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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案录：民国那些奇案》
作者：富杰

编辑推荐

　　1.史料丰富，揭秘性。
　　此书通过民国时期十四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选择最引人关注的十四个奇案展开故事，环环相扣、惊心动魄，贴近真实地还原历史真相。
　　2.通俗适读，趣味性。
　　此书以史实为依据，将史料与故事有机结合，多角度、全方位地逐层透析各个案件背后的疑点，集悬疑、恐怖、推理、历史于一体，读之畅快淋漓。
　　乱世民国的十四宗离奇悬案
　　线索追踪——
　　揭秘层层迷雾背后的真实面目
　　众说纷纭——
　　走出各路豪侠奸佞的局外之局
　　曝光最真实的奇闻异事
　　至今未解的惊天凶案
　　轰动民国的犯罪实录

内容简介

　　民国时期，中华大地扰乱不堪，内忧外患，政党林立，明争暗斗，局势动荡，人民身陷水深火热之中。在乱世的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演了不知多少扑朔迷离的奇案。
　　作者从浩瀚的民国史料中选取了广受关注的十四个人物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悬疑案件，带读者一起挖掘其背后隐藏的秘密，还原民国时期动乱的历史，重新解答这些不解之谜。
　　重重疑云，惊心秘闻，一部部诡异档案勾连缠绕，呈现出一幅生动鲜活的民国画卷。

作者简介

　　富杰，男，自由撰稿人，主修历史专业，爱好文学写作，业余研究明清、民国时期历史，长年收集典籍及民间史料，致力于解密近代历史案件。历史知识丰富，文字功底深厚。



第一章 戴笠：乱世风云无情血

　　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军统局局长、大特务戴笠，乘222号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谁知途中南京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大雨不停，与地面联系劝他另降机场。戴笠不得已命令转飞上海，可上海仍然下着大雨，无法降落，飞机又改飞徐州降落，之后撞上岱山，机上人员全部死亡。戴笠死了，国民党上层官员暗中拍手叫好。从最新解密的国民党档案中得知，戴笠之死并非单纯的坠机事件，疑是谋杀。风云一时的大特务戴笠，也因此走进了历史谜案。
　　那么以残酷无情著称，并号称“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的戴笠，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物？他究竟是被人暗杀还是坠机而死的呢？
　　戴笠（1896—1946），小名春风，字雨农，据说他的名字戴笠是化自《越歌谣》中的“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辑；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而这里的“君”也许指的就是蒋介石。戴笠是浙江江山人。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蒋介石侍从副官。1928年开始进行情报活动。1930年建立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深得蒋介石宠信。1932年3月，蒋介石为加强特务统治，先组织力行社，后在南京秘密成立“中华复兴社”（又名“蓝衣社”），被任命为特务处处长。
　　1938年，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戴笠任副局长。1942年，美蒋联合组成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兼为主任。同年，他为即将深入东南日战区的梅乐思示范。1943年，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1945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毕生积极发展军统特务势力，排除异己，残害人民，破坏革命。1933年6月暗杀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铨，同年11月捕杀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共产党员吉鸿昌，次年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刺杀于沪杭道上，种种血腥事件，都由戴笠一手布置。
　　一位外国记者后来这么回忆戴笠：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然而个别的几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当戴笠处于鼎盛时期见过他的西方人，却对他有强烈多彩的印象：从一方面看，二战中没有一个人的形象要比他更黑；而从另一方面看，又没有人比他更白。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他锐利的目光所震慑。一个戴笠领导下的在敌后工作的OSS（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说：“戴笠中等身材，壮实，外表粗犷强硬，有军人的干练。他的脸轮廓分明，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还有一张坚毅的嘴。”一个出生于中国传教士家庭的美国军官写道：“戴笠英俊瘦长，有一双纤细优美的手，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国戏台上的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审视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以备日后之用。”
　　对于40年代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戴笠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被普遍认为“不是中国的卡那瑞斯上将，而是亨利希?希姆莱”。戴笠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希姆莱。他几乎是所有美国民主理想的敌人。在蒋的统治下，他企图通过铁腕来统一中国。
　　戴笠出生于江山，其家位于浙江西南边界、赣闽交界处的新安江源头。据说戴家是西汉时期戴圣的后代。但根据当代江山县地方志专家们的看法，戴家有案可籍的祖宗可追溯到晋朝的戴安道。他的子孙分散到江苏、两湖、安徽和浙江。在安徽休宁，原以元朝秘书修撰戴安德为首的戴氏家族于灾难重重的14世纪元明过渡期迁移到了浙江的龙游县。这一支家族的首领是戴天熊，后来他把家迁到了江山仙霞岭的龙井。
　　戴笠的曾祖父戴启明（字日明），在当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中赢得武德左射骑的荣誉称号，而提高了其贫穷农民家庭的社会地位，像所有在清朝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立功而在乡村升官发财的后代一样，戴氏们变成了当地的地主和高利贷者，成为了一个小康之家。戴启明偶听一算命先生说仙霞岭的保安村风水好，“得此地者昌”，便动了心，几经周折，举家迁到了保安镇。后来搬到了离仙霞岭20公里之外的保安村。
　　戴启明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桢奎、顺旺、大猷在保安村安顿下来。二子戴顺旺便是戴笠的祖父。和父亲一样，戴顺旺也因效忠清政府而被授予晋升五级的荣誉。他利用这个荣誉，一面继续以高利贷赚够了钱置了200亩良田，同时在保安开办了一系列的产业，并获得了种茶、收木材和在附近山坡上采矿的权利。到戴顺旺死时，这笔可观的产业主要落到了在衢州府衙任巡警、挥霍无度的儿子戴士富之手。
　　戴士富是一个嫖赌成性的败家子，在生下两个儿子春风和春榜时，大部分家产已被他挥霍掉了。在他去世时，那原有的200亩地只剩下了20亩。那段时期，戴家只得靠戴母的劳动来维持。戴氏夫人是江山县贵族蓝氏家族的后代，为养活孩子，她开始替人缝缝补补。戴母是个识字的人，她毫不犹豫地承担了教育儿子的责任，尤其是对长子春风。
　　戴春风（字子佩）原号芳洲，14岁进入高小，取学名征兰。在他30岁进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时改了名字，叫做戴笠。
　　戴笠的母亲在戴笠7岁时替他在当地的私塾里报了名。9岁时，私塾老师毛逢乙指点他通读了“四书”，次年戴笠便开始了习作。到11岁时，母亲的鼓励和教导使他进入了当地的小学，也使他养成了忠孝之心。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少见：这个缺少父爱的孩子受到意志坚定的母亲的督促。戴母下定决心，要使这个衰落的家庭继续保持它温雅的外表。她显然不遗余力地让儿子上完了学，而且还不断地提醒儿子不要重蹈覆辙，像父亲那样当个衙门的巡警，软弱地对上司俯首帖耳。而戴笠铭记母亲的教诲，对母亲十分孝顺。后来有人评论说，当戴笠凭着自己的本事成为一个令人惧怕的人物时，他仍然对母亲十分孝敬。
　　戴笠孝心的象征便是他在仙霞岭下为母亲盖的别墅。戴母原来的房子被改建成一座精心设计的公馆，现在是保安的“文化馆”，里面还保持着一些洛可可式家具、精致的楼梯以及抗战时期用作装饰的华丽镜子。她在乡间的别墅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名字“率性斋”，建在一个山顶上，由一队戴笠的人员看守，他们可通过私人电台直接与军统总部联系。戴母的家丁有权免受逮捕，而且据共产党公布的资料，她用这些人来经营讼棍和包揽活动。这座别墅俯视着一个美丽的池塘及一旁那个被叫做“天雨亭”的亭子。
　　戴笠常对手下的人说要向他母亲学习，学习她管理如此繁多事务的能力。每当戴笠劣性发作把手下人当仆人一样虐待时，他的母亲便会轻声而坚定地劝说他，于是他会立刻安静下来，压住怒火。看来，只有她能完全地控制他，而他同时也是母亲的宠儿。当戴笠的飞机在1946年失事后，没人敢去告诉她儿子的死讯。为了不让戴母得知戴笠的死讯，毛人凤特派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带人前往江山，谎称戴笠已出使英国，并留下一个大队，驻扎江山，护卫戴家老小，每月伪造两封戴笠的电报，向戴母问候。戴母73岁寿辰时，毛人凤又精心策划了一个隆重的祝寿活动，陈诚、胡宗南、何应钦等国民党要员致贺信、送寿礼，大宴宾朋，以慰戴母思子之心。即使她后来猜出了真相，但是她也从来没表露出来。次年她便去世了。
　　也许戴笠在母亲眼里是个善良的人，但从少年时起他便是一个受人尊敬，但并不总讨同学喜欢的“剽悍”的小伙子。虽然他很会装假充善，但早在他十来岁上小学时，他就被发现是个不守成规、嫖赌成性的捣乱分子。不过他是个天生的领头人物。
　　1909年，戴笠离家进入了县立文溪高小；16岁时成了学校宣传卫生、提倡进步、反对鸦片和裹小脚的“青年会”主席。戴笠的记忆力非常强健，因此功课比较好，文溪高小毕业时，是班上的第一名。次年秋，戴笠考取了浙江省一中，他在那里过了3个月。向来聪明的他赢得了老师的尊敬和同学们的忠心，但在他因偷窃被抓，被校方开除。于是他在杭州的一家豆腐坊里干了一段时间，之后，便回到了山区的老家与家人团聚，那时他20岁。
　　无所事事的戴笠对赌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也使他卷入了更大的麻烦之中。他把扑克牌玩得得心应手，而且学会了在洗牌时做手脚的诀窍，所以经常作弊。那时，县警察常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逮捕赌棍的方法来禁赌，为了避免罚款，地方上大多数成瘾的赌徒常在夜晚聚集在夏口河对面的一块空场地上。为了不被水浸湿，戴笠常用一只装稻米的滚筒划着过河。有一晚他因屡次作弊而被抓，被打得鼻青脸肿。
　　为了保命，戴笠把偷来的扇子卖掉，凑足了路费回到杭州，在那里志愿报名加入了潘国纲指挥、总部设在宁波的浙江陆军一师。
　　戴笠参军后继续赌博。他所受的军事训练，后来证明完全不合格。
　　晚上熄灯以后，他会翻越栅栏到兵营外去和流氓、光棍们打牌。不管戴笠是否作了弊，他的确从打牌中赚了很多钱。他用这些钱请他的战友们吃喝（他总在手头放一些酒，口袋里装些西瓜籽，身边有一些小吃），他还用这些手段与地痞们结交，而这些人最终又把他介绍给青帮分子。
　　当他这些夜间活动遭到上司的惩罚时，戴笠当了逃兵。1918年间，他在宁波一带挣钱糊口，后来他的母亲下决心把他带回江山，为他在一所比较像样的民间学校报了名。
　　显然，在戴母的督促下，他以榜上第二名的成绩通过了衢州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但戴笠无心成为一个小学教师。毕业后，他利用和青帮的关系离开了杭州去了上海。
　　在那里，他在杭州的秘密帮会“师傅”把他介绍给了青帮头子，即当时上海城最有权势的帮主黄金荣。于是通过这些关系，在刘志陆、张啸林、王晓籁、向海潜、张子廉、田得胜、冯石竹、唐绍武、石孝先及范绍增横行的时代，戴笠成了那些臭名昭著的上海流氓和“打手”们的好友。
　　对于这些乱七八糟的帮匪们来说，戴笠只不过是一个跑腿的。他在赌场当过私人保镖、跑堂，而且常常还没有事做，于是他想赚点外快或找靠山来支撑自己的职业。不过，哪怕是俗艳廉价，他也总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说，在杭州“打流”，也意味着得保持他惟一的一套夏装的整洁。因此他通常在西湖边找一块无人之地，脱下上衣和裤子来洗，然后把衣服晾在一块有阳光照射的岩石晒干，自己在一边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样。
　　在上海戴笠力图保持同样的形象。每晚都洗身上惟一的那套西服，好在他睡觉时晾干，于是戴笠在人们眼里总是显得要比他的实际情况得体。事实上，他是靠在商务印书馆当职员的表弟张冠夫的供养生活的。张冠夫在小北门地段租了一间小阁楼与妻子住，戴笠就睡在这对夫妇床边的地板上。这一点造成了戴与表弟媳王秋莲之间的紧张关系。戴笠曾企图通过表弟在商务印书馆找工作，结果由于张太太的阻挠而没能得逞，而且她有一次还真让他吃了闭门羹。
　　不过，尽管她反对，张冠夫还是随着戴笠进入了情报工作系统，成了他联络组的一员，并在1937年接受了主管苏浙行动委员会经理处的中将及军统财务处副处长的任命。
　　尽管有这些报赏，张太太仍旧看不起戴笠。她所了解的这个秘密警察头子是个瘪三，在她看来，他永远是一个扮作国王的猴子而已。而到了后来灯红酒绿的年代，轮到戴笠扬眉吐气的时候，他对张夫人十分鄙视，管她叫做毫无青春魅力的“黄脸婆”。与此同时，他又怂恿表弟纳妾，让他的妻子与一个年轻美貌的小老婆同居一个屋檐下，来竭力折磨她。
　　当他表弟去商务印书馆上班时，戴笠经常光顾上海小东门那儿的十六铺一带，他在那里的流氓中算是小有名气的。十六铺是个混乱的商业地带，出过像杜月笙这样的人物。而这个大名鼎鼎的帮会头子杜月笙正是在那时看出那个年纪的戴笠是个“人才”。关于这位青帮头子与未来的蒋的特工首脑的关系，万墨林的说法最具有权威性。他原来是杜月笙的机要秘书，后来加入了戴笠的军统。万在1928年报告说，当戴笠只有31岁时，他已作为一个情报员在为胡靖安工作了，他决定自己的未来成就取决于在上海地下社会中建立同盟关系。
　　于是，戴笠拜访了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杨虎，杨直率地告诉他：“你要在上海搞情报，就得跟一个朋友联系。”这位朋友，自然就是杜月笙了。
　　那天杨司令带了戴笠来拜访杜月笙，戴笠身着整洁的西服，头发梳得平整光亮，一双明亮的眼晴睁得很大，谈吐也很得体。虽然他刚离开军校不久，而且只不过30岁的年纪，他在杜先生和杨司令面前讲起话来却既慷慨激昂又胸有成竹。尤其是在简单的客气话后，他直截了当地向杜先生提出请求，而杜先生则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好吧。以后有事的话，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如果我不在，你可以让万墨林转告。”
　　后来这三人成了结拜兄弟（戴笠比他们两人小8到9岁）。戴笠把这个帮会头子称作“三哥”。当戴笠的嫡亲表弟张冠夫得知他们的关系后，惊恐万状，马上把戴笠赶了出去，怕他与地下社会的关系连累到他家的安全。
　　丢了亲情的戴笠却有一个臭味相投的“靠山”兼“启蒙”的知己，那就是胡宗南。
　　在后来的年代里，胡宗南成了戴笠在黄埔毕业的国民党将军中至关重要的同盟。戴笠在讲起他与胡的结识时的口气，好像是在描述《三国演义》或《水浒传》中的兄弟结盟一样，栩栩如生。
　　一天，他在西湖边灵隐寺入口处的一块岩石上晒那套由灰色军装改成的服装，一边光着身子藏在水里等着衣服晒干。胡宗南当时是小学老师，带学生来玩。那些学生也坏，其中有人看见石头上的衣服和鞋子就上来捡，然后威胁戴笠：“你要光屁股回家了。”戴笠很着急，小孩子做事情可是没有谱啊。戴笠于是忙叫喊起来，让他们把衣服放下。那位教师发现戴没穿游泳衣，便叫自己的学生把衣服放回岸边晒干。尽管这两个人没有交换语言，但对水中人的尴尬他们相互抱以微笑。
　　过了一会儿，等学生和老师走了以后，戴笠穿上了衣服。等到有了机会，他便去当地的小学感谢胡宗南的周到。不久，胡便进入了黄埔军校，成了蒋介石宠爱的“天子门生”之一。于是，早在胡变成“西北王”、戴笠变成蒋的秘密警察头子以前，这两人就发现他们之间情投意合，更不用说他们的勃勃野心了。
　　戴笠的另一个重要机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天意——是他在上海与蒋介石的会面。虽然会面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可能是在1921年。当时蒋正同包括戴季陶、陈果夫在内的一帮朋友在上海经营股票贸易市场，为孙中山集资。就此，戴笠认识了这些人。
　　当时这些革命派把他当作“小瘪三”。当他们需要人跑腿时，戴笠就受到差遣。当他们要泡热茶时，戴笠就被招进屋里。戴季陶很快就发现，这个竭力想讨好他们的跑腿跟他同姓，于是他开始询问这个年轻人有什么生活目标。戴笠意识到这些人可不是一般的记者或生意人。由于那时名为“光棍”、实为革命党信使的人们来往频繁，戴笠便猜想他们是孙中山在广州的特工人员。但他不敢把这些说出来，于是他一开始回答戴季陶说：“只要我有饭吃，什么都行。”后来他终于告诉戴季陶，他那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欲望是如何使他来到了上海过“打流”生活的，于是这个长者对“小瘪三”的态度开始转变了。蒋介石注意到戴季陶对戴笠这么好，这个年轻人已经开始称老戴“叔叔”了，他也开始交给戴笠更重要的任务。当然，很久之后戴笠才成为总司令的亲信，但他们的密切关系可以追溯到这个秘密警察头子当年在上海街头“打流”的日子。
　　不仅如此，虽然戴笠很讨厌别人谈论他的这些往事，但他自己却喜欢讲那时他完全靠自己本事吃饭的故事。他谈起自己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的往事的时候，经常放声大笑。在他看来，那段日子是“陶冶”阶段，就像一件瓷器成形，一块金属受到冶炼一样。他惟一的遗憾是没有更快地看出蒋介石后来会晋升得如此之快，所以没有马上在这个未来的国民党领袖身上下他的赌注。
　　官场得意的人自然不愿情场失意，可天性好色的戴笠在私生活上却是一团糟。贬低戴笠的人说，戴笠不仅总与某个女特务有纠葛（如邹志英），而且还不断地威胁他部下的妻子或姐妹，所以只要他对这些家属发生兴趣，他的部下会马上告诫这些女人躲开。邹志英是杭州人，戴笠多年的情妇。起初她以为戴笠是真心爱自己，后来却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他偶尔寻开心的玩具，而且长期不许见面。邹伤心失望之余，跑到军统局大吵大闹。戴为顾及颜面，下令将邹逮捕，先送重庆集中营，因过度刺激以致精神失常，后又被转息烽集中营长期囚禁。邹在狱中毫无顾忌，大谈戴笠的艳事与丑闻，闹得不可开交。为避免丑闻扩散，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受戴笠之命为被凌辱的女犯专建一小屋，四周栽植花木，生活上给予优待。直到戴笠死后，她们才获得自由。
　　据说戴笠尤其热衷于类似1934年在天津租界刺杀军阀孙传芳的施剑翘这类当代女侠客。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是孙传芳部队在安徽的一个师长，被孙杀死，所以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父报仇。结果，施剑翘为了复仇大胆刺杀孙传芳，使她成了一个广得人心的名人：侠义孝女，合二为一。当时的人把她比做游侠小说《儿女英雄传》中的女英雄何玉凤。而公众则认为她是戴笠军统的一个高级特务，这似乎是误解。
　　戴笠还对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产生过兴趣，她曾在热河一带女扮男装指挥过伪政府骑兵队与游击队作战。但是，假如这些关于他的桃色新闻可信的话，那么戴笠对任何种类或年龄的女人都会发生兴趣。不管是佣人还是他最优秀的学生，是女特务还是医生，是朋友的妻子还是合法或非法的妓女，只要他看上了就行。
　　前军统特务说，戴笠在许多地方有住宅的原因之一，就是供他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玩弄女性。戴笠的婚姻是不幸福的。他与毛秀丛在1915年秋天结婚，他形容他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据说她非常固执僵硬，勤劳节俭，正直而胸无大志，甘于平庸的生活。虽然早在30年代她就疑心戴笠有风流韵事，但她怕他如同怕虎，从来不敢跟他争执。最终因为他的外遇，他们分居了。分居后，毛秀丛就病了，并于1939年死于上海。戴笠的助手们宣称，他们对于戴笠玩弄女性感到非常尴尬。每次他坐车外出视察特务站，总有各种女性陪同，而他的随从官则被迫做起中间人来。一位前秘密特务说：“我虽四次做过他的随行人员，却从没有人敢提起他这些有关污辱女性的事。”
　　但他并非跟所有的女人都这么随便。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他生活的后期，戴笠似乎变得比较稳定并且有点重感情起来。在他战前活动的高峰期，据说他有两个主要的情人：赵霭兰和叶霞翟，他经常同时携她们俩外出。比如，每当外地情报组送来紧急报告时，戴笠会从他所在的任何地点亲自连夜坐车去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在这些长途夜行中，通常有两个司机轮换开车，戴笠往往在后座的赵霭兰和叶霞翟的中间休息。
　　叶霞翟毕业于浙江警察学校特训班。她在三机无线电学校当事务员时，戴笠看上了她。她成了戴笠的崇拜对象后，他便决定让她住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的公馆里，学一套上层风度。戴笠是杨家的密友，也是杨家在环龙路公馆的常客，他对这位国民党将军能够在身边围起一大堆女人替他应付社交的能力非常羡慕；而他对杨虎的情妇们能够牺牲色相，并奉命对将军的要客给予性便利印象非常之深。在叶霞翟学会了这方面的做法后，戴笠替她安排了到美国学习政治经济学。她回国后，他又安排她在成都华西大学教书。后来据一个对戴笠最苛刻的传记作家称，戴笠把叶霞翟嫁给了他最好的朋友胡宗南当妻子。
　　这事是真是假且不说，但戴笠把自己的另一个情妇也许配给了一个朋友。赵霭兰最终嫁给了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但这些联姻对这些女人来说并不总是如意。1940年戴笠又引诱他的英文秘书余淑衡，虽然这个年轻的湖南女人已经与军统的一个重要特务订了婚。戴笠说要跟余结婚，但两年后他迷恋上了影星胡蝶，马上用送她去美国学习的方式把已经怀孕的余淑衡抛弃了。
　　这里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戴笠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的确为这位女演员所倾倒。戴笠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头子，胡蝶是著名电影皇后，他们两人的同居曾经有过许多街谈巷议。
　　抗战期间，电影皇后胡蝶原来居住于香港。1941年香港被日本军队占领，她和她的丈夫仓皇出走，先到广东韵关，再由韵关到桂林，最后抵达山城重庆。
　　这时，他爱上了胡蝶，软硬兼施，终于把她占为己有。在这之中，戴笠钻了一个空子。原来，日本军队占领香港后，胡蝶因不想躲来躲去，疲于奔命，打算滞留在香港。不料日本人却找上门来，邀她赴东京拍一部《胡蝶游东京》的影片，宣扬所谓“中日友善”的思想。胡蝶这才意识到继续留港的严重性，决定绕道回内地。行前，胡蝶夫妇将历年积存的财物装成30只箱子，托当时在香港秘密负责接送工作的杨惠敏女士代运回国。不料，当胡蝶夫妇抵达广东韶关时，却得到30箱财物在东江被劫的消息。
　　胡蝶失宝，极为伤心，但戴笠却喜之不尽，认为是天赐良机。为了赢得胡蝶的好感，戴笠先是百般安慰，然后又信誓旦旦地保证要破案。于是他将杨惠敏和她的情夫抓来严刑拷打，得知的确是土匪抢劫之后，又派一批强干的办案人员赴广东全力侦破劫案。由于兵荒马乱，劫匪如麻，任凭有通天之能，此案也无法侦破。
　　戴笠情急之中心生一计，按胡蝶开的丢失珠宝、衣物的账单，派人去外国购置，然后谎说是追回了一部分财物。胡蝶是见过世面的人，一看这些“追回”的珠宝，衣物虽不是原物，但款色更新，价值更贵，于是对戴笠说了许多感激的话。
　　1943年7月4日戴笠跟美国方面的梅乐斯签署了中美合作所协议，之后和胡蝶同居于中美合作所内的杨家山公馆。此公馆布置得相当豪华，但胡蝶还是讨厌这个地方，屋前是山，屋后是山，连一个供散步的花园也没有。戴笠听见胡蝶这样一讲，立即下令在公馆前速造一所大花园，限一个月内完成。戴笠还亲自设计，在斜坡上用石块镶成了“喜”和“寿”两个大字，空隙处栽上各种奇花异草。据说，仅花卉和树木一项，就花去法币一万多元。胡蝶与戴笠同居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所以一天到晚总是郁郁不乐。戴笠是个杀人魔王，他要杀死一个人，比踩死一只蚂蚁还容易。因此，胡蝶表面上不得不应他，心中却在思念自己的丈夫潘有声。而戴笠为了霸占胡蝶，特地送给潘有声一张特别通行证，让他在滇缅公路上运输货物，通行无阻。因而潘有声行踪不定，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使戴笠有机可乘。
　　戴笠为博得胡蝶的欢心，想方设法在生活上满足她。于是在附近的神仙洞畔，又造了一所更华丽的公馆，作为他和胡蝶的新居。为了使胡蝶不爬坡，把平坦的马路一直修到胡蝶的房门口。戴笠的部下沈醉为了讨好她，采用强制的办法，逼迫工人们通宵达旦地赶工。因为疲劳过度，精力不集中，3名石匠被砸死，12名工匠被砸成重伤，轻伤则天天不断。潘有声从外地归来，得知娇妻已被“鸠占鹊巢”，非常恼火，就直奔中二路罗家湾19号军统局本部，但连去几次，都吃了闭门羹，又打听不出胡蝶的住所。有一天，他正在皇后饭店生闷气，戴笠的秘书王汉光去找了他，明确指出：“你要把胡蝶女士带回去，这点万万做不到，你还是拿些钱，做个官算了，聪明人不吃眼前亏。”潘有声知道鸡蛋碰不过石头，就独自悻悻回到了上海。
　　抗日战争胜利了。戴笠准备与胡蝶正式结婚，嘱咐胡蝶飞往上海，先与潘有声办理离婚手续。潘有声迫于权势，同意与胡蝶解除婚姻关系。胡蝶掉着眼泪对丈夫说：“姓戴的只能霸占我的身体，却霸占不了我的心。有声，我的心永远属于你。”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于南京近郊，与胡蝶结婚即刻成为泡影。以后，胡蝶便与潘有声一起，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上海到香港去了。
　　1946年3月17日下午1时13分，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有中国的希姆莱之称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乘座的专机坠毁，机上人员无一幸免。
　　戴笠死后，关于死因有不少民间传闻。戴笠一生十分迷信，疑神疑鬼，号称东方的盖世太保。早年困苦潦倒，有一次找人算命，算命先生说他“八字属于双凤朝阳格，但因缺水，故早年命运蹉跎，仕途难登。”于是就改名戴笠，字雨农，意思是雨中戴笠的农夫，水足得很，后果然青云直上，当上了军统局局长。戴笠每次出去时，起的化名都是带水字旁的，如“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一向平安无事。然而，1945年底，军统局秘书室助理袁寄演是位青年书生，接受了一些科学知识，替戴笠起工作化名时，故意不用水，而拟了一个缺水多山的化名：“高崇岳”。戴笠正好不在局本部。去了天津，无法知道新化名的拟定，而毛人凤也一时糊涂，没有好好想一下，竟马马虎虎的批准使用。但这一次却是命中注定难逃一劫。本来，他从北平起飞就有一点勉强，因为气候原因部属都劝他取消这次飞行。可是戴笠此时正与大名鼎鼎的电影女演员胡蝶打得火热。据说当天或是次日是胡蝶的生日，戴笠答应她一定赶到上海为她庆贺生日，所以强行起飞。又由于上海下雨，戴笠才改飞南京，目的仍是下机后便于乘车及时赶赴上海。哪里想到他匆匆忙忙赶的竟是一条不归的黄泉路。结果他的飞机撞在戴山掉入戴湖，这不能不说冥冥之中有一种不可逆转的巧合。
　　对关于戴笠专机失事的原因，人们一般认为是天气恶劣所致；但新近披露的史料也提出了另一种说法。
　　1928年7月2日，刚刚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的孙殿英，一夜之间将慈禧和乾隆两座墓掘开，将墓内陪葬的金银珠宝等洗劫一空，这就是著名的东陵盗宝案。
　　在孙殿英所盗得的宝物中，最珍贵的当数乾隆墓中一柄九龙宝剑。这柄剑长5尺，上雕9条紫金龙，象征“九九归一”。剑鞘用名贵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
　　孙殿英是个有名的兵痞，被蒋介石收编不久，就干下了盗清朝皇陵的重大事件，一时全国舆论哗然。然而，老于江湖的孙殿英将盗陵得来的赃物，买通了当朝权贵，结果轰动一时的盗宝案最后不了了之。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冀察游击队总司令。但由于他出身于臭名远扬的杂牌军，因而始终难得蒋介石的青睐。于是，他想到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军统特务总头目戴笠，通过关系与戴笠成了拜把子兄弟。后经戴引荐，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和任用。
　　为表示对戴笠的谢意，孙殿英将从乾隆墓中盗得的九龙宝剑交给戴笠，由戴转献给蒋介石。戴笠把宝剑随手交给了军统特务马汉三，要他设法将宝剑送往重庆，呈献给蒋。马汉三接过宝剑后，知道这是一件无价之宝，立即起了贪宝之心。
　　戴笠回到重庆后，迟迟不见马汉三将宝剑送来，于是发电给马汉三询问。马汉三撒谎说：为安全计，宝剑仍留在孙殿英处，容日后再做计议。
　　1940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到张家口一带活动时，被当地日谍机关逮捕后暗中投敌。宝剑先后落入日本大特务田中隆吉与女间谍川岛芳子手中。
　　马汉三被田中释放后，几年中在军统内步步高升。尽管如此，私自藏留宝剑的阴影始终笼罩在脑海中，成了他的“心病”。他经过多方打听，了解到宝剑落到了川岛芳子手上。抗战胜利后，马汉三通过活动，被戴笠任命为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到北平后，第一件事就是将川岛芳子逮捕，在川岛芳子住宅的地窖中找到了宝剑。
　　几年后，戴笠到北平检查肃奸工作。在提审川岛芳子时，意外地得悉了九龙宝剑的下落和马汉三投日之事，多年来萦绕在戴笠脑海里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戴笠从马汉三手中索回九龙宝剑后，并没有一句责备马汉三的话。相反，戴笠还故意留下一封信，让他转交文强，以示对马汉三的信任，以稳住马汉三。马汉三自交出宝剑后，死亡的巨大阴影笼罩着他。他感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向这个无人能敌的头号杀手挑战。
　　1946年3月16日，戴笠由北平去天津，随即转飞青岛。马汉三找来心腹死党刘玉珠，命他先期赶到青岛，设法在戴笠的专机上安置定时炸弹，制造空难事故。
　　第二天，戴笠决定上午11时飞往上海。刘玉珠获悉戴笠登机的时间后，立即驱车来到机场，向警卫戴笠专机的军统特务提出要登机检查安全。由于刘玉珠有华北督导员的身份，警卫没有怀疑。刘玉珠登上专机后，将一颗高爆定时炸弹放入一个木箱之中，并将引爆时针拨到飞机飞临上海上空时爆炸，以造成飞机降落时失事的假象。
　　21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首先刊登了戴笠专机失事的新闻。戴笠的死因，就此成为定论。一件弥天大案就此掩盖了过去。
　　戴笠专机失事后的第四天，军统总务处长沈醉赶到失事现场，从当地百姓手中追回了两件宝物，一件是一只一尺多高的宋代羊脂玉白九龙杯，一件就是戴笠从马汉三手中讨回的九龙宝剑。
　　负责办理此案的保密局司法处长李希成从清理戴笠的遗产和飞机失事的遗物入手，一步一步追查，终于弄清了马汉三藏留宝剑，投敌叛变，暗杀戴笠的全部事实真相。毛人凤认为将此结果公布出去，而且将马汉三等人的事实真相公开，对国民党及军统局本身形象亦不利，于是决定马汉三案真相不许公布。1948年9月27日，马汉三、刘玉珠被秘密处决。就这样，戴笠死亡的真相就被掩盖了起来。
　　蒋介石跟戴笠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蒋介石非常倚重戴笠，甚至很怕戴笠。这其实非常容易理解。特务，不过是抓人隐私，以控制人，戴笠就是这么一个帮助蒋介石控制人的人，他做得很成功，很有一手，蒋介石当然倚重他。他太成功了，抓了太多的隐私，包括蒋在内的四大家族的隐私，都抓得清清楚楚，蒋介石当然怕他。所以，戴笠不得不死。
　　这时，民间流传出一首与戴笠之死有关的打油诗，有人推断这是一处巧合，是天意：
　　三五三十七，骑鹤去辽西。
　　不怕南来一只虎，就怕北来一支机。
　　这首诗事出有因：原来，戴笠在北平会上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李某，李某当时是某军旅长，自幼曾受异人传授，精于看解手相，并且非常灵验。那天给戴笠看了手相，嘱咐戴笠多加小心，戴笠不以为然。后来戴笠死亡后，李某曾惊呼太灵验，为戴笠之死可惜。“三五三十七”，意思是民国35年的3月17日那天要出大事，叫大祸临头，若在家中不出门，就躲过了灾难，这天正好是1946年3月17日。骑鹤去辽西，是人死后驾鹤飞往无边的西方。这里的辽西，不是辽宁。后二句说明戴笠乘飞机而死，戴（岱山之岱）落笠（泥）沟，是戴笠人生注定的归宿之所，上天早有安排，在劫难逃。这样一看，是宿命论的思想，正说明戴笠该死。
　　戴笠死后，这时，国民党元老张群，素知在场的章士钊先生与杜月笙交谊不浅，与戴笠也有很多交往，于是极力推荐章士钊主笔。在众人的一致附和下，章士钊先生自知已不好推辞，稍加思索后，一挥而就：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章士钊廖廖数十字，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戴笠一生的特点。
　　1946年，戴在南京江宁县坠机身亡，据说蒋介石愁肠九转，创巨痛深。亲临重庆“四一”军统纪念大会，与参加会议的特务一同悼念戴笠；6月在南京亲自为戴笠的葬礼主祭，蒋介石在挽联上写着：“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绩，苛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8月，蒋介石亲自到了戴笠摔死的地方，并在戴山山脚一座不大的戴家庙中，对军统大特务们训话。他要给戴笠找一块风水宝地，所以戴笠、戴局长、戴将军的大柩，一直未安葬，停在灵谷寺。而毛人凤深知蒋介石专程研究过各种术数，卜卦算命看风水，样样精通。半个月后，蒋介石来到南京。此回，他是一个人来的。蒋委员一身短衣，一顶草帽，还戴了一付浅色墨镜。在一干大特务的尾随之下，他拄着手杖一直走到灵谷寺后山的山顶之上，左看看右看看。跟随之人，谁也不知他在玩什么玄虚，无一人吭声，默默跟着。蒋介石也不管一帮侍卫和随从，径直从山顶又转到烈士公墓山头之上，仔细察看，接着，顺烈士公墓小道下山。最后，蒋介石站在一水塘边，对毛人凤说：“这是一块好地，风水不错，模样又好，前后左右，都有讲究，非常吉利。不过，一定要注意，安葬时务须取子午向。”沈醉说：“听来他对这些很内行的样子，这位经常做礼拜，手不离圣经的虔诚基督教徒，原来是一个迷信风水的阴阳家。蒋介石选择好地点，定好方向之后，又叫毛人凤找人看什么时候下葬最适宜，才擦着满头汗珠钻进汽车。毛人凤和许多军统特务，看到他对戴笠这样爱护，莫不为之感动。主仆之间的关系，由这点也可看出很不寻常。”军统局在蒋介石卜定的风水宝地替戴笠营造了坟墓。
　　蒋介石曾对人说：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为此，蒋介石多次示意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要发动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的名人，写几幅挽联来悼死抚生，以提高戴笠的身份。为此，陈立夫利用一些名流聚会时，向大家提出了给戴笠送挽联的事。在场的名流们虽然感到钦命不敢违，但想到戴笠其人的黑暗一生，如何能歌功颂德？假使照实写来，岂不有违蒋介石的初衷，很有可能引火烧身自找麻烦。想来想去，一个个相互推诿。去年，南京媒体报道，沉寂了大半个世纪的戴笠墓葬遗址，在中山陵国民革命阵亡将士第三公墓范围内被发现。但由于戴笠墓一直处于人们的视野之外，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遗址的很多部分已经损毁严重，不复本来面目。有关部门正在对戴笠墓进行修缮，最大限度恢复它的原来面貌，争取尽快对游人开放。为此引来媒体争鸣——该不该修缮与开放戴笠墓地？章士钊先生于1946年所作一副挽联，可供研究或批判。“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总而言之，这起发生在南京上空的神秘坠机事件，到底是失事还是谋杀？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桩未解的悬案，至今依然没有准确的答案。

第二章 韩复榘：荒唐将军人胆寒

　　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内忧外患，政党林立，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在这场明争暗斗中，有一位颇具“盛名”的“飞腿”将军韩复榘，统治了山东省七年之久，其间轶事百出，笑料不断。山东人民戏称其为“韩青天”，这位“韩青天”于1938年1月24日晚在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军法执行总监部”被枪杀。
　　韩复榘所犯何罪，要被蒋国民政府枪决？“韩青天”一词何来？这位“飞腿”将军又是如何骁勇善战？
　　韩复榘原是大军阀冯玉祥手下的干将。他非常有趣，虽然大字不识一箩筐，但也有他的过人之处。他最初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入的伍，投入到冯玉祥门下，因为胆识过人、纵横驰骋，很快成为冯玉祥的一员得力干将。
　　随着冯玉祥势力的不断强大，韩复榘的职位也不断上升，到了1920年，韩复榘已当上了旅长。据说当时冯玉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大量培养军事人才，韩复榘就曾被保送到北京陆军大学旁听。到蒋介石与冯玉祥合作北伐时，韩复榘已成为冯玉祥辖下的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与此同时还被任命为冯玉祥势力范围中的河南省省主席，可见冯玉祥对韩复榘的看重。
　　可是在后来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冲突中，握有重兵的韩复榘，却被老谋深算的蒋介石所拉拢，导致冯玉祥不战而败。
　　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冲突因何而起？韩复榘又为何叛冯投蒋？
　　冯玉祥原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下。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与奉系结盟，未及半月，皖系就败下阵来，直系的曹锟、吴佩孚成了北京政府的新主人。冯玉祥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曾为直系立过很大功劳，但自古以来功高盖主都是宾主相处的大忌，冯玉祥也没能躲过吴佩孚的防范。战后冯玉祥就受到了吴佩孚的排挤，冯管辖豫地区不到半年，就被调任为徒有虚名的陆军检阅使，率所部第十一师移驻北京南苑。这时候，冯玉祥已有反吴之心。
　　另外，冯玉祥也确实是一位爱国将领。他见新胜之后的直系脱下“爱国”、“进步”的伪装，镇压工人运动，造成“二七”惨案，打着“恢复法统”的旗号，恢复国会，逼徐世昌下台，迎黎元洪复任大总统，继之又对黎元洪“逼宫夺印”，高价收买国会议员，通过贿选让曹锟当上了大总统。这种种令举国哗然、民心动摇的行为，也更令他对吴佩孚失去了信心。与此同时，孙中山又对冯玉祥进行了争取工作，孙中山先生曾数次致书于冯，并赠所著《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书，使冯玉祥深受教益，逐渐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冯驻兵西北时，也有感于国内战祸频起，荼毒民众，其间他曾取道蒙古赴苏联考察，并于赴苏途中加入中国国民党。
　　因此，冯玉祥的军队已经是属于国民革命军，而非军阀军。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张学良东北易帜后中国统一。蒋介石向来不容手下拥兵自重，况且冯玉祥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因而，冯玉祥与蒋介石因军队编遗问题而起冲突，矛盾愈演愈烈，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战争一触即发。冯玉祥在这个时候集中兵力，令部下通电讨蒋。此时，蒋介石获悉冯玉祥靡下的韩复榘、石友三两人对冯玉祥心存不满，意识到这是拉拢其二人的大好良机。
　　原来，冯玉祥一向治军很严，据说是“亲起来如父母，怒起来也如父母”，对于犯了错误的部下毫不留情，处罚严厉，像韩复榘这样的高级将领也不能例外。有一次在郑州召开的直系大会上，众人正商讨着向西运动军队的事情时，韩复榘表示反对，结果冯玉祥当着众多将官的面猛打了韩复榘一个耳光，并责令让他跪着思过。韩复榘怎么说也是方面军的领袖，算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而且本来就性格粗俗，站了两个小时的岗，面子上挂不住，便心生恨意，对冯玉祥日渐不满。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后，便乘机派人收买韩复榘、石友三二人，送给他们二人军费各100元，并向韩复榘许诺让他的河南省主席职务不变，同时在以后的每个月将给他们二人军费60万元。
　　韩复榘虽然没怎么受过教育，但也是个有算计的人，一切都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蒋介石提出的建议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不战而获，何乐而不为？况且他对冯玉祥早已不满，于是心一狠，便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投向蒋介石一方。一瞬间，原来属于冯玉祥部下的讨伐蒋介石的主力军变成了蒋介石的生力军，冯玉祥被迫无奈，只好通电下野，未战先败。
　　后来，在阎锡山与冯玉祥联合反蒋之时，蒋介石为了瓦解冯玉祥的势力，不得已给了韩复榘山东省的地盘，但蒋介石和韩复榘一直心存芥蒂。蒋介石曾任黄浦军校校长，文武双全，讲究军人传统风范，内心其实是瞧不起韩复榘这类人的，更不敢委以重任，只好静待时机将韩复榘的势力慢慢瓦解掉。而韩复榘也深知蒋介石老谋深算，不讲“江湖道义”，终有一天会算计到自己的头上，于是便坐拥山东，不断扩充实力，以求伺机而动。这两个人起冲突是迟早的事。
　　韩复榘独霸山东长达七年之久，轶事层出不穷，至今流传甚广。所以有必要先讲讲他的那些奇闻轶事。
　　韩复榘斗大的字不识一升，虽然才疏学浅，却爱在大庭广众之下显露自己的“才华”。30年代初他当上伪山东省主席后，上任伊始便带领着一帮同僚和各报社记者到济南府趵突泉参观游览。有人请韩“主席”吟诗助兴，以作观感。在一阵热烈掌声和催促下，他终于上阵了，思索了很久，吟道：“趵突泉……”记者在纸上沙沙地写着，然后却是长时间的沉默。正在着急之时，韩灵机一动吐出了下句：“泉趵突……”然后他又继续思索与沉默，一直盯着池中向上冒着的涌泉，憋了半天，终于一边摇着头一边吟道：“三根管子一边儿粗。”诗作到这里，他实在无词可挖，干脆就来一句“咕嘟！咕嘟！”作为结尾。这件事一直被传作笑料。
　　像这样的“诗作”，韩复榘还作了挺多首，比如：
　　咏闪电
　　忽然天空一火燫，
　　可能神仙要抽烟。
　　如果不是要抽烟，
　　为何又是一火燫。
　　咏泰山
　　远看泰山黑乎乎，
　　上头细来下头粗。
　　有朝一日倒过来，
　　下头细来上头粗。
　　大明湖
　　大明湖明湖大，
　　大明湖里有荷花，
　　荷花上面有蛤蟆，
　　一戳一蹦达。
　　韩复榘虽然是个军阀，但经常以孙中山先生的学生自居，还喜欢在大学演讲，有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演讲词至今还广为流传，像“你们知道什么三民主义！老子当年跟随孙中山先生的时候，你们还在吃奶！现在只有老子才懂得真正的三民主义！”、“为什么叫三民主义？一民主义是不行的，只有一个，太自私自利了，二民主义呢，你们想想，你们老爸老妈两个人吵架能吵出高低吗！四民主义人又太多了！”等等。
　　韩复榘还有一篇“著名”的耶鲁大学演讲奇文：
　　“诸位、各位、在齐位：今天是什么天气，今天就是演讲的天气。来宾十分茂盛，敝人也实在感冒。今天来的人不少咧，看样子大体有8/5啦，来到的不说，没来的把手举起来！很好，都来了！
　　今天兄弟召集大家来训一训，兄弟有说得不对的，大家应该相互原谅。你们是文化人，都是大学生、中学生、留洋生。你们这些乌合之众是科学科出来的，化学化了出来的，都懂得七八国英文，兄弟我是大老粗，连中国的英文都不懂。你们大家都是笔杆子里爬出来的，我是炮筒子里钻出来的。今天来这里讲话，真使我蓬荜生辉，感恩戴德。其实，我没有资格给你们讲话，讲起来嘛，就像对牛弹琴，也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了。
　　今天，不准备多讲，先讲三个纲目。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兄弟我举双手赞成。就一条，行人靠右走，着实不妥。大家想想，行人都靠右走，那左边留给谁呢？还有件事，兄弟我想不通。外国人在北京东交民巷都建立了大使馆，就缺我们中国的。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在那儿建个大使馆呢？说来说去，中国人真是太软弱了。第三个纲目，学生篮球赛，肯定是学校总务长贪污了，不然学校为什么会那么穷酸？十来个人穿着裤衩抢一个球，像什么样？多不雅观。明天到我公馆领笔钱，多买几个球，一人发一个，省得再你争我抢的。
　　今天这里没有外人，也没有坏人，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三个机密：第一个机密暂时不能告诉大家，第二个机密的内容跟第一个机密一个样，第三个机密前面两点已经讲了，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诸位。”
　　韩复榘有一个鼎鼎大名的外号“韩青天”，因为他经常坐在省政府大堂上审判盗窃犯、毒犯、赌徒等各种刑事案件，还走访山东大地，“扬善除恶”。但是他的“德政”却令老百姓闻风丧胆，因为他审案并不根据法律，全凭个人喜怒，任意胡为。
　　据说，他审案时，两旁站立着执法队、军法官等，他点名让犯人站在堂口，定睛看一两分钟，给犯人相面，观气色，自己不多开口说话。如果他将右手向下一掳，再把手向右边一伸摆，执法士兵就把这个犯人拉到右边站着，用准备好的行刑汽车拉去枪毙。如果他右手向上一掳，再把手向左边伸摆，执法队就把这个犯人拉到左边站着，这是被认为无罪准备释放的。不管有多少犯人，他都这样相面、观气色、掳手示意完事。
　　他还常常出外巡视各地，美其名曰“视察民间疾苦”，其实几乎算是到处滥杀一阵，草菅人命。有一次，“韩青天”到了临沂县，又照例升堂查案，那天审讯的是一件两姓相互仇杀的案子。
　　有唐姓一家在1925年时被王姓杀死六口之多。1930年唐姓一家复仇，把王姓一家杀掉七口人。1935年秋天，韩复榘巡视到那里。当时闻知临沂的这起仇杀事件时，他大为震怒，立即下令传来王、唐两家人审问。他只是简单地问了姓唐的全家现在还有多少人？唐姓有人回答说：“家有十一口人，老的已84岁，小的才12岁。”韩复榘竟毫不思索地说道：“把唐姓全家十一口人全部抓起来，一律枪毙！”当时临沂县长小心翼翼地提醒韩复榘：“王姓也杀了人。”可他却说：“民国14年我没有来山东作主席，当时的事我不管；民国19年我作了山东省主席，唐姓敢于乱杀人，那不成！你不要多说话！”吓得县长再不敢声响了。当时顾问张联升在旁劝说：“请主席把八十四的老头子放了吧。”韩复榘却表示：“留着他也会哭死的，还是一齐杀掉了好。”于是唐姓一家老小十一口人，就这样全被杀光，荒唐至极。
　　不过，虽说“韩青天”任性荒唐，他为官治政却有他自己的决窍。据说，在韩复榘统治期间，军械库要发装备或是军饷的时候，必须要有韩复榘本人盖了章的单据。韩复榘的副官见韩复榘不识字，而且每天军械库的出入单据众多，有机可乘。于是，他就自己悄悄地写了张单据，再伪造了一个与韩复榘的印章一样的大印，盖在单据上面，然后将假印销毁，再拿这张单据去军械库领出一批装备，偷偷卖得了钱中饱私囊。过后不久，韩复榘来到军械库检查，他将所有的单据全部拿过来，一张一张装模做样看过，突然，他举起一张单据说：“这张不对，有问题，有人竟敢伪造我的印章！”
　　副官见韩复榘手里拿的正是他伪造的那一张，吓得魂飞魄散，但又故作镇静说道：“韩主席，这明明是你盖了章的，是不是时间久了，你自己也想不起来了？”
　　“不对，”韩复榘摇头道，“这一张是假的，我知道。”
　　“可是韩主席，你怎么能够肯定这一张是假的呢？”
　　“是没有区别，”韩复榘接着说道，“可是我的印章有记号，我认得，这张上没有记号，所以肯定是假的。”
　　副官心想，我刻的印和你的一模一样啊，怎么就没有看到你说的记号呢？他只好再问韩复榘这个问题。韩复榘把单据高举起来，用手指着上面的印章说道：“你看清楚了，在我的印章上，有一根针，所以凡是我盖的章，纸上都有一个小洞。这张纸上的印没有小洞，所以我就知道是假的。”副官一下子傻了眼。
　　如果不是有着过人之处，韩复榘也不可能在乱世中坐稳整整七年的山东主席。他也是一个狠角色，关于他的狠，可以从他诱杀张宗昌的事情上看出端倪。
　　老军阀张宗昌算是山东土匪一类人，辛亥革命时妄学“民主共和”，后来跑到关外投靠张作霖，跟韩复榘一样，也是大字不识几个，就有一个真本事，枪法绝妙，据说有百步穿杨之功。张宗昌经常打胜仗，从东北打进关内，打到河北，再从河北打到山东。他打下山东时，山东各地旧土匪很高兴，觉得他们的“老兄弟”又回来了，于是弃甲投奔的人不计其数。张宗昌于是收编了好几个团，声势壮大。张宗昌这个人风流成性，艳闻不断，还喜欢作诗，简直跟韩复榘如出一辙。
　　比如《笑刘邦》一首：
　　听说项羽力拔山，
　　吓得刘邦就要窜。
　　不是俺家小张良，
　　奶奶早已回沛县。
　　又如《大风歌》一首：
　　大炮开兮轰他娘，
　　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
　　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蒋介石北伐出兵山东的时候，张宗昌请日本人出兵济南，自己躲北京去了。韩复榘就是在张宗昌居住在北京的时候，听到有人说张宗昌想夺取他的山东霸主之位，才又惊又恨，计划摆平张宗昌的。当下，韩复榘便想出好计策，派人去北平请张来济南，美其名曰“共商大计”。
　　张宗昌听闻韩复榘要请他回山东主持大局，颇有老骥伏励之志，豪爽应邀。下了火车，张宗昌没有见到昔日兄弟前来迎接，倒是看见韩复榘带大批人马笑脸相迎。韩复榘身边有下属急欲动手，被韩复榘阻止。
　　其实韩复榘知道自己在山东立足未稳，担心如果明目张胆除掉张宗昌，张宗昌的旧属有可能会和山东境内的土匪里应外合，卷起战祸，所以只好耐心寻找时机下手。
　　韩复榘对张宗昌礼数有加，恭谦再三。宴请张宗昌的排场颇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韩复榘手下的一个将官忽然站起来称赞张宗昌的枪法好，对张宗昌大为谄媚。这位将官谈着谈着，忽然毕恭毕敬地说：“大帅，能否将您的神枪借给我们瞻仰一番？”
　　张宗昌一向枪不离人，人不离枪，可是三杯酒下肚后，他豪情备起。伴随着一声吆喝“拿去吧”，张宗昌就把枪扔了出去。韩复榘拍手应声附和，心中暗想道：“大事能成矣。”
　　张宗昌在山东尽兴了两天后，韩复榘送他回北平。但是韩复榘口托事忙，没有远送，在半路就折道回府了。张宗昌自行到了济南火车站，因为多年厮杀战场，经验丰富，他一进火车站就觉得气氛不对。只一瞬间，黑暗中跃出一个影子，举枪射来。张宗昌马上掏枪，此时方才暗悔不已：“我的枪啊！”他一面后悔一面急速腾挪。枪淋弹雨中，张宗昌狂奔过去，虽然躲过不少子弹，终究无力回天，被枪杀于火车站内。
　　事后韩复榘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想破了脑子，最后终于想出了老百姓爱看艳闻的点子，给张宗昌的死乱扣了一顶风流情杀的帽子，不了了之。
　　韩复榘的狠还表现在“抗日”上。他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日本人想在胶济铁路边上开采矿产，日本驻济领事馆的花谷便给韩复榘一道请柬，请韩复榘赴宴，“共商大事”。韩复榘一怔，蛮横地想道：“老子什么都能干，卖国的事不能干。”但他还是想去赴宴。政府官员们都劝他不要去。韩复榘小眼一瞪说：“不行，那不叫小日本看扁了？”
　　就这样，韩复榘大大咧咧去了领事馆。宴会上几个花枝招展的日本娘们左一杯右一杯地劝酒，韩复榘来者不拒，左拥右抱喝酒调笑毫不在乎，一会儿就醉眼朦胧。花谷见时机成熟，赶忙拿出采矿合同要他签字，韩复榘拿着合同假意敷衍，这时韩复榘的副官猛然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报告主席，南京急电，让您赶快回去。”说完便架着韩复榘跑回了主席府。花谷气得迭足大骂。而主席府里呢，韩复榘笑嘻嘻地喝着茶，恶狠狠地说：“姥姥的，对小日本不能软！”
　　这件事过后，日本吞并山东的念头并没有就此消除，过了几天又给韩复榘一道请柬。政府官员们仍然是齐声劝阻，可韩复榘大嘴一咧说道：“没事，这回照旧吃定他。”韩复榘带着上百名荷枪实弹的卫队，全副武装去了领事馆。花谷看到韩复榘如此阵势，勃然大怒，又不能不强压住心中的火气，曲意奉承，照旧好酒好菜款待。不一会儿，韩复榘又酩酊大醉了。花谷马上附着韩复榘的耳朵说：“韩主席文韬武略当世豪杰，又何必依附在蒋介石的手下呢？我看不如搞个山东自治，我们华北自治政府就要成立了，到时候请您担任政府首脑，您看如何？”韩复榘腾地一下站起来，把酒杯“砰”地一摔，喊到：“什么自治？姥姥的，让老子当汉奸？没门！”花谷一声冷笑：“韩主席，这回恐怕由不得你了，哼哼”，然后一挥手，领事馆警卫队立即持枪挡住韩复榘的去路。韩复榘拍着胸脯，哈哈大笑道：“这是老子的地盘，不是华北，不是满洲，更不是你们小日本，姥姥的，谁惹老子上火，别怪我不客气！”花谷脸色铁青，正要发作，日本门卫忽然跑进来，惊慌失措地说：“报……报告，不……不好了，中国炮队包围了领事馆……”花谷大吃一惊，跑到楼上向外一看，领事馆外马路上排了一溜大炮，黑洞洞的炮口正对着花谷。尖啸的哨子声、装炮弹声让人心颤胆寒，他赶忙跌跌撞撞地跑下楼求饶：“不要，韩……韩主席不要，我……小人……喝多了，求您千万不要让人开炮……”韩复榘大手一挥说道：“告诉你，我姓韩的不吃你那一套，姥姥的。”然后便拂袖而去，大有英雄架势。
　　然而，当日本军队真枪实刀进攻山东、越过黄河时，韩复榘就变成了“飞腿”将军——以最飞快的速度撤退，不再抗日了，致使山东失守，国土沦陷，这也是蒋介石得以将韩复榘除之而后快的借口。
　　蒋介石和韩复榘的矛盾由来已久，两人之间根本没有信任可言。早年蒋介石派将领刘珍年驻扎烟台，目的是要寻找机会分化瓦解韩复榘的部属。韩复榘获悉此事后怒不可遏，调部下五万人向刘珍年发动进攻，先后攻下平度、掖县等地。蒋介石闻讯大惊，立即电令黄杰等军队于徐州集中，准备帮助刘珍年攻打韩复榘。韩复榘毫不退让，又集中兵力十余万，发誓抵抗到底。一场大战一触即发。后来，先是接到家乡人民纷至沓来的电讯后惊恐不安的祖籍山东的国民党元老丁淮汾，致电蒋介石，提议和平解决事端，再是通过在双方都有斡旋能力的上海青帮巨头张仁奎的从中调解，大战才得以平息。
　　还有一次，因为山东省党务整理委员会主任张苇村经常收集韩复榘各方面的情报向蒋介石汇报，被韩复榘得知。韩复榘派人将张苇村暗杀于济南进德会游乐场，并嫁祸给省党部副书记，将其投入死牢。蒋介石得知实情以后，屡次电催韩得榘将该书记提解到南京审问，被韩复榘一味地借故拖延，使该案不了了之。
　　最使蒋介石齿冷心寒的事是，西安事变时，韩复榘兴高采烈地希望蒋介石被就地伏法。1937年12月21日，韩复榘发出“马电”，第一个提倡各省自治，这对当时的蒋介石来说不啻于五雷轰顶的打击。蒋介石回南京后，表面上对“马电”置之不理，其实已经下定除掉韩复榘的决心。
　　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后，韩复榘被委任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山东地区的对日作战，并肩负防守日军不得越渡黄河的重任。韩复榘原本就对蒋介石仅将自己任命为副司令长而气愤，所幸第五战区正司令长李宗仁与韩复榘的关系还不错。
　　10月份，日军侵入山东。蒋介石命令韩复榘调拨两个师归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指挥。起初，冯玉祥因为韩复榘军队的支持，战况颇为得手。但是，当韩复榘的部下展玉堂率领第八十一师在冯玉祥的指挥下，自禹城反击日军，连克德州、桑园等地，正要乘胜追击时，却接到韩复榘的电令，要求他们停止进攻，在十小时内撤回禹城。韩复榘的命令使所有的官兵都莫明其妙。
　　原来，韩复榘在接受了守黄河的任务后，要求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配发三十门重炮给他，安置在黄河南岸以抵挡日军渡过黄河。李宗仁满口答应，然而蒋介石得知后竟将已经到位的重炮旅调走了。这重炮旅是韩复榘以阻挡日军越渡黄河为理由，好不容易才争来的。却偏偏在日军获得大批增援，正要越渡黄河之时，被蒋介石调走。
　　李宗仁知道蒋介石这一举动必将惹恼韩复榘，只好委婉地对韩得榘解释：“向方（韩复榘的号）兄，我正打算向你通报，委座急令暂调该旅以解蚌埠燃眉之急，不日当仍归向方兄指挥。”韩复榘不理这一套，大吼道：“你告诉老蒋，没有大炮，我挡不住日军渡河！”
　　其实蒋介石这么做自然是想消耗韩复榘的兵力，让韩军与日军两败俱伤。对于这一点，韩复榘也心知肚明。可韩复榘一直信守的潜规则就是：兵在他在；兵不在，他也就得任人宰割了。于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韩复榘在民族危难的当口，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八百里急退去了。
　　在撤退的同时，韩复榘还下令正在冯玉祥指挥下与日军作战的81师师长展玉堂：“你听着，立刻将你部撤回，限十小时内撤回禹城！”接到命令，展书堂和部下们十分困惑，但是军令难违，只得听命。
　　1937年12月20日夜，日军在门台子强渡黄河，韩复榘部下守军谷良民部22师师长急忙通电报告韩复榘：“日军千余人已渡过黄河，我守军正与日军激战。”韩复榘立即下令：“日军过了黄河，我们没有大炮是挡不住的，你先撤退到周村好了。”
　　韩复榘一面命令所属各军向泰安、兖州方向相继撤退，一面赶到蒋介石派驻济南的总参议蒋伯诚住处，通报道：“日军已过了黄河，我军没有重炮，难以固守。我已决定放弃济南，待中央增援，再行反攻。”蒋伯诚大惊失色，连连发问：“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没有委座的命令，你怎么可以擅自撤兵？”韩复榘不耐烦地说道：“我已将命令下达各部，你不走，我先走了。济南已命令孙桐萱率部留守。”
　　韩复榘离开后，蒋伯诚立即打电报告诉蒋介石。蒋介石以十万火急的电报通令韩复榘不得无令撤退，并令韩复榘死守济南。可此时韩复榘已经退到了泰安，蒋介石于是又命令他必须固守泰安。可韩复榘却对蒋介石的紧急军令置若罔闻，继续撤退，退到了兖州，继而退到济宁，最后退到曹县，才停了下来，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飞腿将军”。随着韩复榘的逃跑，日军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把山东侵占了，大面积国土就这样随着“飞腿将军”的脚步声沦丧了。
　　蒋介石闻讯后大为震怒，但同时，他可能也为找到除掉韩复榘的借口而暗自欣喜。
　　接下来，蒋介石便周密地布置了天罗地网，要将韩复榘生擒。蒋介石本来设计在河南高级将领机密会议上将韩复榘逮捕，但担心韩复榘会起疑心，不愿意赴会，于是就设计先让韩复榘去徐州参加由战区司令李宗仁召开的军事会议，再设法把韩复榘引到河南来。不可否认，在谋略运筹上，韩复榘的确不是蒋介石的对手。韩复榘千防万算，还是逃不过蒋的算计。
　　1938年1月7日，李宗仁通知韩复榘赴徐州参加军事会议。韩复榘心想自己是战区副司令，参加军事会议理所当然，况且自己素日与李宗仁关系不错，就毫无顾虑地去了。他哪里料得到，这是蒋介石设计捕杀他的第一步。
　　徐州军事会议在8号进行。会议期间，李宗仁忽然接到蒋介石电令，令包括李宗仁、韩复榘等在内的45名将领到河南开封参加高级将领机密军事会议。韩复榘满腹狐疑，问李宗仁道：“徐州会议不是委座钦定的吗？怎么屁股还没坐热，又要移到开封去？”此时李宗仁也不明白蒋介石的真正用意，苦笑道：“想必是日军渡过黄河，委座欲制定对日作战的最新部署吧。”
　　韩复榘听罢，心中疑云未散，他担心蒋介石出尔反尔，算计自己。可是仔细想想，像这种重大的军事会议，还没有开过捕杀高级将领的先例；况且有他的心腹爱将和一营手枪队保护自己，蒋介石也不容易得手；加之他本身自恃胆识过人，豪情盖天，担心如果不去的话，他人会耻笑自己胆小如鼠。于是，思索再三，他便决定次日同李宗仁、孙桐萱等一直前往开封。殊不知，此时的他，已经将一只脚迈进了蒋介石为他设置的死亡圈套里。
　　1月11日，高级将领机密军事会议在河南省政府会议大厅举行，会议安排在夜晚举行，之所以安排在夜晚开会，预先通知的理由说是为了避免日本飞机的骚扰。到了开会的时候，韩复榘与孙桐萱同车而往，韩复榘的一营卫队留在城外的装甲车上。到了河南省政府门口，他们就看见在一盏雪亮的电灯下贴着一张通知，上面写着：“参加会议的将领请在此下车。”门前十分忙碌，并有军警宪兵在指挥车辆，把各色军车、轿车引到旁边的空地上。
　　韩复榘当时坐在车内，心中疑虑大增，但看到将领们纷纷下车，便和孙桐萱一起下了车向里边走。看着其他将领说说笑笑，他不免在心中嘲笑自己：“真他娘的邪了门了，我韩某人什么时候这么胆小如鼠了！”
　　到了第二道门口，左旁屋门上贴着“随员接待处”，韩复榘带去的三个卫士、孙桐萱带去的一个卫兵都被留在接待处。不远处又是“副官处”，门侧贴有一张通知，上面写着：“奉委座谕：今晚高级军事会议，为慎重起见，所有到会将领，不可携带武器进入会议厅，应将随身自卫武器，暂交副官长保管，给予临时的收据，待会议完毕后凭收据取回。”韩复榘又一阵起疑，心里暗想：“娘的，这又是玩什么花样。”他掏出香烟，趁吸烟之际暗暗观察他人。几位熟悉的同僚三三两两地走过来，边与他打招呼，边掏出手枪交与副官处。韩复榘观察了一会儿，或者是不疑有他，或者是没有退路，只得走上前去，将佩戴在腰部右侧的手枪掏出来放到桌上，等着拿回收据。可是左等右等，桌后的副官只是冲着他笑，没有要开出收据的意思。韩复榘恼了，双眼瞪道：“笑什么，我脸上有花啊，收据呢！”副官并不恼，笑吟吟地看着他，说：“韩主席，通知您可看清楚了，那可是委座的手谕呀。”韩复榘扫视了一眼通知，恶狠狠地盯着副官的脸，压着恼意说：“不看得清楚，我会把手枪交给你龟儿子？”副官虽然挨了骂，却显得颇有涵养，小心翼翼地提示道：“韩主席，您一直随身佩带两支手枪，这已经不是秘密了。您看……”韩复榘气得脸色铁青，只好把腰间左侧的另一支手枪掏出，狠狠拍在桌上，引得其他几位将领探头观望，窃窃私语。火冒三丈的韩复榘连收据都不要了，一边大步跨出屋门一边吼道：“这两支手枪可是我的宝贝疙瘩，出了差错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正当韩复榘大步流星地走着，有一个人在他身侧轻拍了一下，他扭头一看，原来是本省主席刘峙。刘峙笑问：“韩主席，你这一身威风，是去开会，还是去战场？”韩复榘怒火未消，粗鲁地说：“他娘的，这个鬼年月，人走背运，喝口凉水都塞牙，放个响屁都打晃儿，连一个小小的副官，都敢跟我叫板！”刘峙笑着劝道：“算啦算啦，跟一个小副官叫什么真儿？”两人就一路说着走进会议厅。
　　与会高级将领们正交头接耳叽叽喳喳说着闲话，蒋介石一身戎装出现在大厅门口，大厅内立即寂然无声。蒋介石脸色阴沉，光着的头顶闪闪发亮。他扫视了众将领一眼，挺直上身，不失威严地在上首坐下，便开始抑扬顿挫道：“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个重大的责任应该说是我们每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大城市，使日寇顺利地进入山东，影响巨大。”——他故意作了一个停顿，将领们都将疑虑、责备的目光投向韩复榘——“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有人负担！”
　　韩复榘料不到蒋介石没有任何开场白，直接将矛头指向自己，他心里直发麻，但他没有流露丝毫，因为他不允许自己在其他同僚面前显示出一丝懦弱。韩复榘倒吸一口气，板着面孔，瞪着双眼，迎上蒋介石投来的阴冷的目光。两人无语地对视了片刻，蒋介石的语气突然变得凌厉逼人，逼问道：“请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方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由谁负？”
　　这一骇人心魄的当头喝问，又让韩复榘心头一惊。韩复榘本来想，自己放弃山东，蒋介石怎么暴跳如雷拍桌子咒骂都是情理之中的，但蒋介石应该会私自对他进行斥问，这样一来，不管是不是会遇到军法相逼，他都是还有回旋的余地的。岂料蒋介石会当着众多高级将领的面怒斥自己，让他下不来台。韩复榘称霸山东一方已经很久了，俨然已是山东的土皇帝，以傲慢名闻四方，哪里受得了这种欺辱。当下，他的暴戾脾性大发，唰地站起来，一手按着桌面，一手比比划划地嚷道：“如果说山东的丢失是我韩某人的责任，那南京的责任该由谁来负？”
　　蒋介石料不到韩复榘居然敢当面顶撞，立刻脸色铁青，两腮青丝暴起，厉声喝道：“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
　　韩复榘破罐子破摔，大声叫道：“不错，黄河天险应该由我固守。可是，在我22师正同日军于门台子黄河渡口激战之时，有人竟不顾我军官兵死活，不念黄河天险安危，将五战区调归我用的一旅重炮撤走。这笔账我找谁算？日军火力极猛，没有大炮，我靠什么固守？”
　　蒋介石恼怒至极，猛一拍桌子，将桌面上的一杯热茶溅到桌上，厉声怒喝：“本次会议，讨论全国抗战的大局问题，不要乱扯什么坦克大炮！”韩复榘正想反驳，坐在旁边的刘峙拉住他的手小声劝道：“向方兄，委座正在气头上，你先到我办公室里休息一下吧！”边说边拉着韩复榘从会议厅边门走了出去。
　　院子里一片寂静，灯光斑斑驳驳地洒了一地。韩复榘余怒未消，呼哧呼哧喘着大气，骂骂咧咧地说：“他娘的，把一国之都交给日本人不追究什么责任，却拿我韩某人开刀，这不是借抗日之由剪除异己的小人之计又是什么？”刘峙没有说话，只是亲切地握着魂魄未定的韩复榘，走到一辆小车旁，随手拉开车门，说：“坐上吧，这是我的车子。”
　　韩复榘躬身坐进小车，正等着刘峙坐进来，刘峙却说：“我还要参加会议去，恕不奉陪。”啪的一声，刘峙关上了车门，转身径直往会议室走去。韩复榘见小车前座上坐着两三个人，以为是刘峙的随从副官，便掏出烟，闷闷地吸起来。岂料有两个人异常敏捷地翻到后座，一左一右紧紧地钳制住了自己。韩复榘大为震惊，问道：“什么人？你们想干什么？”左侧的人开口说：“对不起韩主席，我们是奉命行事。”右侧的人摁亮手电筒照着一张纸说：“这是逮捕令。”韩复榘看罢，右侧人将手电关掉，车内顿时一片黑暗，“开车”，左侧的人说到。车子疾驰而出，韩复榘这才如梦初醒。
　　韩复榘看到街道两旁布满了哨兵，又看看身边紧紧挟持自己的军统特务，心中已明白了八九分，静默下来。
　　小车飞快地驶往开封火车站，车到达后，那两名军统特务把韩复榘搀夹在中间，韩复榘亦步亦趋被送上一列鸣笛待发的列车。韩复榘被安置在车厢一角。外面传来吵杂的谈话声音，声音慢慢靠近，韩复榘看到是军统局局长戴笠和军统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双双走近自己。“韩主席，实在对不起，雨农（戴笠的字）实在不愿担当这样的苦差，还望韩复榘多包涵。”戴笠堆笑道。韩复榘没心思也没兴致搭话，闭上眼睛，脸朝窗外，沉思着。戴笠向后走开几步，使了个眼色，一群军统特务立刻将韩复榘拥围住，像一堵墙，将韩复榘隔绝在车厢一角。
　　火车隆隆行驶，沿途各站都不停，直奔汉口火车站。到了汉口站，站台早备有载满宪兵和特务的小汽车，自然是为“护送”韩复榘而准备的。韩被直送江边码头，再被送上江边轮船，渡江到武昌，最后被移交给武昌“军法执行总监部”，被关押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旁边的一座二层楼上。辗转了一整天，此时已是1月12日深夜。
　　韩复榘被关押期间，既无人探视，也无人审问，韩复榘无聊至极，就找牢狱士兵闲扯，他问栅栏外的士兵：“你知道我是哪一个？”士兵立正道：“知道，您是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韩主席。”韩复榘苦笑：“你知道的还真不少，不过还不够全面。我再告诉你，我还是二级上将呢。”韩复榘又沮丧下来，“只不过，他娘的这些官衔只好留着下辈子再用喽。”又忽然急切地问士兵，“你给我算一算，我能活到哪一天？”士兵不知如何搭话，直挺挺地站着，略带同情地看着这位主席。
　　韩复榘忽然双目仇光，叫道：“你算不出来，我也算不出来。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日子。你知道他是谁吗？你知道是哪个设下圈套，诱我开会，把我关到这里来的吗？”士兵吓得发颤，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小声回答韩复榘：“这个，这个我说不上来。”韩复榘破口大骂起来：“他娘的，不是蒋光头，哪个敢对我韩某人玩这种把戏？”士兵这下吓破了胆，小声地哀求道：“韩主席，韩主席，您别再嚷嚷了，让人听见，我也要跟着倒霉！”韩复榘仰头苦笑。
　　韩复榘被关押了6天，1月19日，高等军法才组织会审，由何应钦担任审判长，鹿钟麟、何成任审判长官，贾焕臣任军法官。1月21日正式开始审讯。法官提出了韩复榘所犯的罪状：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在山东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搜缴民枪，强迫山东人民收买鸦片等。最后法官问韩复榘：“以上罪状，你有何申辩？”韩复榘早就不抱希望，况且在逮捕令上，已经注明了韩复榘的罪状和革除他二级上将及本兼一切军政职务的事实，这个审问其实就等于宣判，只是走一个过场。韩复榘是个明白人，心如死灰，法庭上只是昂着头微笑，一句也不答复，也不请求宽恕。法官再问，他还是一言不发。众审判官也十分清楚不必多费口舌，便下令将韩复榘押下了。
　　韩复榘又在二层楼上安然渡过了三天。1月24日晚7时左右，一名特务令士兵打开半押韩复榘的房门。进去后，特务对韩复榘说：“韩主席，何审判长请你去谈话，跟我走吧。”韩复榘本来正躺上床上看旧报纸，听特务说后，暗想“莫非事情还有转机，无论如何，先去会会何应钦再说”，就下了床，穿上鞋，披上衣服，随特务下楼。走到楼梯半腰时，他往下一看，院子里布满了持枪的宪兵和特务。韩复榘方知自己死期临头，急忙对引路的特务说：“等一下，我脚上的鞋太小，有些挤脚，我回去换双鞋再去。”他边说边急匆匆地转身上楼，这也算是求生的本能反应吧。哪知他的脚刚迈了第一步，子弹就射穿了他的头。韩复榘一回头，“打我……”话没说完，子弹又相继飞过来，韩复榘浑身颤抖，倒在血泊之中。
　　一代枭雄韩复榘，就这样歪着身子躺倒在楼梯半腰，身中七枪而死。
　　蒋介石得知韩复榘已死的消息，又详细询问了所有细节，还假意责怪戴笠道：“你的手下人做事就是不懂规矩，我不是已经嘱令不要打韩的头部吗？他是二级上将，又是一省主席，怎么可以如此越矩办事？”戴笠表面上连声允喏，其实私底下很佩服他们这位蒋委员长对韩复榘所设的擒拿之计。
　　几日后，《中央军报》称，日军渡过黄河后，韩复榘违抗军令，擅自撤退，并携大量金银仓促逃跑，被中央军追捕并截获云云。为了掩盖蒋介石设计捕杀韩复榘的阴谋，韩复榘被枪杀的真相一直未被披露。
　　韩复榘算得上是一介草莽枭雄，虽然没有受过正统的教育，也能自成一番算计，在战场厮混强出头，目不识丁还强作诗，太师椅后要充青天，违抗军令却浑不怕，最后糊里糊涂上了牢车。他的一生，真算颇具传奇色彩了。这样的人物，这样无法无天的脾性，已经注定了他必将提前踏上死亡路程的事实，更何况他身处在明争暗斗，杀机四伏，内忧外患的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假使他真能争得一席半位，也必将落马成寇。
　　不管怎么说，韩复榘是一个危害性的人物，单单从独断专权、妄送山东人民性命和坐视国土沦陷、百姓遭殃这两点，送掉性命也是不冤的。只不过被蒋介石如此算计，多少让他带着遗憾和怨恨离开人间吧。相较之下，宋教仁在临死之前还不忘劝解他的友人志士不要复仇，念念不忘国计民生，真真是君子浩然了。而韩复榘，千算万算都为了一己之利，那么他的死，我们除了空叹，也就不余其他了。

第三章 吴佩孚：大义猛士自清高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吃羊肉饺子伤了牙齿，之后离奇地结束了一生。吴佩孚死得蹊跷，当时没有人深究，后来也无人查证，造成了至今众说纷纭。吴佩孚究竟是怎么死的？想要知道这个答案，不妨先从吴佩孚家世出身谈起。
　　吴佩孚出生于清朝同治13年（1874年）的山东蓬莱县，父亲吴可成是一个小商人。吴佩孚的父亲依靠祖上传下来的安香杂货店，做点小买卖，但是只能维持生计。虽说家境不富，甚至清贫，但是，他却并非等闲之辈只关注每日盐油柴米，而是胸怀大局，颇有些国家和民族观念。当吴佩孚还未出世的时候，正值日本明治天皇登基后7年，励精图治，变法维新，跃跃欲试准备侵夺朝鲜、台湾、琉球。这一年有台湾土著劫杀日本琉球海滩难民的事件发生，日本人乘机挑衅派兵攻打台湾，结果日军明明吃了败仗，却反而向中国索偿军费50万两白银。消息传出，中国老百姓极为愤慨。吴可成对日本侵我台湾这一举动极为愤恨，总希望有戚继光一样的人物出来再驱倭寇保我中华。对于自己即将诞生的子嗣，他也希望能长成如戚继光一样的爱国能人。在吴佩孚出生的那一天，他的父亲吴可成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抗倭寇名将戚继光来到了家中，吴可成忽然醒来，这才知道是做了一个梦。这时候，接生婆来报：“老爷大喜了，夫人生了一子。”吴可成听了，想到戚继光刚入家门，恰在这时夫人生子，便料想此子不凡，非常高兴，灵感一来，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就出来了，之后，他就赶紧宣布名字——名佩孚，字子玉。出处在哪儿？就在戚继光那儿，因为戚继光号佩玉。吴可成这样取名，是对儿子寄予了莫大希望和良好祝愿。
　　当吴佩孚刚刚长到6岁时，便被吴可成送到私塾就读。父亲吴可成对吴佩孚说：“只有好好读书，才会成为有大用处的人。”并对他讲了戚继光的雄才伟略，其中，更多是一些传说性的东西。小小年纪的吴佩孚居然听得十分认真，吴可成预感到，这个孩子是个读书的料。这时候，其父就因病弃世而去。吴可成的去世，使吴佩孚悲痛万分，因为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更是从读书上支持他，从处世方面引导他的人。这时，吴佩孚可以说已胸怀大志了，父亲的死，无疑对他大志的实现带来较大的影响。可是长兄吴道孚吸食鸦片，将家业折腾精光，后来干脆在城里开了一家烟店，专门出售和吸食芙蓉膏。吴佩孚后来虽然考中了秀才，却无谋生技艺，于是包揽讼词，敲诈勒索，成了无赖地痞，而且也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成了烟馆“普通座”的座上客。
　　当时的蓬莱县城，鸦片烟馆鳞次栉比，到处都是，但吸食的地方却分三六九等。一等的鸦片烟馆，房屋华丽，布置精美，而且鸦片出丛，是正宗的洋土，不但烟价高，而且是有身份人的标志，像吴佩孚这样的落拓秀才是绝对进不去的，他哪里可以与上等人同卧一榻吞云吐雾呢？
　　可是，有一次，大约是烟瘾发作了，吴佩孚来不及走到三四等的烟馆去，劈面踅进了一家华丽的烟馆，朝雅座一钻，碰上当地著名的富绅翁钦生正一榻横陈，吞云吐雾。翁一见瘪三样的吴佩孚，就高声喝问他进来干什么。吴佩孚低声下气地嗫嚅道：“想和翁爷商量商量，弄几筒香香！”翁见他那副猥琐鬼祟的模样，气往上冲，喝道：“你这狗头，不看看自己是副什么嘴脸，滚出去！”
　　吴佩孚烟没抽着，反遭一顿凌辱，觉得“此仇不报，非丈夫也！”于是和一帮无赖商量了一个计策，就是用钱买通了一个乞丐，用纸包着粪汁，乘翁钦生夜间从大烟间出来，劈头劈脑扔上去，弄得翁钦生满面粪汁，奇臭无比。
　　过了几天，吴佩孚恰巧与翁钦生在一个酒楼里吃酒，结果俩人都有点醉了，东一句，西一句地争吵起来，吴仗着酒力让翁饱尝了一顿老拳。这下子可算捅了马蜂窝，翁钦生是当地电讯局长的亲戚，富甲一方，打听得，原来扔粪汁的指使者也是他，于是通过县令，派衙役拘捕吴佩孚到案，幸亏衙门里有朋友，密告于吴，于是他星夜逃往北京。
　　在北京吴投靠一个亲戚以算命占卦糊口，潦倒不堪，不料一天遇见一位堂兄，劝说他从军，并将吴介绍到天津聂士成那里去当兵，吴佩孚终于走上了一条从军的道路。
　　一天，吴佩孚正带兵在火车站值勤，蓦然映入他眼帘的正是当年那位在蓬莱县叱责他，并打过架的生死冤家翁钦生。原来翁在全国多处开设分店，长春也是他众多商号中的一支。每年年底翁钦生都要来长春料理一下店务，多则一个月，少则半个月，便乘火车南下回山东。翁钦生眼见自己这位老乡身着戎装，肩挎盒子炮，吓得浑身颤栗，暗叹真是冤家路窄。心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脚底抹油，挤入人群想蒙混过关。
　　吴佩孚是何等的眼明，高声大呼：“钦生，哪里去了？”翁钦生听到吴佩孚的叫唤，不啻是催命的鬼符，吓得脸色灰白，心都要跳到嗓子眼，全身哆嗦，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但抬头一看吴佩孚和颜悦色，并没有想要和他寻衅报仇的模样，才期期艾艾地说出自己是要买火车票回老家山东蓬莱。
　　吴佩孚竭力劝他不要走，翁虽然执意不从，却不由自主地被士兵拉到吴军营里去。正当钦生下决心听凭吴佩孚随意摆布的当口，吴佩孚却命令伙房安排酒宴，好酒好肉的招待翁钦生，并和他嘘寒问暖的讲起蓬莱的往事来。非但不把他看作仇人，还亲热得像同胞兄弟。一连留他住了好几天，最后还替翁买了车票，备了厚礼，亲自执手将他送上了火车。
　　有人曾问吴佩孚为什么要仇将恩报，他笑着说：“如果没有翁钦生在家乡时对我迫害，就不会逃亡出来当兵，这一辈子也只能在蓬莱当个穷秀才，落拓一生，更不会有今天出头的日子。所以，正是他的压迫才成全了我。因此我就不能再把他当作仇人了。”
　　之后，吴经人介绍到天津武卫军中去当管带的勤务兵，正式开始了行伍生涯。后报考开平武备学堂，辍学后到陆军警察队充任正目（班长）。升任初等官（相当于排长），先后被授予准尉、少尉、中尉衔。1903年报考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学业一年，190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工作。于是被差遣去烟台芝罘日本守田利远军事谍报机构从事谍报工作。主要负责收集俄国在中国东北驻军的军事情报。月饷50元大洋，除去吃喝开支和寄回家中以外还有不少积蓄。加上其他津贴，半年多时间吴佩孚便积蓄到300元大洋。
　　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暗中协助日方作战。于是，在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任职的吴佩孚，奉命为日本人搜集俄军情报。一次，吴佩孚携带重要资料到新民屯开会，他从锦州登车前往。沿途非俄军战领地，比较安全，快抵达新民屯时，大队俄军突然出现，截住火车搜查。吴佩孚在劫难逃，有手提的情报资料为证，他被俄军以“大间谍”之名，抓到沈阳俄军总部。俄军严加审讯，吴佩孚一口咬定，自己刚从军校毕业，正在搜集资料，私下进行日俄战争研究，并对日俄战争发表看法。审讯没有结果，俄军司令大为光火，大笔一挥，判吴死刑。将要执行之际，哈尔滨俄军情报单位又要提审吴佩孚，吴于是由两个俄军士兵押解，乘火车转往哈尔滨。说出来可笑，俄军方居然按俄军上尉出差待遇，给吴20卢布旅费。途中，吴佩孚冷眼旁观两个俄军士兵，发现他们烟瘾极大，又非常吝惜，便灵机一动，在新台子车站，用10卢布买了一大堆香烟。他并不抽烟，也不请两个俄军士兵抽。火车途经乱石山时，因爬坡而减速，吴佩孚作手势，要上厕所。两个俄军士兵一心惦记那堆香烟，谁也不愿奉陪，挥手叫吴自己去。吴心中暗喜，从容地走过车厢，回头望去，只见两俄国兵背对着他，头顶上冒出团团烟雾，正在拿他的香烟大过烟瘾，吴走到车门口，拉开车门，看准一片草地，纵身跳下，接连几个翻滚，站起来，毫发无伤，再抬眼一看，火车已经呼啸而去。由于这一带流通俄国货币，吴佩孚用余下的10卢布，沿途买东西吃喝，安全抵达新民屯。
　　这次他立了功，因敢作敢为而被北洋军阀头子曹锟看上，两年后当上了管带（营长）。此后积极投身军阀混战并大有“斩获”，很快晋升为团、旅、师长，不几年就拥兵数十万，被封为“孚威上将军”，盘踞于洛阳，控制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省，还遥控北京的曹锟政府，成了实力最强的军阀。由于他会写诗、绘画，字也写得颇好，因此有“儒将”之誉，他也常以此自豪。
　　可是这位“儒将”却缺乏儒家所宣扬的“仁”道，他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不惜“龙泉剑斩血汪洋”，对其他军阀毫不手软，对芸芸众生的命运更不屑一顾。1921年与湘军打仗时竟下令掘开蕭州的长江大堤，致使许多无辜百姓葬身鱼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为了争取自由、人权举行大罢工，他残酷地镇压，制造了著名的“二七大惨案”，为自己的历史写下了最黑的一页。
　　他50寿庆之时，正是权势鼎盛之日，各地的军政要人和文化名人、各国驻华使馆的武官云集洛阳，清废帝溥仪也派出其“摄政王”前来祝贺。连曾名震朝野的维新派首领、著名学者康有为也大拍马屁，献寿联云：“牧野鹰扬，百岁功勋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不但表现了这个“大帅”叱咤风云的气概，还吹捧他更壮观的未来。
　　但是这只“鹰”、“虎”的前景并不美妙。此人虽然精明、狠辣，然而因逆时代潮流而动，终于一败涂地。
　　1926年6月张作霖与吴佩孚在北京会谈“合作”。为进攻已占据直隶的国民军，张作霖与吴佩孚弃嫌修好，签订反冯盟约。
　　之后，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他纠集主力扼守湖北咸宁的汀泗桥并上阵督战，亲手枪杀了几名后退的官兵，然而也抵挡不住革命洪流。两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武昌，他大势已去，可是不像其他下台的军阀政客那样，腰缠万贯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寻求外国人保护，而是在国内辗转流亡。
　　第二年，他率卫队逃去四川经河南邓县构林关时，受到当地头面人物的热情款待。面对满桌酒肉，他却说：“免了吧，战火连绵，百姓不得温饱，我们还要这么多菜干什么？”只留下四个小菜，其余全叫人撤下。他定于第二天清早开拔，可是地方绅士纷纷前来求字求诗，他雅兴大发，欣然应允，撰写了多首（副）诗联。在赠给乡绅杨星如的诗中，有“天落泪时人落泪，哭声高处歌声高。世人漫道民生苦，苦害生民是尔曹”之句，流露出了悲天悯人的情怀，还不客气地谴责了地主豪绅们的罪恶，令人刮目相看。弄文舞墨的“雅兴”救了他一命。当天上午，先头部队中了悍匪索金娃的埋伏而狼狈不堪，连秘书长张煌言也被乱枪击毙了，他却因推迟出发而安然无恙。
　　随后，他流寓于四川的奉节、大足、达县等地，卫队、随员星散，靠依附当地军阀为活。在成都参观昭觉寺时，他特地穿上袈裟拍照，还赋诗二首。第一首是：
　　英雄不避杀身凶，何况空门老梵宫。
　　偏有情丝难遽断，双行血泪洒秋风。
　　“空门”和“梵宫”都指佛寺。诗意是：我向来将生死置之度外，又岂怕在寺院里终老？但因“情丝”（对世事的千丝万缕关系）难以砍断，所以不能皈依佛门。此时他仍以“英雄”自命，却自知不能东山再起，于是只好“两行血泪洒秋风”，散发出“末路”的凄凉。
　　第二首的内容比较简单，只是说自己虽然不当和尚，但“此后深山同佛”，表明不再过问世事，意思是要有关人士放心。
　　吴佩孚一生极重信义廉耻，因为承诺不仰仗外国势力，所以先后艰拒了苏联、英美、日本等政府和银行主动伸出的橄榄枝，这和他日后的落寞有着必然的联系。
　　第一次直皖战争后，吴佩孚虽远避豫西，但却又让人不得不仰其鼻息，北京政府大到国策小至人事安排，无不频繁请教于他。这当然就引起了处心积虑欲操纵中国的苏联人的注意，中国共产党人曾奉“远方”（中共对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隐秘代称）之命与吴佩孚联络——李大钊就曾充任过使者。
　　原来，苏联人在决定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竟是“反动军阀”吴佩孚！越飞，这个被苏联政府派来中国的特使，因后来与孙中山联名发表会谈纪要而名扬中国现代史，孰料早在他前往广州游说孙中山之前，就在北京给洛阳的吴佩孚写过一封信。且看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吴佩孚的密函：
　　……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苏联人往死里捧了老吴这一通，究竟要干什么呢？越飞继续写道：一、“为了便于修复两国睦邻关系”，让并不在政府任职的实权人物吴佩孚同意他们在中国的领土上同日本人谈判——在满洲有驻军的日本人一直是苏联人的后院隐患；二、让吴接受苏联红军进占中国的附属国外蒙古的现实。
　　待越飞的军事顾问、苏联总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将军自洛阳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国内拍发了“绝密”级的电报：
　　（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
　　可见，正是吴军的强大实力使苏联人以为找准了在华的代理人。然而，民族气节极重的吴佩孚拒绝了苏联人的游说。
　　即使到了民国14年（1925年），苏联人依然没放弃利用吴佩孚的愿望。
　　其时，用苏联的枪炮与奉系开战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已经失利，冯本人不得不宣布下野并自我放洋，他的部下通电表示“迎吴讨奉”，而吴佩孚正雄心勃勃地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
　　只要有人出面反对奉军，苏联就会拥护。当时的苏共中央曾专门开会讨论并通过了有关中国局势的决议，他们的政治局会议第86号（特字）记录中明明白白地写着：
　　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吴佩孚的行动会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
　　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
　　下面的话暴露了苏联人的险恶用心：
　　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成立新的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吴佩孚及追随者的战争……
　　吴佩孚没让苏联人如愿，一个崇拜岳武穆、戚继光的爱国军人，哪会去牺牲国家疆土和民族利益以换取洋人的支持？清朝时在东北当过间谍的吴佩孚不会忘了老毛子曾怎样掠夺与诈取我中华的大片疆土，而列宁宣称苏维埃政府将放弃沙俄时代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后，不也照样食言！
　　学测绘的军校毕业生吴佩孚大体上能计算出来，俄罗斯人究竟想干什么——成立一个完全受他们控制的中国政府。但尽管如此，如果吴佩孚地下有知，于身后六十多年后闻知苏共中央领导人明确提到了要利用他、待战争结束新政府成立后再推翻他的阴谋后，想必还会冷汗涔涔吧！
　　苏联人一定困惑极了，正如十几年后日本人在“吴佩孚工作”失败后一样，他们总不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极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传统军人，一个公开向国人承诺过“四不主义”（即“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的硬汉子。
　　休道他风头正健时，即使最潦倒的时候，他也没向外国人低过头——当他退居白帝城时，日本第一外遣舰队总司令和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曾专程拜访过他，表示愿供私人借款一百万元和无偿赠予十万支步枪、五百门钢炮、两千挺机关枪，支持他东山再起。但吴却语气坚定地回答：
　　过去我曾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可见成败并非枪炮与金钱。我如愿引外援借外债，何必待到今日！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
　　与苏联人的愿望相反，自兹吴佩孚更加仇视苏联人，也更认定“赤化”只会毁灭儒家的中国。对吴绝望后，苏联人才开始专一做广州孙中山的工作，这才有了国民党的起死回生，这才有了国共合作的局面，进而有了北伐的胜利与北京政府的垮台。
　　不但苏联拉拢吴佩孚，日本也在他身上打主意。首先，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等为软化华北军民，便通过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当时北平的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联欢宴会，招待日军驻北平的连以上军官，由驻北平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团以上军官作陪，还邀请了吴佩孚等人到会。席间，有几个日本军官借酒发狂，跳上酒桌唱起了日本歌曲，以示挑战。在场的国民党第三十七师一零零旅旅长何基沣见此情景，马上针锋相对地跳到桌上高唱了一首中国歌曲，表示应战。日军见首招失利，接着又换新招。一名日本军官拔刀起舞，炫耀起武士道精神来。国民党第三十八师第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愤然跳出来，精神抖搂地打出一套八卦拳，随着又干脆利落地耍了一套大刀。独立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也挺身而出，演练了一套使人眼花缭乱的“滚堂刀”，显示出了中国军人精彩绝伦的武功和勇猛不可欺的气概。一时间，日军惊得目瞪口呆，纷纷上前敬酒，企图将李致远灌醉。李致远豪情大发，与日军对饮。日军见不是对手，又提出要比赛书法以决胜负。此事正中吴佩孚的下怀，他立即来到桌前，当场挥毫泼墨，用龙飞凤舞的醉笔写下了一个大条幅，连在场的日军军官也不自觉地击掌叫好起来。最后，日军看到一连三个回合都失败了，黔驴技穷地大喊一声，突然冲出几个人来七手八脚抓住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和北平市市长秦德纯，高高地举过头顶。国民党军官们一见也抓起附近的两名日本军官举了起来。这时，双方人员怒目圆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宋哲元一见形势不妙，连忙讲了几句所谓中日应该亲善的话，大家这才各自回到座位上来。宴会结束后，二十九军的全体军官昂首挺胸，大义凛然地走出了怀仁堂，使日军精心策划的这次“鸿门宴”以失败告终。
　　然而吴在1932年10月离开成都后，并没有选择深山作归宿之地，而是定居于北京的什锦花园，主要靠“世侄”张学良给“补助费”维生，还写了一副对联：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怡性，真个解甲归田。
　　虽然没有“灌园”、“归田”，但对联总体是真实的。此人虽然浑身血腥，但尚知道坚持民族立场。1919年“五四”运动时曾表态反对签订有损于中国利益的巴黎和约；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
　　若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吴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里颐养天年的。可是，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残梦。
　　1937年初夏，日本人通过卢沟桥事变快速侵占了北平，一直不肯去南方做蒋的清客的吴佩孚，成了敌寇辖下的高级寓公。
　　和吴一样留在北平的一些有身份的人士怕死也怕失去悠闲的日子，便摧眉折腰事倭寇，其出任伪职的经历成了终身难以洗净的污点，这其中不光有吴的一些北洋同僚与旧部，也有北大名教授周作人这样的名士。
　　像所有的异族统治者一样，敌寇急于在占领区建立从属于自己的傀儡政权。日本人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介石不对付的中国人，一个是中国当朝二号人物汪精卫，一个便是曾统兵近百万的北洋时代最有人格力量、“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的吴佩孚。他们希望“汪吴合作”，一南一北，一文一武，敦请这两位强人出任傀儡政权的头儿，则亡华春梦便可变现矣。
　　尽管汪精卫终于答应“合作”，从重庆逃到了河内，但一直在日本人眼皮底下的吴佩孚却沉默如山，任冷落多时的什锦花园突然冠盖聚集说客盈门，却统统无补费精神！这其中，既有他的前部下、后来当了汪精卫伪政权军事首领的齐燮元，更有战后被国际法庭绞死的甲等战犯、日本驻华特务机关首脑土肥原贤二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吴佩孚不为所动、不受抬举、不肯附逆，天长日久，院里松柏本色不凋。
　　北平沦陷后，吴佩孚一直是日方拉拢的重点对象。日方利用这幅吴氏家庭合影，大造舆论。
　　日本人对吴佩孚是寄予厚望的。日本人大伯通贞受命进入北平，邀见吴佩孚，请吴出山担负“兴亚”大任。吴佩孚没有答应。随后日方又派更厉害的号称“东方劳伦斯”的中国通、日本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决心要把吴佩孚拉下水来。且读一份战后日本“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撰的一段文字：
　　当时日本军以破竹之势，席卷华北、华中、华南。以王克敏、梁鸿志、德王为首的政府相继成立。土肥原作为陆军、海军、外务三省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在策划在三个政府之上建立以吴佩孚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工作……
　　其实吴佩孚也答应过“出山”，条件也极简单，只一条：请日本人撤出包括东北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而且，他也确实令旧部于河南开封一带集结改编成了“皇协军”，甚至还派人在山东境内招过兵，只是后来该部“全部潜逃”，“回归重庆军建制”（日本人语）人们才知道了吴氏的初衷。
　　日本人还越俎代庖地在什锦花园为他安排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
　　1939年3月30日，百余名中外记者拥向什锦花园。花园内戒备森严，进场的记者每位都发有一份中英日三种文字形式的“讲稿”。吴佩孚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并客气地向记者先鞠了一躬，然后仅瞥了一眼案前的“讲稿”，做即席讲演。开始的讲话土肥原十分满意，讲着讲着吴佩孚把话锋一转，就提出了恢复中日和平的两个条件，即日本无条件全面撤兵，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完整。吴佩孚同时还大声命令翻译按他的原话，一字一句地进行翻译。会场的中外记者纷纷疾笔如飞记下了吴佩孚最真实的讲话。随后吴佩孚把土肥原事先准备的“讲稿”从案前拿起来，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用力踩在脚下。
　　土肥原气得浑身发抖，脸色腊黄。吴佩孚巧妙地用记者招待会的形式，揭穿了土肥原散布的流言蜚语，粉碎了土肥原的阴谋。
　　后来日本人以死威逼，不想一到吴的家里，吴佩孚就请他们看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具黑漆棺材，吴佩孚已经在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只空了年月日。日本人利诱威逼均告失败。
　　他的态度自然不会让日本侵略者高兴。
　　1939年11月中旬的一天，吃饭的时候，吴佩孚对身边的幕僚们说：“牙齿出了毛病，镶的金叶子有点刮舌头。”大家说：“那换一个好了。”当天晚上，派人将镶牙师找来，因为这名镶牙师就是当初为吴镶牙的。兴许吴佩孚是因为年龄老了的缘故，牙齿上有空洞，但并没有填补。12月4日，身体健壮的吴佩孚意外地因吃羊肉饺子，骨屑正钳在牙齿的空洞里，几天后，两腮红肿，疼痛难耐。于是，“学生”川本芳太郎携领日本军队医寺田及护士，由华北大汉奸齐燮元陪同来到吴宅。寺田检查后，声称需立即做手术，在日本军医再三说服和齐的劝慰下，对吴佩孚实施手术。手术后吴佩孚立即陷入昏迷。之后却得了败血症，离奇地结束了一生。从突患牙病到蹊跷辞世，只有短短的10天。
　　吴佩孚最终死于日本特务军医之手。中国近代史上不乏书生领军大获成功的例子，清朝的曾国藩是一个，李鸿章是一个，民国初年的吴佩孚也算其一。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吴佩孚对日本侵华行径是痛恨的。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来后，他绝食一天，以示抗议。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听说淹死许多日本人，他异常高兴；后又听说有140万人无家可归，他又为此失声痛哭。
　　董必武曾说过：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当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有一次，德国大使馆某武官的女儿露娜小姐在洛阳行营偶然遇到吴佩孚，被吴佩孚的书生气质和大将风度折服。三天两头找他沟通国际友谊。无奈吴佩孚就是装聋作哑，假装不领风情。时间长了，露娜小姐耐不住了，给吴佩孚来了个直接了当——发了一封情书。秘书将书信译好交给吴佩孚。吴佩孚提笔批了四个大字：“老妻尚在。”让人原件奉还。
　　吴佩孚当权后，前来跑官要官买官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有个吴佩孚的老同学，前来投奔。此人在别处多次当官，几次因为刮地皮过火而被免职。到吴佩孚家，吴佩孚不在，便写了个条子，要求到河南当个县令。吴佩孚回家见到条子，提笔批道：“豫民何辜？”意思是河南老百姓有什么罪过？要你这样的人来害他们？
　　吴佩孚手下有一个老同事，因为无能，吴给他安排了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整天无所事事。此人无聊之余，起了建功立业的念头。于是毛遂自荐，写军令状，要求吴佩孚给他10万大军，保证平定南方革命党人，“然后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佩孚知道这家伙属于纸上谈兵式的蠢材，怎么敢赋予大任！就在军令状上批道：“先去种树。”臊得那小子再也不吭气了。
　　虽然吴佩孚是一个反动军阀，但以上三个涉及私生活、跑官、要官的手谕却很能看出此人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今天的官员，也是可以借鉴一二的。
　　他自撰的对联总结了他的一生：“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怡性，真个解甲归田。”一位佩服他亮节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送来一副挽联写道：“败师不入外租界，正谊羞登傀儡场。”对吴佩孚之死，北伐中打败了吴佩孚的蒋介石亲致唁电给北平什锦花园吴公馆：“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蒋介石在重庆为他开追悼会，亲送挽联：“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国民政府与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分别决议，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重庆的报纸上，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
　　噩耗传出，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重重祭奠了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连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志哀。
　　吴佩孚究竟是怎样死的？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病死说”。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吴佩孚牙床发炎后，又因为不小心出去没有戴帽子保暖，天寒地冻，因此就又得了重感冒。那时，吴佩孚有一姓赵的中医，故而由他开了个药方子，先后吃了两服药，效果还不错，感觉都已经快好了。但不幸的是，吴的家人又将吴的老上司——曹锟的医生曹某请来治病，这位医生是有名的庸医，绰号“曹要命”，他草草开了方子，吴佩孚在晚上10点钟服药，刚过12点病况就迅速恶化了。吴佩孚之死，就死在这个江湖医生的手里。
　　服下曹某开的中药后，吴佩孚浑身发冷，可巧那天吴宅里的暖气又坏了，无论盖什么被子都不解决问题。到了凌晨两点多钟，人已经差不多完了，大家赶忙找来他的儿子——实际上是吴的过继侄子，准备后事。但到了凌晨5点钟后，吴佩孚的病情却又逐渐好起来了。第二天吴见到幕僚们说：“呵！昨天夜里险些死了。”当时吴身边的人大都反对再请“曹要命”来治病，但吴佩孚的夫人张氏非常相信他，因为他是曹锟的私人医生，想来总不会太差。“曹要命”又欺骗张夫人说：“再吃一服药就好了。”结果又吃了一服。这次的反应与上一次不同，不是发冷，而是发烧，将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也丝毫不起作用。
　　病重乱投医。等吴的家人尤其是张夫人知晓“曹要命”医术不行时，又请了一名中医，但也毫无办法。后来赶忙将德国医院的德籍医生史蒂福斯请来，为吴检查后得知吴的白血球太少，情况非常危险，必须迅速输血，并移至德国医院施行手术。但到了那里后也只是打针用药，并没有依照他的诊断治疗，见此情形，大家都手忙脚乱了。之所以没有开刀、输血，与吴佩孚的反对有关。
　　此时已是12月3日的深夜。吴佩孚也感觉到自己大概是命将不保，所以先将亲信孙丹林找来，对他交代了一些后事，最后说到一封信，就不能再继续讲话了，故而要拿笔写字，但此时字也写不成了。幕僚们到后，四处找寻那封信，结果也没有找到。本来在北平一切事都由汪崇屏经手，但此信他也丝毫不知情。汪崇屏怀疑此信为日本人要吴出山的最后通牒，如吴佩孚再不屈服，就对其怎么不利。吴佩孚也许找秘书陈廷杰拟了一个稿，一并放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在病重时就说不出来了。这封信后来再也没有找到，成了一个待解之谜。
　　12月4日早晨，吴佩孚回光返照，吃了一大碗粥，这时德国西医要求入院开刀，吴坚决不肯去。且将装殓的衣服找出，准备后事。这时齐燮元、符定一与川本大作带了一名日本医生——华北驻屯军军医处长石田，前来要求看治，吴佩孚态度坚决，不让日本医生看病，齐燮元当时又急又气，对张夫人说：“你们老爷不要日本人给他看病，是怕日本人害死他。”齐就偕同川本、石田等上楼，为吴强施手术，汪崇屏对齐说：“恐怕这样不是办法，他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日本医生担此恶名呢？让他安静地死去，不更好吗？”齐燮元问日本医生：“怎样？”日本医生点点头，表示也许还可以治，结果一刀下去，吴就断气了。齐哭着走下楼来，顿时里里外外哭声一片。一些年轻气盛者，在楼下闹着、嚷着，要打死那两个日本人，川本和石田躲在楼上，一动也不敢动。汪崇屏当时对他们说：“人已经完了，还闹什么？凭良心说，他们也是为吴先生好。”川本、石田被困在楼上，停了大半天，才被送走，境况十分狼狈。
　　吴佩孚在牙疼初发时还有一段插曲：大总统曹锟一子一女，是姨太太所生。这名姨太太手里有一些积蓄，临死时将子女两人托吴佩孚照顾。他儿子名叫曹得岳。这个孩子因为手里有些钱，从小又没有严加管教，所以在长大后，经常出入烟花柳巷，狂嫖滥赌，等到钱花光后，吵着、闹着要跟他姐姐分家，并且马上就要分。吴佩孚虽然很不舒服，但还是下楼看着他们姐弟俩分东西。当时有一根翡翠棒，非常名贵，吴说：“这个不能分开了吧！”得岳将翡翠棒接到手，说：“这还不简单！”砰的一声，就将翡翠棒折成两段。吴佩孚大怒，但对得岳又毫无办法，心里很是难过，一言不发，独自回到楼上。这桩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对吴佩孚的病情也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
　　二是暗示“日本人害死说”。
　　吴佩孚1932年1月寓居北平，1935年拒绝参加汉奸策动华北自治活动。“七?七”事变后，拒不出任日军策动组织的北平维持会会长职。1939年11月因牙疾被迫入日医院治疗，当日猝亡。
　　三是“死因多方面说”。
　　一方面暗示吴佩孚死在日本人手中，一方面又说另有原因。其文是：“1939年冬，吴佩孚牙疾发作，右颊肿痛。12月4日，日本特务川本芳太郎介绍日本医生为他开刀拔牙，当天暴卒于什锦花园公寓。”
　　四是明示“日本人害死说”。
　　《民国怪状大观》就是这么说的。原文是：“据说吴佩孚死于牙疾，且主刀者系日本人医生石田。那日医动手术时，只一刀下去，只听吴大帅一声惨叫，顿时喉管开裂，血流如注而身亡。终年66岁。”
　　吴佩孚是一个大军阀，军阀这个词给中国人一种非常恶劣的形象，实事求是的说，只要是军阀就肯定不是个东西。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吴佩孚又是一个好男儿，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华汉子。
　　首先，吴佩孚是一个具备人类基本良心和道德的人。张敬尧在湖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湖南几成人间地狱。吴佩孚本来就对段琪瑞、张敬尧不满，又见张丧尽天良，决议不愿作其看门狗，毅然以换防名义北上，张敬尧一失去吴佩孚这道防护墙，立马崩溃，可以说，没有吴佩孚的北走，历史上著名的“驱张运动”就不可能成功。吴佩孚作为一个军阀，换防北上有他的利益需要，但是吴如果想得到更大的个人野心的话，可以做出比北走更好的行动。吴佩孚的行为是一个具备人类基本道德和良心的人的反应。
　　吴佩孚更是一个明辨是非的人。吴号称不投靠洋人，事实上他也做到了，吴不投靠洋人，既是他作为一个爱国男儿的表现，更主要的是吴的明辨是非。
　　这个世上有很多号称忠君爱国者最后却是引狼入室，祸国殃民。他们中间有假爱国者，也有自身愚蠢导致祸患无穷，吴佩孚的敏锐眼光使他保住自己的真正爱国男儿的形象。
　　吴佩孚是第一个上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被《时代》杂志称为“Biggest man in China”。
　　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作为一个军阀，他应该只代表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军阀可以干任何事情。吴完全可以和苏俄合作而做大，也有可能“统一”中国，仰靠苏俄；吴也完全可以和日本人合作而东山再起，继续做他的军阀事业，也可以在抗战前后投靠日本人做一个伪首脑。而吴佩孚这个军阀却是为了民族大义、国家前途而屡屡损害自己的军阀利益，最终一败涂地，凄惨离世。
　　吴不是不可为，也不是不能为，而是吴大帅不愿为，吴佩孚为人清高，自诩关云长再世，以岳武穆为精神偶像，好读“春秋”，这样的人要他为了个人私欲去出卖国家利益是决不可能的事情，吴佩孚的精神境界是历史上绝大部分中国政治家不可能达到的。如果相信转世之说的话，吴佩孚是春秋时代的义士转世再度托生。
　　吴佩孚在外寇当前，国难当头之时，在大是大非面前，大义凛然，不畏敌寇所挟，不为日伪利诱，决不卖国求荣，坚守人生底线，断然拒当汉奸傀儡，表现了中国人的爱国情操和气节，确实难能可贵，足令人佩服。吴佩孚的不幸其实是中国的不幸，吴佩孚曲高和寡，他的悲剧是必然的，中国人如果都能够学到吴佩孚的一点皮毛，吴大帅就不会如此悲凉，中国的历史就不会如此血泪斑斑。

第四章 川岛芳子：谍报魔女葬风华

　　1948年3月25日，北平城的早晨空气清爽，阳光温暖柔和，树木都染上了一片新绿。然而被关押于北平第一监狱的第一号女间谍川岛芳子却正在等待着被处以枪决。狱外守候着成群记者，随着6点45分的一声枪响，被挡在监狱大门外的记者们开始躁动。
　　第二天，北平各家报纸均刊登了轰动全国的新闻：“女间谍金壁辉终于处以死刑”。这位“东方魔女”之死在当时的中日军界及政界均引起了轩然大波。
　　川岛芳子身为间谍，做过哪些重要的谍报工作？她的一生有哪些传奇特点，引得当时国人争相关注？她又是犯了哪些弥天大罪，要被国民政府公开审判并处以死刑？还有那些关于她并没有死的传言，是因何而来？她到底是死了还是逃脱了？就让我们带着这一系列疑问，在川岛芳子的一生中去寻找答案。
　　川岛芳子（1906—1948）字东珍，又名显纾，是肃亲王的第十四位公主，由侧妃所生。肃亲王家在清王朝的八大世袭皇族中算得泰山北斗，份量举重若轻。其曾祖武肃亲王豪格，是皇太极的第一王子，是开创200年大清基业的元勋。身为肃亲王第十四公主的芳子，在她天真烂漫的童年时期，正值满清皇室的统治摇摇欲坠时期。肃亲王眼看着先祖社稷即将落入他人之手，终日忧心忡忡，多方设法做最后的顽抗。他把他的几个儿子分别送到满洲、蒙古、日本等地，以便为日后这些地区的政局演变做联络基础工作。小女川岛芳子6岁时，便被他送给日本的浪人川岛浪速做养女，以图日后大事。
　　本是东方公主的爱新觉罗?显纾于1912年跟随养父飘洋过海，来到一个原本陌生，但却造就了她的一切的国度——日本，开始了具有特殊目的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
　　可以想见，才6岁的川岛芳子，在日本的生活、教育环境中，必然会渐渐脱离中国传统，而成为一个日本少女。养父川岛浪速给她取了“川岛芳子”这个日本名，还给她请了家庭教师，让她学习日语及日本的风俗习惯。
　　果不其然，5、6年后，昔日因为不想离开亲人独居异乡而痛哭流涕的中国公主显纾，已长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姑娘。此时的芳子，在松本高等女子学校读书，身穿和服，见人即大大方方地打躬作揖，面容娇美，性格狂放不羁。
　　对女子学校的师生们来说，川岛芳子的身世就好像远隔日本海的“支那国”一样神秘。人们只知道她是日本著名的军国主义者、浪人川岛浪速的养女；只知道她来自一衣带水的中国；只知道她是一个十分可爱又十分富有挑逗性的“新女性”；而不知道，她竟是来自东方的神秘公主。
　　川岛浪速见芳子已经到了可以接受专门训练的年龄，便开始教她有关政治事务、军事技能、情报与资料的收集等方面的专门训练。这种“额外”的学习影响了芳子在学校的正常学习，以至被学校勒令退学。但是对于无拘无束的芳子来说，退学后反而能让她投入那种令她痴迷且疯狂的训练中。川岛芳子很快便发现了自己身体里不同于其他少女的一腔热血，决定永远清算自己的女性身份，建功立业。她毅然剪下一头青丝，女扮男装，头戴太阳帽、墨镜，和养父的徒弟们一道学习骑马、击剑、柔道、射击。
　　在养父的悉心栽培下，再加上芳子本身聪颖过人，她很快就学会了收集资料、使用谍报通讯器材、制造阴谋、散布谣言以及利用美色获取情报等技巧。成就一番大业的念头也渐渐在她心中根深蒂固。此时，东方少女娇嫩的双手已多了几分坚毅和狠辣。
　　1928年6月，张作霖遭到国民革命军重创，北伐军逼近北京，张作霖决定早他的军队一步，秘密潜回东北。此时日本政府和关东军正密谋暗杀张作霖，苦于情报资料不足。因为东北方面对日方戒备已久，日方人员很难掌握到中方的情报，此时需要一位具有中国国籍的可靠人士参与搜集谍报工作。从小受到间谍训练的川岛芳子无疑是最佳人选，川岛浪速也由此成为被游说的重点对象。川岛芳子一向以匡复清室为唯一目的，很快就答应了关东军的要求。陆军大臣岩崎男爵给了她一笔巨款，供她和她的生父肃亲王使用。
　　川岛芳子此时方开始她真正的间谍生涯。她以满室子女的身份，假借“省亲”的名义到达东北，滞留在大连搜集有关北京的消息。因为川岛芳子女扮男装，颇具绅士风采，她的四处活动不但没有引起奉军的怀疑，还和奉军方面几个谍报机构的年轻人交了朋友。
　　日方获得张作霖及有可能返回东北的消息后，急令川岛芳子尽快弄清张作霖的返回路线和时间安排。接到上级的命令后，川岛芳子马上前往奉天府邸找张学良密谈。张学良忙得不可开交，便让副官郑某接见这位清室公主。川岛芳子施展了自己的女性魅力，郑某很快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把自己了解到的张作霖将先于军队乘座慈禧花车回到奉天的机密消息告诉芳子。芳子立即向总部汇报。日军此前已通过潜伏在张作霖身边的特务知道了这一消息，但还是对川岛芳子的谍报工作和才能大加肯定，称她是“东方的玛塔?哈丽”，芳子的名声渐起，很快就有更多日方高层熟悉这个名字。
　　顺利完成“炸张作霖事件”情报交接任务的川岛芳子虽然为日军所青睐，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她那顽固不化的“满蒙独立”意识，使不少人对她心怀戒备，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东方的玛塔?哈丽遭到了日本谍报机关的冷落甚至怀疑。在大连形单影孤的芳子，因生父肃亲王之死又受到很大打击，心情抑郁愤闷，于是便搭乘日本商船回到日本。到了日本，川岛芳子没有直接回到养父在松田的乡间别墅。这时她恰巧认识了日本关东军谍报员、参与炸死张作霖事件的大村骏之弟大村洋，并被他接至日高的家中进行“洗脑”工作。
　　在日高的两个月中，大村洋强化了川岛芳子“把美色当作炸弹”的意识；同时又为她源源不断地灌输了“满蒙中的日本”这一观念。他对芳子说道：“满蒙必须独立，而这种独立必须以日本为中心来做才能成功。”经过短暂接触，大村的确为芳子潜在的“优良素质”所震动，对芳子另眼相看，于是便鼓舞她说：“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没有不能做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认为你跟男人一样，甚至比男人还强。只要是为了满洲独立大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都应该去做！”经过这样一番“洗脑”工作，身怀“绝技”的川岛芳子又回到了大连，作为关东军特务处的一名特别人员活跃在中国的军政界。
　　张学良东北易帜以后，国家虽然在形式上统一了，但东北的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不安，日本一直密谋强占东北。“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东北掀起了排日运动。东北保安部队总司令张学良因父亲张作霖被日军所杀，深仇大恨加上爱国热血，使他不断鼓舞东北人民奋起反日，支持青年学生营党结社，并制定“盗卖国上惩罚令”打击日本在东北的势力渗透，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东北接着又发生了中村震太郎大尉和井杉延太郎上士被害的案件。这个案件使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变得更加火爆，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面对中国人民的抗日风潮，日本军部为应付民间性反日活动，网结了一批狂热的日本青年和卖国汉奸，建立反动的满洲青年联盟，企图让他们与东北人民挑起事端，为日本入侵东北制造借口。
　　此时的川岛芳子已是日本军部的“骨干青年”，获得日本政府的信任，被派往大连调度满洲青年。川岛芳子有组织地训练这批满洲青年，在她的影响下，他们不再蛮干，而是有计划地窃取中国方面情报，使关东军掌握了大量张学良所部的驻兵、装备等方面的重要情报。可以说，川岛芳子的活动，对日方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大量有用的谍报，功劳不小。
　　随着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满洲事变”。就在事变发生后的10月上旬，芳子奉田中隆吉之命赶到奉天，投到板垣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指挥之下。由于芳子能自由地使用中日英三国语言，加上她那副清室王女的堂皇招牌，使她更便于在这个混乱时期得以尽力施为，成为一名日军不可多得的战地谍报官和多面间谍，为日军迅速稳定人心和与各大城市的租界搞好关系出了大力。
　　川岛芳子的功绩和计谋还体现在她帮清末皇后婉容成功抵达满洲的事情上。为了建立“伪满洲国”，进而进一步侵吞全中国，日本军方设法把清朝废帝爱新觉罗?溥仪从天津静园弄到旅顺大和旅馆。由于风声太紧，走的又太过匆忙，溥仪只能撇下爱妻秋鸿皇后，携同郑孝胥父子、祁继忠、吉田中心太郎、上角利一、工藤忠、大谷猛等人在关东军的护送下前往满洲。皇后知道后，在静园里歇斯底里，闹得天翻地覆。消息传到溥仪那里时，溥仪深感内疚，连夜恳求日方设法将皇后也接到满洲来。
　　日方为确保伪满政府的建立万无一失，就答应了溥仪的请求，但在人选上颇为头疼，考虑到中国的传统，此事不宜派男性接近皇后，派女性去更为合适。这时候，“川岛芳子”的名字映入了他们的眼帘。因为芳子也是满清皇室的一员，更容易接近皇后，而且芳子在皇姑屯事件、“满洲青年联盟”以及“九?一八”事变等重大活动中均有很好的表现，所以日方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芳子。
　　1931年11月，川岛芳子来到了天津日本租界内溥仪的住宅，她身穿下摆开口高而大的胭脂色旗袍，脚穿一双用同样的布做成的鞋，脸搽脂粉、唇涂口红，丰姿卓越，倾国倾城。芳子带来了一个看似身患疾病气虚体弱的朋友，把“她”安排在溥仪府里的一间屋子里住下。这个生病的友人，其实根本不是女子，而是一个男扮女装的美男子。
　　几天以后静园传出消息，说是肃亲王十四格格带来的朋友不幸病逝。皇后假装在灵前哀叹，川岛芳子痛苦流涕，好不伤感。中国素有落叶归根的传统，于是芳子便把友人装在棺材里，打算运回其家乡。一场棺材送活人的戏就此上演了——皇后躺在棺材里堂而皇之地被运出了静园，一路畅通无阻，很顺利地运达白河河畔，然后成功地坐上了一艘经过伪装的日本兵舰，直达大连。皇后除身上穿的一套衣服外没带任何东西，经过激烈的颠簸，终于平安到达了大连。皇后对芳子深感满意，还把母亲遗留下来的翡翠耳坠赠给了川岛芳子，以示感谢和纪念。
　　芳子此行巧施妙计，不费周折，便把皇后平安地护送到旅顺，让溥仪没有后顾之忧，为“满洲帝国”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因此受到日本关东军的特别嘉奖，被授予陆军少佐军衔。之后川岛芳子更加春风得意，四处活动，为她日后成为安国军总司令打下了方方面面的基础。
　　可以说，日本侵略中国的一步步计划、挑衅，都有川岛芳子的份。“九?一八”事变并没有让川岛芳子过足“东方魔女”的瘾，早在事变之时，她就和田中蠢蠢欲动，想在上海掀起波浪。1932年1月10日，日本东北方面占领军给上海的特务总长田中隆吉发去一封长电，意在希望田中隆吉在上海挑起事端，把联合国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关东军好趁机宣布东北独立。
　　芳子得此消息，立即开始计划，寻找时机在上海制造事端，好让远在东北的满清皇室顺利建立伪满政权，进而独立。川岛芳子用金钱诱使上海三友实业分公司的工人袭击日本山妙法寺的僧侣和信徒等5人。1月18日午后，几十名工人在三友实业公司门前突然袭击这几个日本僧侣，造成一死三伤。
　　事件发生后，芳子又雇佣侨居上海的日本人组成“支那义勇军团”，对三友实业公司进行报复袭击，致使那个拥有千名职工的三友实业分公司被放火烧毁，双方都出现了一些死伤者。日中两国间在上海的对立，立即达到一触即发的状态。
　　后来上海市长吴铁城曾就日本僧侣遭受袭击之事向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馆道歉，并无条件答应了日方提出的处罚肇事者、负担伤亡者治疗赡养费、解散抗日团体等无理要求。但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还是不管不顾，于1月28日下令陆战队开进日本警备区域外的上海闸北区。闸北地区守军第十九路军立时与日军展开激战。“一?二八”事变成功爆发了，川岛芳子“居功至伟”。
　　事变发生之后，川岛芳子一直留在上海继续多方活动，搜集情报。她曾只身潜入吴淞炮台，查清炮台炮数；曾在上海百老汇结识孙科，捕捉到蒋介石下野的消息；曾设法到十九路军摸底，弄清蔡廷锴坚决抗日的意向。所有这些情报，都对日本军部制订战略部署提供了重要意义。日本军部更信任川岛芳子了。
　　由此可以看出，川岛芳子的魅力的确不小。她先后将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拉下了水，害得他们一个遭通缉，一个被弹劾。在危急时刻，她又向他们伸出援手，赢得他们的感激之情。这个继承了清室血统、懂中日英三国语言，天生一副机灵头脑的川岛芳子，作为一个进行阴谋活动的媒介体，确实是日本“战争机器”的最佳润滑剂，难怪日本军部将这位东方魔女视为不可多得的特殊人才，对她宠任有加。
　　伪满政权成立后，日方为了稳定政权，在日伪政府中安插了许多亲信大员，其中就包括川岛芳子——她被任为“安国军总司令”。1933年2月，川岛芳子以“安国军总司令”的身份参加热河战役，日本朝日新闻报用两个版面刊出了川岛芳子的报道，川岛芳子身穿制服女扮男装的照片被登载在报纸中间，英资飒爽。一时间，川岛芳子成为日本士兵崇拜的女性偶像。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在中国战场的拉长，日本国内不堪重负，兵力、财力已呈捉襟见肘之势。闲居在东京的川岛芳子得知这一消息后，自告奋勇给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夫人胜子打电话，说：“有一件重要事情，请一定要我见东条阁下。请一定把我护送到日军的最前线。关于蒋介石军队方面，有许多将军是我的熟人，您就不用担心了。我一定要使日中和谈早日实现。”东条英机在赞赏芳子的同时，派她到北京搜集有关中日和谈的情报。
　　川岛芳子在北京四处展开活动，并在此时和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结识。正当川岛芳子和军统特务眉来眼去、关系暧昧之际，由于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与日本军方秘密达成了“和平相处，共同剿共”的协议，川岛芳子便不知不觉地被军部遗忘了。川岛芳子的社交手腕最终没有成功。直到此时，这位昔日骄纵握权的“东方魔女”才渐渐失去她的舞台，等待着她的，只剩下历史对她的惩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川岛芳子已不可能再依附日方完成自己匡复清室的理想。在她的面前高悬着的，是国民政府的捕杀利剑。然而川岛芳子并没有离开北平城，仍住在她的东四九条三十四号家中，不听别人的劝告。这在后来川岛芳子是否真被处死的迷团中，一直是一个令人猜测的疑点。
　　果不其然，日本投降不到两个月，川岛芳子就被捕了，被关押在北平北城的民国第一监狱。据说由于军统局的特意关照，川岛芳子没有戴手拷，而且坐的是一人一室的牢房，待遇自然也不差。一直被关押到次年7月，她才被移送至河北省高等法院，等候审讯。
　　1946年7月3日，国民政府对川岛芳子的起诉书被刊登于《中央日报》，主要内容是：
　　金壁辉，即川岛芳子，亡清肃亲王之女，成长于日本；“九?一八”事变后返国，往来于平、津及敌国、满洲之间，从事间谍活动；曾任伪满皇宫女长官及伪满留日学生会总裁，溥仪游东京时负责接待；组织伪安国军；“七?七”事变后，向敌建议利用汪精卫组织伪南京政府，反抗祖国，延长战祸；在日本用文字和广播，发表我军政内情；图谋复兴满族，统一中国，唆使伪帝溥仪迁都北平。
　　这份起诉书实际上就意味着国民政府将川岛芳子当作中国人来审判。而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川岛芳子的国籍。如果判她是中国人的话，那她就要被依据《惩治汉奸条例》和《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来审判，如果判她是日本人的话，那她就要被推上日本战犯法庭。
　　1947年10月8日，河北省高等法院对川岛芳子进行了公审。法官在拥挤的人潮的围观之下做出正式判决，判定川岛芳子是叛国者，并处以死刑。判决文称：
　　一、被告虽有中国和日本双重国籍，但其生身父亲为肃亲王，无疑是中国人，应以汉奸罪论处；二、被告同日本军政要人来往密切，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女扮男装进行间谍活动，引发了“上海事变”；三、被告参与了将溥仪及其家属接出天津，为筹建伪满进行的准备工作；四、被告长期和关东军往来，并被任命为“安国军司令”。
　　判决书首先确定了川岛芳子的中国人身份，这是她罪行的起点。然而这个起点却涉及到一段复杂的历史，一段坎坷不幸的人生。清室遗族与民国政府始终关系不睦，民国初立，北洋军阀混战，黎民流离，而皇族仍坐享厚禄，自然招怨，最后冯玉祥撕毁民国的协议，以致皇族人人自危，这种改朝换代的无情无疑给日本侵略者提供了一个插手的机会。所以，川岛芳子其实只是被利用的工具。
　　庭上的川岛芳子面施白粉，梳着油亮的短发，穿一件黑呢大衣，毫无愧色地走到被告席上。在受审中，她狡词巧辩，凡对自己有利的问题，即作出回答；对自己的罪行却讳莫如深，反问庭长：“你是怎么知道的？”还大言不惭地说：“我衷心热爱中国，尽管加入了日本国籍，还是发誓忠于清王朝。”
　　由于芳子身世的特殊，和她所从事的特殊的“职业”，公开审判时围观者非常多，一度造成搔乱，南京的《中央日报》和东京的《朝日新闻》事后对此作了如下报道：
　　“河北省高等法院于8日公审金璧辉（川岛芳子）时，法庭上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因为是公审东方的玛塔?哈丽、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三千多名看热闹的人一齐拥进了小小的法庭。狂热的人群有的把窗玻璃挤碎，有的把椅子踩坏，造成一片混乱。由于无法控制秩序，公审不得不改期。”
　　可以想见，当时国人对于川岛芳子间谍案的兴趣有多浓厚了。后来，经过多次审讯，1947年10月22日，河北省高等法院正式以汉奸、间谍罪判处金璧辉死刑。民国政府在法庭还进行了公诉，向法院出示了三件物证，第一件是一张川岛芳子身着戎装的照片，这是她作为日本帮凶安国军司令的确凿证据；第二件物证是刻有司令字样的四方大印；第三件是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写的《男装丽人》和《满洲的黎明》两本小说。
　　最后这次审讯中，川岛芳子穿着黑呢子大衣、绿色西装裤、黑色皮鞋，面施脂粉，短发光亮，显然经过了精心的修饰。她还刻意地左顾右盼，频露笑容，来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法庭的最终判决是这样的：
　　金壁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以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全部没收。
　　据说，当川岛芳子听到了对她的判决后，“面容陡变，眼泪盈眶，然犹故作镇静，低头干咳不已”。
　　被判处死刑后，川岛芳子开始否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她不断地给养父川岛浪速和秘书小方八郎写信，要求他们尽快为自己搞到日本国籍的有效证明，这样她就可以再通过律师的辩护，把自己从汉奸的法庭拉到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
　　川岛浪速在给川岛芳子辩护律师的信中进行了解释，说：“亲王与我情胜手足，因为同情我家中无子，所以亲王才在1912年将年仅6岁的幼女芳子送至东京，从此芳子就成为了我家的孩子。”然而正因为这份由养父提供的材料，使得川岛芳子在法庭上再也无力为自己的身世辩解。
　　至此，等待着川岛芳子的，就只剩那最后的枪声了。除非有奇迹发生。而奇迹到底有没有发生呢？
　　川岛芳子被关押在北平第一监狱，第一监狱位于北平南端，周围是乱坟地和农田，处于北平外城的边缘。一走进丞相胡同，就可以看到沿外城墙修建的这座监狱高大的灰包围墙。这里以及河北省高等法院、高等检察院的治安都由北平西区宪兵队负责。西区宪兵队长是十九团二营四连少校连长谭良泽。
　　1948年3月24日，谭良泽接到11战区司令孙连仲的密令：“明天早晨拂晓处决金壁辉。准6点执行。行刑前必须严守秘密，要牢记前次公审金壁辉秩序无法维持的严重局面。事前做好充分准备，警戒与治安由西区宪兵队负责。”
　　谭良泽不禁想起不久前在河北省高等检察院公审川岛芳子的情景，真是混乱无比。平时这条大街上除了往来的车辆，很少有人经过。可是公审川岛芳子那一天，电影公司的摄影师还用卡车运来了大型摄影机；全城四面八方的市民拥向检察院，出现万人空巷的场景；检察院外有人爬上墙，有人爬上树，有人登上停在马路旁的汽车顶，有人站在房顶上，真是拥挤得无立锥之地。乱成一团的群众，甚至挤坏了一辆停在附近的汽车。当川岛芳子被法警带到审判庭上时，为了能看到川岛芳子，人流如同潮水一样拥进来，宪兵队和警察都无法控制秩序。检察院楼房已经岌岌可危，首席检察官陈广德不得不宣布公审延期举行。为了避免出现上次法庭混乱的情况，这次谭良泽所属部队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务必保证次日的处决顺利进行。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25日的凌晨终于到来了。
　　先来看看3月26日多家报纸发表的同一口径消息的摘录：
　　“3月25日凌晨，记者们获悉大名鼎鼎的日军密探女汉奸金壁辉执行死刑的确切消息后，即不顾夜间街道的黑暗，急忙赶到关押金壁辉的第一监狱门前集合，准备报道现场情况。这次法庭也采取了出乎常规的行动，为了将处决清朝末裔女子的情况传播到社会上，特请摄影记者也前来拍现场情况。三十多名新闻记者赶到第一监狱，在紧紧关闭着的铁门外等了又等，却看不出有打开铁门的任何迹象。不管是推门、敲门、还是叫门，都毫无反应。时间不停地过去，大家十分焦急。到清晨4点左右，监狱长总算是从里面略略打开了铁门，但他只允许三十多名记者中的两名外国记者进去，其他中国记者严禁入内。据说这是一个叫吴盛涵的审判官下达的命令。但这决不像他个人的主意。尴尬的记者还不死心，他们沿着监狱高高的围墙转了一圈，企图找到一个入口，结果只能是徒劳。黎明6点钟，突然听到从关押川岛芳子的牢房附近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声。天大亮时，第一监狱的大门前，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不一会儿，监狱里出动了约两百名警察，他们将看热闹的人群赶到远离大门的地方。接近中午时分，大门里面才有些动静，监狱又重又厚的大门打开了，从里面抬出一副担架，担架上就是处死的女囚——川岛芳子的尸身。由于事先日方请求按日本人的风俗安葬，法院根据这一要求，决定把遗体交给战前就住在北京的日本长老古川大航。古川揭开席子一看，只见她蓬头散发，从脸到脖子全是血污和泥土。一代天骄金司令的仪表已烟消云散，毫无踪影。以古川长老为首的两三个日本人，立刻将事先准备好的白布铺在地上，把遗体紧紧裹住，再盖上绣着五颜六色花样的布。长老简单地念了几句经，便将遗体抬到卡车上。下午两点多钟，即运往朝阳门外日本人墓地火化。”
　　——回到3月25日当天，当日人们聚在一起就谈论金壁辉事件，很多老百姓都不相信死者是金壁辉。第二天，报上刊登了各家报社联合给司法当局的抗议书。确实，行刑不让记者亲睹，而且尸身也糊糊不清，实在难以叫人信服。
　　另有日本作家渡边龙策在他写的《女间谍川岛芳子》一书中这样写到：
　　报道引出了各种疑问。过去一直把川岛芳子作为杀一儆百的典型，大肆进行宣传，甚至将公审的部分情况拍成纪录片。为什么最为关键的行刑场面，却搞得如此神秘？处理得那么简单？为什么无视惯例，连新闻记者都被赶出现场？为什么只许两名外国记者进入现场？为什么将面部等处弄那么多血污和泥土，以致难于辨认人的面目？为什么单单选择辨认不清面孔的时间执行死刑？
　　川岛芳子的死在社会上引起哗然后，第一监狱当局通过监狱女看守发表了一篇谈话，公布了川岛芳子行刑前后的情况：
　　“法警来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我将川岛芳子从睡梦中叫醒，她就被带走了。开始，我并没有觉察到是执行死刑。我带她一起出了牢房，当走到女监长廊的尽头时，只见门口站着两名男看守在等着她。因为我是女看守，任务就是把她送到这里，当我刚要返回时，才恍然大悟，想到是要执行死刑。不大工夫便听到了枪声。”
　　法院当局还通过一些报纸，刊登了据说干过20年看守工作的某看守长的谈话：
　　“被叫出来的金壁辉，对死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当最后生存的一线希望断绝时，她还想穿上她父亲送给她的白绸裤子，但却没有得到准许，她也就老实地服从了。”
　　尽管法院公布了这些处刑前后的情况，却还是没有解除人们对川岛芳子之死所产生的疑团。尤其是在北平居民中间，留下了许多猜测。甚至连川岛芳子的亲哥哥宪立也不能确定妹妹的生死。摘录宪立日记中最后一节的原文看看：
　　“……芳子处刑后的尸体，如果没人认领就会被送到公共墓地，同许多尸体堆放在一个坑里埋葬。因为我不希望那样做，所以托了日本和尚认领尸体，而且必须立即火葬。因此日本和尚领尸后，就立刻火化了。这是事实。这具尸体，是否是芳子的我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做出判断。收领尸体的和尚并不认识芳子，即便看见脸面：因为子弹是从头后部打进，从面部穿出，炸得令人难以分辨。所以很难说究竟是什么样的模样。芳子现在是生是死？我却无法做出判断。”
　　究竟川岛芳子在3月25日有没有被枪毙？监狱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3月25日凌晨，在十九团二营四连宪兵队的警戒护卫下，法警到北平第一监狱单间牢房提人。川岛芳子的牢房从一道铁门进去，是一个大坝，拐弯进去狱长办公室，环境肃穆森严。牢房是一小间一小间的平房。她的囚室是正方形的，由于年久失修，四周的白墙已经变成灰色，不少地方墙粉已经剥落。房间高度有3米半左右，上方有一个70公分见方的铁窗。天棚角上，有一个30公分的窟窿，吊一个小灯泡，与隔壁牢房共用。房间里放着一张宽一米、长两米左右的木床，角落里放着一个大马桶。
　　此时法警把川岛芳子押赴刑场——北平第一监狱的一块空地上，四周是高墙。负责警戒的谭良泽与狱长都认为刑场并不开阔，人多不安全，决定不放进任何记者，但不知什么原因竟然混入两名记者。此时，刑场内有法官、狱长、行刑的法警、法医、两名记者以及监督行刑的十九团二营四连的宪兵队。被带到刑场中央的川岛芳子，由于经常吸鸦片和吗啡，再加上一年多的牢狱生活，脸色发黄，又显得浮肿，一头齐耳短发，看上去四十多岁。川岛芳子态度很沉着。法警将她带到桌子前边，按法律规定核对了姓名，得到本人回答无误后，便宣布罪状和死刑判决书。
　　据谭良泽的回忆，在宣判其死刑的一瞬间，川岛芳子面不改色，显得很冷静，让人感到川岛芳子似乎正在盼望这一天的到来。最后问了问她是否要留遗嘱，可她什么也不说。接着按惯例给死刑犯两个馒头，但她不想吃。法官问她：“金壁辉，河北省高等法院今天奉最高法院命令，执行你的死刑，你有什么话要说？”她微微抬了抬头：“请求允许我给父亲川岛浪速写一封信！”法官说：“同意你的要求。写信要人代书吗？”“不用。我自己写。”“你能用毛笔？”“可以。”法警替她托着砚台。她写得一手娟秀日文，站立着一气写下。
　　谭良泽记得当时她写了两张十行纸，内容大意是：
　　父亲大人：
　　终于三月廿五日的早晨执行了，请告诉青年们永远不止地祈祷中国之将来，并请到亡父的墓前告诉中国的事情，我亦将于来世为中国而效力，义女芳子。
　　法官又问她还有没有其他要求，川岛芳子请求转交这封遗书给义父，并希望穿上义父川岛浪速送给她的一身白绸衣服，法官同意转交遗书但穿衣服的要求被拒绝了。
　　这时两名法警走过来，将她架着，转过身去，向前走了十几步，面对监狱的围墙站定。准备在旁的一名法警听到口令后，走到川岛芳子身后，托起步枪，上膛、瞄准，扣动扳机，对准川岛芳子的后脑开了一枪，却是哑弹，估计是枪械故障，该法警再次拉动枪栓，第二次扣动扳机，金壁辉应声倒地。子弹由后脑穿出右额。法官、狱长、法医上前去验尸，将她翻身朝上。这时的芳子，两眼圆睁，口角溅着血和泥土。不久之后，川岛芳子的尸体被从刑场里抬出，让群众围观。
　　这样看的话，川岛芳子确实是被枪决了的。但是正当3月末的北平城春暖花开，人们逐渐忘却了几天前的枪决事件的时候，北平人民平静的生活又突然在4月1日这一天被报童的叫卖声打破：“最新消息！最新消息！3月25日被处死的女汉奸金壁辉的替身是刘小姐。”
　　各报纸在这一天相续披露关于金壁辉的潜逃事件，说的是第一监狱关押的女囚犯刘凤玲，她母亲为获得10根金条的酬劳，把刘凤玲作为川岛芳子的替身去受刑。后来刘凤玲的妹妹发现国民党骗人，说话不算数，便将这事揭露出来。
　　还有报纸也在这天刊登了一条说得神乎其神有鼻子有眼的消息：
　　“在行刑前一两天夜里，川岛芳子的牢房里进来一个国军军官。他在川岛芳子耳边小声说：处决您的日子就要来临了，大约是在后天黎明之前。但是请您放心，执行者用的子弹不是实弹，而是空弹。请您一听到枪声就立刻倒下。”
　　川岛芳子的话题再次被提起，各种猜测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诸多内幕奇闻被公诸于世，整个北平城立刻像被捅了的马蜂窝一样沸腾起来。但是，从第二天起，各报社不约而同，什么也不再发表，连金壁辉的金字都不再写了。这就更加令人怀疑。
　　川岛芳子究竟是死了还是没死？历来公众的疑点集中在几个方面：
　　一是在执行枪决的那一天，国民党当局并没有通知新闻局及诸多报社，事后解释的理由竟是“忘了通知”。
　　二是枪决川岛芳子过程的保密性。枪决日期被定在1948年3月25日上午6点45分。尽管当局百般遮掩，还是被不少消息灵通的记者打探到了。当记者到达后，监狱大门却紧紧关闭，除了允许两名美联社的记者进入外，其他的记者全被拒之门外。为什么对川岛芳子进行公审后却没有公开枪决，难道只是为了做表面文章？再说枪决，大门关上后，行刑开始。枪响过后，在外等候多时的记者们蜂拥而入。记者们看到了一具刚被执行了死刑的女尸。有记者描述：“该尸头南脚北，弹由后脑射入，由鼻梁骨上射出，头发蓬乱，满脸血污，已不能辨认。”记者们认为，枪决选择在监狱内秘密进行，并且违背诺言，不让记者观看行刑过程实在可疑，再加上尸体已经面目全非，根本无法判断是不是川岛芳子的正身，因此，很难相信川岛芳子真的死了。
　　三是关于川岛芳子的发型之说。中国《大公报》报道，川岛芳子的死刑实际上并没有执行，被处死的只是她的一个替身。报纸上刊登的女尸照片留着女士长发，而据川岛芳子的秘书小方八郎说，川岛芳子历来剪的都是男士短发，所以被处决的绝不是芳子本人。
　　四是川岛芳子在日本战败之后还停在北平之说。她肯定知道自己有危险，而且至少有两个地方可去，日本和内蒙，但是她最后选择了留下，这背后肯定有原因。
　　五是川岛芳子在受审的法庭之上公开藐视法官之说。在法庭上，她平时放荡不羁的性格没有丝毫收敛，似乎有恃无恐，确信自己不会被判处死刑，莫非自己真的有很强大的后台？
　　六是川岛芳子努力自救之说。她曾经派人让胞兄宪立去找田中隆吉和多田骏，请他们出面向美国驻日本最高军事长官麦克阿瑟将军求情。此外，她还通过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向国民党上层人物疏通关系。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南京政府开始注意这个“卓越的”日军“一枝花”。蒋介石秘密电令北平方面将川岛芳子押送到南京接受审查。
　　七是军统局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这个有重大利用价值的超级女间谍之说。川岛芳子还亮出了自己的王牌——北平和南京方面日伪的谍报网——来作诱饵请军统局头子戴笠帮助营救她。据传，一天夜里，军统局的一位年轻少校秘密地到禁止男人去的女牢里探望了她，温和地对川岛芳子说：“金司令，明早检察官将携带处决执行证来这里。死刑的执行将在本监狱的澡堂和厨房前面的广场进行。届时由我指挥……士兵的枪是空枪，没有弹头……士兵并不知道……但是，请你应枪声倒下。验尸由我来做。”接着又说：“我们已准备了一口特制的棺材。运出监狱以后，我们的同事会把你送到安全地点的。”川岛芳子衷心地说了声“谢谢”后，那位军官就不见了。
　　事隔多年，我们已经很难再去揣测川岛芳子死亡与否，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位曾经风华绝代的第一号女间谍，终究是退出历史的舞台了。
　　半个世纪以来，川岛芳子一直被看作中国的大汉奸。但川岛芳子受的是日本人的思想教育，那样的童年她无从选择。中国法庭坚信她身上流着肃亲王的血是铁的事实，但川岛芳子并不是故意走上汉奸的道路的，是时代捉弄了她。
　　我们来看看她在被判死刑后给小芳八郎秘书写的一封长信：
　　“我真的成了小丑，天才的小丑。报纸说，有人建议卖门票，把我当作玩物供人观赏，将收入用来救济贫民。监牢是人生的筛子，筛选出来的人就是伟大的人。像我这样被世人误解的人是很少的。人在临死之前，会变得非常了不起。‘花儿献给你……’我的命运使我变成了诗人，我写了很多诗。科长鼻子特别大，人们都叫他大鼻子，人们都管我叫二鼻子，而难友们却叫我‘傻哥’。再过5天就是新年了，我真想吃年糕、年糕菜汤和年糕小豆汤。我不愿意同人埋在一起，可以和猴子埋在一起，猴子是正直的动物，狗也是正直的动物。公审那天，法官问我为什么回到北平，我说因为我养的猴子得了痢疾病，大家哄堂大笑。这个庸俗的世界，没有人能理解我珍爱如命的就是猴子。那些要死而没有死成的人，应该成为世上的伟人、圣人，并由他们来进行统治，所以，人们应该常常经历一下内心的死亡线……”
　　川岛芳子的人生确实是难堪的、无从选择的，但同时，也是张扬跋扈、精彩跌宕的。具有多重身份的川岛芳子最终由中日的亲友共同为她收尸，火化后的骨灰由中日亲友各留一半，她的坎坷一生终告结束。

第五章 孙传芳：祸根深种立屠刀

　　1935年，大军阀孙传芳在天津被刺死一案，一度轰动朝野，此案几经审理，凶手施剑翘不但没被处死或判刑，反被赦免无罪，其中情节令人兴叹。人们都想知道：到底是谁杀死了孙传芳？这个人是什么来历？他和孙传芳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将孙传芳杀害？想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妨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位原北洋军阀、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传奇色彩的一生。
　　孙传芳，山东历城人，生于1885年，自幼丧父靠母亲精心抚育而成人，后因家境实在难以维持，把姐姐嫁给了山东王姓督军做姨太太，使孙传芳得以和王姓子弟一起读书，因天资聪明，又靠王姓督军的势力，保他进了清政府主办的保定军校。从此，他的人生才出现转机，很快踏上了一条青云直上的仕途之路。
　　孙传芳本人面相怪异，一只耳大一只耳小。善欺骗，好投机，是个做事诡秘多端的投机高手。自认为天宿下凡，其野心之大，想“挟天子以令诸侯”……曾因耍诈差一点被割下头成了上海大流氓杜月笙的见面礼。看似其貌不扬，却在短短几年列居三大军阀之首。为争权，大动干戈，战祸不断，置百姓于水火之中……为争势，竟俯首拜张作霖为父，拉张学良结为把兄弟。
　　1902年，孙传芳由姐夫王英楷推荐，进入北洋陆军练官营当学兵，不久，又转移到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就读。之后，孙传芳赴日留学，后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六期学习军事，期间加入同盟会。次年，孙传芳学成回国，同年经清政府陆军部考核，授步兵科举人，并担任北洋陆军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教官。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传芳任第二师第三旅第五团的辎重营营长。1913年至1921年，孙传芳一直驻守湖北，期间深受湖北督军王占元赏识，屡屡升职，由第五团团长、第三旅旅长、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直至湖北第十八师师长，一度还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军衔也从少将升至中将。
　　在此期间还有一段比较有意思的小故事——孙传芳禁穿旗袍。孙传芳不仅要求取缔模特儿，还极力反对女子穿旗袍。他认为那种衣服“太勾男人的眼珠儿，且女人露臂袒膀有伤风化，易招（男）人想入非非”。有时，他在街头看到年轻女子穿旗袍或裙子，便会紧皱眉头，双眼紧闭，甚至双手掩目，转过身去，以示自己“非礼勿视”。虽然如此，他的姨太太却不吃这一套。有一次她去杭州灵隐寺烧香拜菩萨，竟堂而皇之地穿着旗袍。孙传芳知道后也无可奈何，只好摇头叹息道：“内人难驯，实无良策。”投壶是中国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游戏，即主人与宾客轮流将箭矢扔向特制的壶中，比赛看谁扔进最多，然后输的被罚饮酒。孙传芳对于这项早已失传数百年的游戏很感兴趣。为了显示自己的“温文儒雅”，他特地在南京举行“投壶仪式”，并邀他所设立的婚丧祭礼制会会长章太炎前来共襄盛举，不过章太炎并未赏光。后来，国民革命军打败孙传芳，有人即戏称是“枪炮战胜了投壶”。
　　1921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了湖北军政大权。吴佩孚对孙传芳非常欣赏，任命他接任第二师师长。从此孙传芳一跃变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
　　几年后，孙传芳率领军队进入福建，出任福建军务督理。1924年，直系军阀齐燮元讨伐皖系的卢永祥，江浙之战爆发，孙传芳奉曹锟之命出兵援助齐燮元，夹击卢永祥，占据浙江，并乘机大肆扩军。随后，他被大总统曹锟任命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同年授衔恪威上将军。之后，“北京政变”爆发，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联袂组建“临时执政府”。张作霖统率大军，举兵南下，大肆扩张奉系实力，直逼长江流域。孙传芳为保全自己利益，多方联络反奉势力，对张作霖军队进行反击。孙传芳对奉军突袭得手，占领上海、南京，并将奉军逐步逐出江苏和安徽。孙传芳打败奉系军阀、山东督办张宗昌的部队；其中，在皖北固镇的一次战役中，施从滨（安徽省桐城人，保定将弁学堂毕业）奉山东督办张宗昌之命迎头截击。施从滨困孤军深入，在皖北固镇兵败被俘。当施从滨率军南下时，孙传芳连发三个电报要施同他合作，倒戈内应，但施不予理睬。孙传芳俘虏施从滨后，即于当晚处决施从滨，不仅枭首示众，而且又将施暴尸多日，不准施家收尸，以振军威。
　　孙传芳轻率处决了奉军被俘将领施从滨，为他日后种下了祸根，正所谓“谁种下仇恨，谁自己遭殃”。这就是十年之后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为父报仇的缘由。
　　孙传芳打败奉系军阀、山东督办张宗昌的部队，并俘获了张宗昌的部下，极大地鼓舞了东南各省。随后，鄂、皖、赣三省直系将领公推吴佩孚、孙传芳共主大计。1925年11月25日，孙传芳从徐州凯旋，成立浙、闽、苏、皖、赣等五省联军，自任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聘日本军官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开办联军军官学校，自兼校长。这时候他成为直系后期最有实力的军阀。在其鼎盛时期兵力可以达到20多万人，同时海军跟空军也很强大。
　　1926年6月，为了反对军阀反动统治，北伐军开始北上。革命的三大对象是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同年9月，北伐军浩浩荡荡进入江西，孙传芳打着“保境安民”的口号，亲自到九江督战。几个月激战之后，孙传芳的部队损失惨重，从而不得不放弃闽赣、退保江浙，与北伐军进行对垒。北伐军曾经很多次劝孙传芳归顺并投降，孙传芳却坚持反共、讨赤的立场，拒绝任何的谈判。失利后，孙传芳见北伐军势不可挡，乃于11月18日改名化装乘普通客车由南京抵天津拜见张作霖，向张乞授认错，表示东南大局静听张作霖主持。孙传芳还与张学良拜盟，认张作霖为义父。张作霖大喜过望，表示不计前仇，并邀孙传芳参加正在召开的军事会议。孙传芳在会上建议组织讨赤军统率办事处，推张作霖为全国讨赤总司令。会议决定让张宗昌率直鲁联军援孙传芳，孙传芳让出江苏、安徽的北部给直鲁联军。1927年8月，在南京龙潭一带，孙传芳的部队与北伐军展开激战，几乎全军覆没。第二年春天，孙传芳被张作霖任命为鲁西前线总指挥，与蒋介石、冯玉祥的部队作战，失败后逃回济南。没多久，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炸死，孙传芳的部队残部撤至河北滦州一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孙传芳不得不宣布解体。
　　1928年底，孙传芳退至关外，来到沈阳，被东北军张学良礼遇，之后，又躲到大连。12月，东北易帜，孙传芳、张学良关系也不如往日。后来，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孙传芳分外高兴，积极加入反蒋同盟阵营，可是，随着“中原大战”的失败，孙传芳东山再起的美梦也彻底破灭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孙传芳举家由东北迁至天津隐居。居在天津，孙传芳当然也不会如此寂寞下去，便在政治上开始转向与蒋介石政权较量。所以当时孙传芳的很多举动也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九?一八”事变后，当时华北局势复杂，一方面日本极力拉拢这些旧军阀，当时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都造访过孙传芳。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务机关对孙传芳这些人也加紧监控，警惕他们为日本人所利用。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孙传芳也深知自己所处环境的复杂，所以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利用，并且闭门谢客，深居简出。
　　曾担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下野后也住在天津，他劝孙传芳皈依佛门。
　　孙传芳皈依佛门之后，法名“智园”，经过一段修行，孙传芳几乎变了一个人，以前东山再起的夙愿不再萌发，言谈举止亦和往日大不相同。也许“孙联帅”果真净化了灵魂，为行善事。每到炎夏，他家门前必放置一些绿豆汤，免费供应过往行人消暑解渴。1933年中秋夜，孙传芳竟对入宅行窃之徒大发慈悲，非但不加惩罚，反而命人赏米放归。孙传芳的善举被传开后，新闻界即以《孙公馆缉贼赏米，中秋夜乐善好施》加以报道。世人闻之纷纷议论“孙联帅如今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1935年11月，居士林的殿堂里，随着刺客施剑翘的几声枪响，孙传芳立即毙命，也令对他进行观望的人们失去了继续考察的对象。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敢于刺杀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呢？
　　民国时期刺杀成一时风气，陶成章、宋教仁、郑汝成、陈其美、汤化龙、徐树铮、张绍曾、廖仲恺、邵飘萍、史量才、杨杏佛都是被刺身亡，汪精卫遇刺受重伤，宋子文遇刺安然无恙，这些政治暗杀难道真成为了历史上的重大疑点？当然也有为报仇雪恨刺杀大人物的，如山东省政府副总参议郑继成为父报仇，刺杀直系大军阀、“狗肉将军”张宗昌。身为刺客，既要身手矫健，又要视死如归，决非胆小惜命的常人所能胜任。以男性的歧视眼光看来，此等行为女子更不可能有。然而，凡事总有例外。中国古代的奇女子中，东汉酒泉女子赵娥便为父亲赵安报仇，手刃仇家。这个历史故事的大致情节为：赵安被同县的李寿无端戕害，此前，他的三个儿子都夭折了，膝下荒凉，只剩女儿赵娥，也已嫁为人妇。李寿沾沾自喜，以为赵家连个壮丁都派不出，纵然结下了血海深仇，终究拿他没辙。仇家吃下了定心丸子，比先前更为骄恣，赵娥表面上没什么明显表示，复仇之心却坚如磐石。她私下准备了一把锋利的短剑，藏在袖子里，常常坐着帷车，静候时机，可是十多年都未能如愿。后来，赵娥与李寿在都亭狭路相逢，她毫不迟疑地拔出利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刺死仇家，随即前往县衙投案自首。她如释重负地说：“小女子的父仇已报，请大人定罪吧。”县令被赵娥的大义感动，不忍加害于她，竟打算挂印而逃，与她一道远走高飞。赵娥感谢县令的好意，却不肯隐姓埋名，流落异乡，以待罪之身苟活人世。她振振有词地说：“杀死仇家，这是我的夙愿。因此触犯刑律，该当如何处置，那是您的职分，我绝不草间偷生！”赵娥的言行义薄云天。尽管汉代法网严密，但各级官员仍纷纷出面为她求情，她最终获得朝廷特赦，一时间成为天下景仰的奇女子。在民国时期，也有一位女子的行为和遭遇与赵娥极其相似，她刺杀的仇家来头更大，是直系军阀孙传芳，其雷霆一击也比赵娥当年的壮举更轰动天下。这位侠女便是施剑翘。
　　施剑翘（1905—1973），原名施兰古，安徽桐城人。她生父施从云，辛亥革命时期和冯玉祥、王金铭等参加滦州起义，结果，施从云和王金铭与另外14名起义者被清廷通永镇总兵王怀庆处死，冯玉祥亦被囚禁。施剑翘自幼被父亲过继给他的弟弟施从滨。1925年，施从滨担任山东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在当年11月的直奉大战中兵败被俘。五省联帅孙传芳下令处斩施从滨，并枭首于安徽蚌埠车站。死讯传来，施剑翘悲愤不已，立誓为父报仇，并且写诗一首，以明心志：
　　战地惊鸿传噩耗，闺中疑假复疑真。
　　背娘偷问归来使，恳叔潜移劫后身。
　　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
　　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有一次施在读古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时，施兰古感觉非常适合自己的心境，于是将“剑”、“翘”二字合成其名，自此施谷兰便以“施剑翘”之名行世，并以《聊斋志异》的侠女商三官自励。
　　其实说起来孙传芳杀害施这件事做得确实过分。
　　孙传芳杀施后暴尸引起当地红十字会不满，后由当地红十字会出面将施尸草草收殓，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恳求三叔冒着生命危险，以同乡名义将施从滨尸首运回安徽桐城埋葬。自此之后，施女谷兰于是立下宏誓伟愿，暂将深仇大恨埋藏在心里，容待日后以血还血，为父报仇。施家是一个军人之家，施剑翘的伯、父、兄、弟多人都是学军事的，她的生父施从云是清代末年滦州就义有名的革命烈士，她的堂兄施中诚（施从滨之养子）也在军中任职。但是当时，一个毫无背景的孤单弱女子，要想杀死孙传芳这样的军阀枭雄，实在让人难以想象。因此，施剑翘起先是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身上，施中诚也曾鸣誓答应。施中诚自幼丧父，全靠施从滨夫妇对他的尽心呵护与大力栽培才长大成人，并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又得到施从滨的暗中扶助，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施剑翘同母董氏夫人在张宗昌的山东军务督办公署领取了施从滨的抚恤金后，于是当面请求张宗昌寻机提拔堂兄并培养弟第成才，张均答应照办。不久董氏母女寄居天津，施中诚果然被升任烟台警备司令。此时的施中诚已经担任要职，凭借他的力量，寻觅时机刺杀孙传芳，还是很有可能的。当施剑翘要求堂兄践言为父报仇时，堂兄给她的答复却是“报仇时机未到，怎可轻抛生命”。施剑翘见堂兄如此贪生负义，还在眷恋锦绣前程和荣华富贵。她这时候才发现这个人却并不是铁骨铮铮、知恩图报的血性汉子，因此备感失望，随即立志亲报父仇，她给堂兄的复函曾这样写道：“没有你，他的女儿也照样能报仇，你等着看吧！”之后，与施中诚断绝兄妹关系。
　　三年之后，施剑翘又认识了施中诚在保定军校的同学，时任山西军阀阎锡山部的谍报股长施靖公。当他得知施剑翘因父仇未报而悲愤难消，立刻表达深切的同情，而且义形于色，将胸脯拍得山响，毅然决然地表示：待时机成熟时，自己愿替施剑翘去完成这项难以完成的任务，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世间居然还有如此古道热肠的侠义之士，施剑翘内心充满感激自不待言，她甚至觉得，能嫁给这位侠肝义胆的热血男儿，真叫苍天有眼，是自己莫大的幸运，于是以身相许。但是转瞬几年过去，施靖公已升任旅长，依然没有履行诺言迹象。为此施剑翘再次请夫履约，不想施靖公以“家庭所系，儿女情长”为由推延践约时间。施剑翘一眼看穿施靖公是个伪君子，于是不再指望他了。1935年6月，施剑翘忍无可忍，毅然带着孩子离开山西太原，回到天津娘家。行前，她再次赋诗明志：
　　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
　　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
　　世间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施剑翘坚信，自己虽是一介弱女子，又何尝不能做那非常之人？要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手刃寇仇，一雪心头之恨。此后的施剑翘不再幻想有某位好心的仗义侠士替她出面报父仇，她决心要亲自动手，以了却自己的心愿。从此，施剑翘特别留意孙传芳的行踪，凡是关于他的消息，事无巨细，她都要思考半天。
　　之后，施剑翘在太原已通过郭宗玢将军打听到孙传芳下野后居住在天津，所以她暗下决心亲自到天津寻找仇人。
　　施剑翘由太原回到天津娘家，没休息几日就开始寻访仇人行踪。但是在一个大城市里寻找一个毫无线索的人是相当困难的，施剑翘一连数月遍查报纸，希望发现孙传芳的名字或行踪，结果连蛛丝马迹的线索也未得到。
　　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施剑翘屈指一算，从民国14年（1925年）父亲被冤杀到现在民国24年（1935年），恰好十年。
　　这年的中秋节，施剑翘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门口认出了孙传芳那辆牌号为1093的黑色轿车。散场后，她还首次近距离地见到那位戴着墨镜、依然趾高气扬的前五省联帅。但是，因为散场时观众太多，不便出手，她只能眼看着杀父仇人登上汽车，绝尘而去。此后，施剑翘多次到孙传芳位于英租界的豪宅周围探察，发现那里戒备森严，实在无法下手。
　　天津先后有两个佛教居士林，一个为洋行买办陈锡舟所创办，地点在英租界广东路（现唐山道）；1932年陈病故，居土林亦停办。另一个为靳云鹏及孙传芳所创办，地点在东南城角草厂庵。
　　这个时候，昔日手握生杀予夺之权的五省联帅孙传芳到了势穷力绌之时，才深感自己血债累累，决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好讨个现成的便宜。他曾赴苏州向当时佛教界第一大德印光大师皈依，未获应允。
　　1933年，靳云鹏联合孙传芳出头，向无津市富绅李颂臣说妥，将坐落在东南城角草厂庵的清修禅院（原为李氏宗祠），改名为天津佛教居士林，由靳任林长，孙任副林长。新居土林成立之后，规定每星期日居土们来林念经，由富明法师主讲。靳云鹏、孙传芳这两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亲自领拜，在佛教居士中发生了很大的号召力，展转相告，佞佛之徒纷纷而来，陆续参加活动的多达三千多人。从此，他不再自称联帅，而要人叫他智圆法师。孙传芳从显赫一时落到树倒猢狲散，从拥兵百万沦为光杆司令，如今口口声声“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还山不言兵”，他果然大彻大悟了吗？鬼才会相信他。
　　孙传芳与当时很多人不同，他处事缜密圆滑，在日本人日益得势的年代，他没有明显并公开投靠日本军方。基于多种原因，孙传芳以遁入空门、清心寡欲、每日坚持打坐念佛为借口拒绝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孙传芳的隐匿，无形之中给正在追寻他的仇家——施剑翘造成很大麻烦。施剑翘报仇心切，希望看到仇人面目，结果一无所获。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天，施剑翘偶然遛到天祥市场二楼“铁算盘道人”的算命卦摊处，发现了孙传芳的照片，第一次认识仇人的面孔。
　　施剑翘的儿子施大利在法租界培才小学幼稚园部上学，施每天接送儿子上、下学，得知一个叫孙家敏的小女孩的父亲是一个有名的大军阀。又经探询始证实孙家敏的父亲就是孙传芳，之后又顺藤摸瓜得知孙家公馆在法租界32号路。
　　找到孙家地址，施剑翘于是化装，悄悄来到法租界32号路孙公馆熟悉情况，孙家副官闲谈中透露孙本人常在英租界20号路另一所公馆里。
　　之后，施剑翘兄长施中良的女儿考入英租界耀华中学。施借开学典礼之日到校参观，希望在这里发现孙家敏，果然在院中看见了她。施剑翘设法与其接近，通过有目的的谈话，她又了解到孙传芳经常在星期六与周氏夫人带孩子去看电影或听大戏。施剑翘从耀华学校中学部出来顺便观察了孙家敏乘坐的汽车牌号“租界照会1039号，市府照会357号”。
　　开学不久，转眼又到了中秋佳节，施剑翘陪同母亲董氏到春和戏院观看尚小云的京剧。演出开始后，施剑翘“将母安置院内，即托辞出外到光明、新新各影院门前梭巡”，看一看有没有孙传芳。时光明正演“大家庭”，施到后赶上散场，“施夹在人群中在孙妻女身后同行”，不知孙传芳就在人群中。孙传芳登车时，施认出汽车牌号，证实此人就是孙传芳。
　　施剑翘经过多方探询跟踪，最终摸清了孙传芳的动向。1935年10月，施剑翘取名“董慧”，潜入居士林充居士，打算寻找时机刺杀孙传芳。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施剑翘苦等十年，坚忍十年，义气、侠气和勇气都已填荡于胸，充沛于怀，她静待时机，要让恶贯满盈的大军阀孙传芳血溅五步。
　　说来也是巧，1935年3月初3（旧历）是孙传芳的51岁生辰。孙这一天不知怎的心血来潮写了一首自寿诗：“本定寿半百，讵知又添一，今日余之乐，世人有谁知。”孙传芳在这首自寿诗中潜意识表明他将终老在佛的面前。
　　这天，天公不作美，寒风裹着冷雨，街上行人稀落。孙传芳早晨醒来，明显感到精神有些不济，但还是勉强起床。林长靳云鹏、理事长孙传芳照例皆应到居士林“领拜”，孙传芳也想与夫人周氏同赴居士林听经。可是外面细雨，道路泥泞，孙夫人周氏表示不愿与孙传芳冒雨外出，于是极力劝阻孙传芳当日不必去了。但是孙传芳因事先与靳约好在居士林见面，不可失约，只得只身冒雨赶赴居士林佛教会。
　　施剑翘自从参加居士林听经以来，虽然和孙传芳见过几回面，但每次都因听经的居士太多，惟恐伤及众人所以没有下手。11月13日的下午两点多钟，施剑翘和往常一样按时到居士林听经，但见诵经的很少，孙传芳也没有来，施心想今日天气不好，雨下得这么急，也许孙传芳不一定来。谁知正当施剑翘与佛友交谈的时候，看见孙传芳的汽车到了居士林的门前，而且孙传芳下车后便进入后院。施剑翘认为机会来了，今天听经的人不多，便于动手，于是不再犹豫，按原计划行事，准备好行刺用的手枪和印刷宣传品，待机而行。
　　当时，居士林的男、女居士们礼佛听经，按男东女西分坐两旁，男居士行列之首座照例是靳云鹏，女居士行列之首座是孙传芳。这一天，孙传芳内着青马褂、青袍，外套一件道袍坐在女居士行列之首，聚精会神地听富明法师讲经，经常陪施剑翘到居士林的原交通总长吴毓麟的儿媳帷园（张佩珍）亦在女居士行列之中。
　　施剑翘坐在女居士的第三排。孙传芳冒雨赶来了，反而靳云鹏却因雨没有到。在正中座上的任是主讲人富明法师。梵铃一响，孙传芳默默地盘坐在前排的蒲团上，开始屏声静气。
　　此时，施剑翘也来到了居士林。此前的三期道会，每一次她都会参加，每一次也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是因为与会的居士众多，场面混乱，不便下手。今天，施剑翘身穿青色大衣，青色长裙，再次神态自若地坐在居士林里。因为下雨天冷，今天赶来的居士比以前少了许多，往日热闹的居士林也显得冷清和空旷了一些。施剑翘看在眼里，心中暗自欢喜。她眼看孙传芳身穿僧袍，走进居士林，心想，他活不了多久了，且看他神气什么？
　　这回，富明法师领诵《大佛顶首楞严经》。施剑翘本来坐在后面，离孙传芳较远。后来，她故意提高声音说：“后面的炉子烤得我太热了。”一位居士接过话头说：“你不会到前排去吗？”她正求之不得，立刻答应一声：“好！”向前数步，她就到了孙传芳的右后方。当众居士跟着富明法师齐声奉诵的时候，孙传芳也闭目盘坐在前排的蒲团上一起吟诵。施剑翘看到机会来临，突袖出手枪，向孙传芳后脑狙击。该弹由前额射出，脑髓溅流，孙传芳当场倒地，施又射一弹，由右太阳穴射入，左额穿出，第三弹射腰部前胸透出，孙传芳立时身死。众居士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魂飞魄散，一个个面无人色地瘫坐在原地，竟然没人想到往寺外奔逃。施剑翘倏地站起身，大声疾呼：“各位朋友不要怕，我为父亲报仇，决不会伤及无辜！孙传芳是我打死的，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会连累大家。”说完这话，施剑翘一面喊一面跑到院外，从身后抽出印刷好的传单和一摞“告国人书”扬手四散，上面写道：
　　各位先生注意：一、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此日期正好是父亲被害的十周年纪念日。然后宣布已替父报了宿仇。看了传单，道友的表情无非两种，或赞叹，或惊恐，也有人嘀咕这是现世现报，天地间真的报应不爽啊！
　　面向尚未散尽的佛友历述自己的父亲当年被孙传芳杀害以及孙传芳的其他罪状，最后大声向在场的居士、僧人念了她日前写的那首感怀诗，然后向该院僧人性慧大喊：“快去报警”，并说明自己要去自首。当她转身奔向电话房，欲打电话自首的时候，居士林警区值勤的岗警王化南闻枪声赶至。施见警察过来于是将手中凶器勃朗宁手枪一支和三发子弹交出，并对警察说：“我杀了人，你带我去自首。”岗警王化南当即将施带往该管区警察局讯问，旋又将施移送市公安局，并于当日解至法院拘禁。
　　下午六时，《新天津报》发出号外。
　　次日，天津、北平、上海各报都以头号字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全国轰动。
　　第二天，案件被移送到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处。在侦讯中，施剑翘不讳事实，直陈杀人经过和原因，慷慨激昂，方寸不乱，所言震人心魂，举座皆惊。
　　此时，孙传芳被刺消息传到孙家，孙府顿时乱作一团，孙传芳的尸体运抵孙宅，周氏俯抚孙尸失声痛哭几经晕绝。次子孙家钧闻耗当日赶回孙府，长子孙家震闻听父丧也赶回孙府。孙家震说他闻自己父丧顿感天塌一般，久立茫然不知所措。孙府全家哀伤后，急忙料理孙之后事。11月14日，孙宅举行大殓，他们为孙传芳穿的寿衣是一套红缎绣花僧袍，并配以佛珠。然后又将孙尸之伤处缚以红绸，最后给孙传芳戴上僧冠。孙传芳的寿材是孙家在潘复家花了八千元才买到的，据说原是潘复之父备用寿材。寿材是金丝楠木打制，相当考究。孙传芳入殓时，举宅肃立，在哀乐声里，孙家把孙传芳盛殓在金丝楠木的棺材中。孙宅男女老幼哭成一片。之后，孙家一面赶办孙之丧仪，举行开吊仪式，一面又商议馈以重金延聘知名大律师具状天津地方法院，请求官方严惩凶手施剑翘。
　　施剑翘哪来的枪？跟谁学的射击技术？有没有共犯和更深的犯罪背景？检查官进行了详细的追问，施剑翘从容不迫，侃侃答对：“我为父报仇，蓄谋已久，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背景。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我的本家兄弟和我礅夫都是有枪有势的人，却忘恩负义，不肯为我父亲报仇，我不可能再去找别人。再说，要刺杀像孙传芳这样的人，关系极为重大，如果不小心谨慎，连我的命也会搭上。所以买油印机，刻写印刷品，都只能由我一人担任，连母亲也不知道。手枪就由太原我丈夫那里带来的。至于射击技术，我在幼小时就常拿父亲枕头下的手枪玩，很知道如何装子弹，怎样放枪。”检查官再传讯当时在现场的证人，都不能证明行凶时有第三者介入，于是就向地方法院提起讼诉。
　　施剑翘在接到起诉书副本后，提出答辨状。指出起诉书中未说明自首情节。在庭审中，被告的辨护律师也有同样的意见。检查官反驳说：“所谓自首，应是被告犯罪事实在未经发觉前或无人知情时，由其本人向有关侦察或审批的机关人员主动陈明、承认，方能成立。本案被告杀人于大庭广众之中，在重目睽睽之下，虽然直陈犯罪事实，但这只能说是自白，不能算自首。”孙传芳家属也写状和陈言施从滨军队纪律极坏，危害地方。孙传芳是为民除害。施剑翘预谋杀人，应从重断处。
　　在审理过程中，国内妇女、教育各界及一些民众团体分别发出电报、快邮等，向国民政府呼吁释放或特赦施剑翘。当时的刑法规定“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地方法院审理终结后，于是从轻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十年。被告施剑翘当庭声明不服，上诉于河北高等法院。被告辨护律师指出：“检查官认为被告非自首，殊属失当。被告在刺孙之后，在场人众均纷纷逃散，被告却未离开现场，而是要别人去报告警察。警察到后，她主动交出枪支，自认犯罪。这怎么能说不是自首？况且被告散发的传单也写明：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说明她自首的决心是早已下定了的，她杀人后不离现场，让别人代为报警，应该说这是间接自首。试问在这种特殊场合下，被告怎样才能实现她自首的意图？
　　高等法院受上诉，再度开庭，传讯证人，审理终结，改判上诉人有期徒刑七年，施剑翘仍不服，再上诉到南京全国最高法院。
　　施剑翘到监狱服刑后，孙案应该就此了结；但是施中达仍不放弃营救姐姐，继续奔走，向上层社会政要求助。最后通过关系找到冯玉祥。冯当时是国民政府委员，在中央说话很有影响。冯对当时社会热门话题“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早有耳闻，惟因地位关系不便直接出面说话。此次施中达找上门来，冯也不加推却，当即应承为施解困。
　　冯玉祥与施剑翘的生父施从云曾在清末同时发动滦州起义，施从云遇难，国民政府已明令将施从云列为革命烈士永志纪念。因为有这一层旧友关系，再加上冯素和孙不睦，芥蒂很深，所以冯才欣然答允施中达解救施剑翘。
　　冯玉祥插手解救施剑翘以后，上与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疏通关节，下与河北省高等法院的邓哲熙院长联络友情，同时又在国民党内联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李烈钧、张继等中央委员联名上书国民政府，营救正在服刑的施剑翘。
　　在冯玉祥等人的请求下，国民政府中的不少政要皆表赞同为施剑翘减刑。在国内各民间团体继续向国民政府呼吁，要求释放施剑翘的声浪日高，发往有关方面的信电与日俱增。在民众舆论的压力下，同时也是于自身利益的考虑，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发布公告决定赦免，全文如下：
　　施剑翘因其父施从滨曩年为孙传芳惨害，痛切父仇，乘机行刺，并及时坦然自首，听候惩处，论其杀人行为，固属触犯刑法，而一女子发于孝思，奋力不顾，其志可哀，其情尤可原，现据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纷请特赦，所有该施剑翘原判徒刑，拟请依法免其执行等语。兹据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宣告将原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之施剑翘特予赦免，以示矜恤，此令。
　　施剑翘入狱将近一年，1936年10月15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特赦令下达后，河北省高等法院饬令天津地方法院遵照国民政府训令，当日宣布施剑翘赦免释放。此时，施剑翘听到这个消息，神情显得异常平静，她脱去囚服，重获自由，却并未欣喜若狂。
　　由国民政府直接出面干预司法，在民国时期甚为罕见。
　　施剑翘被赦免走出天津第三监狱的大铁门后，孙家及孙部旧属对此均表强烈不满，有的部将甚至要拉队伍和国民党拼命，最后经内部讨论，大家都感到谁也不能推翻国民政府的行政命令，只有将满腹怨恨埋在心里。孙家和支持孙家的一方后来得知是冯玉祥从中为之出力，皆对冯恨之入骨。
　　孙家在这场官司中花费虽巨，亦没得到圆满的解决，眼看着女凶手逍遥法外，亦奈何不得，怨愤之余，惟一的心理慰藉就是厚葬自己的老人孙传芳。最后孙家出资16万元，在孙传芳生前在北平市西山卧佛寺侧畔购置的一块茔地建造一所孙氏祠堂和孙氏墓地。这项工程由程登科会同卧佛寺主持智宽共同承办，监工修造由程的盟兄何毓华负责。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孙氏祠堂和孙氏的陵墓全部竣工。1939年3月，孙传芳及其张氏夫人、周氏夫人均妥善得以安葬。
　　施剑翘被放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她先后辗转到长沙、重庆等地，筹措慰劳品，办从云小学，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人民的工作。1952年她因病移居北京。病愈后又称居五台山光明寺村，并以居士身份在碧山寺修行。之后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特邀委员，1973年病逝。
　　原来孙、施两家恩怨，社会各界并不了解，近经双方彰明事情原委，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不同看法，不过大多数人认为孙传芳是北洋军阀死不足惜，也有一小部分人认为此乃情法之争，总的来说多数人已经站在同情施剑翘的立场上了，甚至有人倾慕“侠女”行为。
　　孙传芳被刺事件发生后，过去在军政界有地位的居士们，对居士林从此视为畏途，裹足不前，靳云鹏偶尔来林，亦必戒备森严。一般居士也认为居士林是个凶杀之地，不敢问津，以为真是佛法失灵。昔日车水马龙的胜地，一变而为门可罗雀的僻境了。
　　对于这件刺杀案，很多人认为就是施剑翘为父报仇，但是另有一些人则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件刺杀案表面上是蒋介石接受了冯玉祥的请求，以政府的名义，把施剑翘特赦了。但实际上真正原因是因为蒋介石早就对孙传芳恨之入骨，早就想杀掉他。这时候，正好遇到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案件，这恰恰符合蒋介石的心意。蒋介石正好一石二鸟，一方面给冯玉祥卖个人情，另一方面也解决了自己的心头大恨。
　　蒋介石为什么要杀孙传芳呢？这还要从1933年军统局刺杀张敬尧说起。
　　1933年5月7日，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天津站站长王天木伙同军统局北平站工作人员白世维，将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刺杀。
　　多年后陈恭澍回忆道：当时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发出了一道制裁令，刺杀张敬尧，必须执行。因张敬尧与日本人勾搭，发动叛变，制造暴乱。又说和张敬尧一起来北平共同作乱的，还有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后他侥幸逃掉了。
　　孙传芳虽然当时幸免一死，但也跟张敬尧一样，入了蒋介石的制裁名册。只是，因为孙传芳深藏于天津租界内，窥伺时机，暂停汉奸活动。再加上蒋介石又下达了对石友三的制裁令，军统局顾此失彼，才使孙传芳又多活了两年。
　　“报仇”在中国的旧习惯上多半是值得赞美的，何况是“为父报仇”，所以刺孙传芳的凶手施剑翘当然有资格上《民国烈女传》。不过我们所着眼的，倒并不是在这一点，对于施小姐的暗杀行为也不值得我们惊叹。她的父亲原来只不过是隶属于大屠户下的小屠户，小屠户为大屠户所杀，以及她的女儿“为父报仇”，这都是太平常的事。现在也许有人要用“春秋笔法”对双方褒贬一下，然而我们是没有工夫管这些闲帐的。就说这场血案，案情复杂，也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但是却有一点小小感想的是：孙传芳不死于别墅或路上，却死在“佛教居士林”。
　　中国许多军阀官僚们在屠杀了一阵人命刮饱了民脂民膏以后，往往跑上念佛学禅的一条路上去，这自然有两重意义：一是想仗佛力来洗脱染满身上的血迹，二是想藏在佛幡后面来进行各种卑劣的卖国分赃的阴谋。中国有一句俗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很可以为许多屠户们解解嘲的。不过另外也有一句跟这针锋相对的俗话，是“黑心人念阿弥陀佛”，这话是很有心理学上的事实上的根据的。例如有人一面念佛吃素，一面作践女人（玩弄了一阵之后，便马上一甩）；一面做和尚，一面当间谍（替帝国主义当鹰狗）；一面入空门，一面做强盗。至于那些在野的屠户们更不消说了，他们今天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也可以“放下佛经，立地复屠”，“有刀则屠，无刀成佛，”是很可以替这些寓公们写照的。孙传芳就是这当中的典型屠户。大家当然不会忘却他从前做五省联帅的时候，屠杀了许多青年，制造了无数炮灰，到后来一败涂地，便卷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到天津租界当寓公，兴致一来，又要坐汽车到“居士林”学佛听禅。然而他积欠下来的血账是一笔一笔写在老百姓的心头的。
　　而现在他居然“血溅佛堂”“仆地成佛”了。他的姨太太们，同僚袍属们自然要痛哭流涕，引为不幸。我却以为这种死法是他的“不幸中的大幸”，他不死在老百姓的法庭面前，却死在佛徒们的居士林里，他叫大家吃了一笔血的“倒账”，搨了一笔大便宜去了。孔乙己欠下了酒店的酒钱，记在粉板上，终于绝迹不见，对于这样的欠账，我们有时会感到一种哀怜；而对于孙传芳和他的同类们的“血账未清”，我们却只感到一种悲愤！
　　《观无量寿佛经》云：念佛一声，可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而在事实上，有人能灭，有人未见能灭。其中差别，只在是否至心？虽然，无论何人，念佛皆有其益，至少能够减罪，并种下来世得度之善因，则无疑义也。
　　孙大帅最后立地不成佛，饮弹身亡，也算得是自食其果了。

第六章 阮玲玉：人言可畏香魂陨

　　阮玲玉，一位活跃于上个世纪30年代银幕上的影星，其命运受到杀人不见血的舆论工具以及两位无良男子的操控和摆布，在各方强力的拉拽撕掳之下终于演变成悲剧，她身心两伤，只好忍痛割弃自己心爱的表演艺术，在25岁的妙龄上服药自杀，留下“人言可畏”的控诉，将一幕悲剧和无数疑问留给了后人。
　　30年代，也有追星族，而且痴心还远甚于今朝。
　　为阮玲玉着迷的人何止千万。一些青年男子对她吹捧甚至求爱的信，阮玲玉都把它们放在小藤箱。对于这些信，她从来都不嘲笑，也没有将其撕毁，只是好好的把它们藏在这藤箱里，上面加了锁，然后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小孩子的信”。
　　这样的女子难怪万人痴迷。在旧上海滩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们总会说，阮玲玉的美丽是别人学不来的。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美女？为什么能让众人在美女如纭，影片如山的今天无法忘怀？美丽是一个谜。
　　阮玲玉，原名阮凤根，学名阮玉英。广东香山（今中山）南朗左步关村人，1910年4月26日出生于上海。阮玲玉一出生，她的父亲就被女儿的美丽深深折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阮玲玉短暂生命中，第一个为她倾倒的是父亲。
　　阮用荣与妻子何阿英在结婚4年后，生下了一个女儿，父母为她取了个乳名叫凤根。一个女孩取了个男孩的名字，并没有重男轻女的偏心，这是因为母亲看到婴儿的小脸上天生一对弯弯的美丽的丹凤眼，而她的父亲，从第一眼起已经为女儿着迷，把她当作了阮家的命根子。
　　不久，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推翻清朝，民间成立，举国欢腾之日，阮用荣剪掉辫子，高兴地捧着女儿的脸，仔细地端详着，忽然欢乐地笑起来，用家乡话（广东香山）称赞：“我们凤根的一双眼睛好靓啊！”
　　以后，阮玲玉听到任何人对自己美丽眼睛的赞赏，没有一个像父亲那样真挚，那样亲切，那样发自肺腑的、衷心的喜悦。
　　有一段日子，父亲所在的亚细亚油栈的外国老板发了善心，答应一些住得远的工人搬到油栈附近的工人住宅去住。
　　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凤根每天总是穿了一身整齐干净的衣裤，坐在自己家的门槛上，等父亲下班。父亲回来，顾不得洗一把脸，喝一口茶，就让长着一双美丽眼睛的女儿骑在他的肩上，到空场上去兜圈子，向邻居们夸耀。
　　这样的日子仅仅过了一年，外国老板就要把工人住宅改为高尔夫球场，强令工人迁出。
　　房子破不要紧，使凤根感到难受的是，从此减少了和父亲相处的机会。每天天没亮，父亲就起床，粗大的手掌在熟睡的凤根小脸上轻轻抚摩一下，然后摸黑出门，顶着满天星星赶到黄浦江码头，摆渡过江。晚上，也总是要到天黑才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家。凤根就这样一天天等待父亲。
　　父亲瘦长的身影刚刚出现在视线中，她那对美丽的眼睛闪动着水灵的眸光，亲热地叫着扑上去，双手抱住父亲的头颅，小脸紧贴住父亲满是胡茬的面颊，唱了起来。父亲一声不响地摊开粗大的手掌，里面放着凤根喜爱的东西：广东橄榄，陈皮梅，或者是各种小玩意儿。他宁可自己多走路，少吃一个馒头，每天也要省下钱送给女儿一点小小的奖品。
　　一天，父亲回来时，已是深夜，父亲卧倒在屋前的积水中，手里紧握着一个被水浸湿的小纸包。里面是给凤根的礼物——用彩珠串成的耳环。
　　这是父亲送给女儿的最后的礼物，当晚，父亲去世了，带着一个没有实现的承诺：有一天，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去电影院看场电影。
　　或许，阮玲玉今后走上银幕，就是为了帮父亲完成这个承诺，为了深沉的父爱。
　　16岁的阮玲玉迫于生计，不得不从崇德女校退学。依着报纸上招聘启示，到明星影片公司考《挂名夫妻》的女主角。
　　她从那条直通大门，两旁盛开桃花的走道上，姗姗走向导演室时，所有的人都精神一振，助理导演要她做欢乐的表情时，她轻盈地把头一侧，薄唇轻启，嫣然一笑；眼睛笑得更弯，也更妩媚，在唇角边还浮出一个逗人的浅涡。当助理导演要她做悲伤的表情时，原来留在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流丽的眸光顿时蒙上一层水盈盈的泪花，从泪眼中露出哀怨的神情。阮玲玉举止文静大方，虽不是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却也不乏脱俗的灵气，迥异于上海大都会那些搔首弄姿、矫揉造作的摩登女郎。
　　卜万苍导演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她考取了。这果断而迅速的决定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和惊异。望着她远去的身影，卜导演兴奋地说：“你们看，她像永远抒发不尽的悲伤，惹人怜爱。一定是个有希望的悲剧演员。”
　　卜导演简直就像个巫师，他的话在阮玲玉9年的银幕生涯中得到了印证。从《挂名夫妻》开始，她共拍摄了29部电影，先后饰演了各类不同的角色，并成功地塑造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妇女形象，其中有农村少女、丫头、女工、女学生、小手工艺者、女作家，以至交际花、歌女、舞女、妓女、尼姑和乞丐，有正派角色也有反派角色；由少女演到老年，从旧社会的殉葬者一直到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先进女性。这些人物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有的自杀，有的入狱，或者被逼成疯子，或者病死街头。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银幕形象，也就是旧中国千百万苦难妇女的缩影。她们的不幸遭遇震撼人们的心灵，激起观众无限同情和共鸣。其中，《神女》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她以精湛的演技，把一个品格崇高的母亲与一个地位卑微的妓女奇迹般地融合为一体，出神入化，令人心灵为之震动。
　　阮玲玉端庄大方，清丽脱俗。对待表演艺术，她勤奋刻苦，倾注了全部的热情。表演中，她能够准确地体味人物的情感，捕捉到人物感觉，并用适当的眼神、表情、动作准确地表现出来。这种准确的内心感应力和形体表现力结合得又非常自然，显示出她卓越的才华和非凡的功力。
　　在30年代的中国影坛上，她以重拍次数最少而成为导演们乐于与之合作的演员；又以使观众“每片必看”而成为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
　　她的表演才华横溢，光芒四射，达到了中国无声电影时期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赢得广大观众由衷的倾慕。
　　然而，自古红颜多薄命，这位卓越女演员的婚姻生活却十分不幸，周旋于薄情郎之间，筋疲力尽。此时，她却选择了自杀而香消玉殒。是什么导致了她选择这种决绝的方式离开她至爱的艺术？当我们有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进入到历史那一页，回到上个世纪的30年代，回到阮玲玉生活的那个年代，那个场景以及阮玲玉生活当中的三个男人。25岁即自行了断的阮玲玉并没有在遗书中道出真相。其实留下“男人可恶”四个字已经足够。六十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故纸堆中钩沉，发现阮玲玉是被生平遭遇的三个男人共同置于死地的。第一个是初恋情人张达民，第二个是衣食情人唐季珊，第三个是知己情人蔡楚生。三个男人刚好是三种典型，第一个无赖，第二个自私，第三个怯懦。在三种恶性包围之中，她被逼上了不归之路。
　　最先是单纯的初恋，撞着谁是谁。阮玲玉出身卑微，母亲是大户张家的帮佣，她自小与张家小少爷张达民相爱，这本类似于灰姑娘的故事。张达民，18岁时，长得非常白净，总是穿得干干净净的，按上海那个时候的说法就是小K，什么是小K？上海人把纨绔子弟称为小K，就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游手好闲不工作。当时的张达民在一个大学里面混了一张文凭，然后成天待在家里。阮玲玉在她母亲身边一点一点地长大了，阮玲玉的母亲一直觉得自己给人家当保姆是抬不起头来的，所以她一直关照阮玲玉，让她出去千万不能说自己是保姆的女儿。因为那个时候被别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佣人的女儿，会被歧视，并且抬不起头来。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一个自卑的心理，导致了阮玲玉的悲剧。张达民虽然是一个小K，但是那个时候也是经受过五四新思潮影响的青年人，思想中早已有了人人平等的意识，所以他对保姆的女儿并没有歧视。另外，张达民那个时候正好18岁，年轻、叛逆，干任何事情都有热情；而那时的阮玲玉刚好15岁，身上已经有了一种独特的女人的味道了，并且骨子里有一种讲不出来的妖媚。于是张家的这位少爷，阮玲玉生命当中的第一个男人开始对阮玲玉发起了进攻。因为是保姆的女儿，生活拮据，于是这位少爷就经常拿自己的钱去接济她们两个人。慢慢地，张达民觉得自己越来越喜欢阮玲玉了，于是就说：“我们结婚，好吗？”当时阮玲玉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但是阮玲玉的妈妈觉得能跟张家少爷结婚，真是天大的好事，因为一个佣人的女儿能够嫁一个东家的少爷，这可能是当时许多女性的一个追求了——嫁一个好男人，过一份居家的日子，做一个太太。所以阮玲玉的妈妈非常同意这一门婚事。
　　这个时候，张家的大太太，也就是阮玲玉生命当中第一个男人的妈妈，她发现自己的儿子和保姆的女儿有这样一层关系，觉得不行，好歹自己也是大户人家，怎么可以娶一个保姆的女儿做太太，于是她想方设法要拆散他们。
　　而张达民那个时候是真心实意地想要和阮玲玉结合，于是就跟父母谈判去了。母亲对自己的儿子说：“只要我活着，这件事谈都不要谈。”之后张家的大太太诬陷阮母偷钱，将她逐出张府。老娘唱白脸，少爷却唱红脸，张达民出面租房，将阮母安顿得舒舒服服，里里外外多加照应，从而赢得了阮玲玉的欢心。希望嫁一个老实、温柔和多情的丈夫，能够和她一起孝敬母亲，享受家庭幸福的阮玲玉被张达民外表的老成呆板而迷惑，献出了天真无邪的身心。于是张达民提出，要不我们同居吧？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有一种非常摩登的风气，那就是摩登女人往往会和摩登男人同居，这就像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格林威治村的同居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同居并不像在有些年代里面是那么受到人们的道德谴责和刺激，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阮玲玉和张达民同居了，同居的那一年，阮玲玉只有16岁。这是在阮玲玉短促的一生中第一个占有了她的男人。生活的磨难，使阮玲玉比普通少女更早地懂事、成熟；生活的磨难，却又使阮玲玉过早地将自己的命运和一名玩世不恭的少爷连结在一起。从16岁到25岁近十年的时间里，她为他付出了青春和用血汗换来的金钱，而他则愈来愈像魔影似的追随着她，笼罩着她，直至将她送给了死神，这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
　　一个16岁的女孩子和一个十八、九岁的男孩子，两个人根本没有任何工作，就是靠着家里给的那点钱过日子。这时候，张达民经常带着她去舞场跳舞，开始她根本不会跳舞，也不敢跳舞，后来在张达民的教授下，阮玲玉的舞也是跳得非常好了，而阮玲玉也喜欢上了跳舞，这为她日后的悲剧埋了一个伏笔。
　　那么两个孩子就是这样混着，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另一个人，就是张达民的哥哥叫张慧冲。如果我们翻开中国电影百年历史的话，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可以说他是中国电影史上早期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大哥的思想也是开明的，他觉得自己的弟弟和阮玲玉这样子过下去很困难，所以他就对阮玲玉说：“你想不想当演员。”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做一个电影明星太有诱惑力了，于是就这样，16岁的阮玲玉进了电影公司，开始成为一名电影演员。
　　上海电影业的发达，造就了阮玲玉，也造就了她的悲剧命运。1932年当阮玲玉在电影艺术上有着迅速发展的时候，“一?二八”事变在上海爆发，日本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上海。此时，上海很多富商为了安全纷纷躲避到了香港，阮玲玉和张达民一起来到香港。在香港阮玲玉遇到了她生命当中的第二个男人，这位中年男子的出现，再次把阮玲玉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与张同居之后，岂料张是败家子，不务正业，嗜赌如命，耗着她的积蓄，阮玲玉曾为此服毒自杀。因此，阮玲玉非常苦恼。她领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孩，取名妙蓉，小名小玉；倾注母爱以求得安慰。
　　阮玲玉与张达民的关系，虽说不是“挂名的夫妻”，但纯属是“同居之爱”。由于多年来张达民一直在外经商，阮玲玉忙于拍戏，阮张之关系开始变化。
　　她去拍《挂名夫妻》时，自己的生活却陷入了有夫妻之实却无名份的境况。虽然张达民是少爷，但他却没有拿一分钱供养阮玲玉母女，阮玲玉也不在乎，她需要的不是他经济上的资助，而是爱情的始终不渝。
　　但是这是最难做到的，张达民一次次拖延着与她结婚的事情，却一次次伸手向她要钱，并一次次将钱花在赌博上。阮玲玉几次为他找到体面而又轻松的差事，他就几次携软逃走，让阮玲玉去还债并忍受难堪。阮玲玉对他一直存着希望，她希望张达民能像《故都春梦》里的男主角一样浪子回头，她觉得自己能够感化他。
　　可是幻想总是很容易破灭，张达民公然表示只是看中阮玲玉长得漂亮，将她当作姨太太，高兴时叫她服侍服侍，解解气，张无情的话语彻底击碎了不堪一击的梦，阮玲玉向他提出分手，可是这个魔鬼竟无耻提出要分手可以，但每个月贴他一百元，贴足两年。阮玲玉答应了，她甘愿用辛辛苦苦拍戏换来的血汗钱换取独立、快乐和未来。
　　张达民还未从她的记忆中走远，茶叶大王唐季珊就迫不急待地闯进了阮玲玉的生活。当时唐季珊在东南亚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富商，他是做茶叶生意的。因为他很有钱，所以电影公司都拉他入股，并成为阮玲玉电影制片厂——联华公司的一个大的股东。因为大家一起到香港去避难，所以阮玲玉就在一个场合上见到了唐季珊，她生命当中的第二个男人。当时见面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交流，只是场面上的应酬而已，过后阮玲玉也没有把见到唐季珊的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但是唐季珊见到阮玲玉以后，确实把阮玲玉放在了心上。而这个时候唐季珊身边也有一个美女，她就是阮玲玉的前辈，也是在中国默片历史上一个很著名的女明星张织云。这个张织云，她的气质和阮玲玉非常相像，在她们的气质里面都有一种悲剧的成分，都有一种讲不出来的，压抑着的悲哀的感觉，而当时这位大明星已经息影了，并和唐季珊住到了一起。她之所以和唐季珊也是同居关系是因为唐季珊在广东老家有老婆。那么唐季珊为什么不和他这个老婆离婚呢？因为这个老婆的娘家是很有钱的，唐季珊事业能够做得那么大，能够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富商，他起步的第一桶金都是源自于老婆的娘家，所以他是不可以和自己的原配老婆离婚的，于是便在外面拈花惹草。唐季珊是慕名而来的追星族，他既阔绰浪漫又体面开明，与那位扶不上壁的烂泥一般的张少爷相比，实在强多了。于是，唐季珊想出了一个接近阮玲玉的好方法，他知道阮玲玉非常热衷于跳舞，于是他变着法地邀请阮玲玉在高级、豪华的场合跳舞。就这样慢慢接触，阮玲玉跟唐季珊之间有了一种朦胧的感情。张达民和唐季珊一比，唐季珊显然就非常地成熟了，有事业，又非常懂得女人，一个男人他不是爱女人，他只是懂女人，那么哪个女人遇到这样的男人，这个男人绝对是她的毒药，而不幸的是阮玲玉正好也是遇上了一个不是爱女人，只是懂女人的唐季珊。唐季珊以女明星张织云的骗局为幌子，以温柔多情为掩护，使阮玲玉产生一种惺惺相惜的依恋，而她的朋友们也纷纷说：“他当然比张达民好。”在脉脉温情之中他购买了阮玲玉的名声和美貌，并使她彻底摆脱底层生活，成为豪门暗寓里的一只金丝鸟。当阮玲玉和唐季珊好的时候，张织云的心里很不舒服，张织云写了一封信给阮玲玉，她对阮玲玉说：你看到我，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明天，唐季珊不是一个好男人。但是那个时候阮玲玉是听不进去这种话的，她只以为张织云是在嫉妒她，是想把她和唐季珊拆开来，所以她是不要听的，她一句都听不进的，她还是和唐季珊住到了一起。当时唐季珊在上海的新闸路买了一栋三层的小洋楼，这个小洋楼直到现在都非常漂亮，阮玲玉就是在这栋小洋楼里的二楼自杀的，唐季珊送给阮玲玉的一份最贵重的礼物，其实也是送给阮玲玉的一个坟墓。
　　阮玲玉和唐季珊光明正大地同居了，可是不速之客张织云的来电，又将阮玲玉往悲剧的深渊推近了一步。
　　一天，阮玲玉正在弹钢琴，电话铃响了，是张织云，她在话筒的另一头亲切而又真挚地告诉阮玲玉：“我跟了他两年，被他玩弄了两年。他玩弄女性，喜新厌旧。我断送了自己，我的黄金时代就这样被糟塌了！他找到了你，背后跟人说：玩一个比张织云更红更漂亮的女明星。玲玉，你我不熟悉，可我们是同行，希望你别再走我的老路，你戏演得好，比我有成就，更要珍惜自己，千万要珍惜啊！”一声呜咽，电话挂断了。
　　阮玲玉心乱如麻时，此时阴魂不散的张达民又阴恻恻地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当张达民看到阮玲玉身边的唐季珊时，他那无赖的、黑暗的嫉妒心理油然而生。于是阮玲玉暂时平静的生活再次掀起了风波。
　　而这次风波直接把阮玲玉推向了死亡。
　　那个时候张达民已经潦倒了，他看到自己潦倒的时候，与他同居了8年的女人居然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并且这个男人要比他更有钱，要比他更有实力，他心中那种复杂的感觉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在这种复杂的感觉当中，恨与嫉妒占了主要部分，控制了他整个的情绪。于是这个时候张达民将他人性险恶的一面表现出来了，他开始使用了一种非常无赖的方式来纠缠阮玲玉。我们说张达民的身上既有公子哥儿的那种洒脱、那种浪荡，也有小市民的那种斤斤计较，也有上海拆白党的那种无赖，这三种东西合在一个男人身上，那这个男人真的就是恶棍了，十恶不赦了。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就想，反正你阮玲玉有软肋在我的手上，我不要白不要，他又来敲诈钱财，并且他这一次的敲诈数额很高，是要五千。当时的阮玲玉就想息事宁人，就想给他了，唐季珊在边上冷言冷语地说：你要给他钱是可以的，我是不给的，但是我觉得你这样给下去的话，是没完的，他是一个无赖。阮玲玉看到唐季珊的脸色很不好看，于是她就狠了一下心，好，我一分钱都不给。张达民没有想到，一向软弱的阮玲玉今天居然那么坚决地说一分钱不给，于是他就说，好，你不给我钱，我就把你的身世给揭露出来。结果张达民就到法院递了一张状子，说阮玲玉当时住在他们家的时候，偷走了他们家多少多少东西，这是一；二，然后把这些偷来的东西全部送给了唐季珊，这样等于把唐季珊也告进了法庭，于是法院就受理了这个案件。
　　这个时候唐季珊为了自己的名誉，他也要打官司，他也到法院告了一张状，说张达民对他是名誉诬陷，那么如何来证明张达民对他是诬陷的呢？那就要阮玲玉出面在报纸上登一篇宣言，说没有把张家的东西拿来送给唐季珊，他们彼此在经济上是独立的。阮玲玉是多么要面子的人，但是最后因为两个男人的无赖，因为两个男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荣誉，最后把阮玲玉给出卖了。
　　但是阮玲玉当时还是想和唐季珊在一起的，所以她也就答应下来，就在报纸上发了一个公告说：自己和唐季珊同居，经济是自立的，来证明唐季珊的清白。
　　这个时候唐季珊在外面又勾搭了一位女子，这是阮玲玉处于一个女人的敏感，跟踪而去发现的，这个相好是谁？这位女子叫梁赛珍，当时是上海滩上著名的一个舞女，人漂亮，舞也跳得很好，所以也经常去拍电影，等于是和阮玲玉一个圈子里面的人。当阮玲玉突然发现唐季珊跟梁赛珍勾搭的时候，心里难过得要命，但是她没有说。
　　面对曾经的两个男人，阮玲玉的感情寄托再次失去了。这时一次偶然的机会，阮玲玉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闯入了她的生活，他是阮玲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惟一可抓的稻草，但最后阮玲玉还是放弃了，为此阮玲玉付出了血的代价。
　　出身于钱庄学徒的蔡楚生，当年撇下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放弃刚起步的生意，断绝父子关系，独闯上海滩名利场。为了个人奋斗，他可以断情关弃孝道，挤进上海片场当布景工人，通宵达旦地画舞台背景，温饱不顾地花钱上补习班。此外，他还写字幕，电影简介，画广告画，当剧务，场记，面目模糊的群众演员……别人不愿干的杂役他都干了。你道他是热爱劳动？他懂得：要让老板赏识才会有机会。学艺要紧追名家，做事要摆脱名家。为此，他羽翼渐丰便跳槽，到另一公司当导演去。
　　经过7年苦斗，一个底层的打工仔终于迎来了《渔光曲》的春天。《渔光曲》走红的时候，蔡导演28岁，风华正茂，能写能画能导，前途无可限量。紧接着拍《新女性》，蔡导遇上阮玲玉，不知天地南北地爱了一场。
　　阮玲玉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这时候《新女性》这部电影找到了她。这部《新女性》在当年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获得了国际大奖。这是中国电影导演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就是蔡楚生。而阮玲玉也将《新女性》中的女主人公演得活灵活现。她为什么这个戏演得那么好，演技是其一，感同身受自己的经历和剧中人的经历何曾相似是最主要的。其实当时的阮玲玉已经预感到自己的一生也是蛮悲剧的。
　　阮玲玉拍完影片《新女性》后，她和导演蔡楚生之间有了逐步的了解，并萌发了没有言传的暗暗的情愫。
　　到了1984年，蔡楚生导演离世以后，著名作家、电影界前辈柯灵先生在一次纪念中国电影大会上第一次公开披露了阮玲玉和导演蔡楚生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在《新女性》合作过程中，这两位彼此倾心相诉的艺术家，各自痛苦地扼杀了燃烧的热情。阮玲玉力图改变命运的努力落空了。要不然，这一幕悲剧也许可以避免。
　　这场恋爱引来毁灭性的灾难：《新女性》得罪了一群小报记者，并且张欲敲诈当红影星，他们借女主角阮玲玉泄愤，挖隐私挑事端，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内外交困的阮玲玉只得逃遁，她本可以悄无声息一走了之，只因为与心爱者不能分手，她要蔡楚生携她私奔。她以为蔡楚生与芸芸众男不同，他身上有闪光的品质，让她看到人世的希望。她想，蔡郎即便不能为她而生为她而死，私奔一回总可以吧？为知己红颜离经叛道，这是经典爱情必不可少的要素。
　　旧社会的法院连风化案也管，于是阮玲玉收到了法庭传票。
　　然而，苦大仇深的才子是没有浪漫资本的，尤其是当苦大仇深遇上雄心勃勃的时候。在蔡楚生看来，私奔远于索命。他付出了多大的人生代价，才在先敬罗衣的大上海立住了脚跟！刚刚尝到名利场的甜头，他岂敢为一个女人去冒险？他的前途就是他的江山，江山重美人轻。如果事业是必需品，爱情就是奢侈品。事业与爱情，不是鱼与熊掌，而是泰山与鸿毛。
　　他输不起，只好辜负美人。
　　世间姻缘错多对少，此君非彼君，一代巨星就此陨落，给世间留下一声叹息。
　　当她演艺事业到了最高峰的时候，当她人生步入25岁的时候，所有悲剧的伏笔都在她25岁的时候成为她悲剧的一个高峰了。
　　自杀前数小时，即3月7日晚11时，阮玲玉仍在联华公司与众友叙谈并用完夜宵于12时回家，上二楼时见唐季珊已入睡，阮玲玉未惊动，与她母谈及开庭之事，并对母说九成九可胜诉，唯惧上公堂为众目所视。此时，阮玲玉借肚有点饥饿，请母让佣人煮碗面条，并嘱母亲去睡。阮玲玉在吃面条时将暗藏的3瓶安眠药（共30粒）一并服下，服后又连饮茶水二壶。阮玲玉服毒后，含泪写下二封遗书，一封致唐季珊，一封致社会各界。写毕遗书后藏于抽屉里，至床前推醒唐季珊，问他是否真爱她，唐答确系真爱，阮玲玉要唐吻她一次。唐见她语气神色均有异样，顿时感到不对，而阮玲玉仍然佯笑笑，唐继续追问是否服毒，阮玲玉不语，唐上三楼唤阮母下来，阮母进卧室，见阮已不能言语，并发觉桌上置有安眠药空瓶三只，方知阮玲玉已服毒，此时已8日凌晨3时。
　　由于阮玲玉近期受沪上报纸攻击诽谤，心情极坏，每晚必服安眠药，阮母怕她出事，阮玲玉所服安眠药均由母保管，岂知阮玲玉早已得知母亲藏药处。阮玲玉前不久曾服毒一次，送北四川路日本人开办的福民医院抢救，因是在白天，得以救回生命。这回连服三瓶安眠药，唐季珊与阮母仍用车送至福民医院，殊不知该院晚间无医生值班，到达医院已清晨四时，想在附近另找一医院，又找不到，最后送至一姓周的私人医所，并电告陈达明、陈继尧医生（陈达明、陈继尧两兄弟均是中国疗养院医生）。三位医生用最新方法奋力抢救五小时仍无生望。8日上午9时将阮玲玉送至中国疗养院继续灌液洗胃、输氧抢救，还是昏而不苏醒。于是在11时10分急送中西疗养院（院址浦石路，今长乐路），进行人工呼吸、输氧，并将阮玲玉裸体浸入热水浴缸中，用尽抢救办法，终因回生无术，药石无灵，延至8日下午6时38分气绝。所以可以说，虽然由于男人的无情无义，爱情的幻灭导致了阮玲玉最后的无依无靠，导致了她最后要走上绝路，但是当她走上绝路的过程中，她一直有机会活下去，但是同样由于人性的冷酷，第二次杀害了阮玲玉。从此一缕芳魂流星般稍纵即逝，竟归泉下。在阮玲玉弥留之际，唐季珊、阮母及阮玲玉最要好的同事林楚楚，均频频呼她的名，阮玲玉不能言，而以目视诸人，众人为之落泪，悲恸欲绝。
　　次日3月9日上海各报迅速报道“阮玲玉自杀”消息，噩耗传出，顿时震惊上海，不仅使阮玲玉亲友哀痛逾恒，更使爱好阮玲玉的艺术者，无不同声叹息。
　　无论是报纸不切实际的报道，还是小市民对“阮案隐私”看热闹的心理，均使阮玲玉遭受了巨大的心灵挫伤。于是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阮玲玉用30片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人已经含恨辞世，大家却开始替阮玲玉惋惜，不厌路途遥远，前往瞻仰遗容。当时的报道称，短短的3天时间，前往瞻仰遗容者竟达到10万人以上。为阮玲玉送殡的还有白璐、王人美、黎灼灼和陈燕燕。阮玲玉用死亡将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对她的私生活上转移到对她本人上，这无疑是一出最大的悲剧。
　　然而，3月9日下午2时，法院仍开庭审理，原告张达民未出庭，被告除阮玲玉已服毒殒命，唐季珊和阮母及双方律师都到庭。法官宣读起诉书后，双方律师展开唇枪舌战，由于原告未到，法院决定延期开庭候审。这天开庭沪上人士拥入法院内外，尤以女性为多，各地记者亦蜂拥前来探访。沪上报纸号外一出再出，整个上海沸沸扬扬，天地同悲。
　　阮玲玉在3月11日入殓，数日内前往万国殡仪馆瞻慕遗容者，不下十万余人。这天下午一时将阮氏灵柩运往闸北联义山庄墓地安葬。在安葬前一天，已有数万人聚集于送葬必经之地——胶州路一带。11日进行交通管制，任何车辆、行人均被拒绝通过。下午1时10分，先由道士各鸣铙钹作法事，继即由联华影片公司12人与两西人共同抬榇上灵车，为状庄严肃穆，导以书有“艺人阮玲玉之丧”之白竹布黑边大字横额，及上海孤儿院之全班乐队，及遗像车，上置有阮玲玉放大照片一张。送丧车因受捕房所限制，仅30辆，2时正式出发，沿途由大批探捕保护。当灵榇自胶州路到达恒丰路途中，街道两旁全为人车所塞，至北宝兴路（今西宝兴路）后，随送丧车而徒步者长达数里之遥。4时灵榇到达联义山庄，执绋人员出迎，移遗像入联义堂。该山庄系一奥人经营之公墓，园林清静，布置很好。阮之墓穴居北部，以水泥为圹，深二英尺。当阮榇人圹前，原拟开棺作最后之瞻视，但因当时围观者人山人海，未果，于是覆以石板，又以水泥封固，一代影星阮玲玉就长眠于此。当年有人还曾就此撰文感叹：“广大的影迷们啊，殊不知正是你们杀死了阮玲玉。”鲁迅当年杂文也曾将“小市民的无聊心理”列为阮之悲剧的根源之一。
　　3月9日开庭未能审理下去，后延至6月25日继续开庭，张达民与律师，唐季珊和阮母及律师，双方都到庭，法庭经过双方辩论最后作出判决，宣判唐季珊无罪，阮玲玉部分不受理。
　　阮玲玉去世后，唐季珊按照阮玲玉在遗书里的嘱托，视阮小玉为亲生女儿，并将她姓名改为唐珍丽，后与曾在比利时国立大学经济系毕业的西贡银行经理俞鄂斌结婚，婚后生活很幸福。阮玲玉的母亲，在女儿死后，也一直由唐季珊供养。唐季珊离开上海，阮母住在她亲戚家里，生活费由唐季珊从香港、台湾寄来，阮母于1962年去世，终年82岁。至于唐季珊本人的结局，却非常不好。阮玲玉死后十年，唐与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王右家结婚。1949年他俩去台湾，继续经营茶叶业，由于生意不善而破产，王右家不久病死，唐从此流落台湾街头，未久也惨死在台湾。张达民于阮玲玉自杀后，虽仍诉讼唐季珊，但不了了之。他在社会舆论及众人指责下，灰溜溜地离开上海。1938年10月15日因患疟疾不治而死于香港。
　　这么多年来人们对阮玲玉之死的理解大多基于其同居者唐季珊提供的两封遗书，第一封给唐的遗书表明了自己对唐的依恋，第二封给报馆的公开信则怒斥了前男友张达民的无耻。
　　然而，社会各界一直有人对阮玲玉这两封“遗书”的真伪存在疑问，第一是阮玲玉确实是当时著名的影星，但是当时的电影明星社会地位相当不高，在自杀之前写“告社会书”，有一些不可能；第二，阮玲玉生前，唐季珊用情不专，曾经还在大庭广众之前公开辱打过阮玲玉，她不太可能留下“我很对不起你”的遗言。
　　2001年，沈寂先生发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遗书，揭开了阮玲玉之死的真正原因。真的遗书，一封信是给张达民，是骂张达民的。她有一句话：我是你们两个男人的牺牲品。另外一封信是写给唐季珊的，第一句话就说：要不是前几天你打我，今天晚上又打我，我不至于走上这条绝路。
　　阮玲玉的死因一直是说不尽的话题，直到今天还有各种不同的猜测。当代的研究者们对于发生在70年前的那段历史事件又有哪些新的思考呢？
　　阮玲玉在银幕上所演的都是“新女性”，而银幕下的她却也和所有女人一样有她的弱点，有软弱性，也会有虚荣心。以前的评论习惯把“阮玲玉之死”解释成是当时的社会造成的悲剧，今天重新看待这个问题，不妨从女性的角度来分析或许更真实。
　　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演员，她的成功除了先天的条件、良好的机遇外，还与她的个人阅历大有关系，而她个人婚姻的不幸更使她对人生多一层理解。中国的女性解放其实面对着两层“围城”，一层是社会强加给她们的，另外一层就是性别属性的围城。社会松绑之后，女性在解放过程中的自我尊重也是要重新面对的一个问题。而这与西方国家比较激烈的女性解放也不同，西方因为有很强的宗教自制，他们开放或者极端的电影表现是与真实生活分开的，中国人则习惯在要走过头时赶紧回来反思自身，我们习惯把文学作品乃至电影与生活本身融为一体。再者，大家现在看到过的史料记述，有关阮玲玉的电影以及人们所猜测的她周旋于张达民、唐季珊以及蔡楚生三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并不准确，应该说阮玲玉自身的情感指向是非常清楚的。“联华”公司当时在整顿风气，阮玲玉没有拍完《国风》就被“冷藏”，张达民此时却控告阮玲玉与唐季珊“通奸”，还要求阮玲玉当堂作证。而阮玲玉其实早已终止了与张的婚姻关系，选择在3月8日妇女节死去也许表明阮玲玉作为女人的一种抗争方式。
　　阮玲玉的死留给为了我们很多思考的地方，除了她本身性格因素、电影公司对她的“冷遇”所带来的心理的一种落差以及陷入感情风波的精神困境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个人对理想生活的希望与现实的落差导致了她对生活的绝望。一个优秀的演员不论是对幸福的感受还是对悲痛的感受，都比一般人来得更深刻，或许他们没法从电影中类似的角色中走出来，他们被戏中的叙事逻辑所牵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逻辑，这可能是平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阮玲玉如是，张国荣也如是吧。
　　在大众传播危害论的血泪证词上，阮玲玉大约被视为最重要的人证之一，每逢她的忌日，总有人会恨恨地重提“人言可畏”的旧话，而每逢有人受了点舆论的压力，阮玲玉的这句绝笔也总是最佳的引语。因为有了“人言可畏”，人们以为传媒作为真凶已经缉拿归案，心中不由放下进一步思考女性生存现状的巨石，导致70年来，阮玲玉之死没有成为女性生存的课题，而是作为一个趣味的话题存在，话题中心翻来覆去，旨趣也不断随时代变迁，但玩味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好女人碰不上好男人，阮玲玉难逃遇人不淑之命。第一种男人无耻无能，本不足道。第二种男人是不被粉饰的商人，他也许从未有过白头到老的许诺，但他懂游戏规则，能给的与不能给的从来泾渭分明，赤裸却没有欺骗。第三种男人最可怕，他们读透孔孟之书，也敢就手偷香，往往信誓旦旦，就是不能承担责任。事到临头，刀还远没有架到脖子上已经蔫了，事后却会说“容忍比自由更伟大”（原胡适语）。他们比第一种人要脸，又没有第二种人的家底，靠自己奋斗积累一些名望立足社会。时时以正人君子之态教化儿童，最具欺骗性，真正是睡在女人身边的赫鲁晓夫。试想当日蔡与阮若能私奔远去，就可保住知己红颜，难道会遭万人唾弃或是失业饥馑？后人看来却是一段传奇佳话，起码获得敢作敢为的口碑。人不到身败名裂的地步不知道荣誉是个累赘，女人尚有舍命的勇气，男人呢？

第七章 宋教仁：锋芒毕露杀身祸

　　上海闸北地区有一座一百多亩的安静的陵园，叫做宋公园，民主革命先驱宋教仁先生正是葬身于此。墓园的正中立着宋教仁的全身坐像。墓道入口处有两根饰有白色蘑菇云状的天蓝色灯柱，分列左右。墓前石碑上镌刻着“宋教仁先生之墓”字样，墓顶安放着一脚踩恶蛇的雄鹰雕塑。墓园四周龙柏、玉兰环立，庄严肃穆。
　　宋教仁只活了32岁，但他的名字无疑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
　　1931年3月初，宋教仁抵达上海，接到袁世凯发出的“即日赴京，商决要政”的急电。3月20日晚上10时，宋教仁乘火车去北京。当时宋教仁与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一一握别，正要上火车时，突然被冷枪击中，连中三枪，经抢救无效，于22日凌晨与世长辞，年仅32岁。此案一时震惊中外，史称“民国第一案”。孙中山挽联称宋教仁：“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那么，到底是谁杀害了宋教仁，凶手又是怎样的结局呢？
　　1882年，天资聪颖的宋教仁在桃源县上坊村出生了。他6岁时就入了私塾，17岁进入桃源漳江书院，受到县教谕黄寿彝和书院山长瞿方梅等人的影响，打那时起就淡薄科举功名，关心天下大事，并萌生了反清思想。190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武昌普通中学堂，并于第二年入学。“九省通衢”的武汉向他展现了一片宽阔精彩的新天地，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武昌花园山聚会深深吸引了他，在这里，他常与同学田桐、吴昆等人议论时政，畅谈革命。就是在这时，他下定了决心要走反清的革命道路。
　　宋教仁在武昌结识了一位著名革命者——黄兴，两人从此成为至死不渝的挚友。黄兴因激烈的反清言论被驱逐出武昌，回到长沙。不久，宋教仁也回到湖南，为成立革命团体到长沙、常德一带做联络工作。
　　11月4日，宋教仁以赴黄兴30岁寿宴为名，与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土钊等在长沙黄宅筹创华兴会。1904年，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黄兴为会长，宋被选为副会长。该会的宗旨是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同盟会于1905年成立，宋教仁被推为司法部检事长，代黄兴任过庶务长，主持本部工作。他到过东北，播撒革命火种。在孙中山领导的边省武装起义屡遭失败，同盟会东京本部因内部分歧几乎无人领导之际，宋教仁提出在“长江流域同时大举，隔断南北，使两方交通断绝，制政府命脉”的战略思想。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宋教仁任文事干事。中部总会在长江两岸各处设立机关，培元气，养实力，以图举事反清。宋教仁以上海《民立报》为喉舌鼓动革命。两个月后，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清政府土崩瓦解。宋教仁的战略设计完全实现，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
　　宋教仁的政治理想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就是以宪法规定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并且作为制订其它法律的依据。他主张设立民选的议会作为立法机关，与政府行政机关、法院司法机关三权分立，互相制衡，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国家主要领导人实行选任制、限任制和限权制，不搞指定制、终身制、世袭制和个人集权制；实行政党政治，由政党执掌国家政权，政党的上台与下台取决于公民的选票。
　　宋教仁认为，为了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国必须实行中央集权。为了防止中央集权可能导致的独裁，只适合实行英法式的责任内阁制，而不应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他说：“内阁不善，则可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迭之。如欲更之，必动摇国本。”
　　在筹组南京临时政府时，孙中山主张实行总统制，不设总理。宋教仁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应设总理。一些拥护孙中山的同盟会干部认为宋教仁主张内阁制，是因为他有当总理的野心。宋教仁并不在意，继续为民国官制建设殚思竭虑。原来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了只设大总统，不设副总统，中央政府只设五部。宋教仁提议增设副总统，行政各部则不加限制。在宋教仁的倡导下，各省代表会议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决议政府设9部。孙中山提议宋教仁出任内务总长，因国多数代表反对，他只能屈就法制局局长。
　　政治上的挫折并没有使宋教仁气馁。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拟订出《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各部官制通则》等法规，使政府部门设官分职有章可循。蔡元培说：“民国官制，先生所创定也。”也有人说：“在民国法制建设方面，宋教仁建树多，堪称中国的杰弗逊。”
　　防止专制制度复辟，将民主共和国的观念铸入国家根本大法，是宋教仁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主持拟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赋予民选的立法机构参议院以广泛的权力，以体现“主权在民”的原则。草案坚持内阁制，规定“内阁执行法律，处理政务，发布命令”，“内阁员于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教令时，须亲自署名。”组织法草案详细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与义务。
　　1912年2月初，临时参议院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宋教仁的组织法草案。但是，当南北议和告成，孙中山即将让位于袁世凯时，临时参议院又匆匆忙忙起草并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限制袁氏专权。其实就是抛弃总统制，采取责任内阁制。这虽然是对宋教仁的宪政思想的肯定，但最高立法机关因人更法，轻率改变国家行政体制，并将其写进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毕竟是民国立法史上的败笔。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孙中山去职下野，热衷于铁路建设。黄兴等革命元老消极彷徨。只有宋教仁还以饱满的热情站在政治斗争的第一线，希望通过建立责任内阁维护共和制度。宋教仁于4月27日就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立即开始实施他的政党政治理想。他让仇鳌等人创办《亚东新报》，以利用宣传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并以“桃源渔父”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长篇论文。
　　可一心想要复辟的袁世凯一上台，就不断破坏责任内阁制。他不经国务总理的部署便自行发布政令，不断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准则。唐绍仪愤而辞职以示抗议。7月上旬宋教仁也因为不满袁世凯的行为辞去农林总长职务。内阁总理一职落入袁世凯的特务头子赵秉钧手中，责任内阁名存实亡。
　　7月21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夏季大会，宋教仁当选为总务部主任干事，成为同盟会实际上的主持人。他加快了组织大党的步伐。8月25日，以同盟会为核心、联合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派等党派，组成中国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选为理事长，宋教仁以仅次于孙中山和黄兴的票数当选为理事，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此时，孙、黄的兴趣和主要精力放在实务建设上，主持北京国民党本部的就是宋教仁。
　　年底，国会议员选举拉开序幕。1913年3月，国民党获压倒多数席位。宋教仁作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自然成了责任内阁的组阁人。
　　宋教仁是资产阶级政治家，他憎恶封建君主专制，在中国长期不懈地推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为尽快实现民主宪政的理想，宋教仁亲临长江各省演讲，尖锐抨击袁世凯专制政治的黑暗，积极宣传责任内阁的主张。他向大家描绘未来宪政共和国繁荣昌盛的美好前景，听者人人振奋，所到之处掌声雷动。此时，各地选举越来越有利于国民党，最终获胜似成定局，对宋教仁当选内阁总理的呼声也很高。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一世奸雄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谭人凤曾一语道破个中厉害，“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宋教仁的行动危及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更危及了他下一步要当皇帝的梦想。
　　袁世凯极力拉拢宋教仁，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二三百元），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世凯，留信一封表示谢意：
　　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凤说他“英而不雄”，但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他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他是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袁世凯见收买不成，便开始安排特务密切监视宋教仁的行踪。
　　宋教仁这时已是众望所归，他如果能顺利到达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任何力量都没法阻止的。因此他1913年3月2日游杭州时所写的《登南高峰》一诗中就有“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这样的诗句，虽然是写景，抒发的却是他胸中的抱负。当时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所以他的诗里洋溢着的是一种胜利者的喜悦。甚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
　　宋教仁年纪轻，阅历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这其实就是书生之见。
　　在武汉，谭人凤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他还告诉宋教仁，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直接与政府交涉，领有巨款，要他注意戒备。但宋认为这些都只是“杯弓蛇影之事”。
　　在上海，陈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3月20日，他动身北上那天他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血儿请他慎重防备，他还是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显然，危险已经紧紧跟随宋教仁身后，而宋教仁确实不是个有心计的人，对自己的危险全然不顾。而且，正因为宋教仁搞政治锋芒太露，党内党外都树敌太多，招忌太甚，纵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心悦诚服。宋教仁是一位爱国者，一位有为有守的君子，并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个性倔强，毫无顾忌。特别是他做起演说来，听众总是掌声如潮，欢声雷动，在政敌听来，就更感到威胁了。
　　1913年3月20日晚上，上海火车站依然像白天一样人来人往，一片混乱。10点45分，广播喇叭里播出通知：“11点钟开往南京的沪宁快车就要开车了，请旅客们赶快上车。”这时，从车站贵宾休息室里走出六七个人。走在中间的是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陪同他的是黄兴、于右任、廖仲恺、吴颂华等人。这几个人既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领袖人物，又是当前坚持制定共和宪法、实行民主政治的核心力量。他们边走边谈话，眼看就要走进检票口了，宋教仁背后突然闪出一个人，拔出手枪对准宋教仁连开三弹。第一枪射中宋教仁的右肋，斜入腹部；第二枪从黄兴身边掠过，第三枪从吴颂华胯下而过。宋教仁身子一晃，踉跄了几步，便趴倒在一张椅子上。
　　车站里顿时大乱，有的人吓得钻到椅子下面，有的人拼命向门外奔跑。黄兴、廖仲恺等人也慌了手脚，连忙扶住宋教仁，问他怎么了。鲜血从宋教仁的腰部直涌出来。于右任赶紧跑到车站外拦住了一辆汽车，把宋教仁送到了离车站最近的沪宁铁路医院抢救。
　　宋教仁被送到医院，已是半夜12点，直到第二天凌晨，德国医生才取出了宋教仁身上的子弹。子弹是从后背射入体内的，伤口离心脏很近，使宋教仁疼痛难忍，但他当时神志还很清楚。他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又授意黄克强代拟致袁世凯的电报一件。电文说：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哿。”
　　手术之后，宋教仁的情况依然没有好转，不断呕吐，大小便中出血严重。医生被迫进行第二次手术。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为防止意外，于右任亲自在手术室内监视手术进行。
　　一群新闻记者始终坚守在门外，直到手术完成。可是，做手术的医生很悲观，只说：“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努力，其余的……要看上帝的安排了。”3月22日凌晨3时左右，宋教仁伤势转重，到4时48分终于逝世。这一年，他才32岁。
　　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人悲痛地告别了自己的战友。陈其美一边哭一边用拳头捶打床沿喊叫：“此事决不甘心！决不甘心！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宋教仁遇刺的消息。报童们在大街小巷叫喊着：“宋教仁遇害，凶手不明！”
　　3月23日下午，国民党上海支部为宋教仁举行了隆重的移灵仪式，将他的遗体从医院移往法租界内的湖南会馆停放。送殡的队伍长达十几里，加入送葬行列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痛哭失声，围观的人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宋教仁的遗体被盛放在楠木灵柩中，安放在扎满花圈的马车上，在浩浩荡荡的人流护送下，到达了挂满挽联的湖南会馆。
　　到底是谁杀了宋教仁？直到现在，这依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
　　事后经过各方追查发现，与本案有关的几个关键人物分别是：凶手武士英，失业军人；联系人应桂馨，江苏驻沪巡查长；上级联系人洪述祖，北京政府内务部秘书。除此之外，牵涉其中的还有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以及大总统袁世凯。
　　应桂馨是近代上海流氓帮会头子，名夔丞。他早年混迹江湖，在上海结帮坑骗。1911年11月由于参与上海会党军警起义，因此上海光复后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应桂馨随孙中山赴南京担任总统府庶务科长。后来因为他恶习不改，横蛮不法，被撤职回到上海。
　　赵秉钧，字智庵，河南汝州人，1859生。1878年考秀没考中，就投入左宗棠楚军效力，随军进驻新疆。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赵秉钧曾随习军政，专攻侦探、警察两门，与袁世凯有一定的渊源；加之他在巡防营时，镇压京津一带义和团运动有功，也颇为袁世凯所赏识。因此1901年袁世凯委以创办巡警的重任，第二年命他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1903年，赵秉钧将天津、保定两处的巡警学堂合并为北洋巡警学堂，后来又在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建立全省巡警网。他在天津经营警务，深得袁世凯的欢心。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赵秉钧便出任内务总长，并于1912年8月，任代理国务总理。9月25日，赵秉钧又由代理改为实任国务总理。
　　洪述祖，字荫之，江苏常州人。1893年经由父亲推荐到刘铭传手下任中军参谋。辛亥革命爆发后，洪述祖得知世交赵秉钧与手握北洋军权的袁世凯打得火热，就投靠袁世凯，并为袁世凯献上先“以南压北”再“以北压南”之计，得到袁世凯的赏识。袁世凯得到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委任洪述祖为内务部秘书，并授予三等嘉禾勋章，洪述祖成为袁世凯嫡系。
　　宋教仁在长江一带旅行讲演风头正健时，袁世凯致电召宋教仁来北京磋商要政。袁世凯的本意或许就是试试“重用之”，如果不成功，再除之。可袁世凯手下的这群党羽早已坐立不安。主子皱一个眉头，他们心里可能已经翻江倒海。
　　据章士钊后来回忆，当宋教仁遇刺的电报传到时，他正在总统府与袁世凯一起用餐。袁闻讯后的反应是叹息说，“遯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在随后闲谈中，袁世凯意指出宋案的凶手是黄兴，理由是“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为证”，惹得章士钊愤然辞出。
　　宋教仁遇刺消息传来时，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闻听消息，大惊失色，一边绕桌子不停转圈一边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赵秉钧的反应是一种表演，还是真的只是一场意外？
　　直接凶手武士英只是一个兵痞，指使者应桂馨也只是上海流氓头子，真正的幕后凶手到到底会是谁呢？一直以来，宋教仁的死因有几种猜测：
　　赵秉钧单谋说：赵秉钧出身寒微，累迁要职，终于在袁世凯手下成为国务总理。因为嫉妒宋教仁的声望，以及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理之位，便与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合谋，买凶杀宋教仁。
　　袁世凯的参谋说：在北京，宋教仁与赵秉钧有过多次深谈，二人颇有“虚君实相”之议，策划共同架空袁氏。袁世凯得知后，曾与人云，一面捣乱尚且应付不了，何况两面乎？所以要逐步除掉这两个人。
　　洪述祖单谋说：袁世凯、赵秉钧皆不知情。袁世凯有杀宋教仁的想法，但仍在“用之”与“除之”之间犹豫不决。洪述祖过度揣摩领导意图，自作主张，杀了宋教仁。
　　除此之外还有宋教仁死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说法。由于当时宋教仁声誉太盛，威胁到了党内其他“长辈”的地位，招致嫉恨，导致杀身之祸。
　　但是，照袁士凯及其手下一干人后来的表现和结局来看，此案确实是袁氏集团所犯。
　　“半生事业垂千古”的宋教仁，是卓有声望的民国元勋，他的被刺引起全国轰动，激起各界共愤，一致呼吁缉拿凶手，彻查背景。黄兴、陈其美代表国民党总部致函上海总巡捕房：如拿获正凶，彻清全案，准备赏银一万，以为酬劳。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3月23日午后，一个身着长袍的老头，来到四马路（今福州路）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求见总巡长卜罗斯。他开门见山：“鄙人王阿发，以兜售字画碑帖为生。今见悬赏缉拿刺杀宋教仁凶手的布告，不知是否拿获了凶手？”
　　卜罗斯照实答道：“到目前为止，尚未拿到。”
　　“鄙人愿提供线索。”王阿发喜形于色。
　　“欢迎，欢迎。”卜罗斯赶紧招呼书记官记录。
　　王阿发点燃一支香烟，细细道来。
　　事情应先从王阿发认识的应桂馨说起。应桂馨算是上海滩上的一个角色，表面挂着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和江苏省驻沪巡长的两个头衔，实际上是帮会的头目。王阿发知道他是地方一霸，为了求得他的保护，便投其所好，凡得到有价值的古董，都先送到他处，价钱由他定，这样一来两人渐渐近乎起来。十天前，王阿发得到郑板桥的一幅真迹，照例又送到应桂馨家里。交易结束后，王阿发起身告辞，却被应桂馨喊住：“阿发，你看我待你怎么样？”“好，好得很！”王阿发慌忙表现出感激涕零的样子，“没有应先生您的关照，我哪有今日？”“阿发倒也没有忘记我的好处。”应桂馨呷了口龙井，慢条斯理地说，“我现在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凡有用得着时，一定尽力。”王阿发答应过后问道，“但不知应先生所为何事？”应桂馨取出一张照片递过来。“这个人是我的死对头，你把他杀了。枪由我给你，事成之后，给你一千大洋酬金。”王阿发一听颤抖着说：“我生性胆小，平时连杀鸡都不敢看，实在没有胆量杀人。再说也不会开枪，弄不好反倒误了您的大事。”应桂馨立时面孔拉长，正要发作却又突然大笑起来：“和你开个玩笑，看把你吓得尿了裤裆，真是饭桶，哈哈哈……”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这天午饭后，邮差送来《申报》，王阿发随手翻开，悬赏缉拿刺杀宋教仁凶手的布告一下映入眼帘，上面还有宋教仁的照片。王阿发大吃一惊：应桂馨要我杀的，不正是照片上的这个人吗？他连忙到街上探究情况，正看到巡捕人员满大街张贴悬赏布告，不禁怦然心动：如果得到一万元赏银，足够后半辈子消受了。于是喊了辆黄包车，直奔总巡捕房去。
　　送走王阿发后，卜罗斯立即作出抓捕嫌疑犯应桂馨的部署。当晚10点钟，卜罗斯带着中西捕探，直奔应桂馨住宅。不料应桂馨的门房称，应桂馨去了青和坊妓院的相好胡翡云那里。
　　卜罗斯当下兵分两路，一路看守应宅，一路去青和坊妓院。到了妓院，卜罗斯命令一名便衣捕探进去查询，老鸨回话说：“应老爷与胡小姐都已去了迎春坊，在李桂玉小姐处喝酒。”
　　迎春坊离青和坊不远，一会儿就到了。便衣捕探装作应桂馨的道上朋友，迈着四方步进去，口中还连连咋呼：“应老爷在哪个房间？”“应老爷在3号房间。”老鸨误以为是应桂馨的熟人，指了指楼上。便衣立即上楼，走到3号房门口，只见应桂馨这时已喝得脸似猪肝，两个妓女左右傍坐调笑。便衣咳嗽一声道：“应老爷，楼下有人要见你。”
　　“我去去就来。”应桂馨在李桂玉脸上拧了一把，便摇摇晃晃下了楼，嘴里喷着酒气嚷嚷：“啥人找我？半夜三更的，有什么要紧事？”他的脚刚跨下楼梯，双手即被两个早已恭候的捕探抓住，“咔嚓”一声上了手铐。卜罗斯一挥手：“先送去捕房！”
　　接着，卜罗斯复又带人赶到应桂馨家进去搜查，并将全家男女老少逐一盘问。应桂馨家中有一男人，长得五短身材，浓眉阔嘴，穿着崭新的西装，眼神中显出几分惊慌，大家都说他是应桂馨新近结识的朋友。此人自称是山西人，叫吴福铭，来上海脱手一对古花瓶，经人介绍认识了应桂馨，并留住在应桂馨家中。
　　在这以前，卜罗斯已从两个人那里得到关于刺宋凶手的身材相貌线索。一个是火车站售票员，她说枪响后，看见刺客狂奔逃跑，还跌了一跤，是个矮个子，一付浓黑的倒挂眉；另一个是鹿野旅馆的胡账房，他说他的房客中有个山西人武士英，原本衣衫褴褛，可3月19日半夜里醉醺醺回到旅馆，拍拍身上穿的笔挺西装，满脸得意地炫耀：“老子发财了，明天还有一桩大买卖，可得一千大洋。”次日一早，他便结账离去。
　　于是，卜罗斯对眼前的这名男子产生了怀疑，马上安排人把售票员与胡账房传来辨认。售票员一看就说：“开枪打宋先生的就是这个人！”胡账房也说：“他叫武士英，就是那个山西客人。”
　　矮个子知道瞒不过了，才承认自己就是刺杀宋教仁的杀手。他真名叫武士英，曾担任过清军管带，此次是带着盗墓而得的古董来上海出售，与应桂馨认识的。应桂馨许诺要给他一千元赏金，让他刺杀宋教仁，还给他找了个娼妓。20日夜里，武士英开枪打死宋教仁后，便藏匿在应桂馨家中。应桂馨叫他赶紧离开上海远走高飞，可他却深陷温柔乡不可自拔，以外边搜捕正紧为借口，赖着不走。
　　捕探翻箱倒柜，搜遍了应桂馨家中的大小房间，从应桂馨的床下搜得5响手枪1支、子弹两发，后来经专家检验，搜出的子弹与刺杀宋教仁的属于同一型号。捕探还在应桂馨床铺的枕头下面，搜出数封来往书信，从中又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刺杀宋教仁的主谋，实际上就是当朝大总统袁世凯，同谋要犯是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应桂馨、武士英被捕后，被引渡给中国上海司法当局。
　　在黄兴、陈其美的坚持下，1913年4月25日证据被电告袁世凯、国会参众两院、国务院及全国各省军政长官，并决定由上海地方法庭开庭公审。
　　就在法庭公审的前一天，武士英在严密的监守之下却突然暴亡。几天后，国民党总部召开记者会，发布通告：“武士英骤然暴毙，死因不明，观其尸身、神色大有服毒之象，情节可疑，要求政府从公从速检验，以释群疑。”
　　在舆论的压力下，武士英的尸身被剖腹检查，发现肝、肺有淤血积滞，并被送医院进一步化验。鉴于此案关系重大，为了防止作弊，武士英的心、肝、肺、胃、肠、脑、肾、喉管共8件，被分成3份，由公共租界巡捕房、英租界西医院、红十字会医院分别保管并化验。
　　由于袁世凯在暗中施加压力，并与租界当局做了一系列幕后交易，致使化验结果一拖再拖，迟迟没有公布。全国舆论由是反证，武士英是被灭口了。
　　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当年美、英等国家，两方的律师在法庭上辩论，一定要旷日持久，然后听取法官裁决，不服亦可上诉，官司要打到终审法庭为止。不幸这是民国初年的中国，黄兴于4月13日所撰的挽宋联说得最明白：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一部分国民党人主张静候法律解决，另一些国民党人主张武装讨袁。因为天机泄露，袁世凯一面使尽浑身解数掩盖真相，一面调兵遣将，准备用武力镇压南方革命力量。孙中山后来决定以武力讨伐袁世凯，史称“二次革命”。1913年6月，袁世凯的军队南下，战幕拉开。国民党被迫应战，最终因为势单力孤，讨袁军经不起袁世凯的轻轻一击，便一败涂地。孙中山、黄兴被迫重走海外作流亡客。
　　至此，追查宋教仁被刺一案又被战乱的洪流所淹没。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参与刺杀宋教仁的罪犯相继死于非命。
　　“二次革命”后，被关押在海运局兵营里的应桂馨，趁着上海大战前的动乱之机，与门徒内外应合，于7月中旬逃出囚牢，乔装打扮后去了青岛，蜗居在租界里深居简出。到了11月“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首脑纷纷流亡日本，应桂馨以为死对头死的死逃的逃，他的出头之日到了，便公开在报上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同时还拍电报给袁世凯，要求给他补偿。
　　可他久久不见回音，便按捺不住了，亲自赶到北京，住在同和旅馆，并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已来到北京，要袁世凯履行当初“授二等勋章、奖金50万元”的诺言。信发出后，他就守在旅馆静等佳音。然而左等右等，一个多月过去了，那封信仍没有回音。
　　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到同和旅馆，自称是总统府的。他找到应桂馨，恶声恶气地说：“大总统传话给你，赶快离开北京，以后不要再胡说八道了。这大洋两万，是大总统赐给你的。”说完丢下钱，转身走了。
　　应桂馨拿到钱后不但没有离开北京，反而整天招摇过市，逢人就讲刺杀宋教仁的功劳和袁世凯的奸诈无常。
　　应桂馨的举动当然逃不过袁世凯的耳目。袁世凯闻讯后大为惊恐，命令部下立即除掉应桂馨。应桂馨听到风声，于1914年1月18日深夜急匆匆登上火车准备逃离北京。火车行到天津杨村时，两名男子走到应桂馨面前，故意踩了他一脚。应桂馨本来就是泼皮性格，当即破口大骂起来。那两人并不答话，掏出刀子就是一顿乱扎。待到列车长接到报告赶去看时，应桂馨已身中数刀，气绝身亡。
　　与袁世凯、洪述祖一道谋划刺杀宋教仁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案发后被上海报刊公布了他与洪述祖和应桂馨的往来密函。舆论一致指出赵秉钧是宋案要犯，要求传令他到上海受审。上海地方检察厅发出传票，传赵秉钧到上海接受审讯。
　　赵秉钧大为恐惧，立即提出辞呈，随后称病躲进医院里。他对心腹说：“我此时只求免职，方可免死，不免职非死不可。”7月间，他获得批准辞去国务总理，改任步兵统领兼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同年12月调任直隶都督。
　　应桂馨在火车上被暗杀于杨村地段后，由于杨村属直隶管辖，赵秉钧出于例行职责，下令查拿凶手。他猜测这很有可能是袁世凯所为，便打电话给袁世凯，先是报告应桂馨被杀的消息，末了说道：“是否要彻查，请大总统指示。”“是我派人杀了他的。”袁世凯直言不讳，“这个人太不识时务了，留着他是个祸种。”赵秉钧一听，顿生兔死狐悲之感，不免有几分不平，自信自己毕竟当过国务总理，于是壮着胆子说：“他为大总统九死一生，大总统这样对待他，以后谁还肯替大总统做事？”“啪！”袁世凯挂断了电话。赵秉钧呆若木鸡，后悔说了不该说的话。
　　忐忑不安的赵秉钧一连几个晚上失眠，致使头晕病复发，卧床不起，于是便向袁世凯告假疗养。2月27日，一名“医生”来见赵秉钧，说：“奉大总统的命令专程来为都督治病。”随即递上一颗暗红色药丸，“这是专治头晕的，请都督马上服下，包叫药到病除。”赵秉钧见是袁世凯派来的医生，便让他悉心治疗，依方服药。谁知吃药以后，便觉得胸前胀闷，过了不久，药性发作，浑身疼痛，腹中更觉难熬，翻江倒海似的。赵秉钧疼得上下翻滚，连哭带号，怀疑是医生在药中做了手脚，急忙问医生何在，才知道那医生已回京城去了。赵秉钧自知中毒，是被袁世凯所害，不由得恨恨道：“罢了，罢了。”不一会儿，赵秉钧就七孔流血，四肢青黑，中剧毒而死。
　　赵秉钧死后，惯耍大奸伎俩的袁世凯下令拨给治丧费一万元，按陆军上将礼遇下葬，并重重优恤家属。这还不算，袁世凯还亲自书写了一付挽联：弼时盛业追皋陶，匡夏殊勋懋管萧。——可笑地把赵秉钧比作古代的良臣皋陶、管仲。
　　刺杀宋教仁案最后一个“归案”的凶手是洪述祖。事发后他拔脚溜往青岛，躲在德租界，剃须乔装，化名“王兰亭”，又用重金买通德国巡长，在青岛安安稳稳过了三四年。袁世凯死后，洪述祖以为时过境迁，“宋案”已被人遗忘，从此太平了。因为向往上海滩的花天酒地，他就绕道日本南下上海，改名“张皎安”。
　　可是因为洪述祖在青岛期间曾向德商祥丰洋行借了一笔巨款，走时连招呼都没有打，洋行认定他赖债潜逃，于是追踪他到上海，向租界会审公廨控告，与他打起了官司。在法庭上，一个国民党的密探认出张皎安就是洪述祖，便谋划设法逮住他。
　　1917年4月30日，洪述祖从法庭出来时，一名少年猛扑上去，紧紧抓住他哭喊：“洪述祖，还我父亲的血债！”这个少年原来就是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陪他守候在这里的还有国民党人刘白等。众人一起将洪述祖扭上法庭。经核实，法庭确认他就是“宋案”的要犯洪述祖。
　　经过交涉引渡，洪述祖被移交到北京地方法院。几次预审后，9月7日，北京地方法院判处洪述祖无期徒刑。洪述祖不服，上诉于高等法院。高等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洪述祖仍是不服，再向最高一级的大理院上诉。这时，宋振吕在国民党人帮助下，呈状大理院，要求重处洪述祖。洪述祖万万没有想到，企望从轻反送了小命。1919年3月27日，大理院改判洪述祖死刑。
　　4月5日，洪述祖被押赴绞刑场。自民国废除《大清刑律》后，不再以斩首处死犯人，代之以西方的文明方式处以绞刑。绞刑机是从西洋买来的，洪述祖算是第一个“享用”者。验明正身后，执行官将洪述祖推到绞刑机下，把钢丝绞索套在他脖子上。监刑官一声令下，执行官揿下电钮，洪述祖脚下的踏板立刻翻转，洪述祖立时双脚腾空，乱蹬挣扎。
　　忽然，轰然一声巨响，套索上的洪述祖猛地不见了。原来，因为洪述祖是个大胖子，躯体特别重，头支撑不住身体的重要，才断裂开来，落得个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好一阵后，惊魂未定的监刑、行刑官才报告给司法部。司法部立即派来3名医生，将洪述祖的头颈缝上，外面裹上绷带，然后交给洪述祖家属领去埋葬。
　　罪魁祸首袁世凯也没有得到善终。当初，宋教仁被刺的消息传来时，袁世凯曾乐得不可开支，以为天衣无缝，还假惺惺地明令缉拿凶手：“车站为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徒暗行暗杀，法纪何存，速悬重赏，限期破获，依法重惩。”宋教仁伤重不治后，他又致电慰问家属：“宋君才识卓越，服务民国，功绩尤多，知与不知，皆为悲痛，应即作正开销，以彰崇报。”不仅如此，袁世凯还以私人名义，送了一万元丧礼。不料东窗事发，举国上下都知道了刺杀宋教仁的主谋就是他袁世凯，他又利用手中权力，通过御用报章辟谣，并反咬一口，称国民党人借此诬蔑他。
　　宋教仁的被刺，使原本对袁世凯存有幻想的国民党人认识到，袁世凯不除，民主政治根本就无法实现。孙中山等于是发动“二次革命”讨袁，虽然因为准备不足而失败，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受挫而不馁，他们趁袁世凯阴谋称帝激起举国共愤的机会，又及时发动了“护国战争”。一时间，各省纷纷响应，袁世凯在军事上屡屡败退，直至众叛亲离。1916年5月29日，19个省更进一步联名逼令袁世凯退位，并要将其交送法庭，以国贼审判之，同时清算他谋害宋教仁的罪行。袁世凯天天困坐愁城，惶恐万状，以致卧病不起。到了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声讨声中，袁世凯终于忧惧而死，只活了58岁，大快人心。
　　让我们回到宋教仁临死前的一幕。1913年3月22日清晨，宋教仁病势恶化，双手发冷，眼睛仰翻，但嘴里却一直在重复：“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革命者所具有的理想主义志士精神，在宋教仁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现在不少人指责宋教仁是个“议会迷”，陶醉于西方那一套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不了解中国国情等，但是宋教仁为了探索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理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追求永远不能被亵渎，他对中国宪政民主的贡献也永远不能被抹杀。
　　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史上，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秋瑾、邹容、陈天华等，一串响当当的名字，家喻户晓，素为我们景仰。而宋教仁，也应该被铭记。

第八章 张作霖：智勇武夫成霸业

　　1928年6月，鼎鼎大名的爱国人士张学良秘密乘火车潜回东北。由于东北局势动荡不安，火车便在路上停滞下来。有一天，张学良忽然将头发剃光，素衣素帽，站在铁轨间望着北方，状甚凄然。原来此时的张学良已经知道父亲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1928年6月4月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坐的由北京返回奉天的专车行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因抢救无效逝世。
　　历史上历来对张作霖褒贬不一，有说他是卖国贼的，有说他是反动人士的，也有说他是爱国英雄的。张作霖的确是一位传奇人物，家境贫寒，只是粗通文墨，却能在东北乱世中杀出一片天地来，甚至最后成为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位总统，当真不简单。
　　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为什么会被炸死在三洞桥，这当中难道有什么阴谋？
　　20世纪初的中国，政权交叠，内忧外患，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东北局势先一步动荡不安，日寇的侵略野心首先就是在东北生根发芽的，俄国也不断向东北伸出吞并的魔爪，满清皇室退避到这里，胡匪和军阀打起了持久战，人民身陷水深火热。张作霖就是在这样混乱的局势中，从投军到当上大团首领再到被官府收编，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平步青云的。
　　张作霖出生寒微，他的先祖张永贵因为生活无着，跑到东北从事农业开垦。到他祖父张发时，从事的是农耕，称为“素封”。所谓“素封”，是指虽然没有官爵封邑，却和受封者一样富有。也就是说，在张发时，张家是富有的。张发有四个儿子，第三子就是张作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张发死后，家产分给了兄弟几人。张有财带着他的那份财产，来到了海城。
　　张有财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先是开了一个小杂货铺，收入微薄。后来小杂货铺倒闭，他又不愿干活，就整天赌博胡混。后来因为欠人家赌债，被仇家债主害死。那年的张作霖13岁。
　　张作霖本来没钱念书，但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帮了他的忙。这位老师名叫杨景镇，那时正在教私塾。有一天，他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偷偷听他讲课，便好奇地叫他进来一问，小孩答道：“我叫张作霖，我愿意念书，家穷，上不起学，因此常在这里偷听。”杨先生感到这个小孩想读书识字是好事，就免费让他上学，还赠给他纸笔。就这样，张作霖读了一段私塾，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础。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
　　父亲张有财死后，家庭生活更加困难，没有办法，张作霖的母亲王氏只得带着4个孩子投奔到镇安县（现在的黑山县）小黑山附近二道沟娘家。张作霖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娘家一下子添了五张嘴，生活非常艰难。张作霖知道不能指望家里了，就开始到社会上混饭吃。
　　那时的中国一片混乱，东北地区情况更严重。清朝政府腐败透顶，中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沙俄强行割去中国领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仍觊觎中国东北的广袤土地；中国甲午战败，日本魔爪深入中国东北；官吏横征暴敛，百姓不堪忍受。亡命之徒便铤而走险，啸聚山林，土匪蜂起，打家劫舍，百姓生活更加痛苦了。
　　张作霖小时候就常跟他的父亲出入赌场，受到熏陶，也爱赌博。开始时，他靠卖烧饼赚点钱，可是很快就输光了。他的母亲让他改学木匠，他嫌拉锯太累，不爱干。他一度曾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后来流浪到营口高坎镇，在大车店给人家打杂。有时骡马病了，他就弄点草药给治，还真的就治好了。他很聪明，一来二去，就成了兽医，这个行当他还是比较喜欢的。命运多舛，后来，张作霖被人冤枉，遭受痛打差点送命。经好心人的帮助才得以不死，却已经走投无路。恰在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便抱着一线求生的希望从军了，投到宋庆毅军马玉峎的门下，当了一名骑兵。张作霖喜好马匹，“以精骑击，得名擢哨长”。
　　甲午战败后，张作霖逃回了辽西。1895年，他21岁，同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二女儿赵春桂结了婚。赵春桂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也是张首芳、张学良、张学铭的生母。张作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不想像他的同乡那样过着衣食无着、平淡无味的生活，他想活出名堂。
　　甲午战后的辽西是个三不管地区。散兵游勇成群，乞丐难民遍野。官府腐败，土匪横行，百姓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就相应地成立了一些自保的武装组织，名曰大团。1900年，张作霖因岳父赵占元的帮助，在赵家庙成立了一个大团，有二十多人，他当上了小头目，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张作霖在保险区内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因此，在这个地区胡匪的骚扰得到有效的遏制。张作霖也因此得到村人的称赞，由此声名鹊起。后来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达到二十多个村子。
　　在赵家庙的西北有个大团，团主叫金寿山。金寿山收罗了一批地痞流氓，组成了一百多人的大团。大团的总部设在中安堡，周围地区都是他的保险区。金寿山在保险区内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比胡匪还凶残。大团本来是保民的，可是金寿山却专门害民。百姓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去请名声较好的张作霖来帮忙。张作霖率众驱走了金寿山，占据了中安堡。他的部众增加了，势力又扩大了。但是，金寿山在1901年腊月三十夜半偷袭了张作霖。张作霖携带妻女率众突围，逃到了姜家屯，继而又逃往八角台。在逃往八角台的途中，身怀六甲的赵氏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张学良。
　　八角台是个大集镇，商号有五十多家。本来张作霖是想从八角台借道投奔辽南的绿林冯德麟的，但是到了八角台，这四十多人就被留下了，借以保护当地地面。这都得益于张作霖的名声好，不扰民。从此张作霖就在八角台落了脚。这里也成了他的发家地。
　　甲午战后乱了几年，1902年社会秩序逐步稳定。这两年张作霖苦心经营他的武装，势力大为扩展。他也尽职尽责，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同时，他和当地绅商也相处融洽，得到了他们的交口赞誉。但是，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地方自治武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按理张作霖的大团应该遣散掉，团民应该回家务农或者进城经商。但八角台商会会长张紫云考虑到遣散这一武装、团民四散，很可能危害地方。同时，他也和张作霖结下了友情，就想给他们找个出路。为此，张紫云同有关人员商量，拟将这一武装交给政府，这个提议得到绅商的赞同。于是，他们向新民府知府增韫正式推荐张作霖，对张作霖大加赞扬。
　　增韫接见了张作霖，张作霖以弟子身份对他行了叩见礼，称他为老师。通过亲切的见面和谈话，增韫感到张作霖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对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便命张作霖整理团人，将他们带到新民府听候点编。这对张作霖而言真是喜从天降。其实，张作霖的政治野心很大，他深知经营民团不是长久之计。他早就想“改邪归正”，被政府收编。
　　张作霖急忙回到八角台，积极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因为他和增韫说了大话，吹嘘自己有一营人马，实际上只有一百多人。于是他便大力开展组编活动，吸收了辽西一些小股匪帮，人数够了，就率队到新民府接受点编，成立了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张作霖被命为帮办（副营长），队伍仍驻扎在八角台。
　　第二年，即1903年7月，张作霖所部和新民街巡捕队合并为巡防马步游击队，张作霖为管带（营长），队伍移驻新民府，负责地方治安，并兼剿胡匪。就这样，张作霖由一个民团武装的头目摇身一变，而成为政府官军的军官了。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依靠这支武装，他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了。
　　张作霖为人机敏，长于计谋。来到了新民府的生疏环境，他知道如何自处。他把争取增韫的信任摆在首位，投其所好，勤恳顺从，谦恭有礼；同时，笼络绅商，认真办事，约束部下，管理有方。这就深得知府增韫的赏识，张作霖被他倚为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张作霖略施手腕，挤走了新民府的巡警局长王奉廷。这样，没费太大的劲儿，张作霖就控制了新民府的军事实权。在这方面，他表现了巧于应对的能力。
　　这个能力还表现在残酷的日俄战争中。1904年2月，在我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东北展开厮杀。腐败的清政府竟然宣布辽河以东为战区，以西为中立区。战争打响后，哪还管什么中立区。日俄匪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东北土匪蜂起，百姓遭殃。处在辽西的新民府是个重镇，张作霖除了要维护境内的治安外，还在盘算如何增强自己的实力。他的原则是谁给我好处，我就帮助谁。一开始，俄军强大，他就接受俄军的枪械和金钱，帮助俄军。因为这个缘故，后来他还曾被日军俘虏，差点被处死。可被释放后，他又同日军签订誓约，“立誓援助日本军”。
　　正因为他识实务，1905年日俄战后，他的部队不但没受损失，反而扩编为3个营。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战争夹缝中生存的张作霖，充分显示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因为政声颇佳，1906年张作霖又升官了。新任的盛京将军赵尔巽和新任的新民府知府沈金鉴一齐下令，将张作霖的部队由3个营扩编为5个营，张作霖当上了统管5个营的统带（团长）。
　　成了官军的张作霖对为害地方的胡匪十分痛恨，极力剿杀。在他的连年痛剿下，辽西的小股胡匪或被招抚，或被剿灭。就连党羽千余的大股悍匪田玉本也被张作霖部击毙，徒众星散，百姓称快。
　　但是，还有一个奸诈凶残的土匪杜立三很难对付。杜立三盘踞在辽中县青麻坎。杜立三的势力越来越大，官军拿他没辄。他自称马上皇帝，在他盘踞的地方随意封官许愿，老百姓看见他都称他为杜大人。实际上，他已经造成了割据之势。盛京将军赵尔巽曾下令“严密访拿”，几次派兵进剿，但都败下阵来。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建立行省，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了除掉这个心头之患，特派知县殷鸿寿到新民府，去协助张作霖剿灭杜立三。
　　对杜立三是强攻还是智取，他们进行了仔细的商讨。杜立三自诩为马上皇帝，马上功夫了得。能双手使枪，弹无虚发。而且他所在地城池坚固，他的徒众又凶顽，境内关卡林立，防备极严。如果像以前那样派兵强攻，恐怕师劳无功，难以奏效。因此，他们决定智取。张作霖设了一计。他派人到辽中县送上一封贺信，祝贺杜立三被奉天省招抚，当上了大官，官位比张作霖还高，让杜立三速速到新民府来面谒省里的招抚大员，以便到奉天向徐世昌总督致谢。杜立三察觉有诈，不敢贸然行动，先跟他的母亲和兄弟商量。他们也认为到新民风险很大，凶多吉少，都不主张杜立三去。
　　此计落空了。张作霖没有灰心，又生一计。他想到了黑山秀才杜泮林。杜泮林是张作霖的义父。张作霖在中安堡当保险队头目时，同绅士杜泮林结下交情，来往密切，关系笃厚。张作霖知道杜立三拜认杜泮林为同族叔，对杜泮林言听计从，十分尊重，就想打杜泮林的主意。他和殷鸿寿密谋，用杜泮林引诱杜立三上钩。
　　张作霖特地亲自到黑山把杜泮林接到新民府，并把他引见给省城大员殷鸿寿，以证明确实是省里招抚，并非虚构。又在新民街上，为杜泮林另设招待处，请杜泮林在招待处稍事休息，等候杜立三来到之后，再一同前往省府晋见。秀才杜泮林是个老实人，不知道这是个计谋，就给杜立三写了一封亲笔信，言辞恳切，感情真挚，有“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等语。
　　杜立三本来疑信参半，犹豫不定，突然得到他素来景仰的族叔的亲笔信，便疑念顿消，决定前往。1907年6月6日，杜立三仅率13人作为随身护卫，由宋庆濂带领，奔向新民府，接受封官去了。他哪里知道此去是有去无回了。张作霖为了不出意外，事先做了周密布置。
　　杜立三只身赴会，十分警惕。在晋见委员殷鸿寿时，他坐在背靠墙壁面对诸人的位置，同时两手插入兜内，握住枪柄，观察动静，以应突变。谈话完毕，殷鸿寿高声喊道：“送客！”杜起身告辞。殷鸿寿把他们送到里屋门口，杜立三正要转身请殷鸿寿“留步”时，刹那间，被汤玉麟等几个壮汉按倒，收缴了双枪，死死捆住。
　　事不宜迟，他们当晚就把杜立三在新民府西门外枪决了。其实，在这之前，张作霖早已派张景惠率大队人马，绕道台安八角台，做好进击杜立三老巢的准备。得到处决杜立三的消息后，张景惠等迅速出击杜立三的老巢。群龙无首，杜立三的老巢辽中县青麻坎，被一举端掉。除掉了杜立三，扫除了一大害，人心称快。
　　得此消息后，总督徐世昌喜出望外，上报清廷，为张作霖请奖。清廷除赏银五千两外，还将张作霖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张作霖成为东北旧军5个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之一，势力更加壮大了。
　　1908年，徐世昌把剿匪得力的张作霖调到辽宁西北部的通辽、洮南一带，去剿除被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据有关人士记载：
　　“洮南一带系干燥的草原，草有一二尺高，一望无边。夏日蚊虫甚多，大者如蜜蜂，叮人很厉害。”“虽在夏天，都得用棉花把头包上，否则寸步难行。狼群更多，一群就是十几条。当时队里的通信人员（当时叫做跑拨子的）往往被狼吃掉，剩下马跑回来……蒙古军队都是一个人乘两匹马，骑一匹，备一匹，力量足，跑得也快。以上种种，都是蒙军优于汉军的地方，所以张作霖清剿蒙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一带是蒙匪活动的根据地。他们熟悉地形，了解民情，精于骑射，行踪无定，打了就跑，渺无踪迹。其中有几股大的蒙匪扰害边疆已有数年之久，此起彼伏，蔓延为患，被国家视为巨寇。
　　这些“巨寇”不除，国家不得稳定，百姓不得安宁。张作霖当此重任，开始并不顺利。后来，他采用了强攻和智取两手策略，派人打入蒙匪内部，取得情报，而逐渐扭转了劣局。1909年，徐世昌看到张作霖的兵力不足，便给他扩编，增强他的实力，把他的5个营扩编为7个营，又将驻扎在洮南的孙烈臣部划归张作霖部。这样，张作霖的部队就增至3500人，成为东北的一支劲旅。
　　张作霖是个很知道感恩的人。受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如此青睐、如此器重，他剿匪更加努力了。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总结剿匪的经验教训，摸索出一套可行的规律。他本人吃苦耐劳，身先士卒，经过年余苦战，终于将白音大赉击毙，生擒牙仟，并打败了陶克陶胡。后来追击陶克陶胡800里，一直将陶克陶胡赶到俄国。危害东北边疆多年的蒙患解除了，打击蒙古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张作霖功不可没。
　　纵观张作霖的政治生涯，智进奉天省城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奉天省的革命党人早有活动，新军中的蓝天蔚等人也在从事着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东北革命党人群情振奋，准备积极响应。当时以蓝天蔚为协统的新军第二混成旅驻扎在奉天的北大营，这是省城的惟一一支驻军。
　　但由于经验不足，革命党人没能抓住先机。辛亥革命爆发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正在外面视察，得到消息便急忙赶回奉天，连夜开会，研究对策。得知握有兵权的蓝天蔚等革命党人正在酝酿起义时，他顿时吓得不知所措，并表示他即将入关，其实也就是要逃跑的意思了。这时奉天省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立即跪求劝阻，并建议重用巡防营旧军。这个建议使赵尔巽如获至宝，茅塞顿开。他思忖，地方巡防营的将领都是忠于他的守旧军人，同革命党人没有任何联系，正是他可以利用的镇压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于是他马上密调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率部自通辽迅来奉天，以防备革命党人起事。
　　这个重要的消息在这时被张作霖在奉天的部下所探知。这个人就是张作霖驻奉办事处处长张惠临。他深知事关重大，就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消息密报给张作霖。张作霖是个有很大政治野心的人，他不甘心在西北的洮南呆一辈子。为此，他早就在观察奉天省城的动静。他曾密嘱到奉天讲武堂学习的各营管带注意省城的军政动向，并及时写信报告。同时，他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也是极为关注的。得到这个重要消息后，张作霖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不可错过。他当机立断，立即亲率所辖步骑7个营的全部人马，从洮南出发，马不停蹄，日夜兼程，直奔奉天。路过辽源时，吴俊升等人出城迎接，张作霖只是跟他虚与委蛇，不露实情。
　　到达奉天省城后，张作霖为争取主动，马上晋见赵尔巽，诚惶诚恐地说：“因局势紧张，惟恐总督陷于危境，迫不及待，率兵勤王。如总督认为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赵尔巽急需用兵，感到张作霖来得恰逢其时。张作霖又信誓旦旦地说：“请恩师听我部署，只要我张作霖还喘着一口气，我是愿以生命保护恩师，至死不渝。”张作霖这一披肝沥胆的表态，深得赵尔巽的嘉许。因此，张作霖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得到夸奖。除补发调防令外，赵尔巽又命张作霖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以加强忠心耿耿的张作霖的军力。这样，张作霖就统率15个营的兵马了。
　　此时，张作霖实质上已经是奉天省现有部队最大的军事力量的首领了。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有了张作霖这个拥有军事实力的保镖，就有恃无恐了。他们先是迫使新军将领通过了赵尔巽提出的“保境安民”的主张。这个主张实质是反对革命，继续保皇。继而又在奉天国民保安公会上贯彻赵尔巽的保皇主张，成立了由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会长的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这是换汤不换药，继续代表清廷行使皇权。在这个过程中，张作霖都扮演了一个流氓打手的角色。
　　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奉天省的革命党人云集省城，研究运用何种方式响应武昌首义。经过反复争论，最后得出采取和平手段，进行东北革命，即“谋运用政治手腕，实现东三省革命”。革命党人的首领蓝天蔚、吴景濂等事先密议，用会议的方式兵不血刃地夺取东北政权。拟由吴景濂以奉天省咨议局议长的名义，召集省城各界领导人开会，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研究了一个方案，以维持治安为名，成立奉天全省保安会，逼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然后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吴景濂为奉天省民政长，脱离清廷，宣布独立，完成东三省革命。如果“东北大局既定，继进兵关内，会师燕郊，直捣虏穴”。
　　1911年11月12日，吴景濂以自己的名义召开保安大会，试图以会议表决的方式，一举夺得东北大权。绅商各界到会的有二百多人，赵尔巽也到会，他带来了张作霖。会上还有他的支持者，如袁金铠等。
　　这次会议，老辣的赵尔巽早有准备。他派张作霖在会场内外布置人马，持枪待命，明施压力。张作霖则持枪赴会，满脸杀气。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胆怯，只顾慷慨陈词，主张脱离清廷，宣布独立。赵尔巽极为不满，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你们要搞自治还可以商量，独立？怕有未便吧？”他的话还没讲完，就被革命党人的发言驳回，革命党人强烈要求赵尔巽宣布独立。
　　这时，张作霖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蛮横凶恶地叫道：“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大帅。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这是个信号，会场四周他的党徒，均立刻抽出手枪，情况极为险恶。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办法再讨论下去了。倾向革命的议员，都愤然纷纷离开会场。但这也就等于把这个会议的主动权让给了保皇派。
　　会议一度中断，后来又复会。这时由赵尔巽的党羽袁金铠以副议长的身份主持会议，会议意见自然一边倒。最终成立了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赵尔巽任会长，伍祥祯、吴景濂任副会长，袁金铠任参议总长，蒋方震、张榕任参议副长。这个保安公会实质是个变相的保皇会。他的会长仍然是东三省总督兼东三省将军和奉天巡抚赵尔巽，东北大权仍然掌握在他们的手里。而革命党人吴景濂、蒋方震和张榕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的摆设罢了。而张作霖则当上了保安公会军政部副部长，取得了军事实权，这一回合，幼稚的革命党人没有斗过老辣的保皇党人。
　　这次会议本来是由革命党人蓝天蔚等发起的，目的是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但不承想，让赵尔巽占了上风。赵尔巽深知兵权的重要，他必须立刻剥夺蓝天蔚的兵权。于是，他于成立保安公会的第二天，向袁世凯发一密电：“此军即令聂汝清暂兼协统，并留奉防，可保目前治安。”这就是说，第二混成协的协统由原任该协标统的聂汝清担任了。这个聂汝清是个顽固守旧的军人，坚决反对革命，是赵尔巽最放心的忠于他的奴才。赵尔巽把第二协的兵权交给了他。
　　这还不够，老奸巨猾的赵尔巽还把蓝天蔚挤到了关内，让他远离东北，以免在他的眼皮底下变生事端。他的手法是很高妙的。在成立保安公会的第三天，即1911年11月14日，赵尔巽就以考察的名义，把蓝天蔚派到了关内。把拟任关外都督的人选撵到关内，使关外的革命没有了领袖，赵尔巽的这一着是够狠毒的了。在挤走蓝天蔚的过程中，张作霖曾与蓝天蔚发生冲突，张作霖想下掉蓝天蔚的枪，被赵尔巽假意制止。但这一举动，也给蓝天蔚构成了威胁。张作霖是挤走蓝天蔚的帮凶。
　　这以后，张作霖又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大力镇压革命军，受到清廷破格升赏，出任“关外练兵大臣”，赏顶戴花翎，被派任掌管奉军军事大权的巡防营务处总办；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他被任命为第27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他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他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在日本帮助下控制了辽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
　　张作霖的政治野心还不止于奉系首领，他一直以东北为基地，不断向关内扩张势力。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奉系与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1922年4月，张作霖发动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张作霖挟“东三省议会”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自治。1924年他又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这一次奉系打败了直系军阀，控制了北洋政府。1926年，张作霖称安国军总司令，并于6月18日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6月4日，在返回东北的途中，张作霖被炸死在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结束了他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一生。
　　张作霖的死，日军、俄军、国民军、军阀都有嫌疑，凶手被揣测机率最高的是日军。当时日本为了掩盖真相，诬指皇姑屯事件是“南方便衣队员”所为。直至1946年7月，“远东国际法庭”开庭审判日本战犯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出庭作证，供认张作霖被炸是关东军所为。
　　因为张作霖是当时中国的实际国家元首，谋杀一国的国家元首理应是违反国际法、是战争罪的行为，所以皇姑屯事件被视为日本侵华的起点。
　　日本关东军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要炸死张作霖？
　　据当时情况看，一般人都认为张作霖在东北的政权是日本政府极力维护的，如郭松龄与冯玉祥联军反奉时倘若没有日本人公开阻止郭军前进，恐怕张作霖早就下台了。张作霖的北京政府如果不是日本出兵济南阻北伐军北上，恐怕也早就支持不住了。
　　那为什么愿意出兵济南、阻止北伐军的日军竞要阴谋炸死张作霖呢？这是因为，日本军的一切行动，都是以侵吞东北为目标的。日本认为，在满蒙确保日本的既得权利的这方面上看来，张作霖要比郭松龄可靠得多；北京政府比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更有利得多。所以日本要维护张作霖政权。可是当田中义一要实行他奏折上所计划的侵吞满蒙计划的时候，张作霖就直接变成它的障碍了。
　　日本田中义一上台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满蒙悬案”，从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9月4日沈阳两万人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张作霖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未能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为日本内阁所恨。而且日本关东军断定东北人民的反日游行是由张作霖煽动所导致，对他恨之入骨。
　　当中还有许多曲折。1928年5月，北伐军直逼京津地区，日本帝国主义感到奉系军阀政权已经岌岌可危，但仍然想从奉系手中捞到最大限度的好处，于是一面支持张作霖，出兵山东对抗北伐军，一面又向张作霖施加压力，威逼张作霖及早退回东北，企图利用张作霖这个工具，使“满蒙”从中国本土肢解出去，置于日本势力之下。
　　北伐军逼近北京时，日本驻华公使威胁张作霖“将来奉军败兵如经山海关，日兵须将其缴械。”张作霖在答复中表示“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日本政府借口北伐军节节胜利，发表声明说：“一旦战乱波及满洲，帝国政府为维护治安，将采取适当和有效的措施。”同时命令旅顺的关东军进驻奉天，另一方面还训令驻北京的芳泽公使，劝告张作霖撤回关外，巩固在“满洲”的地位。
　　张作霖对此未加理睬，并且在济南事件爆发时，还通过新闻记者声明，愿意南北合一，共防外侮。因为撤回关外就意味着完全沦为日本关东军的傀儡，在民族运动高潮面前张作霖是不甘心做卖国贼和傀儡的。
　　几经交涉，日本最后恐吓张作霖说：“如果不听劝告，同国民党军队继续冲突，失败后想退回满洲时，日本军队可能在山海关予以拦击。”在这种危机情况下，张作霖才决定撤出北京重返东北。
　　而此时，炸车阴谋已正式被日军提上日程。日本政府当时谋杀张作霖的计划基本上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奏，日本妄想制造满洲独立，然后进行吞并。1927年7月田中义一就代替民政党掌握了政权，在他执政的前后，他制定了有名的田中奏折，在这个奏折里阐明了以日本天皇为中心八纮一宇的精神，要征服全世界，必须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必须先征服满蒙。皇姑屯炸车阴谋，就是田中义一执政后实行其征服世界的第一步。然而当时日本内阁的政策遭到元老重臣的反对，加之外受美国的压力，所以5月25日夜，田中义一断然决定停止一切行动，进驻奉天的关东军也不得不迅速恢复平时状态。但是军部特别是关东军并未完全符合内阁决定的精神，竟在6月4日将张作霖炸死。
　　经过种种研究，关东军认定惟有巨流河铁桥是最好的地点，特派工兵中队长详细侦察附近情况。由于奉军的警戒十分严密，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佐等人认为至少需要准备一个星期左右时间。最后，关东军选择了一个比较自由的地点，即南满线与京奉线交叉的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因为日本占领的南满铁路在桥上面，张作霖管辖的京奉铁路在桥下面，这便于日军自由行动，又有利警戒。他们准备了200磅强力黄色炸药，采取的手段有两种：一是袭击列车，但将留下明显证据；二是炸车，万一这一爆破计划归于失败，马上制订第二步骤，使列车颠覆，不失时机地乘着混乱，让大刀队闯入杀掉张作霖。河本大佐指使守备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指挥，由福田、神田两个大尉负责勘定炸车地点，日军用卡车载来了两千多磅的强力黄色炸药，装置在三洞桥北侧的两个花岗岩石的桥墩上。埋伏好后，夜间日本哨兵严格把守，不允许任何人接近三洞桥。到了拂晓，日本哨兵陆续躲进兵营。
　　1928年6月3日晚6时，张作霖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驾驶的在英国定做的黄色大型厚钢板防弹汽车，开往火车站。随行的人员有吴俊开、潘复、周大文、刘哲、莫德惠、于国翰、张作霖的六姨太和三儿子张学增、日籍顾问町野和仪我等人。张作霖专车共22节，张作霖乘坐的80号包车在中间，包车厢后是餐车，前边是两节蓝钢车，潘复、刘哲、莫德惠、于国翰等在两节蓝钢车中。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
　　晚8时，专车从北京车站开出。4日清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很早就起床，站在自己住的房屋顶上，用望远镜观察三洞桥。5点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关东军东宫铁男大尉按下电钮，一声巨响，三洞桥中间的一座花岗岩石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钢轨、桥梁被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张作霖的专车被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吴俊升被炸得血肉模糊，头顶穿入一个大铁钉，脑浆外溢，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日籍顾问仪我满面是血，抱头大叫；校尉处长温守善被埋在碎木下面；周大文炸破了手；六姨太炸掉了脚趾头；莫德惠受了伤。
　　奉天省长刘尚清闻讯赶到现场。张作霖被救至沈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死前张对卢夫人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张作霖专列被炸后，东北政局立呈险兆。6月5日深夜，奉军兵车在锦州、榆关之间脱轨倾覆，京奉路一度中断。10日、12日，奉天城内接连发生投掷炸弹事件。政治流言四起，日本在东北复辟清廷之说甚嚣尘上。同时，关东军云集奉天，举行军事演习，高唱“南满是我们的家乡”。本来日本军部特别是关东军的阴谋打算，就是想乘东北军队大部分都在关内，张作霖以下的重要人物全在车上，一下子炸死这帮人。这样奉天必陷于混乱，关东军可以借口保护日侨和其特殊权益，而一举占领奉天，再组织傀儡政权。
　　然而日军的阴谋并没有得逞，为防止日军乘机举动，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之死秘不发丧，发表通电称：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大帅府邸依然灯火通明，“烟霞”阵阵。杜医官每日仍然按时到府上班，填写病案。厨房每日三餐仍旧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穿孝服。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均被“婉言谢绝”。主持家政的五夫人浓妆艳抹，与前来窥探虚实的日本太太们从容周旋。这使得日本军警想寻衅都找不到借口，奉天当时并没有一点混乱现象。另一方面，他们对张作霖和吴俊升被炸的情形也保持了极严格的秘密。同时，奉天当局下令全城戒严以稳定局势，并要求日方严格管束浪人，以免扰乱社会治安。张学良潜回东北后被推举为东北保安总司令。6月11日，奉天省长刘尚清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愿服从南京政府，悬挂青天白日旗，希望勿对东三省用兵，史称东北易帜。
　　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正式发表张作霖治丧的消息，日本人一直得不到肯定的真相，所以不敢冒然行动。关东军武装侵略东北的阴谋没有得逞。
　　张作霖是一位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历史传奇人物。他由一介粗通文墨的草莽武夫，在风云际会中乘势而起，一跃成为地位显赫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在那样的乱世，恐怕做胡匪是最好的选择吧——但张作霖这样的胡匪，不但不危害老百姓，而且把据点周围的治安都收拾得井井有条，这与一般胡匪的不同之处，是他成就霸业的第一步。
　　张作霖还懂得在适当的时候争取招安。实际上，他智勇双全，一个连写自己名字都困难的文盲，凭着骁勇善战和足智多谋，迅速爬升为东北王，并且有相当好的名声——当时的老百姓提起张作霖是一种敬畏，而不是厌恶——这本身就令人肃然起敬。
　　具体说张作霖做过什么反动的事情，首先让人联想到的就是杀害了进步人士——李大钊，我们学过的历史课文也是这么写的：李大钊被反动军警杀害了。这是张作霖作为一个军阀所作的坏事之一。但这也是由于他自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张作霖生于清末，只受过短暂的私塾教育，对于社会的先锋潮流、学识知之甚少，所以对于张作霖来说，不能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情有可原的。一个从大辫子时代走过来的文盲，是无法理解何谓三大政策的。要让当时的军阀来理解孙中山是不太现实的。
　　当时的军阀基本上都是反对宪政的，虽然在现在看来很多军阀是倚靠帝国主义国家作后盾，然而张作霖实际上并没做过丧权辱国的事情。在那样的国家现状中，要想彻底反抗所有外国势力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而张作霖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巧妙的同日本周旋，已经不容易了，他虽然利用了日本，但日本在他这里没有得到过什么实际的好处。张作霖从未同日本签订过一条丧权辱国的条约，相反，张作霖从第一次参军，就是为了打日本，直到后来拉柳子对抗俄国，再后来修筑铁路与日本竞争，一直到最后被日本暗杀，他一生时刻都清醒地抵抗着外国侵略者。
　　张作霖从北京退回东北的原因，大多被人们解释为“慑于东北人民的反日浪潮，对日本的侵略求未予全部承诺，而激怒日本军方”，虽然这是主要原因，但也不能排除他想及早回东北整顿军纪的原因。当时的奉军部队众多，军纪过于混乱，不断引起民愤，张作霖对于下面将领和部队的言行已经无心面面俱到的控制。同时，由于他反对宪政，反对三民主义，老百姓自然不拥护他。张作霖没有意识到他为何会失去民心，他过于迷信武力——对于一个从马背上打天下的人的说，这是当然的。
　　张作霖的死，解放了张学良。实际上，张学良非常理解其父张作霖的想法，倘若张作霖不死，可能还要发动内战吧。张作霖一生的最大失误，在于过于重视枪杆子，忽视了笔杆子的力量。如果他后期再把目光放远一些，也许会成为民国时期第一英雄，名垂千古。但是这样的错误，是由于他的“局限性”，也就是他自己无法控制和改变的。后来有人对此添油加醋，几乎把他的一生都予以否定，是有失偏颇的。

第九章 汪精卫：可惜英姿付情仇

　　汪精卫为何会死在日本，又是因何病而死的呢？几十年来，人们对于这个问题始终抱有极大的疑问，而且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这些说法虽然不一，但最为耸人听闻的不外两说：其一，是日本人害死的；其二，是国民党军统人员奉命设计毒死的。近来甚至又有人声称，汪精卫是无锡一个外号刘一贴的江湖郎中，用一贴膏药毒死的，这就更玄了。那么，汪精卫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1943年隆冬，南京城北极阁一所精致的小洋房内，炉火融融，温暖如春。汪精卫正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这里本来是宋子文的公馆，抗战后南京沦陷，就被日军抢占了，后来就给汪精卫作为休息之处。
　　宽敞的客厅内铺着深红色的地毯，摆着华丽的沙发。汪精卫面容憔悴，双眉紧蹙，将手垫在背后，正痛得哼哼。坐在旁边的是他妻子陈璧君及“公馆派”大将陈公博和林柏生。汪断断续续地说：“虽然背上的子弹取了出来，但现在又十分疼痛，看样子我的大限到了。如今局势很紧张，日本败局已定，我又病得如此，大家要有思想准备，恐怕要当汉奸杀头呢！”
　　汪精卫背上的这颗子弹，是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五中全会时，被“晨光通讯社”的一个青年孙凤鸣打的，孙本来是要刺杀蒋介石的，但会后集体拍照时，蒋介石未到，汪精卫坐在中间。孙凤鸣就用预先藏在照相机内的手枪，向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命中。
　　由于汪精卫与蒋介石有着很深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后，虽然蒋、汪重新携手合作，共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两人仍是貌合神离。再加上这次合影蒋介石借故没有参加，于是引来许多猜疑，认为是老蒋指使人干的。第二天，陈璧君闯进蒋介石的办公室，怒气冲冲地质问道：“蒋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不干就是，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当时确实也不知道刺汪精卫究竟是什么人干的，面对陈璧君的质问，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好发作，只得安慰道：“夫人息怒，夫人息怒，我一定要查清此事，严惩幕后指使者。”送走陈璧君后，蒋介石把特务头子戴笠找来，大发了一通火，命令他限期破案。
　　卫士开枪还击，孙受重伤，死在医院内。汪精卫虽连中三枪，但均非要害，当即在“鼓楼医院”动手术，取出两颗子弹。另一颗深埋在肋骨和脊椎之间，一时无法取出。医生认为只要好好保养，子弹留在体内十年，并无问题。1943年8月，这颗生了锈的子弹，终于在体内发作，使汪精卫痛得团团打滚。同年12月19日，在日本陆军医院，由著名军医后藤部队长主刀，将子弹钳出。一星期后，汪精卫就来北极阁养病了。
　　1944年元旦，汪精卫因背痛大作，从北极阁返回熙和路公馆。一大批官员来贺年，汪精卫没有心思，一个也不见。汪精卫当时生病，是严格保密的，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过了二三天，汪精卫的下肢麻木，失去知觉，已经不能站立，成了瘫痪，而且高烧一直不退。汪精卫的私人医生德国人诺尔，向陈璧君跌足痛哭说：“这大概是骨癌了！目前的医学，难啊！夫人要早作准备。”
　　渐渐到了2月早春，日本派了骨科专家黑川利雄教授专程到南京为汪精卫治病。诊断后，黑川认为已到危险阶段，南京条件差，无法进行大手术，非去日本不可。日本的内阁大臣东条英机决定，将汪精卫送往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因那里的骨科是全日本最好的。1944年3月3日，汪精卫乘飞机到日本去治病。行前汪精卫在病榻前召见陈公博和周佛海。汪精卫两眼噙泪说：“我这次赴日治疗，凶多吉少。南京这个烂摊子，就交给你们二位了。我知道，公博和佛海是有点隔阂的，务望以大局为重，精诚团结，苦撑等我回来吧。”
　　之后，日本政府就集中了第一流的骨科、神经外科和麻醉专家进行会诊。群贤毕集，济济一堂。经反复拍片，开会讨论，折腾到深夜，才确诊为多发性骨癌，压迫神经，造成下肢瘫痪。看来已经没救，但死马当活马医，还是决定第二天就动手术，切除骨块，希望能减少点压迫。
　　手术做了近两个小时，从汪精卫的背部切开，深入前胸，切除了有病变的四块骨片和三根肋骨。等麻醉药性过去以后，汪精卫自己用手摸摸大腿，已有知觉，双足也可以活动了，汪精卫十分高兴，在后来的四天中，都是如此。汪精卫感到病愈有望，就在病床上对陈璧君和儿子汪孟晋说：“看来，我还命不该绝，可以再回南京。”
　　1944年6月6日，英美盟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成功，长驱直入，和苏联红军配合，直捣柏林。消息传来，震动日本。等传到汪精卫耳中时，他一气之下，昏了过去。等到醒来，眼泪汪汪地对陈璧君说：“现在日本已成为全世界唯一的共同敌人了，岂有不败之理！我们的命运可想而知了。不知公博逐鹿中原的计划能否实现？”“你病到如此地步，还管什么中原不中原，快不要多说话了。”陈璧君早已愁得不可开交，因为日本医生多次会诊，已经确定汪精卫是骨癌绝症，无法治疗，生命不会拖过半年。但汪精卫自己不知道。“我们上海，有一种叫镭的东西，听说可以治癌症，能不能拿来试试？”陈璧君抱一线希望，哭着对斋藤真教授说。“这是一种放射性元素，对癌症可能有效。就试试吧。”教授回答得软弱无力，毫无自信。
　　汪精卫的儿子汪孟晋，在三十八度的高温天气，飞到上海，强迫“镭锭医院”的专家拿出了镭，立即动身。在那种时代，谁敢反抗？医生冒着酷暑，带着仅有的一点点镭，和汪孟晋到了名古屋。到达当天立即进行了镭的放射性治疗。但十天下来，丝毫不见功效，汪精卫的发烧和疼痛反而更厉害了。汪精卫发怒道：“不……不要再做了！”镭元素照射的失败，使陈璧君和日本教授们束手无策，陷入绝境。汪精卫已经形销骨立，奄奄一息，到了日夜鬼敲门的地步了。他虽不知生癌，但已自感在劫难逃。
　　11月10日下午4时20分，汪精卫双眼泛白，手足挺直，一命呜呼了！日本人自己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哪有心思再来顾汪精卫的死活，但表面文章是少不了的，近卫文麿、东条英机等赶到名古屋，劝慰陈璧君，决定将汪精卫的尸体先草草成殓，火速运回南京。
　　汪精卫的一生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从他出生慢慢看起。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1893年5月4日，出生于广东省番禹县（今广州），父亲汪椒是浙江的客商。汪精卫是汪椒的第4个男孩，也是第10个孩子，汪椒给这个男孩取名叫汪兆铭。
　　汪精卫是汪椒的填房吴氏所生，生汪精卫那年汪椒已经62岁了。汪椒是个落第秀才，后来弃文从商。汪椒见这个小儿子异常聪明，就特别注重汪精卫铭的教育，在他5岁时就开始教他认字。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他8、9岁时，就基本可以读书了。汪椒晚年由于年老眼花，无法看清书上的小字，就让汪精卫每天为他朗读诗书。汪椒特别喜欢王阳明和陆游，每天让汪精卫为他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陆游的诗。每天在父亲面前朗读，不仅无形中培养了汪精卫演讲的口才，还使幼小的汪精卫接受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和陆游的豪放文风，这些对汪精卫后来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汪椒家里并不富裕，汪精卫童年时代的生活相当清苦。十几岁的时候，父母病逝。从此汪精卫就依靠比自己大22岁的大哥汪兆镛抚养生活。由于家境所迫，他17岁时就开始到私塾去教书。之后他参加了科举考试，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秀才。
　　1900年义和团事件以后，清政府开始搞“新政”，开始大量选派公费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并给予归国留学生举人或进士的待遇，授予高级官职。这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识青年纷纷前往外国留学。
　　1903年，汪精卫被公费派往日本留学。
　　1910年，参加孙中山同盟会的汪精卫来到北京，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以表现革命者勇气，唤醒民众。当年，27岁的汪精卫英姿勃发，虽然因暗杀失利而身陷大狱，却因此天下闻名。“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在狱中的这一曲引亢高歌，他浩然正气令很多人为之钦佩，为之仰望。这一年是宣统二年，皇帝溥仪刚刚4岁，不知是否有人在他面前提到过“汪精卫”或“汪兆铭”。
　　说到汪精卫不能不提起蒋介石。汪精卫与蒋介石算得上是政坛的冤家对头。1927年之前，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名望，以及与孙中山的个人关系，都超过蒋介石。1925年孙中山病危时，正是由汪精卫代笔起草了著名的《总理遗嘱》，这更增加了汪精卫的政治资本。后来，尽管蒋介石借北伐战争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威望，一跃而为国民党的第一巨头，令汪精卫不得不屈居其后，但从1927年起，汪精卫仍一直是蒋介石在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曾两次与其他反蒋力量联手迫使蒋宣布下野。几年来，他们在刀光剑影中一路走来，忽而联手，忽而分裂；忽而刀刃相见，忽而弹冠同庆。1931年，他们才开始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合作期。或许，屈居第二一直是笼罩在汪精卫心中的阴影，不过，即便有“既生蒋，何生汪”的感叹，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当然也只能暂时搁置于一旁。
　　关于蒋介石、汪精卫两人之间的历史恩怨与合作，远非三言两语可以讲述清楚的。与他们两人都很熟悉但更偏爱汪精卫的陈公博的一番话，倒是写得有趣，不妨作为一种参考：汪蒋之无法合作，实在有种种原因，第一，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不同，一个爱说话，一个爱缄默。一个反应很快，一个城府很深。两个人虽然共负大责，而蒋先生对于一切机密都不愿竭诚讨论。国家大事本来应该和衷共济的；什么才是“和衷”，基本条件当然是坦白，今既不能坦白，“衷”又由哪里“和”起，“济”又由哪里“共”起？第二，他们两位先生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在汪先生方面，以为他在党国，有历史，有地位，有勋劳，除了孙先生之外，他不作第二人想。不过他老先生是谦抑为怀的，他不愿当正式的领袖，同时他也不愿他人做正式的领袖。至蒋先生则不然了，他出身是军人，对于名位很是看重，他不但要做实际的领袖，还要做名义的领袖，一天没有达到其登大宝的愿望，他到底不甘心。他们的性情和脾气根本相异如此，“合作”两个字真是无从提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下野，汪精卫主政，他一改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政策，以积极主张抗战而著称。第二年，在上海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是亲汪精卫的粤系部队主力。同年，汪精卫请求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同时又致电张学良，指责其“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没几天，汪精卫再度请辞，并指责张学良治下的省份既不上缴税收，又不许中央过问兵额，却屡屡来电催饷。
　　然而，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之后，曾经主张积极抗战的汪精卫，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的“主和派”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挤压下，他似乎再也无法舒展开来施以还击。主和，这可能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当时在外交上采取的比较一致的立场，但他先后态度的明显转变，他所处的在第一线负责外交的位置，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招致国民党内主战派和情绪激昂的中国民众的抨击与讨伐。
　　当1935年来临时，主和的汪精卫似乎看到了实现与日本休战的希望。刚刚过去的1934年，虽然日本的挑衅依然不断，但没有发生大的战事，日本侵略的脚步也一下子停了下来。显然，汪精卫试图在1935年以向日本妥协、和谈来创造新的历史。于是，在《时代》于3月18日选择汪精卫作为封面人物时，中、日关系是否缓和、如何进展，成为最重要的新闻背景。
　　几个月后，就因为他的对日妥协政策而被人刺杀——时间：1935年11月1日；地点：南京总统府大礼堂。
　　行刺者成了被刺者，革命者成了大汉奸。历史名声前后如此悬殊，在20世纪的中国，有哪位能超过他？历史的不可知性与无情变化，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在汪精卫身上呈现着。
　　孙凤鸣1935年的刺杀行动，虽未使汪精卫当即丧命，但那颗未取出的子弹，最终还是导致了汪精卫的死亡。前往日本就医的汪精卫，1944年11月10日在名古屋不治身亡。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则在不到一年后取得胜利。
　　汪精卫号称一生不贪财，不恋权，不吸烟，不饮酒，不近女色，严守一夫一妻的准则，从没外遇和桃色新闻。事实并非如此。
　　有人把汪精卫和梅兰芳、顾维钧一起称为中国三大美男子。汪精卫不但文笔优美，而且长得一表人才。后来汪精卫16岁那年，长兄给他订亲，未婚妻是汪兆镛同事刘子蕃的四妹刘子贞，她是个娟秀娴淑的女子。汪精卫中了秀才后，女家按当地礼俗，购办衣褂靴帽，赠送给这位未过门的娇客。汪精卫穿戴起来，玉树临风，到处拜客，不知羡煞多少青年男女！
　　21岁的汪精卫考取日本法政大学的官费生，东渡留学。又参加了孙中山在日本组成的中华革命同盟会，被推选为评议部部长。与胡汉民、廖仲恺、陈天华等为同盟会出刊的《民报》撰写文章，从此才以“精卫”为笔名而行世。
　　不久，汪精卫鼓吹革命，名传海内。他的长兄兆镛与舅兄刘子蕃，惟恐清廷追查，株连受祸，再三向他致函，劝诫他安分读书，切莫妄为。他正在春风得意之时，哪甘就此退缩？为了不致逆拂长兄的意思，免得遭累家属，想出个形式上“出族”和“退婚”的办法，写信回家，与汪家脱离亲族关系，和刘子贞解除婚约。
　　当刘小姐接到他的来信和汪家退回婚约书的时候，不禁伤心，刘子蕃当然也愤愤不平，可是当汪兆镛向他说明，汪精卫不但“退婚”而且“出族”的事实，揣知他是怕万一出事连累家人，所以才有此番举动，其苦心也就为刘子蕃谅解了。
　　刘子贞明白原委后，却叫刘子蕃转告汪兆镛，不管他是不是形式上的退婚，她仍愿等待他，不愿意改嫁。
　　一次，汪精卫在公共场所作演讲，他那潇洒的仪态，雄辩的口才，十分受欢迎。当他在槟榔屿演讲时，当地富商之女陈璧君为他的风采所倾倒。陈璧君之父陈耕基是孙中山革命的积极支持者，经常捐款捐物。孙中山则定期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带给陈耕基。陈璧君在父亲那里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份令人振奋的报纸，一期不落，由衷地为主笔汪精卫犀利的思想、炽热的胆识、飞扬的文采所折服。不但到处追随捧场，还请他到家中，并且怂恿母亲，捐了一笔巨款，补助革命经费。
　　陈璧君成年以后，她父母曾把她许配给她的表兄梁宇皋。表兄妹两人本是青梅竹马的相知，两人对这桩婚事，相当满意。当陈璧君受到汪精卫鼓吹革命的影响，决定远赴日本留学。
　　陈璧君退婚后，于1908年7月搭乘荷兰客船来到日本，经孙中山“特批”，宣誓加入同盟会，到《民报》编辑部与汪精卫一起工作。陈璧君到《民报》后，成了未婚年轻编辑们的追求对象。陈璧君却愈益倾心于汪精卫。可是汪精卫对陈璧君却并不热络，也许因为他和刘子贞只是形式上退了婚约，事实上并未断绝情义吧。
　　然而，陈璧君每当看到汪精卫那风流洒脱的仪表，听到他那口似悬河的演说，不由得勾起她过去爱慕的初衷，于是又加强了对汪精卫的进攻。常常拿了文章请汪修改，拜汪精卫为师，请汪精卫教她作诗填词。以此为由，常常到汪精卫的寓所去。汪精卫起初不知她的用意，总是认真教她。相处的时日一多，彼此之间自然增进了感情。本来当时见了女人还有点腼腆、拘谨的汪精卫，也被一个聪明而热情的南洋女郎所软化，渐渐地与陈璧君有说有笑，不拘行迹了。
　　陈璧君喜欢汪精卫的原因之一，竟是由于汪精卫像清教徒一样生活，被人称为“道学先生”，且汪精卫声称“革命家不结婚”。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这是最大的罪过。因而发誓道：“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
　　而陈璧君不是找机会请他吃饭、相处，就是读书。渐渐地，汪精卫对此有了警惕。当时他是一个热血青年，反清志士，正准备进行一件惊天动地的行动，并决心牺牲自己，觉得决不能陷入儿女私情。不久，汪精卫就离开日本前往香港。这样也就摆脱了和陈璧君的感情纠葛。
　　汪精卫到了香港，先去找和他特别知交的方声洞。方声洞介绍妻子曾醒和妹妹方君瑛与他相识。
　　方君瑛，字润如，侯官（今福州市）人。父亲方家湜，曾在自己兄长家澍任秀水县令时协助处理政务，后来到湖北汉口经营公信存转运公司，承办转运业务，自任经理，被称为是一个“有远识，教育子女得风气先”的开明人士。
　　方君瑛豆蔻年华，明艳照人，眉字之间还有些英爽气概。汪精卫一见之下，觉得这位福建小姐非常动人，加上她那天真而大方的谈笑，无形中吸引了他，于是汪精卫对她起了怜爱之意。方君瑛见到汪精卫玉树临风的仪态，更从兄嫂口中知道汪精卫的才华洋溢过人，芳心之中，也对汪精卫起了爱慕之意。汪精卫来香港的目的，是请方声洞找到会制造炸弹的刘师复，但刘因为制造炸弹受伤，正在养病。汪、黄二人只好暂留方家。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汪精卫常和方声洞夫妻兄妹相处，和方君瑛渐渐熟了，方君瑛已改称他为“四哥”，乘机要求汪精卫教她做诗词。
　　此时，汪精卫意识到，他第一次对女性产生了爱情。
　　河口起义失败后，海外保皇党人对孙中山等大加讥嘲谩骂，责其“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同盟会内部也出现反孙中山的风潮，灰心、怀疑的情绪滋生蔓延，“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欷歔太息，相视无言”。革命一时陷入低谷。对此，汪精卫主张借助暗杀和恐怖活动，证明同盟会领袖并非贪生怕死，从而恢复党的斗志和团结，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他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
　　之后，黄复生、喻培伦、汪精卫、陈璧君等先后到北京。他们在琉璃厂租了一间民房，开设“守真照相馆”以为掩护，拟在庆亲王奕劻府附近的小石桥下埋炸弹，由汪精卫藏身阴沟，待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1910年3月31日夜，汪精卫等用照相的遮光布把炸弹包好，用骡车运到桥边，黄复生、喻培伦往小桥下挖坑埋炸弹，汪精卫和陈璧君坐等。陈璧君知汪精卫明日将与载沣同归于尽，这将是他们两人的最后一夜，不禁紧握汪精卫的手轻轻哭泣；汪精卫心潮澎湃，默默无语，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时，四面突发狗吠，众人只好作罢。翌日夜再来，又发现电线太短，不够用，无功而返。第三夜，黄、喻两人好不容易将炸弹埋好，黄复生发现“有三人持灯笼下桥寻觅”，“良久乃出”，结果当夜，炸药罐被警察搜走。汪精卫等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喻培伦赴东京再买炸药，黎仲实、陈璧君赴南洋筹款，汪精卫、黄复生留守北京，策划下一次行动。
　　埋设炸弹前，汪精卫曾找陈璧君进行过一次严肃的谈话，道：“现在就要行动，我们都可能牺牲，我已没有再活下去的打算，望你认真考虑。”陈璧君道：“我非单为刺杀摄政王而来，是因爱你才来。我当然参加行动。不过，万一我们能活下来，我愿把一切献给你，做你的妻子。望你能答应我。”汪精卫本不爱陈璧君，此时为她的真情所感动，点头应允。当下，陈璧君再次提出，汪精卫咬破手指，血写一“诺”字。陈璧君接到汪精卫的血书哭了三天，又为汪精卫终于接纳自己而欣喜不已，于是离京前往南方，继续革命。
　　王府附近发现炸弹，顿时满城风雨。清廷如同大祸临头，厉命出动所有警察、侦探，尽快破案。
　　不久，清廷警察侦出此次暗杀正是革命党所为，首谋是朝廷通缉的汪精卫。4月16日，汪精卫、黄复生被捕。
　　汪精卫被捕后，孙中山喟然长叹道：“兆铭是吾党一位大人才，失去他好比断了我一只手臂。”胡汉民亲自奔走各地为营救汪精卫演讲筹款，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均发起营救汪精卫的行动。通过营救汪精卫，一度陷于分裂的同盟会开始弥合，民众重新对革命党有了信心。这正合于汪精卫的初衷。
　　汪精卫被关进刑部大牢以后，少有敢去探望者，唯恐株连到自己。此时，陈璧君却对汪精卫关切备至。她用金钱买通狱卒，送衣送食，常久不断。汪精卫见她如此殷勤，益感患难中同志友爱的珍贵。
　　未几，武昌起义，旬日之间，东南各省相继独立。两广总督张鸣岐，专电奏请开释汪精卫等人。于是，汪精卫和黄复生于1911年11月6日被释出狱，重获自由，暂住北京骡马市大街泰安客栈。陈壁君喜出望外，与汪精卫朝夕相处，情投意合。
　　之后，二人结婚。此时，眼见汪精卫和陈璧君终成眷属，方君瑛不觉万感交集，失声痛哭。
　　1913年新年过后，国内政局又起波澜，革命党人为反对袁世凯而发动的二次革命不幸失败。当初将临时大总统礼让袁世凯，本是汪精卫的意见，大家对他很不谅解，甚至有人说他受到袁世凯的5万元贿赂，他当然是愤愤不平。此时，陈璧君已生下婴儿，汪精卫声言不再过问革命之事了。
　　半年之后，辛亥革命后，方君瑛去法国留学。汪精卫大喜过望，忙着赶到里昂去接船。当他见到方君瑛时，两年的岁月，方君瑛已经出落成一个仪态万方的大美人了。那一种温柔婉淑的风情，与陈璧君的豪爽骄悍，恰成强烈对比。方君瑛见陈璧君一人又要学习，又要带孩子，忙不过来，便来帮助她照看孩子。这期间，方君瑛与汪精卫的关系有了发展。
　　1915年，因反对袁世凯称帝，汪精卫夫妇受国内函促，一度回国。
　　回国以后，汪精卫再去访晤方君瑛，夜深不去。曾醒困倦先寝，他和方君瑛兴致正浓，索性移坐屋前花棚之下，情话绵绵起来。汪精卫到了情不自禁时，向她透露他和陈璧君的婚姻，没有爱情，成为一种桎梏，使他的精神受到伤害，也耽误了她的青春。
　　自此以后，方君瑛似乎不能自持地和汪精卫成双成对的到处游玩，不拘形迹，无形中引起人言啧啧，也难避陈璧君预先布置监视他们的耳目。于是，当陈璧君从美国返回后，一场风暴终于降临了。
　　一次，陈璧君有事提前回家，看到汪精卫与方君瑛两人在家，十分亲密的样子，陈璧君当即就吵了起来。首先责问汪精卫怎样处置她？生下的儿女怎么办？接着要和他见孙中山先生，请先生主持公道。
　　随后跑到学校对付方君瑛，冷嘲热讽地说：“我远赴重洋，为学校筹款，你却和四哥出双出对地谈情说爱，辛苦你啦！”然后她大骂方君瑛是个婊子，在许多朋友中羞辱她。
　　方君瑛醒忙作解释：大家如同一家人，向来不分彼此的，两人在一起谈天游玩，谈不上谈情说爱，请她不要误会。
　　陈璧君不听，反而恶言相向：“此事与你无关，因为他们出游，你不在场。”
　　当夜，方君瑛思前想后，愁肠百转。因为此事已被陈璧君闹开，别人不明真相，自己百口莫辩。为了顾全汪精卫已有子女的家庭，也为了自己的清白与尊严，她觉得只有以死明志了。方君瑛写下三封遗书，然后悬梁自尽。方君瑛的死，使得汪精卫痛惜万分，他亲笔写了挽联，挂在方的灵堂上。
　　不久，陈炯明叛变，汪精卫随孙中山到了上海，再奉派往东北与张作霖接洽。行色匆匆，仍然怀念方君瑛，日形憔悴，往往触景伤情。对于陈璧君，除了偶尔回家探望儿女外，根本不予理会。陈璧君为了让汪精卫回心转意，除了十分善视曾醒姐弟及方君璧外，尽量找机会接近孙中山。1923年，孙中山回粤，次年筹办黄埔军校，陈璧君乘机筹献一笔巨款，补助建校之用。在孙中山先生的赞许、劝解之下，汪精卫才和陈璧君和好如初。然而，因方君瑛之死造成的二人之间心灵上的裂痕却无法愈合了。
　　汪精卫因想念方君瑛，之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模样酷肖方君瑛的女子——施旦。
　　陈璧君从庐山归来后，发现有个酷似方君瑛的美女施旦接近汪精卫，于是与汪寸步不离。汪又不好发作，只有徒然生闷气。1935年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被人行刺受伤，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医治，医生说他只有10年寿命。翌年底回国，心情很坏，常对陈璧君怨言相向。之后，施旦在汪宅成为重要的人。陈璧君在家，她也落落大方地来往，尽量承顺陈的颜色，陈因她是有夫之妇，他的丈夫又是汪的亲信，也以为她有巴结自己的意思，尚未想到她和汪精卫之间已有相爱的成份，所以对她尚好，一切相安无事，甚至陈璧君还托她在自己不在时多照顾汪精卫的生活。于是，施旦做了汪精卫的情妇。
　　抗战爆发以后，日本对汪精卫开始诱降。10月，武汉、广州失守，汪精卫认为抗战必亡，力主与日本谋和，他的主张未被蒋介石接受。在日本人的暗中策划下，汪精卫下决心离开重庆，于同年12月21日抵达河内。次日，日本政府发表“近卫三原则”，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汪精卫乃于12月28日发表他响应“近卫三原则”的“艳电”。1940年底，汪精卫又以卖国的《中日关系基本条约》为基石，登上了“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从而堕落为彻头彻尾的大汉奸、大卖国贼。充当为千人指、万人骂的汉奸，日子是不好过的。汪精卫心情沉重，脾气暴躁，更需要寻求柔情的慰藉，于是又常常想起因抗战而阔别已久的施旦，并派人打听她的下落，才知道她已在香港和她丈夫离婚了。
　　不久，陈璧君为她的弟弟陈耀祖争取到汪伪政权的广东省长，她自己也以政治指导员的名义到广州去，做了陈耀祖的太上皇。
　　之后，施旦在汪精卫的身边，身兼三任：汪精卫的情人、秘书和管家。
　　陈璧君获知后，跑到汪精卫办公室又哭又骂。汪精卫一反常态，大发脾气：“当年你逼死方君瑛，现在又想逼死施小姐，你如再闹，我就与你离婚！”听说汪精卫要同自己离婚，陈璧君有些害怕，不敢再闹下去了。施旦也不是个简单人物，听说陈璧君在汪精卫的办公室里大闹，便主动来见陈璧君，对她说：“陈大姐不必发怒。其实汪先生并非真正爱我，他是把我当成方小姐来爱。我与汪先生为肉欲谈不到，为财物也非我所欲。我无非仰慕汪先生，爱惜汪先生，并无利益可图，但对你却有好处。起码我和汪先生相处时，能够使他浮躁的心情得到安定，使他自觉生气勃勃。你如因此和他翻脸，对你未必有利。”施小姐不紧不慢的一番话，竟使自恃精明能干，从不饶人的陈璧君无言可答。陈璧君自觉红颜已老，必须正视现实，她最后只好答应施旦留下来。
　　期间，有一天，汪精卫穿上便服，上街散心解闷。他看见路旁有一个测字摊，写着“字有三解，可知一生”八个大字，他就随手抽一个“哥”字，请测字先生给他占算。测字先生说：“哥者，两‘可’相连，第一解：可父可师；第二解：可敬可佩。”汪精卫听后觉得自己地位显赫，确实“可父可师”，又想起少年时曾有行刺清摄政王的壮举，也的确可敬可佩，认为测字先生确实有水平。于是便急不可耐地向测字者追问“哥”字的第三解，测字先生只说事涉天机，拒绝透露，汪精卫也不便暴露自己的身份，便怏怏而去。
　　第二天，汪精卫再次到测字摊前，已不见测字者的踪影，只见地上用白粉写着八个字：“哥字三解，可杀可剐。”汪精卫如当头挨了巨棒，脑袋快要炸开，然后匆匆离去了。
　　后来，病情剧变，不但发高烧，而且旧创痛得几乎不能行动。施旦不但要护理他，还要陪伴他批阅公文。
　　汪精卫知道生命快到尽头，赴日医冶，只是尽人事而已。而去日本只能陈璧君陪同，他又舍不得离开施旦。施旦却劝他应尽快赴日就医。
　　汪精卫到日本，病情突然恶化，陷入昏迷。汪精卫在自己弥留之际，口中不断呼出方君瑛和施旦的名字。
　　施旦明知自己在汪精卫的心目中，只是方君瑛的影子，绝不可能和他结合，仍然不惜抛弃丈夫，拆散家庭，对汪精卫付出全部感情，真的似乎是方君瑛再生了。然而不同的是：方君瑛热恋汪精卫，是向一个当时享有革命家声誉的汪精卫献出少女的情怀；而施旦之钟情汪精卫，汪已是一个为国人所不齿的汉奸了。为一个汉好而作出如此牺牲，可悲！
　　办完丧事，陈璧君带着一群亲信，回到广东。不久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无条件投降。陈璧君躲在广州家里，度日如年。
　　就在陈璧君陷入绝望之时，一位不速之客——郑介民（国民党军统局广州站主任）敲响了褚公馆的大门，称是奉戴笠之命迎接汪夫人。不料却中了戴笠的圈套。陈璧君被押往南京看守所，开始了她的囚徒生活。
　　据《江门日报》刊载的《陈璧君末日的故事》，1945年12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明令由各省区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审理汉奸案件。条例规定，凡犯了通谋敌国十二项罪行中的一项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1946年2月16日，徐文祺对陈璧君说：“汪夫人，请您预作准备，明天上午9时离开南京去苏州。”
　　第二天上午，陈璧君及褚民谊、陈公博乘囚车去火车站转乘火车到苏州，被押入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
　　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经多次侦查，以汉奸罪对陈璧君提出检控，列举她五大罪状。
　　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公审陈璧君，由于她是汪伪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苏州市民倾城而出。正如《申报》报道：高等法院满坑满谷，争看头号女汉奸。
　　审判长孙鸿霖、检察官韦维清、推事石美瑜与陆家瑞、书记官秦道立等入庭开座。陈璧君在法警挟护下，由候审室进入法庭。读完起诉书，审判长问：“被告有无答辩？”
　　陈璧君拒不认罪，与检察官展开针锋相对的舌战，矛头不时指向蒋介石。她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之后，审判长在法庭上宣读对陈璧君的判决书，当读至“处无期徒刑”一句时，陈璧君说：“我有枪毙的勇气，无坐牢的耐心！”最后，审判长说：“被告对本判决如是不服，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
　　陈璧君高声说：“我当然不服，但我绝对不会提出上诉。判我无期徒刑，是最高当局早就决定了的，不过借你的嘴巴宣布而已。即使上诉，绝无可能更改。这一点，我比你们更清楚。”
　　上海解放后，陈璧君从苏州押解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汪精卫全传》记述：宋庆龄与何香凝在政协会议上找到毛泽东、周恩来，为陈璧君说情。宋、何与陈璧君私交很深，在汪、陈结婚时，何香凝还曾做过陈璧君的伴娘。
　　何香凝对毛泽东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璧君也跟着一起跑，当了汉奸。但她毕竟是参与者，不是决策者。陈璧君已经在牢里关了几年，听说身体不好，能不能实行特赦。”毛泽东略作思考，答道：“陈璧君是个很能干、也很厉害的女人，可惜她走错了路。既然宋先生、何先生为她说情，我看就让她写个认罪声明，人民政府下个特赦令，将她释放。”周恩来在一旁道：“就请宋先生、何先生给陈璧君写封信，我们派人送到上海监狱，看看陈璧君的态度。”
　　信很快到了陈璧君手中。据说，陈璧君接到信后沉默多时，最后拒绝。
　　尽管陈璧君顽固不化，监狱里的管教干部仍对她进行了挽救和教育，给她报纸和一些政治书籍阅读，让她了解时事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傲慢的陈璧君情绪逐渐平和下来，开始认识自己的罪行。
　　后来陈璧君的身体每况愈下，患有高血压性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并发性肺炎等。1959年，陈璧君离开人世。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从重庆还都南京了。1946年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何应钦脱去白手套，对在座的工兵部队、宪兵司令部负责人慢条斯理地说：“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回来了，但汪精卫的坟墓仍在梅花岭，居然和中山陵并列在一起，太不像话，如不去除，委员长必定大发脾气。所以请大家来，仔细研究除掉汪墓的妥善办法。此事要考虑周详，绝对保密。汪精卫毕竟是个国民党元老，一旦宣扬出去，说委员长容不得一个政敌的尸骨，那就不好了。”何应钦说完，请大家研究决定，就先走了。
　　会议决定在十天以内办好这件事，由七十四军工兵部队负责执行，宪兵实行戒严，严格保密。
　　军队工程师发现，由于汪伪政权的迅速败亡，汪精卫的坟墓外部建筑尚未完工，但坟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相当坚固。经过研究，工兵部队决定用炸药先炸开外层混凝土钢筋墓壳，再毁掉盛棺的内窖。七十四军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决定：爆炸挖墓，并定于1月21日晚上执行。在这三天前梅花岭周围实行戒严，并在报纸上公布陆军要试炮。爆炸由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工兵营负责，用一百五十公斤“TNT”烈性炸药。
　　1月21日夜，一切准备就绪，一声山摇地动的爆炸，汪墓被炸开。
　　内窖炸开后，发现棺木，揭开棺盖，汪精卫的尸骸上覆盖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尸身着藏青色长袍与黑色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由于入棺时使用过防腐剂，汪精卫的尸体尚保持完整，没有腐烂，只是面部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
　　军官检查尸身，除在马褂口袋内发现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外，别无遗物。纸条上用毛笔写有“魂兮归来”四字，下款署名陈璧君。据记载，这是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时，妻陈璧君接运尸体回国时所写。
　　墓地残基当夜就被工兵夷平，墓址平整后，上面盖起了一座廊亭，两面辟小径，植花木，即为现在的观梅轩。
　　而汪精卫的尸身连同棺材被连夜拉到了南京清凉山火葬场，半个小时内，棺材连同尸体全部焚化。随行军官再命令工人向炉膛送风，骨灰随即扬散无踪。
　　汪精卫生前诗词中，曾有“劫后残灰，战余弃骨”，“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等句。诗词本为早年表明革命心迹，但其最终叛变投敌，至此皆成谶语。
　　不少人把汪精卫投靠日本人解释为与蒋介石争权，但从汪精卫的历史来看，汪精卫并不是特别醉心于权力的人。辛亥革命胜利时，以汪精卫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他至少可以当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胡汉民就作了广东都督。当时汪精卫才30岁，这样的高官对于一个30岁的青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卫却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放弃做官到法国留学。辛亥革命后像汪精卫这样具有功劳威望之人却没有作官的，只有汪精卫一人。后来汪精卫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时，在完全可以不辞职的情况下主动自责辞职，也反映出汪精卫对权力看得不是很重。所以简单地把汪精卫离开重庆搞和平运动看成是争权夺利，其实是把历史人物脸谱化了。
　　汪精卫个人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试想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又怎么会遭到外国的侵略？又怎么会有汉奸？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汉奸越多，就说明这个国家越弱。对于一个遭到强敌侵略的弱国，总要有人挑起“汉奸的担子”，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应该公式化地把“汉奸”理解为一群整天想著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而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汉奸”们的悲剧。

第十章 唐绍仪：身陷是非空遗恨

　　1938年9月30日上午，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先生于上海公寓的客厅接待古董商人，宾主坐定后即开始赏玩古董，讨价还价。当唐绍仪背对商人凝视古玩时，其中一名商人突然从古董花瓶中取出一把小钢斧，朝唐绍仪砍去，唐绍仪不及作声，颓然倒下，鲜血喷涌，并于当天下午4时不治身亡。
　　古董商有备而来，其后必有阴谋。幕后指使者是谁，唐绍仪又与其有着怎样的纠葛而招致杀身之祸？
　　毛泽东曾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唐绍仪甘作县长的例子警示那些对官位趋之若鹜的共产党干部：“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来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毛主席称唐绍仪“要能上能下”，上能做内阁总理，下能当中山县长。
　　唐绍仪字少川，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他于1862年1月2日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唐家湾一个有一定“洋味”的家庭中，父亲唐巨川是茶叶出口商，族叔唐廷枢是李鸿章手下的洋务人员。唐绍仪虽在清末居于高位，但他既不是书香门第，也不是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正途”出身，他后来能成为民国第一位内阁总理，一切境缘皆始于曾国藩为培养人才组织幼童公派留学之事。当时风气未开，大江南北的士绅子弟都不肯飘洋过海远赴他乡学习技艺，最后就遴选了多位风气已开的广东幼才。唐绍仪就是其中之一，赫赫有名的还有詹天佑等。
　　唐绍仪自幼就到上海读书，1874年官派留学美国，经中学升至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在美留学期间，因天资聪颖，勤学好问，唐绍仪的学问大有所长，视野渐渐开阔。在美国生活的七年里，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深深影响了年轻的他，为后来他的各种政治和外交活动成就的取得奠定了一定基础。
　　留学事业虽后来因国内顽固派的反对而提前中断，但勿庸置疑，此时的唐绍仪已是一名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回国的唐绍仪好长一段时间郁郁不得志，幸运的是，他很快就与野心勃勃的袁世凯结识，并从此成为袁的智囊之一。
　　1881年，归国后的唐绍仪先是被派往天津的洋务学堂读书，1885年进入天津税务衙门任职，1889年底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也就是驻朝鲜汉城领事，在朝鲜期间，唐绍仪表现出干练的外交才能，并与当时正驻扎在朝鲜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结识，他的能力受到袁世凯的肯定和推荐。1896年10月，清朝政府正式委任唐绍仪为中国驻朝鲜总领事。直到1898年9月，唐绍仪才因奔父丧返国，结束了他出使朝鲜近十年的外交生涯。期间，唐绍仪得到了良好的外交锻炼。
　　袁世凯被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他便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上任期间，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秦皇岛口岸管理权等事务，成就斐然，令同僚们刮目相看。袁世凯亦上奏朝廷，称赞唐绍仪出色的表现和能力。
　　唐绍仪在政治和外交活动中确实有许多漂亮的作绩。
　　1904年，清朝政府任唐绍仪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有关西藏的问题。唐绍仪坚持了民族立场，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极力主张推翻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所谓《拉萨条约》，从而挫败了英国妄图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的阴谋。结果中英双方于1906年4月签订了《续订印藏条约》，使得英国不得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尽管英国取得了从印度架设电线通往西藏已开商埠的特权。
　　唐绍仪在西藏问题谈判中的成就，使他被晋升为外务部右侍郎。此后，唐绍仪多次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总能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这些都是唐绍仪为民族、国家、国土、人民所做的贡献所在。
　　自1906年起，唐绍仪又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等职务，并做出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功绩。
　　他担任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时，大力主持路政，以期扩大我国在外资铁路中的行政管理权，并挽回我国在铁路借款方面的损失。由于他的力争，沪宁铁路的续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为9.55折，总管理处由原来的华员2人、洋员3人组成改为只设华员总办1人，洋员在总办主管下分理部门职能。在广九铁路合约的谈判中，唐绍仪把用人用款之权从英国人手中争回，转由两广总督一手经理。
　　唐绍仪又是近代第一位致力于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1906年，他以税务处会办大臣之职主持全国税务总署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就宣称：“此次奉命办理海关税务，实为收回税权之一大关键，且海关为中国海关，聘用洋员自应归中国节制。今虽时事艰难，无所措手，亦当力任其难。”唐绍仪在税务部署成立之时，就电召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各关税务司到京城听训。过去垄断海关税务司职位数十年的洋员，如今不得不收敛其威风，在税务处会办大臣的统辖下办事了。
　　1907年，唐绍仪被聘任为奉天巡抚，并负责东北地区的对外交涉。此时的唐绍仪又做了一系列在他“职”所能为范围内的努力，以求遏制日本在东北的势力。他先是计划引进英、美资本，修筑一条贯穿东北全境的铁路以制约日本，但英商在日本的抗议下退缩了；唐绍仪又打算联合美国抵制日本，即依赖美国资本来开发东北以遏制日本。翌年，美国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政府，此时唐绍仪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在美期间，他继续鼓动美国财团到东北投资，并以考察财政为名，亲身访问欧洲日本等八国。但最后日本拉拢了美国抢先签订了日美协议，使唐绍仪的计划落空。但也能从这些事情当中看出唐绍仪的爱国之心。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唐绍仪深受袁世凯器重，被聘任为袁士凯内阁的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在南北谈判中，孙中山成功团结争取了唐绍仪，使其逐步走上了孙中山所指引的民主革命道路，与孙中山携手合作，促成了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作为袁世凯议和专使的唐绍仪少年留美时曾接受过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他认为清廷不足保全，共和应该推动。基于这种思想，自唐到达上海的第二天起，和议就分明暗两条线，一是唐绍仪、伍廷芳的公开谈判，一是著名的“惜阴堂”密议。12月25日，孙中山归国抵沪，旋即在惜阴堂会见了唐绍仪。两人“同乡里，彼此一见，以乡音倾谈，握手称孙中山，似故交。此后不三五日而一晤，尽掏肺腑”。自此，唐绍仪的思想有了新变化，对孙主张的西方议会制表示赞成。
　　在南北交涉过程中，孙中山表现出对唐绍仪的高度信任，唐绍仪也对孙中山真心地支持，在孙、袁的斗争中袒护孙而疏远袁，使几件关键事项，如停战、召开国民会议确立国体、优待退位的清廷等，迅速达成协议，为南北统一、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府奠定了基础，解决了国民必须解决的问题。
　　唐绍仪以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平稳定为中心，在和谈中并没有把袁世凯的意思全部传达，而是先劝说袁世凯迎合南方之意将谈判地点设于上海，并一直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为自己参加议和的指导思想；议和过程中一直坚持“拥袁共和”的方针，对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
　　正因为唐绍仪在和谈中未能尽袁世凯之意，被袁世凯中途撤消了总代表资格。袁亲自出马，以电报方式与伍廷芳交涉，并不断地对革命军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和谈的结果是清帝退位、建立民国、孙中山临时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然而伍廷芳、唐绍仪在议和中所签署的条款已产生重要的影响，使革命党人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袁世凯陷于较被动的地位。
　　在南北双方代表的共同努力之下，终于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
　　这样的谈判结局，在当时的情况来说，特别是对于急切盼望国家统一、实现民主共和的同盟会革命者来说，应该是大势所趋，情理之中的。身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代表的同盟会革命团体，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制约下，本身就有其不可超越的局限性，好不容易夺来的革命果实，被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代表袁世凯所窃取，也是必然的。
　　大家都尚在摸索行进中，唐绍仪也没能例外。至少他已经在摸索中尽了最大的努力，做到了最好。当他看清楚袁世凯的反革命复辟的真面目时，就毅然与之相向而行了。
　　袁世凯虽篡夺了革命成果，实现了其作大总统的阴谋，然而，要维护这安定的局面就必须选择南北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出任首届总统，唐绍仪适当其选，是孙中山、袁世凯双方的选择。
　　南北谈判成功后，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出任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当初孙中山当大总统的时候，采用的是美国的总统制，不设总理，由总统直接统辖内阁。在交权前夕，为了限制袁世凯，临时起意把政府改成内阁制。但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可能入其彀中。这样一来，唐绍仪这个内阁总理必然要与袁世凯起冲突。因为唐绍仪不会是惟命是从之人，他有他的政见和抱负，有他所坚持的为国为民的“大道”；而袁世凯是不可能放弃独断专权的计划的。
　　唐绍仪少年时期就留学美国，已接受过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民国初年，唐绍仪的思想立场更向民主共和方面转变，他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并由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这也是他当上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原因，既深受袁世凯信任，又备受同盟会肯定——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后，抱有极大的政治抱负。于是，他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内阁也因此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
　　袁世凯习惯了独揽大权，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咸恪遵约法”自然甚为不满。两人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常有矛盾，裂痕逐渐加深。唐绍仪主张“民国用人，务贵新不贵旧”，拒绝亲袁派内阁内务总长赵秉钧私自安排北洋旧人入阁之事。在筹款方面，唐绍仪拒绝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提出的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凯和财政总长及四国银行团的合伙攻击。1912年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同盟会成员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将总理附署权抛诸一边，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他“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冷静之后，于6月15日愤而提出辞呈，时任总理不足3个月。
　　虽然只任内阁总理不到3个月时间，但后来唐绍仪被暗杀的缘由，皆因唐曾经位及高位，政绩出色，影响力甚大而起。
　　但唐绍仪这个人却是拿得起放得下、逍遥通达之人。不然也不会有上能为总理，下能为县官的美谈。走到哪里，他都是一样的君子作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辞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寓居上海数年，与他人集资创办了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但他一直密切关注着政治舞台。1913年对于袁世凯刺杀宋教仁之事，唐绍仪给予了强烈的谴责，并坚决拒绝袁世凯拉拢其复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1915年，袁世凯终于按捺不住，大兴复辟，唐绍仪遂与蔡元培、汪精卫等民主人士联名致电，警告袁世凯“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皖系军阀段祺瑞大权在握。唐绍仪仍力主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站在孙中山革命派的立场上，多次拒绝北洋军阀的拉拢利诱。
　　护法运动开始后，唐绍仪也南下参加，并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军政府改组后，唐绍仪又被任为七总裁之一，在护法军政府中份量不低。
　　1919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与护法军政府谈判议和，唐绍仪经验丰富，且具有很强的谈判能力，故又担任南方总代表。他竭力维护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但这主张被北方的代表拒绝，同时也为把持南方军政府的桂系军阀所不容，遂被撤掉总代表之职。南北议和历时一年余，最终未能达成协议。
　　五四运动时期，唐绍仪又表现出爱国热情，他通电北洋军阀政府表示支持爱国学生。又多次通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1920年6月，唐绍仪与孙中山等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正式脱离军政府，赴上海坚持斗争。桂系军阀势力被驱逐出广东后，唐绍仪又随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但此时唐绍仪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已发生分歧，唐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难以实现，且孙所制定的总统制与他的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理想亦不符。于是他拒绝出任军政府财政总长一职，在政治上表现消沉，寓居上海闭门不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唐绍仪又挂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府委员。1931年3月16日，唐任中山县县长，遂集中精力实施建设模范县的计划。唐绍仪堪称大才，治理一个小县，真被他治得条条是道，门路顿开。已值古稀之年的唐绍仪做起七品芝麻官来，跟当年做巡抚、尚书和总理一样，雄图大志，有板有眼，绝不糊弄。
　　早在1920年，他就曾向孙中山提出过在香山设立模范县的建议。此番设立中山模范县并由他领衔，了却了他梦寐以求的夙愿，终于可以实现他报恩故土，“回乡办事目的”。他表示，自己并不是“为官而来”，“自当竭诚尽事”。
　　上任伊始，为了扩大中山县在全国的影响，他遍邀民国要人来唐家小住，以争取南京政府的支持。一时间，冷落多时的唐家湾宾客盈门，四方辐辏，胡汉民、汪精卫、吴铁成、孙科、张继等相继造访。自此，中山模范县名声远播。从1929年2月份开始，他就接连向南京国民政府报告在唐家湾前后环沿海地区开辟一个可停靠5000至2万吨级轮船的南方巨大良港，并将该港辟为无税口岸，以取代香港和广州港的部分对外贸易地位的建议。
　　高屋建瓴的唐绍仪深知交通事业与经济发展进步的重要关系，除了将中山港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外，他更提出了“为中山建设计，须要水陆并重”，“陆路交通，将来建成铁路，直达广州，接粤汉铁路，直通中国北部及东北部，可以联络西伯利亚到达欧洲。至于机场，将来亦有地点可以筑”的构想。
　　西风东渐，在实业救国思想指导下，唐绍仪下大力气发展社会经济。在农业方面，他提出“发展农业，以足民食；宏辟工厂，以裕民衣；修筑庐舍，以乐民居；兴治道路，以利民行”。积极发动海外华侨回县投资。
　　作为早期的留美幼童，唐绍仪深谙教育对一国发展之重要。在任期内，他不遗余力地兴办学校，培训师资，在全国率先实行义务教育，每年增加教育经费，使中山县的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他还重视文化卫生保健等社会福利事业，提倡体育活动，设立中山港医院，开凿机井，兴建公共宿舍、厕所等，提升了社会的文明程度。这些举措，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保障。但凡风物长流之所在，莫不民风和睦，乡约严整。历往如此，而今也不外。
　　唐绍仪主政五年，中山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单就财政收入，中山县一年的收入可与贵州一省的收入相媲。他的巨大成功，为中山县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但却使广东省的财政收入锐减，招致了“南天王”陈济棠的不满，被逼迫辞官。在中国，遍览古今，文人主政总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即便是民国钦点的“模范县”县长也难逃“地头蛇”的股掌。这不是唐绍仪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固有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必然。没有理性的政治理念和良好的法制氛围，就不要奢望承平晏清的盛世。
　　至今中山还流传着他的逸事，说他修马路的时候，碰到土地公公挡路，民工不敢动，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的头，然后让民工下手。马路修好之后，下水道的井盖老是被偷，于是他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五十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
　　唐绍仪在中山县主政期间，是办了好事的。由于唐在中山得罪了封建地方势力和陈氏兄弟，就被他们视作眼中钉，便布下了除唐的阴谋，他们首先把支持唐的公安局长兼县兵总队长吴飞调走，安排自己的下属林树巍为县公安局长兼县兵总队长。林是个吸毒者，还明目张胆走私钨矿、牲口、五金出口，又从港澳走私大批洋货入口，唐看不过，就撤除了林兼县兵总队长之职。这样，既触怒了陈氏兄弟，又直接与林结怨。于是，“倒唐”步伐加快了。
　　林树巍有陈济裳兄弟撑腰，就布置其弟林军日率队哗变。这是在1934年10月7日，驻唐家湾的县乐特务小队长林军日，以索饷为名，突然率队围困唐绍仪的“望慈山房”入驻中山县，名为保唐，实质逼唐辞职。唐到了这个地步，只好愤然辞职，回上海去了。
　　唐绍仪举家寓居上海后，没有再参与政治。直到1938年抗日战争进行到关键阶段之时，唐绍仪才因为蒋介石与日本军政府的相争而死于非命。
　　1938年抗日战场上硝烟滚滚，武汉、广州等重镇相继告危。日本在中国的战线拉得太长，人力、物力、财力均告疲乏，需要喘息，或者另谋他路拿下中国政权。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由于在正面战场大力抗击日军，军力大减，伤亡惨重，也正值政治空前敏感之际，恐再有动乱，疲于应付。恰恰日本政府在此时策动了一个叫做“南唐北吴”的计划，欲将吴佩孚和唐绍仪拉下水，成立伪政府，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以求渐进侵略中国。蒋国民政府根基一直未稳，共产党在抗日后方的威胁已另他坐立难安，这时候他更不能容许另一个政权的产生。唐绍仪就是在这场争端中送命的。
　　1月16日，日本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声明，公开宣称要在中国建立与之合作的“新政权”。这是日本御前会议制定的侵华新政策，也就是所谓的“南唐北吴”计划——有意让中国第一流人物唐绍仪、吴佩孚分掌南北政权。日本显然想以此打跨中国的抗日力量，以华制华，尽早结束战争。拉拢劝降活动就在此时急急开始了。
　　日本先是派一个叫拙井的专使去劝说唐绍仪，唐以自己年迈体衰，无心再参与政治为由，多次拒绝。但由于唐绍仪声望过大，伪政府需要这样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来支撑，所以日本始终未放弃对唐绍仪的劝说行动。南京沦陷后，1938年3月，日本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持政府，汉奸文儒梁鸿志任“行政院院长”。傀儡政权扶植起来后，日军依然没放弃唐绍仪。7月份，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人土肥原二贤专程南下上海拉拢唐绍仪，因北方的吴佩孚明确表示“彼之出任伪组织与否完全以唐绍仪为转移”，日方更重视对唐绍仪的拉拢了。此时日方有意让唐担任南北联合政府的主事。
　　唐绍仪自1936年迁居上海以来，都是以失意政客的姿态在过悠哉生活的，在政治上的表现比较消极。经过了漫长的政治生涯，唐可能也颇有倦意，卸下公职后，虽有一种寂寞之感，但也不妨碍他安度晚年。唐绍仪的别墅位于上海法租界的福开森路，警方在他的别墅附近采取了特别的安全措施，在他的门口设岗，并派不少安南巡捕在周围来往巡罗。唐绍仪也就落得个安闲自在。早上他都到四马路上的杏花楼喝早茶，除了精美的广帮糕点外，他还要喝点人参汤，鹿茸汤之类，以补气养神。每当夕阳夕下，他就在别墅园内散步，或在花荫下闲坐读书。平日在家里，经常把玩古董玉器。他是个古玩鉴赏的行家里手，每见古玩器具，他都爱不释手，历朝珍品他都如数家珍，尤其是瓷器。这也为他日后丧命埋下了伏笔。
　　“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兵在上海耀武扬威，日本兵的刺刀在大卡车上闪着寒光，军车在上海马路上来来往往。而此时上海法租界依旧灯红酒绿，夜夜笙歌，大批难民的涌入，与这里的异国情调极不搭调。唐绍仪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深居简出，做起了海上寓公。
　　9月份日方加紧了对唐绍仪的拉拢步伐。9月下旬的某一天，土肥原由唐绍仪的女婿岑德广陪同，坐车来到唐宅。岑德广曾于日本贵族学校就读，精通日文，故让他当翻译。会谈中，土肥原小心翼翼地询问：“阁下能否起草一份‘和平通电’或者‘和平救国宣言’，这是我们要建立新政权的第一步。”可这次会谈的结果，史料上都没有记载，无从知道。
　　但正是这次会谈，加紧了唐绍仪被杀的步伐。
　　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丝毫不敢怠懈，严密监视着唐绍仪的一举一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正因近期情报和除奸工作开展不利受到批评而惴惴不安，见手下送来唐绍仪有可能落水的情报，以为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除奸对象，喜出望外之际，一面将情报呈报给蒋介石，一面加紧监视唐绍仪，任何鸡毛小事都不敢放过。
　　蒋介石得知唐绍仪与日本人接触频繁的消息后，很不高兴。立即通过各种关系对唐对行笼络。孔祥熙先对唐说：“少老如有所需，拟请随时电告。”唐的另一个女婿诸如年，也受指使来沪，劝其脱离日伪势力的包围，移居香港。若能先到武汉，当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意思，也叫杜月笙从香港写信给唐，劝他赴香港居住。面对这些规劝，唐绍仪回答说：“请诸位朋友放心，我唐某宁做亡国奴，不去当汉奸，若有机会，一定去港。”后来又说：“等把上海一些家务事料理完毕之后便起身。”话是如此说，但一直滞留上海，未见动静，引得军统特务们杯弓蛇影。
　　此时最关键的就是唐绍仪自己的态度了。历来学者们都在猜测，但唐绍仪心中真正所想，还是无从得知，只知唐此时的态度非常暧昧。当下情势，如若唐愿意接受日伪势力的拉拢，则军统特务必杀之；如若唐接受国民政府的劝解，则有可能遭来日方怨恨而起杀心。
　　现今史料没有具体提及，我们也只能猜测，唐绍仪是历经政治风云，老于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对于自己出处的荣辱得失，是有充分考虑的；但又以身居日寇包围中的孤岛上海而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与各方暧昧不明的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各方的揣测，而置自身于险境。
　　土肥原与唐绍仪在抗战前就有所交往，面对外界纷纷扬扬的传言，唐也只是以外交辞令推托：“一生政治活动中，对于外间任何谣言，皆视为痴人说梦。”但这也不能表明唐有坚定拒绝土肥原的立场。面对蒋府成员的规劝，他也说宁当亡国奴不做汉奸。
　　还有传言，唐的女婿诸如年暗中与日方勾结，背着唐私自允诺日方所开出的条件。军统以为是唐绍仪所允。
　　另有一传言，军统在1月28号得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情报，一是说唐绍仪对日方表明态度，一旦中方达到相当程度上的败绩，他同意与日军进行议和。这一情报引起了军统极大的不安。因为当时武汉正受日军三面包围，摇摇欲坠，武汉会战的失败已势在必然。还有另一情报，唐绍仪买下了隔壁的花园，国民党方面也派人来动员他离沪赴港时，唐绍仪答应说，料理好家务就去香港。可巧这时候，住在唐绍仪隔壁福开森路20号的一户人家搬走，腾出一所花园洋房廉价出售。唐绍仪见价钱便宜，又带有花园，于是便买了下来，还打通了两院之间的界墙，以便把女儿一家接来同住。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侦知这一情况，便断定唐绍仪不肯离沪，是想留下来为日本人服务。如此，军统不得不采取行动，以防万一了。
　　也有传言唐绍仪拒绝日方的一切要求，日方恼羞成怒欲除之。
　　至此，大致可以对唐绍仪的死因做出几种猜测：
　　一是唐晚节不终，落水做了日伪汉奸，准备去日军占领区南京主持新政府的工作，而被刺。若真是汉奸的话，行刺者的答案就多了，所有爱国团体都有可能；
　　二是唐与日寇接触频繁，徘徊不去，但最终不肯出山，日方一不做二不休派人将其刺杀；
　　三是唐绍仪保持了晚节，拒绝日方的要求。但因唐的女婿诸如年背着唐私自应允日方要求，被军统所知，以为是唐绍仪投敌，故而除之。
　　9月30日上午，一场安排周密的暗杀行动开演了。那日细雨秋风，阴霾沉沉。一辆蓝色轿车直驶唐宅门口，车上走下来古董商一行四人，安南门卫见是熟客，便拉开铁门放行，商人们一式的伙计装束，提着一个装有古董的大皮箱，箱内确有好货，一只南宋御制大花瓶，一把据说是抗倭名将戚继光所佩之剑，另有古玩数件。
　　一行人来到客厅，管家早已上楼禀报唐绍仪，说谢大少爷又带人来出售古董，请老爷下楼过目，不多时，唐绍仪便下楼来与客人略事寒暄。宾主坐定后，其中一个古董商人抽出那把宝剑，举到唐绍仪面前，说：“此剑系戚继光抗倭时所用，价值连城，请唐总理过目。”唐绍仪接过宝剑，略一把玩，眉头微皱，以行家的口吻说：“恐非真物也，明朝军人已多佩刀而不佩剑，时倭寇与戚将军针锋对峙，也是有名的有名的日本倭刀。”两人讨价还价，争执不下。此是唐为了缓和气氛，便令下人给客人点烟。因屋内找不到火柴，佣人便到屋外去取。
　　此时屋内便只剩唐绍仪一人了。商人见时机成熟，便互相用眼神示意。当唐绍仪背转身低头凝视其他古玩时，其中一个商人迅速从南宋花瓶中取出事先藏好的小钢斧，敏捷地绕到唐绍仪的背后，照着其头颅猛然砍下，唐绍仪不及哼声，便已颓然倒下，立时脑浆飞溅，鲜血喷涌。
　　商人们见大功告成，赶忙撤退。临到房门口时，他们还振振有词地念到：“唐总理不必送了，留步，留步。”并带上房门出来，四人又齐向门内一鞠躬，恭恭敬敬，门外的保镖、仆人见状，也没有疑心。他们就这样紧一步慢一步走出大门来，坐上那辆一直没有熄火的蓝色轿车，风驰电掣般离去。几个仆人隐约记得车牌号是6312。
　　等到仆人找到火柴回到客厅，老主人已经奄奄一息，倒在脑浆血泊之中。唐绍仪被急送到附近的广慈医院抢救。医生给唐绍仪打了强心针，又输了2000c的血，仍不见效。唐绍仪一直处到神智不清的状态。当天下午4点，唐绍仪终于不治身亡。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纷纷刊出唐绍仪被刺丧命的消息。法租界搜捕房验了尸后，唐氏亲戚子女把唐的遗体领去，于胶州路万国宾馆设礼堂祭奠。
　　法租界捕房接到唐绍仪被刺的消息后，立刻派人前往唐宅展开调查。他们用一辆装甲车守住要道路口，同时通知各处巡捕房缉捕6312号蓝色轿车。中午时分，捕房巡警在麦其路姚主路口找到了一辆空无一人的黑色轿车，经查实，这辆黑车轿车的车牌号正是6312，但车内早已空无一人，这条线索被强行切断。
　　另有一路巡捕根据唐家人提供的其中一位古董商人的地址，直扑该处搜捕，但也早已人去楼空。
　　原来这位古董商人叫谢志磐，是唐绍仪一位故人的儿子，是沾亲带故的关系。难怪唐绍仪对他疏于防范。这个谢志磐有一个胞兄，名叫谢力公，是军统的大特务。谢志磐是军统上海特区的情报员。一直与谢力公保持着“工作”上的联系。
　　谢志磐身为情报员，利用其父与唐绍仪是故人的关系，一步步接近唐绍仪，搜集了大量情报，并配合军统特务做周密的暗杀计划。9月上旬开始，谢志磐就借倒卖古董之由靠近唐绍仪。特务们探知唐绍仪喜爱古董，不惜高价收集，便找着了暗杀良机。
　　军统先是安排谢志磐带着几名身着便装的军统人员冒充古董商人驾车直开唐宅，他们带上几件古董上品，与唐绍仪讨价还价，故作商人状，做成买卖。这只是军统设计暗杀唐绍仪计划的第一步，先让军统人员做一次演习，熟悉唐家情势，以确保日后万无一失。他们以后又来了几次，发现唐绍仪对古董简直到了入迷的地步，对特别珍贵的货，还要把仆役叫开，关紧房门，独自鉴别，这更让军统部找准了下手机会。于是便发生了前文那一幕。
　　当时参与刺杀行动的还有老牌军统特务赵理君，军统杀手王兴国，李阿大。几个刺客行刺逃脱后，还径直跑到军统部长戴笠处邀功讨赏。赵理君被委任为军统局第三处行动科上科校长，王兴国、李阿大也各有所用。唯独谢志磐不够老练，事发后一直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可能也因为他与唐绍仪的关系，他经常自言自语地说：“我对不起唐伯伯！”因此没有办法给他安排工作，就让他先在一家旅馆暂时住下。不久被送进一家医院诊治，被安置在特别监护病房中，可是病情越来越严重。他偷偷在他的裤袋里放了一只手枪，总说有人要加害于他，一只手老放在口袋里。重庆侦辑所的几个特务去这家医院公干，见谢志磐的病房门紧闭着，就从窗口探视，谢一惊之下拔出枪射击，这几名特务一齐还击，当场把谢志磐打死。后来也有传言说，这是戴笠在杀人灭口。
　　事情发生到这一步，已经可以确认唐绍仪是军统特务部所杀。但是特务部为何要杀死唐绍仪，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唐绍仪被刺的消息披露后，沪上舆论一时哗然，成为社会民众街谈巷议的一大话题。国民党同人士于右任，张继等元老都向蒋介石表示不满，蒋介石遂让陈布雷起草，代表蒋介石发布了一道唁电，有“痛悼何及，顿失瞻依”云云，还以孔祥熙的名义下令褒奖唐绍仪，拨付治丧费五千元，并将唐绍仪的生平事迹付诸国史，让后人仿效评价。
　　而今学者们曾于1987、1989年在珠海召开过两次唐绍仪研讨会，唐绍仪之死自然成为会议的热点，沈醉先生也与会并发表了意见。他原是军统特务，是谢力公的同事，身为个中人，应该是深知其事，能够作出准确解释和判断的。但他却认同刺唐是军统的奉命行事，但却称这是“误杀”。军统刺唐显然是处心积虑，精心策划，由专人执行专案的，定不是误杀。当时国民党政府也已在事实上承认“错杀”，所以事发之后，军统即建议“专电慰问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并由国民党政府明令褒扬，拨发治丧费5000元，宣付国史馆立传以掩饰其“错杀”之误。因此唐绍仪之死应该说是“惨遭错杀”。
　　唐绍仪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影响的历史人物，既是清末的外交家，又是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在清末的外交活动中身体力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在民国的政治活动中，他坚持民主共和思想，并为实现这种思想，不遗余力——采取了种种措施来维护民主共和，坚决反对专制独裁，甚至以自己的离职来对抗袁世凯为首的专制独裁势力。
　　纵观唐绍仪的一生，以辛亥革命为界，可分为辛亥革命前的外交活动和辛亥革命后政治活动。
　　在外交活动中唐绍仪具备了民族主义情愫，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积极与列强周旋，据理力争，一定程度的维护了国家的利益。19世纪40年代以后，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国。腐败守旧的清王朝在列强的新式战法和坚船利炮的攻击下，屡战屡败，不断割地赔款，国家危机日益深化，被动地卷入了近代化的潮流中。中国现代化是中国在西方兵临城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劣势下被逼而起的自强运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遭受的最大屈辱，因此，中国百年来的现代化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中华民族的雪耻图强的运动。
　　唐绍仪在清末所进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动无不显示了一个曾经留学美国的留学生的胆识和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减少了中国的损失。
　　在1899年的山东教案的谈判过程中，最棘手的法国教案在唐绍仪的努力下，赔款数额由84万两白银降为17万两，大大减轻了清政府的负担。
　　铁路主权关乎国家主权，国家对铁路的控制如何，必将影响铁路沿线经济甚至是整个国家经济及政治的发展。近代帝国主义国家为加强对中国经济的掠夺，获得了许多地方的铁路修筑权。为收回铁路主权，唐绍仪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1898年10月10日，清政府与英国的中英公司签订了《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铁路建成后，铁路的控制权被中英公司侵夺，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关内为英人控制，关外为俄人控制。后来由于唐绍仪的坚定立场及杰出的外交活动，使得比、俄两国取得该区域的铁路修筑权无法实现，最终使关内外铁路全线接收工作得以顺利完成，中国开始了收回外资铁路自办的新阶段。
　　1902年6月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很快攻陷拉萨，清朝驻藏大臣有泰令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国签订了《拉萨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帝国主义的干预。清政府在严禁有泰签押的同时，向英国政府提出谈判的照会。此次谈判关乎中国西藏的主权，尽管英方代表采用了威逼恐吓，但唐绍仪的代表团不为所惧，据理力争。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利用坚船利炮作后盾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从中获得大量权益，因此英方试图继续施压，无意退让。唐绍仪见此情况，在征得清政府同意下，宣布中止谈判，使英方的企图无法得逞。后谈判地点转移到北京，唐绍仪仍在围绕西藏主权问题决不妥协的前提下参加谈判，由于唐绍有的坚持，加上英国政局的变动，在英方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的前提下，与中国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尽管该条约仍然失去一些权益，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维护了西藏主权，无异于是唐绍仪最大的贡献，是值得我们称道的。
　　值得一提还有，唐绍仪在自己任内尽力收回海关的主权。自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失去海关的自主权，特别是在1863年总理衙门任命英国人赫德为海关总税务司后，西方国家利用这一便利的条件，逐步控制中国的内政和外交。1906年清政府设立税务处，隶属度支部，辖总税务司和各口海关，任命唐绍仪为会办大臣。唐绍仪在上任伊始，就宣称：“此次奉命办理海关税务，实为收回税权之一大关键，且海关为中国海关，聘用洋员自应归中国节制。今虽时事艰难，无所措手，亦当力任其难。”税务处的高级官员基本上是由外务部和户部中抽调的华员所组成，有力地阻断了总税务司与总理衙门的关系，截断了赫德的臂膀。同时为加强华员在各海关的力量，唐绍仪下令今后各关税务司应让华员发挥更大作用，并规定今后不可多用洋员，使近代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开始动摇，有力的打击了西方列强把持中国内政、外交的企图。可惜的是，由于统治者的腐败和嫉妒，唐绍仪在税务处的位置并未干很久，于1907年4月该任奉天巡抚，税务处又开始受到西方国家的控制。这种局面唐绍仪是无法掌控的，但唐绍仪在税务处任内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精神无疑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辛亥革命后，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渐渐萌生。唐绍仪在辛亥革命后思想转变之快，对于一个曾在清朝为官的封建统治者来说，是其他官僚所不能比的。这无不与他的留学经历密切相关的。七年的留学生涯使得唐绍仪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浸润，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的环境，使得他的思想得以迸发出来，从而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一次南北议和就使唐绍仪的共和思想得到表露。很难想象，一个旧式官僚在一次革命中就能很快转变自己的思想，除非内心深处已具备某种思想。唐绍仪即是如此，由于早已受西方的民主思想的感染，使得他这个专制时代的旧式官僚在辛亥革命后很快就倾向共和政府——中华民国，尽管他还处在袁世凯的阵营。辛亥革命发生后，唐绍仪作为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在与南方军政府的谈判过程中处处对南方退让，使得清帝得以退位，中华民国得以建立。
　　甚至，唐绍仪不仅毫无异议的接受共和政体，还在国民会议召开的具体办法方面提出设想：每省各派三名代表参加国民会议，有四分之三的省到会，即可开会。当时独立各省占近三分之二的多数，唐绍仪提出此等办法，实际上已经是在为共和政体埋伏笔。从这一点上来说，唐绍仪是中国共和政体的开创者之一，为中国的共和体制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虽然经过袁世凯、段祺瑞等军阀对共和体制的破坏，加上阶级属性，导致唐绍仪与孙中山的分歧越来越大，后来对孙中山的通过军阀战争完成统一来恢复共和体制失去信心。但作为受清政府官派出去的留学生，唐绍仪主要学习的是西方制造枪炮的技术，所以他没能认识到“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只有在民主思想为全民所接受、无军人干政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几千年专制思想的流毒和军阀混战的局面，“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在中国根本上行不通。但就唐绍仪的出发点而言无疑是应当值得肯定的，他曾经对于民主共和思想的执著，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所具有的精神。
　　唐绍仪是一个具备民族主义情愫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情愫和思想是进步的。他为维护民主共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很大的功绩。

第十一章 陈其美：豪情万丈毁誉殊

　　民国初年，有许多革命志士在党派之争、国家救亡运动中挥洒热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旗下的军统特务部令人闻之惊颤，其杀人无数，蒋介石只是视之平常。但有一位革命志士的死，令蒋介石痛哭流涕，还冒着危险为他亲自收尺祭奠，这位革命志士便是与蒋介石结义金兰的陈其美。
　　是谁暗杀了陈其美？陈其美又是何许人，令蒋介石如此伤感悲痛？
　　陈其美相貌清秀，素以“四捷”著称——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性格豪迈侠气，做事勇敢果断。身为一名革命党人，他确实做了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功绩，而且他还不是一个默守成规的革命党人，传言他经常“在外冶游”，花天酒地，风流倜傥，被称为“杨梅都督”。
　　后人对于他的功过是非，一直颇有微辞，那是因为陈其美有点“狠”。传说陈其美孩提时某日与伙伴们嬉戏，一个小孩玩火不慎，转眼间身上已多处着火，周遭的孩子们皆吓得不知所措，唯独陈其美当机立断，冲上前去一把抱住，拼命在地上打滚，终于灭火救了同伴。传说虽然不知道真假，但多少反映出陈其美的个人特质，而他的这种性格特质在他后来的处事手段上又留下不少令人非议之处。
　　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湖州市吴兴人，生于1878年1月17日，是中华民国早期政治风云人物，堪称革命元勋。陈氏兄弟共三人，长兄是陈其业（字勤士，即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之父），其次是陈其美，三弟名陈其采（字蔼士）。
　　陈其美年少时家境贫寒，15岁便辍学到当地的一家当铺当学徒，使其长兄及三弟能上学。典当业不仅要求待人接物要干练，而且需要广博的知识。陈其美在这个无形的课堂里，有了十二年的社会经历，在如此悠长的岁月中，饱受磨练的他吸收了许多别处学不到的知识。陈其美在当学徒的时候，已经开始对时事发生兴趣，慢慢地在潜意识中，便萌生了一种纠正社会不平与领导社会民众的观念。
　　1902年，陈其美的三弟陈其采从日本回到中国，谈话中向陈其美讲述了日本富强的情况，陈其美大受启发，决定不自封在当铺终生，放弃了从商道路。1903年，陈其美只身来到上海求学，以担任会计为生，同时结识各方面的人物。1906年夏，陈其美受三弟陈其采的接济，东渡日本，进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警察法律。在这里，他认识了徐锡麟、秋瑾、张静江、谭人凤、褚慧僧、孙中山等人，并常和革命者交游。这年冬天，陈其美宣誓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创立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立志推翻腐败无能的满清政权。
　　在日本学习期间，据说有一次，陈其美早晨起床后，前往东京的西片町散步。走到一处小树林边时，忽然看到一位二十几岁的中国青年在舞剑。陈其美见到那青年长方脸、直鼻梁，面貌生得很英俊，立即产生了想跟他结识的想法，于是走上前去一问，才知道他是清廷派往日本的官费留学生，正在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校学军事，是浙江奉化人，名叫蒋志清（蒋介石1917年以前的名字）。
　　这时的陈其美已经是同盟会员，他看到蒋介石机灵英武，又是浙江同乡，学的是同盟会中人才缺乏的军事，更产生了与之结为知己的想法。于是陈其美与蒋介石的交往日益亲密，蒋介石经常去陈其美的住处谈话，陈其美对他越来越另眼相看，倍加亲密。这两人相处，就如同兄弟。不久，陈其美便介绍蒋介石加入同盟会。
　　陈其美是蒋介石的盟兄，在政治上，蒋介石也正是靠陈其美起的家。青年时代的蒋介石很穷困，18岁到日本留学才认识了大他十几岁的陈其美。陈其美回国以后，跟随孙中山活动，不久当上了上海督军，黑白黄道“路路通”。蒋介石正是在陈其美等上海名流的引见下认识了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和黄金荣，从而奠定了他在上海的基础。
　　陈其美在政坛上引起注意始于他1908年组织的反清活动。1907年徐锡麟、秋瑾被杀害后，上海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挫折，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孙中山正面临危机，两广、云南的起义屡屡失败，同盟会内部意见分歧，上层发生严重分裂，光复会又重新自立门户。1907年到1910年，是同盟会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在这种困境下，陈其美在上海重整旗鼓。清朝末年，上海是兴旺发达的贸易港口，水陆交通便利，尤其是电信，更是便利。上海又是商务与人文荟集之处，作为新文化的中心，新书报杂志种类繁多。上海的外国租界，享有治外法权，清朝统治者在此无能为力。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陈其美大大利用自己性情豪放，交际甚广，长于组织，工于谋略等优势，在上海大刀阔斧地行动起来。正是陈其美在上海的反清活动，为同盟会在长江流域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因为陈其美在上海有社会基础，熟悉情况，后来委任为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部长，主持日常工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得知武昌首义的消息后，上海的革命党人开始加紧筹划起义事宜。参与筹备起义的有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光复会上海支部和上海商团公会三方力量，陈其美、李燮和等人是主要负责人。
　　11月3日上午11时，起义者率先占领闸北巡警总局。由于大势所趋，驻上海的清朝军警纷纷倒向革命党人。午后2时许，各路敢死队与商团武装数千人拥至西门外斜桥西园举行誓师大会，陈其美等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宣布上海反清独立。起义军接着向上海县城猛攻，县知事衙门、道台衙门均很快被先后占领，上海县知事、道台逃入租界避难。至晚上8时，上海城厢内外已全部光复，但在攻打江南制造局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江南制造局位于上海县城南门外的高昌庙，创立于1865年，是当时国内生产新式武器的最大兵工厂之一。革命军若能将制造局控制在手，便不愁缺乏军火。此时的制造局总办张士珩所部卫队三百多人，都是安徽老乡，外人运动无法入手，必须硬碰硬地以武力去对付。防守制造局的除驻军外还有特别巡警队，同时在黄浦江中还泊有一艘炮艇，协同防御。
　　下午4时，陈其美另行组织一支百余人的敢死队前去攻打江南制造局，他们携带向商团公会借来的40支步枪、子弹若干发，以及自制的土炸弹数枚，由杨谱笙、高子白带队，陈其美随队督战。到了制造局门前，陈其美一方面是急于求成，一方面也是感到在大局已定的情形下，实在不必要造成敌我双方无谓的人员伤亡，于是他请各同志暂停攻击，自己则准备入局劝降。
　　等他进去之后，便消息杳然。实际上是他劝说无效，反被扣留了。当时陈其美进去劝说张士珩投降，免遭流血之祸，并晓以大义，说革命党已在外面围攻，声势赫赫。软硬兼施之下，不料张士珩丝毫不为所动，反将他五花大绑。陈其美见劝降办法行不通，只好束手待毙。
　　劝降失败，只得硬攻。下午5点，敢死队乘制造局放工时候，拥入局门。当时守军中的一部分人同情革命，但还有一小部分人在总办张士珩的督率下负隅顽抗。守军先放空枪以示警告，敢死队见没有子弹，便冲上前去投掷炸弹，守军于是以实弹射击，当场打死一人打伤二人，敢死队的进攻受挫。待击退革命党人后，得意洋洋的张士珩便要来杀陈其美，此时陈其美成了等待被处决的囚犯，危在旦夕。
　　当时制造局内有一个名叫张杏村的士兵，暗中支持革命，在局中充当内应，在旁边见陈其美生死系于一发之际，立即挺身而出说：“此人乃微弱书生，有何本事，杀不杀，无济于事，但他们党人很多，均不怕死，今若杀他，设异日他们专来找总办谋报复，可了不得。总办的少爷、小姐均在外居住，身家性命以及财产，也当顾虑。即我等在此自当同总办出力，设若革命党成功，他们必不饶恕我们。请总办想想，何不等到大事平定，再来杀他不迟，横直他在这里哪能跑得脱。”张士珩听了张杏村之言，觉得有些道理，才放弃了立即杀害陈其美的念头。
　　陈其美被扣押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上海，广大军民纷纷前来搭救陈其美。就连唱戏的伶人也率领同班同台演武戏的朋友提着刀枪棍棒，争先赴援。可见陈其美平时交游广阔。革命党人见救不出陈其美，就决定让敢死队再次攻局。起初局中仍以机关枪抵御，防守严密。不久，清军起义士兵和商团武装前来支援革命党人。制造局被团团围住，遭受到商团、敢死队与士兵数千人猛烈的攻击。起义军从防御薄弱的制造局后墙翻入，举火焚厂，局中顿时陷入慌乱，守军非逃即降。4日凌晨，清政府在上海的最后堡垒江南制造局终于被攻破了。总办张士珩见大势已去，携襄办乘小火轮逃往租界，仓皇逃命的他当然顾不上杀陈其美了。
　　起义军冲进制造局后，起初到处找不到陈其美，最后才在局后厕所旁一间储存废铁的小房间里发现了他。只见他席地而坐，被钉上了脚镣手铐，身体被粗麻绳绑在一张木凳上，头紧紧贴着墙壁，头发被钉在墙上，全身动弹不得。同志们赶紧把他放下来，打开脚镣手铐时，他早已周身麻木。至此，上海乃胜利光复。
　　在上海光复的影响下，11月5日，江苏省会苏州、浙江省会杭州几乎同时宣布独立。至12月2日，江浙沪革命联军攻克南京，长江下游一带全部光复。
　　上海光复后，由于领导起义的各革命团体互不统属，领导人们很快便陷入争权夺利之中。领导起义的核心人物是李燮和和陈其美两人，成为竞争沪军都督一职的对手。实际上李燮和在上海光复运动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早年加入过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萍、醴、浏起义失败后亡命南洋，以教书为业，在华侨中威望很高。辛亥革命前他在上海策动新军，本来陈其美已和他约好共同起事，但陈其美以为上海唾手可得，就提前一天抢先进攻江南制造局，想抢光复上海的头功，结果连他本人都被俘。还是李燮和闻讯，急令光复军全力赴援，救出陈其美，上海才随之光复。
　　在都督人选上，同盟会方面竭力推举陈其美，帮会、报界和留日学生也都拥戴陈其美；光复会方面拥戴李燮和，淞沪一带的起义军警也支持他。在11月6日的会议上，正当众说纷纭、争持不下之时，帮会成员刘福彪突然举起一颗手榴弹大呼：“都督非选陈英士不可，否则我手榴弹一甩，大家同归于尽！”在这样的威胁下，其他人都屈服了，最后经过斡旋协商，大家同意由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会议一结束，街头就出现了安民布告，上面赫然盖着沪军都督的大印，原来他早在起事前就已准备好了，陈其美“四捷”之名果然不虚。11月8日，中华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府正式成立。
　　但李燮和不服，在吴淞也称军政分府都督，一时独立后的上海出现了两个军政府。陈其美曾派人刺杀李燮和，但没有成功。李燮和最后被迫离开上海，陈其美终于独享上海光复的胜利果实。
　　1912年3月，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自然要解除革命党人的兵权。为了解除陈其美的兵权，袁世凯调他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工商部总长，但因为他辞不就任，遂于7月被解除沪军都督之职。1913年3月宋教仁遭袁世凯派人暗杀，二次革命爆发，陈其美又被举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
　　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就早有准备，军力充足。国民党准备不足，仓促应战，因而在北洋军的打击下很快宣告失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只得流亡海外，躲避追杀。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乘势向南方拓展，袁更倒行逆施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朱执信、邓铿、李烈钧等数十人，并解散国民党，废止《约法》，国民党人遭受的迫害不可言宣。孙中山于1913年8月抵达日本，检讨二次革命的失败，认为并非袁世凯强大，而是国民党涣散，各行其是，不听中心领袖的指导所致。因此孙中山欲重组一个听命于中央领袖的政党。11月，陈其美应孙中山之命赴日本，支持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的事宜。
　　陈其美建议孙中山以帮会方式收纳中华革命党人，即所有入会人员都必须宣誓，如有背叛即赴死刑。虽然这个建议遭到了黄兴等革命元老的反对，但孙中山救国心切，还是接纳了。显然，这个组党行动本身已经与“民主共和”的观念相违背。
　　中华革命党声势日渐壮大，孙中山乃下令讨袁，令革命党同志潜伏各地暗中布置。是年10月陈其美与许崇智奉孙中山命潜伏广东，由东京路经上海，上海同志坚持要留陈其美在上海主持反袁工作，许崇智就上书孙中山，请准陈其美留在上海负责一切，孙中山答应了。当时上海镇守使是袁的死党郑汝成，有精兵数万扼长江咽喉，控制海军，为袁世凯的东南屏障。
　　陈其美和革命同志认为如果不除郑汝成，则上海形势将不利于反袁活动。11月10日是日本天皇登极典礼，驻沪日本总领事开会庆祝日皇登极，郑汝成因是上海军政最高首长，照例必须往贺，陈其美布置死士十余人，预伏于龙华到日本领事馆所经路线，英租界外白渡桥一线由精于枪法的王晓峰、王明山二人担任。10日晨，王晓峰持两支手枪，王明山怀两颗炸弹，埋伏在白渡桥侧。11时，郑汝成偕其司务长乘汽车来，将近外白渡桥，因为车辆拥挤，行驶缓慢。王明山以第一枚炸弹扔向郑车，未击中，炸弹爆炸声使行人仓皇逃避，郑的司机拟开快车，说时迟那时快，王明山再向车内掷出第二枚炸弹，轰隆一声，车盖爆裂，玻璃纷飞，郑汝成当场被击晕，车亦停驶，王晓峰攀附在车门上，用驳壳枪猛射郑头部十余发，郑当场就毙命。两位壮士击毙郑汝成后，神色自若，态度从容，弃枪就捕，从容赴义。
　　郑汝成是袁世凯的亲切死党，郑死后，袁世凯极为震动，令杨善德继任上海镇守使。杨没有郑精干，革命党人紧接着又发动12月5日的肇和兵舰起义。
　　肇和兵舰起义是陈其美一手策划的，总机关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五号，以蒋中正、吴忠信、杨庶堪等分任军事、财政、总务之责。
　　12月3日袁世凯欲运兵南下，命肇和舰于6日开赴广东。革命党认为肇和舰已运动成熟，如果听任其离去太可惜了，陈其美征得肇和舰长黄鸣球及舰上练习生陈可钧等的同意后，定于12月5日起义。由杨虎率领一部分同志占领肇和舰，猛轰制造局；由孙祥夫率一部分同志占领应瑞、通济两舰，为肇和舰做后援；制造局及城内一部分联络成熟的军警，立即响应。他们推选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吴忠信为参谋长。5日下午4时，杨虎率海军陆战队同志30余人乘小汽艇袭取肇和，陈可钧等在舰上响应，顺利占领肇和舰，立即向陆上攻击。不幸另一支由孙祥夫率领的同志，所乘小汽轮没有照会，被租界巡捕房干涉，无法开出，不能按照计划占领应瑞及通济两舰。因此肇和舰遂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陆上同志听闻肇和舰的炮声，按照原计划分别向电报局、电话局、巡警总局、工程总局等机关进攻，陈其美偕蒋中正督战，但袁军炮火猛烈，革命军伤亡众多，海上、陆上都无后援，导致功败垂成。
　　肇和起义失败以后，陈其美、蒋介石等人逃往日本。1915年袁世凯图谋复辟，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陈其美便想回国参加讨袁运动。据说陈其美在东京准备回国时，袁世凯曾派人前往游说，声称只要陈其美不过问国内政治，使资助他五十万元赴欧美考察。陈其美对游说者说：“我个人不需要这么多的钱，我想要这笔钱，无非是为了国家。一次付清，可以用作革命经费。”游说者说：“你错了，这笔钱不是想让你拿去革命，而是让你不要革命了。你如果拒绝了，那袁世凯就要把这笔款用于杀你。”
　　陈其美断然拒绝，坚持不接受这笔钱。回到上海后，袁世凯又许以重金，要陈其美离开上海，又被陈其美拒绝。袁世凯洪宪称帝后，东南方面最不放心的就是陈其美，因为陈其美在上海有实力有基础，又富于组织能力，号召声势并不下于蔡锷。自从蔡锷和唐继尧在云南起义后，袁所最担心的，就是陈其美回到上海响应。如果东南和西南联为一气，大局就要拱手相让了。为了保全东南，袁世凯势必要除掉陈其美。
　　陈其美在上海遇刺，是民初继宋教仁被刺后第二件革命党人被暗杀事件。这起刺杀案和袁世凯、冯国璋、张宗昌都有关系，不过这个案子没有像宋教仁被刺案那么有声有色。这件暗杀案是张宗昌奉袁世凯密令所主持的。
　　张宗昌是山东掖县人，家贫失学，父亲早亡，张宗昌因孤儿身份沦为市井无赖。18岁时前往东北，先在抚顺挖煤，后来去哈尔滨为赌场守卫，再后来来到海参崴当了胡匪，因为体格高大，膂力过大，擅长枪法，精于骑射，又天生一副绿林豪使的个性，交朋结友，挥金如土，所以很能得到当地流氓地痞的拥戴。
　　辛亥革命爆发时，黄兴派李徵五到东北去招兵。张宗昌的同乡王栋，平时喜欢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也爱把这些故事讲给张听，张宗昌颇受影响。这时王栋听说李徵五是代表革命党来招兵买马的，便私下和张宗昌商量，让他投效革命。张宗昌当年根本也不清楚革命军是什么内容，不过知道革命是造反，又听说黄兴招兵买马，能号召一营人就可以当管带，在当时张宗昌看来，一个管带实在是很大的官儿了，因此他就和把兄弟们一说，大家都愿追随他。他便公然号召了一两千人，前往投奔李徵五，被编为管带，取道上海。这时上海已经光复，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张宗昌部被编为骑兵团。二次革命后，黄兴离开南京，张宗昌无所适从，于是投靠江苏督军冯国璋，冯国璋派任张宗昌为副官长。
　　南京浦口的商埠筹备督办蔡某是袁世凯的心腹，袁志凯命蔡某物色一个可靠的人筹划暗杀陈其美的工作。蔡某和张宗昌是赌友，相知颇深。有一天，蔡某约张宗昌打牌，张宗昌赴约后只见蔡某独自一人，感到很奇怪。蔡某小心翼翼地把张宗昌引进内室，郑重地问他有没有胆子替袁世凯干一件重要的工作。张宗昌这时正屈居冯国璋部副官长之职，颇不得意，正想往上爬，一听到袁世凯有密令，立即答应下来。
　　袁世凯称帝后，冯国璋早就离心离德，但冯国璋要巩固东南，陈其美是他最大的威胁力量，因此冯国璋要除陈其美的立场和袁世凯是一致的。所以冯国璋听闻部下张宗昌奉袁世凯命刺杀陈其美的消息时，也表支持。
　　于是暗杀计划就开始蕴酿布署了。
　　再说陈其美，回到上海后，首先运动海军第二舰队开往沪淞一带，没能成功。随后又和革命党人商定于4月12日晚12时发炮。不料12日晚上天降大雨，大炮潮湿没法放响，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才放响一炮，致使陆海军都无法响应。5月份，蒋介石和杨虎率军攻占了吴淞要塞，但仅仅占领了5天，由于内部叛变，又告失败。陈其美在上海屡败屡起，经费来源日益困难。他极力设法筹集，但仍没筹得所需要的款项。
　　此时，陈其美经济窘困的情况被袁世凯的爪牙侦知，汇报给张宗昌，张宗昌于是找着了刺杀陈其美的门路。
　　张宗昌找到曾在他手下当过排长，且此时正属陈其美门下的老乡程子安，让程子安假装组织了一个鸿丰煤矿公司。张宗昌又收买了原同盟会会员李海秋，让李海秋对陈其美说：鸿丰煤矿公司有一块在广西的矿地，准备向外国抵押借款，数字可达百万元。购买的外商要求，必须有一位上海名流作保，才肯买；鸿丰煤矿公司希望由陈其美出面，事成之后，他们愿意拿出卖款的十分之四给陈其美作革命经费。陈其美正苦于无法筹款，在约见了许国霖、程子安几次后，便答应了。第二天，他就去虹口一家日本洋行，那经理是他的好友，听说这事，也热心撮合，向国内总公司拍发电报，述说情由。总公司总经理跟陈其美也熟识，当即复电同意向鸿丰煤矿公司贷款一百万元，并委托陈其美担任总公司代理人，代表日方跟鸿丰煤矿公司签约。
　　陈其美便与鸿丰公司约定于1916年5月18日签约。
　　凭空就得几十万，革命党人中的很多人表示怀疑，黄郛、吴文藻等人尤其不信，觉得鸿丰仅是为了一个证人，就出几十万，实在是太慷慨了，而且作保纯粹是商业上的事，没必要找像陈其美这样当过沪军都督、讨袁军总司令却又没什么财产之类的人出面。因此，他们都劝说陈其美应该先弄清虚实。
　　但陈其美却说：“我们湖州人有句俗话：‘和尚要钱连经也卖。’革命需要，财政枯竭，眼前悠悠万事，该冒的险也就得冒了。”
　　5月18日下午，陈其美乘坐一辆黄包车，来到法租界萨坡赛路十四号寓所；李海秋则和鸿丰公司办事人员程子安等5人坐小汽车来到。陈其美将程子安一行人迎入饭厅商谈事宜，双方交换了意向书。
　　就在陈其美低头看意向书的时刻，程子安迅速掏出手枪，对着陈其美连开几枪。第一颗子弹击中了陈其美的右颊下部口边，第二颗子弹在其右颊略上一寸之处，第三颗子弹击中右颊近眉端之处。
　　当时在寓所内的吴忠信、邵元冲听到枪声，立即拔枪冲出客厅，程子安等正往外逃，双方对射起来。凶手王介凡跑在最后，当即被打死，程子安、朱光明很快逃走，而许国霖跳上门前的一辆黄包车，让车夫快跑时，却被车夫当场掀翻在地，被捕获。
　　余建光等人冲进那间房子，把陈其美从地上扶起，只见他脸上血流如注，两颊微动，已经不能说话。不一会儿，他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年仅39岁。
　　此时，袁世凯在上海的势力还很大，萨坡赛路14号房主只好将尸体搬放在门外，陈其美的亲友都不敢去认尸。
　　从电话中得知消息后，蒋介石急忙从新民里11号寓所赶来，这时陈其美的遗体已被抬出门外。陈其美的亲友不见踪影，陈其美孤零零的一具尸体躺在那儿，没人理会，可怜之至。蒋介石见状，好像被电触到一般，瞬间全身麻木，知觉顿失，过了一会儿，才本能地清醒过来。他此时很想悲哀一阵，但理智还是阻拦住了他。他迅速雇车将陈其美的遗体载到法租界自己的藏身之地，然后筹借款项，办理丧葬事宜。他准备了一些酒菜，点燃了香火蜡烛，祭奠盟兄。祭文中说到：“义弟蒋介石致祭于英亡义兄之灵前曰：呜呼，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受我之尊，如公者乎。两年以来，至今七载，其间所共者为何事，非安危共仗之国事乎？所约者何如辞，非生死相共之誓词乎？而乃一死一生，卒至国事未成，誓词未践，死者成仁成义，故无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践约，岂忍惜于一死。”情真意切，如泣如诉，令人潸然。
　　在陈其美遇难的第六天，蒋介石又写了一份《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将陈其美的反袁斗争做了个小结。8月13日，孙中山率黄兴、伍廷芳、唐昭仪等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尚贤堂举行“陈英士及癸丑以来诸烈士追悼大会”。会场上方悬“气壮山河”的横幅，左右两联是陈其美生前所作：
　　扶颠持危，事业争光日月，
　　成仁取义，俯仰无愧天人。
　　第二年5月，蒋介石又把陈的灵柩由上海运到浙江，归葬于吴兴太湖之滨，这里是陈其美故乡。蒋介石帮陈其美完成了最后一个心愿。
　　陈其美的一生功过皆有，身后毁誉不一。
　　他的过失主要体现在他在党派之争中对革命党人的迫害——1912年，陈其美因为与光复会首领陶成章进行权力之争，而派蒋介石与王竹卿刺杀陶成章。或许是冥冥中注定的，陈其美在暗杀了陶成章之后，自己也惨遭暗杀。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浙江绍兴人，是光复会领袖之一。他幼年受过很好的旧式教育，后来又接受一些新学书籍，思想渐趋激进，开始萌发推翻满清统治，挽救祖国危亡的思想。陶成章在革命初期负责光复会联络苏、浙、皖、闽、赣五省的会党工作。他与下层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常用麻绳束腰，穿着草鞋，日行百里，奔走革命；多次组织武装起义，在革命党人中享有很高的名望和影响。1908年，陶成章两度下南洋宣传革命，结果与孙中山产生了误会。但在以武力推翻清王朝这一总的革命目标上，陶成章及光复会与孙中山及同盟会始终是一致的。
　　陈其美和陶成章的矛盾由来已久。由于陶成章痛恨那些上赌馆、逛妓院的勾当，在看到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其美有这些癖好后，便多有微词，这让陈其美感到难堪，故而与他产生芥蒂。据说有一次，陈其美在上海急需款项，而正值陶成章从南洋募款回来，手中有钱，陈其美向陶成章要钱作为革命军费，陶成章不仅不给，还对陈其美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用。”陈其美对此非常愤怒。
　　1911年7月初，有一次在上海嵩山路开会，两人意见不和，就发生过陈其美拔出手枪，欲击陶成章的事件。
　　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以上海青帮头目的地位，依靠他的湖州帮势力，被推为沪军都督。只是陈其美的沪军都督交椅还没坐热，便又想谋得浙江都督一职。当时，革命党内许多人并不信服陈其美，大家有意让陶成章主事浙江。无意就任浙江都督一职的陶成章，在浙江派人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竟然说贤能者均可，惟独陈其美不可。此后，再加上江南军事已定，陶成章仍在上海利用光复会的经费募兵、练兵，这又给陈其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种种这些，使陈其美对陶成章切齿痛恨，决意要铲除陶成章，以绝后患。
　　陈其美将铲除陶成章的任务交给他的结拜兄弟蒋介石。蒋介石一直对陈其美深怀知遇之恩。辛亥革命时，蒋介石远在日本未建寸功，奉召返回上海后，在革命党内仍然只是无名小卒，他常常为壮志未酬、才华难展而夜不能寝。所以当陈其美交予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秘密任务时，他慨然应诺，以为是天赐良机，既可以建功立业，令革命党人刮目相待，又能报答盟兄的知遇之恩。
　　蒋介石很快就想到他的旧友、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此人原来是太湖强盗，枪法精湛，身手灵活。王竹卿虽然是光复会员，却常常以会内的机密去换取钱财，陶成章对此极为恼火。蒋介石获取这一情报后，便找到王竹卿，对其恐吓讹诈，散布陶成章要伺机严惩王竹卿的言论。王竹卿信以为真，就铁了心要先下手为强，杀害陶成章以保全自己。
　　陶成章也非等闲之辈，早已风闻陈其美要加害于他的消息。为防不测，他深居简出，行踪不定，后来是因为治病才迁往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1912年1月12日午夜，天气格外寒冷。几天来为寻找陶成章的行踪，蒋介石已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他蜷卧在马车的软座上打着盹。车经福州路时，迎面吹来的狂风卷起厚实的车帘，蒋介石睁开眼，却意外看见路旁屋檐下正在避雪的陶成章。他急令停车，下车后趋步上前，殷勤地和陶成章打招呼。当夜，蒋介石用自己的马车，把陶成章送回广慈医院，默记下陶成章的病房号码。次日他又携带礼品，以探视为名，实地勘察陶成章的病房环境及进出路径。1月14日凌晨，两个头戴齐眉毡帽的人，鬼鬼祟祟来到广慈医院二楼的走廊上，顺着房门找到205号病房。这二人便是蒋介石和王竹卿。其中一人学着护士的腔调，轻轻叩门道：“陶先生，吃药的时间到了。”陶成章酣睡正甜，朦胧间听见有人呼唤，便懵懵懂懂地“唔、唔”应着，刚拉开门的那一瞬间，随着突如其来的“嘣”的一声枪响，便凄然倒地。听到枪声，全院哗然，护士匆匆赶来时，凶手早已无影无踪，血泊中的陶成章已命丧九泉。
　　陶成章被害后，举国震惊，革命党人尤其愤慨。孙中山闻讯后，十分气愤，公开向报界宣布，这是一起“挟私复怨”、“擅行仇杀”的血案。孙中山是个胸怀坦荡的革命家，陶成章生前虽然反对过他，和他有意见分歧，但是，孙中山不计前嫌，对陶成章惨遭暗害深表痛惜，他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浙江都督也悬赏3000元缉拿凶手。作为沪军都督的陈其美不得不装装样子，也悬赏1000元缉拿凶手。不多日，王竹卿就被缉拿归案，很快便被处死。蒋介石惶惶不安，陈其美也深恐真相大白，只得让蒋介石暂去日本避避风头。1912年2月，蒋介石以出国学习军事为名，再次东渡日本。民国初建，围绕权力分配，国内政派林立，角逐激烈，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陶案调查自然是敷衍搪塞、不了了之。
　　陈其美在处理与光复会及李燮和的关系问题上也做得非常糟糕。上海光复后，在推举都督的会议上，由于上海绅商势力与同盟会相持不下，最后同盟会方面不得不以非常手段结束这场权力角逐的游戏。当上沪军都督后，李燮和一直不服，陈其美首先就想刺杀李燮和。行刺失败后，又想以武力解决李燮和的吴淞军政分府。
　　陈其美虽然是冲锋陷阵的革命者，但他自己却是不尊重民主，不尊重人权、人性的人。比如他在权利争夺中的取人性命之举，就足以证明。又比如他在孙中山重组革命党时所提出的建议——用帮会方式组党，逼入党人宣誓，做生死之约，定下极刑等，都是背离民主的。
　　但陈其美的功绩也的确不容忽略。上海光复，其意义和作用绝不亚于武昌首义。从武昌起义后全国的局势看，立宪派与旧官僚利用各地起义反正之机夺权，作为辛亥革命主要领导力量的同盟会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在湖北首义之区，同盟会的军事领袖黄兴屈尊于反正军官黎元洪下面；在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在立宪派发动的政变中丧生。上海由于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更是各派政治势力必争之地。如果光复会在上海都督争夺战中取胜，那么浙江也必将落入光复会掌握之中。这样一来，作为革命正统的同盟会的发言权将会大大缩小。而一旦出现这种局面，那就连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能否出台都要打上一个问号。同盟会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把争夺沪军都督视为一个关键步骤。
　　上海的迅速光复，不仅极大地策应了武汉的革命运动，还直接导致了江浙地区先后响应，成功摆脱清政府的统治，从而确保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而在这一重大而又富有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中，居功至伟的便是陈其美，人称“民国第一豪侠”。孙中山说他“于民国之功，固已伟矣”。1916年6月19日，孙中山又在《祭陈其美文》中称陈其美：“东南半壁，君实锁钥。”
　　且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后，大力开展革命行动，屡次组织讨伐袁志凯的行动，为革命事业日夜奔走。他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的献身精神，是历史不能抹杀的。
　　陈其美有两个侄儿子也参加了革命，就是鼎鼎大名的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在蒋介石为恩师陈其美的死亡而痛哭流涕时，他就已经决定要善待陈其美的两个侄儿子。果不其然，陈果夫和陈立夫后来都成为民国的重要人物，成为著名的“四大家族”的一分子。陈其美的参谋部长黄郛与都督府许多中层干部后来都是民国政局中的要人，如蒋介石、何应钦、戴季陶、邵元冲、吴忠信、张群、陈果夫等。沪军都督府可以说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滥觞了。

第十二章 荣德生：沧桑历尽晚风清

　　在风雨飘摇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民族工业要生存是十分艰难的。在国家危难的当口，有一家企业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支撑着战乱时期的后方支援，和建国初期的国计民生，这就是号称面粉王和棉纱大王的荣氏企业。
　　20世纪初，荣氏家族在上海开始大力开展民族工业建设，荣氏企业慢慢成为我国民族工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集团。荣氏家族经历了百年的沧桑和历练，至今实力仍然雄厚。现今的荣氏中信集团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开展咨询，开拓国际租赁业务，开发房地产，组织亚洲卫星公司，成片开发大榭岛等等，已发展成为拥有多个子公司，总资产超过13700亿元人民币的跨国集团。
　　第一代创业人是荣德生和荣德生的哥哥荣宗敬。第二代掌门人是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第三代掌门人荣毅仁之子荣智健，现担任中信香港集团总经理，并于2003年被评为中国首富。荣氏企业力量如今已延伸到第四代，第五代。
　　在动乱的20世纪上半期，荣氏企业曾历经飘摇和分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便是荣德生被绑架一案。72岁高龄的荣德生被绑匪囚禁了将近一个月，荣家人四处奔走营救，上海当局却看似警匪一家。案件最后虽然侦破了，但是警方的酬谢费竟比绑匪的勒索费还高。当时的政界、商界、舆论界皆哗然，案子至今仍呈朦胧状态，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荣家祖上有人做过大官，曾经也是显赫的大家族，但到了的荣德生的祖父这一辈，家道就开始中落。据《荣氏宗谱》记载，荣德生荣宗敬两兄弟祖籍山东，鼻祖荣启期曾与孔子有过交往，先贤荣子祺就是孔子72贤徒中的第59名。北宋进士荣湮是荣氏兄弟的第一世近祖，曾任广东转运使，后来迁居现今的湖北武昌。到第十四世荣清时，因为他好学善问且脾性清廉，喜欢过无拘无束、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而不愿入仕途。当他经过金陵来到无锡时，便被这里的绮丽风光所吸引，于是选定在惠山的南麓长清里安居。从此荣家人就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耕作捕捞，繁衍生息。到19世纪初，这块由荣姓宗族聚居的地区，已发展成为无锡城郊一个重要的集镇。
　　到了荣区兄弟的祖父时期，家世就开始清贫了。祖父荣锡畴是个小商贩，经常摇着小木船往返于锡沪之间，贩卖各种商品。他留给后代的家产只有两间旧瓦房和十来亩土地。父亲荣锡泰在四兄弟中排行第二，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太平天国以后，因为家里贫穷念不起书，便到铁铺去当学徒，以维持家计。他为人忠厚，办事勤勉，深得店主赏识。后来为了重振家业，他远出谋生，1883年随太湖水师提督王青山到广东做了账人，直到1896年1月中旬才因为患病回到无锡。在广东的十余年中，他积下了一笔积蓄，据说有现洋6000元，这也是日后荣氏兄弟创办实业时原始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荣氏兄弟的母亲石氏，是无锡山北石巷的一位农家女儿，勤劳贤淑，自从嫁到荣家后就挑起了全副家庭重担，种桑养蚕，缫丝纺织，哺育儿女，伺奉长辈。
　　艰苦创业、守业的先辈们，为荣氏兄弟提供了勤奋向上的好榜样。
　　荣宗敬13岁就离开学堂，到上海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起了学徒。比荣宗敬小两岁的弟弟荣德生此时还在私塾读书，因为他们的父亲一直希望家中有人踏上仕途，笃信书中“四十五岁有子入拌池”之说，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所以坚持供他读书。
　　可荣德生自己却并不这么想，他认为寒窗数载不一定能中科举，而且世道正乱，前途堪忧，不如学商，一样可以求得上进之路。荣德生自小就懂得家贫辛酸，一直以哥哥为学习的榜样，很想早日为家庭分忧。于是在他14岁时，也接受了哥哥荣宗敬的引荐，到上海通顺钱庄当了一名学徒。他独自一人乘着小木船从闭塞的无锡郊区一路摇进了喧闹的大上海，从此刻苦学徒，钻研业务，深得老板器重。此时的荣宗敬则在另一家钱庄做学徒。荣氏兄弟俩走上了同一条习业谋生的道路。
　　在学徒生涯中，两兄弟一样地勤奋好学，他们通晓了珠算、记账、存款、放款、贴现、汇兑等各种钱庄业务，并抓紧一切空闲时间读书写字，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荣德生还练就了一手好书法。他后来就曾深有体会地说：“余之一生事业，得力在此时。”
　　1891年荣宗敬学徒期满后转到上海森泰蓉钱庄做了三年跑街，在此期间学习和积累了许多关于金融市场的资金调拨和小麦、棉花的生产、销售行情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荣德生满师后也因为不满意钱庄微薄的工资，于1893年春随父亲到广东三水河口的厘金局做了帮账，办理进出口税务。所有这些，对荣氏兄弟后来经营面粉、纺织企业，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森泰蓉钱庄倒闭了，荣宗敬只得失业回家。不久，荣德生也因父亲患病，陪父亲从广东回到无锡。此时的荣家三父子已不满足于替人做帮工，开始筹划自己办钱庄的事宜。荣泰锡在广东工作十余年存下一笔积蓄，在他的支持下，荣氏兄弟出资1500元、招股1500元，就于3月在上海鸿升码头附近开办了广生钱庄。
　　外人大多认为他们兄弟俩太年轻，经验不足，生意恐怕维持不久。可这兄弟俩并没有让人失望，他们格外小心，做事稳重，开支节省，渐渐就令外界信服了。义和团事件后，大批北方商人到上海买面粉，导致汇兑活跃，广生钱庄在这两年间赢利近两万元。两兄弟于是又在无锡的荣巷开设公鼎昌茧行，每年也赚得两三千元的利润。钱庄和茧行的赢利，为荣氏兄弟后来创办实业提供了重要的资本来源。
　　就在生意蒸蒸日上之时，荣德生南下广东，留下荣宗敬一人打理钱庄。荣德生在广东呆了整整一年，期间他留心观察，大受启发。广东人思想活跃，敢于开拓，善于经营，这些都使荣德生获益非浅。他阅读了《美国十大富豪传》、《事业杂志》等许多西方书刊，亲眼目睹了香港、广州等地外国人经营的近代企业如何兴旺发达，大量外国面粉如何免税进口并倾销中国市场，以及中国劳动者如何备受欺压，白银又如何大量外流的种种实况，从而萌生了实业救国的思想。
　　他发现，从外国进口的物资中，面粉的量是最大的，尤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销路非常好，而国内面粉厂却只有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这四家。面粉业的商机还非常大。
　　荣德生看出了面粉行业的商机后，便把这一想法告诉荣宗敬。此时的荣宗敬也从几年来广生钱庄的业务和上海面粉厂年年获利的情况中认识到：“粉厂一业，关系到民生所需，倘在无锡产麦之区建设一厂，必能发达。”兄弟俩一拍即合。
　　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荣氏家族事业迈出了其决定性的一步：荣氏兄弟与从广东卸职回乡的朱仲甫合作，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建设，在无锡西门梁溪河畔的太保墩开办了保兴面粉厂。荣德生挑了农历二月初八这一良辰吉日破土动工，厂名之所以取名保兴，是取其保证兴旺的意思。
　　17亩地皮，四部法国石磨，三道麦筛，两道粉筛，这便是他们面粉厂的所有家当。虽然设备简陋，规模不大，产量也不高，以致有的学者认为它还不能称做近代企业，而只是一家“机器磨坊”，但它毕竟是我国早期由民族资本经营的小型机器面粉厂之一，是无锡历史上继杨艺芳、杨藕芳兄弟在1895年创办的业勤纱厂以后的第二家近代企业。而且，作为荣氏兄弟创办实业的第一步，它确实是荣家企业百丈高楼的奠基石。
　　保兴面粉厂投产后，由于封建势力的诋毁中伤，导致面粉销路不畅，获利甚微，朱仲甫失去了信心，便于1903年抽股重回广东官场。此时荣氏兄弟拥有的股份增至2.4万元，成为最大的股东。为了表示一个新的开端，他们将保兴更名为“茂新”，由荣德生任经理，荣宗敬在上海任批发经理。荣德生切实地把好从选麦开始的每一个环节，不断扩大生产，重用善于营销的王禹卿，从而使他们生产的面粉销路大畅，还创出了“兵船”名牌。
　　在茂新面粉厂日益发展的同时，荣氏兄弟根据“发展实业，应从吃着两门入手”的指导思想，于1905年8月又集资创建了振新纱厂。开工初期，因经营管理不善，亏蚀巨大。后来荣宗敬亲任董事长，荣德生亲担经理，兄弟二人齐心协力，振新纱厂才一改经营落后的局面，扭亏为盈。到1910年时，振新纱厂生产的棉纱在市场上已能与日纱“蓝鱼牌”相匹敌。
　　此时的荣德生兄弟算是成功地从金融转向实业，再从面粉业发展到纺织业，在实业界站稳了脚跟，在创业的道路上迈出了很好的第一步。随后，他们又抓住辛亥革命及一战中民族工业发展环境相对宽松的有利条件，采用设立新厂、租办和收买旧厂等办法，接连扩大生展规模。
　　面粉业方面，他们在无锡新建了茂新二、三厂，在济南开设茂新四厂，在上海创办福新一、二、三、四、六、七、八厂，在武汉开设福新五厂。这12家面粉厂生厂的面粉约占全国面粉生产能力的23.4%。
　　纺织业方面，添机至3万锭。他们提议在上海、南京、郑州增设三家新厂，却遭到一部分股东的强烈反对。因为振新部分股东只想分红，不愿将赢利用来扩大再生产。荣氏兄弟只得毅然退出振新，去上海新办申新纱厂。他们买下恒昌源旧纱厂改名为申新二纱厂，在无锡筹建申新三纱厂，在武汉创建申新四纱厂。至1922年，这四家申新纺织厂成为当时我国棉纺织行业的巨头。
　　从1914年至1922年，荣家产业发展迅速，这种高速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非常罕见。
　　1932至1933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列强纷纷向中国倾销剩余产品，其中棉布占到进口货物的将近一半；“九?一八”事变后，日商又相继操纵我东北、华北市场，荣氏集团的棉纱纺织业遭到巨大的损失。“一?二八”事件之后，申新各厂曾一度停工。
　　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中国的民族危机交织在一起，我国的民族工业遭受到很大的打击。加上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倍增，人民购买力骤降，国内市场不断萎缩，荣氏企业连年亏损，债台高筑，产生了创业以来最严重的经营危机。到1934年6月底，申新的全部资产是6800万元，负债6300万元，光利息支出就超过500万元，后来连利息也付不起，银行不再放款，申新一至九厂都全部抵押出去了。
　　面对危机，荣氏兄弟一面呼吁政府给予支持，一面求助外国银行继续发放贷款，结果不但都未如愿，反而引祸上门。国民政府实业部和陈公博、宋子文等人企图趁火打劫，扬言要把申新收归国有，一举吞并申新；英商汇丰银行和不法日商相勾结，公开以低价拍卖申新七厂。在这种局面下，荣氏兄弟拼死抵抗，上海和全国各地实业界同行和社会公正舆论也声援荣氏，申新广大职工更是奋起反抗，全力支持，这样才使国民党政府和帝国主义的阴谋没有得逞，申新勉强维持了下来。但是，到1935年4月，申新各厂的负债总额超过了全部资产的总额，出现资不抵债的局面，荣氏兄弟日日忧愁，千方百计要让荣氏企业恢复元气。
　　幸运的转机在1936年出现了，申新各厂年终赢利高达308万元，这使得荣家两兄弟精神大振。但是没有料到，刚准备还清债务图谋大发展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了。
　　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大力抗击日军，但日军有备而来，狂轰滥炸，野心勃勃，荣氏企业所在的济南、上海、无锡、武汉等城市很快便相继沦陷。厂房设备绝大部分都遭到日寇破坏、抢劫和强占，损失惨重。其中上海申新八厂和无锡茂新一厂全部被毁；申新三厂库存的棉花、棉纱、棉布、煤，连同部分厂房和机器设备，有的被日军抢走，有的被浇上柴油，放上硫磺、炸药，纵火焚烧或炸毁；茂新二厂库存的小麦、面粉、麸皮，也被洗劫一空，直接经济损失按战前币值计算为5281万元。
　　尽管损失惨重，沦陷区的一部分设备仍在内迁的途中，但是抗战一开始，荣氏兄弟就投入了抗日救国的伟大洪流之中。他们在一个多月内，先后捐助国民军面粉5万包和其他许多慰劳品；还把申新三厂装运棉花的船只交给荣永记轮船公司到上海接运难民回无锡，费用全部由荣氏兄弟负担；公益铁工厂奉政府之命，停止生产纺织、面粉机器，专门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军需品，支援前线；还把济南茂四积存的几万包面粉和数千包小麦，用记账方式转交给第三集团军充作军粮。
　　1937年11月，荣德生避居武汉，全力支持他的女婿李国伟加紧生产。他们将申四、福五的生产设备通过水陆两路，运往四川、陕西。根据荣德生“报效国家社会，在荒僻创建事业”的指示，李国伟等人经过多次实地勘察，先后在重庆、成都、宝鸡、天水等地建立新厂，规模虽然不大，但开工很足，获利丰厚，为支援抗战和发展内地工业做出了贡献，也为荣氏企业清偿战前债务、恢复战后重建积累了资金。
　　1942年5月，汪伪政府进行“币制改革”，荣德生抓住这个新旧货币交替、黄金价格暴涨的机会，利用抗战以来企业的赢利，一举还清了战前积欠的几千万元债务。好不容易喘口气，这时候，日本人又找上门来。
　　日军曾提出要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二厂“合作经营”，或者签订租约租用这两家工厂，荣德生都严词拒绝。日商丰田纱厂企图强行收买上海申新一厂和八厂产权，荣德生也不答应。汪伪政府的“外交部长”大汉奸褚民谊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专门在国际饭店设宴招待荣德生，企图迫使他做出让步。
　　面对日伪势力多次威逼利诱，荣德生说：“我是中国人，决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他还正告大汉奸褚民谊：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荣德生眼看着日军把企业搬空、摧毁，也丝毫没有屈服之意，铁骨铮铮，为整个家族作出榜样。结果，没有一个荣氏子侄或亲属向日伪屈服，也没有一家荣氏企业愿同日商“合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荣德生满怀喜悦的心情，立即投入到旧企业的修复和新事业的创建中。他曾真诚地希望政府能向日本索取赔款，以补偿荣家企业在战争中遭受的重大损失；并希望得到政府的扶持和借款，以便有足够的资金致力于企业的恢复和发展。
　　然而，残酷的现实把荣德生的理想化为泡影。蒋介石政府一意孤行，坚持独裁、卖国、内战三位一体的反动政策，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更是巧取豪夺，变本加厉地压制民族工业。荣家企业既没有得到日本的赔偿，也没有得到政府的借款，还在收回被日伪强占和搬走的设备时，多次遭到接收大员的无理刁难和公开勒索。
　　抗战胜利后的几年里，荣德生除了在无锡创办了天元毛麻棉纺织厂、开源机器厂等几个规模较大的新企业，修复了申新三厂，重建了茂新一厂外，原有的纺织、面粉企业几乎都没有得到新的发展。还有些毁于战争的老厂，如上海的申新八厂，始终没有恢复。战后荣家企业的规模和产量都没有达到战前的最高水平，而且逐年缩减。
　　在企业不断遭到惨重损失的同时，更令荣德生悲痛的是，自己和家人接连发生意外。荣氏家族的成员接连遭到劫难。1937年底，荣宗敬为了维持企业生产，曾参与以工商界人士为主体的上海市民协会的活动，不料这个组织的幕后操纵者是日本侵略军。真相被揭露后，他毅然脱离关系，为了躲难，只好于1938年1月4日秘密离开上海。年老不堪周折，2月10日，这位荣家企业的创始人在悲愤抑郁中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终年66岁。1939年7月20日，荣德生的长子荣伟仁因患鼻咽癌在上海去世，年仅34岁。1940年，次子荣尔仁被匪徒绑架，在魔窟关了58天。1942年，三儿子荣一心又被日本宪兵队扣押。
　　而荣德生自己被绑架一事，鉴于事发过程中的危险、无奈，和事发后的迷团百出，更令他深切体会到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性。否则，纵有再多资产，也有一朝尽失的可能，纵使再有雄心抱负，也有难寻施展天地的时候。
　　绑架案发生在1946年4月25日，荣德生已值71岁高龄，在上海的家中吃过早饭又休息了片刻后，大约10点钟，他和三儿子荣一心、女婿唐熊源一起乘福特轿车去江西路的总公司办公。轿车刚驶到高思路转角处时，突然从马路斜处解角落里蹿出三个身穿军装的人，双手一横，拦在汽车前面。司机猛一惊乍刹住车，那三个已挥舞着手枪向车里的人吼道：“下来，赶快下来！”荣德生和儿子、女婿都愣在原地。坐在司机旁边的保镖把头伸出车窗，略微壮胆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为首的一个军官取出一张红色逮捕证，在他们所有人面前晃了一晃，荣一心眼利，看到那张纸上面盖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还有淞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的签字，不禁目瞪口呆。保镖顿时吓得失了神色，面对不法匪徒还好，面对军府人员，他们就不知该怎么办了。军人们见势，乘机将荣一心和唐熊源拉下车来。其中一个军官大声宣布：“荣德生是经济汉奸，请他到局里去一趟！”另外两个人不由分说，硬把荣德生拉下福特轿车，强行将他架上了早就停在旁边的小汽车。三个军人紧跟着钻进了汽车，引擎立即发动，风驰一样开去，整个过程还不到3分钟。
　　荣一心这时才醒悟过来，猜到是遭到了匪徒的绑票，不禁失声大哭。事出突然，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细心的唐熊源一边劝慰荣一心，一面告诉他，看那汽车的牌照，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二人当即乘车赶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询问逮捕之事，哪知淞沪警备司令部却矢口否认有逮捕荣德生的事。荣一心和唐熊源只以为绑匪神通广大，设法盗得警备司令部大印，蒙混过关，顿时捶胸顿足，懊悔不已。
　　而此刻，坐在军人车里的荣德生，正坐在车里不明所以，思忖着近日发生的事情。他从车窗中望出去，看见汽车转了几个弯后，沿着中山路直直向上海西郊驶去，马上意识到这并不是去警察局的方向。荣德生年纪虽老，但头脑仍十分清醒，他心中很快掠过一个念头：绑票！他不禁想起当年他儿子荣尔仁被绑票的事情，也是在上班途中被人劫持的。而且，最近上海一再发生绑票案，被绑者都是有名的大富翁，像号称“钻石大王”的嘉定银行总经理范回春、号称“五金大王”的唐宝昌等。广东巨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也先后遭歹徒绑架，被勒索去巨额赎款……吓得富商大贾们终日惶惶，胆战心惊。荣德生一向做事谨慎，认为自己平时乐善好施、待人宽厚，没有什么仇人，所以才不太有防范，谁知道灾祸现在竟落到了自己头上。事到如今，只好省下气力，再伺机而动。
　　开了很久之后，汽车转入了一条小路，又开了有好几里路。车开到一处小河浜时，那里停着一只小船，显然是匪徒预先安排好的。那几个人把荣德生拉下汽车并塞进窄窄的船舱里，不许他活动也不给他吃喝。荣德生只能蜷缩在船舱中。直到第二天晚上8时左右，才有两名绑匪将小船摇到距荣德生的申新一厂前约有半里路的小河边靠了岸，把荣德生架出小船。上岸走了一段之后，又乘上一辆小汽车，开了大概15分钟，才停下。
　　两个匪徒让荣德生下了汽车，又改乘三轮车，几翻周折，最后来到一扇石库门前。荣德生被推进门去，借着烛光被推上一折三拐的楼梯，最后被关进一个四面无窗、漆黑一团的小屋里。
　　整整受了两天惊吓的荣德生，此时疲倦不已，他在黑暗中摸索，摸到一张床刚想坐上去休息一下，却碰在了一个人身上。荣德生吓出一身冷汗，哑声叫道：“你是什么人？”那人从床上坐了起来，哈哈大笑说：“我是专门被派来看守你这个财神爷的。”荣德生听着那阴阳怪气的声音，不寒而栗。
　　第二天，匪徒开始给他水喝，给他饭吃，这使荣德生有些安心：看来，匪徒并不打算要他的性命，只是求财。
　　荣德生被绑架的消息像台风一样，迅速刮遍了整个上海滩。蒋介石得知后极为震怒，觉得上海已经“光复”半年多，接二连三发生绑架案，对政府的威信造成极大损失，就严令上海当局限期侦破案件。然而上海警察局和淤沪警备司令部对破案却一筹莫展。
　　荣家为了营救荣德生紧张奔走着。荣尔仁和荣一心全力以赴。但是，他们既不知道绑匪的来历，又不知道荣德生的下落，唯一的线索，就是荣一心亲眼看到的那张逮捕证，那颗“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和毛森的签字。可是这些都是惹不起的角色，人家矢口否认，他们也不敢再继续追究。荣家人只得在担惊受怕中急切地等待着匪徒来主动联系。
　　27日荣德生吃过早饭后，有两个男人走进了关押他的黑屋子。其中一个胖子有40多岁，满脸横肉，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自称是“司令官”。另一个是个瘦子，30来岁，笑嘻嘻的，自称是“参谋长”。“司令官”守住门口，“参谋长”挨到荣德生身边坐下，皮笑肉不笑地说：“您老不用怕，我们请您来，只是想交个朋友！”
　　荣德生明白，绑匪要的是钱，不破财是不可能的了。他小心翼翼地开始摸绑匪的“价码”，说：“办实业也不容易，经常拆东墙补西墙，靠借债过日子。不过，长官和弟兄们看得起我，我荣德生不会不谢大家的。”
　　参谋长又笑道：“您老可真会哭穷。满上海滩谁不知道您的家底？弟兄们要求也不高，100万美元，您老一个喷嚏就打出来了！”100万美元是个大数目，荣德生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实在没有这个力量。”一直没有开口的胖司令这时说话了：“你跟他罗嗦什么！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拿钱咱就‘撕票’！”荣德生听得心惊肉跳。那参谋长仍然笑嘻嘻的，说希望荣德生能识时务，早拿主意。总之，钱是一定要的，而且要得不少。
　　一连几天，荣德生都被关在那黑屋子里，除了有人送饭送水外，再没有人过问他。这使得荣德生的心情越来越紧张。他甚至在想，无论绑匪再提什么条件，他也一定要答应下来……
　　直到荣德生被绑架的第7天，申新九厂的经理吴昆生突然接到绑匪打来的电话。因为吴昆生在日伪时期也曾被绑架过，到现在还后怕，他不敢和绑匪谈话，就让一个叫陈品三的人代接。陈品三战战兢兢地拿起话筒，对方问清了他的姓名，就指定他为今后的接洽人，不准再另换他人。从这天起，绑匪先后打了10多次电话给陈品三，索要100万美元的赎金。
　　荣家兄弟看破案希望渺茫，不再寄希望于警方能够破案，只得自己设法营救。他们聚在一起商量，最后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荣氏事业的开创人。可是，100万美元不是个小数目，一时间他们真的是凑不出来。
　　为了防止警方窃听电话，绑匪后来又改为用信件来联系赎票事宜。5月13日，绑匪逼荣德生写下亲笔信，然后将信放在亚尔培路样生饭店下层厕所里的洗脸盆下面，打电话叫陈品三去取。陈品三取到信马上交给吴昆生，吴昆生不敢怠慢，当即又送到荣尔仁手中。信上写道：“司令”已同意将赎款减少到80万美元，要儿子们尽快准备好，切实答复绑匪。
　　荣尔仁等既担心父亲的安危，又心疼80万美元，而且短期内确实筹不足，就继续和绑匪讨价还价。绑匪惟恐时间拖延过久会走漏风声，于是又在5月15日从邮局寄出一封恐吓信，信由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转交给荣尔仁。信中威胁说要将荣德生“判处死刑”，同时还附有荣德生的亲笔信，说明绑匪已同意将赎金降到50万美元，并决定由各厂分担，将各厂分担的数目也确定下来，要荣尔仁等去落实。
　　宋尔仁看见父亲的亲笔信，相信父亲还是安全的，便接受了绑匪的条件，按照绑匪的意思，他派了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作荣家代表，去与匪徒谈判付款方式、地点、时间等“技术性问题”。匪徒方面的代表是吴志刚。荒谬的是，吴志刚的公开身份竟是华大企业公司的总经理，而且实际上还担任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副处长。詹荣培之所以被绑匪指定为荣家代表，荣家只以为他与绑匪方面的人相识，却没料到詹荣培早已同绑匪勾结，做了绑匪的内线。所以谈判的结果当然完全是按绑匪的意思，不但50万美元赎金分文不能少，而且荣家提出的一部分以黄金支付的要求也被拒绝。荣家救人心切，没有办法，只得在市场上高价收购美元，好不容易才凑足50万美元。
　　钱凑齐了，但交款的时间、地点还得等绑匪的通知。眼看着绑匪规定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荣尔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荣家人终日愁云惨雾。
　　这时，在外面打探消息的几个人跑回来报告说，绑匪在南京大戏院、静安寺等热闹地点公然贴出了红色招贴广告，广告后面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5月25日下午，长乐路1210号附近，携款赎回肉票”。荣尔仁和荣一心看了，心中都大为疑惑。因为，这个地点正是淞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住处的隔壁！绑匪竟敢在这种地方进行交接，莫非真是警匪一家了？可是疑惑归疑惑，事情也不敢耽误。荣尔仁兄弟怕有再多荣家的人被绑架，再三考虑之后，决定请申新二厂的协助经理顾鼎吉带着赎金款前往指定地点。顾鼎吉思索再三，最后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当天下午，顾鼎吉亲自用汽车把巨款送到指定地点，却不见有人来接款。周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动静，汽车只好慢慢在这一带兜着圈子。没想到绑匪没来，警察却来了，他们拦住了顾鼎吉的汽车，搜出他所携带的巨款，当即把顾鼎吉带回警备司令部审问。
　　警官们动手就打，打伤了顾鼎吉的眼睛，还威胁说要送他坐老虎凳。顾鼎吉只得说出了交款赎人的真相。警官大怒，指责荣家不能和绑匪私下作交易，还说要按规定没收这笔钱。顾鼎吉只得苦苦哀求。后来警官才改变了态度，同意把巨款发还给荣尔仁。
　　这时绑匪又来了通知，说赎款不必再送，由他们到詹荣培处直接领取。果然，当天下午，一辆标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连喇叭都不按一下，直接驶到厂长办公室门前停住，车里只有一个司机。会计帮司机把两只皮箱装上汽车，司机说了声“谢谢”后，就不慌不忙地把车开走了。
　　绑匪顺利拿到50万美元，高兴之余，就决定释放荣德生。28日晚10时左右，一辆三轮车将荣德生送到了他的女婿唐熊源家。唐熊源立即打电话通知家人好友，众人纷纷赶来相见，欢喜万分。荣德生老泪纵横，哀叹不已！
　　荣德生虽然脱离了虎口，但这桩绑票案仍然被人们议论纷纷。因为在案发过程中留下了太多警匪勾结的痕迹：绑匪怎么会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为什么绑匪能使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来绑架人和领取赎款？据查该汽车是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王公遐的，司机是来连生。不管怎样，司机来连生都直接参加了绑票、移票和释票活动，警方却为什么不加以追究？还有，绑匪怎么会选中警备司令部的吴志刚来作他们的谈判代表？这一系列的疑点，使得淞沪警备司令部受到很大的舆论压力，成为众矢之的。
　　人言可畏，外界正沸沸扬扬之际，淞沪警备司令部不得不认真侦破这一案件。松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立即将二处处长毛森从无锡调到上海，主持此事。但同时，他又对警备司令部和上海警察局采取保密措施，禁止侦破消息外泄。
　　到8月4日，警方终于公布了荣德生绑架案的真相，承认参加这起绑架案的有中美合作所，和毛森的部下组长，劫人和领取赎款的那辆汽车确实是从淞沪警备司令部借来的，匪徒方面的谈判代表吴志刚也是案中的重要人物。
　　但是根据了解内情的人所说，下令逮捕荣德生的，正是负责破案的毛森自己！而且从案情的处理上看，警方确实没有把这个大案弄个水落石出的决心和诚意，只是捉住了底下的几个小喽罗，不能让人信服。看来他们或许只是为了缓和一下舆论压力，才开了杀戒。破案过程中他们先后逮捕了15人，杀了8人。民间有着生动的流传，说这是：“藏起了一窝老虎，打死了几只苍蝇！”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破案之后，荣家之前送出的50万美元赎金，警备司令部只发还了13万美元给荣家，发还时警方又是拍照又是登报，大肆渲染道：“全国震惊之棉纱兼面粉大王荣德生绑票案，昨日始告全部结束，赃款已为荣家领去……”可实际上大部分赎款都被当局扣留了。其中有5万美元由蒋介石奖赏给了破案的毛森。犯案参与者吴志刚之前用分得的赎款所买的两部汽车，也被官方留下使用。而且，在此之前，荣家还分别送给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警察局各4万美元，作为对警方人员破案出力的酬谢。
　　其实在警方发还十几万美元赎款给荣家的第二天，警备司令部就派人到申新总公司公然索要所谓“破案赏金”，一而再再而三，直到把发还荣家的那十几万美元都要走了为止。荣家无可奈何，只得又高价收购了十几万美元，作为“酬金”给了他们。各地官员见荣德生这位大财主向上海当局“慷慨解囊”，分外眼红，纷纷趁火打劫，要荣德生将领回的所谓“巨款”捐献出来。仅上海一地，要求荣德生捐款的机关团体就达50多家。此外，还有一些个人，也一再纠缠，要“借”钱，弄得荣德生苦不堪言。能推脱的他只好婉言推脱，但对于“党国要人”，不便得罪的，也只好忍痛解囊。
　　风波既是冲着钱财来的，钱财散尽了，风波也就平息了。荣家确实在这张绑架案中损失惨重。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场绑架案中，警匪到底是不是一家呢？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荣家人估计心中有数，但在那样的乱世中，政府、警备处都不成体统，向他们索要公道就好比缘木求鱼。荣家人大概也是明白了这一点，才忍气吞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汤恩伯对警备司令处采取保密措施，历来史料上也未确切提及，今天，我们就只能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来做大胆猜测了。
　　先说松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是浙江省江山县人，和军统头目戴笠是同乡，是戴笠的得意门生，又和保密局头目毛人凤是同乡同宗，还有汤恩伯做后台。抗日战争时期，军统派先是他到上海活动，他被日本宪兵队抓获后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被戴笠、毛人凤庇护下来，戴笠还派他任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处长。
　　再看荣德生脱险回来以后，毛森又气又急，督促部下加紧破案。毛森估计，绑匪肯定不是一般的绑匪，一者绑匪没有司令部的印章这个“红色硬卡”，二者一般的绑匪没有能力动用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色轿车。这样一来，毛森便指示手下，首先着手侦查他手下在上海行动的人员。果然，原来绑架荣德生时打扮成军人模样、出示“红色硬卡”的人确实曾经是毛森的部下。毛森一听，又气又喜。气的是，作案的就是他的部下，全是党国的行动人员；喜的是荣德生绑架案终于有了线索，这线索是他毛森查得的，蒋介石肯定会对他另眼相看，这就能给自己的份量增加筹码。
　　经过严刑审问，知道匪首可能潜逃到了杭州。毛森便速令三个侦探立即去杭州追捕匪首。后来，绑架荣德生的匪徒8人无一漏网。案破后追回了荣德生先生的所有赎款，8名作案匪徒全部被枪决。
　　这样看来，绑架荣德生的是毛森的部下，毛森又把他们辑拿归案。再看看这起绑架案得益最大的人，是毛森！侦破案件后的功推第一，蒋介石亲自召见他，又是嘉奖，又是提升。毛森从此一路青云直上。
　　从这里，明眼人大致可以窥探到荣德生绑架案的一斑。不妨做这样的假设：毛森指使部下绑架荣德生，索要钱财，然后再指使别的部下侦破案件，拿来赎款。这样，赎款可以变相地以酬金的方式纳入口袋，破案的声名也当仁不让，一举两得。
　　或者也可以再往深层去推敲，毛森代表的是第三方面军势力，第三方面军的幕后，便是庞大的国民政府集团。荣氏家族出身寒微，且做的是实业，脚踏实地，根深蒂固，与国民政府庇护下的的官僚资本企业集团的运营模式相去甚远。面对荣氏企业这样资力雄厚的财团，国民政府应该是会有所行动的。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在被绑架的这场磨难中，荣德生不仅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身心健康也遭到严重摧残。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一个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1948年9月4日，上海市警察局根据蒋经国的旨意，以涉嫌私套港汇为由，将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逮捕，关押77天，经特别刑事法庭审判，处以六个月徒刑，缓刑三年，荣家先后被勒索去棉纱、布、面粉、栈单、黄金、美钞，总价值折合5000件棉纱。1949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又以所谓“军粉霉烂案”的莫须有罪名，对荣毅仁控告起诉，原定于5月25日开庭审理，由于上海迅速解放，才避免了更大的厄运，但已被敲诈去黄金10条、美金5000元。
　　至此，荣德生终于认识到国民党当局“视民力若牛马，待民意如敝履，剥尽民脂民膏，终至自弃于民”；这个政府“比之日本，不相伯仲”。这也是后来上海解放后，荣德生不愿迁台的原因吧。
　　因为国民政府倒台前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渐趋瘫痪。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荣德生父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感。这件事的直接结果是，荣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荣毅仁“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此后，荣氏企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不断调整政策，发展壮大。
　　纵观荣氏兄弟一生作为，确实具有很大的社会功绩。因荣宗敬逝世得早，荣德生的功绩更大，大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实业，文教和城建。实业上不必说了，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称号足以证明。荣德生曾在上海无锡两地先后创办了多所大学、普通中学、职业学校、小学、机工养成班；创办全国第一个有书目的乡村图书馆大公图书馆；编印、散发了《人道须知》等公民教育教材，竭力倡导、推行公民教育；造桥100多座；筑成道路八十余里……
　　1952年7月荣德生逝世，终年78岁。他的一生建树如此之多，却只着布衣布鞋，粗茶淡饭，从不奢华。
　　荣德生于1934年建造的宝界桥如今已不能适应交通发展的需要。1994年10月，荣德生的孙子，中信集团的掌门人荣智健与无锡市政府商量，保留旧桥，由他出资3000万元港币在边上再另建一座宝界桥。五里湖上架起的这宝界双虹，象征着中国民族工业首户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也象征着东方文明古国建设公民社会的美好未来。这也算是荣氏兄弟留给我们的纪念吧。

第十三章 王国维：沉湖弃世解尘埃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消息传出，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之时，更竞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几十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于是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王国维主编的中国第一份教育杂志，即所谓《教育世界》，几乎成了他一个人的刊物：大量的文章都出于他一个人之手，以至常常不得不隐去作者本人的姓名。借助于这一杂志，他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第一个在中国较系统地介绍德国哲学，尤其是叔本华、尼采和康德的哲学；他的《红楼梦评论》，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开山之作；后来，他的主要精力就慢慢转到国学上去了，最终成为一代国学大师，刘梦溪称他为“中国现代学术奠基人”，郭沫若称其是“新史学的开山”，以至鲁迅也赞扬道：“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可是，他怎么能在《三十自序》中，把自己以后的进步“圈定”在十年、二十年呢？莫不是冥冥之中就有某种预感了？
　　人间地狱真无间，
　　死后泥洹枉自豪。
　　终古众生无度日，
　　世尊只合老尘嚣。
　　这样的人生感悟，才真是绝望到极点了。即使在七十年后的今天，当人们伫立在万寿山巅，鸟瞰山下一片冰封的昆明湖时，似乎还可以直接触摸到王国维当年那一片冰封的心灵。
　　人死万事休。他是顾不得后人评说了。
　　要说王国维，需从江南风景胜地钱塘江谈起。
　　钱塘江秀丽壮美，是浙江一笔天然财富。而浙江又素有山水灵秀之地，人文荟萃，素有文物之邦的美称。又所谓“江浙出才子”。不用说光绍兴一处，一下子就冒出三周：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而钱塘江边的海宁，则出了一位学术风云人物——“中国现代学术奠基人”（刘梦溪）王国维。
　　王国维的诞生地位于浙江省海宁州（今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王氏旧宅。虽然王国维后来的学术建树大有王者风度，但他落入红尘的这一王氏旧宅，却并不是一座王宫。这是一个中产人家。1877年12月3日，旧历十月二十九日王国维来到“人间”，此时一年一度最为壮观的钱塘江大潮，此时已过去两个多月了：大潮是在每年八月十八日（旧历）。涨潮的时候，海水逆行西上，退潮时则顺流东下，趋赴大海。挑选这样的日子来到人间，即使是用日后王国维极力推崇的德国哲人叔本华的“自由意志”说能给予一点解释吗？虽然天才出生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不会就是一首诗，但是一个人，即便是一个极平凡极平凡的人，他的出生却不能不与环境有着各种各样的微妙关系，而环境的一种，就是大自然。
　　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的“独上高楼”那种治学意境，他自己是一介寒儒知识分子不寻常的典型，是富于传奇色彩的文化人，他的一生无疑也是一场漫长艰苦的攀登，充满着坚信却又坎坷。之后留给我们的是许多发人深省的谜团。
　　王国维幼年时代的第一大不幸，便是亲生母亲的病逝，当时王国维只有4岁。
　　不过，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后来娶了叶砚耕之女，叫叶孺人。王国维对这位叶姓继母，比较敬畏。据陈守谦回忆：王国维十五六岁时，跟少年朋友们有聚会，到吃午饭的时候必定要离去，留他吃饭是留不住的，因为后母在家里等着，午饭要全家人一起吃，所以王国维不能不回家，以讨得后母的喜欢。
　　早年丧母对王国维的影响有哪些呢？也许我们可以从王国维自己的记述里面找到线索。王国维后来说，古今的诗人，幼年有很多是胆小的，而想象的能力，确实是从这里得来的。王国维小时候比较“畏葸”，胆子小。不过这胆小倒不是全部来自幼年丧母。因为人们很可以假定：王国维若是幼年不丧母，而是深得慈母长期精心照料，有可能变得更为懦弱胆小。
　　王国维在母亲去世后，靠祖姑母范氏、以及叔祖母提携抚养。他还有一个姐姐，叫王蕴玉，比他大5岁，也这样跟着祖姑母、叔祖母过活。
　　王国维7岁，到附近读私塾，启蒙老师是潘缓昌（紫贵），受的是传统启蒙教育。内容大抵有“帖试”或“帖括”之类的科举文字、八股文章，特别空洞死板。家有藏书五六箧，除了他不喜欢的《十三经注疏》，每日从私塾回来，他都要翻阅这些杂书。从王国维后来的教育观点看，他显然不喜欢这种读死书的做法，以至听说光绪帝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时，高兴得了不得。
　　次年，恰逢全家搬往城内西南周家兜新屋。对十多岁的孩子来说，搬新屋不是一件小事情，何况这一搬就搬到西邻城脚、北临小河、南隔城墙、可与钱塘江相望的好去处呢！这是一所二进庭院，坐北朝南，在正房楼上可以望见钱塘江汹涌奔腾。王国维在江边，一住就是12年，直到22岁，亲见钱塘江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于是有“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之叹。后来，海宁市政府将此处王国维故居修缮一新，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布置了“王国维学术成就陈列室”，以示纪念。王国维身在江边时，大概没料到百年之后，人间世会换成这样吧。
　　之后比较重要的事件就是光绪帝亲政。这件事看上去跟王国维并无直接影响，但第二年，也即1888年康有为就上呈《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等变法主张。这样就影响到王乃誉。王乃誉喜谈经世之学，大概就从这时候开始。父亲的性格是很爽快的，逢人就讲新学，吹“新政”，直谈到别人捂着耳朵躲开，由于别人渐渐躲着父亲，父亲只好在家里跟小字辈谈。这对王国维触动很大。
　　王国维十几岁的时候学作诗文，并喜金石书画。并已经开始以文会友，跟同县的少年名士们相互切磋，颇有才子派头，他被列为“海宁四才子”。
　　后来，王国维与大家“同舟赴府试”，结果没有考取。于是重新振作，参加岁试，入了州学。
　　而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清军惨败，全国震动，这对王国维来说，这也是一个转折。个人生途困迫，国家战事惨败，掌管国政的西太后却要庆祝她的60大寿了，她的寿礼就在颐和园。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海军全军覆没，慈禧却在那里建园庆寿，而建园经费有人以为是李鸿章挪用海军经费而来，对此王国维未置一辞，而1895年，清政府便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把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并赔偿白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赔款的三分之一。真是大国风度，颐养天和了。这些对王国维影响极大。
　　而在王国维困苦潦倒的同时，北京城里，康有为正在闹他的公车上书，提出变法主张，但没成功。于是回到广州讲学，学生中有一位就是梁启超。康有为名声为之一振，听讲的日益增多，两年后达到百多人。之后年他又进京应试，适逢《马关条约》签订在即，康有为马上请梁启超联合广东籍的举人上书反对签约，一时间轰动全国。此时王国维正是七尺男儿，热血青年，追慕新学，极为迫切。但迫于穷困，想游学而不得，却有家事缠身。
　　此时，他跟莫氏成婚了。莫氏出生在商人家庭，是同县春富庵镇莫寅生的孙女。
　　1898年2月间，王国维代理《时务报》书记工作。这时候的他渴念新学、心系外界，尤其对于《时务报》更是心向往之。恰好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于是马上动身去上海。父亲也一同前往；但把妻室留在家乡了。
　　这是王国维一生事业的开始。
　　进《时务报》馆，开头是担任书记之职，薪金虽然不多，但是兴趣颇高，尽心尽责。
　　他在致许默斋的信中说：“阁下（在时务报馆的薪水）确系每月20圆，弟则每月12圆。弟当时唯唯。惟念阁下与弟所办之事固属不殊，况弟系为阁下代庖，原与一人无异，何以前后多寡悬殊若此，即使弟办事或有不妥，亦应函告足下，申明当酌减之处，弟亦可以自定去留，未有追减前月薪水者。”可见王国维对这薄薪是不满意的。
　　不久，王国维想到翻译中西文报馆去，因为进入《时务报》馆后，欧云樵劝他一起去翻译中西文报馆。因为那是各路高才荟萃之所，几个月后就可能长进很大，可以再另外找个好地方。这事跟父亲商量后，父亲不同意，劝他初来乍到，以慎重为妥。不过，从这事倒可以看出王国维的不死板，思想相当活跃。
　　这时候，罗振玉创办的农学社，正缺翻译人才，于是与《时务报》诸同人共同创立了东文学社。东文学社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日语专科学校，兼教英语，以培养翻译西方农学书刊的译才。这样，王国维又来了一个机会，去东文学社学外语。不过，东文学社的学习并不轻松，制度也颇严格。王国维一边在《时务报》工作，一边在东文学社读书，半工半读，非常紧张。
　　在报馆，王国维任书记，又兼校对，还要代汪氏兄弟写信、作文、翻译，报酬却很少。学习上只有在东文学社的三个钟头，没有空来进一步钻研学问。这使王国维进退两难，抑郁不乐，考试也不及格。不久就因工作与学习的矛盾激化，与馆方发生了龃龉。
　　王国维被弄得身心交瘁。随后，他又得了一个长女。但是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照看自己的长女。之后他又因为积劳成疾，得了脚气病而回家疗养。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长女夭折了，离他而去。他只做了两个多月的父亲，又加上脚气病，祸不单行。
　　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病愈离家去上海。到上海后，《时务报》已关闭了。罗振玉请王国维到东文学社任庶务，让他随班学习，并免去学费。在此之前，罗振玉因看到王国维书题的咏史绝句：“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惊异非常，予以特别照顾。
　　从此以后，王国维才有时间专心于学问。
　　这位话不多、藏锋芒而又很自负的王国维，现在运气不错。没多长时间，又得了一个位长子：王潜明。
　　1904年，王国维前往江苏师范学堂讲课。这时候，清政府成立了“学部”，也就是教育部。不久，罗振玉调任为学部参事，王国维也随同进了北京。这时的王国维已经30岁了，他似乎已将天涯路望尽，他深感疲惫，而又意犹未尽。而立之年，新生活在北京等着他。初来京城，王国维没摊上什么新鲜事做。由于辞去了江苏师范学堂的教职，他得以花大量精力主编《教育世界》，写文章发表，搞研究工作。
　　后来，蔡元培拟聘王国维为北大教授，王国维婉辞不就。日本大学也欲聘他为教授，他也谢绝了。不过，他却兼任外国人在上海办的金圣明智大学教授。
　　之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蔡元培兼任所长，聘请校外学者罗振玉、王国维为函授导师。北大送来薪水200圆，王国维退回聘金，并致函马衡辞谢。
　　随即，溥仪手令，王国维“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
　　1924年秋，清华学校拟创办研究院，聘海内名流任院长，胡适荐王国维去，校长曹云祥去敦请，王国维婉辞。
　　同年11月，溥仪被逐出宫，住进醇王府。王国维随行。
　　1925年2月，清华创办了国学研究院，胡适去请王国维任“研究教授”，被谢绝。胡适便又托溥仪代为劝驾，溥仪下了一道诏书，王国维这才答应去清华。
　　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带着曹云祥校长的聘书，到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王国维寓所，进了客厅，见到王国维，恭敬地三鞠躬，然后才说明来意。后来王国维对别人说：“原以为来者必是西服革履、握手对坐的少年，这样一看，不是那么一回事，才决定受聘”。
　　清华教授的薪金很高，教授月薪大洋300至400圆，有特殊贡献者可达500圆，王国维、梁启超当然是最高者，月薪皆为500圆。1925年4月17日，王国维全家迁居清华园西院。3月间他给儿子写信说：“京寓已决计迁移，已于清华校内租定房屋两所。一所七间月租25圆；另一所五间月租19圆。拟家眷住七间，书房及男仆住五间。两屋相离近百步许，然已无他屋可租，只得暂时勉住。”
　　王国维薪俸虽丰，但他家有子女8人，求学等费用就很可观，故生活仍不丰裕。
　　坎坷加流离，王国维一生的生活有太多这样的不幸了。屋漏偏逢连夜雨，王国维的大儿子患伤寒，在“中西两医并误”之后终告不治，病逝于上海，年仅27岁。王潜明是王国维的原配莫氏所生，莫氏病逝后，王潜明对继母潘氏不怎么好，他妻子罗振玉的女儿罗曼华与婆婆之间也有摩擦，王国维平日只顾读书写作，对家事很少留心，身居其间，调解乏术。罗振玉一向视女儿为掌上明珠，听说爱女在王家受了委屈，心中不快，他认为婆媳之所以不和，都是因为王国维偏袒潘氏造成的。对此指责，王国维隐忍缄默，未置一辩。待到丧事完毕，罗振玉恼怒未消，于是负气携女儿返回天津，给王家一个老大的难堪。事情闹到这步田地，王国维生气地说：“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王国维将一些钱寄至天津罗家，作为儿媳的生活用度，罗振玉不肯收，退回来，王国维再寄，并写信给罗振玉，罗振玉仍旧把钱退回来，太扫人面子，王国维气得不行，便从书房中清理出大叠信件，撕碎后付之一炬。长子早丧，儿媳大归，老友中绝，经此变故，王国维伤心之至。
　　王国维的灾星逼近了。这个灾星就是北伐军。1927年春夏之间，北伐军打到了河南、山东一带，北京的遗老遗少们感到惶恐，梁启超、王国维尤怕发生湖南那样摧残知识分子的事，因而忧心忡忡。清华园中也激起了反响，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不断谈及此事，惊呼共产党“真是无敌于天下”，“全成活地狱了”，他担心“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所以朋友们也多劝他早为避地之计，大概暑假以后就“不能再安居清华了”，“我大约必须亡命。”但他后来对蒋介石的残杀行为，也深表不满。王国维对这一切，也是忧心如焚。
　　春天，北伐军进驻上海；3月，进军徐州，冯玉祥兵出潼关；5月中旬，河南山东告急，北京大恐，谣言四起，说北伐军，共产党来了难逃一死，连学者叶德辉在长沙不是也被杀掉了吗？
　　王国维忧愤异常。5月30日，溥仪的侍臣金梁从天津跑来北京看望王国维，就是这种感觉。
　　王国维痛感时局急变，事情无法做下去了；又担心天津的溥仪小朝廷，他曾极力劝说左右侍从恳请皇上快快搬迁，以防不测，但那些人居然不代为转告，王国维激愤得几乎要哭出来。
　　金梁说了些安慰的话，说着说着忽然说到颐和园，王国维喟然长叹：“今日干净土，只有这一泓弯水了！”金梁回忆说，王国维这时已决心投湖自尽了。这离自杀仅三天。
　　其实更早一点可能已下了决心。死前十天，王国维拿出去年秋天定稿的《观堂集林》补编目录，对门人赵万里说：“这是我近年来精心写出来的，幸好现在定稿了。日后刊印补编的时候，都可以依次编入。你有空的时候，要为我次第作副录。”赵万里后来才想到，这也是打定了死的主意。
　　也就在6月1日这一天，清华研究院放暑假，师生们在工字厅开惜别会。姚名达记得当时情景，如在目前，心痛欲裂，不知此一惜别，竟成永诀也。姚名达说，餐前聚坐，众人谈笑不拘形迹。有向大家谈蒙古史料的，那就是王国维。共有四桌宴席，欢声沸腾。只是王先生那一桌，寂然无声，不知先生是有所感而不快乐吗？或者是这一席的同学们都不善辞令呢？但大家正畅谈别情，没顾得上这边冷清一角。宴席将尽时，梁任公先生忽然起立致辞，历称同学们成绩优秀，说是我院如果继续努力，则办成国学重镇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恭敬地听着，静安先生也点头，但不说话。
　　散席了，王国维像平时那样，跟大家告别，并没有特别之处。竟没想到他此时是死别诸生，而这个宴会竟好像是促先生之死的。姚名达念师心切，不知该怎么怪罪自己才好。别后不久，他和同学朱广福、冯国瑞同游朗润园，往回走时经过两院，朱君忽然问：“王老师家在哪里？我竟没看过一眼！”名达说：“何不去拜方一下？”到了王国维书房，空无一人，仆人打电话去南院陈先生家，原来正在陈家，于是等了一会儿，王国维就回来了。几个学生提了好多问题，非常虚心，先生是言简意赅，回答精辟。这样谈了一个小时，晚饭都摆上桌了，才起身告辞，王国维把学生们一直送到庭中，这是他一向的惯例。
　　到了晚上，又有谢国桢等人造访，问起阴阳五行说的起源，又论及某位日本人研究干支的得失。谈到时局的时候，王国维神色黯然，好像有避乱移居的想法。
　　其实在白天开宴会时，学生卫聚贤曾劝王国维到山西去避难，王国维说：“没有书，怎么办？”可见移居避难的想法一直有，但死志基本抱定了。
　　送走了谢国桢等人，王国维又回到书房批阅试卷。批完后，写好《遗书》，放在怀中，像平常一样安睡了。
　　这不是好兆头。这种安睡是大事将出的信号，但一般人怎么能有此预感？
　　有人就是这样：自杀多次未于是，都是因为亲友拦救；后来悄然自尽，谁都不知道。此前多次未成，易使人产生侥幸心理。
　　1927年6月2日，这是清华学校放完暑假后的第二天，王国维八点钟去公事室，九点钟向湖南籍助教侯厚培商借二元银洋，对方无零钱，借给他五元纸币。十点钟左右，他雇用校中一洋车，前往颐和园，购一张六角门票，于是走进园子。6月初的颐和园，正是一片生机，万绿丛中，湖波荡漾，垂柳飘拂，山花照影。湖边乔木挺秀，灌木丛生。又有小桥流水，蜿蜒于山峦之间，柔情可人。在东堤和南湖岛之间，十七孔桥尽情舒展，静静地躺在湖面上休息。万寿山上，亭廊楼阁依山而立，错落有致，而智慧海雄踞万寿山顶，似有醍醐倒灌之势。颐和园与清华园同在西郊，王国维常到这座前清帝后的花园里舒舒眼，散散心，看看风景，想想事情，他以颐和园为题材为背景写过多首诗词，可以说，他对颐和园有很深的依恋。只是今天很奇怪，他并不留意景物，而是径直前往佛香阁排云殿附近的鱼藻轩，兀坐在石舫前，点燃纸烟，于烟雾袅袅腾腾间，陷入沉思。
　　他在石船上坐了很久。
　　他吸烟，不停地吸。他大概想起：这船造建已125年了，乾隆建造此船，取的是唐代魏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典故，乾隆偏要造一条大石船，稳如磐石，让“水不能覆”，然而大清还是灭了。其实这船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便毁于战火了，现在这艘是1893年重建的。乾隆大概没想到，水不能覆，火能烧之，就是石头也能烧成粉末。而且从根本上说，怎么知道火不是水？石不是木？
　　王国维在大石船上吸烟，吸了很久。
　　王国维来到湖边长廊迈步，抬头便见冠山杰阁，层层而上，但是这种感受，就未必有了。现在是“年年柳色，昆明诀别”了。
　　排云殿下，紧临湖畔，有一鱼藻轩。
　　王国维来到这里。轩顶这四个字可能正中他此时的心意，天下只剩下这一弯湖水还算干净，恰如一面“盘镜”，可以证得我心之净。
　　十年前，张勋复辟，王国维说：“今日情势大变……结果恐不可言，北行诸公只有一死谢国，曲江之哀，猿鹤虫沙之痛，伤哉！”“末日必在今明，乘舆尚可无事，此次负责及受职诸公，如再觍颜南归，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张勋复辟失败后，向外界宣称“志在必死”，王国维赞叹道：“三百年来，乃得此人，庶足饰此历史，余人亦无从得消息，此等人均须为之表彰，否则天理人道俱绝矣。”1924年，冯玉祥逼宫，溥仪危在旦夕，南书房行走王国维与罗振玉、柯劭忞即有同沉神武门御河的打算，后因形势缓和，逊帝溥仪脱险出走天津，他们才放弃自杀计划，留下性命，以图日后报效。王国维心想，当时死了，倒是好了。眼下，冯玉祥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他又将挥师出潼关，直取京城，一旦与南方的北伐军会合，必定危及流寓天津张园的逊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君辱则臣死”，乃是古之遗训，今日惟有一死，别无选择。王国维早年精研德国哲学，当然还记得叔本华关于自杀的那段话：一般都会发现，只要生存的恐惧达到了一个地步，以致超过了死亡的恐惧，一个人就会结束他的生命。王国维忠于清室，忠于逊帝，自知复辟难成，大势已去，逊帝行将受辱，他的感情承受不住残酷现实的掊击，已经濒于绝望。他还有学问要研究，还有著作要撰写，还有弟子要栽培，还有妻儿要照顾，俗世的一切计虑，只能悉数抛开。他选择颐和园，不为别的，三天前他曾对好友金梁透过口风：“今日干净土，惟此一湾水耳！”
　　以前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历历在目，于是王国维扔下快要燃尽的烟蒂，踱到昆明湖边，他不再迟疑，纵身跃入水中。一位园工正在距离他十余步远的地方打扫路面，看见有人投湖，立刻奔过去施救，前后不到两分钟，由于王国维头部插入淤泥，口鼻堵塞，遭到窒息，仓促间于是气绝。再说同来的车夫，他一直在园外静等，迟至午后三点多，仍不见王国维出园，他前去门房打听，才知一位拖辫子的老先生投湖自尽了，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赶紧跑回清华学校报告噩耗。这时候天气闷热得很，阴云密布，雷声四起，像要下雨的样子。天公有忧，忧“人间”不幸。
　　消息传了清华园。国学院人心浮动，尤为凄惶。看看时间已是晚间九点，大家忙乱已毕，收拾停当，曹云祥校长、梅贻琦教务长、国学院的教授学生及吴宓等三十余人，共乘了两辆汽车，往颐和园开去。路上经过朗润园，看见花木森森，各人心中抑郁难言。平日与王国维关系好的人，此时不免脑中泛起王国维的音容笑貌。天气闷热得很，大家都透不过气来。
　　可悲的是，尽管清华校长曹云祥亲自出面交涉，但由于警局尚未验尸，不得移动。王国维湿漉漉的尸身上覆盖着一床芦席，芦席的四角镇以青砖，就这样，死者面目紫胀，四肢拳曲，仰卧在鱼藻轩中，足足横陈了二十多个小时，令人惨不忍睹。当时警方办事效率之低，由此可见一斑。法警验尸时，从衣袋中找到银洋四元四角，还有一份死者于自杀前一天草拟的遗嘱，遗书背面写明“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是王国维的第三个儿子。纸面虽已湿透，字迹完好无损。全文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丧事全由清华校方担负，而治丧委员会则由研究院同学成立。梁任公去外交部力争恤金，罗振玉则在天津代王国维拟写《遗折》递呈溥仪，以求加谥及赏赐。后人称此为“伪折”。
　　溥仪读了此折，大为感动，便下了一道伪诏，谥王国维为“忠悫（音确，诚实也）”公，并赏赐银物若干。
　　丧事颇为隆重，于6月16日在北京市下斜街全浙会馆举办了悼祭，共收得哀挽诗联几百幅。
　　许多诗联中，都把王国维比为屈原。
　　日本友人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等在日本京都袋中庵诵经追悼，神田喜一郎致悼词，并出刊《纪念册》，题名者60余人，几乎囊括了当时日本汉学家中全部名流。日本《艺文杂志》则推出特别追悼号。
　　家属遵死者遗命，将他安葬于清华园东二里西柳村七间房之原。校长曹云祥为首数十人相送。
　　之后，清华研究院开学，梁启超手持鲜花，率领研究院老学生，到王氏墓前拜奠，并发表著名的《墓前演说》，声泪俱下。
　　梁任公盛赞王国维的气节和学术，认为他有伯夷叔齐的志气，代表了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不可以用欧洲人反对自杀的眼光去苛评乱解。学术上，王国维以“通方知类为宗”，不贪多，不昧全，看全部很清楚，做一部很猛勇；《观堂集林》，几乎篇篇有新发明，方法上最科学而合理；辨证最准确，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气象。
　　至于自杀的原因，梁任公认为，那是因为三种矛盾性格合并在一起所造成的。第一，因为王国维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第二，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第三，有浓厚的感情，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
　　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一途。
　　王国维之死，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海内外学者，无论认识他或不认识他，都沉痛悼念，认为是中国学术界一大损失。许多报刊发表追悼专号或追悼诗文，有的学术团体设祭致悼，或捐赠恤金。法国巴黎大学教授伯希和走告巴黎东方学专家，发起向王氏家属捐赠薪俸的活动。德国汉堡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颜复礼博士代表德国政府，聘王国维做“东方学术研究会”名誉会员，聘书还在途中，忽接讣告，又改拍唁电。
　　两年后，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于王国维逝世二周年忌日，在清华园内树了一块纪念碑，由陈寅恪撰写碑文。
　　关于他的死，后人已有不少评议了。生死事大，死亡问题是人人必定要关注的。殉清说，悲观厌世说，畏惧革命说，恐辱人格说，自亡其学术说，乃至罗振玉逼债说，等等，不断地在探讨，唯独逼债说最少倡和者，其主要原因，在于新材料的发现。所谓新材料，也就是王国维与罗振玉的通信。
　　死者已逝，生者的种种臆测无法就证，可谓瞎子摸象，各得一偏。有道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王国维身在民国，心存清室，这是一个实际的矛盾，也是他精神痛苦的主要根源。
　　王国维先生是死于一种文化。他在为“文化殉节”，为一个逝去的文化时代，他悲壮一跃。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人之求死乃内心最隐秘之事，正如王先生之女王东明所言，“这种心情只有当事人能体认出来，至于其他的猜测，我想都是多余的。”（台湾《中国时报》1987年5月9日）的确正如王女士所言，对于一个已经逝去的人来说，他的心迹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任何外在的猜测都是多余的，但是当这个人由于历史的机缘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时他的死因就非同小可，就不可避免的成了一个重大事件，非得要对世人做出一番交代。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造就了那么多的英雄和伟人。对于任何一个人物，我以为，都应该将他置于历史的天平上抛却由亲疏敌对形成的情感好恶以及时代拼凑起来的各种人为因素，争取把他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个案来处理，只有这样才可能更为客观、公正，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更接近人物的本来面目从而揭开历史真相。
　　当我们用梁任公先生的观点来推敲王国维先生死亡的前前后后时我们发现疑点重重。毫无疑问，最有可能证明王国维先生自杀死因的无疑是那份遗书了。然而唯一能证明死因的遗书却偏偏又是语焉不详。遗书没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逊帝。这样要说他是“殉节”，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另外，即使说王国维先生自沉是为了“殉节”，那他也应该是在清朝被推翻或者是溥仪皇帝被驱逐出宫时，而不可能是这个时候。这是其一。
　　其二，王国维先生若果真是死于一种文化的话，他内心当是十分痛苦，而且这种痛苦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以一贯制的。如此强烈而持久的痛苦在他自沉前或自沉当时是不可能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王国维先生的死却是出奇的“雍容淡雅”。据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姚名达等人的事后追记，王国维先生在“自沉”前至6月1日的言动比较“从容”：中午，研究院毕业诸生在清华学校工字厅公宴诸导师，梁启超致词，王国维则“雍容淡雅之态感人至深”，“席散与众作别如常，无异态”。下午，来到清华南院二号陈寅恪处，同往常一样与陈先生“闲聊”。晚饭前回寓，在书房内接待姚名达、朱广福、冯国瑞等本届毕业生，“博问而精答，相语竟一小时”。至晚餐，始送别诸生。晚饭后，又有本届毕业生刘节、谢国桢来寓，“问阴阳五行学说之起源”，予以解答，并谈“日本学者研究干支之得失”。惟谈及时局，“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也焉”。送别刘节等同学后，在书房内“阅试卷毕”，尔后起草临终《遗书》。起忠诚学业，可谓至死不变！当晚，“熟眠如常”。翌日（6月2日）早八时，至研究院“公事房”，“如平日无异”。9时许，向研究院秘书侯培厚借纸币5元，出“公事房”雇校中35号“洋车”赴颐和园。10时许，漫步至排云殿前鱼藻轩，兀立沉思，缓缓吸完卷烟一支。约11时，投昆明湖。
　　其三，根据侯培厚先生叙述“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张，即出办公室。”作为一个打定主意要自绝于人世的人竟然在事前是如此的不露声色的平静。更令人奇怪的是，既然决定了要走这一步，却连走这一步的必须的物质条件——钱都没带，以至于开口向人借现洋二元。另外，倘若说决意要自杀的话，为何又让车夫在外稍稍等候？种种迹象表明，先生似乎根本就没有准备走这一步，而最终之所以走上这一步，似乎完全是因为一个偶然。特别是投湖的时间、地点，更好像是临时决定的。否则，以一个在北京呆了那么久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颐和园一张几角钱的门票，根本犯不上找别人借洋二元。如果是深思熟虑的话，他应该非常清楚在上午十点左右这样的时间段、颐和园昆明湖这样的地点自杀成功的几率是非常低的。他完全可以选择在夜间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自行了断，更犯不着在自杀前还得找人借钱以至于成为笑谈。
　　基于以上这些理由，梁任公先生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那么，王国维自沉的真正原因又是怎样的呢？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王国维的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其中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远虑也有近忧，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个人性格的缺陷。
　　众所周知，研究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研究他的成长经历和人生思想。经历和思想弄清楚了，这个人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正是由于王国维独特的成长经历、悲观而不为人知的思想造就了他的悲剧人生。王国维在文章中曾不至一次的这样写到：“人日日居忧患，有忧患，而无希求解脱勇气，则天国与地狱，彼两失之。”关于人生王国维有一个著名论断——“钟摆论”：“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若痛与倦厌之间。”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在王国维看来，“生”即是“忧”。王国维终生都有一种人生的幻灭感。难怪他的女儿王东明曾说：“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的儿子王慈明也认为王先生死于严重忧郁症。倘若说王东明与王慈明的说法属实的话，那么王国维的自杀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表明：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悲观忧郁之中，那么这个人就很可能会自杀。至此，王国维之死的全部真相水落石出——‘经此事变’为王氏自沉之外在因素，‘义无再辱’则说明了他自沉的内在因素。悲观厌世之思想是王国维自沉的远因，而生活颠沛形成的内心之痛苦是促使他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脱然无所恋念的内因。至于痛失爱子以及老友失和等事件那无疑是诱发自沉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线。总之，王国维的死，是不能以俗眼观之的，他最终的自杀，当自杀于精神之寄托与慰藉的无可指望。换句话说，王国维之死，是死于人生之忧！
　　王国维的猝然投湖自尽，确实令人震撼，令人不解，令人一时回不过神来，以致我们现在甚至还能触摸到王国维沉甸甸的手稿的温热，闻到这位天才词人口吐莲花般吟诵诗词的芬芳。
　　这是一个贫弱国度的学人，试图在学业上效仿强国时，经历的一次惨重的、乃至决定性的失败。西方哲学家的深湛之思，创造之力，成为中国学人王国维的死因。这是一个民族最可怕的一种内伤。这个战场没有硝烟，却又最为壮观，最为残酷。心灵上一旦被击败，还愁肉体上的败退吗？不战而胜之法，于心战中表现得何等触目惊心！
　　王国维身后揣测他死因者很多。中国古代只有两位大诗人自杀，一位是屈原，另一位就是王国维。直到今天，还有这样有趣的现象：王国维之死养活了许多的人，正如举家食粥的曹雪芹身后之作却喂肥了无数人。王国维泉下有知，亦当窃笑了罢？
　　我们有理由期待，那些逆风飞去的失行孤雁们，将重新听到昔日比翼齐飞的雁群的召唤，在响彻云霄的鸿鸣中舒展长翅，归阵而来。

第十四章 孙殿英：东陵盗宝败身名

　　据《中国盗墓史》记载，中国历史有三次盗墓的高潮，其中最近的一次是在民国时期，孙殿英东陵盗宝给中国历史文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对人民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清东陵。
　　清东陵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皇家陵园之一，清代的皇陵共有五处，三处在辽宁省，两处在河北省。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的马兰峪，北倚昌瑞山，南靠金星山，东邻倒仰山，西傍黄花山。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秀丽，是顺治皇帝亲选的陵地。
　　位于河北省遵化境内的清东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为宏大，体系最为完整，布局最为得体的帝王陵墓建筑群。占地78平方公里的15座陵寝，其中帝陵5座，后陵4座，妃园寝5座，公主园寝1座，埋葬着顺治（孝陵）、康熙（景陵）、乾隆（裕陵）、咸丰（定陵）、同治（惠陵）5个皇帝，15个皇后，137个妃子，4个公主。全陵区以第一帝顺治陵墓——孝陵为中心，其他陵墓依次分列两旁。东侧有顺治皇后孝东陵，康熙皇帝的景陵；西侧有乾隆皇帝的裕陵及裕妃园寝，咸丰皇帝的定陵及咸丰皇后的定东陵。此外，在东南部有同治皇帝的惠陵；在大红门外东侧有昭西陵。
　　清东陵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北有昌瑞山做后靠如锦屏翠帐，南有金星山做朝如持芴朝揖，中间有影壁山做书案可凭可依，东有鹰飞倒仰山如青龙盘卧，西有黄花山似白虎雄踞，东西两条大河环绕夹流似两条玉带。群山环抱的堂局辽阔坦荡，雍容不迫，真可谓地臻全美，景物天成。
　　清东陵的建筑恢宏、壮观、精美。580多座单体建筑组成的庞大古建筑群中，有中国现存面阔最宽的石牌坊，五间六柱十一楼的仿木结构巧夺天工；中国保存最完整的长6000多米的孝陵主神路，随山势起伏极富艺术感染力；乾隆裕陵地宫精美的佛教石雕令人叹为观止，被班禅大师赞誉为“不可多得的石雕艺术宝库”；慈禧陵三座贴金大殿，其装修之豪华举世罕见，“凤上龙下”石雕匠心独运，祭祀大典、垂帘听政表演场面宏大，真空再现历史原景。
　　清东陵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每一座陵寝都记载着或辉煌或衰败的历史，每一座陵寝都传承着或动人或神秘的故事。入关第一帝顺治，开创康乾盛世的康熙大帝，文武兼备的十全老人乾隆，辅佐圣、世二祖的杰出女政治家孝庄文皇后，两度垂帘听政的慈安、慈禧，扑朔迷离的香妃，还有咸丰、同治……这些曾主宰过国家命运，在清王朝政治舞台上扮演极为重要角色的人物，如今都长眠于此。
　　传说，大约在顺治7年的时候，摄政王多尔衮病死，顺治帝亲政。按照中国历代帝王的惯例，顺治在亲政的那年，开始派人寻找“万年吉壤”，但天不于人愿。人们常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顺治皇帝一次带领群臣外出打猎的途中，他看中了一块宝地。
　　那日，当顺治帝和一大群的大臣沿长城向东来到河北遵化县所辖的马兰峪镇一带凤台山时，顺治跃上了郁郁葱葱的凤台岭，举目四望之际，清朝顺治皇帝被眼前的景物迷住了：向北看，重峦叠嶂、群山蜿蜒；转身南望，真是山川壮美，景物天成。只见隆起的山脊在蓝天白云的掩映下若隐若现，犹如一条条天龙奔腾涌跃，呼啸长空，在天龙盘旋飞舞的中央，一块坦荡如砥的土地，蔚然深秀，生气盎然。东西两项各有一泓碧水，波光粼粼，缓缓流淌，形似一个完美无缺的金瓯。
　　顺治在惊讶于这天造神赐的宝地后，大声说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于是他来到一块向阳之地，翻身下马，在凤台岭上选择了一块向阳之地，十分虔诚地向苍天高山祷告一番，随后相中了一块风水相宜的地势，随后解下随身玉佩，系于全漆箭翎之上，弯弓满石，振臂一射，那箭便穿云度日，飞落于正面凤台山的山阜之前，入地足有一尺深。静默片刻，他庄重地向身旁群臣说：“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臣僚、术士们赶到山前，找来木锨在地上挖出一个磨盘大的圆坑，谓之“破土”。这个圆坑便是陵寝地宫“金井”的位置，待陵寝地宫修好后，将第一锨土放入“金井”之中，标志着皇帝死后依然拥有黄天厚土，并和他生前的大地永远血脉相连。
　　当一切准备事宜完成后，顺治传谕，改凤台山为昌瑞山。臣僚们又找来一斛形木箱，盖在“破土”的位置，不再让它见到日、月、星光，同时委派人员在此日夜守护，以待动工兴建。顺治帝的眼光确有独到之处，这确是一块连后人都赞叹不已的风水宝地。
　　1928年夏，在孙殿英盗陵窃宝案中所盗的两座墓葬中，一座是清朝乾隆皇帝的裕陵，一座是慈禧太后的东陵。
　　然而，当时的动乱年代中，首犯孙殿英不仅逍遥法外，照旧领兵当官，而且日后步步高升，直至升到先遣总司令；所捕获的重犯谭温江也被保释出狱，继续当他的师长……这种反常现象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孙殿英（1899—1947），名魁元，号殿英，马牧乡孙庄人。出身贫寒，自幼顽劣成性，年长不务正业，精于赌技，闯荡江湖，广结流氓恶棍、军警胥吏，开设赌局，贩卖毒品，坑骗钱财。人们大都叫他孙老殿。因其脸上出过天花，因而也把他叫做孙麻子。1889年正月，孙殿英诞生于河南永城县西扬楼村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幼年丧父，母亲对他溺爱娇惯，自幼养成调皮捣蛋的性格。他十几岁时开始跟着当地流氓地痞鬼混，经常出入赌馆，很快成为一个闻名的赌棍。孙殿英凭他的聪明与毅力，练就了一身赌博的绝技，并养成了结交四方朋友的豪情。就在他22岁那年的一次聚赌中因警察围捕而入狱。在狱中，孙殿英由于受尽凌辱，加上绿林人物焦文典的劝说，决心弃赌从戎，成为他人生旅途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1913年，孙殿英入豫西张治公杆。后张招安为镇嵩军第二路标统，孙殿英跟该部张明当马弁，与张合伙挪用库银，走私贩毒，牟取暴利。不久，他见在豫西颇有影响的庙道会可以利用，掩护贩运鸦片，制造“红丸”，大发横财，购买枪支，纠集徒众，发展势力。1922年，孙殿英投靠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被委为机枪连连长，依仗丁的权势，大肆贩毒。
　　之后，孙殿英趁第二次直奉战争豫西直军开赴前线之机，率部哗变，东窜洛阳，沿途抢劫，聚众数千，下辖十八路司令，自称“河南自治军”总司令。他向部下说：“跟我干吧！要截截皇纲，要日日娘娘，天塌下来我来顶。”
　　孙殿英先后投靠镇嵩军憨玉昆任旅长和国民三军副军长。后又率部队投靠山东督办张宗昌，途经皖北亳州。因向该县长索要20万元军费未果，于是下令攻城，于是破亳州。亳州商贾被洗劫一空。他在亳州盘踞20余日，临走时架走肉票数百人。孙殿英与张宗昌会面后，深得张的赏识，被委任第五师师长。因在津浦线桑园一带袭击国民三军有功，受到张的嘉奖，为直鲁联军一名悍将。之后，孙殿英升为第十四军军长兼大名镇守使。年底，攻占汤阴、卫辉、淇县。翌年初，被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第三路军孙连仲击败，退往河北。后来，奉军和直鲁联军阻止不住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等军北进，全线败退。孙殿英摇身一变，通过种种卑劣的手段，将自己的部队发展成为一个流氓军事集团。后来，孙殿英率部与国民党作战，开始很有利，后来见形势不妙，便投降蒋介石，被任命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在河北遵化一带驻防。1928年夏，孙殿英率部驻扎蓟县马伸桥，这里与清东陵只有一山之隔。
　　1928年正是军阀混战、国穷如洗、民不聊生的荒乱年月，不属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孙殿英部，被蒋介石另眼相看，克扣孙殿英军队的粮饷。孙殿英军队的官兵已半年没有发饷，军心浮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孙殿英自己也明白，若上再不拨粮款，恐怕开小差的更多，甚至有哗变的危险。部队这一严峻的形势，迫使孙殿英不得不苦思“解药”。
　　1928年7月8日，孙殿英在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崩皇陵也是革命，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为革命做出贡献的“正义”之举，并由冯养田宣布行动方案。至此，一场旷世罕见的盗宝事件，拉开了序幕。
　　对于孙殿英来说，清室皇陵无疑是他垂涎已久的一块大肥肉。乾隆时期是满清最鼎盛的时期，慈禧太后则是满清掌权者中穷奢极欲者之一，所以，这些陵墓也以乾隆皇帝及慈禧太后的陵墓最为奢侈，里面放置了无数稀世珍宝。
　　当年清室让位时，东陵不仅设有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而且还有旗兵、绿营兵驻陵守护，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承担陵寝一切事务。但是随着世事的变迁，东陵渐渐脱离清室的掌握，落入北洋军阀手中。护陵大臣名存实亡，常不在官署，不仅不能有效保护陵墓，反而串通他人，倒卖财物。于是，对东陵的破坏与日俱增，直至有人企图全面挖掘偷盗，大发横财。
　　1928年春，原奉军收编之积匪马福田率部叛逃，直奔清东陵旁的马兰峪，蓄意长期挖坟盗宝。当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已进入河北地区，奉军北撤，而冀东一带散匪非常多，异常肆虐。在这种情况下，国民革命军派出孙殿英部前往剿抚。前往马兰峪的路途中，孙殿英不时可以看见上好的东陵殿宇木料被大量盗运。一打听，才知道这些木料只不过是东陵财宝的九牛一毛，而更多的财富深藏在地宫，看到这些，孙殿英不义之心顿起，正巧，有人向孙殿英报告了马福田部进驻马兰峪准备掘陵的消息。孙殿英一听，顿时喜出望外，认为天赐良机。马上命令第八师师长谭温江连夜率兵前往，赶跑了马福田。同时，为遮人耳目，他们到处张贴布告，声称部队要搞军事演习，开始有计划的盗墓行动。
　　之后，孙殿英部以军事演习施放地雷为名，驱走全部守陵人员，封锁关隘，实行戒严，盗墓之前，孙殿英先致函遵化县知事，以筹粮为由，雇了骡马车30辆，如此，便为转运盗墓财物铺平了道路。由于封锁严密，所以外界虽有传闻，却不明真相。在动手盗陵的第三天，谭温江前往北平晋谒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打探风头，一见风平浪静，次日马上返回东陵，放手盗掘。整个盗墓活动充满了罪恶与贪婪。
　　当年留下的照片表明：起初，匪兵们并不知道地宫入口，而是遍地开挖，宝顶上、配殿外、明楼里都留下了他们挖掘的痕迹。但是盗墓过程并没有他们预想的那么顺利，首先开赴东陵是孙殿英的心腹谭温江和旅长韩大保。他们奉命首先开掘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两天两夜找不到地宫入口。孙殿英十分着急，就派人把当地地保找来。地保是个40多岁的小地主，听说是要为盗皇陵当“参谋”，顿时吓得脸色蜡黄，两腿直打颤，但又惹不起这个军长，只好说：“陵寝面积这么大，我也不知道入墓穴的具体位置，还是找几个附近的老旗人问问吧！”这话提醒了孙殿英，他立即派人找来五六个老旗人。可这些老人也不知道地宫入口，孙殿英以为他们是不肯说出秘密，开始还好言哄劝，渐渐失去耐心，就用鞭子抽、烙铁烙。老人哪经得起这折腾，不到半天工夫就死去两个，有一个实在受不了孙殿英的折磨，就说离此地10多公里有个张石匠，曾参加修筑陵墓，兴许还能记得进地宫的位置。
　　我们都知道，历朝历代的皇帝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入口，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隧道的匠工，往往都被处死。那么，这个张石匠又是怎么逃离虎口，独自生存下来的呢？这里面有一段奇事。
　　原来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救了他的命。当时慈禧入葬时，在工匠中挑出81人留下最后封闭墓道，并告诉石匠们可以从另一事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们心里明白得很，这只不过是历朝沿袭下来的骗局，既然被留下了，就别想活着出去。当时这个张石匠已40多岁了，几天前听乡里人带信，说他老婆给他生了个大胖儿子，可把他喜坏了，现在要他留下来，连儿子也没看一眼就死去，心里不是个滋味。他在搬动石头时走神，脚下一滑，一块大石头砸在身上，当场就昏过去了。当时正忙碌中的监工以为他死了，怕玷污了金券（即寝宫），便叫人拖出去扔到荒山坡。张石匠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在陵墓工地，又惊又喜地拼命跑回家，这样才算捡了一条命。
　　从老旗人口里孙殿英知道了这个天大的秘密，于是迫不及待地去找张石匠。半夜的时候，突然几个军人把张石匠五花大绑到东陵，他稀里糊涂的也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孙殿英笑咪咪地说：“进入慈禧寝宫的墓道入口，请指点一下。指点完了我就送你回家。”张石匠恍然大悟了，吓得浑身直哆嗦，瘫在了地上。张石匠心想：这种出卖祖宗的事，我怎么能做出？孙殿英使尽了浑身解数，张石匠还是一言不发。这时候孙殿英火了，吩咐手下搬来刑具准备用刑。这时候又仔细想了又想，张石匠这么老了肯定是经不住用刑，突然死了，我哪儿去找墓道入口？于是没有上刑。但是此时另外一个主意立刻闪现在孙殿英眼前，然后很豪爽地说：“你不说，对吧？那跟你我就不客气了。来人，把他儿子给我拿下。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的命值钱！”这话还没有说完，张石匠脸色立马就变了，于是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石匠带引着他们，很快便找到了墓道口，但是多层花岗石把道口堵得严严的，石头与石头之间又用桐油糯米石灰浆粘固，可谓是天衣无缝，比自然山石还难开凿。工兵营长吩咐属下弄来几桶硝镪水，本想利用侵蚀的方法打开石障，但是根本没有用。快半夜的时候，掘墓的官兵累得是腰酸背疼、汗流浃背的，一个个都瘫在地上。孙殿英一看这种情形，急了，于是想了一个馊主意，干脆叫部下运来炸药，牵上导火索。只听几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慈禧陵墓的墓道被炸开一个大窟窿，刹时一股股阴霉气从墓里窜出，吓得官兵面如土色，直往后退。于是孙殿英下令命谭温江带一排士兵堵在墓道口，谁敢逃跑就打死谁。
　　当官兵们怯生生地进入地宫的时候，一件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生了。进入了地宫，西太后慈禧的棺椁出现在大家的面前。突然只听一声令下，地宫中霎时响起镐头利斧的撞击和刺刀的沙沙声响。
　　我们都知道，棺材，亦称灵柩、寿棺、棺椁，棺是装敛死尸的葬具，椁是棺材外之套棺。棺材可以由不同的物料制造，最常见的以木制造。亦有以铜、石等制造的棺材。清代棺木分两层，外层称椁，里面那层才称之为棺。这外椁是用一种名贵的金丝楠木制成，属樟科，木料产自川、广、云、贵的原始密林，质地坚硬，耐腐蚀且有香味，而且树直节少，纹理顺而不易变形。外椁金丝楠木外面，还漆有49道漆。再抹金漆，内棺再由喇嘛用藏文书写四天王经咒于上，用以佑护亡灵。可惜这光芒四射的金漆外椁，竞被匪徒刀砍斧劈得七零八落。他们将碎椁木搬开，此时出现一具红漆滇金的内棺。匪官怕用刀斧劈砍损伤棺内宝物，所以严令匪兵小心谨慎地用刀撬开内棺。突然，木棺中传出巨大响动，整个棺盖蹦起老高，不一会儿，一阵凄冷冰凉的阴风黑雾窜出棺外，直向兵士们的面部扑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像被重重地击了一把石灰，痛疼难耐又涕泪俱下，眼前一片漆黑，头脑一阵晕眩。就在这个瞬间，众人抽刀弃斧向后滚爬而去，蹦起的棺盖又“咣”地一声回到了原位。
　　突然看到这种事发生，连孙殿英都在颤颤发抖，可自己却不觉得惊慌。此时，谭温江手下两个胆子特别大的人：颛孙子瑜、刘副官，只见他们各自端着大张机头的手枪，站在地宫出口，命令所有持枪的士兵都将枪口对准眼前的木棺，呈扇形慢慢包抄过来。同时严厉规定，一旦出现慈禧诈尸伤人的不测之象，先以刺刀相拼，奋力搏击。万一慈禧尸身刀枪不入，刺刀拼杀无效，当开枪射击，若射击无效，则且战且退，直至退出地宫，由机枪封锁地宫出口。
　　兵士们举枪将木棺围住。刘副官朝木棺详细观察了半天，觉得这样冒失地开棺有些不妥当，于是派人到地宫外搬来两挺机枪架在地宫后室的出口处，枪口对准木棺中心部位，并告诉机枪手，只要兵士们一退却，两架机枪同时开火、射杀。在所有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命兵士重新开棺。很快，棺盖被撬开了，士兵们慢慢将其移到地下。由于先前的气体已经跑完，棺材中再也没有阴风黑雾冲出，代替其的却是一股浓重的霉臭气味。棺中的尸骨和珍宝被一层薄薄的梓木“七星板”（七星板，古代棺中所用垫尸之板。）覆盖，上面用金线金箔勾勒成一行行的经文、墓志及菩萨真身相。掀开“七星板”，下面露出了一层柔和光亮的网珠被，当兵士挑出网珠被时，棺内射出无数道光芒，这光芒呈现各种颜色，交替混合着射向地宫。整个地宫波光闪烁，就像秋后西天瑰丽的彩虹，耀眼夺目，灿烂辉煌。黑暗阴冷的地宫后室如同白昼般光亮起来。这时候，只见一个形同鲜活的女人，身穿华贵富丽的寿衣，头戴九龙戏珠的凤冠，凤冠之上顶着一株翡翠青梗金肋大荷叶，足下踩着翠玉碧玺大莲花，静静地仰躺在五光十色的奇珍异宝之中。那长约二尺的玉枕放着绿色彩光，金丝九龙凤冠上一颗重约四两有余的宝珠，金光闪烁，流耀含英。整个棺内如同旭日初照中的大海，碧波荡漾，碎光叠起。那个女人如同在金光烁动的海洋之上，青丝如墨，颧额隆茸，双目微合，面庞如生，如同花间仙子蓬莱俏女般美丽动人。但这种神奇的美貌转瞬即逝，随着外部空气的突然进入，那看似鲜活的身体如同冷水泼于沙滩一样，收缩塌陷下去，粉红色的脸庞由红变白，由白变紫，由紫变黑，微合的双目渐渐张开，额骨突现而出，那双由于霉变而生有一寸多长白毛的手，随着整个尸体的塌陷猛地收缩起来，紧闭的嘴唇在荡动中分裂开来，两排牙齿鳌然露出……
　　这时候，大家觉得貌似诈尸，开始慌乱起来。于是两名机枪手见众士兵叫喊着蜂拥而来，一时摸不清头脑，在惊恐混乱中扔下机枪也向后逃奔而去。
　　颛孙子瑜一边撤退，一边握紧张大机头的手枪对准棺木，还让官兵们赶紧压棺镇邪。颛孙子瑜挥动手枪，吩咐手下用刺刀给抵住。此时兵士们紧张的心情有些缓和，十几个人先后端着大枪向棺木冲来，十几支枪杆刺刀加叠相压，死死地架在棺木之上。整个棺木之上枪杆林立，刀光闪耀，黑洞洞的枪口伴着几十只血红的眼睛，对准慈禧的尸体一动不动。
　　之后，一道深蓝色的光芒从慈禧的嘴里疾射而出。这道蓝色光芒的突然喷射，惊得所有的人都向后连退数步。
　　孙殿英望着慈禧那张开的嘴和从嘴里射出的蓝光，极为恐惧与迷惑。
　　过了一会儿，他们瞪着眼睛冲慈禧张开的嘴巴望了片刻，才发现是一颗夜明珠！
　　这时候，只见一颗硕大的圆珠在慈禧口中若隐若现。他们觉得这个就是曾经听说过一种宝物，能生寒防暑。假如死者将此珠含在嘴里，尸体便永不腐烂，千年鲜活如新。
　　“这样好的东西怎能让老妖婆占用。刘副官，给我将这个珠子抠出来。”谭温江下着命令。
　　于是刘副官来到尸体的头前，蹲下身，伸出手指插入慈禧的嘴中。刘副官本想这夜明珠会一抠即出，谁知这珠子光滑异常，像舍不得离开伴了二十多年的主人，“滋”地一声钻进了慈禧的咽喉，刘副官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未能抠将出来。这时，围观的众人急了，刘副官更急了，他抬头瞪着腥红的眼睛，让身边的士兵去给他取一把刀来。
　　一把明亮的刺刀很快递了过来，刘副官握刀在手，将刀尖捅入慈禧的口中，然后分别向左、向右狠劲地切割。很快，慈禧嘴角两边被割开了两道伸到脖根的大口子。当这一切做完之后，刘副官又令身边的亲兵将慈禧尸体的上都端起来，安放到一直躺在地下哼哼唧唧的显然是神经高度错乱的兵士背上。慈禧的身子半趴着，头低垂，脸朝侧下，刘副官左手踩住慈禧的头发，右手猛力在她的脖颈处捶击了几下，只听一声响动，鸡蛋大的夜明珠滚动而出，蓝绿色的光唰地映亮了每一个围观者的脸，地宫顿时明亮了许多。包括慈禧那被称为无价之宝的十八颗珍珠手串和含在慈禧口中的一枚鸡蛋大的夜明珠在内的大宗珍宝被尽数劫掠。
　　就在潭温江部挖掘慈禧陵时，柴云升部也正在全力寻找乾隆裕陵的地宫入口。最倒霉的是丁孛庭部，景陵不管怎么挖都碰到水，只好收工。孙殿英决定舍弃景陵，让丁庭协同柴云升共同挖掘裕陵，以速战速决。最累的是柴云升，挖了半天连个墙皮也没碰到，最后还是借助了谭的经验才打开了墓道，结果又碰到地下水，抽水也费了半天劲。有挖慈禧墓的经验，乾隆墓没有费多大的劲就挖开了。乾隆墓中的隧道墓室全用汉白玉砌成，也有石门四进，全是汉白玉雕制。寝宫为八角形，有故宫里的中和殿那么大。上为圆顶，塑着九条金龙，闪闪发光。乾隆的棺椁用茵陈木制成，安放在一个八角井的上边。据史书记载，乾隆墓的营建费用为300万两白银。两座墓中的殉葬器物，除金银元宝和明器外，都是罕见的珍宝。几具帝后的棺椁均被利斧劈成碎块，无数的商周铜鼎，汉玉浮屠，宋瓷瓶壶，金质佛像，连同大宗的玉石、象牙、珊瑚雕刻的文玩、古董、名帖字画、古书纸扇等均被抢的抢、扔的扔。
　　慈禧地宫的随葬品分生前和死后两类，《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中，记载了从光绪5年3月25日（1879年4月16日）至光绪34年10月15日（1908年11月8日）慈禧生前在地宫中安放的宝物，计有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执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150余件（各件宝物上的正珠、东珠、米珠络缨达数千颗）。
　　至于慈禧死后入殓时的宝物就更为奢侈，内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嗣长子李成武写的《爱月轩笔记》，对此有详细记载：“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旁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网珠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这里所说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均不是瓜果实物，而是以翡翠、玉石等制作，尤以西瓜制作称绝，瓜为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为黑色。
　　慈禧地宫宝物的价值，《爱月轩笔记》中也有说明，金丝绵褥制价为8.4万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2.2万两；翡翠荷叶估值85万两；陀罗经被铺珠820颗，估值16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120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8两，玉佛每尊重6两，翡翠佛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每尊重3两5钱，各27尊，共108尊，约值62万两；翡翠西瓜2枚，约值220万两；翡翠甜瓜4枚，约值60万两；玉藕约值100万两；红珊瑚树约值53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4两重的大珠系外国人进贡，价值1000万两，总价约1005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500粒，小珠约6000粒，估值22.8万两。
　　有一参加盗墓的连长回忆道：彼奉令掘西太后陵，当时将棺盖揭开，见霞光满棺，兵士每人执一大电筒，光为之夺，众皆骇异。俯视棺中，西太后面貌如生，手指长白毛寸余。有兵士大呼，速以枪杆横置棺上，防僵尸起而伤人。但亦无他异，霞光均由棺内所藏珠宝中出。
　　就这样，那些神秘的珍宝出现在匪徒们的眼中，惨遭他们抢劫和破坏……
　　巨大而神秘的宝物激发了盗墓者的贪婪，人性中隐藏着的占有欲占了上风，使他们忘却了刚入墓时的害怕。仿佛邪魔驱使，本来还有点秩序的匪兵们突然间混乱了起来，他们疯狂地抢掠起来。为了控制局面，谭温江残酷地击毙多人，有的人临死前还死死地抱住珠宝，脸上露着贪婪的笑容……
　　东陵里究竟有多少财宝，历史上有过记载。早在慈禧生前，地宫刚修好之时，便有大量殉葬物品陆续送入安放，直到慈禧入葬关闭地宫为止。
　　就在谭温江率部挖掘慈禧陵地宫的时候，第7旅旅长韩大保也打着军事演习的幌子，挖掘乾隆陵墓。乾隆墓中同样有无数宝物。与慈禧太后陵不同的是，乾隆墓中的书画更多。盗贼们并不识货，大量的书画文物被无端地毁坏，有的被烧，有的被撕，惨不可言。地宫中的珍宝同样被洗劫，棺中尸骨被拽了出来，扔在泥水之中。从乾隆墓中盗出的宝物最值钱的，是乾隆在世时由东南亚各国进贡的金质佛像和宝玉佛珠，据说佛像的莲花座，都是用锡兰产的各色钻石镶嵌而成的，每座佛像都价值连城。乾隆墓中的书画与绢、纸制品都已腐朽不可辨认。
　　盗过这两个陵墓，得到无数珍宝后，孙殿英等人的贪婪仍无法遏制，还想要继续盗顺治墓和康熙墓。当提及顺治墓时，有人反对，说：“顺治后来当和尚去了，陵墓中肯定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样一说，其他人纷纷附和，顺治墓得以无恙。盗贼们于是纷涌着去盗康熙墓，然而，他们刚开挖，地下便有大水涌出。盗贼们心生惧怕，不敢再胡闹了。
　　宝物盗出后，陵寝一片狼藉：横七竖八的棺木，夹杂着破衣烂衫，尸身被扔在角落里，曾不可一世的西太后脸朝下趴着，左手扭转到后背上，头发散乱，上衣被撕开，袜子被脱下一半，绣鞋扔在地上，而鞋上珍宝已无踪影，嘴唇因被从口中掏珠而残破。
　　乾隆陵寝遭遇更惨：帝后妃6具尸身，仅一具完整，其余残骨混乱不堪，难以辨认，乾隆的下颏碎为二，发辫及肋骨等皆被抛置在墓门外。其他各陵墓室尚完好，但殿宇供物均被掠取，建筑也残破不堪。尤其可叹的是，乾隆这位活了89岁的皇帝倾其一生搜集而来的一卷卷旷世罕见的名帖字画，孤本秘籍，都被当作废纸草芥扔于烂泥浊水之中。
　　10日，孙殿英乘汽车返回马兰峪。11日，20余辆大车满载珠宝回到司令部。此时，全国的报纸仍没有登出任何消息。直到8月初，路透社才有电讯透露此事，某些报纸予以采用，但仍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事发一个多月后的8月13日，《中央日报》才报道了“匪军掘盗东陵的惨状”，这才轰动全国，此事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特大新闻。
　　对东陵盗宝事件反应最大的莫过于末代皇帝溥仪。此时溥仪被逐出宫还不到4、5年，寓居天津张园，与遗老之间以君臣相称，自我维持小朝廷局面。清室和遗老们分别向蒋介石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以及各报馆发出通电，要求惩办孙殿英，要求当局赔修陵墓。张园的灵堂决定要摆到陵墓修复为止。起初，蒋介石政府的反应还好，下令让阎锡山查办此事。孙殿英派到北平来的一个师长被阎锡山扣下了。随后不久，消息传来，说被扣的师长被释放，蒋介石决定不追究了……
　　7月10日夜，孙殿英在马伸桥临时指挥部悄悄完成了验宝和高级军官们的分宝事宜后，当即命令所属部队连夜向顺义、怀柔一带开拔，连续三天三夜的东陵盗宝随之落下了帷幕。孙殿英部以近三十大车宝物的收获，宣告了东陵盗案的成果和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的千古遗恨。当时的溥仪身居天津张园，闻祖陵被挖掘，悲愤无比，强烈抗议孙殿英的罪行。随后溥仪派遣清朝遗臣载泽、耆龄、宝熙、陈毅等人前往清东陵重新安葬，地官内空空如也，残破棺木和碎衣烂衫被扔了满地，慈禧的尸体被放在西北角，伏在破棺椁盖上。她脸朝下，手反转搭在背上，长发散而不乱，扎辫子的红头绳犹在。当反转她的尸身时，遍体长满白毛，口角处确有残破。载泽等人将慈禧及裕陵内乾隆帝、后、妃尸骨重新殓葬后，掩埋了洞口，返回天津。
　　东陵盗案，轰动中外，京津一带满城风雨，新闻报刊通载着谴责文章。孙殿英见势不妙，赶紧施展出脱身之计，通过戴笠的关系，将盗陵所获的翡翠西瓜、翡翠蝈蝈白菜、夜明珠等国宝，转赠给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等人，从中斡旋的戴笠也受了贿。其结果，不仅孙殿英逃脱了法网，就连孙殿英的部下、已被逮捕的师长谭温江也被保释出狱了。谭温江是参加盗陵的干将，因在北京琉璃厂销售盗陵所得珠宝而被捕。孙殿英通融行贿，官官相护，竟使盗匪得以逍遥法外，轰动全国、举世瞩目的孙殿英东陵盗宝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那么东陵宝物今日何在呢？
　　民间传说，孙殿英将盗掘得来的部分东陵宝藏贿赂给了上司徐源泉，徐源泉便将宝藏埋在了自家公馆的地下秘室中。文革期间，有人在武汉新洲徐公馆附近挖出了不少枪支军备，结果有关徐公馆藏有巨宝的说法不胫而走。
　　那么东陵的宝物是否真的藏在徐公馆呢？目前这个问题存在几种不同的看法。
　　徐源泉公馆座落于武汉新洲区仓埠镇南下街，据史料记载，1931年，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第六集团军陆军上将的徐源泉，耗资10万大洋在仓埠镇建成占地面积4230平方米的徐公馆，融中西建筑艺术风格为一体，极其富丽堂皇。据当地老百姓讲，徐公馆是徐源泉为母亲和妻室建造的，他并没有入住，公馆建成后徐派出1至2个连的兵力保护。
　　公馆外观雄浑壮丽，内里装饰美轮美奂，公馆的地下室有一个秘道，传说宝藏就埋在这条秘道里。
　　文革期间，曾有人在徐家公馆附近挖花坛，结果挖出了一条深可过人、内有积水的地道。由于地道中不断冒出腾腾的水气，众人怀疑地道下可能有机关和毒气，就没敢下去。
　　后来，全国文物普查和文物补查时，许多专家组多次对徐公馆和徐源泉的亲属、街坊进行了仔细的寻访，结果并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为搞清徐公馆的埋宝之谜，1994年，新洲文物管理所一位胡姓的人专程探访了徐公馆东厢房下的密室。他仔细地清扫了这间仅几个平方米大空无一物的密室，并细细敲打每一面墙砖，查看里面是否藏有机关。竟然让他发现，密室墙上没有糊上泥巴，有一面墙的砖还参差不齐，似乎墙是临时砌上去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调查。
　　后来，为了探明真相，此人又走访了当年徐公馆里的一名女佣。
　　据女佣回忆说，孙殿英盗东陵，徐源泉是司令，因此发了财，就用这笔钱修建了徐公馆，当时做房用的是武昌城墙上的砖。公馆建成后，国民党曾在徐公馆附近枪毙人，不少人怀疑被枪决的人都是修房的工匠。
　　而世代居住在新洲区仓埠街的林庚凡老人则提供了又一种说法。林庚凡，是徐源泉姐姐的养子。据他介绍，小的时候曾到过徐公馆玩耍，那时徐公馆富丽堂皇，地道里尽是值钱的宝贝。徐源泉喜欢骑高头大马，还有许多卫兵，徐源泉的妻子当时有一顶凤冠金光灿烂。徐公馆的大门原先朝北，徐源泉认为这寓意败北不吉利，于是改大门为现在的西北方向。他认为，徐公馆的地下可能藏有清东陵财宝。
　　对于沸沸扬扬的藏宝之说，新洲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则持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东陵宝物藏于徐公馆没有任何证据，关于目前清东陵被盗的部分财宝藏于武汉的消息，来源只是民间的一些传言以及某些研究人员的推测。早在60年代，他就听到附近的老人传说徐公馆可能是埋宝的所在地。早些时候，文物部门曾对徐公馆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工作，但未发现有传说中的藏宝地道。
　　对于徐公馆是否藏有宝物，徐公馆原主人徐源泉的儿子徐钧武也有自己的看法。徐钧武说，他从小所居住的徐公馆建于1931年，只是一幢普通的两层木质建筑。有一个普通的地下室，他的父亲自小离家并未和家人在此居住。抗战胜利后，徐源泉卸甲还乡，一直住在武汉市区。1948年他到广州开会，写信让徐钧武去，徐钧武去了才知道，父亲已决定不回武汉了。1949年，父亲飞往台湾时并未带多少行李。徐钧武推断，“如果说有什么东陵财宝的话，他肯定会要我带过去，或嘱咐我将财宝转移。而我们从未听说有东陵财宝的事，徐公馆藏宝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东陵的宝物没有藏在徐公馆，那么这批东西又会在哪里呢。会不会在孙殿英自己的手里呢？大量事实证明，尽管上交了两箱珠宝，做出一番公事公办毫无徇私的姿态，但接下来的事实却证明，孙殿英手中仍有大量的珠宝赃物。据孙殿英身边的参谋长文强回忆，孙殿英曾不无得意地对他说：“乾隆墓中陪葬的珠宝不少，最宝贵的是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上面有108颗珠子，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的，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在天津与戴笠见面时，送给他做了见面礼。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背上，还嵌有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蒋介石）和何部长（何应钦）了……”孙殿英还说：“慈禧太后墓被崩开后，墓室不及乾隆墓大，但随葬的东西就多得记不清楚了。从头到脚一身穿挂都是宝石。翡翠西瓜托雨农代我赠宋子文院长，口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就是一个圆球，我把夜明珠托雨农代我赠给蒋夫人（宋美龄）。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引起了孔祥熙部长夫妇的眼红。接到雨农电话后，我选了两串朝靴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
　　但是，不管那些被盗的珍宝或被用来行贿，或被变卖，或被毁坏，或被走私海外，至今均下落不明。1928年《中央日报》上的一则新闻，让我们从中或许可以窥见东陵珍宝的悲惨命运：天津海关一次查获古玩珍宝35箱，经查明，此物是北平吉贞宦古玩铺长张月岩托运出口运往法国的……当时这方面的报道还有很多。
　　如此一件特大案件就这样以闹剧形式不了了之。孙殿英继续官运亨通，谭温江也继续当他的师长。
　　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新编第四路军总指挥，仍驻豫北。孙殿英在新乡大做军火生意，并用贬值的伪联银券在北平抢购黄金珠宝，大发横财，以此贿赂国民党权贵，广结“善”缘。
　　1946年1O月，时任第四方面军第三纵队司令官的孙殿英，率部进驻汤阴，叫嚷“占领林县城，威震太行山”，以5000余兵力，分4路向平汉铁路以西的解放区进犯，但事与愿违，损兵折将，不得不收兵龟缩在汤阴城内。第二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围攻汤阴县城，派人入城劝孙殿英弃暗投明。但他执迷不悟，据险顽抗，至5月1日下午城破被擒。孙殿英被俘后，因心情抑郁，且有鸦片嗜好不久病死在河北武安。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再得知东陵被盗的真相了。由于绝大多数珍宝不知去向，经人们的口耳相传，它们都被笼上了神秘色彩。有人估计，1928年东陵被盗走了价值过亿的稀世珍宝。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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