也会像孔融那样口出狂言，甚至故作惊人之语。 　　有一次，阮籍说：杀父可以，杀母不行。 　　众人大惊。 　　司马昭也说：弑父乃滔天大罪，怎么可以？ 　　阮籍却解释说：比如动物，都是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的。所以，弑父是行同禽兽，杀母是禽兽不如。 　　众人又都叹服。 　　阮籍这样说话，并不奇怪。事实上，从东汉末年到东晋末年，礼教几乎成为虚伪的代名词。比如桓温的小儿子桓玄，最后是篡位了的，然而他在公众面前的表现却是大孝子。有一次，一位客人在席间要求温酒，桓玄竟痛哭流涕起来，因为“温”是他亡父的名字，提都提不得。 　　难怪阮籍要故意跟礼教唱反调。他家附近酒店的老板娘很有姿色，阮籍和王戎便常常去店里买酒，喝醉了就睡在那女人身旁。对此，店主人曾大为起疑。但经过细心观察，却发现阮籍一点邪念都没有，也就释然。 　　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就是这样的吧？ 　　一个有着赤子之心的人可能活得很快乐，也可能会很痛苦。因为成年人不可能真是小孩子，所谓“像孩子”不过是率性和率真。阮籍就是这样。据说他会青白眼，遇到欣赏的人用青眼看，不喜欢的就给他白眼。嵇康和哥哥嵇喜在阮籍那里，享受到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待遇。 　　然而毫不掩饰自己好恶的阮籍，却终其一生“口不臧否人物”，也就是不对任何人发表评论。这一点让司马昭极为赞赏，他甚至认为天底下最谨慎的人就是阮籍。 　　这就是阮籍了：率真而又自律，率性而又谨慎。这样的人，心里面是会郁结成疙瘩的。因此有人认为，阮籍酩酊大醉，就是为了用酒来浇那心中块垒。 　　他的哭，也如此。 　　阮籍一生，应该哭过多次。某个非亲非故素不相识的女孩子死了，他也前往痛哭一场。原因，据说仅仅因为那姑娘才貌双全，却未嫁而亡。这确实是很不幸的人生。以阮籍之诗人气质和哲人敏感，不能不为之恸哭。 　　但，他更可能是哭自己。想想阮籍这辈子，跟那女孩在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他的人生价值当真实现了吗？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诗，有多少人看得懂呢？他为司马昭写的劝进表，会是自己想说的心里话吗？ 　　难怪阮籍要跟刘伶一样，驾一辆车携一壶酒漫无目的到处乱走。不同之处在于，刘伶吩咐“死便埋我”，阮籍却一定要走到路尽头，再恸哭而返。 　　没人能够确切知道他们的想法。也许，刘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无论一生一世如何度过，最后终归于死。那又何妨走到哪里算哪里，死到哪儿埋哪儿？同样，人生既然并无意义，那又何妨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所以刘伶之狂甚于阮籍。有一次朋友去看他，却发现他全身赤裸一丝不挂地坐在那里。朋友们大为怪异，刘伶却很坦然。他满不在乎地说：天地就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诸位为什么要走进我的裤子里来？ 　　这实在要算是疯话。 　　其实刘伶并不疯癫。他的心里比谁都明白，也很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次酒后与人发生口角，对方卷起袖子就要动手，瘦瘦小小的刘伶马上让步。他的说法是：我这几根鸡肋恐怕不值得安放您那尊贵的拳头。 　　对方当然一笑了之。 　　实际上这也是刘伶的处世之道。对司马政权，他不像嵇康那样公开对抗，也不像阮籍那样委曲求全，而是在被招聘时大谈虚无，让执政者觉得自己百无一用。所以刘伶最后的的结局，竟是寿终正寝。 　　阮籍却一直处于痛苦的挣扎之中。据说他在观看刘邦与项羽的楚汉战场时，曾说过一句名言：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可见他是认为要有英雄的，也希望能为那没有英雄的时世找到一条出路。他的途穷而哭，则因为发现上下求索的结果，是仍不知道路在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不会在陶渊明的田园里。 　　陶渊明之隐　　跟刘伶、阮籍一样，陶渊明也嗜酒如命。 　　陶渊明就是陶潜，渊明是他的字。因为短时间做过彭泽（今属江西九江）县令，所以又称陶彭泽。彭泽县令依法享有三顷公田，陶渊明竟然吩咐全部种上酿酒用的高粱，声称只要能常醉于酒，就心满意足。后来只是由于太太的强烈抗议，才同意拨出五十亩改种粳稻。 　　可惜陶渊明并没能等到高粱成熟，因为上级机关派来了督邮。督邮是郡守派遣到各个县，监察县官和县吏的巡视员，官不大权不小，架子也足。刘备做安喜县尉时，就因为受不了督邮的气焰嚣张，才挂冠而去。而且，一怒之下鞭打督邮的也不是张飞，而是刘备本人。 　　这回轮到陶渊明。 　　督邮来到彭泽时，县里的下属就提醒长官：大人得穿戴整齐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前去拜见。陶渊明同样受不了这窝囊气，当即解下官印和绶带离职走人。只不过，他没让督邮挨一顿鞭子，而是留下了一句名言：　　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陶渊明回家了，从此再不做官。 　　现在看来，不再做官很可能是他早已产生的想法。据陶渊明自己说，这位只在任上待了八十多天的县令，原本是想等到一年后再走的。但他的妹妹突然去世，只好辞职奔丧，时间是在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的十一月。高粱也好粳稻也罢，恐怕还没种下去呢！ 　　于是就连陶渊明为什么要突然辞职，是因为督邮还是因为妹妹，都成了无头案。三顷公田六分之五种高粱，六分之一种粳稻，也只是说说而已。 　　但辞官以后的陶渊明，心情似乎特别舒畅。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回归：小船一摇一摆缓缓行驶在江上，江风吹拂着身上的衣裳。遇到岸边的行人，便询问前面的路程还有多远，只觉得晨曦出现得太晚太晚。 　　归心似箭啊！ 　　到家以后更是欣喜。仆人和孩子在门前迎候，自己则看见家门便一路狂奔。庭院里的小路已经荒芜，所幸松树和菊花还在，更让人高兴的是窖中有酒盈樽。那就坐在南窗下自斟自饮吧！你看那山谷中飘出的云可有心机？那纷纷回巢的鸟儿也不过是累了而已。 　　一切都那么自然，回家的感觉真好！ 　　决心永不做官的陶渊明开始了自己的田园生活。实际上他在担任彭泽县令之前就已经参加农业劳动，此番不过重操旧业。然而陶彭泽的技术水平似乎不敢恭维，因为“种豆南山下”的结果，竟然是“草盛豆苗稀”。 　　好在陶渊明的躬耕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谋心。一个有着僮仆的家庭，大约也不会指望男主人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所以他可以在自家院子里闲庭漫步，他笔下的田园生活则虽然艰苦，却充满诗意：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清晨，鸡鸣狗吠之中，远处的人家若隐若现，自己的村落炊烟袅袅，这是农村最寻常不过的景象，在陶渊明的眼里却是那样的清新、恬静、怡然自得。 　　当然，他眼中的田野也十分迷人：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畴（读如筹）就是田地。平旷的田野上吹着远来的清风，茁壮成长的禾苗欣欣向荣，这是怎样地让人陶醉！ 　　如此诗句当然是不朽的，陶渊明也因此而获得了“田园诗人”的桂冠，甚至被视为真隐士的典型。因为他不像某些号称隐士的人，隐居的目的是抬高身价。陶渊明可是再也不曾出山的，交往的对象也只有农夫：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好一个“但道桑麻长”！他关心的竟只有收成。 　　这就连农夫都看不下去。据说某天早上，有位农民拎着一壶酒来看望陶渊明。这位好心肠的农夫诚恳地对那田园诗人说：我们这种地方不该是先生您屈就的。现在举世都在同流合污，先生又为什么不可以随波逐流呢？ 　　陶渊明谢绝了农夫的好意。他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还是一起喝了这杯酒吧！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后来，陶渊明把这件事写进了诗中：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 　　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 　　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 　　诗是好诗，事可存疑，也不必较真。但，一大早听见有人敲门，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就去迎接，这种心情和心理是真实的。显然，陶渊明渴望与人交往。他也许躲避官场躲避政治，却并不躲避社会。 　　其实就连对政治，也未必毫不关心。据说，陶渊明写诗作文标注日期，绝不使用刘宋的年号。也就是说，他并不承认刘裕的宋是合法政权，他的心目中只有晋。 　　那么，他又为什么不做晋官？ 　　官位太小。 　　田园诗人真隐士，会嫌官小？ 　　会的，因为陶家祖上极为显赫。曾祖父陶侃，官居大将军，位进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兼任两州刺史（其中一州还是荆州），被时人评价为英明神武似曹操，忠诚勤劳如孔明。这是何等豪雄的风云人物！ 　　难怪陶渊明要称督邮为“乡里小人”。 　　也难怪他“不堪吏职”，要辞官而去。 　　没错，他弯不下那高贵的腰。 　　可惜到了渊明这一代，陶家已经败落，变成了破落贵族或破落士族。但，血性、精神和性格，却似乎是可以隔代遗传的。因此陶渊明的内心深处，有着一般人不易觉察的高傲和高贵。只不过，这种内在力量在陶侃那里表现为英雄气，在渊明这里则看起来像是平常心。 　　然而最不平常的，恰恰就在看似平常之中。辞去彭泽县令职务的第二年重阳节，已无酒喝的陶渊明坐在宅边菊花丛中，满手把菊，写下了这一千古名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也许，这就是陶渊明的真实形象。在这里，“见”是不能错为“望”的。望，就刻意了，也不悠然。只有不经意间看见了南山，平淡之中才蕴含着绚烂至极。 　　也只有如此，才是魏晋风度。 　　名士皇帝司马昱　　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时，简文帝已去世二十多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死后被尊为太宗的东晋皇帝，其实比陶渊明更像隐士，也更像名士。 　　没错，他才真是“大隐隐于朝”。 　　简文帝司马昱的身世，前面已经说过。他是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的小儿子，差点被司马睿立为继承人。只是由于王导等人的坚持，长子司马绍才成为第二任皇帝。 　　其实晋明帝司马绍并不简单。某次，有人从长安来见晋元帝司马睿，只有几岁的他正好坐在父王腿上。晋元帝便问儿子：长安和太阳，哪个远，哪个近？ 　　司马绍回答：长安近。因为长安来人了，没听说过有人从太阳那里来。 　　晋元帝很得意，第二天在宴会上又故意问了一遍。 　　司马绍却说：太阳近。 　　晋元帝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改口。 　　司马绍说：举目即见太阳，不见长安。 　　这件事当时就传遍了天下，因为司马绍的回答和改口都很精彩。实际上晋元帝第一次问他之前，就已经把洛阳和长安沦陷的事情讲了一遍，还潸然泪下。司马绍为了安慰父亲，才故意说长安近。但是第二天面对群臣，他就必须说只见太阳不见长安。这才是领袖说的话，尽管当时他还是小孩子，他父亲也还只是琅邪王或晋王。 　　所以，此事如果属实，司马绍是有政治天赋的。 　　简文帝司马昱的政治才能却相当一般，政绩更是乏善可陈。他以会稽王的身份执掌朝政时，制衡野心家桓温的办法竟然是起用清谈家殷浩，让殷浩去北伐。只会谈玄学的殷浩哪里是北方蛮族的对手？也只能一败再败。 　　结果是殷浩被废为庶人，内外大权尽归桓温之手。可惜桓温并不领情，因为他收复中原的计划被耽误了。殷浩更是怨气冲天，说哪有把人送上高楼又撤走梯子的！于是成天在空中反反复复写四个字：咄咄怪事！ 　　殷浩是不是说过那些话，历史上有争议。但司马昱被桓温推上皇位后，那皇帝当得可怜兮兮，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就连火星出现在太微，他都惶惶不安。因为前任皇帝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桓温废掉时，星象就是这样。 　　于是司马昱把中书郎郗超（郗，旧读如痴，今读如希）拉进偏殿问：天命的长短原本就无法估计，只不过会不会又有以前那样的事情发生呢？ 　　这当然是个问题，但为什么要问郗超？ 　　因为郗超是东晋重臣郗鉴的孙子、郗愔（读如音）的儿子，更是桓温言听计从的谋臣。让自己的老爸交出兵权退居二线，把皇帝换成司马昱，都是郗超的主意。所以谢安和王坦之对郗超，都得小心翼翼地让他三分。 　　郗超对司马昱倒是不敢不客气。他回答说：大司马（桓温）正在对外巩固边防，对内安定社稷，一定不会发生什么非常之事，臣愿以身家性命为陛下担保！ 　　司马昱则对郗超说：请向令尊大人致意！家国之事到了如此地步，都是由于朕的无能，真是羞愧难言！ 　　说完，泪流满面。 　　至尊天子地位的安稳，竟然要靠一个小小的郎官来担保，这样的皇帝也实在是窝囊透了。难怪谢安认为司马昱不过是晋惠帝之流，顶多清谈的水平要高一些。 　　实际上司马昱更应该去做名士。成为皇帝之前，他的府邸高朋满座，常常聚集着当时的各界名流。包括桓温和殷浩，也包括其他清谈家和僧侣，都是他的座上客。他们的清谈会不但胜友如云，还往往通宵达旦。司马昱甚至自己也成为清谈家，尽管被认为只是二流的。 　　不过，名士们倒都认可司马昱。当时一位名望很高的诗人就说：只有非常精通的人，才能跟他剖析义理，刘真长（刘惔）可算一个。也只有非常深沉的人，才能跟他安闲相处，简文帝（司马昱）就是这样。 　　这是很高的评价。 　　司马昱也确实堪称名士风流。他美仪容，大器量，高智商，雅趣味，更重要的是有名士的心境。登基后，他步入皇家的华林园，竟发表了这样的点评：　　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濠就是濠水，在今安徽凤阳。濮则是濮水，在今河南省境内。在濮水，庄子拒绝了楚王的招聘，表示宁可做一只在泥潭里打滚的乌龟，也不愿意从政。在濠水，庄子则怡然自得地对惠子说：你看那鱼儿在水里从容不迫地游来游去，那就是鱼的快乐呀！ 　　所谓“濠、濮间想”，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皇帝，把皇家园林看作了庄子隐居并体验自由的濠水和濮水，还说这“会心处”并不需要太远（意思是皇宫之中也行），岂非“大隐隐于朝”？只要置身于幽静深邃的林木溪水间，就能油然感到大自然和小动物自发地与人亲近，岂非典型的名士心态和艺术家气质？ 　　当然是。尽管他和陶渊明一样，都不啸。 　　毫无疑问，“大隐”是被桓温逼出来的。但从皇族变成名士，则很可能是他的华丽转身。事实上，司马昱并没有想到后来会当皇帝；而只要不参与政治惹是生非，做一个名士并不比做皇帝差，甚至还更体面。 　　这应该是司马昱最好的选择。 　　可惜司马昱比谁都身不由己。陶渊明可以辞官，他却不能。他只能硬着头皮跟桓温这样的枭雄周旋，在皇宫里提心吊胆地度日如年。幸运的是，他的眼泪终于挡住了桓温的咄咄逼人，东晋王朝也没在他手里被革除天命。 　　野心勃勃的桓温，在汉献帝般的司马昱面前放慢了篡位的步伐，这事常常让人费解。但如果了解魏晋，便会觉得不足为奇。没错，这是一个黑暗和混乱的时代，却依然有着自己的精神。在它面前，桓温也好王敦也罢，都得有所收敛甚至却步，因为那也是他们的精神。 　　那么，魏晋的精神是什么？ 　　对人格力量的敬重。 　　很难说简文帝司马昱有多大的人格魅力，但他的气质确实华贵，气度也确实不凡。有一次，桓温、司马昱和武陵王司马晞同车出行。桓温暗中让人进行骚扰，仪仗队顿时乱作一团，司马晞也吓得要求下车。司马昱却端庄静穆，安详闲适，不为所动，让桓温肃然起敬。 　　后来桓温敢废了司马晞，却不敢硬逼简文帝杀人，原因之一也许就在这里。否则我们实在不明白，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司马昱，有什么可让桓温顾忌的？要知道，司马晞是有兵权的，司马昱却连稻子都不认识。 　　然而司马昱有器量，这恰恰是魏晋人最为看重的。这样一种人格力量，嵇康有，王戎有，王导有，庾亮和谢安也有，司马昱则更兼以华美。晋废帝时，诸公上朝总觉得朝堂昏暗。只有会稽王兼丞相司马昱走进来时，人们才眼前一亮。因为他气宇之轩昂，竟有如朝霞升起。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力量：美的力量。 　　而且，这种力量也是无敌的。 　　 第四章 风尚 　　唯美时代 　　李势妹妹的故事告诉我们，魏晋是唯美的时代。爱美之心不但人皆有之，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公主震怒。 　　怒火满腔的殿下号称南康长公主，是明帝的女儿、成帝的姐姐。愤怒的原因则任何女人都能理解：她的丈夫居然在书房里偷偷藏了一个小妞。 　　小妞其实也是公主，哥哥李势是成汉国的皇帝，只不过此时已经亡国。率军灭亡了成汉的征西大将军桓温顺手牵羊，把李势年轻貌美的妹妹作为战利品带回了家中，背着妻子南康长公主“书屋藏娇”。 　　公主当然不能容忍。 　　震怒的公主一把推开了房门，身后跟随着几十个持刀的婢女。她们进门的时候，李势的妹妹正在梳头，长长的头发拖到地上，皮肤像玉一样温润。 　　所有人都看呆了。 　　李势的妹妹却不紧不慢继续梳头。她把头发梳好盘了起来，这才起身向公主行礼，然后平静而凄婉地说：国破家亡，无心至此，若能见杀，乃是本怀。 　　刀子被扔在了地下。南康长公主冲了过去，抱着李势的妹妹说：好孩子，你实在是太漂亮太可爱了，就连我看见你都要动心，何况我们家那个老东西！ 　　这当然是传闻，却未必不真实。至少，它表现出来的风气和风尚是真实的。那就是一个唯美的时代，爱美之心不但人皆有之，而且可以使人生，也可以让人死。 　　比如孙策。 　　孙权的哥哥孙策，与周瑜同为汉末有名的少年英雄和青年偶像。他们俩二十四岁迎娶江东美女大乔和小乔时，被吴人亲切而欣赏地呼为孙郎和周郎。那时的孙策，在战场和情场都很得意，真能让所有的男人都羡慕不已。 　　可惜好景不长，孙策被仇家刺伤。伤并不致命，只不过脸被划破。孙策却说：我的脸都变成这副样子了，还能再建功立业吗？说完大吼一声，创口破裂而死。 　　奇怪！建功立业与长相有关系吗？ 　　有，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以貌取人。一个人如果才貌出众，就会受到追捧，比别人更容易成功。 　　比如潘岳。 　　潘岳字安仁，小名檀奴，是西晋的文学家，也是当时的头号美男子。他甚至在后世成为俊男的标准，正如西施是美女的代名词。因此，一个男人如果长得漂亮就叫“貌若潘安”，女人则会把自己的最爱称为“檀郎”。 　　事实上潘岳早就是“大众情人”。他年轻的时候，只要拿着弹弓坐车出去玩，洛阳城的女人便会老老少少全都跑出来，手牵着手围着他看，还要往他的车里送水果。潘岳的风头，绝不亚于今天的好莱坞明星。 　　这当然很让人羡慕，因此另外两位文学家左思和张载便见贤思齐，也拿一个弹弓坐车出来玩。可惜他们俩的长相实在对不起观众，于是所有的女人都冲左思吐口水，男孩子都向张载扔石头。结果，潘岳空着车子出去，一车水果回来。张载空着车子出去，一车石头回来。 　　如此风气是否可取，当然不妨见仁见智。实际上潘岳的人品十分可疑。为了巴结讨好贾皇后的外甥贾谧，他和石崇每天都要等候在街头，远远看见贾谧车子扬起的尘土便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也叫“拜望尘”。 　　就连他的母亲都对此嗤之以鼻，潘岳自己最后也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据说，临刑前潘岳曾对母亲说：妈妈我对不起你！然而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潘岳人头落地，尽管那张脸漂亮至极。 　　相反，庾亮则死里逃生。 　　与王导、桓温和谢安相比，庾亮可能是东晋“四大执政”中最漂亮的。晋元帝司马睿甚至就因为庾亮光彩照人风情万种，才决定聘他妹妹为皇太子司马绍之妃。庾亮也才得以在晋明帝司马绍驾崩后，以国舅爷的身份执掌朝政，大权独揽，尽管名义上的顾命大臣是他和王导两人。 　　然而庾亮的能力显然不如王导、桓温和谢安，他一意孤行的结果则是逼反了拥兵自重的地方官苏峻。苏峻兵临建康城下，庾亮只好狼狈逃窜，先去投奔温峤，然后又和温峤一起向陶渊明的曾祖父征西大将军陶侃求援。 　　陶侃却要杀庾亮。 　　这并非没有原因。于私，陶侃认为顾命大臣的名单中没有自己，是庾亮做了手脚。于公，苏峻之乱确实是庾亮一手酿成。所以，当陶侃率领大军来到温峤的驻地时，便明确表示不杀庾亮兄弟，不足以谢天下。而且，也只有杀了庾亮兄弟，苏峻才会从建康退兵。 　　当然，也有人说陶侃并无这种表示，只不过大家都这样议论和猜测而已。但庾亮惶恐不安，则可以肯定。实际上这时的他，已经连逃跑的可能都没有，只能接受温峤的建议，硬着头皮去见陶侃。 　　陶侃却又意外地高抬贵手。 　　此事同样是疑案，也众说纷纭。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说法是：陶侃一见庾亮，就为他的风度神采所倾倒。不但马上改变了态度，还非常喜欢器重这个漂亮人物。 　　美能救人一命，这似乎是一个例证。 　　这当然未必可靠。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庾亮在陶侃面前主动而坦诚地承担了酿成苏峻之乱的责任，在“引咎自责”的同时又表现出极佳的风度（风止可观），让陶侃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看法，并表示出欣赏。 　　可能吗？ 　　完全可能。 　　实际上此案与李势妹妹的故事如出一辙。在那个案例中，真正打动南康长公主的，与其说是那姑娘的长发拖地和皮肤如玉，不如说是她的“神色闲正，辞甚凄婉”。或者说，正因为她视死如归，才格外地楚楚动人。 　　庾亮应该也如此。 　　事实上作为魏晋名士和当朝宰相，器量和风度之于庾亮简直就是起码的修养。他在与苏峻作战兵败逃亡时，手下的士兵射箭误中了自己船上的舵手。当时众人大惊失色如鸟兽散，庾亮却从容镇定不紧不慢地说：呵呵！这样的技术水平，怎么能指望他打败贼兵！ 　　这就跟谢安在海上的表现一模一样。 　　甚至直到晚年，庾亮也都维持着良好的风貌。苏峻之乱后，庾亮离开中枢出任荆州刺史，驻节武昌（今湖北鄂州）。某天晚上，一群名士聚在南楼吟诗作曲。就在音调渐入高亢之时，庾亮带着十几个侍从来了。众人正要起身回避，庾亮却说：诸位请留步，老夫也兴致不浅。 　　于是举座皆欢。 　　那是一个月朗风清的秋夜，参加聚会的也都是一时之选，包括后来被司马昱用于制衡桓温的清谈家殷浩。庾亮和众名士无拘无束地谈笑风生，一任凉爽的江风把他们的高谈阔论和欢声笑语送到远方。 　　远在建康的丞相王导，后来是从王羲之那里听说这件事的。听完，王导忍不住问：那时，元规（庾亮字）的风度恐怕不得不略有减损吧？ 　　王羲之却不容置疑地回答：唯丘壑独存。 　　这是很高的评价，王导也只能默然。问题是，王羲之他们极为看重的“丘壑”是什么？为什么只要心中存有“丘壑”就能风度不减，让人不敢小看呢？ 　　漂亮地活着　　丘壑就是深山幽谷。 　　深山幽谷是隐居的地方。王羲之说庾亮的心中“丘壑独存”，难道是说他有隐逸之心？ 　　应该不是。 　　庾亮当然不会去做什么隐士，他甚至也不会“大隐隐于朝”。所谓“唯丘壑独存”，只不过是闲静超脱的胸怀情趣依然故我而已。这倒是魏晋名士必需的情怀。就连那位名士皇帝司马昱，也要把皇家园林看成深山幽谷。 　　这其实是一个悖论。 　　我们知道，魏晋是士族的时代，东晋尤其是。而所谓“士族”，则是世代读书做官的家族。这样的族群或阶层竟然以归隐山林为境界和情怀，岂非咄咄怪事？ 　　当然奇怪，却不能简单地称之为“虚伪”。包括那位“望尘而拜”的潘岳，在撰写《闲居赋》的时候也未必就是虚情假意。也许，他确实愿意过那种钓钓鱼、种种菜的闲居生活，却又无法抵挡高官厚禄的诱惑。这就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很难说哪个更真实。 　　实际上在魏晋名士那里，出来做官与向往隐逸并不矛盾。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最后不是官拜司徒，位列三公了吗？赞美庾亮“丘壑独存”的王羲之，不也担任了右将军的高级官职，因此被称为“王右军”吗？ 　　不能说一点纠结都没有。嵇康的儿子嵇绍，就曾经在出（出仕）处（读如楚，隐退）之间左右为难。这当然主要由于政治原因：司马政权于他有杀父之仇。然而受嵇康之托抚养了他的山涛却说：天地之间，尚且有日月盈亏的千变万化、春夏秋冬的此消彼长，何况人事呢？ 　　意思很清楚：改朝换代不算什么。 　　嵇绍终于做了西晋的官，而且是著名的忠臣。八王之乱时，官居侍中的他挺身捍卫晋惠帝司马衷，结果被害于帝辇之侧。事后，宫人给晋惠帝换衣服，惠帝却说：朕这件衣服不要洗，那上面有嵇侍中的血！ 　　晋惠帝历来是被视为“白痴皇帝”的。现在看来，他的智商也许不高，情商却肯定不低。 　　成问题的，反倒是某些“高智商”的人。 　　实际上从一开始，嵇绍的出仕和死节就备受争议。争论的焦点，则无非在忠与孝、出与处的关系。在许多被认为“有思想”的人看来，嵇绍根本就不该仕于晋，因为出仕则必须尽忠；而嵇绍越是忠于晋，就越是不孝于父。于是连带把嵇绍推荐给晋武帝的山涛，也备受诟病。 　　但，这很重要吗？ 　　未必。因为儒家伦理绝不代表魏晋风度。 　　那么，魏晋风度的主旋律是什么？ 　　人要漂亮地活着。 　　的确，魏晋是唯美的时代；而在魏晋人看来，人物之美不仅是“长得漂亮”，更是“活得漂亮”。这当然并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不但要有勇气，可能还得付出代价。 　　比如夏侯玄。 　　夏侯玄是魏晋玄学的开山宗师之一，也是曹魏与司马集团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其实是被司马师杀害的，只不过表面上经过了司法程序。负责审讯的，则正是书法家钟繇的儿子、当时的廷尉（公安部长）钟毓（读如育）。 　　这是一场让帝国的审判官丢尽脸面的讯问。夏侯玄从走进审讯室那一刻起，就一言不发。严刑拷打之后，还是一言不发。钟毓交不了差，只好亲临现场。 　　跟随钟毓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弟弟，也就是后来害死了嵇康的钟会。也许，钟会想缓和气氛；也许，他认为可以跟夏侯玄套近乎。总之，钟会自作聪明地上前握着夏侯玄的手说：太初（夏侯玄字）何至于此！ 　　夏侯玄断然拒绝。他毫不客气地对钟会说：鄙人虽是受刑的囚犯，也请钟君放尊重点！ 　　钟会狼狈至极。 　　廷尉钟毓就更加狼狈，因为司马师规定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惶惶不安之中，万般无奈之下，钟毓只好亲自捉刀代笔，按照司马师要求的口径替夏侯玄写了供词，然后流着眼泪拿给夏侯玄看。夏侯玄却只草草地看了一眼，便冷冷地说：难道不就该如此吗？ 　　此后直至走上刑场，夏侯玄都神色不变。 　　对此，人们尽可做出道德的赞扬和评价：有风骨，有气节，威武不能屈，等等。但如果换个说法，就叫“活得漂亮”。没错，论态度，是有节；论风度，是漂亮。 　　事实上夏侯玄也是漂亮人物，当时人们对他的点评就是“朗朗如日月之入怀”。他的漂亮甚至让魏明帝曹叡十分难堪，因为曹叡让自己的小舅子毛曾跟夏侯玄并坐，竟被时事评论员们称为“芦苇靠在了玉树旁”。 　　这就又让人想起了嵇绍。 　　嵇绍同样活得漂亮。他在前去捍卫晋惠帝时，有人劝他带上一匹好马。嵇绍却说，此事只有两种结果：要么逆贼伏法，要么忠臣死节，带好马干什么？ 　　那人只能一声叹息。 　　实际上嵇绍原本漂亮，他甚至给我们留下了“鹤立鸡群”这个成语。事情的原委是：有人对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说，嵇绍真是漂亮呀！那昂然挺拔的风度，就像野鹤独立于鸡群。王戎却说：那是因为你没见过他爹！ 　　那么，嵇康又漂亮到了什么程度？ 　　跟夏侯玄以及夏侯玄的“同案犯”李丰一样。只不过夏侯玄是“玉树”，李丰和嵇康是“玉山”，或“玉山之将崩”。当时的说法是：李丰萎靡不振，或者嵇康酩酊大醉的时候，就像一座玉山将要轰然倒塌的样子。 　　不难想象，那是怎样的风度和风采！ 　　其实漂亮得像玉树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庾亮。庾亮去世后，一位参加葬礼的名士十分痛惜地说：就这样把玉树埋在了黄土中，让人怎么受得了！ 　　什么样的人，才能获得如此评价？ 　　外表清朗俊秀，风姿安详文雅，内心澄明透彻，处世超凡脱俗，没有一点污染。用王戎的话说，就叫“风尘外物”（超脱于世俗之外的人物）。 　　没错，瑶林琼树，原本就不该在世间。 　　按照这个标准，庾亮似乎段位还不够，谢安的伯父谢鲲（字幼舆）就这么认为。有一次，还是太子的晋明帝司马绍问他：众人都拿庾亮跟您相比，您觉得怎么样？ 　　谢鲲说：居庙堂之高，为百官典范，臣不如亮。处江湖之远，一丘一壑寄情山水，亮不如臣。 　　这大约是实话。八王之乱时，长沙王司马乂曾下令鞭打谢鲲，谢鲲坦然脱衣就刑，面不改色。后来被赦免，同样面无喜容。如此泰然处之，恐怕就因为“丘壑独存”。所以后来顾恺之画像，便干脆把谢鲲画在了岩石里。这位中国的达·芬奇说：幼舆先生就该待在深山幽谷之中。 　　然而谢鲲却其实是在朝的。他也好，庾亮也罢，恐怕都只不过把那深山幽谷藏在了心中。问题在于，人要活得漂亮，与那山山水水又有什么关系？当这种情愫、情结或情怀成为风尚时，又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我们还得再借用一下谢鲲的眼睛。 　　人与自然　　谢鲲最欣赏的除了嵇绍，就是卫玠。 　　玠读如介，是一种玉器。卫玠自己也人如其名，像玉一样漂亮。据说，少年时代的他曾经坐一辆白羊车在洛阳城里走，结果满街议论纷纷：这是谁家玉璧般的孩子？ 　　从此卫玠号为“璧人”。 　　可惜璧人儿不经看。卫玠二十七岁那年到建康时，由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的人围得像一堵墙，竟不堪其扰一命呜呼，当时的说法叫做“看杀卫玠”。 　　当然，漂亮得像玉的并非只有卫玠。夏侯玄和庾亮是玉树，李丰和嵇康是玉山，此外与王戎齐名的裴楷，夏侯玄的远房侄儿夏侯湛，还有美男子潘岳，也都被称为“玉人”，夏侯湛和潘岳还被称为“连璧”。 　　如此看来，以玉比人，乃是当时的风尚。 　　那么，魏晋名士为什么如此看重玉？ 　　或者说，玉的品质是什么？ 　　纯洁而高贵。 　　实际上这就是魏晋风度的追求，因为这种风度的创造者是士族。士族这个概念常常让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学家感到为难，因为在他们的话语系统中没有相应的词语可供翻译。出于无奈，便只好使用“贵族”这个称谓。 　　然而士族与贵族并不能画等号。根本的区别，在于贵族有世袭的爵位，士族没有。他们甚至不像欧洲中世纪的骑士，还有一个君主将剑放在右肩的册封仪式。因此，士族要实现彼此之间的身份认同，以及与其他阶层和族群的区别，除了靠族谱，还得靠外在风度和内在精神。 　　那么，什么样的精神和风度能够代表士族？ 　　高贵和清纯。高贵是为了与卑贱者相区别，清纯则是为了与混浊者划清界限。这两条缺一不可，因为士族是一个优越感极强的阶层。他们通婚必须门当户对，也不能跟身份不配的人坐在一起，即便后者贵为皇亲国戚。毛曾被称为靠着玉树的芦苇，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出身寒门。 　　出身寒门必定寒酸，寒酸则必无气度和品位，这就是高级士族的观念。尽管这种观念未必正确合理，却为名门望族所坚持。结果，位高权重的桓温为儿子求娶王坦之的女儿，便被老爷子王述拒绝；谢安家由于在西晋以前不是一流大族，竟也被讥为“新出门户”。 　　不过士族的优越感是血缘的，更是文化的。因此他们更看重的不是贵贱，而是清浊。这是东汉末年就开始产生的观念，一般的理解大体是：正直为清，邪恶为浊；高雅为清，鄙俗为浊；读书人为清，暴发户为浊。 　　清纯而高贵，就叫清高。 　　所以，那些坚持自己的操守和品位，不跟权贵和暴发户同流合污的士大夫就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叫清望，品格叫清标，言论叫清议，就连扬起的尘土也叫清尘。 　　这就必须超凡脱俗。 　　因此，魏晋名士酷爱的对象、形象和意象，便或者是清纯的，或者是明亮的，或者是晶莹剔透的，或者是风姿绰约的，或者是楚楚动人的，而且几乎无不用于人物的鉴赏和品评。比方说：轩轩如朝霞举，濯濯如春月柳，朗朗如百间屋，烂烂如岩下电，肃肃如松下风。 　　是啊，一个人，气宇轩昂有如朝霞升起，明净清新有如春柳初绿，开阔明朗有如高屋建瓴，目光炯炯有如岩下闪电，那是怎样的风采和风度！ 　　还有清风朗月，那几乎是魏晋风度的形象代言人。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松。 　　松，原本是道德的象征。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就是这个意思。这种象征意义魏晋也有，一位名叫和峤的大臣就被点评为“森森如千丈松”，意思是国家的栋梁。因此他的去世，也被称为“峨峨若千丈松崩”。 　　比和峤更早得到这种好评的是李膺。李膺是东汉名士的领袖，位居名士排行榜“八俊”的榜首（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他得到的评价，是有如劲松之下强劲的清风（谡谡如劲松下风）。 　　这是风骨的象征。 　　嵇康也获得了类似评价。山涛就说嵇康平时有如“孤松之独立”，醉倒有如“玉山之将崩”，其他人则认为嵇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也就是说，李膺的风清冽强劲（谡谡），嵇康却是慢慢吹上去的。这样的松下风，显然更有一种飘逸潇洒甚至自由散漫的神韵。 　　实际上，这也是东汉与魏晋的区别，即东汉更重道德而魏晋更重审美。而且，审美的前提是“丘壑独存”。难怪一个人优秀漂亮，就叫“长松下当有清风”；也难怪人们对山涛的观感有如“登山临下”，但觉“幽然深远”。 　　这可真是活得漂亮。 　　没错，漂亮得就像大自然。 　　魏晋名士对自然界的热爱，确实超过了前人。简文帝那一句“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道尽了他们的心曲。他们不但以清风明月、春柳劲松来品评人物，更亲自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并从中体验到难以言表的愉悦。 　　比如顾恺之和王献之。 　　顾恺之是画家，王献之是书法家，但他们最喜欢的都是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一带的山山水水。顾恺之的描述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献之的说法则是：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两位都是艺术家，感受当然敏锐，不过这种感受能力却未必没有普遍性。有一位僧人从建康回会稽路过吴中遇到下雪，事后对当时情景的描述便同样富有诗意：郊邑还在纷纷扬扬，山林却是一片洁白。 　　对于这样的文字，任何解释都会显得多余。要说的仅仅是：这已经完全不同于之前《诗经》和《楚辞》对风景的描写。在那里，自然和自然现象只不过是人物或故事的背景。在这里，却是独立和纯粹的审美对象。 　　同样，魏晋人眼中的自然界，也不再是孔夫子那里的道德象征、董仲舒那里的政治筹码。它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一样可以观赏和品评，只不过也许更漂亮。 　　天人依然合一，然而意味不同。 　　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转折，人与自然的关系从道德和政治的一变而为审美的，由此产生的文明成果则是山水画和山水诗。尽管它们要到隋唐以后才蔚为大观，但东晋却无疑在观念上开启了先河。 　　转变并不奇怪，因为魏晋是一个唯美的时代，而最漂亮的活法则莫过于自然。事实上魏晋人热爱自然界，就因为它自然。自然在汉语中，原本就是“天然如此，无须人为”的意思。能做到这一点的，则非自然界莫属。所以日本人用“自然”来翻译nature，也很自然。 　　然而正如中国的山水画不能理解为西方的风景画，魏晋对自然的发现也与科学无关。在人们眼里，自然界仍然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是有意志力和人情味的。因此，当他们不再将自然界道德化和政治化以后，发展起来的便是自然科学以外的两种精神文明。 　　这就是哲学和艺术。 　　魏晋世界杯　　魏晋的哲学是玄学，玄学的表现是清谈。清谈和唯美是当时的两大风尚，东晋四大执政王导、庾亮、桓温、谢安，还有前面提到的漂亮人物比如夏侯玄，也都同时是清谈家。璧人儿卫玠更不但被看死，还差点被谈死。 　　卫玠是在西晋战乱时陪着母亲南下的。他先到了江夏（今湖北武汉），后到了豫章（今江西南昌），最后被看死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实际上他在被围观前就已经大病一场，原因则是遇到了谢鲲。 　　被顾恺之画在岩石里的谢鲲是野心家王敦的属下。当时王敦镇守豫章，卫玠前去拜访，与谢鲲一见如故。结果卫玠居然置主人王敦于不顾，跟谢鲲大谈玄学，一连几天通宵达旦，终于一病不起，无可救药。 　　看来，卫玠其实是“过劳死”。他在建康，恐怕是躺在病床上或车子里被人围观的。一个人，重病在身还能受到那样的追捧，实在堪称漂亮至极。 　　被卫玠冷落的王敦表现得也很漂亮。他对谢鲲说：当年王弼的言论可谓金声，此番卫玠的清谈要算玉振。这是很高的评价，因为王弼是魏晋玄学创始人之一。他如果参加清谈会，是几乎没有对手，只能自问自答的。 　　可惜王弼更短命，只活了二十四年。 　　好歹活到了二十七岁的卫玠，同样是多愁善感的少年天才。据说，他未成年时便开始思考各种哲学问题，还专门去请教了当时的美男子兼清谈家乐广。 　　卫玠问：梦是什么？ 　　乐广答：想。 　　卫玠说：梦中之事根本就没经历过，怎么是想呢？ 　　乐广又答：因缘。 　　小小年纪的卫玠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因缘是什么，竟然抑郁成疾。乐广听说大吃一惊，立即乘车前往卫玠家为他分析解说，卫玠这才转危为安。 　　此事让乐广颇为感慨。卫玠成年后，乐广便把女儿嫁给了他。由于翁婿二人都聪明漂亮玲珑剔透，因此被评价为一个冰清（乐广），一个玉润（卫玠）。 　　美与智，竟是这样的关系。 　　不知道乐广当年怎样为卫玠解说，但乐广的清谈水平却毋庸置疑。某次，一位客人跟他讨论《庄子》提出的“旨不至”问题。这句话的意思是：概念与事物不可能完全相称，叫“指不至”；相称是没有止境的，叫“至不绝”。因此人类的认识也永无止境，不可能达到真理的彼岸。 　　问题是，概念与事物如果完全不能相称，那又要它干什么？真理的彼岸如果不能到达，那又何必追求？为什么我们使用概念时，多少总能有所认识？概念与事物，认识与真理，到底是什么关系？ 　　客人想不明白，来问乐广。 　　乐广却举起了麈尾。 　　麈读如主，是鹿群的领袖。鹿群的行动，则全看鹿王尾巴的摆动。因此，麈尾有指挥棒的意思。名士们手中的麈尾，是类似于羽扇和拂尘的东西，有手柄和麈尾毛。它是清谈时的道具，后来更成为清谈领袖和高级士族的身份标志。至于本次，乐广则把它变成了说理的工具。 　　客人问：旨（指），究竟是至，还是不至？ 　　乐广用麈尾触及几案说：至不？ 　　客人说：至。 　　乐广又把麈尾移开：既然到了，怎么拿得走？ 　　客人恍然大悟。 　　这是典型的清谈。事实上，尽管魏晋的清谈未必每次都像这样涉及深刻的哲学问题，但清谈必须富有哲理和充满智慧，则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它在魏晋是一件不可小看的事情。那些一流清谈家的聚会很久以后还广为传颂，表现突出的名士则会像国际影星一样出尽风头。 　　比如殷浩。 　　殷浩就是后来被司马昱用来制衡桓温的人。此人的政治和军事能力虽然一般，却因擅长清谈而享有盛名。所以他在早年以庾亮属下的身份来到建康时，王导竟然以丞相之尊专门为他召开清谈会，还亲手解下悬挂于帐带的麈尾与之对谈，直至半夜三更兴尽方散。 　　这次清谈会的内容无从知晓，但应该相当精彩。因为根据第二天早上桓温的回忆和评论，会上自始至终都没人插得上话，听得懂的则只有他自己和谢安的堂兄谢尚，另外两个名士就只能像小母狗似的乖乖待着。 　　不过，王导地位尊贵，殷浩则跟庾亮关系密切。因此尽管唇枪舌剑，也一定彬彬有礼，殷浩更是要收敛。等到他跟刘惔辩论时，可就火药味十足。跟另一位名叫孙盛的清谈家辩论时，更是双方都用力甩动麈尾，结果是饭菜冷了又热，热了又冷，里面落满了麈尾毛。 　　这样的辩论，就叫“剧谈”。 　　其实哪怕不是剧谈，也会让人紧张。因为清谈的知识和智慧含量极高，听不懂和跟不上都是丢人现眼的。所以谢尚向殷浩讨教时，才听了寥寥数语便已汗流浃背。殷浩则不紧不慢地说：来人呀，拿条毛巾给谢郎擦汗！ 　　但即便如此，魏晋名士仍趋之若鹜。事实上，清谈既是风流人物展示聪明才智的手段，也是上流社会重要的社交活动，因此老成持重如王导，飘逸潇洒如庾亮，野心勃勃如桓温，从容镇定如谢安，也都乐此不疲，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 　　清谈，是名士们的世界杯。 　　这并不奇怪。因为魏晋是士族的时代，而士族正是通过掌握知识和拥有智慧成为特权阶层的。无论是要显示自己的文化优势，还是要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他们都必须借助清谈。哪怕贵为相王如司马昱，也如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魏晋玄学。 　　玄学当然也是“中国式哲学”，而且一开始还披着儒学的外衣，包括重新为《论语》这样的儒家经典作注。然而无论世界观还是方法论，玄学与儒学都南辕北辙。我们甚至可以说，孔夫子他们要的，就是玄学不要的；孔夫子他们不要的，则正是玄学想要的。 　　那么，玄学与儒学的区别何在？ 　　借用康德的术语，儒学是“实践理性”的，玄学是“纯粹理性”的。儒家思考的那些现实世俗问题，比如政治和伦理，恰恰为玄学所不感兴趣。实际上玄学之“玄”，就在于研究课题的高深玄远和无关实际。比方说，世界的本体是什么，思辨的方法又是什么。 　　玄学形而上，儒学形而下。 　　很清楚，儒学最终要做，玄学却只需要说。这才有“清谈误国”的批评。对此，谢安曾嗤之以鼻。他说：秦任商鞅不尚空谈，怎么也二世而亡？ 　　事实上魏晋的清谈家中并不乏实干家，他们对玄学兴趣盎然也并非不务实，甚至也未必当真要弄清楚世界的本体是有是无，只不过欣赏和喜欢那高谈阔论之中体现和蕴含的智慧。是啊，当一群聪明绝顶的人聚在一起，挥舞着麈尾唇枪舌剑时，岂非极其高雅的智力游戏？ 　　没错，这是一种活法，一种人生态度。 　　这种态度是哲学的，也是艺术的。 　　无弦琴　　据说，陶渊明的琴没有弦。 　　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有这样一张无弦琴。如果是因为不懂音乐，或认为大音希声，固然可以无弦，那张琴岂非也是多余？然而陶渊明却偏偏要有琴。而且但凡有酒，就要抚弄那无弦琴，演奏着谁也听不见的乐曲。 　　也许，琴就是他的麈尾。 　　没有证据显示陶渊明参加过清谈，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另类。相反，作为魏晋最后一位名士，陶渊明的人生态度也是哲学和艺术的。只不过殷浩他们要以其他清谈家为交流对象，陶渊明的对象却是田园和自己。 　　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诗中读出。是啊，为什么村子里的鸡鸣狗吠，邻居家的炊烟袅袅，田野中的良苗远风，农耕时的带月荷锄，这些再普通寻常不过的情和景，会变成他心中和笔下的情之所钟？诗人其实已经做了回答：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辩就是言说，不是辨别。人类需要言说，是因为有心意要表达。心意可以是情感，是意志，是认识，但都需要通过概念性的语言来传递。然而概念性语言（言）能不能充分地表达心意（尽意），却是一个问题。为此，魏晋玄学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可以，一派认为不能。 　　这就是“言尽意”和“言不尽意”之争。 　　也因此，此处的“辩”不能写成“辨”。 　　陶渊明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告诉我们，当他采菊东篱下，悠悠然无意间看见了南山，看见那缓缓西下的秋阳和结伴而归的飞鸟时，就已经领悟到了什么（此中有真意），但想说的时候却忘了该怎么说。 　　当然，更重要的是：不必说。 　　所以，他的琴也不必有弦。因为重要的是真意，忘言则无关紧要。有此真意，则即便“结庐在人境”，也能“而无车马喧”，何况还有那菊花，那南山，那飞鸟。 　　这其实是艺术化的玄学。 　　实际上玄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探究真意，只不过这真意是世界和宇宙的。这就更非一般概念性语言所能把握和表达，只能诉诸“玄言”，还得“玄之又玄”。当这种玄之又玄的语言也无法尽意时，就只能诉诸艺术了。 　　艺术也是言说，却是“非概念性”的。艺术语言无论抽象如音乐、书法，具象如雕塑、绘画，都多少具有不确定性。然而这种特性对于无法穷尽的真意却是福音。因为确定即限定，限定则有穷，那又岂能是众妙之门？ 　　玄学的艺术化，势在必然。 　　而且，也只是换了一种言说的方式。 　　事实上陶渊明并没有否认言说的必要，否则他连这诗也可以不写。这就正如麈尾不是清谈的目的，清谈却仍然需要麈尾助兴。哲学也好，艺术也罢，都需要载体，也需要道具。所以，琴不能没有，哪怕无弦。 　　同样，围棋也不能没有子，哪怕只有黑白两种。 　　围棋与音乐、书法、绘画并称为琴棋书画，从分类学的角度看是很怪异的。但如果清谈也能变成游戏，围棋又为什么不能变成艺术？实际上在魏晋，围棋就是“无言的清谈”，叫“手谈”；也是“坐着的隐居”，叫“坐隐”。手谈睿智，坐隐清高。这岂止是艺术，简直就是哲学。 　　当然，也是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 　　书法和绘画亦然。 　　如果说围棋是从游戏变成了哲学，那么，书法就是从实用变成了艺术。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在那字写出来是为了传递信息，还是仅仅为了好看。这就正如绘画作品是不是艺术，不能看功能，只能看审美。审美是有个性的。没有个性，就只有画工和画匠，没有画家。 　　这当然有一个漫长和渐进的过程。就连琴棋书画并称为四艺，也要到唐。但魏晋无疑是重大转折期。以顾恺之和王羲之为代表，不同于前人的观念开始产生，作为纯粹艺术的绘画和书法已是崭露头角或呼之欲出。 　　毫无疑问，这首先得益于唯美的风尚。或者说，这种转变本身就是唯美风尚的组成部分。但书法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却很可能与玄学有关。因为只有经过哲学训练的头脑，才有可能从一撇一捺的线条组合中看出真意来。那样一种审美眼光，是要称之为“玄心妙鉴”的。 　　甚至就连琴棋书画在魏晋的大行其道，也许都要拜玄学所赐。至少，音乐、围棋和书法的共同特点，就是素雅和抽象。因此，它们与“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以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老庄思想是相通的，与玄言和清谈的风尚也是合拍的。 　　看来，玄学艺术化的同时，艺术也在玄学化。 　　自然美的发现，同样如此。 　　跟艺术一样，晋人眼里的自然界也是玄学化的。玄学探究的是宇宙的规律，这规律被《老子》表述为“道法自然”。这句话的意思不是“道”之外还有一个什么“自然”供它效法，而是说“道”的法则就是“自然而然”。唯其如此，天地才会“有大美而不言”。 　　那么，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什么样子？ 　　林无静树，川无停流。 　　这是两晋之交郭璞的诗，在后世备受推崇。有人甚至这样说：风声萧瑟，水声泓峥，那意境实在不可言传。每次读到这两句，便觉得神超形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深长意味尽在不言中。 　　很清楚，如果说玄学的艺术化是换了言说方式，那么自然的玄学化就是换了审视眼光。这种眼光就叫“玄对山水”，前提则是“方寸湛然”（方寸即心，湛即清澄）。 　　也就是说，内心世界一片纯净。 　　现在，我们已经不难理解魏晋名士的审美取向，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玉，喜欢春月柳，喜欢松下风。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秋冬之际的山阴道尤难为怀，而郊邑还在飘雪，山林却已皓然，会那么让人感动。 　　没错，所有这些都纯净而自然。 　　自然就真实，真实则率性。某个大雪纷飞的晚上，王献之的哥哥王徽之一觉醒来打开房门，发现那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初晴的雪夜月色清朗四野皎然，于是当即决定去见画家戴逵。然而船行一夜来到戴家门前，徽之却吩咐返航。他说：乘兴而来，兴尽而去，何必见戴？ 　　也许，这就叫真性情。 　　有此真性情，人与人的交往也会变得纯净而自然。有一次，王徽之去建康，船停在码头上，正好精通音乐的名士桓伊在岸边路过。并不认识桓伊的王徽之，居然派人传话说：先生能为我吹笛子吗？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桓伊也二话不说，坐在胡床上吹奏三曲，然后转身上车而去。自始至终，两人没有一句客套和寒暄。 　　什么叫性情中人？这就是。 　　真性情，美仪容，尚自然，爱智慧，重门第，所有这些加起来，也许便是魏晋风度。问题在于，这样一种风度有价值吗？如果有，又是什么呢？ 　　 第五章 价值观 　　真真假假 　　至少有三种风尚由死于非命的何晏开风气之先，这就是谈玄、嗑药、男人女性化。病态时尚背后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则是真实、自由而漂亮地活着。 当我们打开历史的长卷，把魏晋风度次第展开时，眼前出现的是一幅难以看懂的画面。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自相矛盾和令人费解，还很可能集于一人之身。 　　比如王戎。 　　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也是嵇康和阮籍的好朋友。跟阮籍一起到漂亮老板娘那里买酒喝的就有他，尽管他比阮籍小了二十岁。有一次，嵇康、阮籍、山涛和刘伶在一起喝酒，王戎后到。阮籍说：你这俗物又来败坏兴致。王戎却笑着说：你们这帮人的兴致岂能败坏得了！ 　　那么，王戎俗吗？ 　　俗不可耐。他虽然官至司徒位列三公，家财万贯富可敌国，却一毛不拔。侄儿结婚送件便衣，又要了回来；女儿回娘家，也拉下脸来暗示她归还嫁妆。家里的李子拿出去卖，又怕人家得了好种，竟不厌其烦钻破果核，还跟老婆半夜三更摆开筹码算账，真可谓财迷心窍。 　　然而俗不可耐的王戎却又风流倜傥飘逸潇洒。所谓目光炯炯如岩下闪电，说的就是他，而且还是玉人儿裴楷的评论。说“琼林玉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这句话的，也是王戎。他甚至七岁时就表现出从容镇定的风度，在攀栏咆哮的老虎面前纹丝不动，让魏明帝曹叡大为惊诧。 　　命都不在乎的，要什么钱呢？ 　　奇怪！ 　　因此也有人说，王戎贪财跟刘备种菜和阮籍酗酒性质一样，都是为了避免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假想敌。 　　这当然仅供参考。但财迷王戎跟他的财迷老婆相当恩爱浪漫大约是事实，因为王太太称王戎为卿。当时的习惯和风俗，是尊称曰君，相当于“您”；昵称曰卿，相当于“你”。因此按照礼教，太太应该称他夫君。 　　可是王太不管不顾，偏要叫卿。王戎纠正，她却理直气壮地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亲你爱你，这才用你叫你，我不用你叫你，谁有资格用你叫你）？王戎也只好听之任之。 　　从此留下一个成语：卿卿我我。 　　如此看来，王戎简直一身都是矛盾。他身材短小却目光如电，吝啬贪财却雅量非凡，是大名士也是大孝子，放浪形骸却又儿女情长。儿子王万去世后，山简（山涛之子）去看他，王戎正哭得死去活来。这当然很另类。因为按照礼教，父母去世才该痛不欲生，儿子死了却大可不必。 　　于是山简说：请节哀！再说也不至于此。 　　王戎却说：圣人超凡脱俗，愚民麻木不仁。他们对待情感，或者淡然若忘，或者不知所以。最看重也最专注于感情的，恰恰正是我们这类人啊！ 　　这就叫“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王戎的话并不错，魏晋人确实最重感情。一位姓王字伯舆的名士，甚至在登上茅山（在今江苏句容）时放声大哭说：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枭雄如桓温，也如此。他西征成汉路过三峡时，军中有人捉到一只小猿猴。失去了孩子的母猿一路哀号，在岸边跟随百里，最后跳上船来，当即死亡。剖其腹，肠皆寸寸断。桓温得知，立即将捕猿人撤职查办。 　　挥舞战刀者，也有柔软的心。 　　桓温甚至多愁善感。北伐路过某地时，看见自己三十年前种下的柳树已经很粗，便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手扶柳枝，潸然泪下。 　　为王徽之吹过笛子的桓伊就更是如此。他是只要一听见有人唱挽歌，就要跟着喊一声“奈何”的。这里的“奈何”不是“怎么办”的意思，只不过是挽歌的组成部分。然而逝者与桓伊并无关系，他喊什么“奈何”呢？ 　　难怪谢安说：子野（桓伊）可谓一往有深情。 　　情感是最真实的，唯情感不可作伪，因此重情感者必率性。真实而率性，正是魏晋风度的构成部分，魏晋名士的基本要求。简文帝司马昱就曾这样点评一个名叫王述的名士：此人才能平平，又不能淡泊名利，只因为有那么一点点真率，便足以超过其他人许许多多。 　　简文帝说的王述，就是后来与谢安并肩作战的王坦之的父亲。他在被任命为尚书令（宫廷秘书长）时，接到命令就去上任。王坦之便说：大人似乎应该辞让。 　　王述问：为什么？资格不够还是能力不强？ 　　坦之说：都没问题，但谦让是美德。 　　王述感慨地说：既然能够胜任，何必要去谦让？人们都说青出于蓝，我看你根本就比不上我。 　　这真可谓全身都是率真。 　　率真的王述也有一个率真的女婿，他就是谢安的弟弟谢万。王述担任扬州刺史时，谢万居然头戴纶巾坐着轿子冲进官署说：人们都说大人痴，大人果然痴！ 　　王述却说：正是如此！只不过好名声来得太晚。 　　如此翁婿，按照儒家礼教简直不成体统，在当时的士林中却传为美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其实是肯定和向往真性情的。这种向往和肯定的背后，则是魏晋风度体现和追求的价值和价值观。 　　我们知道，它就是真实。 　　真实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没有哪个民族和哪种文明会主张虚伪，反对真实。因此，它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有物理的真实，也有心理的真实；有认知的真实，也有情感的真实；有科学的真实，也有艺术的真实。那么请问，魏晋追求的又是哪种真实？ 　　心理、情感和艺术的。 　　顾恺之的画便体现了这一点。他画人物，有时几年目不点睛。因为在他看来，人体的其他部分无关紧要，传神写照就在瞳孔。他甚至在玉人儿裴楷的脸上无端地增加了三撇胡须，理由是更能体现此人的神采风韵。 　　实际上就连儒家伦理，也都建立在情感真实的基础之上。在孔子他们看来，人最真实可靠的，莫过于亲亲之爱。父母爱子女，子女爱父母，是与生俱来和不证自明的，需要的只是发扬光大。因此，从“父慈子孝”出发，便不难做到“君仁臣忠”，天下也就祥和太平。 　　情感的真实，岂是可有可无？ 　　可惜在魏晋两代的政权内部，这种真实荡然无存。权臣篡位，宗室逼宫，亲人反目，骨肉相残。曹丕与曹植和曹彰兄弟固然水火难容，司马家族更是刀兵相见。他们不但不讲亲情，就连起码的事实和道理都不讲。 　　晋武帝的儿子楚王司马玮就死不瞑目。他原本是奉皇后贾南风之命杀了汝南王司马亮的，却被以矫诏的罪名绑赴刑场。临刑前，二十一岁的司马玮从怀里拿出青纸诏书对监斩官说：为了国家受诏而行，竟落得这个下场！那监斩官也只能低头流泪，不敢仰视。 　　请问，此时此刻，真实在哪里？ 　　谁都清楚，谁都不说。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戎，他其实是时代的缩影。实际上，在一个不真实的时代追求真实，这本身就是悖论。因此魏晋对核心价值的种种追求，就只能变态畸形，充满了纠结。王戎如此，其他人也一样。 　　比如何晏。 　　病态的自由　　何晏没想到自己会死。 　　或者说，没想到司马懿会杀他。 　　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何晏，是何进的孙子、曹操的养子，从小在宫中长大。后来，他在司马和曹魏的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成为曹爽党羽，结果败者为寇。 　　不过，刚开始司马懿并没有逮捕何晏，反倒让他参加了对曹爽“谋反”一案的调查，而且事先告诉他涉案的共有八族。何晏则深挖细找卖力办案，终于查出了丁谧（读如密）等七人的罪行，拿着材料向司马懿汇报。 　　司马懿说：还差一个。 　　何晏情急之下脱口而出：难道是我？ 　　司马懿说：正是。 　　于是何晏被满门抄斩。 　　何晏就这样死了，尽管说起来他也是聪明人。当年曹操收编了何晏的母亲尹夫人，也想正式收他为儿子。这时何晏虽然年方七岁，却很有主见。他的办法，是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框，自己站在里面。 　　曹操问：这是什么？ 　　何晏说：何家的房子。 　　曹操也只好一笑了之。 　　可惜何晏的这点小聪明，完全对付不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宫廷和官场也早就被改造成冷酷无情的绞肉机。因此何晏即便重新站队也不行，只能去死。 　　不过何晏虽然死于非命，却并不妨碍他成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因为至少有三种风尚与他有关，甚至由他开风气之先，这就是谈玄、嗑药、男人女性化。 　　女性化的风气大约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但名气最大的还是何晏。他原本就长得白白净净，却无论走到哪里都粉白不离手，以便随时随地可以补妆。走路的姿势大约也婀娜多姿，还要一步一回头观看自己的影子。 　　就算真是女人，也未必如此吧？ 　　这就引起了魏明帝曹叡的好奇，他的办法是在大热天请何晏吃热汤面。于是何晏一边吃一边擦汗，结果那张脸越擦越白，这才知道他天生就是小白脸。即便如此，何晏仍然要使用化妆品，只不过我们不知道配方。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何苦如此。 　　知道配方的是何晏所服之药。这种药叫五石散，东汉医圣张仲景就开过处方，作用是疗伤治病强身健体，正如伟哥的研发目的是治疗心脏病。同样，正如伟哥的“副作用”改变了人类生活，何晏也意外地体验到服用五石散的神奇效果。当然，他可能略为改动了一下药方。 　　五石散成了魏晋的伟哥。 　　很难说这件事是否可以写进中国科技史。但这项科技创新成果及其应用，或许应该享有马镫子和印刷术的历史地位。马镫子增强了骑兵的作战能力，从而造就了欧洲的骑士阶层；印刷术打破了特权阶层对知识的垄断，使文化的大面积传播成为可能。那么五石散呢？ 　　改变了士大夫的风度。 　　形成于两汉的士大夫，原本应该是正襟危坐衣冠楚楚的谦谦君子。因为按照儒家伦理，服饰是身份的标志、道德的象征。赤身裸体，衣冠不整，甚至穿着随便不合礼制，都会是很严重和不可原谅的行为。 　　但是嗑药的人顾不了这许多。因为药性发作以后，会有一系列的药物反应（比如全身发热然后发冷），弄不好还会死人。解毒的办法，是吃冷食，喝热酒，洗冷水澡，还要快走，名曰“行散”。至于衣服，自然是少穿或不穿，要穿也得是宽大的旧衣服，哪怕里面长虱子。 　　于是从何晏开始，风尚为之一变，名士的形象也慢慢变成了这个样子：宽衣博带，披头散发，脚拖木屐，手持麈尾，扪虱而谈。就连那些不嗑药的也见样学样，甚至装出抓虱子的动作，以为飘逸和潇洒。 　　这实在让人跌破眼镜。 　　服饰与心理和性格是统一的。外表变了，内心世界也会改变。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模样变了，是因为思想起了变化。实际上魏晋名士早就想改头换面，药物反应只不过是借口。因为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突破儒家伦理的束缚，实现心灵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 　　若为自由故，衣冠皆可抛。 　　的确，魏晋是崇尚自由的。有人送给僧人兼清谈家支道林两只鹤，支道林非常喜欢。为了留住它们，他剪掉了鹤翅的羽毛。有翅难飞的鹤低头看着自己的翅膀，神情十分沮丧。支道林感慨地说：既有凌云之志，岂肯做人玩物？于是细心调养，让鹤长好翅膀，任其飞翔。 　　支道林能够如此，无疑因为他自己也向往自由，这才能将心比心。但他的这份同情心，恐怕很难加之于麻雀之类的其他飞禽，只会用于鹤，或者鹰。毕竟，鹤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比如焚琴煮鹤被视为典型的暴殄天物），它甚至象征着一种人生的理想和态度。 　　什么理想？什么态度？ 　　真实、自由而漂亮地活着。 　　这其实是从庄子以来就有的价值追求，只不过魏晋在真实和自由之外再加漂亮。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真是自由的体现，美是自由的象征。不自由，就难以做到真实。不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没有艺术。因此，自由而真实就一定漂亮。鹤，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形象大使。 　　然而自由二字真是谈何容易，我们民族在历史上甚至对自由产生过恐惧感，或者视自由为贬义词，比如自由散漫或者胡作非为，最好的理解也不过自由自在。这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liberty）。 　　如此重大的课题，当然只能从长计议。这里要说的是：魏晋对真实、自由和美的追求，都表现出一种病态。 　　玉璧般的卫玠就是这样，他是柔弱到连质地轻软的罗衫都不堪承受的，这岂非根本就是病人？实际上从顾影自怜的何晏，到弱不禁风的卫玠，表现出的都是病态美，只不过卫玠是身体有病，何晏是心理有病。 　　有病的表现是嗑药、酗酒和清谈，它们的危害性则很难做出排行榜。就个人而言，最害人的自然是嗑药；就国家而言，最不可取的则是清谈。清谈当然自有价值，也未必一定误国，但清谈如果上瘾，那又与嗑药何异？政府官员如果只知清谈不务正业，又岂非有病？ 　　酒也一样。饮酒当然不是病，酗酒就是，像阮籍的侄儿阮咸那样就更是。此人喝酒不用杯子，用瓮，诸阮围坐瓮前直接用嘴吸。如果猪闻到酒香赶来，便与猪共饮。这实在很难说是自由还是放任，解放还是堕落。 　　问题是何以如此？ 　　因为他们并不自由。正如阮籍所言，弥天大网笼罩着世界，没有谁能展翅飞翔。也许，只有在药性发作和醉生梦死之时，或者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之中，才多少能感觉到自由吧？这是在不自由时代体验的病态自由。 　　显然，心理有病，归根结底是社会有病，因为健康的社会是不会以病人为美人的。现在唯一需要知道的，是当时的社会病到了什么程度，病因又是什么。 　　畸形的独立　　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汉国将领羯人石勒大破晋军于苦县（今河南鹿邑），晋军将士十万多人无一幸免，王公大臣也悉数被俘，包括他们的元帅。 　　元帅叫王衍。 　　王衍字夷甫，琅邪临沂人，是王戎的堂弟，也是魏晋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皮肤非常之白，以至于他的手跟麈尾的白玉柄很难区别。他也非常漂亮，王敦就说王衍跟众人坐在一起，就像珠玉在瓦片石块当中。 　　何况王衍的风度也极好，王戎所谓“琼林玉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说的就是他，王导则说他高峻秀拔，有如壁立千仞。所以，王衍在士林中威望很高，甚至成为名士的标杆，人们一提起他几乎都是赞不绝口。 　　然而壁立千仞的王衍在被俘之后却风骨全无。石勒问他晋军为什么会战败，他却回答自己并不管事，还劝那胡人趁机称帝。如此诿过于人又卖身投靠，让奴隶出身的石勒十分愤怒。他说：太尉名扬四海身居高位，怎么能说没有责任？我看破坏天下的罪魁祸首，正是您老人家！ 　　结果，全身瘫软的王衍被扶了出去。 　　不过石勒倒也没想杀他，因为王衍实在漂亮。犹豫再三之后，心存恻隐的石勒问部下：本将纵横天下，从没见过这么有风采的，能饶他一死不？ 　　部下说：他又不会为我们卖命，留着有什么用？ 　　石勒说：那也不能动刀。 　　王衍终于没能像庾亮和李势妹那样死里逃生，他的漂亮只为自己换得了一种死法：在夜里被推倒的墙砸死。临死前，王衍追悔莫及地说：我等当年如能勤劳国事，不痴迷于清谈，也不至于会有今天啊！ 　　难怪桓温认为，北方的沦陷此人要负责任。 　　很难说西晋的灭亡就该归咎于王衍的空谈误国，实际上这个王朝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该死。至少，恢复封建制度的司马炎，酿成八王之乱的贾南风，还有他们在曹魏时期大搞阴谋诡计和宫廷政变的祖宗，也都是祸乱之源。 　　但王衍的两面性，同样毋庸置疑。 　　作为名士的标杆，王衍无疑是漂亮的。据说，山涛看见童年的他，曾惊讶地说：谁家女人，能生出这样的孩子！王衍也是潇洒的。由于痛恨老婆贪财，他发誓口中绝不提“钱”字。老婆不信，吩咐婢女用钱把床围起来。王衍的办法则是喊了一声：来人呀！把这些东西拿走！ 　　不清高吗？清高。 　　然而清高的王衍其实势利。他的女儿原本嫁给了太子司马遹为妃，司马遹受贾皇后迫害，王戎立即上表朝廷提出离婚。他担任宰辅后，也不以国家安危为念，而是费尽心机为自己留后路，还自鸣得意地说狡兔就得有三窟。他的贪生怕死和卖国求荣，其实不足为奇。 　　看来追求真实的魏晋，也同时弥漫着虚伪。或者准确地说，魏晋的时代特征就是充满矛盾：漂亮又丑陋，清高又贪婪，潇洒又势利，高雅又庸俗，真实又虚伪。这就像西方人看不懂的日本人：好斗又温和，喜新又守旧，崇尚武力又极其爱美，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礼。 　　没错，菊花与刀。 　　只不过在日本，菊是皇家族徽，刀是武士象征，魏晋则菊花和刀都在士族手中，既在陶渊明的东篱下，也在简文帝的华林园，还在王敦和桓温的军营里。因为就连两晋的皇族也原本是士族，并且以士族自居和自豪。 　　士族才是魏晋的主人翁。 　　的确，中华之有士族，正如欧洲之有骑士，日本之有武士。他们都是相对独立的阶层，圈子意识很强，有自己的一整套价值体系、行为规范、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比方说，以尊重女性为美德（欧洲骑士），以完成责任为天职（日本武士），以血统纯正为高贵（魏晋士族）。 　　然而魏晋的士族，与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又是不同的。后者更在意的是自己的个人身份和职业标志，士族却相当看重家族的地位、血脉和传统。由是之故，骑士离开军团即为剑客，武士失去宗主便成浪人，魏晋之士如果出身寒门，或家道中落，那就什么都不是。 　　于是士族的独立，就无可避免地具有双重性。 　　实际上从汉末起，士大夫阶层就一直在寻求独立。这固然因为要反对外戚和宦官干政，更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才是最能维护文化价值的人。这是他们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因此当仁而不让于皇帝。 　　这就为皇权政治所不能容忍，因此有党锢之祸。也就是说，在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的天下，是不允许任何人结党的。但不准结党，却不能不准成家，甚至还得鼓励。于是，一个家族如果世代为官又繁衍不息，他们就成了世家。当世家越来越多时，士族就独立了。 　　当然，是以家族的方式实现独立。 　　没人能够阻挡这一趋势，更何况司马睿的东晋原本靠世家大族的支持来建立。结果，是士权开始抗衡皇权，士族与皇族共治天下。至于政治生活以外的领域，更是天高皇帝远，文化的发展也就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魏晋成为春秋战国以后又一思想活跃期，这是原因之一。 　　可惜，这种独立又是畸形的。 　　畸形有两层含义。第一，士族只是作为整体和群体相对独立，士族中的个人是不独立的。第二，士族作为群体的独立，也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帝国的统治者动辄可以将其族灭，哪怕他是名门望族。在这个问题上，举起屠刀的人并无顾忌。因为灭了九族，还有百家。 　　因此，士族在魏晋其实没有安全感。而且，正因为他们与皇族共治天下，反倒比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其他人更没有安全感，尽管那个时代据说是他们的。 　　这实在是一个悖论。 　　时代的悖谬必定造成心理的扭曲，魏晋士族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何况没有个体的独立，就没有人格的独立；没有人格的独立，就没有意志的自由。结果，便只有无穷无尽的纠结和烦恼。因为他们独立了，却弄不清站在哪里；他们自由了，却不知路在何方。 　　那么，不想也罢。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反过来，近忧无法破解，就只能诉诸远虑。于是玄学应运而生并大行其道。因为玄学之为玄学，就在玄远。玄远在政治上没有风险，反倒为思想的驰骋开辟了广阔天地，岂能不大受欢迎？ 　　更重要的是，玄学为魏晋追求的核心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按照何晏和王弼的观点，万物以无为本，无是最高的真实。要想不虚伪，就只能虚无。一无所有，当然真实；无为则无不为，这就自由。自由而真实，也就漂亮。至于独立与否，可以暂时不管。 　　玄学取代儒学，原因即在于此。 　　但这是具有讽刺意义的。因为士族成为士族，原因在独尊儒术。熟读儒家经典，才能世代为官为宦。因此，为了垄断仕途，就必须坚持儒家路线，让士族成为统治阶级。现在，士族占领了上层建筑，儒学却丢失了舆论阵地，岂非悖谬？如此悖谬，人心岂能不乱？ 　　当然如此。只不过，乱有乱的意义。 　　非病不可　　中华文明早该大病一场。 　　人都是要生病的，文明也一样。而且严格地说，没有哪种文明能够一成不变地长久维持良好状态，正如没有谁能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相反，任何文明一旦成熟，就会开始糜烂，从成熟走向烂熟，从鼎盛走向衰亡。这时，命运和选择就只有两种：要么一病不起，要么浴火重生。 　　幸运的是，我们民族选择了后者。 　　实际上中华文明能够三千七百年不中断，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至今的第一代文明，就因为我们能够通过大动荡实现大整合。这就像一个人病后产生了抗体，获得了免疫力，甚至新的生命，未必不是好事。 　　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次大动荡。 　　之前则是春秋战国。春秋战国动荡的结果，是产生了第一帝国（秦汉）和汉文明。魏晋南北朝动荡的结果，则是产生了第二帝国（隋唐）和唐文明。因此，史家往往将二者相比较：魏晋相当于春秋，南北朝相当于战国。 　　这当然有道理。事实上，两次大动荡都因为前一种文明出了问题。春秋面临周文明的崩溃，魏晋面临汉文明的危机，总之是老祖宗风光不再，新问题层出不穷。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周的差错在制度，汉的麻烦在文化。 　　因此春秋战国以后，诞生的便是新制度。魏晋南北朝以后，诞生的则是新文化。与汉文明相比，唐文明更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就连独尊儒术也变成了三教合流（儒释道），尽管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仍是儒学。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作用。 　　或者说，汉文明的危机，就是儒家思想的危机。 　　儒学原本没有危机。当它作为民间思想存在时也是生机勃勃的，孟子甚至还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这种表现为“浩然之气”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恰恰是儒学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即便在魏晋也并未泯灭。 　　就说周顗（读如义）。 　　周顗也是魏晋名士，名士的派头和毛病一点不少，比如啸、饮酒、口出狂言等等。他落难时，曾经得到过王敦的帮助，跟王导的关系更是好到十分随便。有一次，王导枕在他膝盖上指着他的肚子说：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周顗回答：空洞无物，但像你这样的能装几百个。 　　然而王敦兵变时，周顗却坚决维护中央政府，与王敦交战阵前。战败后又奉命出使王营，与王敦当面交涉。 　　王敦问：你为什么辜负我？ 　　周顗答：大人的戎车冒犯朝廷，下官很惭愧地率领六军出战，没想到王师不能振作，因此辜负了大人。 　　王敦又问：近来作战还有余力吗？ 　　周顗又答：只恨力不足，哪有余？ 　　王敦听了当然咬牙切齿，于是有人劝周顗逃亡。周顗却说：身为朝廷大臣，岂能在国家危难之际苟且偷生？结果周顗被王敦杀害。死前，周顗大骂王敦乱臣贼子。奉命前来抓捕他的人用戟砍他的嘴，鲜血一直流到脚下，周顗依然神色自若，旁观者无不泪流满面。 　　于是，王彬站了出来。 　　王彬是王导和王敦的堂弟，也是周顗的朋友。虽然周顗生前并不看重王彬，王彬却仍然满怀敬意，不顾王敦的淫威到周顗灵前痛哭一场，然后去见王敦。 　　王敦问：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 　　王彬说：刚刚哭过伯仁（周顗字）。 　　王敦说：他自己找死，再说人家也看不上你。 　　王彬抗声回答：伯仁忠厚长者，又是您的亲友，无辜被害谁不悲伤！反倒是哥哥您，犯上作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恐怕要祸及满门。我们王家麻烦大了！ 　　王彬说得声泪俱下，王敦听了暴跳如雷。他说：你小子如此狂妄悖谬，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旁边的王导赶快打圆场，劝王彬下拜谢罪。 　　王彬说：脚疼，跪不下来。 　　王敦说：下跪和砍脑袋，哪个更疼？ 　　王彬却不理不睬，毫无惧色。 　　这实在让人肃然起敬。 　　周顗和王彬的表现，在魏晋风度就叫雅量，在儒家伦理就叫气节，可见魏晋风度跟儒家伦理未必冲突，甚至还有相通之处。但不管怎么说，人要有一点精神。这种精神让人敬重，也让人敬畏。实际上，周顗被害前，王敦是一见到他就要以扇遮面，或者拼命扇扇子的。 　　儒家思想恰恰能够培养这种精神。事实上，儒学对汉文明的贡献，就是提供了核心价值和一整套可操作的行为规范，比如仁义礼智信。这些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是否需要和可以继承，自然不妨从长计议。不过在当时，却无疑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人心的稳定。 　　这正是儒学的意义所在。至少，有这么一些观念作为全民共识，统一的帝国就有了统一的思想，也就不但能够实现书同文，还能实现行同伦。因此，汉历史虽被王莽拦腰砍断，汉文明却不但没有断裂，反倒走向了世界。 　　儒家伦理不是信仰，胜似信仰。 　　然而儒学又毕竟不是信仰。信仰可以不讲道理，因为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请参看本中华史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因此要么坚信不疑，要么不予理睬，没什么可讨论的。 　　相反，儒学则是纯世俗的。儒家虽然也讲天命，但孔孟的天意其实是民意，董仲舒的天则不但不超自然，还与人合一。所以儒学不是宗教。它能够成为维护王朝统治的工具，不是靠信仰，而是靠权威。一旦王纲解纽，儒学就会权威顿失，汉民族的精神支柱也会轰然倒塌。 　　魏晋便正是如此。皇帝也好，礼教也罢，谁都不是老大，谁都没有权威。简文帝司马昱去世后，十一岁的孝武帝继位，到日暮时分仍不举丧。身边人说：皇上，依礼该哭了。孝武帝却说：想哭就哭，哪能规定时间？ 　　礼崩乐坏啊！ 　　崩坏未必不是好事，正如儒学的独尊自有原因。事实上，正因为独尊的儒学失去了权威，我们民族才迎来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荣，而且是先有思想大解放（魏晋），后有文化大繁荣（隋唐）。 　　独尊的思想和思想的独尊，岂非可以不要？ 　　当然。如果是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就不会有；如果是法治健全的现代国家，就不需要。由农业民族建立的统一大帝国，却不能没有政治和思想的权威。一旦失去，就会人心涣散，国家分裂，变成一盘散沙。 　　三国和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便是证明。 　　然而有此一劫，却该额手称庆。因为事实证明，此前帝国的文治和武功都已走到尽头，再无生命活力。否则区区一董卓，又岂能让好端端的大汉王朝土崩瓦解？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切，我们的文明便大约只能慢慢老去，一点一点地枯萎、衰败、腐朽，最后烂死，或者被外来的蛮族彻底摧毁，就像罗马。 　　这是文明的生命规律，除非你能关机重启。 　　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次机会。 　　但，谁又能刷新页面呢？ 　　走向南北朝　　重建核心价值和实现文化复兴的使命，照理说应该由士族来承担。因为他们是知识精英，也是两汉以后时代的主人。新文化不由他们建设，又该是谁，能是谁？ 　　可惜，士族不堪此任。 　　产生于东汉延续到初唐的士族，是中华帝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其他民族和文明没有。欧洲的骑士也好，日本的武士也罢，都只是独立阶层，不是统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只有中华的士族，时间则主要在魏晋。 　　可惜这个阶级很不称职，因为他们统治的方式就是不统治，既不主张也不作为。有的人甚至上任多时，都不知道自己担任何官何职，或者故意装作不知道。 　　比如王徽之。 　　王徽之的职务是参军（相当于参谋），起先在大司马桓温帐下，后来任桓温之弟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但无论在哪里，都蓬头垢面，衣冠不整，无所作为。 　　有一次，桓冲来视察工作。 　　桓冲问：你在哪个官署任职？ 　　徽之答：经常看见有人牵马来，好像是马曹。 　　桓冲又问：有几匹马？ 　　徽之答：不问马。 　　桓冲再问：近来死了几匹？ 　　徽之答：未知生，焉知死。 　　两句话都出自《论语》，牵涉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马厩失火，孔子只问伤人了没有，不问伤没伤马。第二件事是子路问什么是死亡，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的两处引用，都是故意断章取义，卖弄小聪明。 　　对此，桓冲无可奈何，徽之则更加放荡不羁，有一次甚至坐进桓冲的车里，还说长官岂能独占一车！桓冲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在某次见到王徽之时对他说：你来的时间也不短了，好好工作，我尽快提拔你！ 　　王徽之却不回答，只是看着高处，然后用手板支着脸蛋说：大清早到西山去，那里的空气很清新。 　　呵呵，这就是魏晋风度。 　　这样的风度当然误国误民，也是自掘坟墓。试想，一个政权如果号称属于某个阶级，而这个阶级中的人却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它，请问还不该亡吗？ 　　挡都挡不住。 　　实际上两晋之亡在于有病，而病因就在士族。士族与贵族的区别，在于贵族靠血统世袭爵位，士族靠门第垄断仕途。保证这一特权的制度，则叫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具体地说，就是把官职分成九等，叫官品；候选人的基本条件和综合评估也分成九等，叫乡品。评定乡品的叫中正（中正官），朝廷的吏部则比照中正评定的乡品给予官品。这就是荐举制，既不同于两汉的察举，也不同于隋唐以后的科举。 　　荐举是曹魏时期陈群的发明，乡品的评定也要看各方面的条件和本人的表现。但是到了东晋，就只看门地。门地就是门和地，即门第和郡望（籍贯）。比如太原王氏是西晋名门，琅邪王氏是东晋望族。王徽之可以在桓冲面前傲慢无礼，就因为他属于琅邪王氏，是王导的族人。 　　门第和郡望决定着人的命运。名门望族的子弟，不需要任何考核就能给予较高的官品，叫“门地二品”（一品永远空缺）。寒门和庶族则相反，只能做低级官员。由此造成的局面，就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结果又如何呢？ 　　帝国没有了激励机制，个人没有了奋斗目标。一个世家子弟，几乎刚生下来就有做官的资格，那又何必努力何必奋斗？因此即便为官一任，也不造福一方。如果有人认真工作，还要被嘲笑，被讥讽，被视为俗气。 　　至于国家的兴亡，自然不必也不会关心。因为他们的荣华富贵是家族的门第和郡望决定的，不是王朝和皇上的恩典，那又何必管帝国的死活？因此高级士族中人大多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国难当头，首先想到的是保家，不是卫国，王衍的狡兔三窟和卖主求荣就是证明。 　　有趣的是，帝国似乎也没指望这些家伙保卫自己，朝廷授予世家子弟的大多是清要之职，地位高，待遇好，事务少，责任轻。繁杂而辛苦的工作，都交给庶族寒门。久而久之，上层社会便充斥着无能之辈。除了清谈误国和腐化堕落，其他什么都不会，只能做寄生虫。 　　然而待遇和特权却一点也不少。根据西晋政府颁布的占田令，官员可以按级别占有近郊田。一品五十顷，依次递减到九品十顷。更重要的是，法令颁布之前大族多占的田亩并不需要清退，没占够数的却可以“依法”补足，真不知道帝国中央对贪腐的态度是遏制还是鼓励。 　　至少，也是默许。 　　社会不公的结果，是两晋比东汉更加迅速地腐朽。东晋倒数第三个皇帝孝武帝司马曜，甚至在三十五岁那年被自己的宠妃张贵人谋杀。原因则是好色的孝武帝跟三十岁的她开玩笑说：你这把年纪，就该废掉了。 　　结果，他自己当夜先被干掉。 　　被谋杀的司马曜，其实是东晋最后一个皇帝，因为此后的安帝痴呆得不辨寒暑，恭帝则被刘裕废杀。孝武帝自己似乎也敏感地意识到末日将临。他被杀前不久，天上出现了彗星，这在古人眼里是不祥之兆。于是孝武帝说：敬你一杯酒吧，彗星呀彗星！自古以来哪有万岁天子！ 　　当然，也不会有万岁王朝。 　　这个时候，如果儒家伦理还有权威，事情也许会好办一些。因为儒家伦理尽管问题多多，却好歹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魏晋却只有门第观念，没有精神支柱。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全民共识，又岂能支撑帝国的大厦？ 　　支柱倒塌的结果，是精神的空虚、心理的变态，比如酗酒和嗑药，再加奢侈和斗富。最离谱的，是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帮舅舅比阔，赐给他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树。洛阳富豪石崇见了，却不屑一顾地将其砸碎，然后摆出自己的珊瑚树任由那位国舅爷挑选，株株更高更漂亮。 　　如此炫富，岂非变态？ 　　变态并不奇怪，因为靠垄断仕途起家的士族其实是文化暴发户。暴发户都是要炫富的，因此连同名士们自鸣得意的雅量、清高和洒脱，都带有炫耀和标榜的意味。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竟只能通过佯狂、醉酒和男人女性化来实现，这说明这个阶级完全没有底气。 　　士族注定只能是文明的过客。 　　这就跟春秋战国的大夫和士并不相同。后者是生机勃勃的新生力量，代表着方兴未艾的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只是上层的领主阶级。这时，华夏文明当然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但即便如此，也仍要借助华夏化的蛮夷，比如齐，比如楚，比如秦。 　　因此，新文化的创建不但不能指望士族地主阶级，甚至不能单靠汉民族来完成。种种事实都证明，政治需要新制度，文明需要新生命，民族需要新血液。动荡和分裂只不过意味着新的整合，而整合的前提是融合。 　　中华的历史，势必走向南北朝。 　　后记 　　那些女人　　永嘉元年（公元145年），也就是冲帝去世那年，东汉朝廷收到一封多人联名的举报信，举报当朝太尉李固目无君父。证据是：冲皇帝出殡时，道路两旁的臣民无不痛哭流涕，李固却浓妆艳抹，搔首弄姿，左顾右盼，走着猫步卖弄风情，只有自恋之意，全无悲痛之心。 　　啊！李固是女人吗？ 　　不，男人。 　　但看起来，比女人还女人。 　　不知道这是不是顾影自怜的第一例，但男人的女性化在东汉末年应该已经开始，后来的魏晋名士只不过登峰造极而已，尽管李固可能是冤枉的。 　　何晏他们，则确实不男不女。 　　这未必是什么好兆头。因为男人的女性化只可能有两个原因，要么是文明的精致化，要么是文明的粗鄙化。精致就追求细腻，难免英雄气短；粗鄙又要假装文雅，只能儿女情长。但无论哪种原因，结果恐怕都一样。 　　是的，雄性激素减少，变得娘娘腔。 　　娘娘腔盛行于魏晋，除了文明的精致化，也与士族阶级有关。魏晋士族不同于欧洲骑士、日本武士之处，在于后者尚武，前者崇文。文则雅，雅则柔，雅化的同时往往也是阴柔化。所以，隋唐新文化，就主要得靠北方汉化的胡人来开创，这正是下一卷《南朝，北朝》要说的。 　　不过，魏晋的男人虽然女性化，魏晋的女人却相当出色和能干。这也许要拜礼崩乐坏所赐，或者那时的男人实在萎靡不振。总之，读《晋书·列女传》和《世说新语·贤媛》，你会发现那里面的女人一点都不比男人差。 　　比如许允之妻。 　　许允之妻是卫尉（首都卫戍司令）阮共的女儿，长得奇丑无比，因此许允在新婚之夜便不肯进入洞房。后来经朋友劝说勉强走入房内，又掉头就跑。允妻知道他这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便一把拽住许允的衣襟不放。 　　于是许允说：妇人四德，你有几个？ 　　四德，就是品德、言语、容仪、女功。 　　允妻答：只差一个。 　　接着她反问：士人的美德，夫君又有几个？ 　　许允答：一个不少。 　　允妻说：好德不好色，也有吗？ 　　许允这才发现此女非凡，于是夫妻情好日密。 　　实际上许允之妻颇有大将风度。许允担任吏部郎（相当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时，被人举报以权谋私，提拔任命的都是自己的老乡。魏明帝接到举报，立即下令派禁卫军将许允捉拿归案，许允也只好去见皇帝。 　　全家人号啕大哭。 　　允妻却镇定自若。她对家人说：不要哭，老爷一会儿就会回来。又交待丈夫：见了皇上只能讲理不能求情。 　　许允听了妻子的话。他对魏明帝说：知人善任，是用人的原则。臣之所选，都是臣了解的人。请陛下查检他们是否称职。如果有不称职的，臣甘愿领罪伏法。 　　查检的结果，是许允被无罪释放。 　　回家时，妻子已经煲好了小米粥在等他。 　　不过许允终究还是卷入了李丰、夏侯玄的案子，被司马师逮捕，最后死在流放的路上。消息传来时，允妻正在织布。她跟上次一样神色不变，只是淡淡地对报信的门生说：早就知道会是这样。她也谢绝了门生帮她藏匿儿子的好意。允妻说：孩子们不会有事的，用不着藏起来。 　　实际上她的儿子并非没有危险，司马师也果然派了钟会前来查看。司马师的指令很明确：如果许允之子的德才与父亲相近，那就必须斩草除根。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许允之妻却从容应对。她交代两个儿子：既不用担惊受怕，也不用耍小聪明，老老实实有问有答就好。哭是要哭的，但不要太悲哀，还可以多少问点朝廷的事。 　　儿子果然平安无事。 　　这就是大智慧了。这种大智慧，许多女人都有。只不过在男权社会，她们没有用武之地，只能在动乱之时帮自己的家人站稳脚跟，渡过难关。 　　比如辛宪英。 　　宪英是曹魏重臣辛毗（读如皮）的女儿。司马懿发动政变时，她的弟弟辛敞是大将军曹爽的参军。当时，司马懿关闭了洛阳城门，曹爽和皇帝在城外。曹爽的部下决定闯关出城救援，要辛敞也一起去。 　　辛敞拿不定主意，去问姐姐。 　　宪英说：曹爽必死无疑。 　　辛敞说：那我就不该出城了吧？ 　　宪英却说：怎么能不去？职守是人之大义，悲悯是人之常情。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你是大将军的属下，当然要去救援，这只不过是尽职尽责随大流罢了。 　　于是辛敞出城，曹爽也果然被杀。事后，辛敞不无感慨地说：幸亏向姐姐请教，差点成为不义小人。 　　这样的女人，哪一点输给男人？ 　　还有严宪。 　　严宪是杜有道的妻子，十八岁守寡，一手拉扯大一儿一女。后来，她把女儿嫁给了一个名叫傅玄的人。这事让族人大惑不解，议论纷纷。因为当时曹爽气焰正旺，司马懿则装病在家，而曹爽的党羽何晏又是傅玄的死对头。傅玄受何晏压迫，几乎没人敢跟他通婚。 　　族人说：何晏要灭傅玄，那是排山压卵以汤浇雪。 　　严宪却说：你们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何晏多行不义必自毙，司马太傅（司马懿）则不过“兽睡”而已。卵破雪融的，当然自有人在，但绝不会是傅玄。 　　结果不出所料，何晏被司马懿杀掉，傅玄则在六十二岁那年寿终正寝。顺便说一句，傅玄不比寻常。他是西晋哲学家和文学家，著有《傅子》等书，《晋书》有传。 　　严宪的见识，岂非在众人之上？ 　　至少，远远超过曹爽之流。那帮人都认为司马懿已经行将就木，只有她看出是猛兽装睡。 　　这简直堪称女政治家。 　　不过最具政治家素质和风范的，也许当数曹操的第二任正妻卞夫人。卞夫人原本出身倡门（艺人家庭），地位很是卑贱。然而她的气度和见识，却远在一般大家闺秀之上。曹操因为反董卓，只身逃出洛阳，结果在中牟县被捕。消息传来，家中乱作一团，属下也准备作鸟兽散。 　　卞夫人挺身而出。 　　当时还是小妾的卞夫人对大家说：曹君情况不明，为什么要惊慌失措？现在临阵脱逃，将来曹君回家，诸位可有脸面见他？再说大难临头，不正该同甘共苦吗？ 　　此事让曹操大为感动，也非常敬重。因此，他跟原配丁夫人离异后，便将卞夫人立为正妻。卞夫人却依然尊丁夫人为大房，一年四季都派人给丁夫人送东西，还趁曹操出征的时候把丁夫人迎回家来，恭恭敬敬地侍奉，尽管丁夫人当年对卞夫人母子是很不怎么样的。 　　丁夫人也大为感动。 　　难怪曹操认为卞夫人可以母仪天下。卞夫人自己也非常低调朴实，宴请家人从来不用山珍海味。她甚至明确告诫卞家人：别指望我为你们谋取私利，也别指望犯了事我帮你们求情，如果想罪加一等倒有可能。 　　这又让曹操另眼相看。 　　实际上卞夫人非常懂道理，也非常会做人。曹操缴获了珠宝首饰之类的战利品，总是拿来让卞夫人先挑，卞夫人则每次都挑中等的。曹操问她为什么，她说：挑最好的是贪婪，挑最差的是虚伪，所以挑中等的。 　　这叫什么？这就叫得体。 　　卞夫人的最大优点也正是得体。她的儿子曹丕被册封为太子后，身边人都来祝贺讨赏。卞夫人却说：丕儿能够成为储君，不过因为年长而已。至于我自己，能够不被批评为教子无方便已是万幸，有什么可庆祝的？ 　　曹操听说后又大为赞赏。他说：愤怒而神色不变，欣喜而举止有节，这可是最难做到的啊！ 　　没错。这在魏晋风度，就叫雅量。 　　谢安的太太刘夫人也是一个有雅量的。尽管她对谢安的好色防范甚严，却能不动声色，四两拨千斤。谢安想要纳妾，让小辈们去做刘夫人的工作。于是众人大讲《诗经》，说那就是圣人教导我们的不妒之德。 　　刘夫人是名士刘惔的妹妹，当然知道《诗经》是怎么回事。于是故意问：这些教导都是哪位圣人的？ 　　众人答：周公。 　　刘夫人说：难怪！要不你们也去问问周婆？ 　　呵呵，魏晋那些女人！ 　　本卷大事年表 　　公元220年（黄初元年），曹丕代汉，魏始。 　　226年（黄初七年），曹丕卒，子魏明帝曹叡继位。 　　239年（景初三年），魏明帝卒，侄曹芳继位，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共辅政，次年改元正始。 　　249年（正始十年），司马懿政变，杀曹爽，曹魏政权归司马氏。王弼卒，年仅二十四岁。 　　251年（嘉平三年），司马懿卒，子司马师执政。 　　254年（嘉平六年），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 　　255年（正元二年），司马师卒，弟司马昭执政。 　　260年（甘露五年），曹髦讨伐司马昭兵败被杀，司马昭立曹奂，是为魏元帝。 　　263年（景元四年），蜀汉亡，阮籍卒，嵇康卒。 　　264年（咸熙元年）三月，司马昭由晋公为晋王。五月，追谥司马懿为宣王，司马师为景王。 　　265年（咸熙二年，西晋泰始元年）八月，晋王司马昭卒，子司马炎继位。十二月，魏元帝禅让，司马炎称帝，是为晋武帝。追谥宣王司马懿为宣皇帝，景王司马师为景皇帝，文王司马昭为文皇帝，按照西周封建制封皇族二十七人为国王。曹魏亡，西晋始。 　　272年（泰始八年），向秀卒。 　　280年（咸宁六年），吴亡，晋一统天下，三国终。 　　285年（太康六年），汉字传入日本。 　　290年（永熙元年）三月，晋武帝司马炎卒，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 　　291年（永平元年）三月，贾皇后召楚王司马玮入朝，杀太傅杨骏，废杨太后，由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六月，贾皇后诬司马亮谋反（八王之乱一），下诏令楚王司马玮杀之，然后又以矫诏罪名杀司马玮（八王之乱之二）。 　　299年（元康九年），贾皇后诬太子司马遹（读如遇）谋反，废为平民，杀其母谢淑媛。 　　300年（永康元年），赵王司马伦（八王之乱三）怂恿贾皇后杀司马遹，然后又以“为太子复仇”为名，发动政变废贾皇后（之后被杀）。 　　301年（永康二年，建始元年，永宁元年），司马伦废晋惠帝而自立，齐王司马冏（八王之乱四）起兵杀司马伦，司马衷复辟。 　　302年（永宁二年，太安元年），长沙王司马乂（八王之乱五）起兵杀司马冏。 　　303年（太安二年）八月，成都王司马颖（八王之乱六）、河间王司马颙（八王之乱七）起兵讨伐司马乂，司马颙遣都督张方进围洛阳。 　　304年（太安三年）正月，东海王司马越（八王之乱八）执司马乂送张方，张方烧杀之。司马颖等人逼晋惠帝立司马颖为皇太弟，以司马颙为太宰。七月，司马越攻司马颙，兵败，司马衷被俘。十一月，张方挟司马衷迁都长安，废皇太弟司马颖，立司马炽。同年，氐族豪帅李雄据益州，称成都王。匈奴酋长刘渊称汉王。 　　305年（永兴二年），司马越等举兵讨司马颙，司马颙遣司马颖率军拒之，司马越兵败，司马颖进据洛阳。 　　306年（光熙元年），司马越反攻胜利，司马颖兵败被杀。司马越杀晋惠帝，立司马炽，是为晋怀帝。司马越以太傅辅政，司马颙被谋杀。李雄在成都称帝，国号成。 　　308年（永嘉二年），刘渊称帝，都平阳。 　　310年（永嘉四年），刘渊卒，子刘聪杀继承人自立。 　　311年（永嘉五年），司马越卒。刘渊部将石勒大破晋军，掳太尉王衍。后攻陷洛阳，掳晋怀帝司马炽，晋武力尽失。刘渊侄子刘曜攻长安，杀南阳王司马模。 　　312年，西晋无皇帝，无年号。郭象卒。 　　313年（建兴元年），司马业于长安称帝，是为晋愍帝。 　　316年（建兴四年），晋愍帝司马业出降，西晋亡，立朝五十一年。 　　317年（建武元年）冬，晋愍帝被杀。 　　318年（太兴元年），司马睿在建业（今南京）即帝位，是为晋元帝，东晋开始。同年刘聪卒，子刘粲继位，后被杀，刘曜自立称帝。 　　319年（太兴二年），刘曜还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刘曜部将石勒称赵王。 　　322年（永昌元年），王敦兵临建业城下。晋元帝司马睿卒，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晋明帝。 　　324年（太宁二年），王敦卒，王敦之乱平。 　　325年（太宁三年），晋明帝司马绍卒，子司马衍继位，是为晋成帝，年五岁，庾太后临朝，王导和庾亮辅政。 　　327年（咸和二年），苏峻之乱起。 　　328年（咸和三年），石勒擒杀刘曜，前赵亡。 　　329年（咸和四年），苏峻之乱平。 　　330年（咸和五年），石勒称帝，国号仍用赵，史称“后赵”。后赵拥有北方大部，与东晋隔淮河对峙。 　　333年（咸和八年），石勒卒，子石弘继位。 　　334年（咸和九年），李雄卒，李雄子李期杀继承人李班自立。石虎杀石弘。 　　337年（咸康三年），鲜卑豪帅慕容皝（读如恍）称燕王，都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 　　338年（咸康四年），李寿杀李期自立，改国号为汉。 　　339年（咸康五年），王导卒。 　　340年（咸康六年），庾亮卒。 　　342年（咸康八年），晋成帝司马衍卒，弟司马岳继位，是为晋康帝。 　　343年（建元元年），成汉国李寿卒，李势立。 　　344年（建元二年），晋康帝司马岳卒，子司马聃继位，是为晋穆帝，年两岁。 　　345年（永和元年），桓温任荆州刺史。 　　347年（永和三年），桓温伐蜀，李势投降，成汉亡。 　　349年（永和五年），石虎称帝，不久卒，内乱起。 　　350年（永和六年），石虎养子汉人冉闵篡位称帝，国号魏，史称“冉魏”。 　　351年（永和七年），后赵帝石祗被其部下所杀，后赵亡，立国三十三年。氐族豪帅苻健自称天王大单于，都长安，国号大秦，史称“前秦”。 　　352年（永和八年），燕王慕容隽擒杀冉闵，冉魏亡。慕容隽称帝，都邺，史称“前燕”。同年苻健称帝。 　　354年（永和十年），桓温伐前秦，兵至灞上。 　　356年（永和十二年），桓温大败姚襄，入洛阳。 　　357年（升平元年），前秦苻健继承人被苻坚所杀。 　　361年（升平五年），晋穆帝司马聃卒，司马丕继位，是为晋哀帝。 　　364年（兴宁二年），葛洪卒。 　　365年（兴宁三年），晋哀帝司马丕卒，弟司马奕继位，是为晋废帝。 　　369年（太和四年），桓温伐前燕。 　　370年（太和五年），前秦大破燕军，前燕亡。 　　371年（太和六年）十一月，桓温废司马奕，立会稽王司马昱，是为简文帝。 　　372年（咸安二年）七月，简文帝司马昱卒，遗诏以桓温辅政，依诸葛亮、王导故事。太子司马曜继位，是为孝武帝。 　　373年（宁康元年）七月，桓温卒。 　　374年（宁康二年），日耳曼蛮族诸部开始大举入侵罗马帝国，欧洲民族大迁徙。 　　376年（宁康四年），前秦伐前凉，前凉亡，立国五十七年。之后，前秦又伐鲜卑拓跋部所建之代国，代亡。至此，中国的北方完全由前秦统一。 　　383年（太元八年），秦晋淝水之战。 　　384年（太元九年），前秦苻坚部将鲜卑人慕容垂自称燕王，史称“后燕”。慕容泓称济北王，史称“西燕”。羌人姚苌称秦王，史称“后秦”。 　　385年（太元十年），姚苌擒杀苻坚。前秦部将鲜卑人乞伏国仁建国，史称“西秦”。 　　386年（太元十一年），鲜卑酋长拓跋珪（读如归）称王建国，史称“北魏”。后秦王姚苌入据长安称帝。氐族人吕光建国，史称“后凉”。 　　394年（太元十九年），西秦灭前秦，前秦亡，立国四十四年。后燕灭西燕，西燕亡，立国十一年。 　　396年（太元二十一年），晋孝武帝司马曜被其妃张贵人谋杀，子司马德宗继位，是为晋安帝。 　　397年（隆安元年），鲜卑秃发乌孤称王建国，史称“南凉”。后凉匈奴豪帅沮渠蒙逊建国，史称“北凉”。 　　398年（隆安二年），后燕慕容德称王建国，史称“南燕”。 　　399年（隆安三年），孙恩之乱。 　　400年（隆安四年），西秦王降后秦，西秦亡。北凉敦煌太守李暠（皓的异体字）建国，史称“西凉”。 　　402年（元兴元年），桓玄起兵攻东晋。 　　403年（元兴二年），南凉、北凉攻后凉，后凉降后秦，后凉亡。晋安帝让位与桓玄，桓玄称帝，国号楚。 　　404年（元兴三年），刘裕起兵讨桓玄，桓玄兵败被杀。 　　405年（元兴四年，义熙元年），晋安帝复位。谯纵叛晋称王，据成都，史称“西蜀”。 　　407年（义熙三年），后秦将军匈奴人赫连勃勃叛后秦称王，国号夏，史称“胡夏”。后燕天王慕容熙被杀，后燕亡，立国二十四年。高云为燕帝，史称“北燕”。 　　410年（义熙六年），东晋擒杀南燕帝慕容超，南燕亡，立国十三年。 　　413年（义熙九年），刘裕遣军攻西蜀，西蜀亡。 　　414年（义熙十年），西秦攻南凉，南凉亡，立国十八年。 　　417年（义熙十三年），东晋攻后秦，后秦亡，立国三十四年。 　　418年（义熙十四年），刘裕毒杀晋安帝司马德宗，立其弟司马德文，是为晋恭帝。 　　420年（东晋元熙二年，刘宋永初元年），晋恭帝司马德文让位于宋王刘裕，东晋亡，立国一百零四年。刘裕称帝，是为武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南朝开始。 　　421年（永初二年），北凉攻西凉，西凉亡，立国二十二年。 　　427年（元嘉四年），陶渊明卒。 　　431年（元嘉八年），胡夏攻西秦，西秦亡，立国三十九年。吐谷浑击胡夏，胡夏亡，立国二十五年。 　　436年（元嘉十三年），北魏攻北燕，北燕亡，立国三十年。 　　439年（元嘉十六年），北魏攻北凉，北凉亡，立国四十三年。五胡十六国时代终，南北朝时代始。 书香门第【白鹰魅影】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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